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巨额欠款从何而来(论文文献综述)
张实[1](2021)在《萍乡煤矿早期经营业绩探究》文中研究表明萍乡煤矿是汉冶萍公司的组成部分,在近代经济史领域将它作为独立企业进行专题研究的很少。如何估价萍乡煤矿早期的经营业绩,当时就有分歧:盛宣怀曾宣称"并未获利""亏耗亦巨";当代有的专着认为近代萍矿长期经营不振,并归咎于盛宣怀的"求大求全"。文章发掘、阐释原始资料,认为萍矿早期是盈利的,同时指出其创建初期资金严重不足,系负债经营,盛宣怀应对此负责;具体创建人张赞宸白手起家、善于管理、清正廉洁、功不可没;而自1912年起萍矿业绩急速下降,政局长期动荡和汉冶萍钢铁停产是两大主要因素。
王飞[2](2020)在《清代张家口经贸与商帮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对清代张家口经贸发展与商帮情况进行了研究,具体描述了张家口的历史沿革,清代张家口商业、张家口手工业、张家口交通运输业、张家口金融业的发展情况以及清代张家口商人主体的构成情况。最早张家口是北部边塞一座因军事目的而修建的小城镇,随着对蒙、对俄贸易的发展,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逐渐成为北部“转口贸易”的中心城市,着名的“张库商道”的起点城市。张家口的名称始于明代,在明宣德四年(1429年),指挥张文始筑城堡,名张家堡(下堡)。明成化十六年(1480年)增筑关厢。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兵部尚书余子俊筑边墙,即外长城,大境门为要隘。明嘉庆八年(1529年),守备张珍开筑下堡小北门,俗称张家口。内地出口俄罗斯和蒙古的货物,俄罗斯和蒙古进口的货物,都是先运到张家口集中,然后再发往各地。为了管理商务以及处理民族事务,清政府在上下二堡设置了很多衙署机构。张家口的对蒙贸易、对俄贸易的商品种类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由俄、蒙输入张家口的商品以毛皮、纺织品、牲畜、土碱为大宗。由俄国输入商品种类繁多,其中输入毛皮数量最多。熊皮、狼皮、海獭皮、狐皮是较为贵重的毛皮。数量居第二位的商品是纺织品。在19世纪20年代以前,各类贸易货物中所占比例最高的是毛皮类产品。从1820年开始,毛皮类产品所占的份额才开始下降,纺织品所占比例逐渐增多。由旅蒙山西商人在牧区市场收购并贩运内地的牲畜是蒙古输入内地的大宗商品。每年由蒙古经张家口运往内地的马、牛、羊数量达数百万头。土碱也是从蒙区输入的大宗商品,张家口碱商在察哈尔正蓝旗和镶白旗的牧地收购土碱,运回张家口进行再加工,清除杂质,制成碱砖,运销京、津,再转售各地。经张家口流转输出的主要是对俄贸易货物,货物的种类主要是:棉织品、丝绸、茶叶等。最初,中国向俄国出口的主要是棉织品和丝绸商品。从1802年开始,棉织品输出比例不断下降,茶叶输出比例不断增加。茶叶输出额最终超过棉布、丝绸输出额,占据中俄商品贸易的主体。张家口的手工业经济主要包括皮毛业、制碱业、制革业、蒙靴业等几个行业。明清时期,张家口是全国有名的皮毛集散地,仅经营毛皮的商号就有几千家。大境门外的西沟街,是繁华的皮毛交易市场,街道两旁商号林立。张家口皮毛加工系统主要向纵横两方面延伸、扩展。横向是各种毛制品和皮制品的生产,纵向是从皮子鞣制到下脚料综合利用。张家口的制碱业属于民办官商性质,须经官府授权,才允许民间经营。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洋碱逐渐充斥国内市场,张家口口碱业便开始走下坡路。张家口的制革业主要分为三类:白皮行、黑皮行和皮鞍业。白皮行以生产各种皮条和车马挽具为主,张家口的皮条铺主要集中在边路街。北起玉带桥南至深沟口。车马店和骆驼店都在西沙河、三合店巷、元台子、长胜街、福兴里一带。张家口黑皮行的数量比较多,产品主要是:黑熟底皮、白熟底皮等,主要集中在元台子、沙院、通兴巷、福兴里、宋家大院、隆昌巷一带开设手工作坊。张家口的皮鞍业,以生产皮马鞍为主。所生产的皮鞍通过旅蒙商运销到蒙古牧区以及内地官衙骑兵和商贾各界,供马鞍上装配使用。蒙民需要蒙靴数量比较多,在清代时张家口的蒙靴生产达到兴盛。靴铺机构,有的是自财独资经营,有的是合资合伙经营。大境门内外的几十户大旅蒙商京外馆,在外蒙地区都有座庄外号,每年运往库伦的蒙靴约有二十多万双。张家口的交通运输起源比较早,商周时期商王朝经常出兵征伐鬼方,这就说明当时坝上张北至商王朝都邑殷(今河南省安阳市)就有了道路。清代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了全国的道路网。康熙帝曾选派台官治理驿务,并从张家口至库伦间整修了驿道,沿途设立了台站。张家口地区在清代的邮驿,基本上可分两大部分:一大部分是宣化府范围所属驿站和暖铺,归属于直隶省。另一大部分是口北三厅,除张家口和独石口各有一个汉驿外,都是通往蒙古的军用台站。张库商道是指张家口到蒙古高原库伦城(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贸易运销路线,这一贸易路线还延伸到俄国的边境城市恰克图,是我国北方连接蒙、俄的一条国际商品运输线。恰克图的开埠,商业互市的发展,使张库商道继续向北延伸,这条国际运输线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逐步繁盛起来。西伯利亚铁路建成通车,中俄商品运销经海参崴转口,这对张库商道运输是致命的打击。随着外蒙的独立,张库大道路断人稀,商品运销趋于绝迹。张家口的金融业主要包括典当业、账局、票号、钱庄、银行业等。典当是一种以互利为目的的金融活动,这种活动俱有一定的商业属性,其根本功能在于以这种临时融资形式调剂资金的缓急余缺。到了清代,典当业的发展势头是空前的,典当服务于商品流通,典商的繁荣,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账局,是雍乾之际在北京、张家口等北方商业城市产生的以存放款业务为主的金融机构。账局的主要业务对象是私营商业。从清雍正、乾隆之际到咸丰年间,是账局发生及不断发展的时期,从咸丰末年到民国初年,是账局由鼎盛到衰败的时期。票号是19世纪20年代初期产生的一种金融机构,它的产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票号从道光年间兴起,同治年间,票号发展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到光绪年间,票号发展达到鼎盛阶段。张家口的钱庄前身是钱铺,钱铺是我国实行银、两与制钱并行的货币制度的产物。钱庄开始大部为商号兼营,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变为专营性质。钱庄本身靠信用吸收存款,再向具有信用的商号发放贷款。张家口历史上设立最早的一家国家银行是大清户部银行张家口分行。清末民初张家口当地银行机构大小合计有二十二个。主要的银行机构有中国银行张家口分行,交通银行张家口分行、边业银行张家口分行和察哈尔兴业银行四家。这些银行都经办汇兑、存款、贷款业务。张家口外国银行方面主要有华俄道胜银行、远东银行、日本正金银行等。张家口的商人群体主要有晋商、京帮、口商。张家口的晋商是商人的主体,晋商经营的行业主要有盐业、粮食、棉布、棉花、丝绸、茶叶等。张家口的晋商使当地人有了商品经济的观念,他们重信誉,以诚信取胜,晋商经商有道使得张家口人学到了经营之道。张家口的京帮主要是拿着国家俸禄的旗人组成的商帮。张家口京帮从事的贸易主要是自北京、张家口输往蒙古牧区砖茶、面粉、丝绸、布匹等商品,自蒙古牧区输往张家口、北京地区羊毛、驼毛、羊皮、狼皮等商品。张家口的口商主要是指张家口本地的阳原、蔚县、怀安人组成的本地商帮。张家口晋商所组成的商业行社或把持的商业行社在清后期成为张家口工商业行社的主要力量。从清嘉庆至民国时期张家口商业行社多数是商贸业、手工业的组织,也有地方乡谊性质的组织。总之,在清代张家口是我国北部边境重要的贸易城市。张家口最初只是因军事目的修建的一座小城镇,随着对蒙、对俄贸易的发展逐渐发展成为北方贸易中心城市之一。张家口的对外贸易主要是对蒙贸易、对俄贸易。张家口最初的道路也是因战争而修建,清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在张家口、库伦等地修建了几条官方驿道。随着贸易的发展,张家口地区的商道逐渐发展完善。张家口商贸的发展、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进一步带动了张家口金融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金融业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其商业和外贸的发展。这种良性的互动效应使得明清时期张家口城市的人口不断增加,城市的功能不断丰富。张家口的手工业经济的产生就是因为城市人口的增加使得对商品的需求数量的增加而引起的。张家口的手工业经济在北部边境城市中是比较发达的。张家口的商人主体主要是晋商、京帮和口商,其中以晋商居多,并且晋商主要从事贸易和票号的经营。这其中有地缘文化上影响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晋商具有勇于开拓、善于创新的传统,具有敏锐的商业嗅觉,经营上讲究经营谋略,这使其能够在商业竞争中不断壮大自己,进而占据张家口商人群体的主体地位。
