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何理解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GDP（论文文献综述）
邱东[1]（2021）在《深入探索ICP隐含的经济测度问题——评《GDP、福利和健康:2017年轮ICP的若干思考》》文中研究说明迪顿教授和施莱尔先生的论文《GDP,Wellbeing and Health:Thoughts on the 2017 Round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Deaton和Schreyer,2020）针对2017年轮国际比较项目（ICP）重点讨论了ICP的经济测度基础及其分析应用。本文按照原文结构概述了论文中值得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并对文中内容所引发的ICP方法论问题提出了系列看法。第一,ICP数据结果可得出反直觉的认知,面临"反基本事实"的风险;第二,ICP用相近项比较替代相同项比较,忽视了生产者视角中的价格与质量同一性,忽略了名义价格与实际价格的区分,这是影响实际产出国际比较质量的根本原因;第三,超越GDP实质上就是超越SNA,采用"GDP+"的方式未必能够解决经济统计方法论的内在一致性;第四,"国内PPP"的倡议意味着对现有GDP统计的重大否定,即权重处理不当,没有满足经济意义上的可加性;第五,ICP是注重形式一致性还是内容一致性,即注重不同轮次间比较结果的一致性,还是比较方法与现实国际关系的一致性,加大频率的办法是否可以处理好所面临的两难选择;第六,ICP面临的最根本风险是世界各经济体之间的巨大差异,面临不可比的对象如何实现可靠的比较。本文主要结论:ICP尚需系统性的方法论思考,对其结果数据不能盲目采信; ICP进一步研究和统计实践需关注区域比较优先还是全球比较优先问题,以及是否集中进行消费项的国际比较问题。
李晓鹏[2]（2021）在《财政支出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日本经验与中国实践》文中研究说明城镇化是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载体,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与必由之路。日本城市化发展已在上世纪末基本完成,且经验良多,能够为中国城镇化发展提供有益借鉴。中国现代城镇化发展始于改革开放,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快速提升至2019年的60.6%,成绩斐然。但相比于成熟工业化国家近80%的城镇化水平,中国仍有较大发展空间。与此同时,在经济增速放缓及前期积累的城镇化问题集中释放的背景下,中国当前及未来城镇化发展也面临新的挑战。无论从前期理论研究还是从世界发达国家城镇化发展实践来看,财政支出对城镇化的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中国改革开放后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离不开财政支出的推动作用,但中国城镇化发展中的某些问题,部分也由财政支出问题所致,并且多数城镇化问题也必须通过财政支出手段予以解决。面对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与中国部分制度问题的阻滞,迫切需要通过优化财政支出与革新财政支出机制来解决中国当前及未来所面临的城镇化问题,以推动城镇化健康可持续发展。文章核心点是研究财政支出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在论文思路与结构安排上,首先对核心概念进行多维度分解,将财政支出分解为财政支出规模、财政支出结构、财政支出分权及财政支出城乡分配四个维度,将城镇化分解为城镇化效率、城镇化质量、城镇空间形态与城乡关系四个维度,进而确定两个核心概念相应维度之间的多个重要关系作为重点研究对象。文章将对日本城市化发展特征及城市化发展中财政支出作用的多维度分析作为研究起点,并在日本经验启示的基础上确定研究方向与研究框架。在中国实践部分的行文安排上,论文采用发展实践概述、理论与数理分析、实证分析的研究脉络。文章主要研究内容与结论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日本的城市化发展速度较快,人口城市化水平较高（主要是战后）,城市空间布局经历由失衡到均衡的序贯增长过程,城乡关系状况良好（主要是战后）。战前与战后实践总体表明,日本城市化发展与财政支出规模间存在相互促进的正相关关系,但一定时期内财政支出规模的过大或过小都将对城市化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日本战前生产性财政支出水平极高,战后城市化高速增长期生产性财政支出占比缓慢下降,在城市化后期消费性或民生性财政支出显着增加。战前财政集权致使城市空间发展极化;战后日本市町村的财政分权态势较为均衡,城市化空间形态也呈现先“聚”后“散”的序贯特征,大中小城市发展整体较为均衡。日本财政支出对农业发展、农村工业化与农业兼业经营、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改善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日本经验对理论分析框架的建立及对中国从财政支出方面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提供有益启示。第二,在公共产品非过度拥挤状态下,公共产品供给有助于经济集聚水平提升,经济集聚水平提升也会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在实际中表现为在住房保障、教育、医疗、基础设施、收入分配与福利公平需求方面,财政支出规模与城镇化发展的相互促进关系。财政支出规模、经济集聚与劳动力城乡转移的空间经济数理模型分析发现,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集聚或城镇化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基于1982-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财政支出规模对城镇化效率的影响分别进行静态面板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计量分析,实证结论与理论分析结果一致。第三,财政支出结构的适时调整能够从提高经济增长水平、更好满足居民公共产品偏好结构、改善收入分配差距与福利不公平状况、提升城镇空间综合承载力四个方面推动城镇化质量与效率的提升。财政支出结构与劳动力城乡转移数理模型分析发现,由公共资本效率与公私产品偏好结构变化所推动的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对劳动力城乡转移决策及流动均衡具有重要影响。基于1982-2019年中国全国数据构建时间序列协整模型计量分析得出,财政支出结构中服务性支出比重与城镇化质量间存在倒“U”型关系;进一步的省级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分析得出了财政支出结构中各类服务性财政支出对城镇化质量的具体影响。第四,财政分权能够通过财政激励、财政竞争与提升地区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三个方面提升城镇化效率,但也会因财政资源分配差距产生的“马太效应”而导致城市发展出现两级分化。财政分权、城镇空间形态与城镇化效率的数理模型分析发现,在公共产品拥挤条件下,财政分权程度会对城镇化水平产生倒“U”型影响,并在土地拥挤假设下得出城市群形态是城镇空间布局的最优形态。对中国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地级市与县级地区各层级城市财政自给率与财政支出分权指数的核算结果发现,层级越高的城市财政自给率与财政支出分权指数越高,人口的平均流入规模越大。基于2007-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的动态面板模型与分位数模型回归结果显示,财政支出分权有助于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并且城镇化水平越高,该边际影响越大。第五,财政支出能够扩大城乡市场规模,支撑乡村产业发展,促进乡村地区公共服务水平提升。但实践中常常因城乡财政配置结构失衡而导致城乡发展差距扩大。财政支出、农业产出与城乡收入变化数理模型分析发现,当城镇存在公共投资而乡村没有时,农业产出会减少,城乡收入差距会拉大;而当公共资本存在并按适当比例向乡村农业转移时,不仅会提升农业产出水平,还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基于1997-2019年中国全国数据对数平均迪氏分解（LMDI）分析发现,财政农业支出对农业产出增加具有正向影响。基于2007-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发现,财政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在不同时期对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有所不同。基于2007-2019年面板校正标准误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财政支出相对规模的增加、服务性财政支出与生产性财政支出的增加均能够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占比与城乡收入比之间虽呈负相关关系,但并不显着。论文的主要创新点为:（1）将财政支出规模、财政支出结构、财政支出分权及财政支出城乡分配（财政支出维度）与城镇化效率、城镇化质量、城镇空间形态、城乡关系（城镇化维度）相关联,并根据日本经验与中国城镇化发展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构建财政支出影响城镇化发展的多维度分析框架。（2）将财政支出引入传统的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垄断竞争空间经济模型,并根据理论分析需要,建立财政支出结构与劳动力城乡转移模型,财政分权、城市空间形态与城镇化效率模型,财政支出、农业产出与城乡收入变化模型,并获得有价值的分析结果。（3）在实证研究方法上选用了适用且较为前沿的动态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时间序列协整分析模型、动态面板模型等计量方法,对问题进行多角度、多方法、多数据类型实证分析,以保障经验研究的全面性与准确性。
