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促进农民增收的一种有效方式——浅析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绩效(论文文献综述)
王永仓[1](2021)在《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文中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是当前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数字金融以先进的底层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用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为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新的途径。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创业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三农”领域的热点议题,也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年放缓,农村居民外出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在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面临较大的压力,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传统农村金融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支持乏力,需要寻求新的动力以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然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可能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新机会。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数字金融时代。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等优势,降低了信贷服务对财务报表、信贷记录、抵押担保等传统信贷技术的依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通过促进消费投资、激励创新创业、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等途径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了农村居民创业就业环境,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更多的机会。数字金融有望通过金融组织与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创新,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解决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长期面临的低收益、高成本、效率与安全难以兼顾等瓶颈问题,可以惠及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大量农村居民,有助于缓解他们的金融约束,获得便利低成本的支付、投资理财、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并改善他们的消费行为,促进他们的创业、投资、经营及就业活动,提高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促使农民收入增长。鉴于此,本文以数字金融为切入视角,着重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本文遵循提出问题、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基于中国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促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政策依据。具体地,本文在深入分析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及结构变化、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及演变趋势的基础上,重点构建了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综合采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法、中介效应模型、门槛估计法、面板半参数估计、空间计量、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法、Iv-probit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结论提出发展数字金融以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结如下:第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差距日趋缩小,但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依然存在问题,带来了新的风险并产生新的金融排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收入结构表现出显着的时空差异,各省农民收入差距日渐缩小,农民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呈现出分块集聚的特征;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具有普遍的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加速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各类数字金融业务的应用与普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发展差距日渐缩小,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明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着增强。但是数字金融发展本身及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着问题。部分传统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非因为数字金融而化解,有些问题在数字金融领域反而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风险,并产生了新的金融排斥。中国数字金融在短期内将会强化监管,长期将会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重,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及收入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农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收入形态已经高度货币化,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超越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来源,转移性收入成为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亮点,财产性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近年来农民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正在放缓。各省份农民收入增长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农民收入较高的省份、农民收入较低的省份存在分块集聚的特征。伴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各维度、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均具有正相关性,且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存在非线性特征。第二,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各项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处于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较多,在不同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存在显着的差异。首先,无论是数字金融总指数还是各维度指数都与农民收入增长显着正相关,并具有显着的滞后效应。采用过度识别的工具变量GMM和LIML方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支付、信贷、保险等各类数字金融业务均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次,数字金融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长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再次,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增收效应最强。最后,各收入分位数上的人群均能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体现出包容性特征。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基于自身非线性特征,并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值,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当前所有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均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其次,总体上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明显,但其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存在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农民增收效应逐步增强。进一步分析表明,覆盖广度与农村人力资本的交互耦合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使用深度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存在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增收效应有所减弱。在样本期内大部分省份的人力资本仍然处在数字化程度增收效应较大的阈值范围内。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均存在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上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具体来看,覆盖广度不仅有利于本省的农民收入增长,还能提高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有利于提高本省农民收入增长,但对邻接省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对本省农民收入增长影响不显着,但是对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并主要通过城市化进程进而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在控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本身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渠道。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除了通过中介变量传导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而稳健的正面影响。进一步考虑到各省份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在初始互联网普及率、居民高等教育比例相对较低省份,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在初始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私营企业比重较高的省份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其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城市化途径来实现,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城市化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除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最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存在区域差异。