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27年蒋介石与上海金融界的关系（论文文献综述）
陈鹏飞[1]（2020）在《“川政统一”与“建设后方”——全面抗战前成渝铁路内资引进活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1912年成都"省门之乱"到1935年中央军入川,四川长期处于军阀混战之中。这一时期四川与中央的关系被柯白形容为"有限的分裂主义",即虽然四川长期处于"半独立"状态,但依然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组成部分。①1934年年底,刘湘的南京之行与1935年年初的参谋团入川开启了四川与国民政府关系的新起点。四川的防区制开始瓦解,其"半独立"状态逐渐被打破,开始被纳入国民政府的政治版图之中。国民政府在对日关系不断恶化、战争的威胁日益迫
张超[2]（2020）在《黄郛与上海特别市政府》文中研究指明1927年7月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是上海近代城市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在此之前,关于上海特别市政府由民主选举还是国民党委任的问题,国共两党产生了激烈的斗争。共产党领导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并召开市民会议选举成立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是蒋介石在上海发展四一二政变的重要动因。本文重点探讨的问题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建立的上海特别市政府,蒋介石为什么委派黄郛担任第一任市长,上海特别市这个行政区划是如何形成的,黄郛在市政机构设置、人事安排等方面做出了哪些贡献,采取国府委任制的上海特别市政府的政治框架与蒋介石提出的“收回租界”目标存在着哪些矛盾。这些问题,涉及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蒋介石与黄郛的私人关系,国共分裂和宁汉分裂等重要的历史背景,也涉及到上海城市发展的空间范围与布局变动、市政机构等多方面的问题,对于深入了解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这一重大历史转折时期,上海地方政治和市政发展与全国政局的互动关系,具有重要意义。黄郛早年参加同盟会和辛亥革命,之后又在北京政府入阁,具有内政外交经验和很高的政治名望,这虽是蒋介石任用黄郛的因素之一,但他更看重的是黄郛与他二十多年以乡缘、学缘、政缘乃至结义兄弟的虚拟血缘关系,在“反共”的政治前提下,他选择了黄郛担任上海特别市市长。上海特别市作为一个行政区划单位,是在上海租界产生之后出现“华界”地理空间概念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清末闸北市政的发展和吴淞自开埠计划导致了辛亥革命时期淞沪两地的联动,进而在20世纪20年代将淞沪两地联片成淞沪特别市,到北伐军进入上海前夕,淞沪特别市正式改称为上海特别市。黄郛担任上海特别市市长之后,在接受孙传芳淞沪督办公署的基础上,以多级总揽制为原则,设立一处十局的市政机构,通过选任专门人才,联络工商界和协调上海地方党政军部门的关系。黄郛虽然正式任市长仅一个多月,但以其出色的行政才能,奠定了上海特别市政府运作的基础。上海特别市政府的成立,以通过积极推进市政建设,实施“大上海计划”,作为实现“收回租界”的政治目标之一。但是,国民党党国体制下的上海特别市政府的政治架构与租界华人参政运动实现“自治”的目标格格不入,“大上海计划”除了受到日本侵略战争的破坏外,在财政也是难以为继的。因此,蒋介石在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典礼提出的“收回租界”的政治目标,在国民党的政治体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
妥佳宁[3]（2019）在《《子夜》对国民革命的“留别”》文中提出《子夜》中吴荪甫的政治立场不同于当时的南京国民党"中央",而是支持国民党改组派也即国民党左派的实业政策。茅盾对这种实业政策的理解,源自他本人国民革命时期与国民党左派的两度共事。而历来被视作茅盾脱党"自白书"的诗歌《留别》,更多的是在告别茅盾以跨党身份亲历的国民革命。茅盾不但以《蚀》等早期革命文学创作,更以《子夜》这样的左翼文学经典,对工农与工商业者联盟的国民革命做出了文学"留别",呈现了左翼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左派实业政策从一度期许到最终失望的复杂精神历程。