张剑锋[3]（2021）在《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腐败是全球性问题,也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政治性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腐败特点,党和政府针对不同阶段的腐败问题,采取不同的腐败治理政策和措施,取得明显效果,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的腐败治理力度不断加大,腐败治理取得新的成效。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有学者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由于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研究时段、研究区域的选择不尽相同,得出的结论也存在较大差异。概括起来,大致包括腐败治理有利于经济发展、腐败治理不利于经济发展、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无相关性等结论。对于中国的腐败治理来说,中共十八大是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十八大以来,中国加大了腐败治理力度,腐败治理取得了显着成效,同时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即由长期的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骤然降速,且与中共十八大以来高压反腐的时间段重合,国内外都出现了“反腐败导致中国经济下滑”的论调。所以,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需要进行全面分析和探讨。学界关于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治理是否影响经济发展的争论,实质上反映了对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认识分歧。十八大以来经济增速放缓似乎证实了“腐败有效论”或“反腐有害论”,而主张“腐败有效论”或“反腐有害论”者则似乎刻意回避将之与腐败治理相联系,显示出逻辑论证前后矛盾的窘境。因此,厘清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关系,对于统一思想认识,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基于以上背景,本文对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部分:（1）对腐败治理的概念、腐败治理的度量、经济发展的概念、经济发展的测度指标、相关性的内涵等方面进行了界定和分析,并对国内外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探索,西方经济学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此外,还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入手,分析了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和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机制机理。（2）对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进行总体分析。首先,对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的总体情况进行分析,主要从腐败治理举措、腐败治理的成效、中国腐败治理在世界反腐败数据中心的排名等方面进行分析。其次,对十八大以来经济发展情况进行分析,通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等方面进行总结分析。（3）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进行模型建构。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检验,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入手,考虑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直接相关性,然后考虑主要经济发展要素,重新构建模型,检验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间接相关性,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一致性进行了实践分析,并对腐败治理与基尼系数、居民幸福指数的相关性进行分析。（4）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了差异化检验。为了验证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不同时间是否不同,就需要对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差异化分析。选择研究样本与研究变量,构建静态面板模型、动态面板模型、传导机制模型、时间效应模型,采用合适的检验方法对各个模型进行检验,并且对检验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无论是静态面板的角度还是动态面板的角度,腐败治理均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显着的正向影响。通过逻辑分析与实证检验,本文主要结论如下:（1）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具有复杂的相关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存在相互决定的关系,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也存在着互动关系。一方面,经济发展对腐败治理有决定作用。经济发展为腐败治理提供了前提和依据,决定了腐败治理的目标和方向,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和政风建设,为腐败治理的成败提供了客观标准。另一方面,腐败治理为经济发展提供直接动力,为经济发展提供坚实保障。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2）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复杂相关性关系主要表现在:腐败治理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但是经济发展不是腐败治理的原因,二者存在由腐败治理到经济发展的单向因果关系。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既存在直接相关性,也存在间接相关性。腐败治理力度与经济发展各要素的影响强度不同,其中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程度最高。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时间累积效应,即不仅会对当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还会对后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到滞后二期时会表现较弱。（3）基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正相关的结论,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发展的对策和建议,即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核心推动腐败治理,以投资领域为重点构建新时代新型政商关系,以民生为导向矫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建立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腐败治理体系。本文创新点主要有:（1）视角创新。从经济发展视角研究中共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治理,具有视角创新性。首先,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角度,梳理了中外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思想和理论,并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三者关系角度,分析了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初步构建了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理论框架。其次,基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关系结论,紧扣当前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提出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系统性。（2）观点创新。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具有复杂的相关性关系的观点具有创新性。中共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具有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腐败治理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但是经济发展不是腐败治理的原因,二者存在由腐败治理到经济发展的单向因果关系。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既有直接相关关系,也有间接相关关系。腐败治理力度与经济发展各要素的影响强度不同,其中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程度最高。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作用存在着时间累积效应。中国目前应坚持和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3）方法创新。从实证角度对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研究的方法具有创新性。首先是从整体上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进行了相关性实证分析,然后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关系进行了差异化检验,在具体检验时,构建静态面板模型、动态面板模型、传导机制模型、时间效应模型等多种模型,选取相关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利用经济学计量方法,用相关数据分析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指数之间的复杂关系。
