捷克野生动物保护一瞥

一、捷克野生动物保护事业一瞥（论文文献综述）

刘洋^[1]（2020）在《伪满洲国时期的哈尔滨文坛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伪满洲国文学研究近年来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长足的进展,这种趋势在中国和日本学界尤其明显。作为一个复杂交叉的研究视域,无论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殖民统治者面目自居的日本,还是作为遭受日本帝国侵略,深陷苦难的中国,在对这段文学历史的回顾与审视时,都会面临诸多无法回避的问题以及中日学者基于不同立场、史观所形成的显着分歧。其中,伪满洲国时期哈尔滨文坛的研究作为伪满洲国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独特的存在形式与影响,可以管窥当时的历史原貌,全面客观地展示日本帝国主义文化殖民、思想殖民的罪恶行径与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不屈不挠,以笔为剑的不朽抗争。本文旨在以伪满洲国时期哈尔滨文坛中的文学创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梳理,呈现出这一时期哈尔滨文坛的历史原貌,梳理伪满洲国时期哈尔滨文坛的发展轨迹和特点,重点关注伪满洲国时期的哈尔滨文人群体,从而加深对这一时期哈尔滨文坛特点的理性认知,为学界剖析伪满洲国时期的文学提供另一个研究视角。对伪满洲国时期哈尔滨文坛的研究,以哈尔滨文坛的历史流变为经,以作家群体的演变、重心的转移、文学杂志、文学社团和流亡关内的活动及文坛多元化构成为纬,深入挖掘了哈尔文坛和这一时代的关联,呈现伪满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对哈尔滨的文化殖民统治的研究视角。通过伪满洲国时期哈尔滨文坛作家作品原创意蕴的挖掘,详细地厘清这段时期的文学发展脉络,对以往的伪满时期相关文学研究进行补充,完善整个伪满洲国文学的研究体系。本论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绪论部分阐述了研究的缘起、研究内容、研究背景和问题、研究方法、文献综述等。本论部分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从伪满洲国初期的哈尔滨文坛的历史背景入手,以这一时期哈尔滨文坛的左翼作家群体的生成背景,对代表了这一时期哈尔滨文坛的主要成就的左翼爱国作家们,单独列出并加以评述,并概括这一时期哈尔滨文坛侵略与反侵略的文坛较量模式的特点。第二章论述了卢沟桥事变后日伪当局对哈尔滨实施的高压文化政策下,这一时期哈尔滨文坛的文学存在方式,展现这一时期哈尔滨文坛的抗联文艺活动的特色,在本章的后半部分,阐述了形成于1939年秋天的哈尔滨“大北风”作家群的文学活动与影响,并对这一时期依然继续战斗在哈尔滨文坛的关沫南、陈堤两位文学斗士的文学作品和创作生存方式加以论述。最后对伪满洲国初期在哈尔滨地区创办的一家私营地域性报纸《国际协报》的创刊背景、办报宗旨及历史价值进行综述。第三章论述了伪满洲国后期哈尔滨文坛实景,即从日伪当局公然把沦陷区文学殖民地化的这一政策层面探究日本帝国主义文化殖民政策的残酷性,以萧红小说创作为主线,对这一时期流亡至关内的哈尔滨作家群的文学创作活动加以概述。这一阶段哈尔滨流亡作家群体有其独特鲜明的文学理念,清晰可辨,但与此同时他们流亡异乡的心态也非常之复杂,因此他们的文学创作方式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和转变。第四章以日系文学和俄侨文学为主概述了伪满洲国时期多元化的哈尔滨文坛,日系文学方面首先以这一时期哈尔滨文坛颇具代表性的日文杂志《北窗》为研究对象,揭示了这一日文文学杂志的真实面貌及殖民文学倾向,并对杂志《北窗》的主编竹内正一和伪满时期日本女性作家牛岛春子的文学传作进行了专题研讨。俄侨文学也是伪满洲国时期哈尔滨文坛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论探讨了其成因与发展,对伪满洲国时期哈尔滨文坛上颇具代表性的作家拜阔夫及其文学作品进行了阐述,并对这一时期哈尔滨俄侨杂志中极具人气,最受哈尔滨俄侨欢迎的杂志《边界》做了深入研究。结论部分结合伪满洲国文学的特殊性对这一时期哈尔滨文坛进行梳理总结,从现实意义的角度上来看,对伪满洲国时期哈尔滨文坛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的还原这一时代的历史真相,全方位地揭示伪满洲国时期东北沦为殖民地的全貌,对日本帝国主义美化侵略、否定侵略的种种谬论予以驳斥。

