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思勉与20世纪初的新史学

一、吕思勉与20世纪前期的新史学（论文文献综述）

金方廷^[1]（2021）在《吕思勉的历史写作实践及其嬗变——以中国婚姻史的撰着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吕思勉先生曾在20世纪20—40年代多次发表中国婚姻史研究的论着,且前后进行了多次的修订和改写。在吕思勉的史学架构中,中国婚姻史研究被置于相当特殊的位置,而婚姻史研究又极为典型地反映了吕先生的治史方法。作为近代史学范式转变时期的重要案例,通过考察吕思勉先生撰写、修改中国婚姻史的具体情况,便能揭示出对同一专题的"时时改写",不仅反映了史家对自身学术观点的发展和修正,更体现着近代学者以新思想、新观念来"再造已往"的复杂历史书写实践。

孙青^[2]（2021）在《近代白话通史修撰中的体裁、语言与格式问题——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的几个探索》文中提出在中国近代新史学与语体文兴起的脉络中,"白话修史"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变革取向。近代白话通史的修撰,大体上沿着宋代以来的口语说史与近代新书面语（语体文）创制两个方向前行。1922年完稿的吕思勉着《白话本国史》在白话通史的体裁、语言与格式等修史形式问题上作了有意识的探索,与此前二十多年间的近代白话演史多有区格。作为中国20世纪文学革命与新史学革命的"事中人",吕思勉始终实践在重建书面语与新通史的第一线,却又与文学革命及史学革命皆保持着相当冷静的距离。他并没有陷于文-白及述-着二元对立的框架内,而是以更为整体的视野去考虑国文、国史的重建问题。他对于"白话文"的追求在于既取其"浅"与宽,又希望保留它与原始史籍的"精神"纽带。其实践方向是包括史钞体裁、新国语文体与新征引格式在内的整体化方案,以求重建近代中国叙史（尤其是通史）的新书面形式。这种探索在当时中西新旧逐渐对立的时代语境中是颇为独特与深刻的。

白悦波^[3]（2020）在《“井田辨”:吕思勉对胡适史学的一次回应与批评》文中研究说明吕思勉在现代史家中向以通史和专史着述闻名,但他也未尝忽略对当时学界新成果的回应。1920年,吕思勉就曾对胡适否定中国古代社会存在井田制的见解进行过批评,并在日后的学术活动中深化了相应的思路和观点。实际二人对于井田制相关史料的认识大体导源于今文经学派在清代中期以来形成的严判今古家法与强调托古改制的两支学说。而二人在此时对于"整理国故"的基本认识也似同而实异。对这一分歧的个案分析也显示出,旧日所谓老派、传统派乃至保守派的学者,与学术思潮并未绝缘,他们与新派学者共同构成了身处近代学术转型历程中的学者群体。