杜明军[4]（2021）在《河南县域经济的典型异质性与政策建议》文中提出河南县域经济所容纳的人口总量在省域总体中占有70%以上的主导地位。县域经济总量在省域总体中的地位不匹配;县域经济的人均占有量指标在省域中枢水平中的方位偏低;县域经济存在明显的区域分层性,绝大部分县域的发展层级偏低;县域经济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性,仅有极少部分县域呈现突出的发展成效;县域经济存在明显的发展差异性,首位与末位差距悬殊;县域经济内部的城乡差距突出。需要理性认识县域经济发展差距所蕴含的重大机遇,持续改善县域经济的区位优势,挖掘绿色生态蕴涵的发展潜力,努力实现跨越式发展。
蓝希[5]（2020）在《基于资源价值核算的武汉市土地可持续利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保护、恢复和促进陆地生态系统可持续利用,可持续管理森林,防治荒漠化,制止和扭转土地退化,遏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一直是各个国家不断坚持的可持续发展重要目标。从国内外相关的可持续发展报告中可以得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区域性质的可持续发展政策导向仍保有一定程度的关注。土地可持续利用研究作为可持续发展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面对城市化建设的快速发展,如何以精准量化、全面系统的形式对不同区域不同地类进行可持续利用评价,了解不同区域内经济、社会和生态可持续性继而制定相对应的治理政策,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论文在明确研究目的和意义的基础上,对土地资源价值核算研究与土地可持续利用相关研究进行整理归纳,梳理近年来的相关研究发展趋势,对文章涉及的相关概念与基础理论研究进行阐述;其次,在土地三大类的分类基础上重新确定研究区域用地分类,结合武汉市的用地情况,详细分析各类用地的经济、社会和生态价值核算内容与计算方法;借鉴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模型BOSSEL基本类定向指标进行计算,参考国内外社会经济标准以及武汉市近几年内各生态指标数值制定等级划分标准,结合综合评价法获得土地经济、社会和生态可持续利用评价子系统的综合指数值;最后,依据系统发展协调理论,对资源价值核算结果与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综合数值进行协调度测算与公平性评价,并运用发展综合指标测度方法结合三种成果对武汉市2016年的土地可持续利用状况做出合理、科学地评价,以进一步剖析并提出相应土地利用战略及保障机制与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为:（1）构建基于资源价值核算的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分析框架。本文结合国内外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标准对武汉市的土地资源价值进行核算并获得资源价值发展指数值,依据基本类定向指标模型对经济、社会和生态三个方面的土地可持续利用态势发展进行分析,结合文章具体分析框架对系统协调度计算与公平性评价的模型进行改进,运用发展综合指标测度方法将态势发展数值结果、系统协调度结果、公平性评价结果进行综合测算,最终得出基于资源价值核算的武汉市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结果,该方法为以后构建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的体系选择提供了一种新颖思路。（2）基于农用地价值核算的武汉市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从武汉市农用地的经济可持续利用评价结果来看,远城区中的东西湖区、新洲区和汉南区均为弱可持续性,蔡甸区和黄陂区的可持续性等级则为中可持续,江夏区的经济可持续性最高,为完全可持续,主要原因为东西湖区和汉南区的农用地面积缩减速度较快,目前两个行政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重心也逐渐偏离第一产业转向第二、第三产业;而蔡甸区、江夏区、黄陂区和新洲区,尤其是江夏区的农产品则依然为武汉市的主要农业发展区域;从生态可持续利用状况来看,远城区基本属于弱可持续以上等级,其中江夏区、黄陂区和新洲区等级达到了中可持续,主要原因为江夏区、黄陂区和新洲区的农用地面积占武汉市全市的比重较大,其具有的生态可持续利用价值也较于中心城区更高,而东西湖区农用地的生态可持续性为弱可持续,其主要原因在于区域近年来也有逐步向二三产业实现快速经济发展的趋势,因此与第一产业相关的农用地发展有所减弱。（3）基于建设用地价值核算的武汉市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从武汉市建设用地的经济可持续评价情况来看,武汉市中心城区的7个行政区在经济可持续性方面均为可持续,几个行政区近年来的地价交易带来了巨大的收益,远高于其他两大类的土地收益,而远城区的几个行政区也依托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加快生产速度、提高产出效率,其经济可持续性均处于中可持续等级;从建设用地的社会可持续利用等级水平来看,武汉市中心城区的社会可持续性均隶属于可持续等级,而远城区的社会可持续利用水平也均处于中可持续;从武汉市建设用地的生态可持续性情况来看,中心城区除去汉阳区、青山区为不可持续之外,包括远城区所有行政区,其可持续性等级均为弱可持续,主要原因在于汉阳区和青山区是以第二产业发展、尤其是重工业为主导产业的行政区,生态可持续性相较于其他几个行政区更低且污染排放量较其他几个行政区要高,生态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4）武汉市土地可持续利用未来发展对策建议在得到基于资源价值核算的武汉市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分别从农用地、建设用地与未利用地三个方面,结合当前政策形势,对武汉市经济、社会和生态可持续发展提出合理性建议。
金兰[6]（2020）在《淮河生态经济带安徽段土地生态安全动态评价》文中研究说明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具有承载、养育、仓储、生态系统服务等众多功能,土地生态系统的安全与否和人类生存发展的质量高低紧密相关。土地生态安全是一个综合概念,不仅针对土地本身的结构和状态,也包含土地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一个安全的土地生态系统必须由内而外处于一种健康的动态平衡状态。良好的土地生态安全水平能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但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强劲发展,土地生态系统出现了人口、资源、环境等诸多问题。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评价区域土地生态安全,科学整治土地生态环境,尤为必要。本文在土地生态安全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深入理解土地生态安全评价的目的与意义,遵循指标体系构建原则,运用PSR-NES理论框架构建淮河生态经济带安徽段的土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客观组合赋权法求得指标基础权重,利用惩罚型变权模型修正基础权重,得到指标的最终权重。借助云模型能够消除复杂问题中的模糊性和随机性这一优点,将云理论引入物元模型,优化物元模型的定量研究部分,构建云物元模型。动态评价淮河生态经济带安徽段2010-2018年的土地生态安全水平,并对评价结果进行时空演变分析。运用阻力诊断模型,诊断各评价指标的阻力值,识别研究区土地生态安全的主要阻力因子。经研究,得出主要结论如下:（1）2010-2018年,淮河生态经济带安徽段的土地生态安全等级经历“上升-下降-上升-下降”的演变态势,总体变化呈“M”型曲线,土地生态安全水平明显改善。（2）淮河生态经济带安徽段八地市按土地生态安全等级变化情况可分为两类:六安、滁州、亳州和蚌埠属于稳中趋优型,阜阳、淮南、宿州和淮北属于曲折缓进型。从空间演变趋势来看,淮河生态经济带安徽段南端城市的土地生态安全水平高于北端城市。（3）淮河生态经济带安徽段土地生态安全的主要阻力因子大多来自压力层指标,城市人口密度、节能环保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工业废水排放量等为阻力值较大的阻力因子。（4）根据土地生态安全动态评价结果,立足PSR概念模型,从土地生态系统的压力、状态和响应三个准则层进行思考,提出禁新建、关污源,优化产业结构,建新绿、纳统管、强机制等提高淮河生态经济带安徽段土地生态安全水平的对策与建议。图[25]表[16]参[81]
