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人生错误和缺点的关键——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的访谈

一、我一生中错误、缺点的关键所在——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临终访谈录（论文文献综述）

李华^[1]（2017）在《一个回民村镇的人生仪礼研究》文中认为论文以山东地方镇回民为研究对象,尝试运用“一体多元”的理论研究思路,探讨回民人生仪礼问题,对人生旅程中的几个关键节点即出生、出幼、婚姻、丧葬及相关民俗生活进行深描和解析,探索了回民在中国传统文化、伊斯兰教及西方文化的复杂多元生境之中,以适应生存和生活智慧持守着“和而不同、融而不化”的“教门”生活。论文包括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绪论介绍选题背景及意义、理论框架、研究方法、创新点,关于回族生育、出幼、婚姻、丧葬民俗学术史的研究回顾,对田野资料的使用以及地方镇回民教门话的阐释。第一章介绍“一体多元”背景下的地方镇回民,对地方镇的人文地理经济扫描,考察了当地回族的来源和姓氏,对当地回民社会生活从经济生活、村寺公共事务、教门生活予以描述分析。第二章通过对地方镇回民的生育观和礼俗实践的考察解析,呈现出回民不同汉民的经名符号,其深意在于穆斯林对今后两世吉庆生活的信仰追求,并开启了今世人生之旅。第三章通过对当地回民出幼成长中的教门功课情况的调研,指出人们对于“割礼仪式”的误解,肯定了“清真学堂”的优良传统,解析教门学习的重要性、目的性、内容和形式,基于此促进了回族儿童不忘教门的文化自觉和健康成长。第四章探讨了从“油香亲”到“回汉一家”的地方镇回民婚姻习俗,注重对个案婚姻生活的实录与分析,通过透视婚姻礼俗过程,论述了回民婚俗的功能和特点。回民婚姻是理想与现实合奏的结果。第五章对地方镇回民丧葬习俗加以考察、实录与解读。首先分析了双重文化中的回民丧葬观,解释并描述了一个葬礼仪式过程,探讨了回民丧俗的功能与特点。第六章从回民人生仪礼视角对回民的“一体多元”建构进行文化阐释,揭示回民人生通过今世耕耘追求两世吉庆的意义;对于共同区域生活中的回汉民族的边界和认同予以分析和比较,从回汉民族民俗互动审视回族生活方式的“一体多元”特征并作了探讨,回民在伊斯兰教中国化方面所做的努力和文化实践的意义。论文通过对于回民人生仪礼习俗的考察与探讨,在时间纵轴上作历时性的研究,在地理空间的横向上作共时比较,在民族性方面展开“回-汉”和“回-回”双重比较。结语申述了回民“一体多元”特征,指出民俗生活是动态的连续性社会文化现象,在因地适宜的生存智慧中,回民因其信仰而保持着“和而不同、融而不化”的民族特色,同时在回民“文化自觉”中与汉民等民族同胞“美美与共”。