郑星[3](2020)在《印纪传媒财务舞弊行为研究 ——基于舞弊三角理论视角的分析》文中提出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行为是全球各国资本市场共同面临的严重问题。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尚不成熟,各种治理制度尚不完善,财务舞弊问题也就显得更为突出。因此,如何治理财务舞弊问题对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至关重要。舞弊三角理论是一种多角度治理公司财务舞弊的分析工具,它从压力、机会、借口三个方面探究导致舞弊行为发生的动因,并在此基础上研究舞弊治理方案。该理论在判断、识别、治理财务舞弊行为方面的优势被广泛认同,美国注册舞弊审查师协会、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根据舞弊三角理论的三个因素制订了相关的审计准则。本文选择的案例公司印纪传媒,是2019年A股市场上因“面值退市”的上市公司之一,其从借壳上市到彻底退市仅历时五年(其中包含一年多停牌时间),股价从最高时的45元/股一直跌到0.55元/股,在资本市场造成特别恶劣的影响。为了深入了解印纪传媒的财务舞弊行为,本文在认真识别其财务舞弊手段的基础上,运用舞弊三角理论发现导致舞弊行为发生的压力、机会和借口,并据此给出相关治理建议。本文首先回顾了国内外学者关于财务舞弊相关文献,介绍了舞弊三角理论涵义和主要内容。接着对印纪传媒从借壳上市到强制退市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并通过对公司财务报告的分析发现其存在的虚增收入、隐瞒成本、违规关联交易等多种财务舞弊行为,以及操纵股价、恶意停牌、巨额减持、疯狂股票质押等市场违规行为,并用事件分析法测算了其违规行为带来的市场后果。在此基础上,本文运用舞弊三角理论分析了导致印纪传媒舞弊行为发生的内在动因。研究发现,印纪传媒在维持公司经营、完成业绩承诺、获取外部融资,及管理者个人财务问题方面均存在巨大压力,驱使其产生强烈的舞弊动机。而公司经营业务的特殊性、隐蔽的关联交易方式、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形同虚设的内部控制和缺乏效率的外部监管,都为其舞弊行为的实施充分提供了机会。再有,由于公司经营遭遇危机的确受到合作伙伴破产的牵累,而公司主要创始人的外籍身份也给了他们对中国法律不甚了解的理由,这都为他们实施财务舞弊提供了合理化的借口。最后,本文从降低企业内外部压力、减少舞弊机会、杜绝管理层借口等方面提出了上市公司舞弊防范治理建议。
秦壁雪[4](2020)在《论校园网贷的法律规制与完善》文中研究指明在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的今天,贷款不再是只针对信用良好的主体,还未步入社会的大学生们也能通过贷款来满足自己的金钱需求。一种叫做“校园网贷”的贷款产品开始出现在大学校园,不同于传统金融借贷,“校园网贷”具有申请程序简单,到账速度快,申请额度不大等特点。然而由于我国征信体系不健全,大学生主体心智不够成熟以及法律法规监管不完善等各方面的因素导致“校园网贷”在发展过程中出现各种问题,严重的甚至涉及刑法犯罪,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损害。这要求我们必须重视这些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去规制“校园网贷”的发展。论文拟从校园网贷的发展状况着手,并且找出监管方面的不足例如监管主体不明确、立法不健全以及相关配套设施不健全等。针对不足方面提出了一些对策,比如构建多层次的监管机制、健全平台准入与推出机制、发挥行业自律组织作用,强化刑法方面的法律规制,建立完善的多元救济机制,构建完善的征信体系。除去引言和结束语,本文主要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是从校园网贷的基本概念和特征入手,校园网贷主要是以低门槛无担保、快捷与便利性、跨过地缘障碍为特征,因为校园网贷是由网贷发展而来,所以还论述了校园网贷与三种网贷之间的异同。紧接着讲述了校园网贷的运作模式以及今年的热门案例,通过案例分析了可能涉及的刑事以及民事法律问题。第二章叙述了校园网贷的概念以及与其他网贷平台的区别,对比了几种校园网贷运营模式,评析了P2P模式的校园网贷涉及风险最大的原因。第三章围绕校园网贷的现状与不足展开分析,对于校园网贷的不足主要集中在立法、监管和配套设施三个方面。第四章根据上文指出的不足提出完善校园网络贷法律规则的对策,主要从行政法、刑法和相关法律配套设施角度提出解决对策。
马津润[5](2020)在《共享金融的伦理反思》文中认为与传统金融不同,共享金融的内涵要从经济与伦理两种维度去理解。从经济层面看,全球金融资源一直处于稀缺的状况,而共享金融以所有权让渡的方式,使得民众可以通过低门槛的方式参与到金融活动中,进一步促进了金融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从经济效率的意义讲,在共享金融模式下,处于闲置的资源所有者通过有偿让渡资金的使用权,获得了利息收入的同时,资金使用者也通过他人的限制金融资源获得了收益,大大提升了经济效率。从伦理层面看,共享金融提升了人们生活自由度,促进了金融大众化目标的实现,促进了金融领域中公平正义目标的实现。卢德之先生认为社会共享的本质是多数人原则与社会公平,决定因素则来自一定的社会目的和制度。而在《共享金融—金融新形态》一书中,对于共享金融是这样理解的:共享金融就是通过信息与网络时代的金融技术与制度创新,构建以资源、要素、功能、利益共享为特征的金融发展模式努力实现金融资源更加有效、公平的配置,从而在促使现代金融均衡发展和彰显金融消费者主权的同时,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创新、协调、绿色、开发、共享型发展。共享金融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实践意义与伦理意义。从实践上看,目前中国互联网发展水平和规模效应明显,依靠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中国已经开始进入共享金融的蓬勃发展时期。共享经济催生的共享金融模式正在改变现有的和传统的金融模式。新的金融生态系统已经开始形成。包括增加和提升传统金融机构的共享服务业务,建立新的共享金融平台和机构。与以往以大客户、高资本群体为服务主体的金融机构不同,共享金融服务的主要对象是广泛的消费群体。一般来说,由于缺乏金融资源、缺乏金融知识、信息不对称等原因,普通消费者无法安全、便捷地参与金融活动。共享金融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技术降低了金融参与门槛,让普通消费者轻松享受共享金融服务,也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提供了途径。从伦理上看,共享金融的发展不仅是金融与伦理原则融合创新的结果,更是基于伦理视角对金融异化问题的反思与回应。与传统金融不同,共享金融从诞生之初就有深刻的伦理基础。共享金融真正实现了金融活动内容与形式的共享性统一,无论是共享金融合约本身,还是共享金融活动所要达成的结果,都符合着共享性价值目标。共享金融的发展也是当下社会对经济正义原则呼唤的回应。在利益分配中,共享金融秉持着“利益共享”的理念,真正做到每一个参与金融活动的主体都能平等公正合法合理的享有自己应有的回报,这体现了经济正义中的分配正义。此外,共享金融的发展还促进了整个共享经济的正义发展,共享金融的出现加速了共享产业链的完善,在整个共享经济的大背景下,各式各样的共享平台开始出现,竞争在趋于合理化的同时也激发了人们对于公平的诉求。最后,共享金融的伦理性还体现在对经济金融活动的责权意识培养中。共享金融淡化了以往金融活动“嫌贫爱富”的特性,强化了每一个金融活动参与者的责权意识,每个人既是金融活动权利的享有者,同时也是责任的承担者。