王明[7]（2020）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下张家港市基础教育设施优化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是我国迈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战略。近几年来,教育公平问题成为百姓重点关注的社会问题,在均等化目标下进行基础教育设施均等化研究是全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构建和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张家港市作为我国发达地区,为均等化的实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将有机会在2030年率先实现基础教育服务均等化目标;探讨基础教育设施均等化建设的优化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研究采用文献研究、实地调查、问卷调查和数据统计分析的方法,在梳理国内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相关理论和实践基础上,深入解析基础教育设施均等化内涵;以基础教育设施中数量众多、影响面广的小学为例,归纳设施现状特征,结合理论内涵,构建均等化评价体系并基于因子分析法进行均等化评价;分析影响均等发展因素和存在问题,对比均等化目标要求,从发展战略、设施需求、机会均等、结果均等方面入手,探寻基础教育设施均等化建设的优化策略。依据基础教育设施均等化内涵和目标要求,立足张家港市小学设施现状和未来发展需求,结合影响因素和现状问题提出基础教育设施均等化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导向和配置原则;围绕社会发展带来的教育需求,从保障居民使用机会均等和获得结果均等展开优化策略研究:在社会发展上,解析经济发展与基础教育设施需求之间的关系,预测设施规模与需求;在使用机会均等上,设定符合地区基本情况的通学距离,实现基础教育设施均等化优化布局;在使用结果均等上,从学区划分模式、通学空间和建设标准化校园着手,保障居民使用到相等的教育设施,全面提升服务质量,促进使用结果一致性,从而实现均等化目标下张家港市基础教育设施的均等化目标。
李小月[8]（2020）在《中国现场音乐演出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指出现场音乐演出是指在音乐演出过程中音乐创作者、音乐表演者和观众处于同一时间、同一空间的一种音乐演出,其通过音乐、歌唱和现场表演的形式向人们传达音乐人对世界的理解以及情感。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政府政策、粉丝经济等因素对音乐产业的促进,现场音乐演出变得“流行起来”,正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与生产。本研究基于秀动网网站上获取的2017年中国现场音乐演出的数据,利用SPSS、ArcGIS、Excel软件,采用文献分析法、数据爬取与信息提取、数理统计与可视化法、定性与定量结合等方法,试图对中国现场音乐演出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以弥补现有的音乐地理研究主要集中于民族音乐的不足,拓展音乐地理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体系,丰富对现场音乐演出行业发展状况的分析与评价研究。主要结果如下:（1）在时间分布上,中国现场音乐演出在月季分布上呈现出极不均衡的现象,在周季特征上呈现出“工作日值低,双休日值高”的态势。（2）在空间分布上,中国现场音乐演出数量呈现出“东密西疏”的特征,其中,北京呈现出“一枝独大”的现象;在区域尺度上呈现出“东部>中部>西部”、“沿海>内陆”、“南方<北方”的梯度性空间分异规律,省域内部存在高度集聚化的特征。（3）在演出风格类型特征方面,不同音乐演出风格的现场音乐演出数量差异巨大,演出多样化指数值整体上较低,多样化程度不高,空间分布大致与演出数量保持一致。（4）影响中国现场音乐演出时空特征形成的原因主要有4个,音乐文化产业相关政策驱动、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现场音乐演出基础与市场差异以及地方音乐根植性与文化包容性等。定量分析后发现,现场音乐演出基础与市场差异是中国现场音乐演出数量差异的最主要的影响因素,而音乐文化产业相关政策驱动、对外开放程度因素是现场音乐演出多样化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相较其他因素而言,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相对较小。
欧阳德君[9]（2019）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贫困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世界难题,复杂而且十分重要。反贫困关系到人心向背、社会稳定和政权稳固,在全世界引起各国的广泛关注和重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拓进取,在反贫困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全世界的反贫困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形成的消除贫困、追求共同富裕的理论,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贫困思想的基础上,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优良传统和借鉴西方反贫困思想的有益内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反贫困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反贫困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理论基础;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优良传统在反贫困理念、反贫困方法等方面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理论渊源;西方的反贫困思想可以从经济学、社会学及综合性等多种理论视角来分析,其有益的内容为我们提供了理论借鉴。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贫困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主要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实践,是对其进行理论总结的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实践历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经济体制改革作用下大规模缓解贫困。这一时期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促进了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全国的贫困问题得到了大规模地缓解。二是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开发式扶贫。这一时期确立了开发式扶贫方针,反贫困工作更加规范化、制度化,通过实施各种专项反贫困政策,取得了显着成效。三是开发扶贫和社会救助两轮驱动反贫困。这一时期在全国范围建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现了社会救助和开发扶贫的有效衔接,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反贫困事业的发展。四是新时代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脱贫攻坚。这一时期通过建立精准扶贫的工作机制,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在反贫困领域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历史性成就,我国即将实现从整体上消除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每个阶段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既是实践探索的过程,也是理论提升的过程,是理论与实践相互交融的发展过程。从纵向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有一个形成与发展的过程,迄今为止,经历了初步形成、扩展丰富、深化完善、创新发展等发展阶段。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实际,从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入手,以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反贫困的长期目标,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通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反贫困的成功探索,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扩展丰富。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深化完善。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脱贫攻坚战中取得了决定性进展,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史的新篇章,在反贫困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新时代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创新发展。从横向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强调的是整体视角,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实践的理论总结,注重一般性的理论反思。