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香求医的奥秘

一、进香求神病愈之谜（论文文献综述）

李慧君^[1]（2021）在《明清以来梅山文化圈民间信仰研究 ——基于湘中木雕神像与发愿文的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辛可欣^[2]（2021）在《山西河曲海潮禅寺庙会文化记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如何让新时代的乡村庙会在政府与社会、精英与民众的互动中发挥积极作用,为乡村振兴构筑有效桥梁和纽带。需要我们全面挖掘、整理相关史料,结合田野调查,寻找典型案例,梳理乡村庙会的文化记忆及其传承规律,积极思考如何将丰富的庙会文化资源转化为引领乡村文化健康发展的动力。本文聚焦山西省河曲县海潮禅寺庙会记忆之场、庙会进香与庙会交流记忆等,力图挖掘和整理海潮禅寺庙会的文化记忆,梳理和总结庙会记忆图式及其背后历史承传的内在规律,为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社会文化传承,建构和谐地域社会共同体提供智力支持。本研究共分三章:第一章主要研究河曲海潮禅寺庙宇空间。记忆场所是文化记忆研究的起点。本章从山西省河曲县的自然历史文化风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入手,探寻海潮禅寺庙宇空间布局特点、碑帖雕刻、僧人戒律;梳理海潮禅寺从蒙古族“鞑姑姑”“蒙姑姑”建寺,后来历任蒙汉住持修缮扩建、苦心经营的历史记忆;挖掘海潮禅寺记忆之场的独特性,突显海潮禅寺文化记忆的民族交融与团结,为深入研究海潮禅寺庙会的灵验记忆和流动记忆提供坐标和语境。第二章主要研究海潮禅寺灵验记忆。主要呈现海潮禅寺庙会的由来和禅寺内部的神圣记忆;展现万人会和水陆龙华会的集体记忆;分析整理信众、香客与海潮禅寺相关的民间灵验记忆,诸如求子顺遂、求医问药、卜卦灵验、现世报应等,挖掘灵验记忆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关联性,探寻海潮禅寺庙会文化记忆的内在规律性。第三章主要研究海潮禅寺庙市的流动记忆。主要通过考证、探究依傍的庙市,庄严的佛礼,繁华的交易,庙里庙外的人流、物流,以及庙会呈现出的亲朋关系、邻里关系、陌生人之间的关系,来展示海潮禅寺庙会的流动记忆,凸显海潮禅寺庙市的国家在场和交往记忆,蒙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民族记忆和亲戚邻里和睦相处的个体记忆,让人感知海潮禅寺庙市“惩恶扬善、广种福田”的佛教理念和融通晋陕蒙三省的软实力。通过考察海潮禅寺庙会相关空间叙事、历史起源、神灵谱系传说、信众灵验记忆,以及庙市社会互动与交流记忆等,挖掘整理其超越庙宇物质属性、超越宗教信仰属性的具体化、可供捕捉的记忆事象,提炼出庙会文化记忆,并总结其历经时间长河的传承规律,从而理解独具特色的地域社会共同体及其价值。其一,呈现海潮禅寺庙会文化记忆是晋陕蒙三省交汇处的中心道场,蒙汉民族融汇的精神通道,是独具特色的地域社会共同体。在海潮禅寺庙会这一特定的记忆空间里展示出两个民族像石榴一般团结的民族记忆。其二,海潮禅寺庙会文化记忆的贮存价值,即在于建构海潮禅寺庙宇与庙会的一种超物质性存在。其三,海潮禅寺庙会文化记忆的激活价值,即在于以禅寺源起之（民族）文化交融历史叙事,及其信仰灵验庙会与物资交流庙市,建构和谐融洽的地方社会共同体。

