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法的起源谈利益的法律选择（论文文献综述）
孙宇[1]（2020）在《个人更生程序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众所周知中国目前的破产法是半部破产法,一旦陷入债务危机,企业法人等组织可以依据《企业破产法》来实现有序退市,而自然人陷入债务危机却缺乏相应的制度救济,这显然违背了市场经济主体平等性的要求,不利于市场经济的良好运行。尤其在个人跨境投资和跨境贸易频繁的今天,在跨境破产实践中若涉及破产财产的境外执行,如何与已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国家的破产程序相衔接是个重要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加快建立中国个人破产制度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纵观世界上主要国家的个人破产法律制度,其立法宗旨不仅是帮助债务双方的债务纠纷的顺利解决,更在于维护债务人基本尊严和重拾生活信心,这点与个人更生程序中帮助债务人生活重建和经济再生的核心价值最为吻合,个人更生程序即个人重整程序,是各国个人破产立法的主流程序,因此本文主体内容主要是围绕个人破产制度中的更生程序展开的。第一章是关于个人更生程序的基本理论,首先需要对叫“个人破产”与“自然人破产”、“消费者破产”进行概念辨析,在此基础上阐述个人更生程序在个人破产制度中的历史发展。破产法最初的雏形是指商人破产法,没有普遍适用于所有个人的破产法律制度,早期商人申请破产被认为是信誉不佳的体现,债权人可以对其进行长达一生的追债,因此最初并没有“更生”这个概念。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各国信贷市场的开放和消费观念的解放,面对日益增长的个人破产案件数量,各国开始纷纷修改破产法律制度,此时从早期的商人破产主义逐步转变为一般破产主义,才开始出现有关个人更生程序的规定。介绍完历史发展背景之后,其次需要比较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关于个人更生程序的立法模式,英美法系主要采取的是“自由选择型”立法模式,大陆法系主要采取的是“强制前置型”立法模式,区别在于法律对于当事人选择个人更生程序有没有施加干预。在第一章的最后一部分还简要提及了个人更生程序中的跨境破产问题,主要集中于管辖权、法律适用以及程序的承认与协助方面,为下文的具体阐述进行铺垫。第二章是在第一章的基本理论基础之上,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的个人更生程序进行比较分析,个人更生程序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名称,在美国被称为第13章的个人债务调整程序,在德国是指庭内的债务清偿计划协商程序,在日本被称为个人再生程序,在韩国被称为个人重整程序。其中只有德国是“强制前置型”的立法模式,即债务人只有经历过第一阶段的庭外债务清偿协商程序之后,才能进入第二阶段的庭内债务清偿计划协商程序,即个人更生程序。而美国、日本和韩国采取的都是“自由选择型”立法模式,债务人可以直接申请个人更生程序作为债务整理程序。本章会重点比较这些国家个人更生程序中债务清偿计划通过的条件、偿还期限、剩余债务的免除方式等。第三章重点分析和阐释个人更生程序中的跨境破产问题,其中涉及的法律冲突较多,具体包括管辖权冲突、法律适用冲突以及承认和协助外国破产程序的问题,尤其是在个人更生程序的承认与协助方面,因为在该程序中达成的债务清偿计划实质上已改变了债务双方的权利义务,所以其核心是关于债务清偿计划的承认与协助。由于欧盟国家一体化程度是最高的,人员跨国流动与跨国消费相对频繁,特定情况下个人债务人也会陷入跨境破产案件,因此本章会依托《欧盟破产程序条例》来讨论跨境破产中的法律冲突问题以及这些法律冲突的解决方式。最后一章的落脚点在中国,从当前国内已有的关于个人破产立法的讨论和实践入手,探讨由于个人破产制度的缺位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从政治层面、社会层面、法律层面、经济层面来剖析建立中国个人破产制度的紧迫性和现实性,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个人破产制度中关于个人更生程序构建的若干问题,主要集中于“庭外协商程序与庭内个人更生程序的衔接问题”、“个人更生程序中免责制度许可问题”以及“预防个人滥用破产程序问题”这三个方面。同时在前文论述的基础上也会简要探讨涉及中国个人更生程序的跨境破产问题,从目前中国关于跨境破产的法律制度入手,总结在管辖权、准据法和司法协助方面的立法空白,并在结合欧盟经验和中国情的基础上,针对这三个方面提出关于中国个人更生程序中的跨境破产法律制度的构建。
付微明[2]（2020）在《生物识别信息法律保护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生物识别技术的产生发展和广泛应用使得对生物识别信息的开发利用不断加深,这种开发利用在为个人、社会和国家带来莫大利益的同时,也由于一些乱象的出现导致了公众的忧虑,引发了潜在和现实的风险,对生物识别信息的法律保护开始得到重视,本文以此为发端展开了对生物识别信息法律保护问题的研究。本文对生物识别信息法律保护问题的研究,以解决三个基本问题为目的:首先,什么是生物识别信息;其次,为什么要保护生物识别信息;最后,如何保护生物识别信息。由于目前国内外对本论题的研究论着还不丰富,本文十分缺乏可参考的研究着作和论文。本文的写作主要依赖于本文作者努力收集到的国内外相关法律、法规文本;司法判例;相关事例。在研究方法上,注重理论与实证的结合,注重以问题为研究导向,并以历史研究、文献研究,比较研究等为论证方法。在具体内容上,首先,本文通过对生物识别信息概念和本质的理解,探讨了什么是生物识别信息这一基本问题。本文从生物识别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入手,对生物识别信息的内涵和外延,生物识别信息的其他相关概念进行了辨析,明确了生物识别信息的概念。从生物识别信息的概念出发,本文进一步探讨了生物识别信息的本质和独特性质。其次,本文通过对生物识别信息法律保护的意义和目的的分析,探讨了为什么要保护生物识别信息这一基本问题。本文以生物识别信息的应用价值为切入点,阐明了生物识别信息法律保护的重要意义和紧迫性,以及生物识别信息法律保护的目的和基本要求,并以此为基点,从国外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满足基本要求的两种主要法律保护模式。最后,本文通过对生物识别信息的常规法律保护模式中的普遍原则及其具体适用,专门法律保护模式中对生物识别信息处理各方主体的特定权利义务设置,以及如何完善法律保护机制的研究,探讨了如何保护生物识别信息这一基本问题。本文通过对生物识别信息法律保护基本模式和基本原则的研究,总结了生物识别信息常规法律保护的基本形式;接下来从生物识别信息的特殊性质着手,总结了生物识别信息应用中各类主体的特定权利义务和责任,分析了生物识别信息特定性法律保护的机制;通过对生物识别信息常规法律保护和专门法律保护的辨析,本文进一步分析了我国当前生物识别信息法律保护机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改善这些问题的初步方案,得出了我国应该如何健全生物识别信息法律保护机制的结论,并对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生物识别信息法律保护体系进行了思考和探索。
黄丽红[3]（2019）在《软商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软法是位育现代治理多元化需求的有效路径之一。随着制度的转型以及现代法治进程的深入,传统意义上“硬法独掌天下”的时代早已一去不返。软法藉由其灵活性、多样性等特性,不但可以有效地缓和改革与法治间的种种张力,而且彰显其精准平衡的路径优势。此一现象不只发生在公域之中,私域方面更是如此。研究表明,中世纪商人法是软法的谱系来源之一,这意味着商法之中的软法现象很早就已存在,只不过人们对此一直习而不察。这是本文的研究主题。软商法由软法延伸而来,因此,对软法的界定就尤为重要。本文先从软法的内涵、外延以及性质着手,得出软法亦法的结论,亦趋同步解决软商法的正当性问题。紧接着从软商法的内涵、外延出发,分析软商法的特征与法理基础,通过软商法与道德、习惯及政策之间的比较,是以形成软商法的初步认识。良好的市场秩序本身就内含规则之义,软商法因与市场秩序之间的契合而使其成为维护市场秩序的内部规则。从内在属性上说,这种规则表现出了强大的韧性、分散性和内在的连续性等特性。从软商法在市场经济秩序中的作用来看,软商法具有规范、评价、激励及凝聚的功能。从历史上看,软商法经历了形成、成熟、式微以及复归四个阶段。商业、商人以及商事规则的先后出现再到分工的出现促使商业不断向前发展表征着软商法的基本形成。在中世纪,海外贸易的兴盛、商人阶层的出现以及商业的实践使得商法得到进一步发展,从而形成以商人交易习惯为行为规范,这是一种完整意义上的软商法。然而,随着商法在近代的国家化与民族化,软商法的生存空间遭到严重挤压,但是,两大法系的商法在这一过程中却有不同的表现。现代商法在某种程度上昭示软商法的复归,民族国家是政治组织的基础,但在经济领域其不再被视为最高表现形式而存在,现代商法的国际性使得软商法大有可为。软商法有着完善的实施保障机制。文章从法经济学、法社会学以及自然法学三个角度剖析了软商法何以实施的原因。软商法的实施有着严格的条件,表现在需要被普遍认同、信息流通的方式和速度、群体规模以及成员间相对均衡的实力或地位四个方面。从软商法的运行来看,其主要通过内外两个方面来保障这种规则的顺畅运行。从外部关系来说,软商法通过自律性组织来实现商人自我治理。这种治理因市场和政府治理的双双失灵并且其具有明显的优势与实效而获得正当性。同时,商人共同体内的互惠行为实现了商主体间的合作,文章以博弈论为分析框架,深入分析了商人基于竞争前提下的合作以及身处竞争世界中的商人为何合作、如何合作等问题,这为软商法的运行提供更为深刻的支持。尽管没有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但是软商法同样具有处罚权,这种权利不但有着具体的权利来源,并且有着具体的处罚措施。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市场交易的扩大,软商法无法满足现实商业的需求。因此,其需要也势必同硬商法相关联。从商事立法的方面来说,以立法为中心导向是我国商事法律建构的主要特点,虽然这在我国有着特殊的历史原因,但是这种立法理念却造成一系列严重的后果,这也是软商法能与硬商法形成互动的基础,这也说明我国的商事立法必须吸收法律多元的理念。商事立法对商事实践的考量使得软商法具备向硬商法转化的基础。文中对软商法转化的原因、转化的形式和基础、转化的条件以及转化的后果做了细致的分析。立法对软商法的考量也势必对司法实践产生影响。因此,在商事裁判上也须对软商法能否作为商事裁判依据加以分析。文中从法源的内涵出发,论证了商事法源的构成要件,以及软商法与商事法源的适切来证成软商法可以成为商事法源的一种。基于此,软商法如何适用就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此外,软商法因在内容上对硬商法具有强化、补充的功能,司法实践也对其进行了肯定,并且二者之间呈现相互合作的趋势。