王珊珊[4]（2019）在《钱新之与民国时期的交通银行》文中研究表明钱新之,名永铭,字新之,作为中国近代杰出银行家的代表人物之一,钱新之是中国近代金融业和银行业发展史上的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其凭借在银行业所做出的突出成绩,与张嘉璈、陈光甫、李铭被称为民国时期的“四大花旦”。钱新之在中国近现代金融史上的地位可以用一句话来概之,若欲对中国近现代金融史进行全面认识与了解,那么对钱新之的研究是不可缺少的。纵观钱新之的一生,对银行事业的经营主要有三段:1922年-1925年整顿交通银行。该时段是交行处于自由竞争的状态下,钱新之对中央银行的经营,闪烁着其熠熠生辉的改革和创新的火花;1926年-1949年经营四行储蓄会。该时段是金融市场处于国民政府垄断状态下,钱新之对具有私营商业储蓄银行性质的金融机构的经营;1938年-1949年任交通银行董事长主持交行。该时期是钱新之在国民政府金融垄断、全国抗战背景下对交通银行的维稳和管理。相较于任职交行的前一时期,因为该时段是处于在四联总处的统一指挥下,所以钱新之对交行实施的经营创新和自由经营理念要淡一些,但是同样闪烁着钱在战时金融垄断状态下自己独特的银行经营理念和爱国思想。对交通银行的经营是钱新之银行事业生涯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钱新之银行事业的半壁江山。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钱新之与交通银行的“缘起”,依次介绍了中国近代银行家群体的崛起、作为近代银行家群体一员的钱新之的早年生活和留日求学背景及其与交通银行的结缘。第二部分为钱新之与北洋时期的交通银行,依次叙述了钱新之在交通银行极其窘迫形势下的临危受命以及面对如此不堪形势钱新之对交通银行实施的一系列创新与整顿,最后论述了钱新之经过这一时期在交行的金融创新之后,其在金融界地位的提高及其阅历的丰富。第三部分是钱新之与国民政府时期的交通银行。该时期全国抗战打响,钱新之义不容辞接下了交通银行董事长的重担,并在四联总处的指挥下,殚精竭虑,对交行的维稳与经营做出了重大贡献,表现出了热忱的爱国情怀。第四部分为钱新之交通银行经营事业评述,首先简单地比较了钱新之于前后两个时期经营交通银行的概况,其次从钱新之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角度对其交通银行经营事业做了客观评述。
贾婷宇[5]（2018）在《汉口中南银行的放款与投资研究（1923-1938）》文中研究指明清末民初,中国的银行伴随着外国银行资本的不断渗入而逐步发展起来。此时,国内传统的金融行业票号、钱庄等依旧活跃在市场上,并与本国银行、外国银行共同构成三足鼎力之势。尤其是辛亥革命后,本国银行迅速崛起,在政府的支持下形成较大势力。在这一浪潮的推动下,海外侨商也纷纷回国投资,作为新式金融机构的银行成为其不二选择。南洋一代糖王黄奕住先后辗转,回国后联合国内外商业人士,于1921年在上海创办中南银行,这也是我国最早的一家侨商银行。彼时,早已在北京建立的中国银行、中国交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盐业银行等依靠北洋军阀政府的力量,已在国内市场站稳脚跟。新兴的中南银行,聘请原交通银行北京分行的经理胡笔江担任总经理,负责具体营业事务。胡笔江联合金城银行、大陆银行和盐业银行成立四行准备库,共同发行中南银行钞票,形成北四行联营的独特经营模式。为了扩大中南银行的规模和影响力,总行决定1923年在汉口设立分行,与之前设立的天津、北京分行相呼应,形成一个有效运行的互动网络。汉口中南银行设立后,很快便融入到当地的金融市场中。汉口中南银行的经理为卓小梅,是官僚出身;襄理为钱乃嵘,钱庄出身,此二人由胡笔江总经理亲自任命。在对汉行的经营中,二人确实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矛盾也在不断加深。汉行的经营模式与普通商业银行一致,但尤其侧重放款与投资业务。汉口中南银行在设立之初,按照当地的金融习惯,对汉口地区有威望的钱庄与富绅进行放款。但很快汉口受到上海金融风潮的影响,市面萧条,而汉口中南银行由于之前积极收回款项,损失较少。1925年受湖北官票风潮影响,汉行开始承担大量的直系军阀政府借款。由于国民革命在全国范围内不断壮大,革命军于1926年10月占领武汉,汉行的这笔放款也就无法如期收回。1927年1月,武汉国民政府成立后,首先发行整理湖北金融公债和财政公债,以期偿还旧政府欠款以及军阀欠款,汉行参与其中。但此时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政局紧张,宁汉分裂,武汉地区的金融业受到严重创伤。鉴于此,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颁布了集中现金法令,上海总行宣布暂停与汉行的业务往来,并令其他分行也停止与汉行的经济交往,汉口中南银行便陷入孤立状态。