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话人研究现状与趋势

一、平话人研究的现状及走向（论文文献综述）

李红^[1]（2020）在《中国传统说话视域下的元刊平话研究》文中指出中国传统说话艺术可溯之源长,具有悠久的历史。先秦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已经出现说故事的因素,先秦瞽曚俳优说唱孕育了最早的说话艺术。到了后代,隋代侯白“能说一个好话”,唐代宫廷与民间都有频繁的说话活动。宋代是中国传统说话繁荣发展时期,不仅出现专门的“说话四家”,还有勾栏瓦舍这样的专门演出场所供说话艺术活动。说话艺人组织了专门的行会、书会,挂牌演出,盛极一时。宋代说话艺术的高度繁荣发展到元代实现了从口头到书面的飞跃。本文研究课题是中国传统说话视域下的元刊平话研究,元刊平话刊行于元代,它既是元代通俗小说的代表,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又是中国传统说话艺术高度繁荣的表现,课题本身显现着文学与文艺双重价值。本文将元刊平话置于传统说话视域下,这是一个新的研究视角,笔者希望能够在这样一个新视角下,通过努力做出一点点新意,能够在前辈学者研究基础上对元刊平话有更深入的认识。本文谈及的元刊平话主要指元刊《全相平话五种》,不涉及其它。元刊《全相平话五种》指的是元代建安虞氏书商在元至治年间刊刻发行的讲史平话,是五种平话的合称,包括:《新刊全相平话武王伐纣书》《新刊全相平话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新刊全相平话前汉书续集》《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新刊全相秦并六国平话》。这些平话作品每一种都分上中下三卷,除封面插图外,正文每页上面三分之一篇幅为图像,下面三分之二为文字,这种以图像和文字并出为形式的讲史平话,称之为“全相平话”。论文共六章内容,叙述过程中均采用元刊平话作品简称,分别从平话概念的界定;传统说话到元刊平话成书;元刊平话叙事相关问题;元刊平话外在表现形式;元刊平话内在审美特点;元刊平话对后世影响这六个方面展开论述。论文第一章是平话概念的界定。平话一词最早作为方言出现,是广西方言的一种,有其产生的特定历史背景,是历史上人口流动与当地语言融合而成的一种方言形式。福建闽东地区也有被称为平话的方言,从语言学角度来看作为方言的平话与元代刊行的平话文本似乎并无关系,实际上两者存在一定联系。平话一词不同于话本,不同于词话、诗话等同时代其他说唱文本。“平话”与“评话”一度混称,实则是不同概念,论文通过对比分析指出元刊平话是元代刊印的用当时流行的白话写成的通俗文学作品,是传统说话繁荣发展从口头到书面的重要体现。论文第二章论述从传统说话到元刊平话成书。传统说话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击鼓说唱俑的出土成为传统说话艺术发展史上的重要实物资料。传统说话在两宋呈现繁荣局面,出现专门说话家数,两宋说话繁荣发展直接促进了元刊平话成书。元刊平话在元代特有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模仿说话人套语、表演方式、临场敷演等特点,同时依傍史书,借鉴民间传说及同时代元杂剧逐渐成书。论文第三章论述元刊平话叙事相关问题。元刊平话作为元代通俗小说代表,在叙事内容、叙事结构、叙事话语上都具有鲜明特征。元刊平话采用顺序联结性的线性叙事结构,围绕主要人物串联故事情节,在历史全知叙事视角下,从大时空叙事开始,长于预叙,以说话人的口吻体现叙述者声音,其间多穿插诗词韵语赋文,呈现诗性叙事话语特征。元刊平话不以儒家正统思想为标准,从普通大众审美需求出发,体现民间宗教思想,抒写平民英雄,具有浓郁的民间文学色彩。论文第四章论述元刊平话外在表现形式。元刊平话采用“全相”模式,图文并茂,语言通俗,文字简化,与市民阶层白话无异,这种浅俗直观的形式会拥有更多读者,使普通大众的阅读过程轻松愉快,对普通读者具有很强吸引力。平话作品行间距较密,没有标点符号断句,阅读起来难免不便,阴文刻印给读者十分醒目的感觉,让读者一眼就能看到阴文提示的内容或者页码,极大方便了读者阅读。论文第五章论述元刊平话内在审美特点。元刊平话继承传统说话口头表演流畅、自然、朴实、生动、善于敷演等特点,虚构故事,带有鲜活可爱的民间气息,呈现出虚实相生、亦奇亦俗、浅显直率的审美特点。元刊平话基本依据史实,在实的基础上又多敷演虚构;善于造奇,满足普通读者猎奇心理,追求人物描写的俚俗之气;平话去繁就简突出主线,粗线条讲述故事,洒脱豪迈,直率地表达作者对人物的评价,反映民众心声,通俗易懂,保有通俗小说草创时期的最初形态。论文第六章论述元刊平话对后世影响。元刊平话是传统说话艺术及通俗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发挥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具有文学与文艺双重价值。元刊平话上承传统说话,不仅促进后世“评话”、“评书”艺术的再兴,更对明代章回体小说产生重要影响。元刊平话作品为章回体小说在故事内容和整体框架上提供了前提准备,章回体小说继承了元刊平话诸多特点,同时也进行了较大改造,《三国演义》与《封神演义》是成功改造的代表。通过《三国志平话》与《三国演义》,《武王伐纣平话》与《封神演义》比较分析,可以得出结论,章回体小说直承元刊平话而来,正是有了元刊平话作品前期创作的探索与实践,才有了后来章回体小说的巨大成功。总的来说,元刊平话承继中国传统说话艺术而来,是传统说话口头讲史到书面讲史的飞跃,这个飞跃完成的标志就是平话。元人用笔将口头讲史故事记录下来,并开创性地编成小说予以刊行,使中国通俗小说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元刊平话代表着中国通俗小说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证的繁荣时期,在中国传统说话发展视域下审视元刊平话,不仅可以厘清传统说话发展脉络,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处在开创时期的元刊平话,其成书过程、表现形式、审美特点等对后代章回体小说的重要影响,元刊平话直接促进了后世章回体小说的出现与全面繁荣。