第五,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创业,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活动,提高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农户增收,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影响更为显着。首先。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具体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降低了农户的农业收入,提高了非农收入,即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收入结构;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对所有农户的家庭增收均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异质性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总体上,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随分位点的上升表现出先下降后缓慢增强的特征,对非贫困农户、东部地区的农户以及低社会资本和低金融知识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更强,对贫困农户和中西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弱。其次,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提高非农就业水平,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从创业活动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尤其是提高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并改善非创业家庭的创业意向;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其创业活动具有溢出效应,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则不显着。从创业绩效来看,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提高项目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还能改善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和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非创业农户的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创新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验证,现有研究通常从某一个方面的来展开。宏观层面,从赋能实体经济的角度讨论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逐步检验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吸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微观层面从支持农户家庭创业的视角讨论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创业活动,尤其是机会型创业,并提升了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家庭增收。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经济对自雇型就业和受雇型就业的影响,但是很少从微观的角度考察,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创业家庭和非创业家庭就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影响力度更大。即是说,数字金融更有利于增加受雇型劳动者的非农就业机会。(2)研究内容方面。没有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能否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得好处,这一点很少有文献进行考察。本文从社区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不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收入、家庭创业及非农就业均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关于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关注的文献也较少。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促进了非贫困户的家庭增收,但是对贫困家庭的增收效应不显着。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金融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但是对农业收入的关注比较少。本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提高了农户家庭非农业收入,减少了农业收入。(3)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将面板门槛模型、二次项面板模型及面板半参数模型结合起来以研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将面板门槛模型与交互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起来研究数字金融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在研究数字金融农户增收效应时使用了OLS、2SLS及PSM方法。现有研究在处理同类问题时通常只考虑了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方法,本文尽可能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王本玲[2](2020)在《民族地区县域扶贫小额信贷绩效评价 ——以湖北建始农村商业银行为例》文中认为扶贫小额信用贷款作为金融精准扶贫的主要手段,对扶贫事业意义重大。不同于救济式的“输血扶贫”,扶贫小额信用贷款的目的在于培育贫困户的“自我造血”功能。建始农商行承担了建始县辖内扶贫小额信用贷款发放任务的四分之三,对其实施效果进行评价研究是有效检验建始县前期金融脱贫成果和后期能否顺利实现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过渡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农村商业银行的视角,以建始农村商业银行扶贫小额信贷作为研究对象,选取建始县内6个具有代表性乡镇的贫困贷款客户进行实地调研,结合贫困户、银行、企业、政府四方利益相关主体,从组织管理、资金效率、资金效益、可持续性影响4个方面来构建建始农商行多维减贫综合指标体系,考察建始农商行扶贫小额信用贷款的绩效,以此来反映建始县金融扶贫的效用情况。本文采用“熵值法”为16项子指标赋权,通过该种客观的赋权方法给指标确定权重,同时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研究对象的绩效作出评价,评价结果显示:组织管理指标得分为92.62,资金效率指标得分为91.85,资金效果指标得分为87.41,可持续性影响指标得分为88.85,最终整体的分值为88.53。从评价结果来看,建始农商行在实施扶贫小额信用贷款的过程中,组织管理方面程序透明,管理到位,贫困户认可度高,满意度较高;资金效率高,发放贷款及时,贫困户从申请贷款到发放所用的周期短,获贷率高,且基本全部投入了生产经营活动;扶贫小额信用贷款的发放对贫困户、企业以及银行的增收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相比较于其他几项指标,资金效果不甚理想;同样与其他指标相比,可持续性影响指标得分相对较低,尽管受政策影响,A级民营和小微企业增长率高,但由于增收效果存在缺口、贫困户信用意识淡薄、贫困贷款收回率不高拉低了该项指标的整体分值,其可持性发展潜力仍然有较大的上升空间。本文最后提出建议:建立金融扶贫激励机制,确保供需实现最佳配置;创新金融服务产品,完善金融硬件设施;健全风险防范机制,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拓宽金融知识宣传渠道,提升贫困户金融素养,以望来提高建始农商行扶贫小额信用贷款的绩效。
董幼娟[3](2020)在《农户感知效益和农户满意度对小额信贷绩效的影响研究 ——以东川区阿旺镇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在十九大报告中将三农问题确定为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心所在。而在农村发展过程当中离不开资金支持,所以针对提供充分的资金支持也就成为了广大农民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关键途径。农村小额信贷将财政扶贫政策和金融服务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充分发挥金融机构作用,拓展针对农户的特惠政策措施,有力解决农户发展经济、实现增收的投资问题。然而,当前的小额信贷发展仍不能满足农户的经济发展需要,主要表现在:(1)农村小额信贷规模较小,增长缓慢;(2)放贷主体单一,产品种类单一;(3)贷款期限较短;(4)信用环境较差。东川区阿旺镇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小镇,农民主要收入依靠传统种养殖业,可以说小额信贷的发展对当地农户的增收起到直接作用。本文从农户感知效益和农户满意度对小额信贷绩效的影响进行研究,以东川区阿旺镇作为个案研究,探索目前小额信贷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找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全文共有六个章节:导论部分具体是针对论文研究背景与意义做出介绍,明确研究目的,并综述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提出研究方法与对象;第一章节针对小额信贷的概念、特征、绩效影响和相关理论进行介绍;第二章节简要说明我国小额信贷发展现状进而详细分析阿旺镇小额信贷的现状;第三章节是研究设计,包括对问卷进行设计及检验调整;第四章节是研究结果分析,包括问卷调查的基本情况和实证分析;第五章节根据上述分析,找出小额信贷发展中存在问题的原因,从而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1)在对待农民感知效益上,与农民感知社会效益相比,农民感知经济效益对小额信贷绩效具有更重要的影响。(2)在对待农民满意度上,与信贷产品满意度相比,信贷服务的满意度对于小额信贷绩效起着更重要的作用。
常玉栋[4](2020)在《信贷减贫及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贫困和农村低收入人群在我国受到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城乡收入差距大,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依然严峻。在制约广大农村地区发展和农户收入增长的因素中,信贷资金投入是一项重要的资源因素。我国农村地区普遍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农户金融需求被满足程度较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关注金融扶贫,信贷减贫的发展经验值得进行总结,并结合实际情况进行不断地调整和完善。信贷资源对农户收入是否带来影响,影响程度为多大,主要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在地域、环境等有较大差别的不同农村地区,其信贷资源的投入差别和发展趋势如何,是需要进一步分析和讨论的问题。本文以农村金融发展理论、贫困与反贫困理论、要素分配理论、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信贷配给理论等作为理论基础,对国内外农村金融供给与需求、农户信用、农村金融与农户收入的关系、农村金融支持产业扶贫等进行了文献回顾。通过分析美国、韩国、孟加拉等国家的农村金融发展及促进农户增收方面的经验,发现发达国家更多关注农村金融机构的信贷与合作社、农户的紧密联系,强调政策性金融作用和农村合作金融体系,推进合作社专业化并带动区域产业发展;发展中国家更多关注的是贫困群体,以提高贫困农户的自身发展能力为目标,从而提升金融支持农户的自我“造血”能力。这些经验给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带来的启示是,农村金融发展既要推动农村产业化发展水平,也需要关注贫困农户的各种金融需求,注重农村金融体系建设。本文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对于信贷支持农户减贫的减贫效应进行详细的分析。