黎雪^[2]（2020）在《何为和谐民族关系：木里的案例研究》文中指出民族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随着更大范围的经济一体化,交通、网络、通信的迅速发展,关系网络向外向内延伸,社会单元间的联系加强。在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的今天,民族关系成为国家建设与发展需面对的重要议题之一。为提供和谐民族关系研究县域典型案例,本文以木里藏族自治县民族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历史与现实的结合考察,定量与定性的相互映证,梳理木里和谐民族关系的形成、发展与现状,总结其经验价值。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研究分建国前后对木里和谐民族关系形成的历史基础、曲折发展进行梳理。主要考察了木里建置沿革与多民族分布、世居民族的源与流;从“自下而上”的民间互动,回溯了民间经济、政治、文化往来;从“自上而下”的王朝力量,回顾了中央王朝有利于地方民族关系的政治建构。建国以来,木里民族关系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研究分新中国成立初期、“大跃进”“文革”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三个阶段,分别探讨了木里新型民族关系的形成、民族关系发展道路上遭受的挫折、经济社会文化变迁与民族关系的发展。从实证的视角,笔者开展了民族关系田野调查。研究首先阐明了田野调查中衡量木里和谐民族关系的核心要素和影响因素、相关的内涵界定、问卷设计与田野开展情况。调查主要把各民族人口构成及相对规模、居住格局、日常交往、族际通婚、语言使用、民族心理作为木里和谐民族关系考察的六个核心因素。人口结构中的民族关系,包括木里各民族人口构成与相对规模、人口普查结果中反映的社会结构性差异;居住格局中的民族关系,包括各民族地理空间的分布、城乡分布情况、微观个体的邻里关系;日常交往中的民族关系,包括生活场所、工作场所、学校场所、娱乐场所中的民族交往;族际通婚中的民族关系,则基于2015年至2017年乔瓦镇婚姻登记数据、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木里县婚姻登记数据,分析包括族际婚的数量及占比、族际婚中的性别差异、教育边际效应对族际婚的影响;语言使用中的民族关系,包括对民族语言文字使用、汉语言文字使用、双语教育普及的考察;民族心理中的民族关系则通过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民族偏见与歧视的调查情况来呈现。同时,本文对和谐民族关系的影响因素,即外部经济环境、政治环境、人文社会环境进行分析,重点探讨了木里主要经济指标、脱贫攻坚的成绩和挑战、语言环境、宗教环境、教育状况等问题。民族关系的认识维度,从历时与共时、国家与民间、结构与互动的不同维度展开。历史积淀和现实建构共同生成木里民族关系,前者是基础,后者是继承延续;民间交往和国家力量共同生成木里民族关系,其发展离不开“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两股力量;同时,民族关系也是结构与互动的统一,既通过民族成员的互动交往折射关系的具象情况,又通过赖以生存的外部结构环境影响其发展态势。新时代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完善少数民族权利保护、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立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等路径构成和谐民族关系的时代要求。针对木里当地实际,研究提出夯实和谐民族关系的发展基础,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经济发展“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因地制宜探索地方发展模式的路径。