其主要的理论框架主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必须坚持党对反贫困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方略;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群众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反贫困道路,即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国家、社会和个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承担主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短期目标主要是解决温饱问题、实现小康社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长期目标则是要实现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是生产力的根本动力、改革的直接动力、政府主导力、社会的参与力、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等多种力量形成的反贫困强大动力共同作用的过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反贫困的根本保障,中国特色脱贫攻坚制度体系是反贫困的制度保障;中国的反贫困是世界反贫困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世界的反贫困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中国的反贫困也离不开世界,我们的反贫困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这些内容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中国特色、实践特色,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实践的不断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必然会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具有科学性、实践性、发展性、人民性、开放性、系统性和国际性等鲜明的特征以及重要的中国价值和世界价值。在中国价值方面,这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当代发展,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实践的理论指南,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权。在世界价值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实践为世界反贫困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这一反贫困实践的理论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为世界反贫困事业总结了中国经验,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胡伟[10]（2019）在《安徽省县域经济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后,从全国范围来看,县域经济增长显着,增速较快,县域生产总值和人口数量占全国比重较大。至2017年,县域GDP已超过全国GDP的60%,说明其地位的重要性。安徽省作为中部省份,由于其特殊地理位置,在连接东部与中部之间的战略作用日益凸显,特别是在中部崛起战略实施后。到2017年,安徽省61个县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3019.26亿元,占全省的48.19%,人口、面积以及自然资源等总量方面都占全省较大比重,其中人口占64.87%,面积占79.47%,这足以说明安徽县域在全省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近几年安徽省县域经济发展较慢,整体发展水平差强人意,不仅如此,县域经济发展开始出现不均衡现象,且这种不均衡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因此本文通过多种方法和分析软件对安徽省县域经济发展差异进行深入研究,包括文献分析法、实证分析法、GeoDA软件以及SPSS软件,找出县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变化趋势,再通过选取省内外县市作为典型案例,分析出其中产生差异的影响因素,以此得出相关结论并提出几点政策建议。本文首先分析安徽省县域经济发展现状与主要问题,主要包括安徽省县域经济发展现状和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其次,对安徽省县域经济差异进行时空分析,主要包括安徽省县域经济差异的时间序列演变过程和空间序列演变过程;利用绝对差异测度方法、相对差异测度方法和整体差异测度方法来分析时间序列的演变过程,利用相对发展速率和ESDA分析空间序列演变过程,其中利用GeoDA软件计算莫兰指数并得出LISA的聚类结果。然后,对安徽省县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主要包括选取省内外三个县市进行比较,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SPSS软件,具体分析不同发展程度的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和产生差距的原因。最后,在已有分析的结果的基础上,分别从发展观念、劳动力、固定资产、产业结构和对外贸易等角度对安徽省县域经济的发展提出几点对策建议。
二、如何理解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GDP（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如何理解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GDP（论文提纲范文）
（1）深入探索ICP隐含的经济测度问题——评《GDP、福利和健康:2017年轮ICP的若干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一、摘要与引言 |
| 二、2017年ICP重要的新发现 |
| (一)美国与中国ICP结果的比较 |
| (二)主要经济体之间2017年ICP结果的比较 |
| (三) ICP结果引发的国际比较方法论思考 |
| (四) ICP不同轮次之间结果的可比性 |
| 三、ICP未包含的重要项———健康产出 |
| (一)大流行病下人们的行为调整与经济“测度悖境”的再现 |
| (二)健康指标与GDP的关联———为什么要超越GDP |
| (三)“GDP+”模式的拓展 |
| 四、“国际元”计值的GDP仍可能误导 |
| (一)侧重消费的国际比较 |
| (二) GDP与GNI之差 |
| (三)围绕GDP的测度陷阱 |
| 五、可否采用灯光密度之类的代理指标交叉检查ICP数值 |
| (一)对测度指标一般性质的阐述 |
| (二)如何评判和使用灯光密度等代理测度 |
| 六、就全球不平等而言ICP揭示了什么 |
| (一) ICP与全球不平等的表现 |
| (二) ICP最大的方法论挑战 |
| (三)如何看待ICP的国家层级结构 |
| 七、结论 |
（2）财政支出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日本经验与中国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日本工业化进程中的财政支出与城市化问题 |
| 1.2.2 城镇化动力机制、发展规律与中国实践 |
| 1.2.3 财政支出规模、经济集聚与城镇化 |
| 1.2.4 财政支出结构、城镇化与城镇化质量 |
| 1.2.5 财政分权、空间经济效率与城镇化 |
| 1.2.6 财政支出与城乡关系 |
| 1.2.7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框架及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框架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城镇化 |
| 2.1.2 财政支出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 |
| 2.2.2 财政支出理论 |
| 2.2.3 城镇化相关理论 |
| 2.3 财政支出影响城镇化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日本城市化发展多维度分析 |
| 3.1 日本概况及工业化发展历程 |
| 3.2 日本城市化发展概况 |
| 3.3 日本人口城市化发展实践 |
| 3.4 日本城市空间形态演变 |
| 3.5 日本城乡关系发展特征 |
| 3.6 小结 |
| 第四章 日本城市化发展中的财政支出作用:经验与启示 |
| 4.1 日本财政制度沿革概述 |
| 4.2 日本城市化发展中的财政支出作用分析 |
| 4.2.1 日本城市化发展中的财政支出规模效应 |
| 4.2.2 日本城市化发展中的财政支出结构效应 |
| 4.2.3 日本财政分权对城市空间形态的影响 |
| 4.2.4 日本财政支出对城乡关系发展的影响 |
| 4.3 日本经验与启示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财政支出规模对城镇化效率的影响研究 |
| 5.1 中国城镇化发展与相关财政支出实践 |
| 5.1.1 中国城镇化发展特征 |
| 5.1.2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财政支出规模变迁 |
| 5.2 财政支出规模与城镇化的互动逻辑 |
| 5.2.1 公共产品与经济集聚 |
| 5.2.2 财政支出规模的城镇化发展效应 |
| 5.2.3 财政支出、经济集聚与劳动力城乡转移:数理分析 |
| 5.3 中国财政支出规模对城镇化效率的影响:实证研究 |