陈希[4]（2019）在《美国违宪审查中的国际法与外国法援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违宪审查制度（constitutionality review）是由特定的国家机关审查、裁决法律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政府的行政行为是否违宪的制度。违宪审查制度起源于美国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Marbury v.Madison）,联邦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在此案的判决意见中明确宣布:违宪的法律不是法律及阐明法律的意义是法院的职权。随后,美国通过对1816年“马丁诉亨特尔的租户案”（Martin v.Hunter’s Lessee）和 1821 年“柯恩斯诉弗吉尼亚州案”（Cohens v.Virginia）的判决,形成了州法院审查州立法的权力。通过法院判例法,美国建立起以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力的司法审查制度,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成为联邦宪法的最终解释者。美国的违宪审查权属于司法机关,违宪审查制度是一种司法审查（judicial review）,是以保证宪法不被违反为目的,由司法机构对立法、行政机构的行为加以审查和修正的制度。美国的违宪审查要求法院进行具体案件的个案审查,在审理过程中附带进行对法律违宪的审查判断。由此可见,美国的违宪审查制度起源历史久远,意义重大。世界上各个国家在宪法实施制度中依据本国国情,纷纷建立起相应的宪法监督机制,进行违宪审查,保障宪法有效实施。研究和讨论美国违宪审查制度中的国际法和外国法援引体现了当代全球化时代背景的理论发展需要。随着全球化的步伐在国家的各个层面上的逐渐深入,全球各国法律共同体融合,呈现出宪法全球化背景,包括立宪的借鉴、修宪、宪法解释对外国法和国际法律的参考。而且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人权保障被世界各国广泛关注,各国宪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果,是共同宪政理想的成果,这是一国宪法解释中参考国际法和外国法的基础。美国的成文宪法历史久远,援引国际法和外国法在美国的实践也能追溯到美国建国初期,可以说援引国际法和外国法已经成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传统,并且这一传统延续至今,在当代一些社会敏感问题的案件中,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频繁援引外国法和国际法,大法官援引了西方文明史、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以及联合国人权条约等推翻了美国宪法先例和州法,扩张了宪法解释。不过,当代美国国内援引国际法和外国法解释宪法这一趋势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很多学者甚至开始质疑联邦最高法院的违宪审查权的正当性。因此,即使美国在合宪性审查中援引国际法和外国法的实践比较丰富,当代美国宪法制度却成为国内宪法判决中引用国际法的一种消极代表。由此可见在宪法理论领域,以援引国际法和外国法为脉络,可以体现出美国在宪法与国际法之关系处理问题上的衍变过程。面对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宪法理论研究需要打破壁垒,宪法领域也出现了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互动,这就需要各个国家明确国际法在国内应当发挥何种作用和什么样的法律效力,而美国宪法和违宪审查中援引国际法和外国法的方法和态度极具特点,具有研究讨论的理论价值。从实践角度出发,在全球化影响的大环境下,违宪审查不能闭门造车,需要打开国门,借助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实践发展丰富自己的理论和制度。一方面,我国在民事诉讼程序、刑事法律领域中一经有对国际条约和惯例的接纳,但是目前宪法尚未明确有关国际法地位的规定,在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完善过程中,美国经验可以帮助我们分析如何明确国际法在我国的地位、如何面对全球化的人权保障与国内宪法制度等问题。这有利于未来保证我国缔结的条约和认可习惯国际法的效力实现,有利于通过宪法保持国际法的一贯性、稳定性和连续性。另一方面,美国的宪法制度特点鲜明,在援引外国法的方式中也极具代表性,美国宪法制度采取以联邦最高法院为中心,借助国际法和外国法解释美国联邦宪法,研究在国际化背景下美国的宪法解释援引现象,可以帮助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积累面对全球化时代背景的经验和违宪审查的技术经验,积极对待其他国家的文明成果本文正文部分第一章介绍国际法在美国宪法中的地位与效力。首先梳理了美国宪法中国际法的概念的历史渊源,指出国际法概念的含义深受布莱克斯通国际法理论影响,国际法概念的称谓来自边沁的理论。其次,美国联邦宪法中明确规定了国际法的国内法效力,在判例法中树立了国际法高于州法的法律地位。其中国际条约在美国受到国会与总统间在缔约权上的权力制衡的影响,造成国际条约在美国国内的实际效力不断减弱,国会通过条约的批准权限制条约的缔结。在司法领域,法院通过司法审查树立了条约的自动执行制度及后法优先制度,并据此进一步限制生效的国际条约在国内的效力。再次,美国宪法判例明确习惯国际法属于普通法的一部分,以及国内法律与习惯国际法冲突时习惯国际法优先适用的原则。法官借助外国法援引论证习惯国际法,在海盗、战争、捕获品等国际问题上以习惯国际法为依据。最后从判例法角度出发,分析《外国人侵权法》中美国法院司法管辖权的发展及其实践中的影响。第二章介绍外国法与美国宪法的关系,外国法援引起到解释说明、强化论证的作用美国宪法的作用,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援引的外国法渊源包括案例、法条、专家意见、调查报告等。美国大法官曾在奴隶制宪法判例中援引英国奴隶制度、英国奴隶纠纷判例、格老秀斯等国际法着作论证自己的观点。在最低劳动时间有关的经济权利判例中,产生了以布兰代斯摘要为代表的援引外国法的方式,这一方式非常重视其他国家的专家意见及社会科学调查数据,外国法援引从实证角度帮助法官论证观点。美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形成了以外国法援引为主题的争论,以斯卡利亚大法官和布雷耶大法官的辩论为代表,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内部形成支持援引和反对援引的不同意见。这一争论不仅出现在法庭上,而且还蔓延到学术领域和政治领域。反对援引的学者和法官大多从原旨主义、民主主权问题、民族主义和国际反向多数出发,反对外国法援引。争论的焦点主要为能否援引外国法论证没有明确国内共识的主张,另一个焦点问题为如何正确援引。第三章介绍第一修正案判例中的国际法与外国法援引。外国法,尤其是英国普通法及学者观点的援引帮助美国形成明显而即刻危险的判断标准,将明显而即刻标准发展到实质紧急影响程度;通过援引和分析英国普通法,美国法院确立了禁止事先审查原则,给予新闻机构言论自由的扩张解释;从美国移民国家的实际出发,通过援引外国法,美国法院发展了英国普通法中关于淫秽的定义,确立了美国淫秽出版物的标准;援引外国法还直接推动了美国学术自由原则的形成;在关于结社自由的判例法中,少数意见大法官依据英国干预公民结社的立法历史及影响警示美国法庭,重视公民的结社自由;援引外国法还帮助大法官对竞选献金进行规制;法官借助援引国际法和外国法,形成了美国宪法中宗教自由界限。第四章介绍第八修正案判例中的国际法和外国法援引。第八修正案禁止酷刑的规定直接来自英国法律,但是美国在第八修正案判例法中发展出不断进步的文明标准理论,这一标准要求结合文明国家的实践判断什么是酷刑。另外,二战后美国法院展开了对死刑适用限制标准的探索,这一过程中外国法和国际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比如在强奸犯死刑适用问题、限制对未成年人罪犯适用死刑问题及智障者死刑适用问题上,法官援引国际条约、其他国家刑事立法等论证了限制适用死刑的人类社会道德的普遍性。第五章介绍第十四修正案判例中的国际法和外国法援引。第十四修正案中正当程序的规定都是直接来自英国法律,但是美国并没有盲目学习英国普通法,联邦最高法院从正当程序理论基础上发展出实质正当程序等。美国不仅丰富发展了英国宪法理论,还充分体现了法院的司法审查权,以及法院在美国权力制衡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外国法和国际法援引分别在妊娠终止选择自由的界限、界定生命终止选择自由的含义、同性性行为自由的确立及形式被追诉人的权利等问题上,帮助大法官解释第十四修正案的含义。第六章介绍国际法和外国法援引对美国宪法解释理论的推动。首先文章强调美国大法官在解释宪法时所参考的法律渊源具有开放性,美国宪法解释倾向实质性解释,这是援引国际法和外国法的条件。其次文章分析了外国法和国际法援引在传统宪法解释进路中的体现,提出主张文本主义或原旨主义的大法官倾向引用英国普通法和英国法学理论解释宪法,而主张实用主义解释理论的大法官倾向引用国外实证研究的结论、数据以进行利益权衡的分析方法,以道德哲学主义分析为主的大法官倾向从自然法出发,援引西方自然法理论、世界宗教、道德等论证观点,从道德层面进行宪法解释。最后,本文认为宪法解释理论的发展成果体现在合理援引标准的理论探索及援引类型化理论两个方面。其中合理援引的标准可以总结为:所援引的国际法或外国法体现了普遍共识、援引国际法和外国法用是被用来解释美国宪法中尚不清晰的问题、援引的外国法在宪法解释中的效力是不具有约束力的说服性渊源。另外,援引国际法和外国法的类型化研究角度不同,按照援引产生的作用可以将类型分为以下几种:借鉴经验型援引、论证世界道德标准型援引、借用推理逻辑和材料的援引、追溯历史型援引。通过分析美国宪法判例中所援引的国际法和外国法,本文得到以下结论:其一,美国违宪审查中的国际法的法律地位不容忽视,建国初期为了保证政权的稳定,美国联邦宪法给予国际法等同于国内联邦法律的地位,并且借助判例法确立了国际法约束州法的宪法规则,同时巩固了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美国还借助宪法对国际法地位的规定扩张了法院的管辖权,从司法角度实现国会的政治主张,比如以《外国人侵权法》为基础,美国形成的长臂管辖理论,并频繁干预外国政府和个人的合法权益,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很大争议。其二,英国普通法对美国宪法产生重要影响,美国援引外国法和国际法的历史体现出美国从英国法经验出发结合自身不断发展美国宪法理论,大法官对某些宪法条文的理解从照搬英国普通法到批判的继承,放弃英国普通法的形式主义,通过司法解释丰富了美国宪法保障的含义。其三,外国法援引帮助美国大法官形成了判断人类社会文明共识。大法官援引外国法材料论证了未曾被清晰证明的社会共识,用社会共识的普遍性论证大法官违宪审查中的主张。如果追溯美国建国初期,法官在寻找某种习惯国际法时会频繁援引外国法,论证该习惯国际法的存在并在审判中进行适用。这也是一种寻找人类社会共识的方式。其四,美国违宪审查理论研究已经实现了外国法和国际法援引的理论化,比如针对合理援引的标准的探索和国际法和外国法援引的类型化研究。其五,外国法和国际法援引在美国违宪审查的宪法解释理论中频繁出现,运用不同解释理论的大法官会选择援引不同类型的外国法渊源。总之,在大法官希望扩张解释宪法时,也是援引外国法和国际法发挥重要影响的场合,外国法和国际法援引推动了美国宪法解释的发展,帮助美国宪法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拘泥于形式的框架。美国宪法解释理论和解释方法的发展变化过程体现了大法官在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之间,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司法能动主义与司法克制主义之间的平衡。通过对美国违宪审查制度中大法官借助外国法和国际法援引研究,借助案例分析、历史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文章形成的创新点包括:第一,本文选择了从援引国际法和外国法解释宪法这一新的研究角度分析美国的违宪审查制度,讨论美国宪法理论的特点。国际法和外国法援引并不属于引人关注的研究对象,但是从美国宪法理论发展中它是一种极具美国宪法特色的、也能够体现美国宪法理论热点的研究领域。研究对象中不仅研究援引国际条约,还考虑习惯国际法。而在研究外国法援引时,不仅讨论各国法律还将英国普通法作为重点讨论。第二,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发现以下几点内容:其一,国际法在美国宪法的地位发生着不断变化,并未真正体现联邦宪法中规定的至上法律的地位。其二,外国法历史上被视为寻找习惯国际法的重要的资源,而在当代成为对美国论证形成国内共识、推进美国国内道德标准进步等领域有着重要的论证作用。其三,英国法对美国的影响巨大,美国对英国法批判的继承。其四,提出国际法援引和外国法援引是美国的历史传统,对此内容的研究已经理论化。第三,本文选用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力图从提高研究的文献丰富程度和覆盖面。虽然已经有不少国内宪法学者整理了众多英美法判例判决书,但是为了更全面的了解外国法和国际法援引的历史,本文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收集整理了大量的原文判决书及相关国外文献,力图呈现完整的法官逻辑推理过程,从细节处发现问题,了解美国宪法制度发展。