孟德楷^[2]（2014）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00年至1923年,欧洲历史学家先后在西欧主要国家的首都组织了5次规模较大（每次千人左右）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分别为巴黎（1900年）、罗马（1903年）、柏林（1908年）、伦敦（1913年）、布鲁塞尔（1923年）。就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5届大会上,议决设立从属于“国联”（国际联盟,联合国的前身）的常规机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Sciences）,简称“国际史学会”,组织每五年一届的大会,并处理其他日常工作。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成立后,连续组织了第6届（奥斯陆,1928年）、第7届（华沙,1933年）、第8届（苏黎世,1938年）大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会没能正常举行。战后,国际史学会于1950年在巴黎召开了第9届大会,并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成员（总部设在洛桑,秘书处设在巴黎）。此后,大会每5年一届如期举办,每届参会的历史学家都在2000人左右。其中以第13届大会（莫斯科,1970年）规模最大（3305人参会）。前苏联齐赫文斯基院士曾参加过第11届至16届大会,他说：“历届历史科学大会都对世界政治形势极为敏感。举办大会的东道国也会对大会发生影响。例如1970年在莫斯科的第13届大会是以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为标志的；而1975年在旧金山举行的第14届大会则突出美国建国200周年和美国经验。……第16届大会（1985年）,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致辞时,突出的是‘德国统一’和‘全德意志精神’。”由此也可以看出大会的多元与包容。就大会主体而言,它在促进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的“相互理解”方面进行了人所周知的努力,并取得了及其显着的效果,它也因此而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二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演变的历史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内容丰富而过程曲折的一幕内容。晚清学人对肇始于1900年的“万国史学大会”即有关注;民国年间,先是陈训慈、向达等青年学子,后是朱希祖、傅斯年、顾颉刚、袁同礼、姚从吾、刘崇鋐、蒋廷黻、胡适等史学中坚,以及蔡元培、罗家伦、梅贻琦、何炳松、王世杰等学、政两界的领袖,均以“主动的姿态”致力于中国史学组织的建设,以接轨国际；又均以“积极的姿态”致力于中国与国际历史学会,以及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互通；1938年抗战爆发的危难之际,中国政府排除诸难,在傅斯年、顾颉刚、蒋廷黻和胡适之间几经斟酌,指派胡适代表中国参会,并完成了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的工作。1940年代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因“二战”而中断,但中国国内史学界仍关注并讨论以往历届“大会的主旨”和国际史学的趋势；1950至1970年代,中国与国际史学大会的官方联系虽然中断,但在中苏友好、中苏对立,以及东西方“冷战”的大格局下,中国史学界却并未中断对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尤其是苏联参会的关注；“文革”结束和1978年底中国改革开放格局的形成,以及胡乔木、刘大年、季羡林、戴逸、张椿年、张海鹏等一批学界领袖的扎实推动,最终完成了中国史学融入国际的进程：自1980年以来,中国史学会代表团参加了第15届,以及此后的历届大会,直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的第21届大会上,通过了第22届大会2015年在中国山东大学举办的议案。与其他国际组织不同,100多年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始终对中国、对中国史学界、对中国历史文化怀有真诚的敬重和热情的期待。1937年国际历史学会会长、剑桥大学教授田波烈访华期间,曾以“一生最伟大的时刻”期待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国际历史学会主席埃德曼、柯卡,秘书长阿维勒夫人等享誉国际的史学家都是中国融入大会的真诚推动者。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历史,就是中国与世界、中国史学与国际史学相互交融的历史,更是一部极具讨论价值的当代学术史。本文梳理了近百年来中国与大会相互交融的基本线索,讨论了其中的每一个重要节点,以及每一个节点上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以图“回溯”或“复现”一段完备的历史。二本文在系统梳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发展史实和中国与大会关系演变状况的基础之上,主要讨论了四方面的问题。第一,探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形成机制,研究其组织结构和学术范式的演变。国际学术组织是国际共同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是历史学家自己的国际组织,是全球史学家的学术共同体,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第14届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埃德曼说：“今天,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已成为历史学科不可或缺的成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19世纪末以来世界历史的变迁和全球人文社会科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嬗变。大会从一个纯粹西欧和美国学者参与的组织发展为一个全球性的组织,大会的范式也经历了新旧更替的巨变。在大会成立之初,支配史学家头脑的是历史主义思想,研究对象主要是民族国家的政治史,写作方法是叙事。今天参加大会的史学家讨论全球史,历史学日益社会科学化,历史分析成为主流的表达方式。第二,从国际学术界层面,研究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中国史学组织的的演进情况。中国近代学术共同体制度是西方的舶来品。1905年,中国学人对“柏林史学大会”的宗旨及其组织就予以关注。1920年,“南高学派”的青年学生成立史地研究会,其首要的努力目标,就是推动组建中国史学会,以利于中国参与国际学术交流。1923年,青年学子向达译自《美国历史评论》长文《不鲁舍拉第五次万国史学大会》及“译者附志”,是由本文首次使用的一篇重要文献,在近代学术交流史和史学组织发展史中有重要地位。1929年,中国史学会筹建的动机同样缘于1928年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召开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具体刺激”。1980年,中国史学会恢复工作当年,就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982年正式成为会员。此后,1995年和2010年两次提出申办大会。考察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的演变,有助于我们从中国历史学界参与国际交流层面上认知中国史学组织的自身演变过程和特点。第三,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观照中国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流变。晚清以降,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西学东渐,中国本土的传统学问受到了最明显的冲击。相较于自然科学领域,历史学是中国传统固有之学问,中国发达的史学自有一套成熟的处理资料的方法和表达的形式,因此,史学方法的自我变革在时间上迟了一波。自民初至今,中国学人一直都密切关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选题和方法论方面的变化,自觉从国外的新方法中汲取灵感和启发,“以预世界之流”。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各大学创办的《史地学报》、《历史教育》、《史学消息》和《现代史学》等杂志,都积极报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活动、相关的史学选题和学术方法等,自觉寻求方法论上的启示。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中国史学虽然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研究,但对苏联史学家历届参会的关注,也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思考；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史学家走出国门,眼界大开,治史理念和方法得以丰富。外国史学流派和方法通过各种途径输入中国并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力,其中最集中的途径还是史学大会。参加历次大会的中国学者中都有人记录和分析了史学大会的情况,其中最集中的则又是对国际史学理论和方法进展的报道。第四,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关系史是在微观层面上研究全球化历程的极佳个案。从起源上说,国际史学大会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在历史学的学术研究和学术组织层面的反映。就演进来看,大会起初是一个欧美性质的组织,其成分和议题不断扩张,中国加入和申办的经历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的一个个案情况,值得从全球史入手解读。中国对大会的期待和参与当然有着自己的民族诉求。作为历史大国,中国学者们除学习国外同行之外,更要展示自身的追求和取得的成绩,以期在世界讲坛上获得应有的话语表达。而史学又总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昭示着国家的兴衰,因而中国与史学大会的关联,又成为近百年来几代学人念兹在兹的“邦国大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成为战胜国,首次跻身近代大国之列,这也成为中国以大国身份加入国际史学大会的直接动机；1938年,傅斯年在阐释中国参加大会的动因时,更是明言：“此会系‘国联’所主持,是一郑重国际学术会议,未可轻视。且其中包括近代外交史、远东史,此皆日本人指鹿为马,混淆视听之处,吾国不可略也。”这也说明,只有融入国际,才可以真正扞卫中国的权益。1980年之后,中国再度以“和平大国崛起”的姿态成为国际历史学会会员国,及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大会上成功申办了2015年大会,成为100多年来,大会第一次在亚洲国家举行的东道主,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这是继中国成功主办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之后,将在中国举办的又一次国际盛会。主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对中国文化发展具有世界性的战略意义,是中国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文化节点。