在宏观层面,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对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对农户收入差异的影响进行了比较分析。在微观层面,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2016年百村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户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主要影响因素,并对于影响农户收入的影响因素和影响程度进行了量化的分析。在宏微观分析做出了分析判断后,结合地区发展实际案例,对分析结果进行验证和评价,从而更加准确的剖析信贷影响农户收入增长问题。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以下的主要结论:第一,在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信贷的减贫上,扶贫贴息贷款的商业化运作方式难以使贫困农户获得贴息贷款的支持,小额信贷的广泛普及扩大了信贷在贫困农户中的覆盖范围,非正规金融在农村仍发挥。信贷资金的使用有偏向于工业和服务业发展的特点,信贷资金在农村的供给和需求存在规模、结构上的双重不均衡,农村仍存在资金外流的现象。信贷资金不能在农村地区找到有效的投向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正规金融在农村地区仍存在功能缺位。非正规金融是正规金融的重要补充,但对极度贫困农户的金融支持仍有许多不足。第二,信贷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关联程度低。信贷本身对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无法单独发挥作用,需要在与农户特征、地区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相结合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升农村地区教育水平和保障农户身体健康是实现农户脱贫的重要因素。信贷对农业产业链条优化升级与创新的支持不足。第三,在信贷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上,农户借款选择正规金融还是非正规金融并不关键,非贫困农户易于从正规金融获得贷款支持,贫困农户更易于从非正规金融获得贷款。贷款金额大小与农户能否脱贫关联度不高,而贷款用途和借款经历对于农户增收影响显着。农户借款用途用于生产的,对于农户增收的正向效应显着。农户对于贷款便利性的要求不高。农村地区工资性收入对于非农业经营收入有一定的替代效应,但工资性收入的增加可以有效抵消非农业经营收入的减少。这对信贷支持产业发展带动区域经济增长提供实证支撑。第四,信贷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合作的减贫的效果显着。信贷支持农业产业化扶贫成功实践在于由地方政府主导、依托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结合本地资源优势,按照市场经济逻辑发展农业产业。细化产业链条分工,让专业人干专业事,做好基层干部的激励引导,用好用活支持三农发展的金融政策。在分析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厘清信贷与政府的边界。加大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扩大农村正规金融规模,规范发展农村非正规金融。通过政府信用和银行信贷资金的支持和背书,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与农户形成有效的利益联合体,形成发展合力共同推动农村特色产业发展,从而弥补信贷资金单独发挥作用支持农村发展的诸多不足。政府政策的制定应关注改善产业发展相关的经济和制度环境,给市场稳定的预期,减少政府意志的补贴激励。第二,加强信贷对农业产业的支持深度。强化金融对农业产业的理解程度,重视对产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信息流、资金流的收集和数字化,建设基于完整产业链数字信息的供应链系统。建立和完善农村信用评价系统,通过互联网技术赋能农业产业链,为金融在农业产业中的应用建立完善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加强科技创新对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的支持。第三,加强农村组织与配套设施对信贷的支持。政府进行积极引导,强化农村合作社的功能与作用,逐步拓展以农村合作社为基础的产业发展闭环。金融机构要加强金融知识普及,与农户建立良好的信息沟通渠道,提高农户对金融机构的信任度。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相关制度与配套措施,保障金融机构处置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权益。第四,以市场化为基础强化信贷对农业龙头企业的支持。大力扶持贴合市场发展规律的农业龙头企业,推动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创新政府、农户、农业企业、合作社、金融机构的利益联结机制,强化农户贷款与龙头企业的利益绑定,使信贷与农业生产经营周期匹配,提升贷款的支农效率。注重农产品的品牌打造,优化产品体验,加强龙头企业在农产品品牌打造中发挥的作用,政府给予政策支持和信贷倾斜。
朱一鸣[5](2020)在《中国县域普惠金融发展的农民增收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九大创新性地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的落脚点是农民富裕,关键是促进农民增收。事实上,农民收入一直是“三农”问题的焦点,如何建立促进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保证农民收入持续性增长是困扰我国已久的经济难题。农民收入问题之所以长期难以解决,主要根源在于要素资源配置的不均衡,而金融资源配置的失衡是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因素之一。普惠金融本质上属于要素配置的范畴,其重要性源自金融要素的配置、流动开始注重向低收入群体倾斜。因此,为打赢脱贫攻坚、促进农民增收和实现乡村振兴,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发展普惠金融:2015年国务院印发的《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提出“到2020年,建立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的普惠金融服务和保障体系,有效提高金融服务可能性”;2018年《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要发展乡村普惠金融,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满足乡村振兴多样化金融需求。那么县域普惠金融发展能否有效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对于不同收入阶层的农村居民,普惠金融的增收效应是否具有异质性特征?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普惠金融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影响机制是怎样的?关于上述问题的回答,能为发展普惠金融促进农民增收、支持乡村振兴建设提供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依据,对避免普惠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建设中出现金融供给结构与金融需求结构失衡现象和提高金融资源优化配置效率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同时,也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普惠金融发展理论和农村金融理论体系,对于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作用。在此背景下,本文围绕着县域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民增收这一核心问题,系统探讨了“县域农村居民金融排斥特征及影响因素”、“县域普惠金融发展能否促进农民增收”、“县域普惠金融发展农民增收效应的异质性特征”、“县域普惠金融发展农民增收效应的影响机制”等四个主要问题,得到以下基本结论:当前我国县域农村居民不仅面临正规金融机构因供给不足形成的供给型金融排斥,同时也面临因自身有效需求不足而形成的需求型金融排斥;农户由于经济机会缺乏导致的有效金融需求不足是造成需求型金融排斥的重要原因,普通农户更易因缺乏经济机会而受到需求型金融排斥;县域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显着的农民增收效应,IFI指数上升1个百分点,当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会增加0.71%;县域普惠金融发展具有异质性的农民增收效应,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条件分布的高端影响要大于其对中间和低端部分的影响;县域普惠金融发展的农民增收效应存在显着的空间地理机制作用,周边县域普惠金融的发展对本地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存在溢出效应;县域普惠金融的农民增收效应会受当地经济机会的制约,增加低收入群体的金融供给,预期的增收作用受当地经济机会的条件约束;县域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通过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实现农民增收,即宏观经济机会对县域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农民增收的中介效应显着。本文具体研究内容及结构安排如下:第一章是绪论。本章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及意义,对本文研究的核心内容进行概念界定,从研究方法、研究内容、框架结构等方面对研究的问题做一个总体安排规划,并阐述文章可能产生的边际贡献、创新点及存在的不足之处。第二章是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本章主要介绍相关理论基础,并基于普惠金融内在演化逻辑,从金融排斥与普惠金融概念的提出、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和普惠金融发展的社会经济效应三个方面进行系统综述。第三章是县域普惠金融指标体系构建及影响农民增收的机理分析。本章对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及问题进行了分析,总结和剖析了当前普惠金融发展存在的一些偏误。基于农民增收的视角,从金融机构的渗透性、金融服务可获得性、金融服务使用效用性以及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四个维度构建县域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并从理论层面对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农民增收的机理进行了分析,为后文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基础。第四章是县域农民金融排斥特征及影响因素。本章利用微观调查数据对我国县域金融排斥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了考察,识别了微观个体面临的金融排斥的具体类型,并从农户分化、贫困县与非贫困县分层对比等多个视角考察了县域农户金融排斥的影响因素,为后文进一步考察县域普惠金融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影响机制埋下铺垫。从研究的技术路线来看,本章是后文实证分析部分的逻辑起点。第五章是县域普惠金融发展农民增收的综合效应与空间效应。本章利用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来推导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民增收之间的关系,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分层比较的方法,采用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探讨了县域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民增收之间的关系,并进行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第六章是县域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农民增收的机制检验。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本章基于经济机会的视角,重点分析了普惠金融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传导机制,利用调节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个体经济机会、宏观经济机会和政府经济机会对普惠金融增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的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第七章是研究结论与启示。