此时武汉政府方面又不断调整经济政策,致使汉行损失惨重。同年9月,宁汉合流,现金集中法令也随之停止,汉口中南银行的营业也逐渐恢复并步入正轨。三十年代以来,汉口中南银行的营业可以说迎来了一个又一个的高峰,对企业的放款与投资也不断成熟起来。汉行对当地工商业进行放款,并对其抵押品进行投资。由于商业性质的放款以灵活资金周转为主,因此时间较短,强调快速周转,以获得利润。而汉行对企业的投资,则以抵押品为主,例如对汉口既济水电公司的股票投资以及轮船出租,实际上也以短期投资为主,方便快捷,有效吸纳闲散资金。在对官办企业的放款中,例如在1926年对湖北官矿公署的放款,一直拖延未还,长达十年之久,直到1935年,湖北政府当局以公债偿还。在这一系列过程中,可以看出地方政府与汉口中南银行之间的权利博弈。总之,放款与投资作为汉口中南银行的重要业务,一直是其经营的主体,汉行作为地方性分行,发挥自身的优势,提升影响力与信用度,以期实现分行与总行的双赢。
潘晓霞[6]（2018）在《北伐前后陈光甫的三次转向》文中研究表明北伐时期,银行家的动向颇具观察意义。作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总经理,陈光甫北伐前即对南方革命势力抱有期待,在北伐军向两湖地区挺进后,与武汉政府来往密切。1927年宁汉对立,陈光甫由倾向武汉转而与南京蒋介石方面合作。南京政权建立后,蒋的强权压制又使陈逐渐疏离。1928年,陈光甫西上武汉,依托桂系大力发展汉方业务,但最终还是撤资自保。陈光甫的几度转向,不无追求自身政治理想的因素,但在这位银行家身上显现的,更多还是在商言商的本能。
徐昂[7]（2017）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经营政府债务风险管理研究（1915-1937）》文中认为中国民营银行难以避免各类政府债务,银行对政府债务的风险管理尤为重要。作为近代中国民营银行的代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复杂多变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因时制宜,敏锐地调整政府债务的风险管理与经营方式。银行始终定位于民营商业银行,制定债务风险债券化、商业化的原则,有限承借政府公债,控制债券押款,将政府债务的负面风险降到最低的同时,还支持了政府主导的部分经济建设。
妥佳宁[8]（2017）在《从汪蒋之争到“回答托派”:茅盾对《子夜》主题的改写》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子夜》的创作动机长期被解读为"回答托派",即用小说写作阐释在帝国主义压迫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始终无法战胜买办阶级而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然而,茅盾虽接受瞿秋白的指导,但直到成书之后仍未能深入理解所谓"托派"观点并予以有力回答,反而在揭示"立三路线"的过程中与某些所谓"托派"观点形成共鸣。事实上,在小说"提要"和现存大纲及前四章手迹当中,茅盾笔下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更多地呈现为实业与金融之间的对立掣肘。茅盾之所以不能很好地"回答托派",既是因为实业与金融背后的汪派与蒋派之争,也是从宁汉对立到宁汉合流时期的茅盾,其1927年的亲身革命经历在1930年上海的曲折映现。而小说结局由原来设计的吴荪甫与赵伯韬在红军四起形势下的握手言和,按瞿秋白要求改写为民族资产阶级无法战胜买办,虽符合了"回答托派"的意识形态要求,却遮蔽了茅盾原本对中国社会的把握与言说方式。
妥佳宁[9]（2016）在《从汪蒋之争到“回答托派”:茅盾对《子夜》主题的改写》文中指出《子夜》的创作动机被长期解读为"回答托派",即用小说写作来阐释在帝国主义压迫下,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始终无法战胜买办阶级而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事实上,茅盾虽接受瞿秋白指导,但直到成书之后仍未能深入理解所谓"托派"观点并予以有力回答;反而在揭示"立三路线"的过程中与某些所谓"托派"观点达成"共鸣"。在小说《提要》和现存大纲及前四章等手迹当中,茅盾笔下所谓"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更多地呈现为实业与金融之间的对立掣肘。茅盾之所以不能很好地"回答"托派,正是因为小说中实业与金融背后的汪派与蒋派之争,其实是从宁汉对立到宁汉合流的1927年茅盾亲身革命经历,在1930年上海的再度展现。小说结局由原来设计的吴荪甫与赵伯韬在红军四起的形势下握手言和,按瞿秋白要求改写为民族资产阶级无法战胜买办,虽符合了"回答托派"的意识形态要求,却遮蔽了茅盾原本对中国社会的把握与言说方式。