王妍慧^[3]（2013）在《近代阿拉伯民族主义形成研究（1798-1918） ——以西欧政治思想的影响为视角》文中研究表明阿拉伯民族主义是带动阿拉伯世界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因素,它从形成开始就对中东乃至世界局势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力求在历史与现实、部分与整体、比较与辩证分析相结合的基础上,以阿拉伯世界为主体,以西欧政治思想的影响为视角,在“文明自觉论”的指导下分析近代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形成。全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论三个部分构成。绪论主要阐述本文的选题背景、研究思路及方法、研究内容和研究特色。正文部分共有五章：第一章阐明阿拉伯—伊斯兰传统政治思想。它包括伊斯兰教的政治参与和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政府机构两部分。阿拉伯—伊斯兰传统政治学说的核心内容是哈里发制度的演变。伊斯兰政府所享有的权力建立在人民和国家的权力属于真主等原则的基础之上。清真寺、天课和瓦克夫管理部门是伊斯兰国家重要的宗教机构。第二章论述近代西欧政治思想的发展。以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为代表的法国政治民族主义提出以三权分立、开明专制、社会契约等原则处理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以赫尔德、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等为代表的德国文化民族主义则强调民族语言、民族精神、民主主义对德国统一的促进作用。第三章梳理阿拉伯民族意识觉醒的进程。奥斯曼帝国统治后期,阿拉伯世界语言文学衰落、经济发展受阻、伊斯兰信仰衰退。近代西欧的军事扩张、经济殖民和文化渗透在给阿拉伯世界造成深重灾难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自由平等观念。阿拉伯世界发起的改革和文化与宗教复兴运动是阿拉伯民族意识觉醒的具体表现。第四章分析近代阿拉伯民族主义建构过程中的三种政治认同：第一,以阿富汗尼和阿卜杜为代表的伊斯兰现代主义,在实践中把反抗殖民主义诉诸于以伊斯兰教为纽带的穆斯林民族团结。第二,以地方或国家认同为基础的埃及民族主义,其代表人物塔赫塔维通过世俗意义上的祖国和民族的概念来激发埃及人的爱国主义思想,祖国党民族主义领导了埃及近代史上规模巨大的反抗外国侵略的奥拉比运动。第三,泛阿拉伯主义,其内涵是：阿拉伯人是一个统一整体,埃及是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第五章探讨近代阿拉伯民族主义形成过程中的具体问题。阿拉伯民族概念经历了从“伊斯兰乌玛”到“阿拉伯语化的人群”这样一个演变的过程。阿拉伯世界复兴主义运动的本质是缩小乌玛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其现代化则是乌玛面临欧洲文明挑战的一种应对方式。在阿拉伯民族主义建构中,基督徒知识分子等精英阶层起先锋作用。阿拉伯民族主义依靠文化认同、语言认同和伊斯兰信仰认同获得了政治合法性。通过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近代阿拉伯民族主义形成的基础是阿拉伯—伊斯兰传统政治思想；第二,近代阿拉伯民族主义形成的外源是法国政治民族主义和德国文化民族主义；第三,近代阿拉伯民族主义在反抗委任统治和殖民侵略的斗争中从文化民族主义向政治民族主义转变；第四,近代阿拉伯民族主义形成初期的目标在于阿拉伯地区的统一与强盛。