段玉双^[4]（2020）在《吕思勉教育思想及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吕思勉是中国近代着名史学家,在史学领域声誉卓着,学界对其在教育领域的思考和探索关注较少。实际上,吕思勉在致力学术的同时也心系教育,不仅对于教育改革有着独特的思考,还身体力行地进行实践。晚清以来,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和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是吕思勉教育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而吕思勉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思想轨迹是其教育思想形成的不可缺少的因素。吕思勉教育思想的发轫,缘起于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热切关注,当时中国正处于传统农业文明向近代工业文明转型的时期,吕思勉认为教育的变革关系着国家的盛衰强弱,并把教育看作立国的根本之计。从整体上看,吕思勉教育思想是以培养现代公民为宗旨,以挽救国家现实危机为出发点,希望通过民众个人智识的提升来促进社会改革,其实质是近代教育救国思想的传承,也是晚清以来呼吁重塑民众精神的一个重要呈现。吕思勉的教育思想体系大致分为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两个方面,其社会教育思想的出发点是相信通过教育能够提高民智、启发国民爱国爱民族的意识,因此他提出把培养现代公民作为社会教育的目标,通过报纸、书籍、学校、图书馆等近代设施和机构来实施社会教育,向民众进行普及和通俗教育,解放思想,推行改革。除了社会教育,吕思勉也十分关注学校教育,学生群体是社会未来的希望。在学校教育方面,吕思勉从教育考试制度、学校的设置和学生的发展三个方面来探索学校教育的改革。吕思勉提出教育考试权收归到国家、学生学业水平一律通过国家考试评定、校长和教员的任用均通过教育部考试的选拔等措施来严格教育考试制度,通过变革毕业会考方式和考试内容来改革教育考试制度,促进教育公平,在学校的设置上需要发展私立学校和重视学校的选址环境。对于学生的前途,提出学生入校学习和进入社会后能够重视学术,抛弃利禄之念,努力才尽其用的建议。吕思勉执教近五十年,作为职业教师,在小学、中学、大学教书育人,热心教育,有着丰富的教育经验,吕思勉的教育思想一直贯彻在自己的教育实践当中。在学校教育实践中,吕思勉有着自己的教学方法,总结不少教学经验,通过教学激发学生兴趣,通过考试培养学生能力,通过演讲、座谈开阔学生视野,对待学生和蔼可亲,热心帮助学生,悉心指导学业生活,得到学生的一致尊敬。在社会教育实践中,吕思勉以毕生之力,在文化学术着作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将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在教材、专着、札记等方面着述颇丰,在国内国际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民众中广泛传播了知识,培养了深厚的爱国热情,可以说真正做到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吕思勉自幼接受传统士人教育,在时代变局的影响、父母师友的熏陶、自身努力进取的条件下逐渐成长为现代知识分子。因此,吕思勉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一直关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针对社会问题,从教育的角度思考并发表议论,希望以此推动社会的进步。清末民初,中国传统文化仍对近代教育转型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吕思勉分析传统教育和近代教育的利与弊,提出自己的教育改革理念,即新旧调和的改革观,形成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体系。今日中国人生活在百年以来知识体系和行为规范之下,吕思勉冷静客观地审视教育及所发议论,实际上对于今日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王玉婷^[5]（2020）在《童书业与民国时期古史研究的三种取向》文中指出在传统与近代的冲突与传承、中学与西学的碰撞与融合中,历史学处于全面的转轨之中,民国时期的古史研究亦出现了新的趋势。1935年,冯友兰提出“信古、疑古、释古”说,信古派认为凡古书所说皆真,对之并无怀疑;疑古派与之相反,认为古书所载多非可信;释古派不如信古派尽信古书,亦非疑古派全然推翻古史传说。无论是疑古派、释古派还是信古派,都对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古史研究方法与范式的转变做出了相当的贡献。成长于此学术环境下的童书业,在思想观念与治学取向上既接受了传统学术的训练,又受时代环境与社会语境的影响,兼有新的风貌,成为学兼新旧的一代学人。童书业是古史辨派的后起之秀,但在继承顾颉刚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他解释、论证顾氏的疑古理论,纠正顾颉刚在疑古辨伪中出现的某些偏误,推进、完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将“层累说”与“神话演变分化说”统一起来。20世纪30年代的童书业在艰难的环境中辛勤耕耘,逐渐吸收海派治学优点,关注学术发的展新动向,并与史观派学人相继展开论战,探讨古史传说、原始社会、对史前史的研究方法等问题。二者对神话传说的解释、伪史料的运用与建设古史的理论依据均不相同。其后,童书业转而开始吸收史观派治史优点,用经济史观解读历史,摆脱了顾颉刚《春秋史讲义》的政治史模式,尝试重建上古史体系。南高派在前期与顾颉刚等疑古派成员有过激烈论战,童书业与之亦有交锋,二者对“三皇五帝说”、“禹”等问题认知不一,其实是对史学本质的追求不同,学术风格亦是不同。童书业致力于先秦史研究,古史传说与西周春秋史探研是其主要学术建树。他虽出身于古史辨派,但在研治古史的过程中深受时代语境的影响,出现了不同的“面向”,其对古史辨派有继承也有深化,对唯物史观派的古史研究既有批判亦有反思,对南高派学者的古史研究则旨在纠偏与匡正,形成了独特的治史路径。童书业将“疑古、考古与释古”三阶段融会贯通,并从“新汉学”迈入了“新宋学”,其与不同学人在古史问题上的“纠葛与交缠”,也使童书业的古史研究在近代学术史上格外耐人寻味。