本章通过总结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普惠金融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并基于本文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指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朱雪源[6](2020)在《小额扶贫贷款的社会绩效研究 ——以S县为例》文中认为近年来,我国扶贫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贫困人口日益减少,收入稳步提升,社会事业不断进步。但是,我国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不高,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严重,贫困地区的发展仍十分落后,即使东部较为发达的地区,也存在不少贫困人口。使农村地区为数众多的贫困农户脱离贫困,走向富裕之路,是我国当前农村工作的首要问题。小额扶贫贷款是我国金融扶贫的重要手段之一,它为贫困户提供生产经营所需的起步资金,提升贫困户“自我造血”的能力,促进贫困户收入的增长,使贫困户脱离贫困状态,并有所发展。我国的小额扶贫贷款是小额信用贷款的一种特殊形式,是政府主导下的国有金融机构针对个体贫困户发放的贴息贷款。目前关于小额扶贫贷款社会绩效问题的研究,多为具体案例的描述性论述,以定性研究居多,而深入的机理性探讨和定量的研究较为薄弱。本文通过调查研究和定量分析的方式,从小额扶贫贷款对S县贫困农户收入的影响入手,探讨小额扶贫贷款的社会绩效及其对贫困农户脱贫效果的影响。一、S县小额扶贫贷款主要有两种模式,即传统小额扶贫贷款模式和产业园小额扶贫贷款模式。传统小额扶贫贷款模式,是金融机构直接向贫困户发放贷款,贫困户用获得的贷款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政府部门在贷款利息上给予一定补贴,其他不加过问。产业园小额扶贫贷款模式,是金融机构向贫困户发放贴息贷款,贫困户以获得的贷款加入政府组织的产业园,政府在信息、项目、经营、技术等方面予以帮助和指导,并实行收益兜底,以此支持贫困农户的生产经营。二、贫困户的收入表现为生产要素对经营活动的投入所获得的报酬。在贫困户手里,小额扶贫贷款主要用来购买机械、工具、原料、苗木、种子、农药等基本生产资料,充当着生产资本的角色。小额扶贫贷款通过生产资本的投入,来实现对贫困农户收入的影响。三、对传统小额扶贫贷款社会绩效的实证研究表明,贫困农户的贷款额度、贷款前家庭年总收入、家庭主要劳动力文化程度对于贷款后农户家庭年总收入有显着正向作用。对产业园小额扶贫贷款社会绩效的实证研究表明,贫困农户的贷款额度、贷款前家庭年总收入对于贷款后农户家庭年总收入有显着正向作用。在社会绩效方面,产业园小额扶贫贷款模式略好于传统小额扶贫贷款模式。四、使用传统小额扶贫贷款的贫困农户,在贷款后的脱贫率为90.5%;使用产业园小额扶贫贷款的贫困农户,在贷款后的脱贫率为100%。就脱贫效果来说,产业园小额扶贫贷款模式也略好于传统小额扶贫贷款模式。本文的重要贡献:第一,首次提出小额扶贫贷款是小额信用贷款的一种特殊形式,是政府主导下的国有金融机构针对个体贫困户发放的贴息贷款;第二,从生产要素投入的角度考察小额扶贫贷款对贫困户收入的影响;第三,以较为深入的定量分析研究小额扶贫贷款的社会绩效问题;第四,比较了S县两种小额扶贫贷款,即传统小额扶贫贷款与产业园小额扶贫贷款的社会绩效和脱贫效果。
舒凯彤[7](2019)在《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模式与路径选择》文中认为农村金融是农村经济的核心,完善合理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是保障农村经济稳定发展、持续增长的基本保障,是国家整体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经济战略制定的重要基础。如何构建起适应我国国情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就必须找到与之相匹配的发展模式与路径。农村金融发展模式是指在不同的经济社会环境、不同的发展条件和背景下,农村金融的供给方、需求方以及国家层面以制度的形式做出相应的安排和调整,依据不同的金融发展方法配置信贷资金,以形成功能完备的农村金融市场和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最终形成推动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相对稳定的模式。在不断的摸索与探究中,我国的农村金融已经走过了40年的发展历程,取得了显着的成果。但是,无论是在农村金融自身的发展模式还是在改革的过程中仍存在着许多问题。这里边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原因,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找到符合我国农村实际的发展道路,是农村金融改革的当务之急。通过对中国现行农村金融发展状况的调查和分析,发现目前的农村金融发展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经济变化的需要,不仅没有更好的解决“三农”问题,反而束缚了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主要表现为:农村金融市场体系仍不够健全,农村金融需求结构变迁导致供需结构出现的新的失衡,金融抑制现象长期并且目前仍然存在;从需求角度而言,农户自身的天然特性使其缺少高质量的资产和抵押品大大降低了其农村信贷资源的可获得性,农村金融市场容量扩张与金融基础支撑体系薄弱的矛盾仍然突出;而从供给角度讲,农村金融市场中信贷的供给主要依靠政府政策指导及行政手段进行推动,同时也缺少相应的农业保险体系和风险分担机制为农村金融机构在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保驾护航。因此其承担缓解农村借贷资金紧张状况的能力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同时自身在风险管理等方面集聚了不少问题;完整的风险防控体系并未建立,不论是从普及范围还是普及质量上来看都是不达标的,作为农业生产不可或缺的环节,理应肩负起更重要的责任。为了厘清这些问题,有必要对我国农村发展的历程进行系统的梳理。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政府主导模式(1978-1996年)、“三位一体”模式(1997-2004年)、商业化主导模式(2005-现在)。区别不同模式的关键在于满足金融需求的供给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所采取的主要手段,即如何平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农村金融发展模式可以分为信用主体模式、资产抵押模式和合作金融模式。将研究视角聚焦在金融交易层面,探讨何种金融模式能在最大程度上满足资金供需双方的需要。金融的最核心功能是资金的融通,引导资金流动到价值最大化的领域,价值不应仅仅包含经济价值,还应充分考虑到社会价值、环境价值等方面。而且因为我国的现实情况,农村金融还被赋予了更多重要的责任。不仅仅要促进农业发展、农村进步、农民致富,还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环境保护和社会公平,使农民生活的更有尊严。现阶段,农户和资金供给方就好比站在河的两岸远远相望,金融则是将二者连接起来的桥梁,实现农村信贷资金供需的平衡。可以看到,我国农村金融市场机制尚未建立,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的变化,市场功能还不健全。究其产生的深层原因,可以归结为农村金融模式变迁的目标设定不明晰、农村金融模式创新的主体动力不足、农村金融模式演进的路径偏差。这些问题的最直接表现就是,农村金融信贷供需主体的失衡,形成了事实上的金融抑制。通过对我国农村信贷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农业生产总值和农村居民纯收入与农村信贷差额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即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农民纯收入越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越高,农村资金流出现象越严重;而国家财政支农力度和农村固定投入对优化农村信贷配给起到显着的正向作用,对信贷流出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从资金供给上促进农村信贷配给效率的提高,即对农村金融市场的投入不断强化了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设和农村金融市场功能的完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信贷抑制问题。以上结论为我国农村金融模式的选择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政府力量的干预能够促进信贷配置的优化,在一定程度上健全和完善了农村金融市场。但仅仅依靠政府的强制性行政手段从根本上扭曲了金融市场运行的一般规律,弱化了市场机制在农村地区资金配置的作用,加剧了农村信贷市场的调节失灵。因此,将“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结合起来,以市场自发的力量对农村资金的流动进行调节,将是农村金融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了更好地推进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可以借鉴国外已经成功的有益经验,美国波特切斯特乡村银行模式、孟加拉“格莱珉”模式和印度地区农村银行模式都有值得学习取经的地方。此外,互联网金融、农业供应链金融和新型合作金融模式等新兴金融理论也为我国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提供了新的可能,互联网金融与生俱来的高效便利,农业供应链金融所特有的风险把控作用,新型合作金融模式得天独厚的信息优势和较低的监督成本,都是我国农村金融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诚然,改革不会是一蹴而就的,必将经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农村金融模式的路径选择应主要从以下三个大方面着手:一是健全完备的农村金融体系,二是优化提升农村金融市场功能,三是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的基础支撑。例如大力发展土地未来收益权抵押贷、对低息和贴息涉农贷款进行财政补助、加快农村信用体系的建设等;农村金融机构应充分利用现有的政策优势,立足自身优势领域积极拓展农村市场。商业银行农村分行应当构建适应农村市场的运营体系,农村信用社则应致力于建立商业化的现代金融模式,村镇银行的未来是走出差别化的“社区银行”道路,新型规模经营主体将作为三者的有益补充;保险公司应该将眼光放的长远些,看到农业保险的巨大潜力和增长空间,寻求在政府的支持下稳步推进农业保险业务。农村联保互助小组、商业保险公司、农业再保险公司和保监会将共同构成我国的立体化农业保险体系,把政府和市场的力量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推动农业保险发展的合力。不可否认,目前我国的农村金融体制存在诸多的问题和不合理的地方,但正是因为有不足才有进步的可能。在深入推进农村金融市场化的基础上,以政策完善为改革铺平道路,以农村金融机构为改革主力军,以农业保险体系为改革保驾护航,“三农”问题必将迎刃而解,实现农村发展、农业繁荣、农民富足的愿景,早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顾天翊[8](2019)在《产业扶贫的减贫实现:理论、现实与经验证据》文中指出消除贫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命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很好地处理了贫困与发展之间的关系。目前,中国已将贫困发生率控制在1.7%的水平,成为贫困减缓领域表现最为突出的国家之一。但随着贫困人口结构与特征的变化,中国剩余农村贫困人口的扶贫难度日益加剧,传统扶贫方式遇到较大挑战。自2014年开始,作为精准扶贫战略下重要扶贫方式的产业扶贫,由于其扶贫资源配置效率高、扶贫对象精准锁定能力强、扶贫成效长期稳定等优势逐渐成为我国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扶贫方式。产业扶贫依托于“产业+贫困户”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培养贫困人口内生脱贫动力与能力的方式来实现贫困人口生产能力的提高。由于该模式的特殊定位与联结机制,使其同时受“扶贫”与“发展”的双重目标约束。而多重目标约束既增加了地方政府的政策设计难度,也增加了产业扶贫政策的执行难度。仅就政策设计而言,政府如何进行扶贫产业选择,政策扶持与金融扶持方式何如推进,产业主体与贫困户主体的利益冲突如何平衡等方面均缺乏可借鉴的,透明度高、程序公正、可操作性强的政策实践模式。因此,在决胜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时期,如何提升产业扶贫的发展效率,增强以扶贫产业为引领的贫困地区的生产能力,成为新形势下推动贫困人口可持续脱贫的关键性课题。鉴于此,本文结合产业扶贫的政策设计思路与运行机制,将扶贫产业的“益贫性”与“效益性”目标纳入到统一的分析框架,并结合多种实证分析工具论证产业扶贫的制度逻辑、影响机制、扶贫实现效应与实现路径。以期为构建具有共赢特征的扶贫产业发展体系提供理论与实证参考。首先,本文结合我国扶贫策略演进的阶段性特征与策略演化进程,从政策形成、基本模式、政策优势与政策特征等维度论证了产业扶贫的制度逻辑。并基于空间面板模型以及CLSD数据实证检验产业扶贫所构建的利益联结机制在实现贫困人口增收方面是否具有合理性。