张瑞红^[4]（2013）在《快感与焦虑 ——唐·德里罗小说中的媒介文化研究》文中提出唐·德里罗（Don DeLillo,1936-）是美国当代小说家、剧作家、短篇小说家和散文家。在过去的几十年,他曾多次赢得国内外多种文学奖项,如美国国家图书奖、福克纳笔会奖、美国图书奖等,享有较高的声誉。德里罗的作品主要描绘了20世纪后半叶以及21世纪美国的社会生活,涉及媒介、大众文化、消费主义、历史、恐怖主义、暴力、科技发展等不同的领域。在德里罗的小说书写中,媒介及其文化的再现是其小说的主题之一,而且所有的社会、文化现象都与媒介有所关联。媒介是信息传播的工具,也是现代科技的一种本质体现。在电子时代,媒介作为一种主要的传播方式,对当代社会、文化的发展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改变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当代社会里,媒介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文化的层面,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文化系统——媒介文化。媒介文化是一种影像文化,常常调动人的视觉和听觉。其因为使用了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所以它又是一种高科技文化。在这种文化中的大规模生产组织方式和以大众为核心的生产,又使其成为一种具有丰富的大众产品的产业文化。媒介文化还是一个各种社会、政治因素以及个体聚集在一起的、充满了冲突与斗争的场所。现代媒介技术的发展使整个世界在逐渐变成一个影像的世界,人们已经放弃了对语言文字的推崇,转向对影像的青睐。对立统一是宇宙发展、事物存在的基本规律,任何事物其肯定性一面必然伴随着否定性因素的存在,媒介文化也是如此。在这种以影像为核心的媒介文化中,既呈现出了人类欲望满足的快感,又隐藏着各种潜在的焦虑、矛盾和冲突。德里罗的小说创作涵盖了摄影、电影、电视、广告、涂鸦、装置艺术、行为艺术等当代各种媒介艺术形式,并揭示出这些媒介对现实生活、社会、文化和人的意识所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小说中的再现从他的《白噪音》开始就变得更加复杂和深刻。本论文选择其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创作的八部小说《白噪音》、《天秤星座》、《毛二世》、《地下世界》、《身体艺术家》、《大都市》、《坠落的人》和《欧米伽点》为研究对象,结合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媒介文化理论和社会理论,解读德里罗小说中所反映的媒介文化的特点。在德里罗的小说中,一方面当代人在虚幻的图像世界中享受着一种非历史性的快感体验,其构成了媒介文化的肯定性因素,并体现在影像中主体的建构、消费的狂欢、和谐的社会和科技的魔力等方面。另一方面当人们沉浸于媒介图像所带来的快感的同时,影像所引发的各种焦虑与冲突也逐渐从隐性发展到显性,从而构成了媒介文化的一种否定性的因素。这种否定性的现实呈现则表现为主体的自我毁灭、垃圾世界、社会矛盾和冲突、科技的暴力和恐怖。其小说创作中现代主体的建构、消费主义、历史与意识形态以及科技发展等四种视角的主题再现,不仅涉及了媒介文化中建构的肯定性一面——快感,也包含了其否定性的一面——焦虑。本文即以媒介文化中“快感”与“焦虑”的二元对立特点为分析主线,分别从以上四种视角探究德里罗小说创作中媒介文化建构的肯定性与否定性的现实呈现。论文研究内容分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正文分五个章节。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论文研究的国内外现状、意义、目的和方法。第一章介绍了当代美国社会中媒介文化的发展和变化,探究德里罗早年生活经历与大众媒介的关系,并简述德里罗整个小说创作在不同时期对媒介文化的不同再现。第二章分别以《欧米伽点》、《身体艺术家》、《地下世界》等小说为例,解读德里罗小说中两种不同艺术家的主体形象：自我建构的艺术家主体和自我消失的艺术家主体,以揭示图像时代的艺术家主体在媒介文化中的两种不同反映——建构与消失。第三章从消费主义的角度分析德里罗小说所呈现出的媒介文化的二元现实：欲望的狂欢与世界的终结。本章首先探究了媒介文化与消费主义的关系以及相关理论,然后结合《白噪音》、《毛二世》、《地下世界》等小说具体分析其中所呈现出来的以媒介为主导的异化消费现象,以及伴随这些现象而生成的具有毁灭性的垃圾世界,揭示出消费主义视域下的两种不同的现实世界。第四章主要分析在媒介与历史、政治、意识形态的共谋关系中美国后现代社会的和谐与冲突。其中《白噪音》、《天秤星座》、《地下世界》等小说对媒介文化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共谋关系的再现,揭示出在和谐社会的表象下所隐藏着的个体与社会、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德里罗的书写暗示了一切共谋中的和谐与冲突都是人与事物存在、发展的二元悖论的本质体现。第五章从科技发展的角度解读德里罗小说中再现的媒介文化的魔力与恐惧世界。在《白噪音》、《大都市》、《地下世界》、《坠落的人》等小说中德里罗揭示了科技发展为人类所创造的魔力般的世界,也再现了大众媒介与暴力、恐怖和创伤的关联,并阐明了影像媒介对暴力社会、恐怖分子和人类心理创伤等所产生的影响。本章最后还分析了德里罗小说中再现的死亡意象和熵化世界,进一步指出科技的魔力在为人类带来丰裕的生活的同时,也将恐怖和死亡带给了世界。论文通过分析得出结论,德里罗的创作揭示了媒介文化中快感与焦虑的二元化现实,自我建构与自我消失的艺术家主体、消费的狂欢与世界终结的未来图景、媒介与意识形态共谋中的和谐与冲突、媒介技术展现的魔力与恐怖世界等都揭示了这种新的文化系统的对立又统一的二元性。后现代社会中许多理论家提出了有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相关理论,德里罗在作品中回应了一些理论家的理论,并验明了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和文化的种种特征的诊断和总结。作为当代小说家,德里罗通过小说中艺术家形象的塑造,建构了一种当代艺术家的主体身份,也成为其对自我身份的一种言说。在文学创作思想上,德里罗将许多电影叙事技巧和美学思想融入到他的文学创作中,使其文学创作的思想具有明显的时代性特点。德里罗的文学创作是小说书写“向死而生”的一种挑战,也证明了图像时代文学存在的可能性。另外德里罗以艺术家的理性思维对美国后现代社会的建构,体现的是一种价值理性对技术理性的质疑和批判,他将技术理性至上的发展所潜在的矛盾和后果揭示出来,是一种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警醒和启示。