周海燕[10]（2015）在《民国十年（1927-1937）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主导与市场互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是长期以来的世界性话题,随着时代发展,理论界众说纷纭,派系层出。环视当代中国,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三十多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依靠政府强制之手与逐步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日益发展成为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焦点问题。如何实现强势政府向服务型政府之转变,是中国经济改革之重任,任重而道远。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助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以1927-1937年民国建设为例,阐述民国十年黄金期发展中的政府主导与市场互动关系,提出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政府适时的正确主导是民国十年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通过对民国十年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分析与总结,为当代中国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一定借鉴与参考价值。围绕核心观点,本文分为六章。第一章为导论,主要说明选题价值、文献回顾、研究思路、方法、创新与不足等。文献综述部分,通过对民国十年经济发展与发展原因相关研究进行文献梳理,指出已有研究对1927-1937年民国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认识不足,未能准确解读这一时期政府与市场双向互动推动历史发展的事实,亦未能准确解读好政府与国家资本、民营经济等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已有研究或仅肯定市场作用,无视政府当年以强制性制度供给在诱致性市场创新中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土地改革中回避租佃制度优化实为农业发展的较优选择,故本文从政府的强制性制度供给与诱致性市场创新相结合的视角,全面阐述与评价南京国民政府在战乱年代推动的农村改革。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部分,概述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的起源与发展史,并指出任何理论都不是万能的,其张力的施展必须基于不同国家的不同国情与历史传统;基于政府与市场理论之研究视角,归纳本文核心观点,同时明确主要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最后提出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章中国现代化的内外危机及其发展模式转型。国内危机方面,体现在国内新旧军阀分裂混战导致的政治动荡,20世纪30年代市场危机的出现与自然灾害频繁打击;国外方面,体现为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危机,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迅速波及全世界,世界法西斯主义与日本军国主义形成,大规模世界性战争在所难免,而自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对中国侵略的长期存在,都加速了中国国家主权的不完整性;理论挑战方面,为摆脱世界性经济危机,美国凯恩斯主义形成与成功实践,美国与西方多数国家走出危机,并走上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世界资本主义理论与实践亦趋向日益成熟,对古老而落后的中国而言,是危机亦是挑战;发展模式新选择与威权政府建立方面,阐述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开始迈向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导向的转型,南京国民政府威权统治逐步确立,并创建具有现代性的政治制度。