刘艳[5]（2019）在《马克思的法的现代性思想研究》文中指出法的现代性究竟为何物?近代以降尤其是现代,人们对法和现代性分别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研究,形成了诸多研究成果和众多学术流派,但将法的现代性作为一个概念或主题进行界定和研究却不多。法的现代性是法现代化过程内蕴的本质规定性,是现代性在法这一具体领域的表现,其虽然以法和现代性为基础,但又不是两者的简单整合,有其自身的本质、特征和运动发展规律。马克思的法的现代性思想作为对法的现代性研究的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是对法的现代性的本质及其历史发展过程的科学反映,是对资本主义法的现代性思想的继承、批判和超越,有其独特的演进逻辑和发展历程,有着丰富的内容和严谨的体系,而这些都蕴含在其经典着作之中。马克思立足于现实的人,遵循法的历史发展规律,以“人-现实-自由”为主线,从经济、政治、文化等维度对资本主义法的现代性思想进行了无情批判并逐步构建了自身的无产阶级法的现代性思想,为解决资本主义法的现代性危机提供了解决方案和出路。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现代是这一过程的时代背景,现代社会是它的社会基础,现代性是它的本质规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作为整个现代化建设的组成部分和重要保障,必须适应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基础,充分汲取马克思的法的现代性思想的营养,塑造中国特色的法的现代性,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实践历程。本文共分为七个部分:（一）序言;（二）法的现代性的界定;（三）马克思的法的现代性思想界说;（四）马克思的法的现代性思想的经济维度——法与市民社会;（五）马克思的法的现代性思想的政治维度——法与国家;（六）马克思的法的现代性思想的文化维度——法与意识形态;（七）马克思的法的现代性思想的当代启示。本文的引言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选题背景及意义,介绍了研究马克思的法的现代性思想这一问题的选题背景、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第二部分是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第三部分是本文的研究方法;第四部分是本文的创新点和难点。第一章法的现代性的界定。通过对法的字词源和古今中外法学家的诸多界定的归纳和分析,对法的概念和特征予以明确;通过对不同学者现代性研究成果的总结以及现代性与传统性、后现代性的对比分析,对现代性的概念和特征进行界定;在对法和现代性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厘清本文的核心概念——法的现代性的概念即现代法的质的规定性,其特征表现在权利性、公开性、确定性、普适性、自治性和权力制衡性。第二章马克思的法的现代性思想界说。通过对霍布斯、洛克、卢梭和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法哲学等现代法哲学思想的理论要点及其对马克思的法的现代性思想形成和发展产生的影响进行梳理和分析,以探究马克思的法的现代性思想的理论渊源;通过对马克思的法的现代性思想的形成过程即对资本主义法的现代性思想的继承、批判和超越的整个过程的分析,理出马克思的法的现代性思想的历史演进逻辑即“人-现实-自由”的关系论证模式;循着马克思的法的现代性思想的演进逻辑,确定马克思的法的现代性思想的奠基、形成、问世和发展的重要标志,并对重点标志性文本所内含的思想进行整体概括,以历史阶段的划分来展示马克思的法的现代性思想的整个历史演进脉络。通过挖掘马克思对法的本源、本质、动力、主体、价值等方面的新论述,概括出马克思的法的现代性思想的基本内容;通过对比分析,揭示马克思的法的现代性思想的本质特征,即物质根源性、人本性、人民性、历史性和批判性。第三章马克思的法的现代性思想的经济维度——法与市民社会。通过对市民社会及其概念的演变过程的梳理,对本文所涉的市民社会进行概念界定;通过对市民社会与现代性、与法的现代性、与马克思的法的现代性思想之间的内在关联的分析,理出马克思的法的现代性思想中研究法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等经典着作中关于法与市民社会关系的详细分析,揭示马克思对法与经济关系的新发现即经济是法的最终决定因素、法对经济具有反作用,在经济维度上展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法的虚假独立性的批判过程、对法的客观经济属性的揭示历程、对构建扬弃市民社会的共产主义“法”的现代性的探索历程。第四章马克思的法的现代性思想的政治维度——法与国家。通过对现代国家的发展历程及其概念的演变过程的梳理,对本文所涉的国家进行概念界定;通过对国家与现代性、法的现代性、马克思的法的现代性思想的内在关联的分析,理出马克思的法的现代性思想研究法与国家的关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等经典着作中关于法与国家关系的理论要点的梳理,展示马克思对法与国家关系的新揭示,即法是国家意志的表达,国家是法表现和实现的中介,在政治维度上展示马克思对资产主义现代法所表达的普遍意志的虚伪性的揭露过程、对法的阶级意志性的揭示过程、对无产阶级政权及法制建设的探索过程。第五章马克思的法的现代性思想的文化维度——法与意识形态。通过对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关系的阐释、对意识形态概念的演变过程的梳理,对本文所涉的意识形态进行概念界定;通过对意识形态与现代性、法的现代性、马克思的法的现代性思想等的内在关联的分析,理出马克思的法的现代性思想研究中研究法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等经典着作中关于法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归纳和分析,揭示马克思对法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的新认识,即法具备意识形态的基本属性,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为意识形态提供政治保障,且随着意识形态的消灭而走向共产主义“法”,在文化维度上展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法的阶级意识形态性的发现过程、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建设的探索历程。第六章马克思的法的现代性思想的当代启示。通过对我国法治现代化建设所处的特殊语境的分析,提出塑造中国特色法的现代性的整体思路和具体路径:要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终极目标、以人民共同利益的普遍实现为现实根基、以人民共同意志的真实表达为基本原则,以马克思的科学的方法论为直接指导;发展市场经济,为塑造中国特色法的现代性奠定雄厚的经济基础;建设民主国家,为塑造中国特色法的现代性提供坚实的政治保障;打造先进文化,为塑造中国特色法的现代性创造优秀的文化条件。
张融[6]（2019）在《意思表示瑕疵婚姻的法律效力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意思表示瑕疵婚姻一般是指婚姻缔结行为中存在意思表示瑕疵的情形。在婚姻缔结行为中,意思表示真实才可能使婚姻产生效力。这是婚姻自由原则的应有之义。就此意义而言,意思表示瑕疵的存在无疑会影响婚姻的效力。从我国现行立法来看,意思表示瑕疵婚姻的效力规定仅限于胁迫婚姻。与世界其他国家（地区）的立法规定相比,以此不仅在范围上显得狭隘,而且也不符合社会的实际情况,这无助于婚姻自由原则的完全实现。在此情境下,有重新设置意思表示瑕疵婚姻效力制度的必要。由于婚姻有其特殊性,故意思表示瑕疵婚姻效力制度的设置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此必须分四个部分进行。第一部分为“意思表示瑕疵婚姻的界定”,也即必须要首先明确意思表示瑕疵婚姻的要义。具言之,意思表示瑕疵婚姻是婚姻缔结行为中存在意思表示瑕疵的情形,在其中包含了意思表示的不一致与意思表示的不自由。就此意义而言,意思表示瑕疵婚姻可分为错误婚姻、虚假婚姻、欺诈婚姻以及胁迫婚姻等四大类型。从意思表示瑕疵婚姻的外部表现来看,其具有主体特定性、内容固定性以及后果连带性等特征,这决定了虽然婚姻缔结行为是法律行为的一种类型,但意思表示瑕疵婚姻效力制度将可能与意思表示瑕疵法律行为效力制度相异。而从意思表示瑕疵婚姻的内部构造来看,意思表示瑕疵的存在无疑表明,婚姻效力将就此受到影响。第二部分为“意思表示瑕疵婚姻法律效力的基础”,也即发现意思表示瑕疵影响婚姻效力的根本原因及具体表现。具言之,意思表示瑕疵之所以会对婚姻效力产生影响,违背婚姻自由原则仅仅是表层原因,其背后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对此,只有从最基本的婚姻效力来源出发,才有可能发现此种深层原因。在法学理论中,存在逻辑效力理论、自然效力理论、社会事实理论以及国家意志理论等不同的效力来源理论。通过分析发现,婚姻效力来源实质上可以通过国家意志理论来加以解释。在此之下,婚姻效力实质上源于国家强制力的保障,意思表示瑕疵之所以会对婚姻效力产生影响,主要是因为国家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国家在确定利益的过程中,受到了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因素的综合影响。由于各国（地区）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因素不同,因而意思表示瑕疵婚姻效力在各国（地区）呈现出了不同的形态。具体包括了单一的有效、无效或可撤销形态,二元的有效、无效并存或有效、可撤销并存形态,多元的有效、无效及可撤销并存形态。就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在意思表示瑕疵婚姻效力制度中采二元的有效、可撤销并存形态更为适合。第三部分为“意思表示瑕疵婚姻法律效力的判定”,也即确定各类型意思表示瑕疵婚姻的效力。具言之,意思表示瑕疵婚姻效力在各地呈现出的不同形态,虽然是受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因素的综合影响,但是从侧面上也反映出各地不同的立法理念。在其中包括了家族本位、个人本位以及个人兼及社会本位的理念。就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个人兼及社会本位理念更宜用在意思表示瑕疵婚姻效力制度的设置中。在此之下,我国意思表示瑕疵婚姻效力判定宜采意思主义为主表示主义为辅的标准。这意味着在意思表示瑕疵婚姻的效力判定中,维护个人利益应置于首位。在此之下,“人的性质认识错误”情形下的错误婚姻和虚假婚姻应被视为有效婚姻,而“人的身份认识错误”情形下的错误婚姻、欺诈婚姻和胁迫婚姻应被视为可撤销婚姻。第四部分为“意思表示瑕疵婚姻法律效力的范围”,也即在意思表示瑕疵婚姻效力判定以后,确定意思表示瑕疵婚姻效力所涉范围。这其中包括了时间范围、身份关系范围、财产关系范围以及法律体系范围。在我国,基于维护婚姻关系稳定的考量,意思表示瑕疵婚姻效力往往产生于婚姻登记之时。但是,对于可撤销的意思表示瑕疵婚姻而言,此种效力因撤销权的存在而非处于稳定状态。当撤销权被行使时,婚姻的效力将会丧失,但在此之前,业已存在的婚姻关系应被视为有效婚姻。换言之,撤销以前的婚姻仍会产生婚姻身份上和财产上的效力。为避免此种不稳定状态长期存在,撤销权的行使必须有一年的时间限制,过此时间,撤销权将不复存在,可撤销的意思表示瑕疵婚姻将具有完全效力。在此之下,意思表示瑕疵婚姻效力只能在婚姻登记机关准予离婚之时或人民法院离婚判决生效之时丧失。此外,在婚姻法律体系中,当意思表示瑕疵婚姻效力条款与其他效力条款产生适用冲突时,应依照无效条款优于可撤销条款、可撤销条款优于有效条款的顺序适用,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维护个人的利益。