马丽雅^[5]（2013）在《他者的意象 ——杜威、罗素、萨特和哈贝马斯的中国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就像一个人在不同时期常常思考“我是谁,从哪来,要到哪去?”一样,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在和未来的探讨,也离不开它是什么,如何产生以及未来发展的考虑。本文从“西方”这一旁观者的视角出发,选择曾经来华访问的杜威、罗素、萨特和哈贝马斯四位思想家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总结他们对中国不同发展时期的认识和看法,评析他们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以期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中国在西方学者眼中形象的演变,以及中国道路近百年来的发展历程。在论述过程中,本文以时间和逻辑两条主线展开,时间主线以杜威、罗素、萨特和哈贝马斯四位思想家的来华先后顺序展开,逻辑主线以中国道路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展开,主要以五四期间知识分子对中国道路的探索、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情况,以及改革开放后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为线索。随着东西方的变化和发展,虽然西方中国观不断变迁,但始终难以呈现出完整的中国形象,并受观察者自身综合背景影响而表现出不同倾向。由于时空背景的差异,杜威、罗素、萨特和哈贝马斯也从不同角度对中国提出了看法和认识。杜威通过东西文明的对比来认识中国文化,由于难以契合中国实际,他寻求一个具有共同生活的社会的中国社会改造之方备受冷遇。罗素的中国观从文化角度切入,认为东西方的文化应该互通有无,并从尽快实现工业化这一目的出发,建议中国应该走“俄国式”道路,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寻找中国社会改造和未来发展的方案。萨特在与苏联的对比中形成了中国观,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但由于种种因素,萨特当时对新中国的认识存在一定乐观情绪。哈贝马斯中国观的出发点是在承认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同时,注重东西方的讨论与共识。西方思想家和西方现代化理论对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道路的影响也反映着中国百年来的发展轨迹。本文通过梳理与杜威、罗素、萨特和哈贝马斯四位思想家相关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关于社会主义的辩论、人道主义的讨论以及“中国模式”之争,进一步考察了西方思想对中国的影响。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杜威的实用主义经胡适的本土化传播后,对中国产生了影响,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中国道路的走向指明了方向。知识分子对罗素的社会改造思想给予了极大关注,这种过度关注在某种程度上使罗素的思想在华传播过程中被放大了。也正因此,当罗素建议中国走“俄国式”道路发展工业,但不实行国家社会主义时,也引起了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更适合中国的激烈讨论。虽然萨特访华时对新中国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但在改革开放初期,他的思想在关于人道主义和人生价值观的讨论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体现了中国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个体”觉醒的过程,以及知识界的思想解放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发展。随着哈贝马斯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的不断深入,他在中国的影响呈现出多领域、跨学科性和本土化的特征,并与当时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关注和思考的民主政治、公共领域等主题体现了一致性。这些特征所带来的影响贯穿中国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改革实践,在增强与世界“共识性”交流的背景下,以哈贝马斯思想中的自我反思和批判精神考察和评析中国的独特发展道路,为理解21世纪以来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纵览全文,西方中国观的变迁包含着中国道路不断发展和西方思想家对西方文明的反思两条主线。为了实现救亡启蒙,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杜威和罗素带着西方文明的振兴之梦来华时,他们希望中国文化能吸取西方的科学知识,西方文化则需要向中国学习,以弥补人生哲学方面的缺憾。他们和中国人一样同意中国需要“改变”,但是,杜威和罗素认为,中国道路的发展方向并不一定是西方的,虽然同处于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可以借助后发优势,总结西方的经验教训,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当经历了二战的萨特带着重建马克思主义的愿望来到中国时,他看到了一个与苏联创立社会主义背景和建设环境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中国在过渡时期面临的矛盾重重的现实和挑战,为此,他观察到的中国道路是一条有特色的、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之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逐步走出了一条发展道路。当哈贝马斯带着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话语性的“文化间性”的期待来到中国时,他看到的是人权和现代化等东西方共同关注的话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体现。在东西方的交往中,时间和逻辑两条主线的交汇,意味着中国人对自身发展的反思同西方人对自身文明与现代化的反思的交织,在这一交汇中逐步探索和发展起来的中国道路,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探索,也走出了一条有别于西方和苏联的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路。