结论表明,产业扶贫通过强化资产专用性、构建多元化的监管体系以及产业优势与资本积累的有效结合,保证了贫困个体稳定增收机制的形成并加速了贫困人口向产业循环的纳入。因此该贫政策能够产生较好的贫困摆脱效应,这为我国产业扶贫政策的政策合理性与逻辑正当性提供了现实证据。但在实践中由于扶贫产业选择的两难、具有内在产业偏好的贫困户对扶贫产业的排斥以及精英捕获等因素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扶贫产业合理选择的难度,同时也降低了产业扶贫的成效。其次,本文重点分析了产业扶贫的减贫机理及实际的贫困摆脱效应。在理论层面,本文通过构建涵盖政府、合作社以及贫困户的微观福利均衡模型,论证了产业扶贫的短期福利效应相对弱于贫困户个人信用贷款模式,但只要政府提供的物质资本与贫困户产业禀赋间对接程度较高,且合作社的产业能够适度覆盖贫困户产业,产业扶贫则具有更好地长期福利实现效应。而一般性的贫困户个人信用贷款扶贫模式,虽然存在更强的短期福利增进,且完全自主的再生产选择模式能够给予贫困户产业选择的自由度,避免政府不当干预与产业选择失误的影响。但这一扶贫模式实现持续性稳定增收能力相对不足,也难以形成贫困户再生产的内生资本积累机制,因此无法保证减贫效应的长期实现。在实证层面上,本文以我国六个扶贫改革试验区为实验样本,基于准自然实验的DID模型对产业扶贫的现实减贫效应进行了检验。结论表明相对于一般性的基于贫困个体的小额信用贷款,基于扶贫产业为对象的专项金融资本扶持确实能够通过推动贫困人口向社会产业大循环的纳入,实现贫困人口的内生增收路径的形成。扶贫产业表现出更好的收入增长效应与贫困摆脱效应。但受制于贫困人口发展产业的“市场禀赋不足”,扶贫产业的发展也存在供给结构失衡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产业扶贫中扶贫产业专项信贷投放对贫困减缓的作用呈现典型的边际递减特征。再次,考虑到产业扶贫的“益贫性”与“效益性”双重目标约束特征,本文通过“政府-产业主体-贫困户”的主体演化博弈分析,基于主体偏好的差异性论证了产业扶贫中目标冲突的影响。分析发现,政府对产业扶贫的资本支持强度对扶贫产业现实发展,存在典型的信号示范效应。政府扶贫投入的增加,既能强化产业主体的收益预期,从而激励更多产业的参与,同时也能够吸纳更多的贫困户通过参与“产业协同体”,进而实现内生增收渠道的形成。但产业扶贫实施的福利衍生效应与“搭便车”收益的增加,也导致了贫困户个体“拖延行动”的产生。更进一步,本文在分析产业扶贫“益贫性”与“效益性”的双重目标约束基础上,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对我国扶贫产业效率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当前我国扶贫产业发展由于强调“益贫性”职能确实牺牲了一定程度的经济效率。其中,扶贫压力低的省份的扶贫产业具有更高的“效益性”特征,因此该类省份更需要扶贫产业发挥“益贫性”功能,进而提高贫困人口内生脱贫动力;高扶贫压力地区,扶贫产业存在较大的效率损失。这是产业基础、市场环境、贫困人口产业能力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同时也说明我国扶贫产业选择的精准性及合理性依然有待进一步提升。此外,对扶贫产业经济效率影响因素模型的实证分析进一步表明,高扶贫压力省份受限于较低的产业经济效率、资本与市场积累能力不足以及资本稀缺性限制较强等因素的影响,产业扶贫的重点应在提供具有稳定预期的、持续性的扶贫资本供给;而低扶贫压力省份由于具有较好的产业基础与市场环境,因此产业扶贫的重点应更多地将政策重心向扶贫产业的服务性支持转型。最后,基于平衡优化产业扶贫“益贫性”与“效率性”的双重政策目标,本文对产业扶贫实践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其中包括如何提升扶贫产业选择精准性、优化与创新扶贫产业金融支持模式、厘清政府定位、强化产业扶贫的利益联结机制、理顺与完善扶贫产业参与主体的利益保证机制等。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一是基于一个均衡福利分析框架,论证了产业扶贫的减贫机制,考察了产业扶贫与信用贷款扶贫模式的内在减贫差异;二是基于演化博弈模型,在考虑搭便车收益基础上,分析了产业扶贫过程中不同参与主体的行为偏好及稳定策略的形成机制;三是基于准自然实验的思路,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在数据条件限制的情况下实现了对产业扶贫贫困摆脱效应的实证考察。
孙斌山[9](2019)在《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商业银行小额贷款扶贫绩效研究 ——以古浪县为例》文中指出自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以来,脱贫攻坚取得了巨大成效,全国农村贫困人口降至3000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至3.1%,但甘肃的贫困发生率却在18%以上。在众多的精准扶贫措施中,小额贷款是一种较为有效的扶贫产品。小额贷款可充分保障资金量,有效实现金融机构与贫困农户和政府的共赢,从根本上解决贫困群体“贷款难”问题,使贫困群体具备就业创业的资本,不受资金的使用限制,激发他们自身发展的动力,培养自我发展的能力,在短期内实现脱贫。因此,合理科学的评价金融机构的小额贷款扶贫绩效,对如何提升小额贷款支持的产业扶贫开发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以古浪县为例,研究农村商业银行小额贷款的扶贫绩效。首先从理论层面介绍了小额贷款在国外发展现状、概念内涵以相关理论。其次,阐述了研究区的经济发展、贫困程度、扶贫措施等基本情况以及农村商业银行小额贷款扶贫概况。再次,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和客户满意度调查评价法,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上对农商银行小额贷款扶贫绩效进行了评价。评价结果为:(1)古浪县农商银行小额贷款宏观扶贫绩效是有效的;(2)古浪县农商银行小额贷款扶贫微观分项绩效评价结果为:效益性绩效>经济性绩效>效率性绩效>公平性绩效;(3)古浪县农商银行.小额贷款扶贫微观综合绩效评价等级为“良”。研究结果表明,农商银行小额贷款业务就目前分析还无法为古浪县的脱贫任务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撑。最后,根据综合评价结果提出有针对性的提升农商银行小额贷款扶贫绩效的措施与建议:(1)大力宣传金融知识,提升农民信用意识;(2)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提升自我发展能力;(3)加大基础产业的扶持力度;(4)营造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5)增设金融机构服务网点。
杨倩[10](2019)在《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小额信贷减贫成效研究 ——以云南省洱源县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在整个国家经济建设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由于历史条件、地理位置等原因,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严重滞后,贫困发生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扶贫攻坚任务异常艰巨。小额信贷作为金融扶贫最常见的方式,能帮助贫困户脱贫增收、减少脆弱性。但不可避免的,传统小额信贷存在目标偏移、甄别成本高等缺陷。为了破解传统小额信贷存在的问题,在精准扶贫的背景下,我国政府和金融机构将精准瞄准贫困户、增加政府补贴和减少信贷风险作为切入点,设计出将小额信贷与扶贫政策相结合的创新型中国特色金融扶贫工具——扶贫小额信贷。其在解决贫困户缺乏资金,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优势特色产业,帮助建档立卡户脱贫增收等方面发挥着其他信贷方式难以替代的作用。论文阐述了扶贫小额信贷相关概念和理论,分析了小额信贷对减少贫困和减少脆弱性的影响,解析了小额信贷反贫困的作用机理。通过选取云南省洱源县的扶贫小额信贷的案例,梳理了洱源县致贫原因和扶贫情况,分析了洱源县扶贫小额信贷的现状,利用OLS、二元Logistic以及结构方程模型,从扶贫小额信贷的增收效果和贫困农户对扶贫小额信贷的满意度两方面剖析了洱源县扶贫小额信贷的减贫成效,并进一步提出促进贫困户减贫增收,增强扶贫小额信贷成效的方式。论文的主要观点是:第一,云南省洱源县户主受教育程度、劳动力人数、养殖头数以及贷款金额与建档立卡贫困户通过扶贫小额信贷实现增收都有稳定的显着正向关系。具体来看,拥有较高文化程度的个体更容易学习和利用扶贫小额信贷,增产增收效果就会更好;劳动力和资本是生产的前提,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投入的增加会引起产出的增加;乳业是洱源县传统优势产业,通过扩大养殖能有效增加收入;贷款金额越高,农户可用资金越多,由规模效应带来收入也就越高。第二,洱源县建档立卡贫困户主观意愿上对扶贫小额信贷的减贫成效有较高的满意度。本文主要贡献,一方面,基于贫困农户视角,关注扶贫小额信贷的实践与贫困户的体验和感受,弥补洱源县相关实证的缺陷,为扶贫小额信贷助力脱贫攻坚提供更丰富的文献;另一方面,测评洱源县贫困户对扶贫小额信贷的满意度,发现扶贫小额信贷与贫困户需求的差距,为其他少数民族地区更好地利用扶贫小额信贷实现减贫提供实践指导。但由于扶贫小额信贷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金融扶贫举措,洱源县对精准扶贫相关信息披露并不充分,难以获取全面的数据资料,可能造成研究结果的偏差。
二、促进农民增收的一种有效方式——浅析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绩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促进农民增收的一种有效方式——浅析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绩效(论文提纲范文)
(1)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问题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1.2.1 研究目标 |
1.2.2 研究意义 |
1.3 文献回顾与评述 |
1.3.1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1.3.2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1.3.3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1.3.4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模式及政策措施研究 |
1.3.5 文献评述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4.3 数据来源 |
1.5 研究框架与路线 |
1.5.1 研究框架 |
1.5.2 技术路线 |
1.6 研究创新与局限 |
1.6.1 研究的创新 |
1.6.2 存在的局限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借鉴 |
2.1 金融中介理论 |
2.1.1 交易成本理论 |
2.1.2 信息不对称论理论 |
2.1.3 风险管理理论 |
2.1.4 简要评述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2.2.1 金融结构理论 |
2.2.2 金融深化理论 |
2.2.3 金融功能理论 |
2.2.4 普惠金融理论 |
2.2.5 简要评述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2.3.1 新古典增长理论 |
2.3.2 内生增长理论 |
2.3.3 包容性增长理论 |
2.3.4 简要评述 |
2.4 网络经济理论 |
2.4.1 网络商品理论 |
2.4.2 双边市场理论 |
2.4.3 长尾理论 |
2.4.4 简要评述 |
第3章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说 |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3.1.1 数字金融 |
3.1.2 农民收入增长 |
3.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间接作用机理 |
3.2.1 农户创业 |
3.2.2 经济增长 |
3.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作用机理 |
3.4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与空间溢出机理 |
3.4.1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理 |
3.4.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作用机理 |
3.4.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机理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中国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与农民收入增长分析 |
4.1 数字金融的业务形态 |
4.1.1 网络支付 |
4.1.2 网络融资 |
4.1.3 财富管理 |
4.1.4 网络保险 |
4.1.5 互联网征信 |
4.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 |
4.2.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脉络 |
4.2.2 中国数字金融指标体系 |
4.2.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评价 |