李涛[7]（2019）在《法治与改革：1978—2018年法律制定的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的年份给予人们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1978年是改革开放起步之年,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1978”、“2018”,两个普通的阿拉伯数字,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具有非凡的象征意义,它们连接起了 40年中国前进的脚步。在40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变迁过程中存在两条既彼此互相关联,但又不完全重合的主线——改革开放的推进和法治的建设。这种复线交织的变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独特的制度变迁模式息息相关,也与我国经历的特殊历史时期和特殊的社会结构有密切的联系。改革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改革已经成为一种社会观念、思维方式和行动指南。而法治是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法治和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最鲜明的两个主题,没有改革,社会不会进步;没有法治,社会不会稳定,法治和改革也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的主题和关键。其中,法治的基础是法律,法律制定是整个法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改革需要法治的发展与之相适应,改革中本身就包含着法律制度的变革。因此,法律制定是追寻法治的起点,也是考察法治与改革关系演变的理想观察视角。社会主义法的制定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前提条件和关键内容,是解决有法可依,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路径。改革开放40年来,法治与改革同时起步,共同发展,法律制定的任务常常是改革的任务,法律制定的难点也常常是改革的难点。我国法律的制定,既是改革在法律上的投射,又是法律本身对新时期发展的自觉回应,其制定的变迁和过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改革开放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对法治的影响。本论文分为导论、结论以及五章。第一章对法治、改革、法律的制定以及法治与改革的关系进行了相关概念释义和界定,明确了研究的主体和范围。第二章回顾了1978—1992年改革开放初期法律制定的基本情况。这一时期是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的起步阶段,也是我国法律制定重新起步的转折点。在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法律制定的目标主要是恢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解决“无法可依”的问题,并且要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为改革开放提供保障。法治与改革的关系是改革优先,法治提供保障,在确保秩序和发展经济的情况下同步推进。法治建设可以概括为以恢复秩序并且突出经济为中心的社会秩序法治观。第三章对1992—2012年的法律制定进行了分析和回顾。这一时期是改革开放重新起步并且既往开来的阶段,法治建设也进入快车道,即适应改革开放深入推进阶段。围绕党的十四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方向以及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决定了法律制定的目标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治建设体现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法治观。法治与改革的关系表现为改革为主,法治指引,法治服务改革开放大局,并相互促进。第四章对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的法律制定进行了全面理解和总结。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制度的高效运转对法律制定提出了新的历史要求,不仅要做到“有法可依”还要做到“良法善治”。这一时期法治与改革的关系是,法治引领改革,改革推动法治发展。法治观念升华为治国方略法治观,法治建设方针转变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第五章对改革开放40年我国法治的转向进行了归纳总结,强调中国的法治必然也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新时代法治与改革应该在法律制定过程中实现良性互动,并且统一于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之中。新时代,法律的制定要处理好改革发展与法律制定的客观规律,坚持人民利益为导向,围绕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坚持依法、科学、民主法律创制。“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跟不上的人必将成为落伍者,必将被历史所淘汰。”在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历史阶段是不可超越的;但超越历史阶段的愿望又产生于历史发展过程所形成的内因和外因之中,这是中国社会特有的一种矛盾。中国正在经历巨大的经济社会转型,新时代的实践需要理论的解释提升,从而构建出基于中国经验的话语体系。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全面深化改革同时进行的新时代,法治与改革的关系又有了新的时代特点。在处理法治与改革的关系时,通过建立科学的法律制定的方式来完善法治与改革的关系,将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与体会“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这一论断的深刻内涵和思想光芒。纵观社会转型成功的国家,其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法治建设都坚持把法律的制定放在首位。改革开放40年也是我国法律制定不断摸索规律的40年,只要我们充分认识和正确把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规律,我们所制定的法律就能够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适应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立法者必须正确认识法律的功能,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法律的制定工作。但我们也需要注意,由于我国的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建成,大规模进行法律制定的活动已经结束,法制发展已经由侧重法律制定、搭建法律体系框架,转变为对于具体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关的法律的“精耕细作”。
褚凤[8]（2019）在《诚信原则比较研究》文中认为在国际法中,诚信原则是国家交往的基本原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各国秉持诚信、恪守信用。国家诚信体现于特定主体的行为中,在国际民商事领域,民商事主体按诚信原则行事是构建国家互信的重要表现形式。比较法上,世界各国和地区私法直接或间接将诚信原则确立为基本原则,并在司法实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受各国和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因素的影响,诚信原则的立法和司法适用客观上呈现不平衡的发展水平。当前,随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事业的推进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国际民商事活动的法治诚信亟待构建。同时,我国民事立法正通过法典编纂来实现民事法律的科学化、系统化,而有关诚信原则的理论、立法和司法适用均不能满足现代民商事发展的要求。因此,从比较法的角度对其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十分必要。诚信原则内涵和功能定位是系统研究它的基础。诚信原则内涵十分丰富,不同法系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对其理解不尽相同,各种学说的解释力明显有限。以分析不同学说为基础,把诚信原则置于历史、社会和现实等多种维度中考察,进而将其内涵概括为:忠于事实、勿害他人、顾及他人和社会利益、实现利益衡平。诚信原则“帝王条款”争议很大,“帝王条款”并非指功能的“君臣关系”,区分功能定位与具体功能是理解“帝王条款”的关键。对诚信原则的内涵和功能的理解在本质上是对其价值妥当性的解读,反观目前学者单一的研究视角,并采用西方综合法理学的视角,从道德、社会和价值方面对其法哲学考察,进一步拓展了理解诚信原则的深度与广度。诚信原则的立法如同其它制度一样经历了源起、确立和发展的历程。肇始于罗马法的诚信原则,在中世纪延伸出多种诚信制度,教会法将其确立为罪与非罪的标准。近代《法国民法典》在债法领域率先确立诚信原则,并得到大陆法系多数国家和地区立法的纷纷仿效。诚信原则确立为支配整个民法的基本原则归功于《瑞士民法典》。英美法系诚信原则的起源与衡平法密不可分,立法中的诚信原则可以说是判例和学说大致已经确立的原则的重述。现代民法的诚信原则,已经从对私法自治的消极限制演变成对社会生活的积极干预,并表现出维护实质正义增强、适用范围拓展、判断标准趋向主客观统一等发展趋势。诚信原则内涵抽象概括,其司法适用可能危及法的稳定性,因此必须加以限制。首先,在相同意义下根据具体情景构建类型化适用,以防止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相对于抽象化适用的价值补充法,类型化适用架起了抽象和具体之间的桥梁。优先考虑类型化适用,应当发挥“类型”和“概念”思维协同作用,防止类型思维的绝对化;其次,对违反诚信原则的利益衡量的判断上,应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加以限制。衡量异质利益应立足于个案实践;利益衡量的价值判断应遵从“外行人”与“法律人”立场的统一;完善当事人表达、法官中立等程序制约机制,以防止裁判结论先行。诚信原则适用面临着原则利益冲突的识别与衡平。鉴于立法的普遍认可与司法实践的需要,选取与私法自治、公序良俗和绿色原则进行比较。法律原则是法律价值利益的体现,诚信原则与其它原则的冲突实质是正当利益之间的冲突,本质上利益所储存的价值发生抵牾。因此,解决原则之间的冲突不能适用规则的“全有全无”排除法,而是只能用价值“权衡”的方法进行优位选择。诚信原则以外在理性矫正私法自治的偏差,是对自由与理性价值的权衡,并非对抗式的淘汰。诚信与公序良俗对法律行为的判断反映了行为违反道德伦理标准的高低。我国绿色原则的确立开启了世界私法保护生态环境的新体例,对诚信原则和绿色原则利益冲突的识别会发生私法与公法的竞合,秉持诚信,旨在以顾及他人和社会利益的方式实现个人利益平衡,绿色原则则以损失最小化的理念实现生态环境利益的保护。诚信原则在民商事活动中的适用极其广泛,以致于学者很难对其进行全面而详尽的探讨,选取不同视角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是目前学者主要的研究方式。通过对诚信原则在民商事领域部分适用的探讨,得出以下认识:一是对格式条款是否逾越私法自治界限的判断,各国民法经历了从公序良俗原则到诚信原则的嬗变,实现“合意不足”的合同正义,从内容和程序两方面审查以实现利益衡平,达到保护弱势群体的目的。二是诚信原则在WTO法、《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中的理解与适用与各国国内适用呈现差异,其在国内适用彰显历史与现实的传统,但在国际贸易交往中却带有强烈的国际法色彩,任何国内法的解释不能消解促进国际贸易统一和公正的目的。