相艳^[6]（2007）在《摩洛哥王国的经济调整与政治改革研究》文中认为摩洛哥位于非洲西北角，扼大西洋——地中海门户，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它与非洲、东方阿拉伯国家以及欧洲国家交往便利，多元文化的特色鲜明。摩洛哥是伊斯兰阿拉伯国家中较早进行经济调整和政治改革的国家。摩洛哥王国又是尚未受到学界足够关注和系统深入研究的弱小国家。对这样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变革进行研究，不仅具有填补某些研究空白的学术价值，更能为具有相似国情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本文围绕摩洛哥王国的经济调整和政治改革问题，全面深入地分析了摩洛哥王国的经济发展历程和特点，政治特点和民主化改革。本文认为，摩洛哥以推行企业私有化和贸易自由化政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调整政策，缓解了财政危机，增强了经济发展的活力，但在经济调整过程中，对民生问题有所忽视，造成了非常高的失业率、大范围的贫困以及腐败的衍生，这一切都威胁到了社会的稳定。未来摩洛哥国内经济发展应在处理市场主导与国家调控，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实现经济健康发展，以及经济社会的综合均衡发展方面做出努力。要立足于增强国内经济的实力和独立性，在对外经济开放的同时，注意规避全球化可能带来的经济风险。为了回应国内外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起，摩洛哥政府进行了政治民主化改革，两度修改宪法，举行多党制和竞争性选举，扩大言论自由，改善人权状况。这些改革对缓解社会矛盾和政治进步具有积极意义。与急促剧烈的经济调整政策相比，摩洛哥的政治改革表现出谨慎、温和的特点。本文认为，政治稳定系统的形成、稳定中求进步是摩洛哥政治发展的突出特点。向现代民主政治过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对于处在政治过渡阶段的国家而言，无论是共和制还是君主制国家，在解决民主改革与政治稳定的矛盾时都面临着如何降低政治发展代价的问题，摩洛哥无疑在这方面提供了比较成功的案例。