| 5.3.1 变量选取、数据说明与数据准备 |
| 5.3.2 面板数据回归分析 |
| 5.3.3 动态空间面板回归分析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财政支出结构对城镇化质量与效率的影响研究 |
| 6.1 中国城镇化质量与财政支出结构实践 |
| 6.1.1 中国城镇化质量状况 |
| 6.1.2 中国财政支出结构演变 |
| 6.2 财政支出结构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理论分析 |
| 6.2.1 财政支出结构的城镇化发展效应分析 |
| 6.2.2 财政支出结构与劳动力城乡转移:数理分析 |
| 6.3 中国财政支出结构对城镇化质量与效率的影响:实证分析 |
| 6.3.1 时间序列协整分析 |
| 6.3.2 省级面板数据分析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财政分权对城镇空间形态与城镇化效率的影响研究 |
| 7.1 中国财政分权与城镇空间形态演变 |
| 7.1.1 中国财政分权概述 |
| 7.1.2 中国城镇空间形态演变 |
| 7.2 财政分权对城镇空间形态与城镇化效率的影响:理论分析 |
| 7.2.1 机理分析 |
| 7.2.2 数理分析 |
| 7.3 中国财政支出分权对城镇空间形态与城镇化效率的影响:实证研究 |
| 7.3.1 中国财政支出分权对城镇空间形态的影响 |
| 7.3.2 中国央地财政支出分权对城镇化效率的影响:省级面板数据 |
| 7.4 小结 |
| 第八章 中国财政支出对城乡关系发展的影响研究 |
| 8.1 中国城乡关系与相关财政支出实践 |
| 8.1.1 中国城乡关系发展实践及成因分析 |
| 8.1.2 中国城乡关系健康发展对财政支出的现实需求 |
| 8.2 财政支出对城乡关系发展的影响:理论分析 |
| 8.2.1 财政支出的城乡关系发展效应 |
| 8.2.2 财政支出对城乡关系的影响:数理分析 |
| 8.3 中国财政支出对城乡关系发展的影响:实证分析 |
| 8.3.1 中国财政农业支出对农业发展的影响:LMDI分解分析 |
| 8.3.2 中国财政支出对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以社会保障为例 |
| 8.3.3 中国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
| 8.4 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与建议 |
| 9.1 主要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介及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3）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与评述 |
| 1.2.1 文献综述 |
| 1.2.2 文献评述 |
| 1.3 核心观点与理论支点 |
| 1.3.1 核心观点 |
| 1.3.2 理论支点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点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腐败治理 |
| 2.1.2 经济发展 |
| 2.1.3 相关性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思想 |
| 2.2.2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探索 |
| 2.2.3 西方经济学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借鉴 |
| 2.3 本章小结 |
| 3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机制机理分析 |
| 3.1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三者的互动关系 |
| 3.1.1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 |
| 3.1.2 社会结构的层次和层次态发展 |
| 3.2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机理分析 |
| 3.2.1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分析 |
| 3.2.2 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 |
| 3.2.3 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间接影响 |
| 3.3 本章小结 |
| 4 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总体分析 |
| 4.1 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的举措与成效 |
| 4.1.1 腐败治理的举措 |
| 4.1.2 腐败治理的成效 |
| 4.1.3 基于世界反腐败数据中心的中国腐败治理分析 |
| 4.2 十八大以来经济发展的总体分析 |
| 4.2.1 经济增长状况 |
| 4.2.2 居民可支配收入及消费状况 |
| 4.2.3 投资质量状况 |
| 4.2.4 对外贸易状况 |
| 4.3 本章小结 |
| 5 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统计检验 |
| 5.1 模型构建、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
| 5.1.1 模型构建 |
| 5.1.2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2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直接相关性检验 |
| 5.2.1 平稳性检验 |
| 5.2.2 E-G协整检验 |
| 5.2.3 格兰杰因果检验 |
| 5.3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间接相关性检验 |
| 5.3.1 考虑物质资本和劳动力因素的腐败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
| 5.3.2 腐败治理通过其他因素对经济发展作用的结果分析 |
| 5.4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一致性检验 |
| 5.4.1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实践一致性检验 |
| 5.4.2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指数一致性检验 |
| 5.5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模型解析 |
| 5.5.1 直接相关性解析 |
| 5.5.2 间接相关性解析 |
| 5.5.3 因果相关性解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差异化检验 |
| 6.1 样本及变量选择 |
| 6.1.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1.2 变量选择及统计 |
| 6.2 模型设定及检验 |
| 6.2.1 静态面板模型 |
| 6.2.2 动态面板模型 |
| 6.3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差异 |
| 6.3.1 模型构建 |
| 6.3.2 检验结果 |
| 6.4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时间效应”模型 |
| 6.4.1 模型构建 |
| 6.4.2 时间效应模型检验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5.1 采用经济增长的代理变量 |
| 6.5.2 运用系统GMM方法进行估计 |
| 6.6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对策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2.1 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核心推动腐败治理 |
| 7.2.2 以投资领域为重点构建新时代新型政商关系 |
| 7.2.3 以民生为导向矫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7.2.4 建立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腐败治理体系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河南县域经济的典型异质性与政策建议（论文提纲范文）
| 一、县域经济总量在省域总体中的地位不匹配 |
| 二、县域经济的人均占有量指标在省域中枢水平中的方位偏低 |
| 三、县域经济存在明显的区域分层性,绝大部分县域的发展层级偏低 |
| 四、县域经济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性,仅有极少部分县域呈现突出的发展成效 |
| 五、县域经济存在明显的发展差异性,首位与末位差距悬殊 |
| 六、县域经济内部的城乡差距突出 |
| 七、政策建议 |
（5）基于资源价值核算的武汉市土地可持续利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作者简历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土地资源价值研究进展 |
| 1.3.2 土地可持续利用研究进展 |
| 1.3.3 研究进展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
| 1.5.1 研究区域概况 |
| 1.5.2 数据来源 |
| 1.6 论文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及基础理论 |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 2.2 基础理论研究 |