朱宏敏^[3]（2021）在《清末民初士人年谱所见疾病与医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年谱除了记载谱主的生平事迹和经历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重要事件外,还会留下他们有关疾病、身体情况和医疗就诊信息的记录。因此,对这些疾病信息进行整理,有助于了解病患及病家对疾病的认知情况、采取的应对策略、对患病成因的解释,以及医者和病者的互动关系。本研究选取社会转型时期的清末民初为切入点,以士人年谱中有关病人疾病体验与医疗活动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研究法、学科交叉法等历史学、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对疾病与医疗相关方面的内容进行展开和论述。对年谱中出现的有关疾病记录进行归类和分析,发现这一时期病人既受流行性传染病的危害,又有一些常见慢性病时常对病人的生活造成困扰,对疾病的感知与描述还缺乏清晰地认识,诸如只提及病症却无法指出所患何病。从治愈疾病的结果来看,这一时期的医者水平仍相当有限。在致病成因中,关于对病者患病缘由的描述,可以获悉他们对病因的认识更多的与自身生活境况和社会环境有关。在所处的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时代的这种剧烈的变动并没有像在历史书写中那样描写的波澜壮阔,而是透过这些简洁文字的记录,发现因罹患疾病,他们原有生活方式的平衡状态被打破了,他们内在的精神状态和外在的工作无不受着影响。当疾病来临时,病人的治疗措施包含五种情况。一是延请名医良医和西医医者,这一类病人倾向于看重医者的口碑和专业的医术。在择医选择上,中西医并治的医疗举措,表明西医医疗人员和医院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中国传统医疗空间和医疗行业。二是在他人推荐中,病人是通过人际网络的关系寻找合适的医者,清代医学知识的传播和医学书籍的编撰出版,为病人接触和学习医药知识在自行医治上带来了便利。三是民俗疗法广泛存在于乡土社会中,病人往往是在医药无效的情况下选择求神、祷天、庙观求方等方式治疗疾病。四是亲属对病人的医疗救护与官方倡导的主流文化意识分不开,儒家孝道的伦理思想渗透在家庭伦理的医护活动中,记录的文本展现了侍疾中孝子和孝妇的形象。此外,在家庭医疗照护中,涉及到了男女性别分工的差异,女性的照顾对象较为多元,患病的亲人几乎全部囊括在内,而男性多为父母为主。五是病人通过环境疗养、饮食调理、温泉疗疾、读书养心、静坐导引等养生方式预防和治疗疾病,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在这众多的医疗选择中,病者治疗疾病的行为并无先后之分,在选择上是自主且多元的。在医病互动中,病人及其家属并不是被动接受医生的治疗,频繁地择医、换医、群医共诊的现象时有发生,最终决定治疗方案的往往是病家。反观现代病人就诊情况,因医疗体制和医学发展水平的巨大变化,使得病人的声音在现代医疗模式中逐渐消失。在科学主义话语权的影响下,因医学的权威性和医生的专业性使得病人过度依赖和尊崇医生的治疗,缺乏与医生的互动,自身参与意识不强。而在清末民初时期病人不是没有发声的机会,面对多元的医疗选择和医疗市场的鱼龙混杂,对病家而言是增加了选择的困难性,延请庸医是病家无奈的选择。对此采取的则是更为谨慎的态度,影响了病人的求医愿望。