第三章为政府主导下的经济政策环境创新,主要论述南京国民政府供给的各项制度改新。土地私有财产权制度的法律确认,主要资源及矿产所有权的明晰,财产登记的法律保障制度完善,都推动现代产权制度的确立;关税制度的革新促进关税自主权的实现,盐税制度市场化改革,废除厘金制度,促使现代税收制度的确立;废弃银两制度改用银元制度,法币政策确立现代币制,四行二局的国有银行制度之形成,推动南京国民政府迈向金融国家资本道路;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各项法律措施,鼓励工业科技发明创新,支持农业科技与技术改良,完善人才引进与培养制度,普及义务教育,发展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广泛引进留学归国人才参与国家建设;南京国民政府出台系列政策,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等,扶持民营经济发展,发展对外贸易,以协调工商业发展;南京国民政府引导各类民间组织发展,支持商会与同业公会组织制度改组,创建农会制度,支持民间建设力量进行乡村建设活动,推动民间组织服务经济发展功能之发挥;南京国民政府发起农业复兴运动,租佃制度优化改新,农业合作社制度创新,资源保护与农田水利建设制度的改进,促进农村秩序的恢复与城乡协调发展。南京国民政府主导的全方位制度创新,虽然存在某些不足或制度的有效性有限,但总体上适应了时代需要,为经济恢复发展奠定基础。第四章为政府主导下市场的互动与多元创新。土地与主要资源的确权实现优化配置,农业生产要素多元流动,主要资源国有化经营,企业资本集中化加速;税制金融制度创新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税制现代化改善了市场交易环境,现代货币促进了市场流通,金融国家资本市场化运作;人才引进与科技创新提升市场竞争力,工业科技改新推动了生产进步,农事技术的市场运转与推广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专家与专业人才投身工农业建设;工商业经济协调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主要工业领域全面确立,壮大南京国民政府经济力量,提高工业化水平;民营经济朝资本集中化方向发展,民营经济多元化发展活跃市场空间,并带动工业技术进步与管理创新,对外贸易拓深国内外市场;民间组织发挥联接政府与市场的中介作用,商会维护商人利益,同业公会维持市场秩序,民间乡村建设力量投入农业教育与经济建设推动了农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开启对中国"三农"问题的探索;农村改革中的诱致性市场创新,现代银行支持农村金融体系的形成,农业合作社联接城市金融救济农村,缓解农业资金短缺,推动农业技术改良与进步,对城乡经济发展起到联动效应;小农户经济发展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上述政府主导下的市场互动与创新,体现了 1927-1937年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良性互动与动态发展,虽然存在某些不足或发展的有限性,但总体上推动了近代中国第二次经济黄金期的出现。第五章为民国十年经济发展的历史评价与现实启示。本文指出对于经济落后大国而言,中央政府统治权威的保持与政治稳定非常重要;南京国民政府大量采用留学归国专家与精英治国,专家精英在制度设计与决策实施方面,结合中国国情广泛吸收西方国家先进经验,有利于减少制度试错成本;制度变迁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是动态与发展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政府与市场保持一定距离是必须的,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应依据本国国情与历史传统;农村改革方面,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利是核心问题,发展农户经济与家庭农场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同时注重传统文化建设。当然,民国十年经济建设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亦值得后世加以总结与借鉴。第六章是研究结论与展望。