然而,共享金融依旧是金融的一种现代理性形式的显现,其金融理性中利己秉性与资本专属性的实质并没有发生改变。虽然我国出台了多项政策和法律法规对共享金融的发展予以归正,但是单纯依靠外部性的法律措施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隐藏在共享金融内部的资本垄断性和独断性问题。同时,共享金融的发展主要依托于传统的金融体系,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一系列伦理悖论问题,如目标悖论、公正悖论和权利悖论。受金融资本的侵略性和垄断性的影响,共享金融的发展与最初的目标发生偏离,真正的共享性并没有得到很好地实现。因此,我们必须以辩证头脑来看待当下共享金融的发展,通过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中得到启示,深挖造成共享金融与目标发生偏离的金融资本独断性本质,通过对信用异化与虚拟经济异化的发现,认识造成共享金融一系列悖论的深刻根源。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些悖论问题,在加强法律监管的同时,必须对共享金融的发展予以深刻的伦理反思与哲学追问。对于共享金融的伦理反思,不仅要从伦理视角对共享金融发展所产生的一系列伦理悖论进行认知,更要从实践方面解决这一发展问题。在中国,共享金融发展有着深刻的传统伦理精神支撑和制度优势。从传统的儒家“义利统一”文化价值观到现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制度,从古代钱庄票号金融体系的建立到中国现代金融体系的完善,都为共享金融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面对共享金融发展所产生的一系列伦理悖论问题,不仅要从共享金融存在的正当性进行追问,更要从制度、政策、伦理和哲学视角中予以回答。作为人类在金融领域追求自由意志的结果,共享金融的发展首先要做到政策的道德哲学回归,即发展共享金融,要维护金融政策制定的基本道德观——正确财富观和利益观,客观公正、公平和诚信的行为准则,富有社会责权的社会制度以及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相统一的道德理性等等。其次,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导向,坚决杜绝资本主义“自利”“自私”价值观的盛行,防止共享金融出现“脱实向虚”走向。正确看待资本增殖本质,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导引下,使金融资本增殖导向金融的共享服务。最后,对共享金融伦理情操进行呼唤,做到共享金融工具向度与人本向度的统一,把握共享金融发展的平衡性,兼顾实体与虚拟经济的发展,将共享金融的发展与我国经济发展普惠大众的理念融合在一起。
熊辛格[6](2020)在《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文中研究指明物流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经济活动,指商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流通过程。物流业则是按照他人的物流需要,有偿提供物流服务的行业。中国近代物流业可以根据它在不同领域所具备的功能不同,分为两大类,即以运输为主的企业和以运输代理及相关业务为主的企业,主要包括公路物流业、铁路物流业、航运物流业、航空物流业和货栈业等。在列强物流企业凭借条约特权占据支配地位的情况下,我国民族物流业经历了从衰败到曲折发展的嬗变过程,形成了以码头货栈业、航运物流业、公路物流业和铁路物流业为主体的体系,为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近代物流类不平等约章的订立为列强入侵我国近代物流业提供了特权庇护。对外扩张物流业,是保障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为了实现侵略野心,尽快在中国建立政治及经济上的支配地位,订立物流类约章成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侵华的首要策略。以英国为首的欧美列强,通过武装入侵和外交讹诈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为外商物流业入侵我国经济创造了特权上的基础。根据不同内容,近代中外物流类约章可以分为货物税率类、码头货栈类、物流交通设施类与电信通讯类四种。随着对华入侵的增强,欧美各国将提高货物流通速率、降低运输成本和增加货物数量等问题视为辅助各国势力的重要步骤。无论是货物税率类,还是码头货栈类和交通设施类约章,都体现了列强在中国扩大近代物流业的野心。通过税率类约章,列强攫取了协定关税特权,降低了进出口及内地税税率,为外商在华扩大商品运输量创造了条件。码头货栈类约章的订立,使得外商在通商口岸广泛建立商品集散地,推动物流运输业向内地扩张。除此之外,良好的物流交通设施作为基础条件,也是近代外商物流业在中国迅速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列强通过不平等约章,不仅攫取了修筑公路和铁路的权利,也获得了在我国沿海及内河航行的权利,为外商物流交通的入侵创造了条件。而电信类准条约的签订,令外商获得在华设立现代通讯机构的权利。随着外商在华水线和陆线铺设的完成,提高了商业信息流通效率,为外商在华物流业的扩张创造更多便利。在物流类约章特权的庇护下,外商物流业在我国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体系。列强控制了我国内地及进出口商品的流通量,为外商货栈业及物流运输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因此,外商码头货栈业逐渐成为支配我国货物流通的主要势力,经历了从沿海蔓延至内河通商口岸的过程。受码头货栈业的推动,外商轮船公司也逐渐占据了我国沿海及内河水域航运物流业市场的主导权,不仅加速了我国传统航运物流业的衰败,而且为列强进一步加深侵略创造了条件。于此同时,外商陆路物流交通运输业也逐渐形成主导势力。修筑公路设施是公路物流业发展的前提条件。租界成为列强入侵我国公路物流的前哨,在工部局的规划和监督下,不仅出现了新式公路,而且还引进了汽车,使外商公路运输处于优势地位,并随着租界的增加而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模。铁路投资权则为列强侵略我国铁路物流业创造了基础设施上的条件。通过各类筑路合同,各国不仅攫取了我国铁路的经营权,而且还聘请客卿、购买器材和设计线路等,进一步促进了在我国铁路物流业规模的形成。在外商物流业的刺激下,我国民族物流业经历了从传统到近代化的演变过程。中国传统物流业的衰败以及与外商争利的诉求,是推动近代民族物流业兴起的主要原因。首先发生转变的是近代航运物流业。以轮船招商局为代表的官办航运物流企业率先摒弃传统的帆船运输方式,依靠自身努力逐渐成为长江流域重要的势力。华商企业也纷纷采用轮船参与航运物流,在长江、珠江及黑龙江流域都形成了初步的规模,并推动了码头货栈业的发展。码头货栈业是我国近代民族货栈业的先导者。不管是轮船招商局,还是华商航运公司,均在各大通商口岸基本设立了初具规模的码头货栈,为我国货物的流转提供了必要的设施。随着民族电信业的逐渐完善,使华商实现信息互通有无具备一定条件,电报和电话遂成为物流公司的配套设置,促进了民族物流业的发展。无独有偶,公路的修筑和汽车的引入,为我国近代民族公路物流初步规模的形成创造了必要的基础设施。在经济建设、军工筑路和地方自治等因素的影响下,各省逐渐认识到汽车运输的重要性,从而推动了公路物流业格局的形成。广泛筑路的兴起与铁路机构的成立,促进了我国近代民族铁路物流初步规模的形成。随着关税自主权的收回、谋划航权自主运动的深入和收回邮权运动的发展,南京国民政府出台一系列必要的措施,推动了我国近代民族物流业体系的形成。裁厘加税是实现关税自主的前提条件之一,其中货物通过税的裁撤,促进了铁路和公路物流运输业的进一步发展。巩固自身航业实力,提高码头货栈能力,则是保障我国顺利收回航权的前提之一。受此谋划的影响,我国民族航运物流业及码头货栈业也获得进一步发展。我国民族电信业在此浪潮中亦获得长足进步,不仅电信辐射范围扩大,而且物流商业用户对其依赖剧增,遂成为民族物流业体系形成的重要辅助。因此,无论是企业数量,还是运营规模,都显示了南京政府时期我国近代民族物流业体系的形成。受中外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影响,中国近代物流业呈现出半殖民地与半封建,近代化与封建传统杂糅的格局。在外商物流业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我国民族物流业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及商业、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商业及其他相关行业的发展,推动了城市近代化的进程,但整体依然处于依附的地位,无法实现独立发展。