郑丽君^[2]（2020）在《广西平话师公仪式响器岳鼓的研究》文中提出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现今广西南宁市及其周边地区平话师公仪式中使用的仪式响器——岳鼓。其广泛分布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地区为中心并顺右江流域而上的部分平话使用地区,形制为特殊的细腰不对称制式。岳鼓现今在广西的使用者是平话师公,其流布也与广西南宁地区自古以来的民族聚居、军队驻扎背景以及水系分布影响下的平话族群迁路线移息息相关。岳鼓是每个平话师公队中必须拥有的响器。它承担着统领整个师公队器乐伴奏的指挥职能以及指挥整个师公队师公行为的职能,也承担着“通神”以及“娱神”的职能,因此它实际上也是平话“道”与“师”信仰之间的纽带。本论文第一章立足于岳鼓所在文化语境之中,讲述平话人的产生与发展,分析平话人产生所受的自然及历史因素影响,展示平话人及其自然人文现状。第二章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基础,对“岳鼓”的称谓进行了释义,总结了岳鼓的形制与打法。通过大量的史料梳理以及田野资料呈现,展现岳鼓的流布路线与岳鼓在广西地区的发展情况。第三章通过对田野个案的呈现,展示了在传统场域以及当下场域中岳鼓的不同展演现状和流变,并对岳鼓平话师公仪式中的功能与意义的文化隐喻进行了阐释。