张聪惠^[3]（2020）在《荒野自然观的困境及其重构》文中提出荒野自然观是非人类中心主义阵营中的重要一员。与传统自然观以“人”为认识一切事物的起点与主体不同,荒野自然观主张对自然界的认识要从以“人”为起点转向以“自然”为起点,用整体主义的视角来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自然共同体。提出“自然价值论”,肯定自然所具有价值的独立性、客观性。因而,在伦理道德方面,主张自然万物具有平等的道德与权利,与人享有同等的道德关怀。荒野自然观对人类认识自然、反思自身具有重要的价值。然而,在应对实践提出的问题时,荒野自然观对自然、人类、人与自然关系、价值、道德、伦理等各个方面的认识却显现出了一定的理想化、片面化倾向,特别是对人类在价值认识、道德判断以及实践等方面存在的主体性缺失造成的对生态问题复杂性的忽视。如何在弥补荒野自然观的理论困境基础上,发挥荒野自然观的重要价值并更好的帮助人类认识生态环境问题,促使生态环境问题在实践中有所改善是本文写作的目的。因此,本文在肯定荒野自然观价值的同时,针对荒野自然观存在的缺陷,主张认识自然要从以“自然”为起点转到兼顾“人”与“自然”双向主体的综合认识上。在此基础上,形成兼顾“遵循自然规律”与“人的发展需求”相结合的“顺天应人”的自然观、“成己成物”的伦理道德观。同时,整合和超越人类在认识世界的独特优势,以更加宽阔、理性的视野来认识生态问题产生的复杂性以及人类在生态问题认识和改善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孙月月^[4]（2018）在《国家公园的荒野保护理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在我国顺利开展,源于美国的国家公园政治实践基于荒野保护理念而得以形成并不断发展走向世界。文章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探索国家公园存在的终极价值:荒野保护。文章首先对荒野的概念及人类荒野观的历史变迁进行详细阐述,在理清荒野保护理念如何产生及演变的基础上,最终将目光转移到荒野自身所具有的价值上,为国家公园的存在提供有力证明。文章认为,荒野是最纯粹的原生态自然,与文明相辅相成却又相互对立,更是一种思想状态。人类的荒野观经历了从敌对到喜爱,从意欲征服到保护的过程。欧洲原始部落视荒野为无法控制的极恶之地。古希腊罗马时期神话中荒野是妖魔鬼怪的栖身之所。欧洲中世纪犹太-基督教传统教义的荒野既是敌人又是庇护所,厌恶和排斥仍占主流。启蒙理性要控制和征服荒野,而卢梭则赞美高贵的野蛮人。拓荒者基于对荒野的傲慢和偏见而要征服荒野,他们因此而感到无比骄傲。浪漫主义者青睐荒野,该运动使得少数美国人在19世纪中叶开始大力赞赏荒野,加之美洲得天独厚的荒野优势塑造了不同于欧洲的文化并帮助其实现精神独立,荒野保护理念逐渐兴起。哲学家梭罗肯定荒野价值,提倡简朴和自由的荒野生活。宣传者缪尔为保护荒野而促成多个国家公园的建立。先知利奥波德为荒野辩护,启发人们要对荒野保持谦卑的态度。一百多年来的政治实践证明,国家公园是保护荒野的有效模式。国家公园的荒野价值体现为:荒野是生命之源,展示生命之根,孕育并滋养着人类生命;荒野具有审美价值,即野性之美、生物多样性之美及原始本真之美;荒野具有教化功能,它型塑民族性格,具有象征意义和充满精神力量,能够净化心灵并启发人的心智。

马一卉^[5]（2018）在《藏族题材纪录片创作发展研究》文中指出藏族题材纪录片顺着历史发展的轨迹描绘着藏族人民生活形态和思想意识的嬗变,根据不同时期藏族题材纪录片呈现的画面,可以分析出每个阶段藏族题材纪录片的创作特点和时代特征。得天独厚的生活环境,坚贞不渝的信仰风俗以及近乎与世隔绝的地理位置,给生活在极寒地区的藏族人民隆起一层神秘的面纱。也正是这层面纱,诱导着无数人开始主观臆想,引起中外学者的探访和驻足。进入二十世纪以后,西方探险者带着好奇心和征服欲,开始组队陆陆续续地来到藏族人民生活的这片净土。至此,便是藏族题材纪录片的发端时期,带着“探险”和“远征”的意图,顺着“他者”视角的方向,开始涉猎藏区的文化与生活。西方远征者的进入,激发着我国本土学者的意志,伴随着抗日战争的打响,很多新闻工作者进入藏区,与藏族同胞共同浴血奋战,也成就了不少具有史料价值的新闻纪录片。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和文革带给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藏族题材纪录片逐渐呈现出在变迁中统一的特点。改革开放后,理性与真实开始主导着藏族题材纪录片,很多导演制作者成功脱离政治,将艺术回归至理性和现实,人们的视野逐渐转向现实主义。这也就带动着摄影师的镜头,开始挖掘藏族题材纪录片的平实与自主,藏族本土导演在国家政策和爱好的支持下,打破窠臼,成功地褪去了藏族原有的神秘化、妖魔化面纱,向世界展现出一个平凡而日常的藏族群体,客观地重塑了藏族在国际传播中的新形象。同时,藏族题材纪录片的文化传播和责任传承,在立足市场宣传、拓宽传播渠道的过程中,也要将藏族母语纪录片的创作意识铭记于心,在与国际接轨中提升藏族本土的影响力。国内学者研究表明,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纪录片目前呈现出犬牙交错的现状,尤其是在少数民族文化的领域存留着诸多疑问,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扬,重塑藏族在世界之林中的民族形象这一社会文化需求变得尤为迫切,很多出色的藏学者提出重新整理民族文化的建议。在此大趋势下,重新梳理藏族题材纪录片,成为梳理少数民族影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学视野的理论支撑下,结合藏族的历史背景、影像表征和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尝试梳理并勾勒出藏族题材纪录片的创作史。