刘丽敏[7](2019)在《17-18世纪中外边务交涉研究 ——以中俄、中朝、中越边务交涉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17、18世纪是东亚世界的重要转折时期,中国与陆地周邻国家的边务交涉,除了传统的封贡体制模式之外,又有了新型的条约体制模式;既有封贡关系的交涉原则,也有条约关系的交涉案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中外边务交涉过程中,交涉手段、目的、效果等往往因时空变换而有所不同,国家利益和国家观念也在交涉中有鲜明体现。中国的陆地疆界历经元、明、清发展变迁而形成。明清时期,中国基本具备了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基本要素,有相对固定的疆域、边界与边境制度,疆域和边界意识亦显着增强。现代国家疆域与疆域意识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并非一蹴而就,东亚世界的疆域问题有其独特的历史渊源。这一时期,东亚国家通过在边境治理、边民管理、双边贸易等方面的互动,形成了彼此共同遵守的合作机制。而且,在传统封贡体制的外衣之下,隐含着对国家利益及安全的考量。这些问题既是历史问题,又与现实密切相关,毕竟现在的东亚是历史的东亚发展演变而来。借助中国和“异域”史料,从不同视角探讨中外边务交涉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深刻认识中国在东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本文以中国及周边陆地邻国为地理范围,以俄国、朝鲜、越南为例,分别从边界交涉、边民交涉、边贸交涉三个方面,对这一时期的中外边务交涉作了探讨和比较。这一时期的中外边界,随着交涉过程的推进,日益呈现出清晰化的趋势,勘界立碑、签约定界、绘图确认等现代国家边界确认手段及方式,已经开始得到应用。同时,原本相对模糊的边疆观念和边界管理模式也发生变化,不仅中国如此,周邻国家也是如此。随着边界的勘定,边境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也随之不断完备。军事力量的比拼固然是这一时期东亚地区边界交涉的重要砝码,但宗藩道义、经贸利润的考量,对边界交涉的影响也不可低估。该时期中外边界交涉,因交涉双方的历史文化渊源、军事力量、利益诉求等方面的不同,往往呈现出不同的结果。各国在与中国边界交涉过程中,不同时期的手段、目的等也曾发生变化,取舍和侧重亦各有不同。这一时期,边民交涉与边民争夺日益激烈,以往东亚地区松散的边民管理和约束体制开始变化。在边民交涉各类事件中,私越边境的经济犯罪、刑事犯罪案件频发,引发临界各国政府关注。中俄边民交涉案例中,边民属权之争是常态化现象。起初,俄国对清朝提出的刷还边民要求,常常不予回应。中俄边界条约有关边民管理条款签订后,俄方也往往不严格执行。随着清朝对蒙古地区统治的加强,大量边民返回清朝属地,俄国却依据相关条款,要求清朝如约遣返边民。俄国对边民的争夺蕴含更多经济因素,清朝对边民刷还的坚持,则更多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双方在交涉过程中逐渐形成更为完善的边民管理机构和机制。朝鲜、越南与清朝的边民交涉,主要体现在管理权上,国家和民族意识的强化使其逐步建立起完备的边民管理机构和机制,并在与清朝的边民交涉中利用封贡关系达到自己的目的。中外边贸交涉融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于一体,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俄国经过与清朝的军事较量,为发展对华贸易,获取商业利润,完成了与清朝的勘界定界。朝鲜王朝与清朝的早期边境贸易,具有被动性和消极应对性等特点,随着两国关系的缓和,朝鲜不仅从中获取了不少利益,且依据自身地缘优势,成为中日贸易的中转站,也是中俄贸易的重要参与者。越南与中国的边贸相对稳定,只随着双边关卡的增减而有所变化,但整体贸易规模、商品贸易种类等基本不变。随着越南边民管理机构的完善,其对中越边境贸易管理的参与度也有所上升。无论朝鲜还是越南,其与清朝的边贸始终受封贡体制的制约。清廷看重的不是经济利益,而是政治认同。总之,封贡体制与条约体制的并存乃至兼容,体现于这一时期中外边务交涉的实践中,这是以前的中国历史中罕见的现象。其间,既有战争与谈判,也有强权与怀柔,还有协商与安抚。在东亚世界从自成一系到分崩离析的转变过程中,毫无疑问,边务交涉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如果一味用西方中心的现代话语阐释东亚世界的演变,容易掩盖其历史的多样化进程。
詹清洁[8](2019)在《大股东侵占、公司治理与企业价值 ——以ST安泰为例》文中研究表明上市家族企业是我国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家族企业因为独特的控制权结构,经常出现控股股东“一股独大”的现象,因此上市家族企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弊端,即大股东利用自己的控制权优势谋取私利,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2014年,ST安泰被曝出关联方通过应收账款等项目非经营性占用其资金17亿元,公司股价在长期停牌之后经历了14个连续跌停,而公司由于连续亏损被ST,2016年ST安泰又被曝出其控股股东关联方经营性占用资金13亿元。据数据统计,在过去十几年间,我国上市公司有将近十分之一的资金被大股东通过“隧道行为”方式转移,而如何通过企业的公司治理解决大股东与中小股东间的代理问题,成为我国上市家族公司发展的当务之急。国内大部分学者通过研究发现股权制衡、董事会特征等与公司价值有显着的相关关系:从股权制衡角度来看,当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具有外生性时,股权制衡能有效遏制上市公司和其控股股东关联方间的侵占型关联交易行为;从董事会特征角度来看,独立董事比例可以约束因为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所引发的控股股东侵占行为。本文以ST安泰为例,结合理论分析研究其公司治理结构,并对其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建议,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本文首先整理了公司治理结构中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机制等对大股东行为约束作用的文献综述,并在相关基础上,概述了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现状。其次,通过案例研究法分析发现ST安泰控股股东李安民通过关联交易占用ST安泰的巨额资金等方式对关联方新泰钢铁实施“救助”行为。再次,对ST安泰公司治理结构进行分析,发现ST安泰内部治理结构存在严重缺陷,股权结构中严重缺乏股权制衡,控股股东李安民“一股独大”,独立董事缺乏独立性,董事会难以发挥作用,外部治理机制监管不足等问题都为李安民占用ST安泰资金提供了客观条件。最后,通过财务数据分析发现控股股东李安民占用ST安泰资金这一事件使ST安泰财务状况恶化,公司价值严重受损,并通过事件研究法分析ST安泰大股东侵占事件的市场反应,发现市场对于该事件的反应是消极的,而ST安泰股价大幅下跌,投资者的利益严重受损。由此可得,当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缺陷时大股东更易做出自利行为;而大股东的自利行为会显着降低公司价值,并损害投资者的利益。最后,本文从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机制等方面提出建议,包括:上市公司应引入机构投资者和债权人制衡机制完善内部公司治理结构;外部治理机制中资本市场应当积极发挥治理作用,监管部门应加强监管力度以提高违规成本等。