秦洁^[6]（2020）在《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是对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成果的整体研究。全文分为绪论、正文、余论三部分,从不同角度阐释民国易学。绪论部分,以时间为线索,概述民国近四十年间的易学史变迁。民国初年,时代鼎革之强力冲击、康有为式支持者之迷途、陈独秀式反对者之激进,最终形成合力,造成传统学术边缘化之局面,易学于数千年来第一次沦为“无人过而问津”之境地。值此之际,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新见,重新激发起时人读《易》、研《易》之兴趣;而胡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亦使新学视野落在传统典籍之上。受二氏影响,二十年代之易学,研究类型不断丰富,成果数量不断增加,摆脱了边缘化之窘况,呈现出近代学术的新气象。二十年代末至抗战初的“黄金十年”中,得益于政治、经济、教育、出版之推动,易学之成果数量、方法类型、研究质量,胥臻近代高峰,《周易》在后经学时代再次成为一时之显学。四十年代,受持续战争的影响,易学研究在困顿中坚持,成果数量锐减,且未形成新的特色。正文四章,系本文主体,旨在阐释民国易学的范式类型,揭示民国易学的逻辑演变。通过比较诸易家在“新学（西学）”与“经学（中学）”间的取用,民国易学可分为“固守朴学易传统”“以旧识涵摄新知”“据新学重估经书”“返经学以开新见”四种范式类型。第一章“固守朴学易传统: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以沈瓞民、尚秉和、徐昂为代表,他们承继清代朴学易辑佚文本、梳理易例、涵化新创等方法,以孟氏、焦氏、虞氏等汉易为研究对象,而在易学研究中不关切新时代、新思想、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沈瓞民在马国翰辑佚成果的基础上,重点考辨《说文》资料与虞氏异文逸象等,虽仍有未尽、乃至错误处,但整体上对孟氏易作了更为准确、全面的辑佚;辑佚之外,沈氏还比较孟氏易文与虞氏易注之出入,以考辨纯粹的孟氏家法。第二节考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尚秉和注《焦氏易林》,核心理路是据本卦、旁通卦、遇卦、遇卦之旁通卦四种视域,观各视域的上下卦象、互卦象、对卦象、覆卦象、大象、半象,实现别卦与八卦之象的对应;再据八卦所取《说卦》之象、历代逸象与尚氏所发明之逸象,最终实现《易林》卦象与文辞之对应。尚氏此种理路,仍是传统象数之方法,是将“观象系辞”理解为象与辞的严密对应,而试图“执象释辞”以还原成书的过程;反思来看,更为合适的诠释路径应为“假辞明象”,活看文辞以揣摩符号。第三节考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虞翻以消息、卦变、旁通、之正成既济、月体纳甲等为其核心易例。张惠言创造消息系统,试图贯通虞氏核心易例,但与虞氏易注多有不符。徐昂虽屡屡质疑张氏背离虞氏,然据“同归殊途”之易学观,终服膺张氏而融虞、张为一炉。徐昂梳理虞氏易,所长在于细致的易注揆集与图示,所短在于系统欠缺与易例杂糅。第二章“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以刘师培、杭辛斋为代表,他们整合传统象数资源,在同时肯定经学与新学的前提下,以经学为学术根基,而尝试融会新思想、涵摄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刘师培之易学研究。刘师培之易学,有传承与创新两个面向。一方面,刘氏承继经学的知识与方法,以明了汉代象数易例为治《易》前提,以经学家名世;另一方面,刘氏引入分科视野,践行平实、平等、客观、逻辑之研究理念,发掘攘夷革命与民主建国之致用思想,开近代新易学之先声,对后世易学影响很大。第二、三节考杭辛斋之易学。由“不立门户,不分派别,不论古今,不限中西”之理路,杭辛斋统括平议一切传统易学资源,涵摄融通一切古今中外学术,建构起“包罗万有”之易学体系,展现出“大象数”与“大易学”的恢弘学术气象。杭辛斋研《易》,以“明道立教”为其易学的根本精神。“易道”,是杭氏“大象数”与“大易学”的终极根据;“易教”,是杭氏易学的致用关切与价值落实。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成果,激发起时人读《易》、治《易》之兴趣,在治《易》所得与影响上,俨然成为近代易学第一家。作为民国易学之高峰,杭辛斋合会古今、因革传统之最大意义,是点化了象数的活力,创造了“活的”易学、“活的”经典。第三章“据新学重估经书: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以胡适、古史辨派等为代表,他们彻底否定经学范式,在割裂传统的基础上,完全依归现代分科之学,重新估定作为典籍的《周易》,而进行哲学、史学、文字学、科学等维度的全新研究,成为现代学术主流。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哲学进路之研究。20世纪初,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多是零星地尝试,系统与深度都很有限。胡适本“求真”之理念,分离卦爻辞、《易传》与历代易学,而单纯研究《易传》哲学。