古戴[9]（2018）在《论清末民初私有财产权之变迁 ——以《大理院民事判例辑存》为分析文本》文中提出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是法制文明的重要标志之—。当代中国依然处在司法改革与法治建设的道路之上。以史为鉴方能知兴替,回顾历史,清末民初适逢国家体制发生重大变革。在彼时的转变中,时人通过一系列的变法修律等改革,西方权利、民主、法治等观念进入中国。在中西方的文化融合与碰撞下,私有财产权领域的变迁主要通过四个侧面进行呈现:其一,私有财产权保护的观念层面上,呈现出从传统的伦理之私向理性个体之私之转变。其二,私有财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层面上,传统社会是民事法律规范寓于刑事法律条文之中;清末民初以降逐渐形成了独立完备的民事法律体系。其三,国家政府在进行私有财产权保护时,司法体制上也发生了变革。一方面由于传统社会行政权与司法权分离与否在不同层级有着不同的样态,另一方面限于涉及私有财产权纠纷的婚田细故案件性质,故而,在私有财产保护的司法体制上传统社会主要呈现出审判权与行政权混同的样态。清末民初以降,通过司法体制改革,审判庭制度逐渐明晰,不论是清末民初的四级三审制抑或是南京国民政府的三级三审制,都逐步将私有财产权保护的司法权从行政权中剥离出来,进一步加强了司法对私权的保护,进而限制了公权对私权的干涉,进而逐步走向以审判独立为核心的司法独立之道路。其四,由于大理院产生的特殊时代背景,即政体骤变,法典未备的社会现实,大理院的推事们在审判案件过程中,形成的民事判例制度创造性的以法官造法的方式行使着司法兼营立法的功能,并且使这些推事们得以将代表传统思想的旧学理念与代表西方观念的法学概念进行了较为深刻地融合。通过判决例的方式将近代法学观念推广到基层,进而触及社会最广大人民的经济生活交往之中。透过对清末民初私有财产权变迁的四个侧面地分析,史实屡屡告诉我们,私有财产权保护无论古今中西都具有同样的时代特征——必然性和民族性。中国传统社会各统治阶级对私有财产权的重视程度和传统国家的分合状态走向趋于一致。一个统一的时代对于私有财产权的保护总是于一统江山之初较为重视,随着统治阶级的固化与腐朽、剥削意识的增长和民本思想的淡化,总会逐渐通过增加赋税徭役等方式直接或间接的侵害人民的私有财产权。在长久剥削压迫下,出于对私有财产权的本能保护就会使得人民走向抗争,一统时代就会走向分裂。此即私有财产权保护之必然性,换言之,对私有财产权的合理保障是现阶段历史时期内任何国家政权都不可回避的议题。国家统一与稳定的一个重要前提即是要保障人民的私有财产权。另一方面,私有财产权具有民族性,表现为在不同社会历史阶段,不同的文化场域,私有财产权具有不同的内涵。不能用单一的、机械的概念理论来解构历史事实。学术研究的终极目标在于如何更好的认识真实的世界。以概念、理论为代表的普适主义与以特殊经验、应用研究为代表的特殊主义在清末民初私有财产权变迁的研究中有重要意义。分析大理院之具体案例可以发现,虽然个体权利以及男女平等思想从以宗法伦理为基础的家庭观念中的解放;但是,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公私义利观念、儒家仁和理念影响的特殊性,于商会、典权、佃权以及婚姻家庭财产关系等问题中,个人主义、绝对的产权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接力型家庭观念与中国的历史时空不能融合。在保障私有财产权这一时代发展进程中,为寻找中国文化的历史脉络,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需求,在时代性与民族性中探索平衡点,大理院推事们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清末民初,“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的观念涌入中国,大理院被赋予了国家最高司法审判的职能。彼时体制初立,国家待兴,无论是政治环境、社会境况抑或是立法技术,都无法建立统一的民事法律体系,形成完备的民法典。然而,法典虽未完备,社会生活并未停滞。立法机关尚未完成的立法任务,顺而行至司法部门。大理院作为当时社会最高的司法审判部门,其作出的判例及其要旨,虽然由于我国成文法传统及至民初的一贯延续,导致判例及其要旨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既判力,但却在司法实践中大量被下级法院予以援用。产生了“司法兼营立法”的实际功能。在社会治理权力制衡的发展趋势中,民初大理院“司法兼营立法”的这种权力合并的模式有其产生的特殊历史背景,然而,在私有财产权相关案件的判例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从实践抽象出理论和概念,进而适用于实践中的模式,在法律实施层面更能达到“以资折服”的效果;在法律制度的创设层面,更能够将私有财产权的基本精神和原理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需求合理调和;较大程度地减少制度、概念、理论与特殊的社会生活实践间的冲突,尽可能的降低法律实施的成本,不致法律脱离实践而流于形式。因此,民初大理院在特殊历史时期探索出的这种“司法兼营立法”的模式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是我国法治文明建设进程中的具有民族特色与时代特色的瑰宝。
周耀东[10]（2018）在《马克思法律思想的审美价值》文中研究表明2017年十九大的成功召开将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与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之间的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于法制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法律在保护民众基本权利与为民众解决实际问题的基础上形成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绿色健康的自然环境,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这都是当代民众赋予法律以新时期的期望。现实的法律价值趋向于“工具主义”,法律长着一张“普罗透斯的脸”,因而对于人而言仍然是外在异己的强制性力量。法律与人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价值关系,而法律的审美价值是法律价值在其本体意义上的回归。法律的审美价值和法律的求真价值、向善价值相比,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更具有更明显的精神性和更强烈的情感性。与其他价值相比,法律的审美价值更明显地表现为它是以人自身为最高目的、以人的全面而完整的发展为最高理想、以满足人本身的自由生命创造为最高尺度的价值,更能体现法律的本真追求。当前我国的法治建设以马克思主义法律观为指导思想,因而研究马克思法律思想的审美价值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本文正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分别马克思法律审美价值的基本内涵、思想渊源,本体地位,实现以及时代意义等五个方面对其展开论述。第一部分阐释马克思法律审美价值内涵与特征,对马克思法律审美价值的相关概念逐一解释,以便在抽象的概念中把握其内在联系,在思维中还原整体概念的正确内涵。第二部分从思想渊源上挖掘法与美的内在联系,第一是为研究马克思法律思想审美价值提供丰厚的理论材料,第二是将其外在联系上升为理性认识将法审美价值的实现融入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之中;第三部分研究审美价值的本体地位,通过对马克思文本中对于求真价值与求善价值的分析挖掘马克思法律思想中真善美价值的内在联系以确立马克思法律审美价值的本体地位。第四部分研究马克思法律思想审美价值的实现,揭示出市民法与公法的和谐统一与社会的和谐有序发展是马克思法律思想审美价值的实现前提。最后第五部分研究其时代意义,特别是结合当代人民生活对美好生活需要的追求来完善审美价值的世纪内涵,另外从学科建设上对法美学这一新兴学科提供新的视角。本文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将历史与逻辑相结合,从客观实际出发研究法的审美价值的现实根源。在研究方法上,从抽象到具体,先将法律的审美价值抽离出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以研究作为法审美价值的一般性特征,再还原到具体的社会生活条件以现实审美价值的时代性特征,综合进行相关文献的大量搜集、梳理鉴别、别类整理,以此完成对相关法律审美价值的初步合理的正确的认识。文章主要创新点有以下几条:一是在于研究领域的创新,随着价值论美学的兴起,兴起了以审美的范式研究当代社会的异化物化的社会问题的热潮,挖掘马克思法律思想的审美价值作为研究当代法律异化问题与推动社会和谐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与创新。二是从选题角度来看,虽然法与美的关系自古有之并且以成为新兴学科,但是对其研究主要是从本体论与认识论的角度,无法揭示其本质的内再联系,审美价值具有历史性特征随着时代而改变,因为从审美价值的角度研究法律,首先将感性主体的人紧紧联系在一起,目的是让他们切身感知到而非理论上的抽象。另外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科学方法论代入研究方法,对于我们正确把握法律与美的本质联系。本文跨越单一学科范畴,将美、法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
二、从法的起源谈利益的法律选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法的起源谈利益的法律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1）个人更生程序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第1章 个人更生程序的基本理论 |
| 1.1 个人破产制度概述 |
| 1.1.1 “个人破产”的概念辨析 |
| 1.1.2 个人更生程序在个人破产制度中的历史发展 |
| 1.2 个人更生程序的立立法模式 |
| 1.2.1 “自由选择型”和“强制前置型” |
| 1.2.2 两大法系关于个人更生程序立法模式的具体差异 |
| 1.3 个人更生程序与跨境破产问题 |
| 1.3.1 个人史生程序的管辖权问题 |
| 1.3.2 个人更生程序的法律适用问题 |
| 1.3.3 个人更生程序的承认与协助问题 |
| 第2章 典型国家个人破产制度中的更生程序 |
| 2.1 美国——第13章之个人债务调整程序 |
| 2.1.1 美国个人破产程序的的概述 |
| 2.1.2 债务清偿计划的拟定 |
| 2.1.3 债务清偿计划的批准要件 |
| 2.1.4 债务清偿计划批准后的履行、修改及撤销 |
| 2.1.5 通过“收入测试”提高第13章的利用率 |
| 2.2 德国——庭内之债务清偿计划协商程序 |
| 2.2.1 德国个人破产程序的概述 |
| 2.2.2 实体方面之债务清偿计划的内容 |
| 2.2.3 程序方面之债务清偿计划的成立 |
| 2.2.4 通过“整合”完善现有的庭内债务协商程序 |
| 2.3 日本——个人再生程序 |
| 2.3.1 日本个人破产程序的概述 |
| 2.3.2 个人再生程序与普通再生程序 |
| 2.3.3 个人再生程序的优势与劣势 |
| 2.3.4 接受度逐渐提高的个人再生程序 |
| 2.4 韩国——个人重整程序 |
| 2.4.1 韩国个人破产程序的概述 |
| 2.4.2 个人重整程序的适用条件 |
| 2.4.3 个人重整程序的具体流程 |
| 2.4.4 扮演“平衡角色”的个人重整程序 |
| 第3章 个人更生程序中的跨境破产法律问题 |
| 3.1 管辖权问题 |
| 3.1.1 管辖权冲突的产生 |
| 3.1.2 涉及个人更生程序时管辖权冲突的协调 |
| 3.2 法律适用问题 |
| 3.2.1 个人更生程序所在国法 |
| 3.2.2 个人更生程序所在国法的例外 |
| 3.3 外国个人更生程序的承认与协助问题 |
| 3.3.1 承认与协助外国个人更生程序的原因 |
| 3.3.2 《欧盟破产程序条例》中的相关规定 |
| 3.3.3 不予承认与协助的例外情况 |
| 3.3.4 承认与协助外国个人更生程序中的特殊问题 |
| 第4章 中国个人破产制度中关于更生程序的构建 |
| 4.1 中国关于个人破产的理论与实践 |
| 4.1.1 关于对构建个人破产制度的态度 |
| 4.1.2 关于个人债务清偿的实践 |
| 4.2 制度缺位导致的问题 |
| 4.2.1 政治层面——国际交往问题 |
| 4.2.2 社会层面——经济重建问题 |
| 4.2.3 法律层面——法律平等保护问题 |
| 4.2.4 经济层面——社会发展动力问题 |
| 4.3 关于构建中国个人更生程序的若干问题探讨 |
| 4.3.1 庭外协商程序与庭内个人更生程序的衔接问题 |
| 4.3.2 个人更生程序中免责制度的许可问题 |
| 4.3.3 预防个人滥用破产程序问题 |
| 4.4 涉及中国个人更生程序时的跨境破产问题 |
| 4.4.1 关于中国跨境破产问题的现状分析 |
| 4.4.2 司法协助方面采用推定互惠原则 |
| 4.4.3 管辖权方面明确“债务人主要利益中心”原则 |
| 4.4.4 准据法方面以适用我国法律为原则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2）生物识别信息法律保护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论题缘起与研究范围 |