陈佳潞[9](2019)在《*ST安泰上市公司大股东“掏空”行为研究》文中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资本市场应运而生,产生了众多的上市公司,对中国国民经济有重大的促进作用。然而在这些上市公司内部存在着可以影响公司日常经营与战略决策的大股东,这些大股东拥有着公司控制权优势,依靠这种优势他们有时会通过各种隐蔽方式对上市公司进行“掏空”,完成自身利益输送。这种做法严重影响了上市公司的健康发展,侵害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针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监管部门出台了一系列监管措施,这些措施对企业内部治理与外部监督产生了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大股东的“掏空”行为,促进了企业的健康发展。但是由于监管力度和监管方式的不足,以及企业内部也一直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治理缺陷,大股东“掏空”行为仍旧频繁发生。据资料显示,我国资本市场上有近10%的资金流失都是由上市公司大股东“掏空”所致,可见“掏空”问题在我国的严重性。因此,深入分析大股东“掏空”行为,对于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首先,对研究背景、意义及研究内容进行概述,并从概念上对“大股东”、“掏空”等进行概念界定,以公司治理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产权理论为基础,对大股东“掏空”行为进行分析,并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进行综述。其次,对*ST安泰“掏空”事件的发生进行回顾,对大股东“掏空”手段进行分析并,利用*ST安泰近几年的财务数据,分析*ST安泰大股东“掏空”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及成因,发现其“掏空”行为对企业正常发展运营及企业形象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同时研究发现,导致*ST安泰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成因有大股东一股独大、过度依赖关联交易、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外部监管不足等原因。最后,针对上述原因,提出优化股权结构、完善企业治理结构、拓展公司业务渠道、加大违规惩罚力度、增加机构投资者占股、引入保险监督等建议来约束大股东“掏空”行为。本文采用理论与实际案例相结合的方法,对*ST安泰大股东“掏空”行为进行深入探究。一方面可以丰富现有的相关文献在此方面的研究;另一方面也让中小投资者们更加清楚的认识大股东“掏空”行为,使他们在进行相关经济行为时做出更为正确的决策。同时,本文站在公司与监管部门两方角度上都提出了相应建议,在提升公司治理水平的同时对于外部监管部门如何加强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监管也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邓梦雅[10](2018)在《多元化经营背景下的乐视网财务危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企业发展模式日新月异,单一业务模式开始让许多企业的转型升级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为了寻求企业多元化、多维度的发展,达到分散风险、实现协同、充分利用资源的目的,企业往往通过新设、并购等手段,实施多元化发展战略。近年来互联网企业纷纷加快了多元化扩张的步伐,都致力于打造符合自身长远发展的生态圈,充分满足消费者需求。但多元化战略需要足够的内外源融资支撑,一旦扩张速度过快而缺乏稳定的资金链作为基础,企业将面临极大的财务风险,最终会陷入财务危机。乐视网作为国内首家IPO上市的互联网视频公司受到了资本市场的肯定,却从2016年开始在多元化经营中陷入财务危机,备受瞩目。本文运用案例分析法和文献研究法,基于企业生存因素理论、企业边界理论及委托代理理论,从资产规模与结构、盈利现状、负债规模及偿债能力、现金流量四个方面分析了乐视网的财务现状,并运用Z-Score模型对其财务状况进行了整体评价。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乐视网财务危机的成因主要是由于乐视近年来多元化扩张节奏过快,打造的多元化生态模式中生态入口很难实现,并且在非理性商业模式下主业缺乏核心竞争力,无法为版块扩张提供足够内源融资的同时外源融资风险又太大,“一股独大”治理结构也给企业带来了许多代理问题。在梳理乐视网财务危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明确企业边界、深化核心竞争力、加强资金管理、建立有效财务预警机制以及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危机化解对策,最后对案例分析进行了总结,希望能为行业内的其他企业的多元化经营提供参考。
二、巨额欠款从何而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巨额欠款从何而来(论文提纲范文)
(1)萍乡煤矿早期经营业绩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一、萍乡煤矿早期是盈利的 |
(一)据《萍矿过去谈》提供的账目,萍乡煤矿早期是盈利的 |
1.《九年收款》 |
2.《九年支款》 |
3.《盘存矿产成本》 |
(二)对于“萍矿开办以后并未获利”“亏耗亦巨”应作具体分析 |
二、创建萍矿资金严重不足,系负债经营 |
(一)股本原是按盛宣怀的指令编造的 |
(二)所欠汉冶萍驻沪总局之款真相难明,实同贷款 |
1.驻沪总局是萍矿的最大债主 |
2.所欠驻沪总局的金额是按照盛宣怀的指令填报的 |
3.此款疑点甚多,用途不明 |
4.汉冶萍驻沪总局确曾挪借铁路资金 |
(三)萍矿早期实际是负债经营,债务沉重 |
三、张赞宸白手起家,功不可没 |
(一)坚持土洋并举,边生产、边建设 |
(二)管理井然有序 |
(三)鞠躬尽瘁,清廉可敬 |
四、自1912年起萍矿业绩急速下降 |
(一)自1911年起政局多年动荡不息 |
(二)汉阳铁厂、大冶钢铁厂相继停产使萍矿销售一落千丈 |
五、余论 |
(一)创建萍矿的资金来源应包括铁路专用资金 |
(二)萍矿负债经营,盛宣怀难辞其咎 |
(三)虚报投入、亏损既是盛宣怀自卫的手段,又是取得收益的渠道 |
(四)萍矿是自负盈亏,没有吃大锅饭 |
(2)清代张家口经贸与商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引言 |
1.1 选题意义 |
1.2 学术史回顾 |
1.3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思路 |
1.5 创新之处 |
1.5.1 史料创新 |
1.5.2 研究视角的创新 |
1.5.3 研究方法的创新 |
第二章 张家口的历史沿革 |
2.1 张家口概况 |
2.2 张家口的历史沿革 |
2.2.1 张家口的城镇布局 |
2.2.2 张家口人口的聚集 |
2.2.3 张家口市场的发展 |
2.2.4 张家口税关的发展 |
第三章 张家口的商业活动 |
3.1 张家口的茶马互市 |
3.1.1 张家口的马市交易 |
3.1.2 晋商商帮茶叶贸易 |
3.2 张家口的旅蒙商业 |
3.2.1 对蒙贸易 |
3.2.2 恰克图贸易 |
3.2.3 经张家口流通货物的演变 |
第四章 张家口的手工业经济 |
4.1 张家口的皮毛业 |
4.1.1 张家口皮毛贸易的兴起 |
4.1.2 张家口皮毛业的发展 |
4.1.3 张家口皮毛业的衰落 |
4.2 张家口的制碱业 |
4.3 张家口的制革业 |
4.3.1 白皮坊 |
4.3.2 黑皮坊 |
4.3.3 皮鞍业 |
4.4 张家口的蒙靴业 |
4.4.1 蒙靴业的形成 |
4.4.2 蒙靴业的鼎盛 |
4.4.3 蒙靴业的衰落 |
第五章 张家口的交通运输业 |
5.1 清代以前的道路 |
5.2 清代的道路 |
5.2.1 官道 |
5.2.2 张库商道 |
第六章 张家口的金融业 |