4.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及趋势 |
4.3.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 |
4.3.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趋势 |
4.4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 |
4.4.1 超常规增长阶段(1978-1984 年) |
4.4.2 波动低速增长阶段(1985-2003 年) |
4.4.3 高速增长阶段(2004-2012 年) |
4.4.4 新常态增长阶段(2013-2019 年) |
4.5 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变化 |
4.5.1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
4.5.2 结构变动的收入增长贡献 |
4.5.3 农民收入的形态结构分析 |
4.6 农民收入增长的地区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 |
4.6.1 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时期差异 |
4.6.2 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异系数分析 |
4.6.3 四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差异 |
4.6.4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 |
4.7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分析 |
4.7.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4.7.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
4.7.3 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4.8 本章小结 |
第5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总效应分析 |
5.1 引言 |
5.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估计策略 |
5.2.1 模型构建 |
5.2.2 变量选取 |
5.2.3 估计策略 |
5.3 计量结果分析 |
5.3.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
5.3.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 |
5.3.3 区域差异分析 |
5.3.4 分位数回归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6.1 引言 |
6.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
6.2.1 模型与变量 |
6.2.2 数字金融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6.2.3 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6.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6.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6.3.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6.3.3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经济增长渠道 |
7.1 引言 |
7.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统计分析 |
7.2.1 模型设定 |
7.2.2 变量选择 |
7.2.3 统计分析 |
7.3 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
7.3.1 基于总体样本的计量分析 |
7.3.2 基于细分样本的计量分析 |
7.4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计量分析 |
7.4.1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 |
7.4.2 拓展性讨论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农户创业渠道 |
8.1 引言 |
8.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8.2.1 模型设定 |
8.2.2 变量选择 |
8.2.3 数据来源 |
8.2.4 描述性统计 |
8.3 数字金融与农户家庭增收 |
8.3.1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家庭增收 |
8.3.2 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溢出效应 |
8.3.3 农户家庭异质性分析 |
8.4 作用机制分析 |
8.4.1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活动 |
8.4.2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绩效 |
8.4.3 拓展性讨论:数字金融与农户非农就业 |
8.5 本章小结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9.1 研究结论 |
9.2 政策建议 |
9.2.1 推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 |
9.2.2 加快数字金融发展 |
9.2.3 完善数字金融监管 |
9.2.4 加强消费权益保护 |
9.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2)民族地区县域扶贫小额信贷绩效评价 ——以湖北建始农村商业银行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实践意义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
(一)农村金融扶贫效果的相关研究 |
(二)农村扶贫小额贷款的相关研究 |
(三)文献述评 |
四、研究内容与思路 |
(一)课题研究的内容 |
(二)研究思路 |
五、研究方法 |
(一)文献分析法 |
(二)田野调查法 |
(三)定性与定量方法相结合 |
(四)案例分析法 |
六、创新与不足之处 |
(一)创新点 |
(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金融扶贫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第一节 基础概念界定 |
一、贫困与反贫困 |
二、金融扶贫 |
三、扶贫小额信用贷款 |
第二节 研究理论基础 |
一、农业信贷补贴理论 |
二、农村金融市场论 |
三、普惠金融理论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建始县农村商业银行扶贫小额信贷现状分析 |
第一节 建始县的基本发展概况 |
一、建始县基本概况 |
二、建始县整体贫困情况 |
三、建始农商行扶贫小额信贷发展的SOWT分析 |
第二节 建始农村商业银行扶贫贷款的实施情况 |
一、建始农商行扶贫贷款的运作流程 |
二、建始农商行扶贫贷款的发放情况 |
三、建始农商行扶贫小额信贷的总体情况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建始农商行扶贫小额信贷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方法 |
第一节 绩效评价指标的选择 |
一、指标设计原则 |
二、指标筛选方法 |
三、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第二节 建始农商行扶贫小额信用贷款绩效评价指标权重确定 |
一、基于熵值法的权重确定 |
二、绩效评价指标权重确定的过程 |
三、指标体系权重结果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的建始农商行扶贫小额信贷的绩效评价 |
第一节 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的绩效评价 |
一、评价方法 |
二、评价过程 |
三、评价结果 |
第二节 建始农商行扶贫小额信贷的绩效评价结果分析 |
一、对组织管理指标的评价 |
二、对资金效率指标的评价 |
三、对资金效果指标的评价 |
四、对可持续性影响指标的评价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建始农村商业银行扶贫小额信贷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
第一节 建始农商行扶贫小额信贷存在的问题 |
一、农户金融素养缺乏,信用意识薄弱 |
二、金融资源供给不足,供需匹配欠佳 |
三、金融扶贫效率偏低,脱贫效果不明显 |
四、风险保障体系不完善,抵御风险能力弱 |
第二节 提高建始农商行扶贫小额信贷绩效的建议 |
一、拓宽金融知识宣传渠道,提升贫困户金融素养 |
二、建立金融扶贫激励机制,确保供需实现最佳配置 |
三、创新金融服务产品,完善金融硬件设施 |
四、完善风险防范机制,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 |
研究结论与展望 |
一、研究结论 |
二、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表:建始农村商业银行扶贫小额信用贷款状况调查问卷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致谢 |
(3)农户感知效益和农户满意度对小额信贷绩效的影响研究 ——以东川区阿旺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内外文献综述 |
(二)文献述评 |
三、研究内容及方法 |
(一)研究对象 |
(二)研究方法 |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第一节 界定概念 |
一、小额信贷的定义 |
二、农村小额信贷的特征 |
三、小额信贷绩效 |
第二节 相关理论基础 |
一、农村小额信贷相关理论 |
二、基于“福利主义”的小额信贷绩效评价理论 |
三、感知视角的绩效理论 |
第二章 我国农村小额信贷现状及东川区阿旺镇小额信贷现状 |
第一节 我国农村小额信贷现状及问题 |
一、我国农村小额信贷的发展现状 |
二、我国农村小额信贷存在的问题 |
第二节 东川区阿旺镇小额信贷现状及问题 |
一、阿旺镇综合情况 |
二、阿旺镇小额信贷现状 |
三、阿旺镇小额信贷存在的问题 |
第三章 研究设计 |
第一节 小额信贷绩效问卷指标设计 |
一、设计原则 |
二、研究方法 |
三、绩效问卷评价指标的设计 |
第二节 问卷设计 |
第三节 数据收集 |
一、发放人群 |
二、发放渠道 |
第四章 研究结果分析 |
第一节 问卷调查基本情况 |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
二、调查问卷信度检验 |
三、问卷的效度检验 |
第二节 实证分析 |
一、验证分析 |
二、回归分析 |
第五章 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第二节 促进农村小额信贷发展建议 |
一、加大农村小额信贷宣传力度 |
二、积极出台政策,建立农户信用评价体系 |
三、政府应积极拓展小额信贷融资渠道,满足农户资金需求 |
四、金融机构不断完善产品结构和服务 |
五、拓宽金融机构网点,构建线上业务申请机制 |
总结与不足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4)信贷减贫及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问题的提出 |
第三节 研究目标与研究思路 |
一、研究目标 |
二、研究思路 |
第四节 研究方法、结构与数据来源 |
一、研究方法 |
二、逻辑与结构 |
三、数据来源 |
第五节 创新与不足之处 |
一、研究创新 |
二、研究不足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第一节 文献综述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内研究简要评述 |
三、国外研究现状 |
四、国外研究简要评述 |
第二节 相关概念界定 |
一、贫困 |
二、反贫困 |
三、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 |
四、金融扶贫与信贷减贫 |
五、龙头企业 |
六、兼业农户 |
第三节 理论基础 |
一、农村金融发展理论 |
二、贫困与反贫困理论 |
三、要素分配理论 |
四、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 |
五、信贷配给理论 |
第三章 信贷减贫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
第一节 发达国家信贷减贫经验 |
一、美国的减贫方式 |
二、韩国的减贫方式 |
第二节 发展中国家的信贷减贫经验 |
一、孟加拉的减贫经验 |
二、小额信贷2.0模式 |
第三节 其他国家信贷减贫经验 |
一、其他主要发达国家减贫经验 |
二、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减贫经验 |
第四节 经验总结与评价 |
第四章 我国信贷减贫的历史进程、成效及问题 |
第一节 我国信贷减贫的基础环境 |
一、信贷减贫的外部环境变迁 |
二、信贷减贫的政策环境变迁 |
第二节 我国信贷减贫的历史实践 |
一、扶贫贴息贷款的实施 |
二、扶贫小额贷款的实施 |
第三节 当前我国的信贷减贫实践 |
一、信贷减贫的政策体系 |