| 2.2.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2 系统性理论 |
| 2.2.3 区域协调发展理论 |
| 2.2.4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 |
| 第三章 基于资源价值核算的土地可持续利用研究分析框架构建 |
| 3.1 土地资源价值核算分析 |
| 3.1.1 用地类型确定 |
| 3.1.2 资源价值核算内容 |
| 3.2 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态势分析 |
| 3.2.1 评价方法确定 |
| 3.2.2 指标因子择取 |
| 3.2.3 评价标准制定 |
| 3.3 系统可持续利用综合评价 |
| 3.3.1 系统协调度模型 |
| 3.3.2 系统公平性评价模型 |
| 3.3.3 系统可持续性评价 |
| 第四章 武汉市土地资源价值核算研究分析 |
| 4.1 农用地价值核算 |
| 4.1.1 耕地价值核算 |
| 4.1.2 林地价值核算 |
| 4.1.3 园地价值核算 |
| 4.1.4 草地价值核算 |
| 4.2 建设用地价值核算 |
| 4.2.1 住宅用地与工矿仓储用地价值核算 |
| 4.2.2 风景名胜设施用地与特殊用地价值核算 |
| 4.2.3 交通运输用地价值核算 |
| 4.3 未利用地价值核算 |
| 4.3.1 水域用地价值核算 |
| 4.3.2 其他土地 |
| 4.4 土地资源价值核算结果综合分析 |
| 第五章 武汉市土地经济-社会-生态可持续利用态势分析 |
| 5.1 土地经济可持续利用态势分析 |
| 5.1.1 经济指标因子选取 |
| 5.1.2 经济可持续利用态势分析 |
| 5.2 土地社会可持续利用态势分析 |
| 5.2.1 社会指标因子选取 |
| 5.2.2 社会可持续利用态势分析 |
| 5.3 土地生态可持续利用态势分析 |
| 5.3.1 生态指标因子选取 |
| 5.3.2 生态可持续利用态势分析 |
| 第六章 基于资源价值核算的武汉市土地可持续利用综合分析 |
| 6.1 权重与发展指数值计算 |
| 6.1.1 基本类定向指标权重计算 |
| 6.1.2 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综合系统发展指数计算 |
| 6.2 系统协调度与公平性分析 |
| 6.2.1 综合系统协调度结果 |
| 6.2.2 综合系统公平性评价 |
| 6.3 评价结果分析 |
| 6.3.1 系统协调度结论分析 |
| 6.3.2 系统公平性评价结论分析 |
| 6.3.3 综合评价结果分析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未来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6）淮河生态经济带安徽段土地生态安全动态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国外研究进展 |
| 1.2.2 国内研究进展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技术路线 |
| 2 土地生态安全评价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生态安全 |
| 2.1.2 土地生态安全 |
| 2.1.3 土地生态安全评价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人地关系理论 |
| 2.2.2 系统科学理论 |
| 2.2.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4 生态承载力理论 |
| 2.2.5 土地生态健康理论 |
| 3 土地生态安全动态评价模型构建 |
| 3.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3.1.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3.1.2 PSR-NES模型分析 |
| 3.1.3 评价指标体系的确立 |
| 3.2 权重的计算 |
| 3.2.1 组合赋权模型 |
| 3.2.2 变权模型 |
| 3.3 评价方法的选择及模型构建 |
| 3.3.1 评价方法的选择 |
| 3.3.2 物元模型 |
| 3.3.3 云物元模型 |
| 3.3.4 土地生态安全评价标准的划分 |
| 4 研究区土地生态安全动态评价实证研究 |
| 4.1 研究区概况 |
| 4.1.1 自然环境概况 |
| 4.1.2 社会经济概况 |
| 4.2 数据来源及数据处理 |
| 4.2.1 数据来源 |
| 4.2.2 数据标准化处理 |
| 4.2.3 基础权重的计算 |
| 4.3 惩罚型变权模型修正基础权重 |
| 4.4 土地生态安全实证研究 |
| 4.4.1 确定标准云及计算等级关联度 |
| 4.4.2 土地生态安全时序演变分析 |
| 4.4.3 土地生态安全空间演变分析 |
| 4.5 土地生态安全阻力分析 |
| 5 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
| 5.1 主要研究结论 |
| 5.2 对策建议 |
| 6 创新点及展望 |
| 6.1 创新点 |
| 6.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及读研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7）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下张家港市基础教育设施优化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战略 |
| 1.1.2 基础教育公平问题是广大百姓特别关注的热点问题 |
| 1.1.3 推动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对象与范围 |
| 1.3.1 研究对象 |
| 1.3.2 研究范围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路径与框架 |
| 1.5.1 研究路径 |
| 1.5.2 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与研究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基本公共服务 |
| 2.1.2 基础教育服务 |
| 2.1.3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 2.2 相关理论综述 |
| 2.2.1 福利经济学 |
| 2.2.2 公平正义论 |
| 2.2.3 新公共服务 |
| 2.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2.3.1 国外研究 |
| 2.3.2 国内研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张家港市基础教育设施现状 |
| 3.1 概述 |
| 3.1.1 地理区位 |
| 3.1.2 行政区划 |
| 3.1.3 社会经济 |
| 3.1.4 区域人口 |
| 3.2 基础教育设施基本情况 |
| 3.2.1 基本概况 |
| 3.2.2 基于使用者的调查 |
| 3.2.3 教育设施服务质量 |
| 3.2.4 教育设施空间分布 |
| 3.3 基础教育设施特征 |
| 3.3.1 数量分布:西南多,东北少 |
| 3.3.2 学位需求:城市高,乡镇低 |
| 3.3.3 通学距离:西南短,东北长 |
| 3.3.4 规模配置:大规模,集中化 |
| 3.3.5 服务水平:质量需,高要求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张家港市基础教育设施均等化水平评价 |
| 4.1 基础教育设施均等化内涵 |
| 4.1.1 均等化与城市动态发展相适应 |
| 4.1.2 使用基础教育设施的机会均等 |
| 4.1.3 享受基础教育设施的结果均等 |
| 4.2 基础教育设施均等化评价体系构建 |
| 4.2.1 一级指标选取 |
| 4.2.2 二级指标选取 |
| 4.2.3 体系构建结果 |
| 4.3 基于因子分析法的基础教育设施均等化评价 |
| 4.3.1 评价方法 |
| 4.3.2 数据来源和分析过程 |
| 4.3.3 均等化水平评价结果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张家港基础教育设施均等化程度和影响因素解析 |
| 5.1 均等化水平评价结果分析 |
| 5.1.1 评价结果分析 |
| 5.1.2 均等化水平特征 |
| 5.2 影响均等化水平因素分析 |
| 5.2.1 地区经济因素 |
| 5.2.2 服务能力因素 |
| 5.2.3 服务质量因素 |
| 5.3 张家港市基础教育设施均等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
| 5.3.1 居民需求与供给配置不匹配 |
| 5.3.2 教育设施服务能力差异明显 |
| 5.3.3 设施服务质量影响使用结果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张家港市基础教育设施均等化优化策略 |
| 6.1 基础教育设施均等化战略:宗旨目标与发展原则 |
| 6.1.1 指导思想 |
| 6.1.2 目标导向 |
| 6.1.3 配置原则 |
| 6.2 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设施规模与学校数量 |
| 6.2.1 基础教育设施需求特征 |
| 6.2.2 未来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
| 6.2.3 基础教育设施规模预测 |
| 6.2.4 基础教育设施需求预测 |
| 6.3 使用机会均等化:通学距离与学校布局 |
| 6.3.1 设定设施通学距离 |
| 6.3.2 设施数量及其配置 |
| 6.3.3 优化教育设施布局 |
| 6.4 享受结果均等化:通学环境与质量提升 |
| 6.4.1 重置学区模式 |
| 6.4.2 优化通学空间 |
| 6.4.3 建设标准校园 |
| 6.4.4 营造优美校园 |
| 6.5 本章小结 |
| 6.5.1 优化方案有效性模拟检核 |
| 6.5.2 小结 |
| 第七章 结语 |
| 7.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7.2 研究主要创新点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目录 |