6.1 典当业 |
6.1.1 概述 |
6.1.2 典当业与社会经济的关系 |
6.2 账局 |
6.2.1 产生的历史背景 |
6.2.2 账局的功能与发展 |
6.3 票号 |
6.3.1 票号的产生 |
6.3.2 票号的兴衰 |
6.3.3 票号兴衰对现代金融的启示 |
6.3.4 票号信用对我国当前信用问题的启示 |
6.4 钱庄 |
6.4.1 钱庄的创立 |
6.4.2 钱庄的组织 |
6.4.3 钱庄的业务 |
6.4.4 钱庄的账务制度 |
6.5 银行业 |
6.5.1 大清银行 |
6.5.2 其他银行 |
6.5.3 外国银行 |
6.6 各金融机构间的相互关系 |
6.6.1 票号与钱庄 |
6.6.2 典当与票号 |
6.6.3 典当与钱庄 |
6.6.4 钱庄与外国银行 |
6.6.5 账局与典当和钱庄 |
第七章 张家口的商人主体 |
7.1 张家口的晋商 |
7.1.1 晋商崛起的原因分析 |
7.1.2 晋商经营的行业 |
7.1.3 晋商的“晋义社” |
7.1.4 晋商对张家口社会的影响 |
7.2 张家口的其他商帮 |
7.2.1 张家口的京帮 |
7.2.2 张家口的口商 |
7.3 张家口的商业行社 |
第八章 总结 |
附件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印纪传媒财务舞弊行为研究 ——基于舞弊三角理论视角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研究方法 |
1.3 创新与不足 |
1.3.1 可能的创新点 |
1.3.2 不足之处 |
第2章 文献综述和相关理论基础 |
2.1 文献综述 |
2.1.1 财务舞弊定义的文献回顾 |
2.1.2 财务舞弊影响因素的文献回顾 |
2.1.3 财务舞弊手段的文献回顾 |
2.1.4 财务舞弊治理的文献回顾 |
2.1.5 文献述评 |
2.2 舞弊三角理论 |
2.2.1 理论概述 |
2.2.2 产生舞弊的压力因素 |
2.2.3 产生舞弊的机会因素 |
2.2.4 产生舞弊的借口因素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印纪传媒舞弊案例分析 |
3.1 印纪传媒发展历程 |
3.1.1 实现借壳上市 |
3.1.2 “精准”完成业绩承诺 |
3.1.3 2018年报突显巨额亏损 |
3.1.4 股价低于面值退市 |
3.2 印纪传媒舞弊手段分析 |
3.2.1 违规虚增利润 |
3.2.2 违规关联交易 |
3.2.3 影响内部控制 |
3.3 舞弊行为的市场后果分析 |
3.3.1 股价大幅下降 |
3.3.2 超额收益率持续为负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印纪传媒舞弊动因分析——基于舞弊三角理论 |
4.1 舞弊的压力因素分析 |
4.1.1 企业经营面临压力 |
4.1.2 完成业绩承诺面临压力 |
4.1.3 获取外部融资面临压力 |
4.1.4 管理者个人面临财务压力 |
4.2 舞弊的机会因素分析 |
4.2.1 特殊的业务性质 |
4.2.2 隐蔽的关联交易 |
4.2.3 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 |
4.2.4 形同虚设的内部控制 |
4.2.5 缺乏效率的外部监管 |
4.3 舞弊的借口因素分析 |
4.3.1 受累于合作伙伴的破产 |
4.3.2 创始人特殊的国籍背景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三角理论视角下上市公司舞弊防范治理 |
5.1 减少舞弊压力 |
5.1.1 设立合理的经营目标 |
5.1.2 拓展融资渠道 |
5.2 减少舞弊机会 |
5.2.1 规范公司治理结构 |
5.2.2 强化落实内部控制机制 |
5.2.3 完善内部举报人及社会公众监督制度 |
5.2.4 更新对影视传媒类企业的审计策略 |
5.2.5 提高对舞弊行为的打击力度 |
5.3 杜绝管理层借口 |
5.3.1 严控管理层任职考核 |
5.3.2 提高管理层责任意识 |
5.3.3 塑造上市公司独立人格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4)论校园网贷的法律规制与完善(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 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
二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三 研究的方法及特色之处 |
第一章 校园网贷之概述 |
第一节 校园网贷的概念与特征 |
一、校园网贷的概念 |
二、校园网贷的特征 |
第二节 校园网贷与相关概念的辨析 |
一、校园网贷与现金贷 |
二、校园网贷与套路贷 |
三、校园网贷与P2P借贷 |
第三节 校园网贷的运作模式 |
一、传统电商平台 |
二、传统P2P模式衍生的校园网贷平台 |
三、校园分期购物平台 |
第四节 校园网贷在我国的发展 |
一、校园网贷在我国的出现 |
二、校园网贷在我国的发展乱象:以若干典型案例的分析 |
第二章 校园网贷运营的法律关系及主要风险 |
第一节 校园网贷平台涉及的法律关系 |
一、借贷法律关系 |
二、担保法律关系 |
三、居间法律关系 |
第二节 校园网贷潜藏的主要风险 |
一、陷入高利贷旋涡风险 |
二、暴力催款风险 |
三、非法集资的风险 |
四、个人隐私被泄漏风险 |
第三节 对校园网贷施以法律规制的必要性 |
一、防范金融风险之所需 |
二、维护大学良好的教学秩序环境之使然 |
三、保障大学生合法权益之要求 |
第三章 我国校园网贷法律规制的现状与不足 |
第一节 校园网贷的法律规制现状 |
一、有关校园网贷的“立法”梳理 |
二、有关校园网贷平台监管主体的规定 |
第二节 校园网贷立法规制的不足 |
一、对“高利贷”规制不够具体 |
二、对网贷平台定性尚不明确 |
三、校园网贷涉及三方主体的义务规定不明确 |
第三节 校园网贷监管执法的不足 |
一、缺乏统一的监管部门 |
二、平台准入机制与退出机制不健全 |
三、行业自律监管的缺失 |
第四节 校园网贷配套制度体系不完善 |
一、事后救济机制不完善 |
二、征信体系不足 |
第四章 完善我国校园网贷规制的进路与对策 |
第一节 构建多层次的平台监管机制 |
一、明确校园网贷平台的统一行政监管主体 |
二、完善行业准入机制与退出机制 |
三、发挥行业自律组织的监管作用 |
第二节 强化对校园网贷的刑法规制 |
一、对暴力催收行为的刑法规制 |
二、对非法集资行为的刑法规制 |
三、对侵犯公民信息行为的刑法规制 |
第三节 完善相关的法律配套设施 |
一、引入多元化救济机制 |
二、进一步完善既有的征信体系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5)共享金融的伦理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理论意义、实用价值 |
一、选题背景 |
二、共享金融伦理意义 |
三、共享金融伦理研究的必要性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三、综合评述 |
四、共享金融的发展趋势 |
第三节 研究目标、内容与研究思路 |
一、研究目的和内容 |
二、研究思路 |
第四节 研究方法、重难点及创新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难点 |
三、创新之处 |
第二章 金融历史演变中的共享 |
第一节 世界与中国金融历史演变中的共享 |
一、世界金融演变逻辑中的共享 |
二、中国金融历史演变中的共享 |
第二节 共享金融现代性演绎 |
一、当代金融的模式转型创新 |
二、共享金融的形成与发展 |
三、共享金融内在逻辑 |
第三节 共享金融对人类历史时间的延续 |
一、共享属性对人类未来时间价值的发现 |
二、金融创新对人类自然进化时间的突破 |
第三章 共享金融的伦理本质 |
第一节 共享金融价值目标 |
一、共享金融的共享性目标要求 |
二、共享金融契约的共享性 |
第二节 共享金融的经济正义属性 |
一、共享金融的分配正义要求 |
二、共享金融对经济发展有益推动 |
第三节 共享金融的责权意识 |
一、责权意识对金融不确定性的抑制 |
二、信用契约对共享责权意识的巩固 |
第四章 共享金融的伦理悖论 |
第一节 共享金融的目标悖论 |
一、历史发展过程中共享目标的偏离 |
二、金融资本的垄断导致共享目标扭曲 |
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共享大众性目标的异化 |