| (一)论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范围 |
| 二、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 |
| (一)国内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 |
| (二)国外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 |
| 三、研究资料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资料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学术创新与主要学术观点 |
| (一)学术创新 |
| (二)主要观点 |
| 第一章 生物识别信息的概念和本质 |
| 第一节 生物识别信息的概念 |
| 一、生物识别技术 |
| (一)生物识别技术的产生 |
| (二)生物识别技术的发展 |
| 二、生物识别信息 |
| (一)生物识别信息的内涵 |
| (二)生物识别信息的外延 |
| 三、生物识别信息的其它相关基本概念 |
| (一)个人数据、档案、信息、资料 |
| (二)生物识别标识、数据、信息 |
| 第二节 生物识别信息的本质 |
| 一、生物识别信息是个人信息的新类型 |
| (一)生物识别信息必须经过“特定技术处理” |
| (二)生物识别信息是个人“数字身份”的核心内容 |
| 二、生物识别信息不同于一般个人信息的两种特殊性质 |
| (一)生物识别信息具有“惟一性” |
| (二)生物识别信息具有“不可变更性” |
| 第二章 生物识别信息法律保护的意义和目的 |
| 第一节 生物识别信息法律保护的重要意义 |
| 一、生物识别是与个人权利密切相关的重要产业 |
| (一)生物识别信息与个人权利密切相关 |
| (二)生物识别产业具有广阔发展前景 |
| 二、生物识别是新型社会管理方式 |
| (一)生物识别提高社会管理效率 |
| (二)生物识别信息是国家大数据整合基础性资源 |
| 三、生物识别信息关系国家安全 |
| (一)生物识别信息应用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 |
| (二)生物识别信息应用关系国家整体安全 |
| 第二节 生物识别信息法律保护的目的 |
| 一、实现生物识别信息应用中个人权利与产业发展利益的平衡 |
| (一)生物识别信息法律保护应以调控平等主体利益关系为重点 |
| (二)生物识别信息产业发展必须受到严格规制 |
| 二、实现生物识别信息应用中各方利益的协调与平衡 |
| (一)通过法律平衡生物识别信息应用中的公私利益关系 |
| (二)通过法律保证国家安全与社会管理对生物识别信息应用的需要 |
| 第三章 生物识别信息法律保护的要求及保护模式 |
| 第一节 实现生物识别信息法律保护目的基本要求 |
| 一、充分保护生物识别信息权利主体的信息自决权 |
| (一)生物识别信息权利是个人信息权的组成部分 |
| (二)以“禁止处理”保护个人生物识别信息自决权 |
| 二、明确禁止未经个人同意处理生物识别信息 |
| (一)禁止以买卖等为目处理生物识别信息 |
| (二)禁止经个人授权而买卖生物识别信息等行为 |
| 三、以生物识别信息处理的“法定必需”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管理需要 |
| (一)生物识别信息处理“法定必需”的必要性 |
| (二)生物识别信息处理的“法定必需”事项 |
| 第二节 生物识别信息法律保护立法模式 |
| 一、生物识别信息法律保护综合立法模式 |
| (一)生物识别信息综合立法保护模式的发展路径 |
| (二)生物识别信息综合立法保护的主要内容 |
| 二、生物识别信息法律保护专项立法模式 |
| (一)以生物识别信息隐私法案实行民法保护 |
| (二)以防止身份盗窃对生物识别信息进行专项立法保护 |
| 第四章 生物识别信息的常规法律保护 |
| 第一节 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原则在生物识别信息保护中的应用 |
| 一、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原则与生物识别信息的常规保护 |
| (一)域外生物识别信息法律保护常规原则溯源 |
| (二)我国生物识别信息法律保护常规原则溯源 |
| 二、个人信息保护原则在生物识别信息保护中的应用 |
| (一)域外个人信息法律保护原则在保护生物识别信息中的应用 |
| (二)我国个人信息法律保护原则在生物识别信息保护中的应用 |
| 第二节 生物识别信息法律保护的具体原则 |
| 一、正当、合法、透明原则 |
| (一)正当、合法、透明原则的重要性 |
| (二)正当、合法、透明原则的内涵 |
| 二、目的明确、相关和有限、必需、适当原则 |
| (一)目的明确、相关和有限、必需、适当原则的必要性 |
| (二)目的明确、相关和有限、必需、适当原则的内涵 |
| 三、安全、准确、机密原则 |
| (一)安全性、准确性和机密性是生物识别信息保护的要旨 |
| (二)安全、准确、机密原则的内涵 |
| 第五章 生物识别信息的专门法律保护 |
| 第一节 生物识别信息权利人的特定权利 |
| 一、生物识别信息权利人及其权利的性质 |
| (一)生物识别信息权利人 |
| (二)生物识别信息权利人的权利性质 |
| 二、权利人对生物识别信息处理的严格授权是信息自决权的体现 |
| (一)生物识别信息处理中“权利人明确表示同意”的内涵 |
| (二)权利人对生物识别信息的访问权与获取权 |
| (三)权利人对生物识别信息的整改权与删除权 |
| (四)权利人对生物识别信息的处理限制权与反对权 |
| 第二节 生物识别信息控制者的特定法律义务和责任 |
| 一、生物识别信息处理与生物识别信息控制者 |
| (一)生物识别信息处理 |
| (二)生物识别信息处理控制者 |
| 二、生物识别信息处理控制者的特定法律义务 |
| (一)生物识别信息处理特定安全保障义务 |
| (二)生物识别信息处理特定“单独充分明确告知”义务 |
| (三)生物识别数据处理政策透明公开特定要求 |
| 三、以保护生物识别信息自决权而确定违法处理法律责任 |
| (一)公法上保护生物识别信息的特定罪刑条款 |
| (二)私法上保护生物识别信息的侵权责任条款 |
| 第六章 生物识别信息法律保护机制的完善 |
| 第一节 生物识别信息法律保护现有机制存在问题 |
| 一、生物识别信息法律保护整体上仍待加强 |
| (一)生物识别信息保护总体立法存在疏漏 |
| (二)缺乏针对生物识别信息特质的信息权保护内容 |
| 二、生物识别信息法律保护具体措施严重不足 |
| (一)行政立法滞后于生物识别信息处理监管及保护需要 |
| (二)保护生物识别信息隐私权的民法进路存在缺陷 |
| (三)刑法对伪造买卖生物识别信息行为缺乏规制 |
| 第二节 生物识别信息法律保护机制的完善 |
| 一、完善生物识别信息特定行政法律保护机制 |
| (一)建立专门化生物识别信息处理行政监管机构 |
| (二)建立生物识别信息保护行政执法机制 |
| (三)建立生物识别信息权利行政诉讼救济制度 |
| 二、突破生物识别信息民事法律保护困境实现制度优化 |
| (一)完善生物识别信息法律保护“类诉讼”制度 |
| (二)解决生物识别信息作为个人新型权利地位问题 |
| (三)确定生物识别信息处理侵权“损害”认定标准 |
| 三、解决生物识别信息刑事法律保护特定问题 |
| (一)伪造生物识别信息行为的定罪问题 |
| (二)非法获取、盗窃、使用生物识别信息行为的定罪问题 |
| (三)买卖交易生物识别数据行为的定罪问题 |
| (四)代为人脸识别行为的刑事定性问题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3）软商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框架结构 |
| 五、研究创新点及难点 |
| 六、研究范围 |
| 第一章 软商法基础理论 |
| 第一节 软法的界定 |
| 一、软法的概念界定 |
| 二、软法的特征 |
| 三、软法亦法 |
| 第二节 软商法概述 |
| 一、软商法的界定 |
| 二、软商法的特征 |
| 三、软商法的法理基础 |
| 四、软商法与其他法的区别 |
| 第三节 软商法与市场经济秩序之间的契合 |
| 一、软商法与市场经济秩序之间的关系 |
| 二、软商法的内在属性 |
| 第四节 软商法的基本功能 |
| 一、规范功能 |
| 二、评价功能 |
| 三、激励功能 |
| 四、凝聚功能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软商法历史考察 |
| 第一节 软商法的形成 |
| 一、软商法的萌芽 |
| 二、软商法的发展 |
| 第二节 软商法的成熟:以商人交易习惯为行为规范的中世纪商法 |
| 一、商法发展的历史原因 |
| 二、中世纪商人法的特征 |
| 三、中世纪商人法的宝贵财富 |
| 第三节 软商法的式微:民族化、国家化的近代商法 |
| 一、大陆法系近代商法之分析 |
| 二、英美法系近代商法之分析 |
| 第四节 软商法的复归:现代商法 |
| 一、法律渊源 |
| 二、制定主体 |
| 三、实现路径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软商法实施保障机制 |
| 第一节 软商法何以实施? |
| 一、法经济学的角度 |
| 二、法社会学的角度 |
| 三、自然法学的角度 |
| 第二节 软商法的实施条件 |
| 一、需要被普遍认同 |
| 二、信息流通的方式和速度 |
| 三、不宜过大的群体规模 |
| 四、要求成员间的实力或者地位相对均衡 |
| 第三节 软商法的实施机制 |
| 一、软商法通过自律性组织实现商人自我治理 |
| 二、软商法通过群体互惠实现商主体间的合作 |
| 第四节 软商法的保障机制 |
| 一、软商法处罚权的权源 |
| 二、软商法的处罚措施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立法视角下软商法与硬商法的互动 |
| 第一节 立法视角下软商法与硬商法的互动基础 |
| 一、“立法中心主义”的滥觞 |
| 二、“立法中心主义”的批判 |
| 三、法律多元主义 |
| 第二节 软商法的“硬化” |
| 一、转化原因 |
| 二、转化形式和基础 |
| 三、转化条件 |
| 四、转化的后果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司法视野下软商法与硬商法的互动 |
| 第一节 软商法作为商事法源的证成 |
| 一、法源 |
| 二、商事法源的构成要件 |
| 三、软商法与商事法源要件的适切 |
| 四、软商法的适用 |
| 第二节 软商法与硬商法司法互动的体现 |
| 一、软商法对硬商法的强化 |
| 二、软商法对硬商法的补充 |
| 三、软商法与硬商法的合作 |
| 本章小结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4）美国违宪审查中的国际法与外国法援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国际法在美国宪法中的地位与效力 |
| 一、美国宪法中关于国际法的规定 |
| (一) 美国宪法理论中国际法的概念 |
| (二) 美国联邦宪法对国际法地位与效力的规定 |
| 二、美国宪法中国际条约的地位和效力 |
| (一) 国际条约的缔约及批准 |
| (二) 条约优先于州法 |
| (三) 条约自动执行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
| (四) 条约与联邦法律冲突时的优先适用 |
| 三、习惯国际法与美国宪法 |
| (一) 美国宪法中习惯国际法的地位和效力 |
| (二) 习惯国际法在美国宪法判例中的发展 |
| 四、《外国人侵权法》判例中宪法理论的发展 |
| (一) 《外国人侵权法》的起源 |
| (二) 《外国人侵权法》的宪法依据 |
| (三) 《外国人侵权法》对于司法管辖权理论的发展 |
| 第二章 外国法与美国宪法的关系 |
| 一、外国法与美国宪法关系概述 |
| 二、宪法判例对外国奴隶法的援引 |
| 三、宪法判例对外国劳工保障法的援引 |
| 四、援引外国法引起的学术争论 |
| (一) 争论发生的背景 |
| (二) 司法领域的争论 |
| (三) 学术领域的争论 |
| (四) 争论的焦点问题 |
| 第三章 第一修正案判例中的国际法与外国法援引 |
| 一、明显而即刻危险标准的形成 |
| 二、禁止事先审查原则的确立 |
| 三、淫秽出版物标准的确立 |
| 四、学术自由原则的形成 |
| 五、结社自由判例中的少数派意见 |
| 六、竞选献金的规制 |
| 七、宗教自由界限的形成 |
| 第四章 第八修正案判例中的国际法和外国法援引 |
| 一、判例法中不断进化的尊严标准 |
| 二、死刑适用限制标准的形成 |
| (一) 强奸犯死刑问题 |
| (二) 智障者死刑问题 |
| (三) 未成年人死刑问题 |
| (四) 延迟执行死刑问题 |
| 第五章 第十四修正案判例中的国际法和外国法援引 |