李佳珉^[4]（2021）在《漫画中的社会思潮研究 ——以1919-1937年上海所刊漫画为中心的考察》文中研究说明漫画,作为中国近代时期新兴的绘画形式之一,其不仅是中国美术发展领域的一个标志性符号,更是时代文明与社会变革之下的历史产物。幽默诙谐的艺术语言不仅让漫画进入了观众的视野,拉近了艺术与民众的距离,同时也为后世追忆往昔生活提供了参照。从地域上来看,上海自开埠以来一跃成为中国现代化文明城市的代表,经济上的繁荣、思想上的相对开放等因素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漫画家来此谋生,客观上推动了漫画的发展。而在艺术与思想的转换中,上海漫画不仅被赋予了时代之思,同时也成为公共领域中某类群体的发言人,各界势力对漫画作品的策划与经营使其成为政治参与的媒介载体,而在这些看似漫不经心的随意构图背后,其所支撑的知识信仰以及观念意识同时也折射出漫画与某一特定社会背景的契合程度,更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段的社会思潮提供了窗口。在中国近代上海漫画中,着墨颇多的应是为抵御外侮,强国保种的爱国主义题材漫画,爱国漫画在这一时期已成为漫画家们笔下的核心主题。他们一面向观者揭露出外敌内患的不法行径,一面又不断地为观者建立美好的想象图景,但无论是出于对时事新闻的报道或是掺入作者思想的刻意改造,近代上海爱国主义题材漫画都从某种程度上映射出民众的需求与思潮的演变进程。出于对国家与民族的热爱,人们的爱国情感与思想也极易产生共识与联系,此时的漫画不仅担负着启迪民智,针砭时弊的社会公用,同时也在引导和建构民众集体情感共鸣过程中发挥了效用。女性解放题材的漫画更多的是围绕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双向互动。对于传统,漫画所体现出的更多是对纲常礼教束缚的批判,而对于现代,漫画则是在竭力为观者打造一个全新的女性世界与女性姿态的同时,又产生了对女性解放过度的担忧与焦虑。中国近代时期,随着自由民主等新知思想的快速传播,女性解放也被推至到风口浪尖,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女性解放漫画中所存在的传统与现代,激进与保守之间的论战更是当时女性解放思潮演变历程的一个缩影。漫画善用通俗易懂的形式来传播讯息,而其所绘内容多反映社会现实。在反映平民主义思潮过程中,上海漫画则是聚焦于对市井生活、民间疾苦及社会众相三方面的描绘。漫画力图通过对普罗大众日常生活图景的描绘,打破传统时代因阶级身份不同而存在差异性对待,取而代之的是国家、社会及个人国之间的紧密联系,既人人都有获取平等自由,为国担忧,为社会发展效力的义务与权力。科学主义思潮漫画在二十世纪初期多以普及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知识为初衷,此时的漫画更似一种带有科普性质的图解。至20-30年代,科学漫画开始注重于将科学思想作为一种推进个人主体现代化,引导科学价值观及道德规范的观念意识,对封建恶习的抨击以及对文明生活的倡导都体现出科学主义思潮从最初的器物之论上升至精神思想层面的追求。可以说,在中国近代时期,上海地区的漫画家以其敏锐的眼光捕捉到社会发展的动向及民众的喜好,浅显易懂的图像显然要比晦涩拗口的文字更易接受,同时也更易引起人们心中的共鸣。这种文字所无法比拟的视觉图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不仅推动了社会思潮的大众化宣传,同时也折射出特定时空背景下的历史痕迹与社会脉搏。此时漫画不仅存有着艺术价值,同时还兼具着政治、历史、思想等方面的史料价值,为后世探究往昔社会思潮的演进,民众心理的嬗变等方面提供了不可忽视的参照。

刘润元^[5]（2020）在《菲律宾华人民间信仰调查研究 ——以马尼拉华人区为中心》文中提出受近代西方国家殖民的历史影响,菲律宾是一个宗教氛围极其浓厚的国家,几乎全民信教,生活在这样的大环境中,菲律宾华人对宗教也体现出较高的热诚,其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家庭关系、社会网络等许多方面都受到影响。华人除了信仰天主教、基督教、佛教等制度性宗教外,也有一些人信仰来自祖籍国的民间信仰,可以说,民间信仰也是认知菲律宾华人社会的一个独特视角,有助于深化我们对菲华宗教文化及菲华社会发展的认知,对于全面把握菲华侨情现状也具有参考意义。本研究以实地田野调查获取的一手资料为主,以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资料为辅,结合马尼拉华人区民间信仰庙宇的典型个案,分庙宇性质、神只体系、仪式过程、传道方式等几个专题对菲律宾华人民间信仰现状展开了深入剖析。一、庙宇性质:菲华民间信仰的庙宇分为公庙和私庙,公庙所有权、管理权归属庙宇隶属的社团,经营权部分下下放,但由于公庙不具有营利性,因此,在吸引信众方面并不积极,因此,随着代际更替,信众流失严重,公庙传承信仰方面的功能在弱化,作为社团联谊平台的功能还在维持。私庙所有权、管理权和经营权均归属个人,庙主将其作为生计,经营颇为积极,服务内容也比较丰富,因此,尽管动机比较功利,但在维持信众、传承信仰方面有较好效果。二、神只体系:菲华民间信仰的神只体系多元而杂糅,神只不仅数量多且背景多元,东方与西方、制度性与非制度性、自创性神只混杂在一起。造成多元与杂糅的原因除了功利的考虑外,还与菲华在多元宗教背景下,信仰业已融合有关。多元与杂糅的主要目的在于吸引信众,但是否能达成乃由多方面因素决定,除了庙宇的性质外,神只的功能最为重要,在菲华这个典型的商业社会里,具有“求财”功能的神只最受青睐,功能随时代发展弱化的神只则被冷落。三、仪式过程:菲华民间信仰的仪式活动虽然多样,但总体来说仪式过程较为简单化和灵活化,仪式的简化和变通不仅是受宗教信仰世俗化的影响,同样也受制于专业神职人员的缺乏。仪式变迁中的去神圣化、生活化的趋势日益突出,一方面它降低了信仰的门槛,便利了参与,但另一方面神圣感的淡化也成为致命伤,会失去对信众的吸引力,导致信众的疏离。四、传道方式:菲华民间信仰的传承方式多沿袭传统,并无主动的传道方式,信仰的代际传递依赖惯习,因此,在传统宗教信仰式微的大趋势下,民间信仰诸多庙宇前景堪忧。其中有一个特例,由台湾地区传入的一贯道近年来在菲发展较快,主要与其较为积极外向、有组织的传道方式有关,此外还与其将目标人群拓展到主流社会,以及将一些时新的内容融汇到传统教义中有关。总的来说,受融合发展、代际更替、科技进步及教育的影响,加之民间信仰本身资源的匮乏,目前,菲律宾华人的民间信仰正呈现明显萎缩的现象,主要表现包括:信众明显很少;庙宇减少;现存的庙宇大都香火和人气比较萧条;专职的人员尤其是经过专门训练的神职人员极少。总体看来,这种衰落的势头还会加剧发展。