| 附录 |
| 附录一 张家港市基础教育设施使用者调查问卷 |
| 附表二 张家港市完全小学情况汇总表 |
| 附表三 张家港市九年一贯制小学基本情况 |
| 附表四 张家港市民办学校基本情况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8）中国现场音乐演出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依托政府对音乐产业发展的重视，现场音乐演出火爆 |
| 1.1.2 现场音乐演出市场呈现快速发展趋势，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
| 1.1.3 现场音乐演出受人追捧，体验型音乐演出模式成为市场新秀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技术路线与创新之处 |
| 1.4.1 技术路线 |
| 1.4.2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研究综述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音乐演出 |
| 2.1.2 现场音乐演出 |
| 2.2 相关研究综述 |
| 2.2.1 音乐地理学研究进展 |
| 2.2.2 音乐产业研究进展 |
| 2.2.3 现场音乐的相关研究 |
| 2.2.4 小结 |
| 第3章 中国现场音乐演出的时空特征 |
| 3.1 数据来源 |
| 3.2 演出的时间分布特征 |
| 3.3 演出数量的空间分布特征 |
| 3.3.1 空间格局 |
| 3.3.2 空间差异 |
| 3.3.3 空间集聚 |
| 3.4 演出风格类型特征 |
| 3.4.1 整体特征 |
| 3.4.2 空间分布特征 |
| 第4章 中国现场音乐演出空间特征影响因素分析 |
| 4.1 定性分析 |
| 4.1.1 音乐文化产业相关政策驱动 |
| 4.1.2 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影响 |
| 4.1.3 现场音乐演出基础与市场差异 |
| 4.1.4 地方音乐根植性与文化包容性 |
| 4.2 定量分析 |
| 4.2.1 定量分析思路 |
| 4.2.2 指标构建 |
| 4.2.3 处理与分析 |
| 第5章 结论与展望 |
| 5.1 结论 |
| 5.2 论文的局限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的分析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思想渊源 |
| 一、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反贫困思想 |
| 二、理论渊源: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优良传统 |
| 三、理论借鉴:借鉴西方反贫困思想的有益内容 |
| 第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实践历程 |
| 一、经济体制改革作用下大规模缓解贫困(1978-1986 年) |
| 二、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开发式扶贫(1986-2007 年) |
| 三、开发扶贫和社会救助两轮驱动反贫困(2007-2012 年) |
| 四、新时代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脱贫攻坚(2012 年- ) |
|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初步形成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扩展丰富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深化完善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创新发展 |
| 第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主要框架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基本方略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道路选择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承担主体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发展目标 |
|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实践动力 |
| 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可靠保障 |
| 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国际参与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特征与价值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特征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价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10）安徽省县域经济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图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4.1 可能的创新 |
| 1.4.2 存在的不足 |
| 2.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新古典增长理论 |
| 2.2 新经济增长理论 |
| 2.3 增长极理论 |
| 2.4 梯度转移理论 |
| 2.5 倒U型假说 |
| 3. 安徽省县域经济发展现状与主要问题 |
| 3.1 安徽省县域经济发展现状 |
| 3.1.1 县域生产总值 |
| 3.1.2 县域人均生产总值 |
| 3.1.3 县域产业结构 |
| 3.1.4 县域固定资产投资额 |
| 3.2 安徽省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 |
| 3.2.1 县域整体实力不强 |
| 3.2.2 县域发展不均衡 |
| 3.2.3 县域产业结构不够合理 |
| 4. 安徽省县域经济差异的时空分析 |
| 4.1 安徽省县域经济差异的时间序列演变过程 |
| 4.1.1 时间差异的测度方法 |
| 4.1.2 经济差异的时序分析 |
| 4.2 安徽省县域经济差异的空间序列演变过程 |
| 4.2.1 空间差异的测度方法 |
| 4.2.2 经济差异的空间分析 |
| 5. 安徽省县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以三县市为例 |
| 5.1 经济发展水平的基本情况 |
| 5.1.1 肥西县基本情况 |
| 5.1.2 利辛县基本情况 |
| 5.1.3 昆山市基本情况 |
| 5.2 县域经济差异影响因素分析 |
| 5.2.1 影响因素指标选取和模型设立 |
| 5.2.2 计量结果分析 |
| 5.3 经济增长差异比较 |
| 5.3.1 肥西县与利辛县经济增长差异比较 |
| 5.3.2 肥西县与昆山市经济增长差异比较 |
| 5.4 县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4.1 投入要素 |
| 5.4.2 产业结构 |
| 5.4.3 地理区位 |
| 6. 结论与建议 |
| 6.1 主要结论 |
| 6.1.1 县域经济差距总体上呈现扩大趋势,但近几年相对平稳 |
| 6.1.2 县域经济出现明显极化,进入非均衡阶段 |
| 6.1.3 县域经济存在正向空间自相关,且空间差异明显 |
| 6.1.4 固定资产和产业结构对县域经济增长起重要作用 |
| 6.2 对策建议 |
| 6.2.1 正视地区间的发展差异 |
| 6.2.2 根据不同县域现状,采用差异化发展政策 |
| 6.2.3 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
| 6.2.4 加强对外贸易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四、如何理解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GDP（论文参考文献）
- [1]深入探索ICP隐含的经济测度问题——评《GDP、福利和健康:2017年轮ICP的若干思考》[J]. 邱东. 统计研究, 2021(09)
- [2]财政支出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日本经验与中国实践[D]. 李晓鹏. 河北大学, 2021(09)
- [3]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实证研究[D]. 张剑锋.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4]河南县域经济的典型异质性与政策建议[J]. 杜明军. 黄河科技学院学报, 2021(01)
- [5]基于资源价值核算的武汉市土地可持续利用研究[D]. 蓝希. 中国地质大学, 2020(03)
- [6]淮河生态经济带安徽段土地生态安全动态评价[D]. 金兰. 安徽理工大学, 2020(04)
- [7]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下张家港市基础教育设施优化策略研究[D]. 王明. 苏州科技大学, 2020(08)
- [8]中国现场音乐演出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李小月.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研究[D]. 欧阳德君. 贵州师范大学, 2019(02)
- [10]安徽省县域经济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胡伟. 安徽农业大学, 201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