通过对民国十年建设中,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主导与市场互动关系分析,得出本文主要研究结论:正确而适时的政府调控主导是民国十年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二、1927年蒋介石与上海金融界的关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1927年蒋介石与上海金融界的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2）黄郛与上海特别市政府（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本文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黄郛生平寻根由 |
| 第一节 投身于革命事业 |
| 一、求学生涯 |
| 二、参加辛亥革命与二次革命 |
| 三、流亡生涯与护国运动 |
| 第二节 成名于北洋官场 |
| 一、华盛顿会议与外交总长 |
| 二、两任教育总长与代国务总理 |
| 第三节 再转入国民革命 |
| 一、响应北伐 |
| 二、蒋介石阵营要角 |
| 小结 |
| 第二章 上海特别市的形成 |
| 第一节 “华界”的出现 |
| 一、一市三界 |
| 二、华界市政的兴起 |
| 第二节 淞沪合并 |
| 一、吴淞自开埠 |
| 二、两个都督府 |
| 三、淞沪商埠 |
| 第三节 上海特别市的确立 |
| 一、上海特别市市民政府 |
| 二、上海特别市政府的酝酿 |
| 小结 |
| 第三章 黄郛主政上海的政府架构与人事 |
| 第一节 扩充淞沪商埠督办公署设置 |
| 一、六处一局到一处十局 |
| 二、多级总揽制 |
| 第二节 人事安排 |
| 第三节 协调党、政、军关系 |
| 一、调和与市党部的矛盾 |
| 二、“竭力避免与他种机关为难” |
| 小结 |
| 第四章 难解的政治框架与收回租界的矛盾 |
| 第一节 特别市政府条例 |
| 一、上海政治分会草案 |
| 二、南京政治会议决议 |
| 三、整理上海办法 |
| 四、背离了孙中山的民主建国精神 |
| 第二节 租界市政权力的来源问题 |
| 一、从租地人会议到纳税人会议 |
| 二、华人参政运动的兴起 |
| 三、租界地位与中国国家主权 |
| 第三节 收回租界的难产 |
| 一、收回还是交还? |
| 二、设立特别区? |
| 三、推进“大上海计划”?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3）《子夜》对国民革命的“留别”（论文提纲范文）
| 一实业家背后的国民党改组派 |
| 二国民革命与共产革命的交错 |
| 三“左翼经典”对国民革命的“留”与“别” |
| 余论 |
（4）钱新之与民国时期的交通银行（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研究动机及研究综述 |
| 0.2 基本内容及理论与现实意义 |
| 0.3 研究特色和创新之处 |
| 1 钱新之与交通银行的结缘 |
| 1.1 中国近代银行家群体的崛起 |
| 1.1.1 中国近代银行家的出现 |
| 1.1.2 中国近代银行家的特点 |
| 1.2 钱新之的早年生活与留日求学背景 |
| 1.3 钱新之与交通银行的结缘：从上海分行副经理到经理 |
| 1.3.1 上海分行副经理的任职 |
| 1.3.2 从上海分行副经理升任经理 |
| 2 钱新之与北洋时期的交通银行(1922-1925) |
| 2.1 钱新之于困窘形势下的临危受命 |
| 2.2 钱新之对交通银行的创新与整顿 |
| 2.2.1 实行行务公开及添设总秘书一职 |
| 2.2.2 裁撤机构与冗员,推行稳健之策 |
| 2.2.3 整饬行风行纪,崇尚节俭 |
| 2.3 钱新之金融界地位与阅历的获得 |
| 3 钱新之与国民政府时期的交通银行(1938-1949) |
| 3.1 非常时期下交通银行董事长的出任 |
| 3.2 金融垄断下钱新之对交行的维稳与经营 |
| 3.2.1 扶助西南建设,奖掖生产 |
| 3.2.2 注重人事管理 |
| 3.3 战争环境下钱新之的爱国情怀分析 |
| 3.3.1 钱新之与废止内战运动 |
| 3.3.2 钱新之与战时公债劝募运动 |
| 4 钱新之交通银行经营事业评述 |
| 4.1 钱新之前后经营交通银行之比较 |
| 4.2 银行家钱新之的社会责任之履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汉口中南银行的放款与投资研究（1923-193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研究回顾 |
| (一) 关于中南银行的相关研究 |
| (二) 关于中国近代银行内部运营的研究 |