| 一、第十四修正案与英国《自由大宪章》的关系 |
| (一) 第十四修正案的产生与《自由大宪章》 |
| (二) 第十四修正案判例法对英国正当程序理论的发展 |
| 二、妊娠终止选择自由及其界限 |
| 三、生命终止选择自由的含义 |
| 四、同性性关系选择自由的确立 |
| 五、刑事被追诉人的权利与保障 |
| (一) 美国大陪审团制度的发展与英国大宪章 |
| (二) 第十四修正案吸收权利法案 |
| 第六章 国际法和外国法援引对美国宪法解释理论的推动 |
| 一、美国宪法解释的开放性 |
| 二、国际法和外国法援引在传统宪法解释进路中的体现 |
| (一) 在文本主义解释方法中的体现 |
| (二) 在权力结构主义解释方法中的体现 |
| (三) 在实用主义解释方法中的体现 |
| (四) 在道德哲学解释方法中的体现 |
| 三、宪法解释理论的发展成果 |
| (一) 对合理标准的理论探索 |
| (二) 援引的类型化理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马克思的法的现代性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背景 |
| 二、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
| 一、法的研究现状 |
| 二、现代性的研究现状 |
| 三、法的现代性的研究现状 |
| 四、马克思的法的现代性思想的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本文的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本文的创新点与难点 |
| 一、本文的创新点 |
| 二、本文的难点 |
| 第一章 法的现代性的界定 |
| 第一节 法 |
| 一、法的概念 |
| 二、法的本质 |
| 三、法的特征 |
| 第二节 现代性 |
| 一、现代性的概念 |
| 二、现代性的本质 |
| 三、现代性的特征 |
| 四、现代性与传统性、后现代性 |
| 第三节 法的现代性 |
| 一、法的现代性的概念 |
| 二、法的现代性的本质 |
| 三、法的现代性的特征 |
| 第二章 马克思的法的现代性思想界说 |
| 第一节 马克思的法的现代性思想的理论渊源 |
| 一、霍布斯的国家自然法哲学 |
| 二、洛克的自由主义自然法哲学 |
| 三、卢梭的激进民主主义自然法哲学 |
| 四、德国古典法哲学 |
| 第二节 马克思的法的现代性思想的历史演进 |
| 一、马克思的法的现代性思想的演进逻辑 |
| 二、马克思的法的现代性思想的发展历程 |
| 第三节 马克思的法的现代性思想的理论内涵 |
| 一、法的本源的新定位 |
| 二、法的本质的新揭示 |
| 三、法的动力的新发现 |
| 四、法的主体的新确立 |
| 五、法的价值的新阐释 |
| 第四节 马克思的法的现代性思想的本质特征 |
| 一、物质根源性 |
| 二、人本性 |
| 三、人民性 |
| 四、历史性 |
| 五、批判性 |
| 第三章 马克思的法的现代性思想的经济维度——法与市民社会 |
| 第一节 市民社会与马克思的法的现代性思想 |
| 一、市民社会的概念 |
| 二、市民社会与现代性的内在关联 |
| 三、市民社会与法的现代性的内在关联 |
| 四、市民社会与马克思的法的现代性思想的内在关联 |
| 第二节 马克思对法与市民社会关系的新发现 |
| 一、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与法 |
| 二、生产的普遍规律支配法 |
| 三、法是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矛盾运动的结果 |
| 四、经济基础决定法 |
| 五、法权关系是反映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 |
| 六、财产所有制是法产生的根源 |
| 第四章 马克思的法的现代性思想的政治维度——法与国家 |
| 第一节 国家与马克思的法的现代性思想 |
| 一、国家的概念 |
| 二、国家与现代性的内在关联 |
| 三、国家与法的现代性的内在关联 |
| 四、国家与马克思的法的现代性思想的内在关联 |
| 第二节 马克思对法与国家关系的新揭示 |
| 一、法与国家具有同质性 |
| 二、法是国家意志的表达 |
| 三、法是国家统治的工具 |
| 四、法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和统治的保障 |
| 第五章 马克思的法的现代性思想的文化维度——法与意识形态 |
| 第一节 意识形态与马克思的法的现代性思想 |
| 一、意识形态的概念 |
| 二、意识形态与现代性的内在关联 |
| 三、意识形态与法的现代性的内在关联 |
| 四、意识形态与马克思的法的现代性思想的内在关联 |
| 第二节 马克思对法与意识形态关系的新认识 |
| 一、法具有意识形态的属性 |
| 二、法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 |
| 三、法为意识形态提供政治保障 |
| 四、法伴随着意识形态的消亡而走向共产主义“法” |
| 第六章 马克思的法的现代性思想的当代启示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的法的现代性塑造的特殊语境 |
| 一、中国特色的法的现代性塑造的时代挑战 |
| 二、中国特色的法的现代性塑造的现实境遇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的法的现代性塑造的整体思路 |
| 一、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终极目标 |
| 二、以人民共同利益的普遍实现为现实根基 |
| 三、以人民共同意志的真实表达为基本原则 |
| 四、以马克思的科学方法论为指导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的法的现代性塑造的具体路径 |
| 一、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的法的现代性塑造的经济基础 |
| 二、民主国家:中国特色的法的现代性塑造的政治保障 |
| 三、先进文化:中国特色的法的现代性塑造的文化条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6）意思表示瑕疵婚姻的法律效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本选题的缘起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本文的研究范围及创新之处 |
| 前言 |
| 第一章 意思表示瑕疵婚姻的界定 |
| 第一节 意思表示瑕疵婚姻的内涵 |
| 一、瑕疵的语义分析 |
| 二、意思表示瑕疵婚姻内涵的界定 |
| 第二节 意思表示瑕疵婚姻的类型 |
| 一、错误婚姻 |
| 二、虚假婚姻 |
| 三、欺诈婚姻 |
| 四、胁迫婚姻 |
| 第三节 意思表示瑕疵婚姻的特征 |
| 一、意思表示瑕疵婚姻主体的特定性 |
| 二、意思表示瑕疵婚姻内容的限定性 |
| 三、意思表示瑕疵婚姻后果的连带性 |
| 第四节 意思表示瑕疵对婚姻的影响 |
| 一、意思表示瑕疵对婚姻影响的不同表现 |
| 二、意思表示瑕疵对婚姻效力的影响 |
| 第二章 意思表示瑕疵婚姻法律效力的基础 |
| 第一节 意思表示瑕疵婚姻法律效力来源之争 |
| 一、逻辑效力理论 |
| 二、自然效力理论 |
| 三、社会事实理论 |
| 四、国家意志理论 |
| 五、意思表示瑕疵婚姻法律效力的来源 |
| 第二节 意思表示瑕疵婚姻法律效力的影响因素 |
| 一、经济影响因素 |
| 二、政治影响因素 |
| 三、社会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意思表示瑕疵婚姻法律效力的形态 |
| 一、一元效力形态 |
| 二、二元效力形态 |
| 三、多元效力形态 |
| 四、我国意思表示瑕疵婚姻法律效力的形态 |
| 第三章 意思表示瑕疵婚姻法律效力的判定 |
| 第一节 意思表示瑕疵婚姻法律效力的判定理念 |
| 一、家族本位理念 |
| 二、个人本位理念 |
| 三、个人兼及社会本位理念 |
| 四、我国意思表示瑕疵婚姻法律效力的判定理念 |
| 第二节 意思表示瑕疵婚姻法律效力的判定标准 |
| 一、意思主义标准 |
| 二、表示主义标准 |
| 三、折中主义标准 |
| 四、我国意思表示瑕疵婚姻法律效力的判定标准 |
| 第三节 意思表示瑕疵婚姻法律效力的判定内容 |
| 一、错误婚姻的法律效力 |
| 二、虚假婚姻的法律效力 |
| 三、欺诈婚姻的法律效力 |
| 四、胁迫婚姻的法律效力 |
| 第四章 意思表示瑕疵婚姻法律效力的范围 |
| 第一节 意思表示瑕疵婚姻的时间效力 |
| 一、意思表示瑕疵婚姻效力产生时间 |
| 二、意思表示瑕疵婚姻效力丧失时间 |
| 第二节 意思表示瑕疵婚姻的身份效力 |
| 一、夫妻身份效力 |
| 二、父母子女身份效力 |
| 第三节 意思表示瑕疵婚姻的财产效力 |
| 一、夫妻共同财产效力 |
| 二、第三人债权效力 |
| 第四节 意思表示瑕疵婚姻的体系效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7）法治与改革：1978—2018年法律制定的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文献综述及相关述评 |
| (一) 国外学者的研究 |
| (二) 我国学者的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结构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法治与改革及法律制定释义 |
| 第一节 法治与改革的意义阐释 |
| 一、法治的内涵 |
| 二、改革的内涵 |
| 三、法治、改革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中 |
| 第二节 法治与改革的辩证关系 |
| 一、法治与改革相辅相成、互为条件 |
| 二、法治与改革之间的张力 |
| 三、法治与改革的对立统一 |
| 第三节 法律制定的释义 |
| 一、法律制定概念的界定 |
| 二、法律制定的法理价值 |
| 三、法律制定与立法及法律创制、制订、拟走的关系 |
| 第二章 1978—1992年:法律的制定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初期法律的制定 |
| 一、改革开放的开启 |
| 二、法律制定:改革为先导 |
| 第二节 制定的法律:改革开放的保障 |
| 一、制定的主要法律 |
| 二、改革开放初期法律制定的特点和成就 |
| 三、法律制定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 第三节 社会秩序法治观 |
| 一、社会秩序法治观:以社会秩序为中心 |
| 二、法治与改革的关系:改革先行,法治保障 |
| 第三章 1992—2012年:法律的制定指引改革开放 |
| 第一节 改革的重新启动和法治建设的深入推进 |
| 一、法律制定的改革背景:发展布局由“三位一体”转向“四位一体” |
| 二、法律制定的法治建设背景:从“法制”到“法治” |
| 三、深入推进改革时期法律制定的目标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深入推进时期制定的法律 |
| 一、制定的法律:为改革的推进保驾护航 |
| 二、改革深入推进时期法律制定的特点、成就 |
| 三、法律制定需要改进的方向:依法立法、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
| 第三节 经济法治观 |
| 一、经济法治观:法治在于指导和保障经济建设 |
| 二、法治与改革的关系:改革为主,法治指引 |
| 第四章 2012年以后: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的法律制定 |
| 第一节 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的法治与改革 |
| 一、法律的制定迎来历史的转折点 |
| 二、新时代法律制定的使命和历史任务 |
| 三、从“有法可依”到“良法善治” |
| 第二节 全面深化改革时期重点领域的法律制定 |
| 一、制定的法律:良法善治的根基 |
| 二、全面深化改革时期法律制定的特点与成就 |
| 第三节 新时代的治国方略法治观 |
| 一、新时代的法治观: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 |
| 二、治国方略法治观: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 |
| 三、法治与改革的关系:法治引领改革,改革推动法治发展 |