陈巧妹^[6]（2017）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之民族性欠缺与补偿研究 ——以四川藏区“9+3”免费职业教育为例》文中指出近年来,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虽呈现出明显的加速趋势,但与之伴生的生态与文化问题更让人无法轻视,实现发展方式从掠夺性、资源消耗型到可持续性、生态型的转向迫在眉睫。为促成这一目标的实现,大量高素质、本土化的专业技术人才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而这也是职业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的原因所在。但不可否认,当下的民族地区职业教育难堪重任,其面前横亘着的诸多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也成为决定其自身发展与价值实现的“胜负手”: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民族地区人多样化发展的教育诉求没有得到回应;专业技术与民族文化失调,经济与人文价值愈益彰显的民族文化没有能够得到应有的关涉;一般化与本土化的偏废,民族地区独特的人才需求没有得到充分的考量。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之所以会存在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照搬中东部模式,过分关注一般意义上的职业性与弱化地方性、民族性特征两方面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民族性,是一民族在特定自然和文化环境中生成且明显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综合特性,表征在民族人经济、社会及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作为植根于民族社会的一种教育形态,必须要符合该地区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人的实际发展之“潜在规定性”。基于此,从民族地区青少年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出发,探讨职业教育民族性的“回归之路”便显得意义重大,而这也是本研究的归旨。本研究以四川藏区“9+3”免费职业教育为典型案例,通过扎实的田野调查,探明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民族性欠缺的现实表现,呈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民族性欠缺所导致的人才供需错位、职业教育“亲和度”低、学生“双重不适”等诸多不利影响,并剖析其根源。继而,结合大量的文献工作,探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民族性补偿的教育机理,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策略。通过研究发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民族性的补偿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是民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教育之为“民族”教育,在于其区别于“非民族”教育的典型特征,即“民族性”。这种民族性体现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与该地区文化生态以及人的发展之间的密切关联和互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只有真正面向民族地区,深度融入民族地区,合理开发和利用民族地区的自然和人文资源,充分观照民族地区人的特殊性及发展需求,才能获得发展的动力,并形成差异化、特色化的竞争优势,促成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另外,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民族性的补偿也具有现实可能性。主要原因有三:其一,通过对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民族性及其生成路径的阐释、民族性欠缺的实然状态及原因的准确把握,可为民族性补偿标定明确方向。其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民族性补偿之教育机理的建构,即“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服务”培养目标的确立、与民族地区特色产业扶持相结合的专业设置、涵盖“民族性”与“职业性”的教育资源准备等,能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民族性补偿提供“理论可能”。其三,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实践策略的完善,诸如顶层设计和制度保障体系、经费保障体制、就业政策的打造,民族社区的实习实训、文化涵养等功能发挥,落实“以民族人为本”的理念、协调“社区——人”之间的发展关系、形成“社区——学校——家庭”教育合力等,可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民族性补偿搭建“实践的通途”。