| (三) 关于中国近代银行与外部互动的研究 |
| (四) 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
| 三、研究思路、方法、重难点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重难点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近代汉口金融的变迁与汉口中南银行的设立 |
| 第一节 清末民初汉口银行业的兴盛 |
| 一、晚清时期外国银行的设立与经营 |
| 二、辛亥革命前后本国银行的兴起与发展 |
| 第二节 侨商黄奕住与中南银行的创办 |
| 第三节 汉口中南银行的初步运营 |
| 第二章 汉口中南银行对政府的放款与投资 |
| 第一节 国民革命时汉行对直系军阀的放款 |
| 第二节 官票风潮下的湖北财政厅借款 |
| 一、发行湖北短期库券借款 |
| 二、筹办湖北省银行借款 |
| 第三节 国民政府时期的汉行与债券 |
| 一、参与整理湖北金融公债 |
| 二、汉行与债券抵押放款 |
| 第三章 汉口中南银行对工商业的投放 |
| 第一节 汉行与既济水电公司 |
| 第二节 永兴公司与汉行对轮船的投资 |
| 第四章 放款纠纷——以湖北官矿公署为例 |
| 第一节 汉行对湖北官矿公署的放款 |
| 第二节 欠款风波的持续发展 |
| 第三节 结局及后续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7）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经营政府债务风险管理研究（1915-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上海银行早期的商业立场与政府的财政摊派 |
| 二、上海银行与国内银行团的政府债务危机 |
| 三、上海银行与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公债发行 |
| 四、上海银行与南京国民政府稳定时期的政府借款 |
| 五、结论 |
（8）从汪蒋之争到“回答托派”:茅盾对《子夜》主题的改写（论文提纲范文）
| 一、《子夜》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 |
| 二、托派对工人运动的态度及茅盾的描绘 |
| 三、实业与金融背后的汪派和蒋派 |
| 四、南京与武汉之间的革命正统之争 |
| 结语:从《夕阳》到《子夜》 |
（10）民国十年（1927-1937）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主导与市场互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回顾与研究述评 |
| 1.2.1 关于民国十年经济发展研究 |
| 1.2.2 关于1927-1937年经济发展原因研究 |
| 1.2.3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 |
| 1.3.2 研究视角与核心观点 |
| 1.3.3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可能的不足 |
| 2 中国现代化的内外危机及其发展模式转型 |
| 2.1 国内危机:国内分裂混战及其市场失灵 |
| 2.1.1 国内分裂混战 |
| 2.1.2 自然灾害频仍 |
| 2.1.3 20世纪30年代市场危机出现 |
| 2.2 国外危机: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危机 |
| 2.2.1 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波及 |
| 2.2.2 世界法西斯主义与日本军国主义形成 |
| 2.2.3 西方国家对中国侵略的长期存在 |
| 2.3 理论挑战:凯恩斯主义盛行 |
| 2.3.1 凯恩斯主义形成根源 |
| 2.3.2 中国理论界关于凯恩斯主义的争论 |
| 2.4 发展模式新选择与威权政府建立 |
| 2.4.1 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转型 |
| 2.4.2 南京国民政府威权统治的确立 |
| 2.4.3 现代政治制度的创建 |
| 2.5 小结 |
| 3 政府主导下的经济政策环境创新 |
| 3.1 政府供给的现代产权制度创新 |
| 3.1.1 土地私有产权制度的法律确认 |
| 3.1.2 主要资源保护及所有权的明晰 |
| 3.1.3 企业产权制度的完善 |
| 3.2 政府强制推动税制金融制度创新 |
| 3.2.1 税制制度改新 |
| 3.2.2 金融制度创新 |