祝平^[7]（2006）在《乌云后的亮光 ——索尔·贝娄小说（1944—1975）的伦理指向》文中认为本文主要以索尔·贝娄197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出版的《挂起来的人》、《只争朝夕》、《雨王汉德森》、《赫索格》、《洪堡的礼物》和《赛姆勒先生的行星》六部作品作为研究对象，试图在细致的文本分析基础上，探讨贝娄小说的伦理指向和道德意义，揭示贝娄小说的“肯定”伦理观，即对个人、群体和人类的不灭信心。本文还指出，贝娄对世界和人类的肯定并不同于浅薄的乐观主义，他并不简单地声称世界是纯然美好的。他的肯定伦理是腾升于阴郁的悲观氛围之上的，是一种在悲观事实中的理想乐观主义，是一种饱含着责任感的肯定伦理。贝娄并不回避描写人的异化、人的精神困境和危机，但他并不让他的主人公在逆境中沉沦，他拒绝接受虚无主义，拒绝相信现代社会会彻底分崩离析，他不接受永久的荒诞性。他一方面批评强大的社会力量对个体的挤压，同时又反对极端的个人主义，反对将自己孤立起来，不作为。他让主人公不断进行精神探索，认识自我，学会和世界相处，找到一条既不逃避现实，又不附和时代的疯狂，既生活于现实之中，又独立于时弊之外的理想而艰难的道路。这样，他就赋予在异化、孤独、危机境况中的主人公以希望，即在否定性的陈述中贯穿着肯定的主旨，并最终使美好的人性、高尚的价值观念和对人类的信仰获得胜利，使人们在乌云背后看到一丝希望之光。这也许正是贝娄小说积极意义的一个重要方面。