杨丽娟^[7]（2013）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苏俄通讯”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仅发出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先声,也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年间,赴俄取经的中国人前赴后继,络绎不绝。他们在社会主义苏俄实地考察后,撰写了有关苏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地理、社会、外交等方面最新动态的“苏俄通讯”。这些通讯刊载于国内的相关报刊或出书,在读者中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同期,中国也翻译了罗素、纪德、爱金生、秋田雨雀、斯诺等外国作者的“苏俄通讯”。20世纪上半叶的“苏俄通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闻传播文本,具有独特的历史意义、丰富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苏俄通讯”促进了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推动了中国革命向前发展,对于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有借鉴意义。对“苏俄通讯”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本文在结构上包括绪论、上编、下编三个部分。绪论主要介绍了几个相关概念的界定,如“通讯”、“游记”、“驻外记者”、“苏俄通讯”及发表通讯的媒介等；厘清了研究的对象为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10月1日前的国内外“苏俄通讯”。分析了目前国内对“苏俄通讯”“总体不足、个别热点”的研究状况；阐明了选题的原创性、重要性和现实性；提出在系统地收集“苏俄通讯”文本资料的基础上,先从个案研究开始,再上升到对“苏俄通讯”的宏观研究,并采用整体研究、历史研究、跨学科研究及比较研究等方法。上编共分十章,属于总论部分。第一章20世纪上半期中外“苏俄通讯”文献概述。着重梳理了“20年代”、“30年代”、“40年代”等4个历史阶段中外作者的“苏俄通讯”文献传播情况,并对重要的通讯文献、重点作者及重要的刊发媒体作了介绍。第二章“苏俄通讯”作者队伍与传播媒介。阐述了中国“苏俄通讯”作者的现代转型轨迹,并对中国“苏俄通讯”的作者进行了分类。通过对“苏俄通讯”作者访苏频率的统计,可以看出作者对苏俄的关注度。同时分析了国内发表“苏俄通讯”的媒介的运作情况及出版环境的嬗变。第三章“苏俄通讯”的特色与视角。论述了“苏俄通讯”时代性、政治性、整体性与倾向性的内容特色,分析了“苏俄通讯”的写作特色：在语言上新闻叙事语言、资料介绍语言与形象语言互补；在选材上散点透视与焦点透视相结合,在论述方式上讲故事、善评论、互文式写作并举。第四章“苏俄通讯”的传播分析。阐述了“苏俄通讯”传播文本生成,强调一个完整的“苏俄通讯”传播文本由“主干”文本及附属文本构成。介绍了“苏俄通讯”大众传播、人际传播与自我传播的三类传播路径,论述了“苏俄通讯”的传播效果取决于时代的需要程度、作者观察与思考的深入及作品价值的重要性,并论述了“苏俄通讯”所遵循的相关传播规律。第五章中外作者“行走苏俄”的多重意蕴。分析了中国“苏俄通讯”作者“行走苏俄”的前提条件,归纳了作者们“行走苏俄”的原因。分别选取了“边境”、莫斯科、“离俄”等节点,剖析了中外作者“行走苏俄”的路线；在分析友俄与仇俄的态度基础上,介绍了陈启修、戈公振、斯诺等观察苏俄的方法。第六章“解读苏俄”：别求新声于异邦。介绍了“大”、“富”、“新”、“文”等几个关键词勾勒出苏俄新国家形象；说明了苏俄通过新宣传、新教育打造新人类；通过对莫斯科及红场等新空间的介绍,突出了苏俄政治空间与社会制度的变迁。同时,带有时代特征的标语口号的嵌入,强调苏俄力图塑造新话语的努力。第七章“解读苏俄”：日常社会生活探究。通过“街头”、“公园”、“剧院”、“单位”等框架,解读苏俄民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日常社会生活,选取面包意象、红头巾意象作为苏俄民众生活的典型分析。论述了苏俄民众日常社会生活的基本特征：突出集体生活,淡化私人家庭生活；突出革命生活,淡化宗教神圣生活；突出新式生活,淡化传统生活。第八章“解读苏俄”：另类镜像。分析了“苏俄通讯”负面宣传的基本表现,剖析了媒介的阶级立场是负面宣传造成的主因,并介绍了“苏俄通讯”负面宣传的一些手法。第九章“苏俄通讯”与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在论述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基础上,分别阐述了“苏俄通讯”与苏俄革命和建设、“苏俄通讯”与“苏俄理论”及“苏俄通讯”与苏俄传统文化等3对重要议题的关系。第十章“苏俄通讯”与苏俄经验的“中国化”、“世界化”。在分析中国学习吸纳苏俄经验的前提与基础上,从“苏俄通讯”角度解读苏俄经验“中国化”的具体内涵：在经济上实行计划经济、在政治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文化教育上推行社会主义宣传教育、在生活上推行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等等,并阐述了苏俄经验“中国化”带来的重要启示。在分析苏俄经验“世界化”的历史前提与理论依据的基础上,解读苏俄经验的“世界化”的理论内涵与普遍意义。下编共分十章,属于分论部分。第十一章瞿秋白、俞颂华“苏俄通讯”比较。介绍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最早赴苏采访的新闻记者——瞿秋白、俞颂华赴苏俄采访前的思想状况与成因,概述了瞿秋白、俞颂华“苏俄通讯”的大体轮廓与基本议题,评价了瞿秋白、俞颂华“苏俄通讯”的价值,对两人通讯也作详细的比较。第十二章抱朴、张民权“苏俄通讯”比较。介绍了中国早期两位无政府主义者抱朴、张民权20世纪20年代赴苏俄访问背景及两人“苏俄通讯”的主要内容,并对二者通讯作了细致的比较。第十三章陈独秀、李大钊“苏俄通讯”比较。分析了20世纪20年代陈独秀、李大钊两位中共创始人的苏俄之行及“苏俄通讯”的基本内容,并对两人通讯作详细的比较。第十四章蒋介石、沈玄庐“苏俄通讯”比较。介绍了1923年“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的苏俄考察,论述了两位代表人物——蒋介石、沈玄庐的“苏俄通讯”主要内容及苏俄之行后两人提出的“中国策略”,并比较了两人“苏俄通讯”的异同。第十五章徐志摩、胡适“苏俄通讯”比较。介绍了20世纪20年代现代中国着名的英美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徐志摩、胡适的苏俄之行,并在解读两人“苏俄通讯”文本的基础上比较了两人通讯的异同。第十六章胡愈之、林克多“苏俄通讯”比较。在解读20世纪30年代胡愈之及林克多“苏俄通讯”文本的基础上,比较了两人通讯的异同,强调了两篇通讯观察视野及语言方式的差别。第十七章曹谷冰、戈公振“苏俄通讯”比较。介绍了20世纪30年代两位新闻工作者——曹谷冰、戈公振的苏俄之行及两人的“苏俄通讯”的主要内容,比较了两人“苏俄通讯”的异同。第十八章丁文江、蒋廷黻“苏俄通讯”比较。记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两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丁文江、蒋廷黻的苏俄之行与其“苏俄通讯”的主要内容,比较了两人“苏俄通讯”的异同。第十九章郭沫若、茅盾“苏俄通讯”比较。记述了20世纪40年代中国两位文豪郭沫若与茅盾赴苏俄访问的经过,论述了两人“苏俄通讯”的主要内容,比较了两人“苏俄通讯”的异同。特别强调,两者皆指出了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必然前途。第二十章国外“苏俄通讯”译作选介。以洪福利《我在新俄罗斯的生活》、罗素《游俄之感想》、韦伯《苏俄实业界生活一瞥》、斯诺《战时苏联游记》为例,介绍20世纪“10”至“40”年代的国外“苏俄通讯”基本内容与在中国传播情况。