在胡适的基础上,冯友兰更加贴近西方哲学问题,而阐释《易传》中之宇宙论与人生论。自胡适分观经传后,否定经文之哲学价值,一度成为主流意见;但随着“唯物辩证法”的传入,《周易》古经在“中国哲学史”中不再缺席。第二节考史学进路之新研究。史学对易学之影响,在近代经历了由“以史治《易》”向“以《易》为史”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实质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以《易》为史”,包括“以《易》为史料”与“以《易》为史书”两种类型,前者以古史辨派、唯物史观为代表,后者以胡朴安为代表。古史辨派易学以打破经学范式为目的,割裂孔子与《易》的关系,重新认定《周易》经传的年代与性质,影响很大,但其研究结论、方法、理念都有重要缺陷。汪震、郭沫若、曾松友、王伯平、荆三麟、李星可等都对《周易》的时代背景有所探讨,但诸氏之观点相互冲突、混乱不堪。胡朴安极端地将所有卦爻辞都看作历史之记录,释《周易》为一部从草昧时代到周初的史书,其说很难成立。第三节考文字学与科学进路之研究。随着古文字学发展,一批学者抛开易学旧注,取用新材料、新方法,新解《周易》文辞;然而对比当前出土易类文献,这些新说大部分不能得到新资料之支持。随着科学声誉日隆,一批学者抛开《周易》文本与历代易学,专治易卦符号,比附科学知识,而定性《周易》为科学着作;科学易诸说影响很大,但需反思其得失与定位。第四章“返经学以开新见: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以熊十力、马一浮为代表,他们不满分科之研究,在反思西学的基础上,重新回归经学、确立常道本体,进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阐释易学之新义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熊十力之易学思想。熊十力之易学是不断变迁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与《读经示要》时期,熊氏引《周易》以证同、扩充其体用哲学,再由体用哲学反观《周易》与经学,已经展现出“归本《大易》”之学术气象;相较晚年着作,更能显明熊十力的易学与经学成就。熊十力引“太极”“乾元”“太易”“不易、变易”申说本体内涵与体用关系,引“乾坤阴阳”等申说本体发用之翕辟运转,引“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等申说本体落实与彰显,又引《周易》申说民主、科学之经世义。由体用哲学之视域,熊十力提出经学是常道之学,涵摄一切学术,是性命之根本、人生之所由;由此经学观,熊十力评骘了历代易学研究。反思熊氏易学,其“以意逆志”的诠释方法,值得注意。第二节考马一浮之易学思想。易学,是马一浮整体学术之根基;研究马一浮之易学,不能脱离其六艺与性理之学的宏观视野。马一浮称经学为六艺之学,为圣人之教,统摄一切学术,出于吾人自性本心,而拥有时代性、世界性价值;经书之中,《易》为六艺之终始,明文辞与修德行是易教两途。马一浮由三易讲性理哲学:不易而变易是由体显用,体用重重无尽;摄用归体,不易变易合一,即是易简境界;易简之关键,在于变易中识得不易,复性而以理为自身之主;易简需性修工夫,要破除习气、敬守正心。就易学本身而言,马一浮举观象之方法,包括观卦爻文辞、观宇宙人生之广象、观万物至理之不易、观内在一心之性理等四重涵义;此外,马一浮还重视十翼,评骘、合会历代易说,而又引佛道证《易》。以上是民国易学的四种范式类型。各范式间,内蕴逻辑演变之顺序。变革之际,有固守传统,脱离时代之范式;进一步,有不满固守,而试图融新入旧、以经学涵摄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新旧掺杂,而试图完全抛弃旧识、归依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割裂传统,而试图返归经学、申说新义之范式。余论部分,以问题为线索,丰富补充对民国易学之认识。第一节考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从“新学”与“经学”的维度,可管窥民国易学之主要面向;但民国易学是“立体”而不是“平面”的,象数义理之维度、易道存废之维度、经学知识承继之维度、学术致用之维度,胥是认识民国易学的重要面向。五重维度之视角,交织出民国易学的个性差异与斑斓色彩。而个性之背后,民国易学又同时寓有共性潮流:对家法门户之融会,对学术创新之自觉。第二节考《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近代以来,易学与经学的价值受到质疑。先进知识分子主张弱化经学以发展科学;激进反传统者,则彻底否定易学之价值;分科之学虽研究作为古籍的《周易》,但研究者并不承认易学的现实意义。与质疑的声音相对,有学者发掘易学中的新知识,藉比附西学以肯定易学之作用;亦有学者回归传统,通过与新学之比较,申说易学的独特价值。这些肯定的阐释,为易学文化之赓续筑就了基石。第三节考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正文四章所揭示的民国易学范式类型与逻辑演变,内中隐含着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其一是经学易范式由价值系统而知识体系的渐次瓦解,其一是新易学范式在为学与为道间的争论。