段鹏^[6]（2020）在《九-十世纪敦煌社会宗教生活研究 ——以斋会文本为中心的考察》文中提出敦煌文书中保存的集中出现于九、十世纪的斋会文本,是反映当时宗教与社会生活互动的珍贵材料。文本中蕴含着当时敦煌人民看待社会、思索人生的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诉求,透射出当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诉求与向往。斋会文本叙述背后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特殊意义:一是宗教史意义,体现出当时社会中三教的进一步融合;以及密教“禳灾护国”思想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日益加深,斋会呈现出密教化特征。二是社会生活史意义,宗教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更加密切,主要体现在以岁时、农业诉求、灾害应对、疾病救赎等方面均举行相应的斋会。三是文化史意义,当时社会中盛行的正月燃灯、二月八游四门、七月十五追荐宗亲行事,至今在地方社会生活中仍有重要影响。文本中呈现的诸如“出忠于国,入孝于家”的思想,以及面对疫情灾害时“疫疠大行,是众生之共业”的集体责任意识,值得当今社会借鉴。

杨筱哲^[7]（2019）在《白族观音叙事研究：以云南省云龙县石门井为中心的讨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云南省云龙县石门井及周边地区的白族观音叙事是当地民众对自身与观音之间关系的讲述。这些叙事包括口头和书面讲述的观音故事、日常生活中与观音有关的私人事件和经验。前者是作为文学故事的观音叙事,即文学叙事;后者是作为生活事件的观音叙事,即非文学叙事;二者在叙事手法和信仰体验上存在差异,在对神人互动关系的讲述中融合,从而共同构成作为整体的观音叙事,作为当地人的信仰实践而存在。一方面,两种叙事存在差异。作为文学故事的观音叙事经由对群体认识的虚构性、夸张性描述,在模式化的讲述中反映着区域内群体对观音的共同理解,又在不同个体的讲述中形成核心相同、具体面貌相异的千差万别的讲述,文学性是鲜明的。作为生活事件的观音叙事因个体对其拥有极大解释权,展现了个体对自身和周围世界的理解,又因其在具有一定地缘、亲缘关系的社会群落中生成和传播,具有真实性和地方性特征,生活属性突出。另一方面,两种叙事存在融合。作为文学故事的观音叙事与作为生活事件的观音叙事具有叙述主题、叙述逻辑上的相通性,它们以对观音在场的确信为前提,共同讲述着观音与民众之间的神人互动关系。个体性特征显着的非文学叙事展现民众对文学叙事的理解,推动文学叙事更新;集体性特征鲜明的文学叙事又在强势个体的推动下生成和流传,为非文学叙事提供注脚或呼应。在这个过程中,两种叙事共同构建着当地人的观音信仰实践。观音叙事不仅仅是对观音信仰的解释和理解,不仅仅是对信仰实践的指导,其本身便是观音信仰实践的具体表达。观音叙事与观音信仰一体而存。同时,在民间文学即是民间生活的意义上,兼有审美的文学属性和非审美的生活属性的观音叙事作为其信仰生活方式,是民间文学在当地的一种呈现样式。