张明^[8]（2012）在《藏地人类学纪录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文化景观理论体现了对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和地理景观象征意义的探索和发掘。地理景观作为一种文化产物和综合景象，反映了社会信仰体系和当地文化的运转过程。影像景观是地理景观和人文景观的映照和呈现，其本身也可以理解为是屏幕塑造的一种景观。和地理景观一样，影像景观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被赋予了不同的解释。人类学纪录片是通过参与观察对现实生活进行客观地“深描”和理性记录，在真实美学原则的导引下，多面向地展示和呈现影像表现主体及其内在涵义的一种记录文本。藏地人类学纪录片可分为文化类、社会类、自然类和宗教类四种。本文依据笔者对藏区跨地域人文地理景观的田野调查，结合对藏地人类学纪录片百年发展史的梳理，将之放置在社会变迁和景观空间演变的视野下进行观照。并通过对游牧生活、茶马古道、神山圣湖等环境空间和社会生活的描述，勾勒出雪域藏族独特而富有丰富内涵的景观轮廓，以及他们的观念信仰和民族特征等。透视藏地纪录片各个不同时期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藏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变迁，以及这种变迁所引致的藏人自我意识和心理的嬗变。文化复兴后的藏传寺院依然随着季节的轮转进行着恒久的仪式，“吃糌粑的人”面对流转的岁月又是如何保持着他们珍视的传统和信仰。藏地人类学影像从不同的视角呈现了藏区社会变迁中的文化形态和人物命运。文化多样性是各族群和社会借以表现其文化的多种不同的形式，多元文化建构的影像元素使得西藏文化多样性的地域特质通过文化演示的方式得以多维呈现和传播，转型期的藏地民族志纪录片承载了与以往不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藏地影像民族志在呈现藏族社会生活事象和多元文化的同时，也为往昔的历史留下了一份可供拷贝和再度分析的影像文化典籍。论文从喜马拉雅文化保护的角度，阐述了现代影像技术在保存人类文明记忆和记录正在消失的文化等方面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角色和重要性。数码影像技术的当代发展为遗产保护和文化传承提供了一个崭新的传播平台，民族志影像化传播对记录和延续史诗“格萨尔”口传文化等非物质文化的精神价值具有重要意义，对茶马古道、唐蕃古道等文化线路的展示也为我们留存了消逝中的民族文化和族群记忆。弗拉哈迪、让·鲁什等纪录片大师为“纪录田野”树立了“分享人类学”的典范，除了时间要素之外，记录的过程也是一个“修缮自我”的过程，它要求创作者以多元文化主义的视角来看待异文化模式，才能真正了解、进入拍摄对象的内心世界。针对“民族志的缺失造成了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许多缺陷”这一实际情形，与国内人类学界提出的“用中文重新写文化”相呼应，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用影像重新写文化”的观点。最后，本文在人类学视野和文化景观理论的支撑下，对藏族人类学纪录片的影像景观进行了概括和总结。影像景观的形塑既有大传统话语体系的意识形态锻造的作用，也是民间社会小传统力量互动营造的结果。