许晓明^[3]（2019）在《外客内土 ——德靖台地壮族道教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广西德靖台地壮族社会存在的,被当地民众称为“道”[te:u6]的宗教形态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长时间的田野观察,以“少数民族道教志”或“区域道教志”的方式,依照宗教要素,描述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民间道教的历史发展脉络和现时样态,旨在为少数民族道教研究提供较为详细的区域研究个案资料。同时,也希望透过具体的仪式个案,展现道教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社会多样性传播及影响情况。本文还将重点讨论道教的“地方性”问题,以此回应前人研究中提出的道教对少数民族“汉化”或“中国化”的影响,以及“地方道教宫观及道教科仪,实乃国家仪式在地方层面之延伸”的提法。本文试图论证:在国家政权鞭长莫及的边疆民族地区,尽管道教在初传时,通过汉堂流官“以道化夷”的努力和少数民族上层社会的主动接受,在其仪式操演中一定程度上彰显了所谓“帝国的隐喻”,但是由于传播时间较短以及当地民俗对道教仪式的改造和传统原生型宗教自身的张力等原因,道教在德靖台地表现出来的“道的外壳,本土民俗的展演”和仪式中“多坛共存”“协作主持”的文化协商状态,使得“地方性”依旧是边疆少数民族道教的特征,所谓道教促使少数民族文化的“汉化”在德靖台地壮族社会只是表象,而不是内核。道教在德靖台地呈现出“外客内土”的特点,是道教文化一体多元的体现。本文共分六章,其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本章的写作目的在于讨论德靖台地作为一个文化研究单元的可能,以及展示其边缘文化特征。文中首先介绍了德靖台地的地理,按时间脉络梳理了这一地方历史沿革,同时还描述了这里的族群及其生计方式、风俗习惯和仪式专家的概况。德靖台地无论是从地理空间还是历史发展过程看,虽然和中央王朝有过一定的接触,但长期处于自主发展的状态,是中国的边缘地带。直至乾隆时期德靖台地文化上还处在与内地殊异的状态:“土邑与内地,向者语言不通,往来不接,山谷异习,衣食异宜。”明末清初改土归流后,受外来移民文化影响,其文化又呈现多元叠加性,但其地域性、族群性、特殊性依旧是占主导性的。因此即便是外来文化,也容易发生本土化变迁,这也是道教传入德靖台地后,由“客”变“土”的原因。第二章。在本章中,笔者利用地方志、文人着述、碑刻、宗教经本、口述资料等,梳理了德靖台地道教从神仙道教到宫观道教和民俗道教发展的历史。通过梳理可以看出,在道教发展过程中,土司上层、汉堂流官等与道教发展关系密切,尤其是土司的上层,他们是德靖台地壮族社会中对汉文化接受较早的群体,道教作为汉文化的一部分,影响了土司上层对求仙的向往和正统化仪式生活的追求。以墓碑志和口述资料反映的情况看,土司上层很可能就担任道公,是道教传承发展的推动者。道教在德靖台地的发展原因,和土司上层、汉堂流官的推动有关,汉堂流官可能利用道教作为改土归流后王化的手段,而土司上层则把道教信仰作为其对正统文化认同的标志。改土归流后外来移民的迁入,一定程度上也带来了道教文化,对德靖台地原有的宗教形态产生了影响,使得原有宗教形态,尤其是麽群体,发生道教化,更充实了道教群体。除了汉堂流官出于“以道化夷”的王化需要和土官们以道认同中化文化的自我王化需求,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长期的相对独立的土司世袭管理体制和相对封闭的环境的影响,道教传播中还体现出“逆王化”的现象的存在,关于道教祖师的造反故事是这一现象的最好隐喻。第三章。本章在田野资料的基础上,讨论了道公因担心祖师怪罪而“承祖学道、投师学道”,以及做道公需要的文化水平、宗教观念和家族因素。最后,本文还以详细的田野个案,描述受戒的过程,以此展示德靖台地壮族道公传承过程与组织方式。从田野资料来看,在道教的传承中,“承祖学道”占了主要因素。带有垄断性质的“承祖学道”传承方式保证了道教的代际传递。由于道教在德靖台地的传播一开始就只在土官、官方和商人群体中传承,因此“承祖学道”传承方式,也使得德靖台地壮族道教的传承传播,一直保持由上层社会性的特点。上层社会本来就把持了德靖台地的神权,把持道,只是把持原来其他宗教形态的转换,这也是道公在德靖台地体现出地方性的一个表现。另外,除了承祖学道,德靖台地道教的传承还有投师学道的方式,即认可一般识字的人,或者说那些改土归流和近代学校教育推广后可以识字的土民（普通人）都可以学道,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宗教的土司上层和外来商人垄断道教的局面,增加了道教的本土化进程。第四章。本章以德保县都安乡收集到的《还嗣启师科》经本和德靖台地壮族道公家庭神龛为分析对象,并以大新县下雷镇土湖社区合龙屯的安神迎花仪式为个案,展示德靖台地壮族道教复杂的神灵系统。从这些经本、神龛和仪式个案看,德靖台地壮族道教神灵既有道教所包括的神灵,另外还有花王圣母、土司神等本土神灵,其中花王圣母在仪式中占有重要的位置。除了道公本身,一般人并不关注道教的神灵,最重要的还是花王圣母这样,掌握生育功能的神灵。而作为村社屯的“老彝”“阿公”等土司神,又是常祭的对象。可以说,德靖台地壮族道教神灵体现显示出“外客内土”的特征,即表面上是为对外来宗教神灵的崇拜,实际上核心的崇拜对象还是本土神灵。第五章。本章讨论的是基于信仰和对神灵崇拜基础之上的,道公们企图用来实现人和这些神灵体系通沟以祈福禳灾的手段及过程,即道教的科仪及实现方式。德靖台地壮族道教仪式是一个照本宣科的通神御鬼过程,而仪式的实现需要以阴阳交泰为理念基础的秘旨的支撑。道公的秘旨既有汉传道教的基本观念,又结合当地民俗,基于本土知识和认知体系进行重新建构。在笔者观察到的仪式中,按照“照本宣科”的原则,德靖台地不同壮族不同支系的科仪结构是相似的,但是在具体的民俗展演过程中,又呈现也多样性的特点。道公们利用各种法器、文书等通神手段,和最高神和职能神沟通,同时也通过法术驱鬼逐役,道公在请诸神时多自称“臣”。从表面上看,是复制政府官员向朝廷汇报的模式,为“国家仪式在地方层面之延伸”。但是同时也可以看到,照本宣科进行仪式的操演的背后,是本土民俗的展演过程,地方性才是其内核。第六章。本章讨论的是道教对德靖台地壮族民俗和社会的影响,以及道教与麽、末两类原生型民间宗教的关系。道教传入德靖台地后,逐渐成为成为民俗活动的组织者和解释者,道公们具有基层管理人员和宗教仪式专家的双重身份,表现出一定的汉文化色彩,使其起到沟通地方和中央的一个重要的媒介。通过分析道和麽、道和末在信仰观念、仪式手段等方面的异同可以看出,道教和本土宗地教之间既有分工又有合作,既相互保持各自边界,又相互吸收。道在和麽互动的过程中,逐渐代替了麽的功能,使麽在德靖台地宗教生态中处于劣势,并有被道取代的趋势,也因为如此,道继承了麽的衣钵,使其显示出浓重的本土文化性。道和以女性仪式专家为主体的末之间,则形成相互利用和相互合作的关系,一方面由于和“男尊女卑”观念相对应的“道有法而末只能言”观念的形成,使得末必须依靠道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另一方面,末以其女性和口承唱词优势,充当灵媒沟通人和鬼、人和祖先、地方和地方之间关系的特点,获得自身独有的宗教地位。这一独有的宗教地位包括:吸引了以女性为主的信众,迎合民众根深蒂固的祖先崇拜、鬼魂崇拜观念等。由此,末对道形成一种反作用力,使其不能象麽一样,被道所取代,而是维持一种即保持边界,又相互协调合作的状态,从而也使得道不能在德靖台地取得绝对的统治地位。