二、信贷减贫的资金支持体系 |
三、多样化的金融支持形式 |
第四节 当前信贷在农村地区的投入情况 |
一、涉农信贷资金分布 |
二、从农村存贷款余额分析资金流出 |
三、信贷资金在扶贫中的作用 |
第五节 新金融形式的补充 |
一、互联网金融在农村的布局 |
二、农村发展互联网金融的必要性 |
三、金融科技的作用 |
四、农业供应链金融顺势发展 |
第六节 我国信贷减贫效应的总结与评价 |
第五章 信贷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制及弹性分析 |
第一节 信贷对农户收入的间接作用机制 |
一、模型构建 |
二、模型分析 |
三、农村经济增长与农户收入关系 |
第二节 信贷对农户收入的直接作用机制 |
一、正规金融直接作用分析 |
二、非正规金融直接作用分析 |
三、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作用机制的关系分析 |
四、信贷发挥作用的配合机制分析 |
第三节 信贷对农户收入的弹性分析 |
一、思路和方法 |
二、模型、变量和数据 |
三、实证结果分析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信贷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
第一节 数据基本情况 |
一、数据来源与概况 |
二、所使用的调查问卷说明 |
三、数据描述性分析 |
第二节 农户贫困的影响因素及信贷减贫方式分析 |
一、理论分析 |
二、变量选取 |
三、模型选择 |
四、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
第三节 农户收入与信贷的关联分析 |
一、概述 |
二、变量统计特征 |
三、模型选择 |
四、模型估计结果 |
第四节 主要结论 |
第七章 信贷支持产业化扶贫的典型案例 |
第一节 菏泽牡丹产业发展案例 |
一、菏泽牡丹产业介绍 |
二、信贷对菏泽牡丹产业的作用分析 |
三、信贷支持牡丹产业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
第二节 龙头企业与贫困县携手并进的“镇平模式” |
一、合作背景 |
二、关于“产业+资本”项目运作模式 |
三、以信贷为纽带的收益模式 |
四、正在实施的“想念农场”模式 |
第三节 信贷支持产业化扶贫的评价 |
一、信贷支持产业化扶贫的不足 |
二、信贷支持产业化扶贫的成功经验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第一节 结论 |
一、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信贷的减贫作用 |
二、信贷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关联程度低 |
三、信贷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
四、信贷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合作的减贫效果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一、厘清信贷与政府的边界 |
二、加强信贷对农业产业的支持深度 |
三、加强农村组织与配套设施对信贷的支持 |
四、以市场化为基础强化信贷对农业龙头企业的支持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5)中国县域普惠金融发展的农民增收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1.2.1 县域的诠释 |
1.2.2 普惠金融概念界定 |
1.2.3 普惠金融与政策性金融 |
1.2.4 普惠金融的经济伦理本质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1.3.1 研究方法 |
1.3.2 研究内容 |
1.4 贡献与不足 |
1.4.1 主要贡献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2.1.1 金融排斥理论 |
2.1.2 农村金融发展理论 |
2.1.3 低收入与贫困理论 |
2.2 文献综述 |
2.2.1 普惠金融概念的提出、内涵及测度 |
2.2.2 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 |
2.2.3 普惠金融发展的社会经济效应 |
2.3 文献评述 |
第3章 县域普惠金融指标体系构建及影响农民增收的机理分析 |
3.1 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3.1.1 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分析 |
3.1.2 当前普惠金融发展的偏误 |
3.2 县域普惠金融指标体系构建 |
3.2.1 国内外主要普惠金融指标体系 |
3.2.2 县域普惠金融指数构建 |
3.3 县域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农民增收的机理分析 |
3.3.1 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农民增收的直接路径 |
3.3.2 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农民增收的间接路径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县域农民金融排斥特征及影响因素 |
4.1 县域农村居民金融排斥类型的识别 |
4.1.1 数据来源及调查设计 |
4.1.2 金融排斥类型的识别 |
4.2 县域农村居民金融排斥类型的影响因素分析 |
4.2.1 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
4.2.2 基于总体样本的分析 |
4.2.3 基于农户分化视角的分析 |
4.2.4 基于不同县域层次的对比分析 |
4.3 本章小结 |
第5章 县域普惠金融发展农民增收的综合效应与空间效应 |
5.1 县域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民增收:理论模型的推导 |
5.2 县域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增收的综合效应 |
5.2.1 模型设定、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
5.2.2 内生性检验及分层比较的设计 |
5.2.3 实证结果分析 |
5.2.4 稳健性检验 |
5.3 县域普惠金融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空间溢出效应 |
5.3.1 空间计量模型的设定 |
5.3.2 空间自相关性检验 |
5.3.3 实证结果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县域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农民增收的机制检验 |
6.1 经济机会对普惠金融农民增收作用的影响机理分析 |
6.2 经济机会对普惠金融农民增收作用的调节效应 |
6.2.1 模型设定和变量说明 |
6.2.2 经济机会对普惠金融农民增收作用的调节效应分析 |
6.2.3 不同县域层次的分层对比分析 |
6.3 经济机会对普惠金融农民增收作用的中介效应 |
6.3.1 中介效应模型的设定及检验程序 |
6.3.2 经济机会对普惠金融农民增收作用的中介效应分析 |
6.3.3 不同县域层次的分层对比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启示 |
7.1 研究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7.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6)小额扶贫贷款的社会绩效研究 ——以S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小额信用贷款的性质问题 |
1.2.2 小额扶贫贷款的社会功能 |
1.2.3 小额扶贫贷款的绩效问题 |
1.2.4 小额扶贫贷款存在的问题 |
1.2.5 对现有文献的总结和评述 |
1.3 小额扶贫贷款相关理论 |
1.3.1 公共产品理论 |
1.3.2 金融排斥理论 |
1.3.3 精准扶贫理论 |
1.4 研究方法 |
1.4.1 文献研究方法 |
1.4.2 现场调查法 |
1.4.3 定量分析法 |
1.4.4 定性分析法 |
1.4.5 比较分析法 |
第2章 小额信用贷款的发展状况 |
2.1 国际小额信用贷款的发展状况 |
2.1.1 国际小额信贷的起源 |
2.1.2 国际小额信贷的发展 |
2.2 我国小额信用贷款的发展状况 |
2.2.1 小额信用贷款的初步发展时期(1986-1993年) |
2.2.2 小额信用贷款的进一步发展(1993-2000年) |
2.2.3 小额信用贷款发展的新阶段(2001年至今) |
2.3 S县小额扶贫贷款的发展状况 |
2.3.1 S县基本情况与贫困状况 |
2.3.2 S县小额扶贫贷款状况 |
第3章 传统小额扶贫贷款社会绩效评价实证研究 |
3.1 样本情况描述 |
3.1.1 调查过程与资料来源 |
3.1.2 基本描述统计 |
3.2 传统小额扶贫贷款对农民收入的绩效分析 |
3.2.1 变量选择及模型建立 |
3.2.2 实证结果 |
3.3 本章小结 |
第4章 产业园小额扶贫贷款社会绩效评价实证研究 |
4.1 样本情况描述 |
4.1.1 产业园小额扶贫贷款的基本形式 |
4.1.2 基本描述统计 |
4.2 产业园小额扶贫贷款对农民收入的绩效分析 |
4.2.1 变量选择及模型建立 |
4.2.2 实证结果 |
4.3 本章小结 |
4.4 结论 |
第5章 S县小额扶贫贷款脱贫效果分析 |
5.1 传统小额扶贫贷款脱贫效果分析 |
5.2 产业园小额扶贫贷款脱贫效果分析 |
5.3 本章小结 |
第6章 S县小额扶贫贷款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建议 |
6.1 影响小额扶贫贷款社会绩效的问题 |
6.1.1 贫困户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对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接受度较低 |
6.1.2 金融扶贫的机制和体制尚不健全 |
6.1.3 政府金融扶贫的制度设计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
6.2 提高小额扶贫贷款社会绩效的对策与建议 |
6.2.1 以教育为本,促进贫困户文化素质的提高 |
6.2.2 普及金融知识,提高农户契约精神 |
6.2.3 推进农地确权工作,完善财产抵押制度 |
6.2.4 健全金融体制,分担自然灾害所导致的违约风险 |
6.2.5 建立三位一体的战略,提高小额扶贫贷款的成效 |
6.2.6 加大放款力度,建设农村信用体系 |
参考文献 |
附录 (一)关于小额扶贫贷款社会效益的调查问卷 |
附录 (二)S县传统小额扶贫贷款脱贫情况一览表 |
附录 (三)S县产业园小额扶贫贷款脱贫情况一览表 |
致谢 |
(7)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模式与路径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选题意义 |
1.2 核心概念的界定 |
1.3 主要内容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4.1 研究方法 |
1.4.2 技术路线 |
1.5 创新和不足 |
第2章 农村金融发展模式演进的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农村金融发展模式演进的理论基础 |
2.1.1 农业信贷补贴理论 |
2.1.2 农村金融市场理论 |
2.1.3 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 |
2.1.4 制度变迁理论 |
2.2 关于农村金融发展模式的文献综述 |
2.2.1 农村金融改革历程研究 |
2.2.2 农村金融发展模式的现状及问题研究 |
2.2.3 农村金融对策研究 |
第3章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现状及问题分析 |
3.1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模式的宏观政策体系 |
3.2 中国农村金融市场总体情况 |
3.2.1 农村信贷供需状况 |
3.2.2 农村金融机构体系发展情况 |
3.2.3 农业保险发展情况 |
3.2.4 农村金融产品创新情况 |
3.2.5 农村基础服务覆盖情况 |
3.2.6 融资渠道与融资模式情况 |
3.3 中国农村金融模式存在的问题 |
3.3.1 农村金融市场机制不健全 |
3.3.2 农村金融供需失衡 |
3.3.3 农村金融市场功能不完备 |
3.4 农村金融发展模式困境的原因探析 |
3.4.1 农村金融改革目标设定不明晰 |
3.4.2 农村金融改革主体动力不足 |
3.4.3 农村金融改革路径偏差 |
第4章 中国农村金融宏观发展模式及演变路径 |
4.1 中国农村金融宏观发展模式的演进 |
4.1.1 政府主导模式(1978-1996 年) |
4.1.2 “三位一体”模式(1997—2004 年) |
4.1.3 市场化主导模式(2005—现在) |
4.2 中国农村金融宏观发展模式演进的主要特征 |
4.2.1 农村金融发展模式演进受农村经济改革驱动 |
4.2.2 农村金融发展模式演进驱动机制的强制性 |
4.2.3 农村金融发展模式变迁具有路径依赖特征 |
4.3 中国农村金融宏观发展模式演进环境与趋势 |
4.3.1 农村金融宏观发展模式演进面临的经济社会环境 |
4.3.2 农村金融宏观发展模式变迁的思路变化 |
4.3.3 农村金融宏观发展模式发展方向与路径 |
第5章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微观模式及路径 |
5.1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微观模式 |
5.1.1 信用主体模式 |
5.1.2 资产抵押模式 |
5.1.3 合作金融模式 |