刘卫卫^[9]（2012）在《加拿大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认为加拿大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5月28日,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迄今已经走过了91年的峥嵘岁月。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加拿大共产党曾经多次遭到统治阶级的反对和迫害,但是它始终坚定地扞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原则,高举和平、民主、主权和社会主义的旗帜,为在加拿大实现社会主义进行着不懈的努力与艰辛的探索。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加拿大共产党的理论发展和纲领政策的调整为主线,对加拿大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与研究。全文由导论、加拿大共产党的建立与早期政治活动、冷战时期加拿大共产党的艰难处境与可贵探索、加拿大共产党论苏东剧变后新的历史条件、新时期加拿大共产党走向社会主义的理论主张与路径选择、加拿大共产党未来发展面临的困难、机遇与前景展望等六部分组成,其主要内容如下：导论部分主要阐述了选题的缘由及意义、研究的现状、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等问题。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加拿大共产党的建立与早期政治活动。论文根据加拿大共产党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和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将加拿大共产党的早期探索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即加拿大共产党的建立、成立初期对工人运动的组织和领导、二战期间开展的主要政治活动。在这一时期,加拿大共产党在激烈而残酷的斗争环境中,坚持了下来并逐步地发展壮大。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冷战时期加拿大共产党的艰难处境与可贵探索。本部分首先对加拿大共产党面临的艰难处境进行了梳理与阐述,在此基础上分别对冷战初期加拿大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苏共二十大与加拿大共产党的理论思考、冷战中后期加拿大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发展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总结。为此,本部分主要包括“加拿大的独立和人民的议会——加拿大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1954年纲领、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思考、党的建设原则及工作方法等内容。第三部分主要阐述了加拿大共产党对苏东剧变后新的历史条件的分析。本部分主要从加拿大共产党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和苏东剧变原因的剖析、加拿大共产党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认识、加拿大共产党对本国国情的具体分析三个方面着手,详细论述了加拿大共产党对苏东剧变后新的历史条件的认识,这也是苏东剧变后加拿大共产党根据历史方位和时代条件的变化进行理论政策调整的基本依据。第四部分主要阐述了苏东剧变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加拿大共产党走向社会主义的理论主张与路径选择。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原则与基本纲领；二、加拿大现阶段的革命性质与主要任务；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基本途径,主要论述了加拿大共产党所提出的建立一个人民的政府和发展人民的计划方案的过渡理论；四、切实增强加拿大共产党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主要从总结经验教训,明确发展方向；加强党的理论修养,保持党的思想先进性；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促进党的工作成效：加强党的思想宣传,扩大党的影响范围四个方面,阐述了加拿大共产党的党的建设理论；五、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策略,主要从现阶段社会革命的阶级力量配置情况、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性和组织性、构建广泛的力量联盟等方面具体阐述了加拿大共产党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策略。第五部分主要对加拿大共产党在未来发展中面临的挑战及机遇进行剖析,并对其发展前景进行展望。认为,加拿大工会深受美国工会控制和影响、加拿大工人阶级与共产党的关系比较疏远、加拿大议会政治制度不利于加拿大共产党的现状以及发达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仍将长期处于低潮的发展态势,这些为加拿大共产党的未来发展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和挑战；但是,加拿大工会运动日益强烈的独立倾向；加拿大两大全国性政党在各省力量和影响的不均衡；加拿大共产党所具有的善于理论思考与创新实践的优秀品质,又为加拿大共产党的未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基础。加拿大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运动虽然在理论与实践上还远未达到完备和成熟的程度,但是作为发达国家的重要社会运动,其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将伴随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始终存在下去。