游红霞^[8]（2018）在《民俗学视域下的朝圣旅游研究 ——以普陀山观音圣地为中心的考察》文中指出朝圣旅游是基于某种信仰（宗教的或非宗教的）,或对某个事物的追求和向往而发生的旅游行为,是信仰的生产与消费的过程,成为现代旅游业的重要类型。本文以本土化的观音信仰为研究对象,以普陀山观音圣地为主要的研究范围,讨论如何将神圣层面的信仰推向世俗层面的旅游,论述朝圣旅游中信仰与旅游、神圣性与世俗性互动交织、相互裹挟的关系。朝圣旅游的神圣性与世俗性由旅游客体与旅游主体承载。朝圣旅游客体指圣地及其旅游景观,景观生产是旅游行为得以发生的必要条件,是实现朝圣旅游的关键环节。作为记忆之场和传承之场的景观可以唤起人们对过去传统的文化记忆,也推动着民俗文化的传承。景观的生产和叙事兼具信仰性和旅游性的双重特征,是政界、佛教界、旅游界乃至受众群体等各方面合力推动的结果。朝圣旅游的主体主要由三大阵营构成。第一是朝圣旅游的建构主体。朝圣旅游是以社会信仰为中心的传统民俗文化在当代被利用、加工和重构为旅游资源、从而实现“旅游化”的过程。普陀山的现代朝圣旅游是由国家及地方的行政管理部门、民俗文化精英、商业力量、旅游地的地域社会等方面合力建构的,他们的叙事话语代表着各自不同的立场,又形成了一个话语结构的复合体,共同将传统信仰推向现代旅游。第二是朝圣旅游的受众群体,即朝圣旅游者。朝圣旅游者被信仰与旅游两股力量所调动,兼具神圣性与世俗性的双重特征。通过朝圣旅游者的体验叙事,可以分析他们对于朝圣旅游的认知和理解,以及朝圣旅游是如何影响他们的。朝圣旅游者的体验叙事也传播和强化了信仰传统,从而促进了朝圣旅游的发展。朝圣旅游者是传统民俗的传播者和传承者,成为朝圣旅游的有力推手。第三是朝圣旅游的组织者,也就是朝圣旅游的中间人。导游是朝圣旅游的职业中间人,他们通过现场叙事直接对游客产生影响。导游的叙事话语代表旅游的立场,与信仰话语存在着一定的博弈和冲突。只有当信仰与旅游两股力量达成统一和和谐时,才能有效地促成朝圣旅游的发展。以导游为代表的旅游界人士要进行自我约束和妥协,从客观上促进了信仰的发展;信仰界人士也对导游的合理行为表示了包容的态度,甚至参与到朝圣旅游之中,推动旅游的实现,两股力量实现了联合。在朝圣旅游中,从景观的生产到朝圣旅游的建构和运营,都呈现了信仰的生产和消费的过程,裹挟着信仰与旅游、神圣性与世俗性的双重属性。通过对朝圣旅游的审视,可以探讨旅游民俗学的几个基本问题:第一,民俗旅游景观的生产;第二,景观叙事与文化记忆、民俗传承以及民俗旅游的关系;第三,民俗旅游的主体建构;第四,民俗旅游与多元主体的互动关系;等等。