吴卫东^[8]（2005）在《论诚信与欺诈——人的生存质量说之一》文中指出诚信与欺诈是一对与人类社会生活紧密伴随着的矛盾。当代,这一矛盾的突出,既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困难,又为人们完善自己的生活创造了条件。人之所以要诚信,这主要取决于国家、民族和个人的根本生存与发展、人们的道德修养和利益所得。人之所以会欺诈,取决于过度的利益驱动和追求、信息的不对称和信念的不坚定、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和体制的不完善等诸多因素。建设诚信社会,完善诚信人生,是提高人的生存质量的应有之意。

让-达尼埃,逸凡^[9]（2000）在《我一生中错误、缺点的关键所在——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临终访谈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99年7月8日,哈桑二世在他逝世前的两个星期,最后一次接受了西方记者的采访,以下是访谈记录。

二、我一生中错误、缺点的关键所在——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临终访谈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一生中错误、缺点的关键所在——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临终访谈录（论文提纲范文）

（1）一个回民村镇的人生仪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论文提纲范文）

（3）近代阿拉伯民族主义形成研究（1798-1918） ——以西欧政治思想的影响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4）快感与焦虑 ——唐·德里罗小说中的媒介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他者的意象 ——杜威、罗素、萨特和哈贝马斯的中国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摩洛哥王国的经济调整与政治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乌云后的亮光 ——索尔·贝娄小说（1944—1975）的伦理指向（论文提纲范文）

四、我一生中错误、缺点的关键所在——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临终访谈录（论文参考文献）

• [1]一个回民村镇的人生仪礼研究[D]. 李华. 山东大学, 2017(05)
• [2]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D]. 孟德楷. 山东大学, 2014(11)
• [3]近代阿拉伯民族主义形成研究（1798-1918） ——以西欧政治思想的影响为视角[D]. 王妍慧. 西北大学, 2013(11)
• [4]快感与焦虑 ——唐·德里罗小说中的媒介文化研究[D]. 张瑞红. 中央民族大学, 2013(11)
• [5]他者的意象 ——杜威、罗素、萨特和哈贝马斯的中国观研究[D]. 马丽雅.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3(06)
• [6]摩洛哥王国的经济调整与政治改革研究[D]. 相艳. 西北大学, 2007(05)
• [7]乌云后的亮光 ——索尔·贝娄小说（1944—1975）的伦理指向[D]. 祝平. 上海师范大学, 2006(05)
• [8]论诚信与欺诈——人的生存质量说之一[J]. 吴卫东. 甘肃社会科学, 2005(02)
• [9]我一生中错误、缺点的关键所在——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临终访谈录[J]. 让-达尼埃,逸凡. 国外社会科学文摘, 2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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