四、信息不对称导致共享目标失衡 |
第二节 共享金融的公正悖论 |
一、金融资本对共享金融公正的破坏 |
二、金融资源的不均衡对共享金融公正的破坏 |
三、风险转移不平等对共享金融公正的破坏 |
第三节 共享金融的权利悖论 |
一、金融资本秉性对共享权利的剥夺 |
二、金融资本权力造成的共享失权现象 |
第五章 共享金融伦理悖论的成因及解决 |
第一节 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看共享金融的伦理悖论 |
一、马克思对借贷资本不公正性的批判 |
二、马克思对信用与虚拟资本异化的批判 |
三、马克思资本批判对共享金融发展启示 |
第二节 我国共享金融发展中的伦理问题分析 |
一、共享金融市场中自律体系的不完善 |
二、共享金融政府监管的不严格 |
三、共享金融平台建设的制度缺失 |
第三节 共享金融伦理悖论的解决 |
一、金融市场自律体系对共享性的维护 |
二、政府权力与执行力对公正性的确保 |
三、经济金融制度设计对正义性的呼唤 |
第六章 中国共享金融伦理目标的实现 |
第一节 中国共享金融发展正当性追问 |
一、共享金融对中国金融市场伦理价值观的传承 |
二、共享发展与大众需求的正当性 |
三、共享金融发展的中国化道路 |
第二节 中国共享金融发展的哲学追问 |
一、人类追求自由意志的定在——共享金融 |
二、共享视域下金融的哲学人文发展理念 |
三、共享金融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的融合反思 |
第三节 中国共享金融发展的理念探索 |
一、共享金融政策的道德哲学回归 |
二、共享金融发展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导向 |
三、共享金融伦理情操呼唤 |
第四节 共享金融发展下利益共同体向命运共同体的跨越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 |
(6)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三、创新之处 |
第一章 近代中外物流类约章订立的缘起 |
第一节 西方近代物流业的兴起 |
(一)西方近代物流业的产生与形成 |
(二)辅助外贸扩张的西方近代物流业 |
第二节 列强侵华的物流需求 |
(一)对华贸易扩张的需求 |
(二)外商物流运输违规的行为 |
(三)英国武力订约的诉求 |
第三节 清政府的对策 |
(一)清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 |
(二)中国社会物流现状 |
(三)传统的御夷之策 |
第二章 近代中外物流类约章的内容 |
第一节 货物税率类约章 |
第二节 码头货栈类约章 |
第三节 物流交通设施类约章 |
(一)公路类约章 |
(二)航运类约章 |
(三)铁路类约章 |
(四)航空类约章 |
第四节 电信通讯类准条约 |
第三章 不平等条约特权与外商在华物流业体系的形成 |
第一节 协定关税特权扩大货物流量 |
(一)协定关税前后的货物流量 |
(二)进出口税制度与货物流量 |
(三)协定内地关税制度与货物流量 |
第二节 沿海及内河航权与外商航运物流业的形成 |
(一)沿海航运物流业 |
(二)内河航运物流业 |
第三节 通商口岸设栈与外商码头货栈业的形成 |
(一)外商货栈入侵沿海口岸 |
(二)外商货栈业在内河口岸的扩张 |
第四节 租界筑路权与外商公路物流业的形成 |
(一)租界道路规划 |
(二)租界公路物流的形成 |
第五节 铁路筑路权与外商铁路物流业的形成 |
(一)筑路权益的实现 |
(二)铁路物流业的入侵 |
(三)外商铁路物流规模的形成 |
第六节 经营电线特权与外商电信业的形成 |
(一)列强电报系统的建立 |
(二)租界电话网络的建立 |
第四章 不平等条约体系下中国近代民族物流业的雏形 |
第一节 中国传统物流业的衰败 |
第二节 近代民族航运物流业的初步规模 |
(一)对外商航运物流的认识 |
(二)官办航运物流业的兴起 |
(三)商办航运物流业的兴起 |
第三节 近代民族码头货栈业的初步规模 |
(一)自主设栈意识的萌发 |
(二)招商局码头货栈业 |
(三)华商码头货栈业 |
第四节 近代民族铁路物流业的初步规模 |
(一)对铁路权益的认识 |
(二)早期筑路的尝试 |
(三)铁路物流业的初步规模 |
第五节 近代民族公路物流业的初步格局 |
(一)对租界公路物流的认识 |
(二)民族公路物流业的兴起 |
(三)公路物流业初步规模的形成 |
第六节 近代民族电信业的初步规模 |
(一)对电信权益的认识 |
(二)近代民族电报业的初步规模 |
(三)近代民族电话业的初步规模 |
第五章 收回主权运动与中国近代民族物流业体系的形成 |
第一节 关税自主的实现与民族铁路物流业的形成 |
(一)裁厘促进民族铁路物流的发展 |
(二)强烈的铁路主权意识 |
(三)民族铁路联运体系的形成 |
第二节 关税自主的实现与民族公路物流业的形成 |
(一)裁撤厘金促进民族公路物流业的发展 |
(二)民族公路联运物流网络的形成 |
(三)民族公路物流运输的经营情况 |
第三节 航权自主的筹划与民族航运物流业的形成 |
(一)收回航权须发展民族航运业 |
(二)航运政策与机构的统一 |
(三)民族水陆联运体系的形成 |
(四)民族航运物流网络的扩大 |
第四节 航权自主的筹划与民族码头货栈业的形成 |
(一)实现航权自主的前提 |
(二)招商局码头货栈业体系的形成 |
(三)华商码头货栈业体系的形成 |
第五节 收回电信权的筹划与民族电讯通信体系的形成 |
(一)收回电信权须发展民族电信业 |
(二)民族电报业体系对物流业的影响 |
(三)民族电话业体系对物流业的影响 |
第六章 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格局 |
第一节 占主导地位的外国在华物流业 |
(一)外商在华物流业规模 |
(二)外商物流业的优势地位 |
第二节 具有双重性质的民族物流业 |
(一)民族物流业的近代化转型 |
(二)近代民族物流业的规模 |
(三)近代与封建性质的杂糅 |
(四)依靠国外技术发展 |
第三节 中国近代物流业对经济的推动作用 |
(一)促进商业的发展 |
(二)促进工业的发展 |
(三)促进商业信息的传播 |
第七章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7)17-18世纪中外边务交涉研究 ——以中俄、中朝、中越边务交涉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依据和意义 |
二、学术史综述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五、重点、难点、创新点 |
第一章 中外边界交涉 |
第一节 中俄边界交涉 |
一、俄国的东侵与中国游牧民族的抵抗 |
二、早期中俄的边疆冲突 |
三、中俄边界战争与边界确定 |
第二节 中朝边界交涉 |
一、明朝与高丽、朝鲜的边界交涉及清鲜宗藩关系的确立 |
二、清朝与朝鲜的勘界交涉 |
三、长白山定界与莽牛哨设置交涉 |
第三节 中越边界交涉 |
一、清初中越边界演变与交涉 |
二、越南对华领土索求与清廷的应对 |
第二章 中外边民事务交涉 |
第一节 中俄边民事务交涉 |
一、中俄“逃人”事件交涉与越境边民问题 |
二、边民管理及交涉之法律程序 |
三、中俄私越边境之法令条例及相应机构设置 |
第二节 中朝边民事务交涉 |
一、17世纪前期的中朝边民事务交涉 |
二、17世纪中后期的中朝边民管理及交涉 |
三、清廷让步与朝鲜边民管理权的加强 |
第三节 中越边民事务交涉 |
一、清越边民管理机构设置及管理 |
二、越南对在越华侨的政策 |
第三章 中外边贸事务交涉 |
第一节 中俄边贸事务交涉 |
一、早期中俄贸易与俄国对华贸易障碍 |
二、中俄边贸管理机构与“停市”交涉 |
三、贸易地点交涉与税收交涉 |
四、边境走私贸易交涉与边贸欠款追讨 |
第二节 中朝边贸事务交涉 |
一、后金武力威胁与入关前的金鲜边贸 |
二、入关后的清鲜边境贸易 |
第三节 中越边贸事务交涉 |
一、中越陆路交通要道与互市关口 |
二、清越边贸管理 |
第四章 中外边务交涉之比较 |
第一节 边界交涉之比较 |
一、边界交涉的实质 |
二、军事力量、国家利益、宗藩道义之较量 |
三、从模糊的“边疆”到清晰的“边界” |
第二节 边民事务交涉之比较 |
一、边民事务交涉的实质 |
二、封贡体系下边民问题交涉比较 |
三、边民管理权争夺与比较 |
第三节 边贸事务交涉之比较 |
一、边贸交涉的实质 |
二、边贸税收与边贸场地 |
三、政治、军事、经济因素之比较 |
第四节 借鉴与启示 |
结语 |
附录一 17-18 世纪中外边务交涉大事记 |
附录二 17-18 世纪中朝越俄四国君主在位时间对照表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着 |