| 第五章 新时代法治与改革的良性互动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
| 二、改革开放40年中国法治的转向 |
| 三、新时代中国的历史方位和时代任务 |
| 第二节 法治与改革良性互动的新时代进路 |
| 一、正确处理新时代法治与改革的关系 |
| 二、在法治引领下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
| 三、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完善法治 |
| 第三节 新时代法律制定的面向 |
| 一、新时代法律制定应处理好三对关系 |
| 二、新时代法律制定的价值目标选择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8）诚信原则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诚信原则语源、内涵及功能定位比较 |
| 第一节 诚信原则语源比较 |
| 一、大陆法系诚信原则语源 |
| 二、英美法系诚信原则语源 |
| 三、我国诚信原则语源 |
| 四、比较与启示 |
| 第二节 诚信原则内涵界定比较 |
| 一、大陆法系主要学说 |
| 二、英美法系主要学说 |
| 三、我国主要学说 |
| 四、比较与启示 |
| 第三节 诚信原则功能定位比较 |
| 一、支持“帝王条款”的肯定学说 |
| 二、质疑“帝王条款”的否定学说 |
| 三、比较与启示 |
| 第四节 诚信原则法哲学考量 |
| 一、诚信原则道德维度 |
| 二、诚信原则秩序维度 |
| 三、诚信原则正义维度 |
| 第二章 诚信原则历史源起与发展比较 |
| 第一节 诚信原则源起比较 |
| 一、大陆法系诚信原则源起 |
| 二、英美法系诚信原则源起 |
| 三、我国诚信原则源起 |
| 四、比较与启示 |
| 第二节 诚信原则立法比较 |
| 一、大陆法系诚信原则立法 |
| 二、英美法系诚信原则立法 |
| 三、我国民法诚信原则立法 |
| 四、比较与启示 |
| 第三节 诚信原则新近发展比较 |
| 一、大陆法系诚信原则新近发展 |
| 二、英美法系诚信原则新近发展 |
| 三、我国诚信原则新近发展 |
| 第三章 诚信原则司法适用方法论比较 |
| 第一节 类型化适用 |
| 一、类型化思维 |
| 二、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诚信原则类型化 |
| 三、我国诚信原则类型化 |
| 四、比较与启示 |
| 第二节 利益衡量适用 |
| 一、诚信原则利益衡量适用困境 |
| 二、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对异质利益的判断 |
| 三、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对利益衡量中价值判断约束的标准 |
| 四、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对利益衡量的程序性约束 |
| 五、比较与启示 |
| 第四章 诚信原则司法适用中与其它基本原则比较 |
| 第一节 诚信原则与私法自治原则司法适用比较 |
| 一、私法自治原则司法适用的价值伦理 |
| 二、诚信原则司法适用的价值伦理 |
| 三、比较与启示 |
| 第二节 诚信原则与公序良俗原则司法适用比较 |
| 一、司法适用中区分标准比较与启示 |
| 二、司法适用中价值判断比较与启示 |
| 第三节 诚信原则与绿色原则司法适用比较 |
| 一、民法中的绿色原则 |
| 二、司法适用中伦理基础比较与启示 |
| 三、功能与规制技术比较与启示 |
| 第五章 诚信原则在民商事活动中部分适用比较 |
| 第一节 诚信原则对格式条款的规制 |
| 一、格式条款的不同称谓与限制 |
| 二、诚信原则对格式条款效力判断比较 |
| 三、诚信原则对格式条款解释规制比较 |
| 四、比较与启示 |
| 第二节 WTO实体法中诚信原则适用 |
| 一、WTO实体法中的诚信原则 |
| 二、WTO实体法中诚信原则适用的具体化与类型化 |
| 三、WTO实体法中诚信原则适用启示 |
| 第三节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中诚信原则适用 |
| 一、《公约》中的诚信原则 |
| 二、《公约》中诚信原则适用方法论 |
| 三、《公约》中诚信原则适用范围比较与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论清末民初私有财产权之变迁 ——以《大理院民事判例辑存》为分析文本（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相关概念辨析 |
| 五、文献运用与方法 |
| 第一章 私有财产权保护观念之变迁:个体从家庭中分离 |
| 第一节 传统中国的私有财产权观念:家庭伦理之私 |
| 一、传统中国私有财产权的历史沿革 |
| 二、家庭伦理之私 |
| 三、特殊主体的私有财产权 |
| 第二节 清末民初私有财产权观念:私权与公权的博弈 |
| 一、清末民初个体权利观念的引进 |
| 二、清末民初私有财产权观念的局限性 |
|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私有财产权观念:私权社会化 |
| 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私有财产权观念的社会本位特征 |
| 二、个体权利保障的阶段性成果:南京国民政府民法典 |
| 小结 |
| 第二章 私有财产权保护法律制度之变迁:民刑分立 |
| 第一节 传统中国:民刑合体、契约为辅 |
| 一、成文法典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 |
| 二、契约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 |
| 第二节 清末民初私有财产权法律体系的建构:民刑有分 |
| 一、《大清民律草案》的提出及其局限性 |
| 二、《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及其大理院对之适用 |
| 三、习惯及其适用 |
| 四、条理的适用 |
|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民法独立 |
| 一、民国民法典的立法过程 |
| 二、民国民法典之立法精神 |
| 小结 |
| 第三章 私有财产权保护司法体制之变迁:审判权独立 |
| 第一节 传统中国:州县官审判权行政权不分 |
| 第二节 清末民初:司法行政分立 |
| 一、司法独立——大理院设立缘由 |
| 二、“寺”、“院”承续:司法独立之局限性 |
| 三、“院”、“院”裂变:司法体系优化、审行分离深化 |
|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独立审判 |
| 一、依法独立审判的原则 |
| 二、民事审判机构的变化 |
| 小结 |
| 第四章 承前启后:民初司法实践之断面解析 |
| 第一节 债权——意思自治、契约自由原则的体现 |
| 一、择以买卖、雇佣契约两种判例之概述 |
| 二、所涉及之案例 |
| 三、案例之分析 |
| 第二节 物权——社会利益与个人权利的拉锯 |
| 一、概述 |
| 二、涉及之案例 |
| 三、总结分析 |
| 第三节 亲属、承继——伦理纲常与平等自由的博弈 |
| 一、概述 |
| 二、涉及之案件 |
| 三、总结分析 |
| 结论 |
| 一、清末民初私有财产权变迁之四个面向 |
| 二、私有财产权保护的时代特征——必然性和民族性 |
| 三、大理院司法兼营立法的历史及时代意义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马克思法律思想的审美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 (一) 选题的缘由 |
| (二) 选题的意义 |
| 1. 理论价值 |
| 2. 实践价值 |
| (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四) 研究对象、主要内容以及基本思路 |
| 1. 研究对象 |
| 2. 主要内容 |
| 3. 基本思路 |
| (五)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1. 研究方法 |
| (1) 理论考察与文献相结合的方法 |
| (2) 历史分析和逻辑分析相统一的方法 |
| (3) 文献法 |
| 2. 论文创新之处 |
| 二、马克思法律思想审美价值的本质规定 |
| (一) 马克思法律思想审美价值的基本内涵 |
| 1. 价值的一般概说 |
| 2. 法律价值的一般概说 |
| 3. 审美价值的含义 |
| 4. 马克思法律思想的基本内涵 |
| 5.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审美价值的基本内涵 |
| (二) 马克思法律思想审美价值的特征 |
| 1. 历史性特征 |
| 2. 属人性特征 |
| 3. 超功利性特征与功利性的统一 |
| (三) 马克思法律思想审美价值中的主客体研究 |
| 1. 审美主体 |
| 2. 审美客体 |
| (1) 审美客体 |
| (2) 马克思法律思想审美价值客体的分层研究 |
| 三、马克思法律思想审美价值的思想渊源 |
| (一) 古代朴素的和谐美 |
| (二) 近代的崇高美 |
| (三) 马克思法律思想审美价值的思想脉络 |
| 1. 早期至《莱茵报》时期:理性追求人类幸福 |
| 2. 《莱茵报》时期至《1844经济哲学手稿》时期: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者 |
| 3. 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确立时期的审美意蕴 |
| 四、马克思法律思想审美价值的本体地位 |
| (一) 马克思法律思想的求真价值 |
| 1. 马克思法律思想的求真价值的基本内涵 |
| 2. 马克思法律思想求真价值的理论论证 |
| (1) 法的本源体现法之真 |
| (2) 法的运行中体现法之真 |
| (二) 马克思法律思想的求善价值 |
| 1. 法律求善价值的基本内涵 |
| 2. 马克思法律思想求善价值的一般理论 |
| (1) 马克思的法正义观 |
| (2) 马克思法公平观 |
| (三) 马克思法律思想的审美价值是求真价值与求善价值的升华 |
| 五、马克思法律思想审美价值的实现 |
| (一) 马克思法律思想审美价值实现的前提 |
| 1. 公民法与市民法的统一 |
| 2. 社会的和谐有序是马克思法律审美价值实现的现实保障 |
| (二) 马克思法律思想审美价值的实现应遵守真善美统一的规律 |
| 1. 良法之真 |
| 2. 良法之善 |
| 3. 良法之美 |
| 六. 马克思法律思想审美价值的时代意义 |
| (一) 对于“法美学”这一交叉学科的科学系统构建 |
| 1. 法美学的基本内涵以及学科特征 |
| 2. 马克思法律思想审美价值对于法美学学科的构建意义 |
| (二) 对于消除法律异化的现实意义 |
| 1. 法律异化的基本内涵 |
| 2. 法律异化的现实原因 |
| (1) 工具理性与道德理性的分离 |
| (2) 司法程序中的人为因素 |
| 3. 法律异化的克服路径 |
| 结语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从法的起源谈利益的法律选择（论文参考文献）
- [1]个人更生程序比较研究[D]. 孙宇.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0(02)
- [2]生物识别信息法律保护问题研究[D]. 付微明.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
- [3]软商法研究[D]. 黄丽红. 吉林大学, 2019(02)
- [4]美国违宪审查中的国际法与外国法援引研究[D]. 陈希. 山东大学, 2019(02)
- [5]马克思的法的现代性思想研究[D]. 刘艳.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6]意思表示瑕疵婚姻的法律效力研究[D]. 张融. 湖南师范大学, 2019(12)
- [7]法治与改革：1978—2018年法律制定的实践研究[D]. 李涛. 华中师范大学, 2019
- [8]诚信原则比较研究[D]. 褚凤.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9]论清末民初私有财产权之变迁 ——以《大理院民事判例辑存》为分析文本[D]. 古戴.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
- [10]马克思法律思想的审美价值[D]. 周耀东. 广西师范大学, 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