邓子敬^[4]（2018）在《南宁平话山歌与族群认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南宁平话山歌是传统平话人民间艺术的代表。当前,平话山歌发展逐渐式微,形势不容乐观。立足于南宁地方社会,赋予以平话山歌为代表的民间艺术以生命力,对其他族群民间文化的研究提供一个有益的借鉴,是论文探讨的目的所在。论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运用族群认同理论、文献分析法等理论与方法,对南宁平话人的族群认同进行源流辨析和建构,并对南宁平话山歌的历史进行梳理,以期能有效补充和完善学术界在此方面的不足。南宁平话山歌与族群认同是双向互动的关系,平话山歌对族群认同主要起着推动和建构作用,这具体表现为强化族群情感依附、稳定族群社会秩序、形塑族群文化传统、明确族群身份归属四个方面;而南宁平话人的族群认同意识同样也规范和保护着平话山歌,主要集中在平话山歌地域的指向性、艺术形态的趋众性、传承与保护的自觉性三个方面。新时代语境下,以南宁平话山歌为代表的平话文化呈现出传统认同与现代话语的分离,平话山歌文化也经历着文化重组和现代性认同的建构过程。研究发现,在当下,要解决好以南宁平话山歌为代表的民俗文化的存续与发展问题,需要强调个人对族群身份的定义力量的参与,发挥族群认同作用,族群认同的现代性建构应该受到各界人士关注。