5.2 中国农村金融微观模式的未来发展路径 |
5.2.1 供应链金融 |
5.2.2 互联网+农村金融 |
5.2.3 新型合作金融 |
第6章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模式与信贷配给的实证分析 |
6.1 农村信贷资金配给的理论分析 |
6.1.1 农村信贷资金配给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6.1.2 农村信贷资金配给的影响因素分析 |
6.2 农村金融发展模式对信贷资金配给影响的实证分析 |
6.2.1 变量选取、理论假设和模型构建 |
6.2.2 实证分析过程 |
6.3 农村金融发展模式对信贷资金配给影响的实证结论 |
第7章 农村金融发展模式的国际比较借鉴 |
7.1 美国波特切斯特乡村银行模式 |
7.2 孟加拉“格莱珉”模式 |
7.3 印度地区农村银行模式 |
第8章 完善农村金融发展模式的路径选择 |
8.1 健全完备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 |
8.1.1 优化商业性农村金融机构的供给能力 |
8.1.2 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 |
8.1.3 促进农村新型金融机构健康良性发展 |
8.1.4 发展新型农村合作金融 |
8.2 优化提升农村金融市场功能 |
8.2.1 围绕土地等抵押物创新 |
8.2.2 加快土地经营权等农村资产市场建设 |
8.2.3 持续加大涉农贷款的政策扶持力度 |
8.3 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的基础支撑 |
8.3.1 建立健全完备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体系 |
8.3.2 探索有效的农村金融风险分担机制 |
8.3.3 加快农村信用体系的建设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学术成果 |
致谢 |
(8)产业扶贫的减贫实现:理论、现实与经验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方法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结构安排 |
1.4 本研究的创新 |
第2章 理论与文献述评 |
2.1 相关概念界定与辨析 |
2.1.1 贫困 |
2.1.2 产业扶贫 |
2.1.3 金融扶贫 |
2.2 贫困理论与致贫原因的相关研究 |
2.2.1 恶性循环贫困论 |
2.2.2 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 |
2.2.3 人力资本贫困理论 |
2.2.4 社会资本贫困论 |
2.3 反贫困理论及其进展 |
2.3.1 临近最小努力理论 |
2.3.2 二元经济结构论 |
2.3.3 益贫式增长理论 |
2.4 扶贫模式及其减贫效应的相关研究 |
2.4.1 财政扶贫的方式及其效应 |
2.4.2 金融扶贫的路径及减贫实现研究 |
2.4.3 产业扶贫的相关研究 |
2.5 理论与文献述评 |
2.6 本章小结 |
第3章 产业扶贫的策略形成与制度逻辑 |
3.1 中国贫困人口特征分析 |
3.1.1 贫困人口区域分布 |
3.1.2 贫困人口规模变化 |
3.1.3 贫困人口的贫困特征 |
3.1.4 相对贫困成为现阶段贫困人口主要特征 |
3.2 中国扶贫实践与策略演变 |
3.2.1 扶贫工作整体推进思路的变迁 |
3.2.2 金融扶贫策略的历史演进 |
3.3 产业扶贫的制度逻辑 |
3.3.1 产业扶贫的主要模式 |
3.3.2 产业扶贫的制度优势 |
3.3.3 产业扶贫实践中暴露的问题 |
3.4 利益联结体与减贫实现:产业扶贫的制度合理性检验 |
3.4.1 研究设计 |
3.4.2 参数估计与检验 |
3.4.3 利益联结体与贫困减缓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产业扶贫的贫困摆脱效应分析 |
4.1 产业扶贫的减贫实现逻辑 |
4.1.1 产业扶贫的减贫实现路径 |
4.1.2 产业扶贫的减贫争议 |
4.2 产业扶贫的减贫效应比较:一个数理框架 |
4.2.1 产业扶贫模型化的相关假定 |
4.2.2 贫困户主体的均衡福利分析 |
4.2.3 其他参与主体的均衡福利分析 |
4.3 产业扶贫的减贫效应评估 |
4.3.1 研究思路与模型设计 |
4.3.2 样本与变量说明 |
4.3.3 参数估计与检验 |
4.3.4 产业扶贫的减贫效应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产业扶贫的“益贫性”与“效益性”分析 |
5.1 扶贫产业兼具益贫与效益的基础逻辑 |
5.1.1 扶贫产业“益贫性”与“效益性”的双重目标 |
5.1.2 扶贫产业盈利与扶贫的冲突 |
5.2 产业扶贫的益贫与效益:基于演化博弈的分析 |
5.2.1 参与主体有限理性约束的施加 |
5.2.2 产业扶贫参与主体的静态博弈策略 |
5.2.3 产业主体、贫困户的演化博弈分析 |
5.3 扶贫产业的“效益性”评估 |
5.3.1 效率评估模型的选择 |
5.3.2 变量与样本说明 |
5.3.3 参数估计与模型诊断 |
5.4 扶贫产业经济效率决定的影响因素分析 |
5.4.1 模型设计与变量说明 |
5.4.2 参数估计与检验 |
5.4.3 扶贫产业经济效率的影响机制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实现益贫与效益共赢的产业扶贫政策建议 |
6.1 产业视角:提升扶贫产业选择智慧 |
6.2 金融视角:优化产业扶贫金融支持策略 |
6.3 政府视角:厘清定位、提升产业管理能力 |
6.4 构建“共赢”式发展体系的针对性措施 |
6.4.1 优化扶贫产业发展环境、夯实产业发展基础 |
6.4.2 强化参与主体的利益联结机制、提升产业扶贫质量 |
6.4.3 完善产业扶贫参与主体的利益保障机制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结论 |
7.1 全文的结论 |
7.2 不足与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与的科研项目 |
致谢 |
(9)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商业银行小额贷款扶贫绩效研究 ——以古浪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前言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 |
1.4.1 文献收集 |
1.4.2 实地调研 |
1.4.3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
1.4.4 比较分析与个案分析相结合 |
1.5 技术路线 |
第二章 文献综述及相关理论研究 |
2.1 国内外研究进展 |
2.1.1 精准扶贫研究评述 |
2.1.2 小额贷款与扶贫问题的研究评述 |
2.1.3 小额贷款必要性研究 |
2.1.4 小额贷款绩效研究评述 |
2.1.5 小额贷款发展历程研究评述 |
2.2 概念辨析 |
2.2.1 精准扶贫 |
2.2.2 小额贷款 |
2.2.3 小额贷款扶贫绩效 |
2.2.4 小额贷款农户满意度 |
2.3 扶贫小额贷款相关理论 |
2.3.1 社会福利与贫困 |
2.3.2 普惠金融与贫困 |
第三章 研究区概况 |
3.1 地区概况 |
3.2 经济发展概况 |
3.2.1 古浪县国民经济发展情况 |
3.2.2 古浪县农业经济发展情况 |
3.2.3 农民收支情况 |
3.3 贫困状况 |
3.3.1 基本情况 |
3.3.2 致贫原因 |
3.4 扶贫概况 |
3.4.1 脱贫计划 |
3.4.2 扶贫措施 |
第四章 农村商业银行小额贷款扶贫概况 |
4.1 农商行小额贷款需求概况 |
4.1.1 扶贫产业结构 |
4.1.2 扶贫贷款农户外出务工情况 |
4.2 农商行扶贫小额贷款实施情况 |
第五章 农村商业银行小额贷款扶贫绩效评价 |
5.1 小额贷款扶贫绩效评价内容 |
5.2 小额贷款扶贫宏观绩效评价 |
5.2.1 模型构建 |
5.2.2 指标设计 |
5.2.3 数据说明 |
5.2.4 宏观绩效测算结果与分析 |
5.3 小额贷款扶贫微观绩效评价 |
5.3.1 小额贷款农户满意度测评体系构建 |
5.3.2 小额贷款农户满意度实证分析 |
5.3.3 数据分析 |
5.3.4 微观绩效测算结果与分析 |
第六章 提升小额贷款扶贫绩效的对策与建议 |
6.1 大力宣传金融知识,提升农民信用意识 |
6.2 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提升自我发展能力 |
6.3 加大基础产业的扶持力度 |
6.4 营造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 |
6.5 增设金融机构服务网点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7.1 结论 |
7.2 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件1:建档立卡贫困户基本情况调查表 |
附件2:贫困户人均收入调查表 |
附件3:建档立卡贫困户产业扶贫情况调查表 |
附件4:农村商业银行小额贷款农户满意度调查问卷 |
附件5:精准扶贫贷款台帐 |
附件6:农村商业银行农户小额贷款情况统计表 |
(10)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小额信贷减贫成效研究 ——以云南省洱源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三、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四、本文的创新和不足 |
第一章 扶贫小额贷款减贫作用机理和影响因素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一、贫困与反贫困 |
二、小额信贷 |
三、扶贫小额信贷 |
第二节 扶贫小额信贷减贫作用机理 |
一、金融反贫困作用机理 |
二、小额信贷反贫困作用机理 |
三、扶贫小额信贷反贫困作用机理 |
第三节 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小额信贷减贫成效影响因素 |
一、种植亩数或养殖头数 |
二、贷款金额 |
三、受教育程度 |
四、外出务工人数 |
五、劳动力数量 |
第二章 云南省洱源县致贫原因与扶贫现状 |
第一节 云南省民族地区贫困现状 |
一、民族八省区相较全国贫困现状 |
二、民族八省区分地区贫困现状 |
三、云南省民族自治地方贫困情况 |
第二节 洱源县贫困现状及致贫原因 |
一、洱源县简况 |
二、洱源县的致贫原因分析 |
第三节 洱源县扶贫现状 |
一、产业扶贫 |
二、电商扶贫 |
三、易地搬迁扶贫 |
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扶贫 |
五、金融网点扶贫 |
六、保险服务扶贫 |
七、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扶贫 |
第三章 云南省洱源县扶贫小额信贷现状调查 |
第一节 洱源县扶贫小额信贷发展概况 |
一、扶贫小额信贷金额和户数情况 |
二、扶贫小额信贷行业分布情况 |
三、扶贫小额信贷的申贷获得率 |
第二节 洱源县扶贫小额信贷存在的问题 |
一、贷款期限与农业生产周期不匹配 |
二、扶贫小额信贷投放方式单一 |
三、农户对扶贫小额信贷积极性不高 |
第三节 洱源县扶贫小额信贷典型案例和启示 |
一、扶贫小额助种植,家庭产业帮脱贫 |
二、扶贫小额助养殖,稳步增收圆美梦 |
三、扶贫小额助药材,创新模式促致富 |
四、洱源县扶贫小额信贷的成功经验对民族地区的启示 |
第四章 云南省洱源县扶贫小额信贷减贫成效影响因素 |
第一节 样本农户描述性统计 |
一、问卷的设计与发放回收 |
二、农户基本特征分析 |
三、家庭基本特征分析 |
第二节 扶贫小额信贷助力脱贫的成效 |
一、变量选择和模型的建立 |
二、共线性诊断 |
三、基准估计结果 |
四、稳健性检验 |
第三节 扶贫小额信贷满意度评价 |
一、模型构建 |
二、模型拟合和结果分析 |
三、扶贫小额信贷政策满意度分析 |
结语 |
一、主要结论 |
二、建议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农户情况调查问卷 |
致谢 |
四、促进农民增收的一种有效方式——浅析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绩效(论文参考文献)
- [1]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D]. 王永仓. 西南大学, 2021(01)
- [2]民族地区县域扶贫小额信贷绩效评价 ——以湖北建始农村商业银行为例[D]. 王本玲. 湖北民族大学, 2020(12)
- [3]农户感知效益和农户满意度对小额信贷绩效的影响研究 ——以东川区阿旺镇为例[D]. 董幼娟. 云南财经大学, 2020(07)
- [4]信贷减贫及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D]. 常玉栋.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5]中国县域普惠金融发展的农民增收效应研究[D]. 朱一鸣. 辽宁大学, 2020(01)
- [6]小额扶贫贷款的社会绩效研究 ——以S县为例[D]. 朱雪源.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7]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模式与路径选择[D]. 舒凯彤. 吉林大学, 2019(02)
- [8]产业扶贫的减贫实现:理论、现实与经验证据[D]. 顾天翊. 吉林大学, 2019(02)
- [9]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商业银行小额贷款扶贫绩效研究 ——以古浪县为例[D]. 孙斌山. 兰州大学, 2019(02)
- [10]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小额信贷减贫成效研究 ——以云南省洱源县为例[D]. 杨倩.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