王辉^[9]（2017）在《民国时期东北汉族民间信仰研究（1912-1931）》文中提出民间信仰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一定区域内自然、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折射镜。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形式,民国时期东北地区汉族的民间信仰反映了当时东北地区的自然资源、政治状况、经济形势、民族特点以及宗教状况。本文以民国东北地区汉族民间信仰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了国民政府对东北地区汉族民间信仰的管控,以及汉族民间信仰如何调整自身以应对国体的变更和西方文化的冲击。通过对民间信仰的界定,本文认为民国时期汉族的民间信仰既有盲目迷信的内容,又有传统俗信的成份,它不同于有组织,有戒律的制度型宗教,它像分子一样弥散在汉族民众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中。从岁时节庆到婚丧嫁娶,从生产经营到消费娱乐,汉族民众都以各种形式的祈福禳灾活动,对生活施加影响,以求达到趋吉避祸的美好愿望。在这些民间信仰活动中,有些是对传统习俗信仰的继承,而有些则因其盲目的迷信对汉族民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威胁。伴随着民国时期共和国体的建立,科学和民主称为社会文化宣传的主流呼声。而民间信仰因其在形式上与迷信界限的模糊而被冠以“愚昧”和“迷信”称号,成为新文化精英批判和政府管理的重要对像。国民政府利用东北地方政府的力量运用了法律、教育、改良、行政等多种手段对东北汉族民间信仰实施管控。在管控的过程中,东北地方政府出于地方利益对汉族民间信仰的不同内容分别采取了禁止、取缔、利用或支持的多种方式,加之地方官员在政令执行中的消极和混乱,造成了国民政府对东北汉族民间信仰管控成效甚微的局面。东北汉族民间信仰是东北地区汉族移民与原始土着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它既源于关内的民间信仰又吸收了满族和萨满教的文化内容,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在民国时期的东北社会中,民间信仰在加强社会教化、稳定社会心理、促进社区整合、繁荣社会经济、丰富社会文化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也必须承认,倘若民间信仰发展到盲目崇拜或狂热迷信的程度时便会被别有用心之人所利用,进而对民众的生命财产、对社区的治安环境甚至社会的安定团结造成威胁。以史为鉴,清晰的认识和了解民间信仰在东北地区的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努力地消除和避免其消极成份的危险,正确的引导,积极的保护,让民族文化的生命之花常开不败才是本文研究的最终目的。

蔡迎春^[10]（2017）在《《衆喜寳卷》研究》文中指出清代道光年间,陈衆喜所撰《衆喜宝卷》,不仅完整地记录了长生教创立者汪长生的宗教生涯以及长生教的渊源、宗旨和教羲,而且还在文本上栏部分汇集了衆多与长生教相关的儒、释、道以及其他民间宗教的资料,可谓一部研究长生教和其他民间宗教的重要经卷。从卷册篇幅、文本内容结构和刊行流播等角度而言,《衆喜宝卷》所具的学术价值是笔者所搜集的长生教其他经卷,甚至是其它民间宝卷所不能比拟的。本文封《衆喜宝卷》现存版本异同考论的基础上,通过封文本内容进行梳理归纳,并与新发现的其他长生教新材料进行封比,进而封宗教劝化宣教的宗教功能进行深入分析,不仅深化了封长生教基本教羲、教派历史、教派属性、仪式活动等方面的认识,而且还以一叶而观全貌,封目前於宝卷研究本身存在着的诸多观点和问题进行辨析,以期推动宝卷学领域的研究进程。正文分"研究篇"和"校录篇"两大部分,其中"研究篇"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章为"《衆喜宝卷》版本考论"。成书於清道光廿九年（1849）的《衆喜宝卷》自问世以後便在下层社会广爲流傅,故不断重版刊印,版本衆多,且各有优劣。通过封《衆喜宝卷》所有版本进行全面汇集,不仅从版本形式和内容上辨其异同,为俊来研究者的版本选择提供可靠依据,而且还核封了目前所收录《衆喜宝卷》的目录成果,并封其收入情况与实际馆藏情况进行封比,发现目前目录成果中封於宝卷文献的着录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以引起学界的关注。第二章为"《衆喜宝卷》文本形式与内容"。《衆喜宝卷》的上栏文本主要分三种形式:介绍性文本、经文性文本或其它形式文本,内容庞杂,结构松散,看似杂乱无章,但实际上作者如此编排是有内在罗辑和规律可循的;下栏文本主要分为故事文本和劝化文本两种类型,其中故事文本主要以两个故事为一主一暗两条线索展开,实际上是代表两种修行方式,一种是以衆喜和其父母为代表的修行方式,即长生教的修行方式,一种则是以赵桂瑛为代表的修行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的长生教与其他民间宗教的斗争,最终是长生教获胜;上下两栏在文本结构上相封独立,但文本内容又互有关联。《衆喜宝卷》的文本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念卷活动的神圣性,增强了念卷内容的广泛性,使念卷活动的功能从斋供仪式转变为劝化。第三章为"《衆喜宝卷》的功能——基於新出现《两卷本》的封比分析"。通过封《衆喜宝卷》的五卷本,以及新发现的两卷本,从文本结构及文本内容方面的封比,发现两卷本的《衆喜宝卷》仅是五卷本的《衆喜宝卷》精缩刊本,两卷本保留了五卷本的下栏分品部分,并封下栏文本从分品和内容方面进行了删减,而宝卷的宗教属性则没有改燮,同时,在文本中未能找到任何民间秘密宗教的内容,完全是用来进行斋供仪式的文本。因此,为宝卷可以放在文献考据和齐供仪式的视角进行研究提供坚实可信的文献基础。第四章为"从《科仪》看《衆喜宝卷》的宗教属性——兼论长生教"。通过封《衆喜宝卷》文本内容的分析,并与长生教另一经典《科仪》进行比较,系统梳理长生教从源起、教羲到仪式活动,从而勾勒明万历年间到清道光年间的发展历程。弥补了先前封《衆喜宝卷》研究的不足,如介绍陈衆喜其人其书、长生教的宗旨、信仰、教规、戒律,以及作者所知的其他民间宗教,大体还是从宗教组成要素以及宗教发展简史的角度出发,研究不太深入。本文力图通过封该宝卷文本内容进行专题分析,为封该文献的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从而丰富长生教研究的内容,并且进一步为从斋供仪式角度进行研究宝卷提供依据。第五章为"宣教与劝化:《衆喜宝卷》之宗教功能"。与善书相比,宝卷的内容多以神在人间的生活为主,神仙角色在宝卷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多新奇的故事情节,另外唱词封推动情节发展也起着重要作用。《衆喜宝卷》中以衆喜的宣教劝化故事和三次受灾经历、赵桂瑛的故事、衆喜宣教劝化二个阶段、两个方面以代表四方的共同作用下,宣教劝化内容从行为准则的劝世观到道德昇华的修道观不断昇华。"校录篇"涵盖《衆喜宝卷》题解及录文、《科仪》的题解及录文两个部分。