吕裕彬^[5]（2017）在《方言、族群和经济相互关系 ——以桂南平话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类族群形成不是简单的人机制的生物进化过程,而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下的社会关系形成进程。在复杂的众多因素中,语言和经济的作用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世界上任何族群的历史演变都与经济密不可分,族群经济强弱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族群内部及外部的各种关系;另一方面,随着社会认知的发展,人们发现语言在族群社会演变的动过程中,扮演着多样且重要的角色。语言不单是象征族群文化、维系族际交流、记载传承文化的媒介,同时语言对族群和经济具有能动的作用。语言是族群劳作、交换、分配、和消费等活动顺利进的重要条件,在语言的基础上才能形成支撑市场运行的制度、习俗和惯例,没有语言便无从谈起经济。同时语言还是一个族群的资源,记录着族群的生产经验、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意识形态等,是族群的财富。从不同语言接触来说,语言是一种公共产品,具有外部经济价值,当族群经济实力胜于周边族群时,其语言对于外部族群有着巨大的资源与文化吸附力,对族群经济发展产生巨大效用。美国经济学家Howitt（2009、2014）把经济发展理论的历史阶段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强调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的作用,第二阶段强调制度和结构调整的作用,第三阶段也是当前阶段,认为经济增长更加重要的原因是语言、文化和信仰。因此当经济因素作为一个族群社会的重要因素被提出和研究时,对族群、经济具有底座作用的语言更应该被挖掘和探索。桂南平话是古代汉人入桂南区域时,经长时间与周边少数民族劳作、生活,语言文化相互交融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汉语方言。桂南平话是族群经济生产、生活沟通的工具和载体,更是平话人维系和生存的纽带,桂南平话在族群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本文拟从语言经济学视角出发,结合方言、族群、经济三个维度,以桂南平话及其族群为研究对象,以经济为线索,以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分别从历时阶段和共时阶段进行论述。历时阶段主要探讨了桂南平话的形成历程及其对族群及经济的影响,包括:1、桂南平话的形成社会背景;2、桂南平话的形成过程;3、历史阶段桂南平话的功用与价值。共时阶段则举例探讨了桂南平话方言对族群延续和经济发展的作用,我们期望从中找出语言、族群、经济三者之间的作用关系。

蒋惠^[6]（2017）在《边缘族群的文化认同研究 ——以广西罗城崖宜屯黎姓依饭节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土拐人是指以土拐话作为母语（家庭语言）且其族属意识为汉族的分布于中国南方的汉族族群,其依饭节是一种部分村落以祭祀依饭公爷为主的宗族祭祀活动。通过分析黎姓土拐人的依饭节,得到了这个节日是一个从来历传说与该族群对祖先的历史记忆息息相关,到节日的组织者是类似于“族长”的依饭头人,再到节日不带有多少道教色彩的仪式过程的整个内容都有别于仫佬族依饭的土拐人的传统民俗节日。进一步分析和探讨土拐人依饭节,发现具有强烈功利性的多神信仰体系所反映出来的宗教信仰认同、以平民化的宗族组织和活跃的宗族祭祀活动为基础的宗族文化认同、强化男权和父权身份以及边缘化女性从而成功塑造男女两性对各自性别的社会认同等多重功能的土拐人依饭节再现了该族群的汉文化认同。