侯攀涛^[7]（2020）在《王莽历史评价研究 ——兼论历史人物评价的理论方法》文中指出王莽是中国历史上以“禅让”方式夺取政权、却又旋即失败的特殊人物,在班彪、班固父子所着的汉代官修正史——《汉书》中,王莽是作为篡权乱国的“乱臣贼子”形象出现的,此后近两千年里,备受历代史家学者的口诛笔伐。20世纪以来,在西方理论、思潮的影响下,学界出现了为王莽鸣不平、甚至全面肯定之声。新中国成立后,历史人物的评价成为学界长期探索、争鸣的问题,王莽成为其中有代表性的研究对象,对其生平史事的研究较以往更为丰富、深入,总体评价也更为公正、客观。然而,近年来一些有争议的历史人物“翻案”成风的现象,对王莽的评价也出现了罔顾史实、过度拔高的不良倾向,值得认真考察和辨析。本文分三个历史阶段,系统梳理了自《汉书》成书至今,古今中外有代表性的史家学者对王莽的研究和评价。结合各历史阶段的时代思潮和主流意识形态,作者以王莽为个案,比较对其历史评价的异同,并深入分析其中的原因,旨在对历史人物评价的基本理论方法进行有益的反思与总结。

李佳珉^[8]（2020）在《吕思勉的隋唐史研究》文中指出史学大家吕思勉一生着作丰富,笔耕不辍,与陈寅恪、钱穆、陈垣并称为中国近代“史学四大家”。吕思勉治学广泛,在历史学、文学、民族学等方面均有着录,成果斐然,着有两部中国通史,四部断代史,《隋唐五代史》为其最后一部断代史着作。本文以“吕思勉的隋唐史研究”为题,探讨吕思勉为隋唐史研究所作的贡献。吕思勉的隋唐史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吕着中国通史》《白话本国史》《新唐书选注》《隋唐五代史》中。以《隋唐五代史》为例,说明吕思勉的隋唐史研究取材丰富。不仅以《隋书》《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为主,还引用了许多唐宋间的史料以及明清时期的考据学着作,并参考了近代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由此说明吕思勉的隋唐史研究并非简单的“抄书”,而是在对比史料后予以撰述。通过与岑仲勉的《隋唐史》和杨志玖的《隋唐五代史纲要》对比,说明吕思勉的隋唐史研究运用纪事本末体与典章制度体相结合的体例,在章节设置上别具一格。能够修订史书错误,对被史书误解的历史事件予以辩证,而他对隋唐历史人物的评判见解独到,使人印象深刻。吕思勉的隋唐史研究体现出浓厚的史学思想。主要表现为:追求“历史进化论”,与时俱进;关心现实,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思想;重视百姓,包含浓厚的民本主义思想。吕思勉长期从事历史教学与学术研究,能够运用以诗证史的方法,从自然形势与边疆形势出发解读隋唐历史,重视风俗习性对历史事件与人物的影响,根据史料间的矛盾,爬梳史实真相,具有普及与学术相结合的特点。