致谢 |
(8)大股东侵占、公司治理与企业价值 ——以ST安泰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三、研究方案设计 |
四、论文的不足和创新点 |
第一章 理论概述及背景介绍 |
第一节 理论概述 |
一、控制权理论 |
二、委托代理理论 |
三、公司治理理论 |
四、利益相关者理论 |
第二节 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侵占现状 |
一、大股东侵占主要方式 |
二、我国关联交易的监管措施 |
三、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侵占现状 |
第二章 ST安泰大股东侵占案例介绍 |
第一节 ST安泰案例背景 |
一、ST安泰公司简介 |
二、ST安泰控制结构 |
三、ST安泰主要关联方 |
第二节 ST安泰案例介绍 |
一、ST安泰案例回顾 |
二、ST安泰大股东侵占动机 |
第三节 ST安泰大股东侵占主要手段 |
一、操纵商品交易 |
二、巨额应收账款 |
三、提供巨额担保 |
四、股权质押进行融资 |
五、非公平资产重组 |
第三章 ST安泰大股东侵占案例分析 |
第一节 ST安泰治理结构分析 |
一、股权结构相对集中 |
二、董事会结构安排存在缺陷 |
三、获取较高的控制权私人收益 |
四、外部治理机制不完善 |
五、公司治理结构缺陷的后果分析 |
第二节 ST安泰财务绩效分析 |
一、盈利能力下降 |
二、偿债能力减弱 |
三、营业情况不佳 |
四、成长能力受损 |
第三节 ST安泰市场反应分析 |
一、事件研究法 |
二、事件研究法结果分析 |
三、ST安泰股价持续下跌 |
结论与建议 |
一、结论 |
二、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9)*ST安泰上市公司大股东“掏空”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及方法 |
1.2.1 研究内容 |
1.2.2 研究方法 |
1.2.3 主要创新点 |
1.2.4 论文框架图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大股东 |
2.1.2 “掏空” |
2.2 大股东“掏空”研究的相关理论 |
2.2.1 公司治理理论 |
2.2.2 委托代理理论 |
2.2.3 产权理论 |
2.2.4 相关规章制度 |
2.3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2.3.1 “掏空”的定义 |
2.3.2 “掏空”行为产生的原因及影响因素 |
2.3.3 “掏空”的方式 |
2.3.4 “掏空”行为产生的后果及应对措施 |
2.3.5 文献述评 |
3 *ST安泰大股东的“掏空”行为回顾 |
3.1 *ST安泰简介 |
3.1.1 公司情况介绍 |
3.1.2 公司治理结构 |
3.1.3 公司股权结构 |
3.1.4 关联方情况 |
3.2 *ST安泰大股东“掏空”事件回顾 |
3.3 *ST安泰大股东“掏空”的手段 |
3.3.1 关联方大额资金占用 |
3.3.2 违规为关联方提供担保 |
3.3.3 关联方不平等的资产置换 |
4 *ST安泰大股东“掏空”影响及成因分析 |
4.1 *ST安泰大股东“掏空”产生的影响 |
4.1.1 财务状况不断恶化 |
4.1.2 中小股东利益受损 |
4.1.3 大股东“掏空”的市场反应 |
4.2 大股东“掏空”的成因分析 |
4.2.1 关联方企业经营状况不佳 |
4.2.2 过度依赖关联交易 |
4.2.3 大股东一股独大 |
4.2.4 公司治理结构不合理 |
4.2.5 外部监管力度不足 |
5 制约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对策 |
5.1 大股东“掏空”的内部治理 |
5.1.1 优化公司股权结构 |
5.1.2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
5.1.3 拓宽公司业务渠道 |
5.2 大股东“掏空”的外部制衡 |
5.2.1 规范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制度 |
5.2.2 加大违规惩罚成本 |
5.2.3 提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
5.2.4 引入保险监督 |
5.2.5 重视媒体监管效果 |
6 结论 |
6.1 研究结论 |
6.2 研究的局限性和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10)多元化经营背景下的乐视网财务危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关于财务危机概念方面的研究 |
1.2.2 关于财务危机成因方面的研究 |
1.2.3 关于财务危机对策方面的研究 |
1.2.4 关于财务危机预警模型方面的研究 |
1.2.5 文献评述 |
1.3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 |
第二章 财务危机定义及相关理论 |
2.1 财务危机的定义 |
2.2 基础理论 |
2.2.1 企业生存因素理论 |
2.2.2 企业边界理论 |
2.2.3 委托代理理论 |
第三章 乐视网多元化经营下的财务现状 |
3.1 乐视网简介 |
3.2 乐视网财务现状分析 |
3.2.1 资产规模与结构分析 |
3.2.2 盈利现状分析 |
3.2.3 负债规模及偿债能力分析 |
3.2.4 现金流分析 |
3.3 基于Z-Score模型的财务整体评价 |
第四章 乐视网财务危机的表现及成因分析 |
4.1 乐视网财务危机的表现 |
4.1.1 盈利能力低 |
4.1.2 偿债压力大 |
4.1.3 资金缺口大 |
4.2 乐视网财务危机成因分析 |
4.2.1 多元化战略扩张节奏过快 |
4.2.2 多元化生态模式下生态入口难实现 |
4.2.3 非理性商业模式下核心竞争力缺乏 |
4.2.4 内源融资不足且外源融资方式风险大 |
4.2.5 “一股独大”治理结构下代理问题突出 |
第五章 乐视网财务危机化解对策 |
5.1 多元化战略扩张明确企业边界 |
5.2 深化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
5.3 加强资金管理恢复现金流 |
5.4 建立有效财务风险预警机制 |
5.5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
结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四、巨额欠款从何而来(论文参考文献)
- [1]萍乡煤矿早期经营业绩探究[J]. 张实. 湖北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06)
- [2]清代张家口经贸与商帮研究[D]. 王飞. 山西大学, 2020(08)
- [3]印纪传媒财务舞弊行为研究 ——基于舞弊三角理论视角的分析[D]. 郑星.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5)
- [4]论校园网贷的法律规制与完善[D]. 秦壁雪. 华侨大学, 2020(01)
- [5]共享金融的伦理反思[D]. 马津润.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6]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D]. 熊辛格.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7]17-18世纪中外边务交涉研究 ——以中俄、中朝、中越边务交涉为中心[D]. 刘丽敏.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2)
- [8]大股东侵占、公司治理与企业价值 ——以ST安泰为例[D]. 詹清洁.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2)
- [9]*ST安泰上市公司大股东“掏空”行为研究[D]. 陈佳潞. 西安工业大学, 2019(04)
- [10]多元化经营背景下的乐视网财务危机研究[D]. 邓梦雅. 长沙理工大学, 201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