| 3.3 强化科技与引进人才制度 |
| 3.3.1 鼓励工业科技发明创新 |
| 3.3.2 农业科技制度供给与支持 |
| 3.3.3 人才引进与培养制度 |
| 3.4 政府协调工商业发展政策 |
| 3.4.1 重点发展国家资本主义 |
| 3.4.2 扶持民营经济发展 |
| 3.4.3 发展对外贸易 |
| 3.5 政府推动民间组织服务经济发展 |
| 3.5.1 商会与同业公会组织制度改组 |
| 3.5.2 农会制度创新 |
| 3.5.3 支持乡村建设力量发展 |
| 3.6 农村复兴运动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
| 3.6.1 租佃制度优化改新 |
| 3.6.2 农业合作社制度创新 |
| 3.6.3 农业金融政策的支持 |
| 3.7 小结 |
| 4 政府主导下市场的互动与多元创新 |
| 4.1 土地及主要资源之确权实现优化配置 |
| 4.1.1 农业生产要素多元流动 |
| 4.1.2 主要资源国有化经营 |
| 4.1.3 企业资本加速集中化 |
| 4.2 税制与金融创新提高市场配置效率 |
| 4.2.1 现代税制改善市场交易环境 |
| 4.2.2 币制现代化促进市场流通 |
| 4.2.3 金融国家资本市场化运作 |
| 4.3 人才引进与科技创新参与市场竞争 |
| 4.3.1 工业科技推动生产进步 |
| 4.3.2 农事技术的市场运转与推广 |
| 4.3.3 专家与专业人才投入工农业建设 |
| 4.4 工商业经济协调发展 |
| 4.4.1 国家资本企业市场化运转 |
| 4.4.2 民营经济活跃市场空间 |
| 4.4.3 对外贸易拓深国内外市场 |
| 4.5 民间组织发挥联接政府与市场之作用 |
| 4.5.1 商会维护商人利益 |
| 4.5.2 同业公会维护市场秩序 |
| 4.5.3 民间乡村建设力量的示范引领 |
| 4.6 农村改革中的诱致性市场创新 |
| 4.6.1 小农户经济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
| 4.6.2 现代银行支持农村金融体系的形成 |
| 4.6.3 农业合作社创新对农村经济的带动效应 |
| 4.7 小结 |
| 5 民国十年经济发展的历史评价与现实启示 |
| 5.1 大国中央政府威权对经济落后国家的重要性 |
| 5.2 专家精英参与制度设计和决策减少了试错成本 |
| 5.3 制度变迁中的政府与市场调适关系 |
| 5.4 乡村建设特别要重视民间社会精英与传统文化的作用 |
| 5.5 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利是农村改革的核心问题 |
| 5.6 发展农户经济及家庭农场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 |
| 6 结论:正确而适时的政府调控主导是民国十年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1927年蒋介石与上海金融界的关系（论文参考文献）
- [1]“川政统一”与“建设后方”——全面抗战前成渝铁路内资引进活动研究[J]. 陈鹏飞. 近代中国, 2020(01)
- [2]黄郛与上海特别市政府[D]. 张超.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3]《子夜》对国民革命的“留别”[J]. 妥佳宁. 文学评论, 2019(05)
- [4]钱新之与民国时期的交通银行[D]. 王珊珊. 辽宁大学, 2019(01)
- [5]汉口中南银行的放款与投资研究（1923-1938）[D]. 贾婷宇.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 [6]北伐前后陈光甫的三次转向[J]. 潘晓霞. 史学月刊, 2018(04)
- [7]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经营政府债务风险管理研究（1915-1937）[J]. 徐昂. 上海经济研究, 2017(10)
- [8]从汪蒋之争到“回答托派”:茅盾对《子夜》主题的改写[J]. 妥佳宁.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01)
- [9]从汪蒋之争到“回答托派”:茅盾对《子夜》主题的改写[A]. 妥佳宁. 《茅盾研究》第15辑——纪念茅盾诞辰120周年论文集, 2016
- [10]民国十年（1927-1937）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主导与市场互动研究[D]. 周海燕. 江西财经大学, 201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