郭佳^[9]（2019）在《历史与神话的交融 ——近现代学术史视野下的顾颉刚禹夏研究》文中提出本文旨在研究顾颉刚禹夏神话传说研究的学术史,作为历史与神话首次在中国学术界的正式碰撞,顾颉刚的大禹神话传说研究以及“层累说”的提出掀起了史学界的古史辨运动,也为中国神话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其大禹神话传说研究主要分为前后两阶段,第二阶段与之密切相关的还有夏代神话传说的研究。由顾颉刚创立的“古史辨”神话学派的理路,首先被杨宽继承并发展,从“层累说”到“神话演变分化说”,杨宽完成了整个上古帝系的神话学研究。其次,非古史辨派成员的丁山也继承和发扬了顾颉刚的神话研究理论,他的神话研究特点是将中国传统小学与西方语言学派的神话学理论方法结合,以此来研究上古历史、文学、宗教、民族。在顾颉刚之前,怀疑中国上古历史的传统中西方皆有,中国古代从尊孔卫道发展成疑古辨伪的学术传统,以清代的崔述与康有为的学说为甚,也对顾颉刚影响最大。而西方自传教士入华,试图调和中国编年体系以符合《圣经》编年体系,到西方汉学逐渐走向科学理性的学术化道路,并运用新兴学科研究中国上古历史,他们在顾颉刚之前已经开启了历史学与神话学的结合。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西方和日本引进的文明史带来了对中国上古历史的全新认识,也带来了神话与神话学。当时梁启超和章太炎有借鉴西方和日本先进史学撰写中国通史的计划,虽没有完成但对中国上古历史与神话都有所论述。史学界更多的是为新式学校编纂中国历史教科书,其中夏曾佑首次将中国东周以上历史称为“传疑时代”,此后顾颉刚也是通过编纂历史教科书,直接发现了大禹的问题并形成了“层累说”的雏形。在顾颉刚之后,关于夏代的探索,史学界将希望从载记研究转向考古发掘,1926年李济在晋南挖下中国人的第一铲,1959年徐旭生在豫西开启了夏墟的正式发掘。关于大禹的研究,由于作为夏代第一任帝王的大禹处于神话与历史最紧密的交界之处,除了古史辨神话学派,其他神话学者很少涉及。茅盾、程憬等只是在神话学概述或神话资料搜集和研究中提及,闻一多、孙作云等运用图腾理论、“神话-仪式”理论探讨中国神话时对禹的神话传说稍有涉及。除绪论与余论之外,本文共分五章。绪论部分包括选题缘起、文献综述以及本文的创新与思路,并对本文的论述因追溯学术思想的前因后果而超出近现代（1840年-1949年）这一时段的问题进行了特别说明。第一章“中西两种疑古思想下的上古史观”分为两节,包括“怀疑上古史的中国传统——从尊孔卫道到疑古辨伪”与“怀疑上古史的西方理路——从神学到汉学”。第一节论述了崔述与康有为因尊孔卫道发展而来的疑古辨伪思想,他们代表了怀疑中国上古历史的中国传统。其对中国上古历史的研究对顾颉刚影响巨大,激发了他致力于从事疑古辨伪工作,并为他能够大胆怀疑上古历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二节论述了从神学发展到汉学的怀疑中国上古历史的西方理路。自17-18世纪开始,来华耶稣会士因传教需要对中国上古编年体系非常关注;18世纪由于西方社会思想的变革、宗教权威的没落、政治权力的崛起,专门的大学机构与学者群体出现,其中汉学先驱在来华耶稣会士的帮助下开启了中国上古历史的研究,对中国上古历史的研究逐渐学术化;19-20世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兼汉学家继续深入研究,并开始运用西方神话的概念以及神话学理论方法;20世纪初日本汉学起步并蓬勃发展,颇有超过西方汉学之势,并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东京学派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以及京都学派内藤湖南的“加上原则”与后来中国古史辨派顾颉刚提出的“层累说”有异曲同工之处,三者比较可以看出他们学术内在理路的差异性,以及当时时代思潮的同一性。第二章“清末民初文明史中的上古神话历史观”分为三节,包括“神话与神话学引入的最初途径”、“新式中国通史的编撰”、“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撰”。