郭茂全^[10]（2011）在《新时期西部散文研究》文中认为新时期西部散文是中国西部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成中国当代散文的有机组成部分。新时期西部散文不仅表征着中国西部特有的历史文化与精神气质,还参与了中国当代文学建设,在民族精神的重铸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新时期西部散文的代表作家有李若冰、杨闻宇、贾平凹、周涛、马丽华、刘亮程、张昆华、凌渡、史小溪、刘志成、邢秀玲、冯艺、潘琦、庞俭克、郭文斌、马步升、梅卓、吴景娅、冯秋子、和谷、王蓬等。与中部、东部的散文相比,新时期西部散文具有独特的精神气质与丰富的文化意蕴,本论文将对此进行系统而详尽的探讨。论文分为引论、本论、结论三大部分,第一章为引论,第二章至第八章为本论,最后为结论。论文第一章为新时期西部散文的概念界定与研究现状。首先确定新时期西部散文的内涵与外延,然后重点评述在一些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散文史、中国现代西部文学史的论着中对西部散文的评价,归纳、总结现有的西部散文研究成果,探寻西部散文研究可能拓展的一些向度。第二章为西部散文的发展历程。西部散文的发展分为两个时期,建国后至第四次文代会前为第一个时期,是当代西部散文发展的前期。第四次文代会后至当下为第二个时期,即西部散文的新时期。前期西部散文的思想表现与艺术探索影响了新时期的西部散文创作。在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新时期西部散文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因而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审美特征。第三、四章为新时期西部散文的精神特质,即精神高原的坚守、生命意识的张扬、苦难意识的表达与边缘意识的书写。在政治热情消退与物质欲望膨胀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生活中出现了各种精神危机,西部散文坚持和弘扬着散文的精神品性,守望和重铸着人类的精神高原。西部散文在理解生命、对话生命、与传达生命中自觉张扬着生命意识,表现出对人类自身生命与自然万物生命的深切关怀。西部严酷的自然生态与艰苦的生存环境以及苦难的历史记忆促成了西部散文的苦难意识,道德净化、宗教悲悯与审美表现成为作家超越苦难的方式。西部处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边缘地带,具有独特的边缘文化特征,西部作家以边缘的身份和策略来对抗他者的歧视、阐明自身的价值、寻求对话与理解。第五章为新时期西部散文的乡土记忆与城市体验。在乡村与城市的二元格局中,乡土与城市成为西部散文表现的重要内容。西部散文展现了作家乡土记忆的形成,呈现着西部丰富的乡土文化景观,阐明了西部乡土精神的现代价值。在现代社会的城市化进程中,西部散文表现了人与城市的多元关联。西部散文寻找城市发展的历史,反思城市生活的困境,表达城市建设的理想,是作家对城与人关系思考的诗性呈现。第六章为新时期西部散文与地域文化。中国西部因其地理、历史等因素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并对西部散文的表现对象、表现方式以及艺术风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西部作家有自觉的地域文化意识,他们倚重地域文化又寻求着超越,并主动调适着不同文化冲突造成的心理矛盾。改革开放后,赴国外参观考察与工作学习的经历不断拓展、刷新了西部作家的审美体验,西部域外散文呈现了作家独特的域外体验,西部作家在跨文化交际的视野中思考着民族发展的未来,寻找人类精神的共通性。第七章为新时期西部散文的族群观念与性别意识。西部是中国少数民族分布最广的地区,民族散文家是西部散文创作的重要力量,他们在追述民族历史、呈现民族文化、探寻民族心理、思考民族发展中表现出了自觉的族群观念,并在话语方式、抒情方式等方面表现出一定的独特性。西部女性散文家是“温柔”西部的体验者与表达者,其散文展现了西部女性的成长历程、情爱理想、身体意识、历史境遇以及现实生存中的各种困境,在建构情感世界时表现出自觉的性别意识。第八章为新时期西部散文的生态关怀与历史想象。西部是中国生态危机最严重的地区,西部散文家有着强烈的生态忧患意识,在各种生态文化资源的影响下,西部散文家呈现生态危机,表现生态理想,体现出守望绿色大地、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关怀。西部悠久的历史为散文家提供了丰厚的话语资源,他们阅读着历史文献,拜谒着历史遗迹,想象着历史人物的爱憎悲欢,以散文的形式反思历史、对话历史、表达历史,体现出独特的审美风貌。在结论部分,论文总结、归纳新时期西部散文发展历程、精神特质及其文化意蕴,进一步阐明西部散文在当代人文精神建设方面的重要价值,展望西部散文的创作趋势,探讨西部散文的研究动向。

二、捷克野生动物保护事业一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捷克野生动物保护事业一瞥（论文提纲范文）

（1）伪满洲国时期的哈尔滨文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何为和谐民族关系：木里的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荒野自然观的困境及其重构（论文提纲范文）

（4）国家公园的荒野保护理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藏族题材纪录片创作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之民族性欠缺与补偿研究 ——以四川藏区“9+3”免费职业教育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苏俄通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藏地人类学纪录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加拿大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新时期西部散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捷克野生动物保护事业一瞥（论文参考文献）

• [1]伪满洲国时期的哈尔滨文坛研究[D]. 刘洋.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2]何为和谐民族关系：木里的案例研究[D]. 黎雪.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4)
• [3]荒野自然观的困境及其重构[D]. 张聪惠.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4]国家公园的荒野保护理念研究[D]. 孙月月. 东南大学, 2018(03)
• [5]藏族题材纪录片创作发展研究[D]. 马一卉. 西北师范大学, 2018(02)
• [6]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之民族性欠缺与补偿研究 ——以四川藏区“9+3”免费职业教育为例[D]. 陈巧妹. 西南大学, 2017(04)
• [7]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苏俄通讯”研究[D]. 杨丽娟. 扬州大学, 2013(04)
• [8]藏地人类学纪录片研究[D]. 张明. 西南民族大学, 2012(06)
• [9]加拿大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D]. 刘卫卫. 华中师范大学, 2012(08)
• [10]新时期西部散文研究[D]. 郭茂全. 兰州大学, 2011(09)

标签：文学历史论文;  文学论文;  政治背景论文;  伪满洲国论文;  藏族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