二、进香求神病愈之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进香求神病愈之谜（论文提纲范文）

（2）山西河曲海潮禅寺庙会文化记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清末民初士人年谱所见疾病与医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漫画中的社会思潮研究 ——以1919-1937年上海所刊漫画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5）菲律宾华人民间信仰调查研究 ——以马尼拉华人区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6）九-十世纪敦煌社会宗教生活研究 ——以斋会文本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7）白族观音叙事研究：以云南省云龙县石门井为中心的讨论（论文提纲范文）

（8）民俗学视域下的朝圣旅游研究 ——以普陀山观音圣地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9）民国时期东北汉族民间信仰研究（1912-1931）（论文提纲范文）

（10）《衆喜寳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进香求神病愈之谜（论文参考文献）

• [1]明清以来梅山文化圈民间信仰研究 ——基于湘中木雕神像与发愿文的考察[D]. 李慧君. 湖南师范大学, 2021
• [2]山西河曲海潮禅寺庙会文化记忆研究[D]. 辛可欣.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3]清末民初士人年谱所见疾病与医疗研究[D]. 朱宏敏. 信阳师范学院, 2021(09)
• [4]漫画中的社会思潮研究 ——以1919-1937年上海所刊漫画为中心的考察[D]. 李佳珉. 上海大学, 2021
• [5]菲律宾华人民间信仰调查研究 ——以马尼拉华人区为中心[D]. 刘润元. 华侨大学, 2020(02)
• [6]九-十世纪敦煌社会宗教生活研究 ——以斋会文本为中心的考察[D]. 段鹏. 兰州大学, 2020(11)
• [7]白族观音叙事研究：以云南省云龙县石门井为中心的讨论[D]. 杨筱哲. 云南大学, 2019(03)
• [8]民俗学视域下的朝圣旅游研究 ——以普陀山观音圣地为中心的考察[D]. 游红霞.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6)
• [9]民国时期东北汉族民间信仰研究（1912-1931）[D]. 王辉. 吉林大学, 2017(09)
• [10]《衆喜寳卷》研究[D]. 蔡迎春. 上海师范大学, 201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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