第一节首先反思了此前学者对于“神话”一词最初进入中国这一问题的研究;其次指出了神话与神话学是通过西方与日本学者创作的文明史这一途径进入中国;再次简要概括了在西方与日本文明史的影响下,中国学者译介与创作新式中国通史及历史教科书的情况。第二节详细论述了梁启超与章太炎的新式中国通史的编撰工作,虽然他们的新式中国通史都没有完成,但其对上古历史和神话部分的论述,在其他文章着作中都有充分的体现。第三节详细论述了夏曾佑、刘师培、顾颉刚为新式学校创作的历史教科书,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首次将东周以上的时期列为“传疑时代”,顾颉刚则在创作《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时,开始对禹的问题以及中国历史层累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思考。可以说西方文明史引进和创作的同时,带来了神话与神话学,并引发了顾颉刚的大禹神话传说研究以及“层累说”的提出。第三章“顾颉刚的禹夏神话传说研究”分为两节,包括“顾颉刚前提的大禹研究”与“顾颉刚后期的禹夏研究”。第一节详细论述了引发中国现代历史学界最为轰动的古史辨运动的顾颉刚“层累说”以及大禹神话传说研究,包括古史辨运动之前顾颉刚的学术脉络,引发古史辨运动的顾颉刚的两篇重要文章与主要反驳学者的文章,以及学术界对顾颉刚的肯定与批评。此外,还分析了大禹研究以及“层累说”的中西渊源。第二节详细论述了顾颉刚之后继续进行的禹夏研究,1930年之后顾颉刚明确了学术研究的道路,主要关注战国秦汉史研究和古代地理民族研究。他与童书业一起创作的《夏史三论》,体现了其战国秦汉史研究的成果,即把夏代的文献记载看做东汉人的伪造;他与童书业一起创作的《鲧禹的传说》,也加入了其古代地理民族研究的成果,即将原来认为禹源于南方民族的观点改为禹源于西方戎族。另外,本节最后还专门分析了顾颉刚的夏代史观,有些学者误会顾颉刚是在晚期才承认夏代的存在,实际上他一直只是否定有关夏代的文献记载,而从来没有否定夏代的真实存在。第四章“’古史辨’神话学派的理路与禹夏研究的发展”分为三节,包括“’古史辨’神话学派的理路”、“杨宽的禹夏神话传说研究”、“丁山的禹夏神话传说研究”。第一节分析了由顾颉刚创立的“古史辨”神话学派的研究理论,包括神话与历史的关系、神话与宗教的关系、神话与民族的关系,即“古史辨”学派的理论方法是通过研究上古神话来说明中国上古的历史、宗教、民族等方面的问题。第二节详细论述了古史辨派成员杨宽的学术成果,他将顾颉刚的“层累说”发展为“神话演进分化说”,改进了顾颉刚学说中受晚清今文经学影响而出现的弊端,并采用了神话学的视角和方法全面系统地研究了中国上古神话体系。第三节详细论述了非古史辨派成员,但其神话研究理论继承自“古史辨”神话学派的丁山的学术成果,与第二节相同,本节从“学术脉络”、“神话研究概述”、“禹夏研究”、“学术界的肯定与批评”四个方面入手,探讨丁山的神话研究,特别是有关禹夏的神话传说研究。第五章“顾颉刚之后考古学与神话学的禹夏研究”分为两节,包括“现代考古学的夏代研究”与“现代神话学的大禹研究”。第一节论述了顾颉刚以及古史辨运动的爆发催生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其奠基人物正是本来与顾颉刚、胡适等古史辨派引为同道,后来各自为营的傅斯年。现代考古学中有关夏代的考古发掘工作,包括1926年李济的晋南西阴村调查及1959年徐旭生的豫西“夏墟”调查。从那时开始,历史学界已经将认识夏代的希望从文献记载的研究转向二里头夏墟的考古发掘工作。第二节论述了顾颉刚以及古史辨运动的爆发催生了中国现代神话学的正式建立,除了“古史辨”神话学派之外,中国现代神话学最中坚的力量是以西方人类学派的神话理论为武器的神话学者,但是由于大禹处在神话与历史紧密交汇的最重要位置,因此很少有其他神话学者专门从事大禹神话传说的研究工作,其中闻一多、孙作云运用图腾理论、“神话-仪式”理论研究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涉及到了大禹神话传说的研究。最后,余论部分探讨顾颉刚及“古史辨”神话学派的理论方法在当下新的学说对“层累说”提出挑战,有关禹的青铜铭文、简帛文献不断出土,以及各种新兴的神话学说层出不穷的情况下,还有哪些可以修正和持续的空间。