孟凡夏,刘振贵^[7]（2016）在《生命在汉民族研究中闪光——记人类学家徐杰舜教授》文中指出如果有人问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是哪一个?人们不难回答是汉族;如果有人问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民族是哪一个?人们也不难回答是汉族。但是,当人们审视中国学术史,不能不惊讶地发现:除了50年代初由着名的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提出汉族是一个特殊的民族而引发的对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外,对煌煌汉族的研究几乎是一片学术空白。1985年4月22日,在《光明日报》的第三版上发表了一篇由徐杰舜署名的短文:《汉民族研究刍

韦春艳^[8]（2015）在《城市化进程中仪式戏剧的传承与发展研究 ——以南宁市陈东村平话师公戏为个案》文中认为平话师公戏是南宁市郊平话村落祭祀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仪式戏剧,它以往主要传承于乡村社区。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南宁市郊平话村落逐渐成为“城中村”,并面临着城市化的改造。平话师公戏的传承场域与传承方式随之改变,以期能适应城市化的改革与发展。文章拟通过对陈东村平话师公戏的考察,以个案切入,探讨乡村仪式戏剧在城市化语境下的传承与发展。论文由绪论、正文、结论组成,正文有四章:第一章通过观察陈东村的社会历史和文化传统,了解平话师公戏在村落的传承情况;第二章以陈东村平话师公团为跟踪对象,深入了解师公戏传统的发展;第三章特别关注师公戏展演的问题,介绍展演时间、展演空间、展演剧目、展演行当等基本要素;第四章在总体把握仪式概况的基础上,重点介绍扫荡仪式、安镇仪式和“花”的仪式这三类仪式的展演过程。通过考察发现,在城市化进程中师公戏面临着这五个方面的变化:第一,神圣性弱化,师公仪式简化;第二,世俗娱乐情节逐渐增多;第三,展演时间缩短;第四,传统展演空间缩小;第五,市场化程度提高。

何月华,龙晔生^[9]（2015）在《徐杰舜先生学术史述评》文中指出徐杰舜先生从事民族学、人类学研究近50年。做学问、带学生、办刊物、出丛书、开会议,他怀着对民族学、人类学特殊的情结,为中国人类学研究和发展付出了超乎一般的时间和精力。

李永新^[10]（2012）在《湖南宁远平话的衰退》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宁远平话是宁远县的第二大方言,与非平话交错分布。宁远平话受官话严重侵蚀,系统活力不足,当地人对官话过分依赖,使用平话的能力不强,使用平话的场合有限。宁远平话有从宁远交际活动中退出的趋势。

二、平话人研究的现状及走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平话人研究的现状及走向（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传统说话视域下的元刊平话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广西平话师公仪式响器岳鼓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外客内土 ——德靖台地壮族道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南宁平话山歌与族群认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方言、族群和经济相互关系 ——以桂南平话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边缘族群的文化认同研究 ——以广西罗城崖宜屯黎姓依饭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城市化进程中仪式戏剧的传承与发展研究 ——以南宁市陈东村平话师公戏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9）徐杰舜先生学术史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10）湖南宁远平话的衰退（论文提纲范文）

四、平话人研究的现状及走向（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传统说话视域下的元刊平话研究[D]. 李红.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2]广西平话师公仪式响器岳鼓的研究[D]. 郑丽君. 广西民族大学, 2020(05)
• [3]外客内土 ——德靖台地壮族道教研究[D]. 许晓明. 四川大学, 2019(07)
• [4]南宁平话山歌与族群认同研究[D]. 邓子敬. 广西民族大学, 2018(01)
• [5]方言、族群和经济相互关系 ——以桂南平话为例[D]. 吕裕彬. 广西大学, 2017(02)
• [6]边缘族群的文化认同研究 ——以广西罗城崖宜屯黎姓依饭节为例[D]. 蒋惠. 广西民族大学, 2017(02)
• [7]生命在汉民族研究中闪光——记人类学家徐杰舜教授[J]. 孟凡夏,刘振贵. 民族论坛, 2016(12)
• [8]城市化进程中仪式戏剧的传承与发展研究 ——以南宁市陈东村平话师公戏为个案[D]. 韦春艳. 广西民族大学, 2015(02)
• [9]徐杰舜先生学术史述评[J]. 何月华,龙晔生. 民族论坛, 2015(02)
• [10]湖南宁远平话的衰退[J]. 李永新. 中国社会语言学, 20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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