陈庆阳^[10]（2019）在《论吕思勉的民族史学思想》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伊始,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较之以往出现了巨大变化,面临传统与近代的文化冲突、中学和西学的融合交织的社会背景之下,当时的学者们既接受了传统的学术训练,又在思想观念上受到西方的熏陶,为增强民族凝聚力,撰写了大量有关中国民族史的着述,对中国的民族有了新的认识与见解。吕思勉先生自幼深受传统而完整的儒家学派教导,治学领域广泛,在中国通史与专门史上颇有建树,并且撰写过大量教学用书与通俗读物。在中国通史、断代史中零散分布了他关于各个历史时期中国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的认识,为了更好地让国民清晰认识中国民族的历史,吕思勉先生撰写了《中国民族史》、《中国民族演进史》,对中国民族源流、历史及发展进行了学术总结;也为学界探讨民族问题提供了主要依据。通过吕思勉先生的着作,探讨了吕思勉先生关于“民族”、“边疆”的概念并加以分析。我们对吕思勉先生的民族观的认识要置于特定的历史空间中,在当时中西文化碰撞的时代以及“新史学”的兴起这样特殊的背景之下,充分分析认识吕思勉先生对中国民族史学科构建的思考和贡献,并对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概念的提出具有某种启迪作用。

二、吕思勉与20世纪前期的新史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吕思勉与20世纪前期的新史学（论文提纲范文）

（1）吕思勉的历史写作实践及其嬗变——以中国婚姻史的撰着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2）近代白话通史修撰中的体裁、语言与格式问题——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的几个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3）“井田辨”:吕思勉对胡适史学的一次回应与批评（论文提纲范文）

（4）吕思勉教育思想及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童书业与民国时期古史研究的三种取向（论文提纲范文）

（6）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王莽历史评价研究 ——兼论历史人物评价的理论方法（论文提纲范文）

（8）吕思勉的隋唐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历史与神话的交融 ——近现代学术史视野下的顾颉刚禹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论吕思勉的民族史学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四、吕思勉与20世纪前期的新史学（论文参考文献）

• [1]吕思勉的历史写作实践及其嬗变——以中国婚姻史的撰着为例[J]. 金方廷.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6)
• [2]近代白话通史修撰中的体裁、语言与格式问题——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的几个探索[J]. 孙青.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6)
• [3]“井田辨”:吕思勉对胡适史学的一次回应与批评[J]. 白悦波.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 2020(02)
• [4]吕思勉教育思想及实践研究[D]. 段玉双. 河南大学, 2020(02)
• [5]童书业与民国时期古史研究的三种取向[D]. 王玉婷. 山东大学, 2020(09)
• [6]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D]. 秦洁. 山东大学, 2020(09)
• [7]王莽历史评价研究 ——兼论历史人物评价的理论方法[D]. 侯攀涛. 河北大学, 2020(08)
• [8]吕思勉的隋唐史研究[D]. 李佳珉.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9]历史与神话的交融 ——近现代学术史视野下的顾颉刚禹夏研究[D]. 郭佳. 山东大学, 2019(09)
• [10]论吕思勉的民族史学思想[D]. 陈庆阳. 西北民族大学, 2019(02)

标签：吕思勉论文;  顾颉刚论文;  神话论文;  白话本国史论文;  周易八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