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贾宝玉对谐音修辞的运用

一、从贾宝玉运用谐音修辞谈起（论文文献综述）

谢依伦（CHIA JEE LUEN）^[1]（2018）在《《红楼梦》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传播与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的研究范围从《红楼梦》被带入马来亚的可能性（1820年代）开始乃至2018年近两百年的时间。笔者通过文献记录,尝试呈现出《红楼梦》在某个时代如何传播,当时的传播主体是谁、传播了什么信息、其受众范围的大小,以及根据受众的反馈来探讨《红楼梦》传播的影响力。而后再对已出版的《红楼梦》相关文章与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评述,为马新红学做一个概括性的基础介绍。最后,总结马新红学的特点及不足,参照世界红学的研究思路与方法,为未来马新的红学研究的拓展提些建议。论文共分四章。第一章重点探索《红楼梦》入境马新的时间与传播的可能性。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甲本出版的时间,与槟榔屿（1786）、马六甲（1795）、新加坡（1819）开埠的时间相去不远。马礼逊是西方最早提倡《红楼梦》的学者,他于1815年开始节译《红楼梦》,并在其编纂的《华英字典》大量引用了《红楼梦》的词句,认为初学中文读红楼梦甚好。郭实腊是西方第一篇《红楼梦》评论文章的作者。无独有偶,他们恰好是十九世纪初在马新最为活跃和着名的传教士。马礼逊和和米怜更于1818年在马六甲创建英华书院,内置的中文图书馆至1923年,藏书已达3380册,其中中文藏书2850册。我们相信这是《红楼梦》入境最好的契机。马礼逊以其中文藏书编纂而成的《马礼逊手稿书目》出版于1824年,书内着录与《红楼梦》相关的着作有7种,着录译名为:Dream of the red chamber,他认为《红楼梦》是叙写一个北京贵族家庭的传记,他收藏的版本有东观阁嘉庆辛末重镌《新增批评红楼梦》、东观阁嘉庆戊寅重镌《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后来失散的四卷本《红楼梦》三种,逍遥子《后红楼梦》、陈少海《红楼复梦》、海圃主人《续红楼梦》续书三种,还有小说原着改编的戏曲脚本《红楼梦散套》一种。1881年始,领事官左秉隆、黄遵宪在马新开荒,办教育,弘扬中华文化的努力为华人社会培育了许多文人,让《红楼梦》有了传播的土壤。邱炜萲《红楼梦分咏绝句》初刻出版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标志着马新《红楼梦》研究的开始。第二章主要探讨《红楼梦》文本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传播历程。通过文学思潮、教育制度、书业经济、红楼梦藏书的分布等角度去梳理《红楼梦》文本在马新流传的情况以及不同时代传播情况的变化。这样以传播学的要素勾勒出《红楼梦》在英属马来亚时期,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独立前后,以及独立后至今的传播情况,产生的描述是具体且丰富的。二十世纪初期,受中国文坛及思潮直接的影响,构成了马新知识份子心中“《红楼梦》是最杰出的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观念。《红楼梦》节选被编入华文教科书,影响了一代代的华人。中文报业和书业的发展,扩展了《红楼梦》的传播范围,拉近了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图书馆中的《红楼梦》藏书也让学生便于接触和阅读。日治时期（黑暗的三年零八个月）、英殖民政府反共的紧急法令、教育政策对中文教育的约束等,外来干预并没能永恒地阻断《红楼梦》与读者的联系。然而,1963年马来亚联合邦联同新加坡、沙巴及砂拉越组成了马来西亚。1965年新加坡共和国独立,合合分分,两国语言和教育政策的不同,导致影响到后来《红楼梦》在两地呈现不同面貌的传播形式。新加坡70年代独尊英语,其他语言为辅,大大削弱了国民在中国文学上的阅读能力。80-90年代,大部分马来西亚学生仍以阅读中文原着、听讲座来理解《红楼梦》,而新加坡学生能读懂中文版的相对较少,他们借助《红楼梦》英文译本,或更多以音乐、影视、戏曲来感受《红楼梦》。第三章探讨的是《红楼梦》视听文化传播历程,从影视传播、戏剧传播、音乐广播、艺术文化展览、美食文化、学术讲座等方面来探讨《红楼梦》演绎产品对大众产生的影响。可以说此类传播方式更为大众化,其影响范围之广和传播速度之快是《红楼梦》文本传播没法相比的,但其传播的内容受传播者的鉴赏水平和传播目的所影响,极大可能不符合原着原义。通过梳理从1928年就在马来亚开始播放的种种《红楼梦》影视,从报章广告的宣传、电影的内容简介、到影评和观众反应,尝试反映去当时传播的实况。同时也看到科技与时代的变化,电影从兴盛到没落直到逐渐电视机取代的过程。其他类型的传播也是以此模式叙述,从发现到最早的记录叙述到现代的情况,如:1926年3月20日牛车水岭南新剧团就邀请了新丁香耀到来演出《黛玉葬花》,至今新加坡已有属于自己的《红楼梦》戏曲:敦煌剧坊粤剧《红楼梦》、折子戏《幻觉离恨天》《王熙凤大闹宁国府》;双语话剧团体“演艺坊”有《雪剑鸳鸯》四幕剧;新加坡福建公会芗剧团有《情殇红楼》《宝玉哭灵》;新加坡琼剧团有《忆·红楼梦》,其他流传改编的还有歌舞剧、话剧等等。以视觉文化传播形式所产生的功效是巨大的,通过戏曲电影、音乐艺术、精致中式美食、极具中华特色的塑像手工艺品等物的吸引,使到新加坡大部分人民在丢弃华语的使用权之时,却依然能与中华传统文化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然而这些现象实则来之不易,这是当地的艺术传播者与文史传播者积极地推动,用了大半辈子去维护改良所产生的成果。回顾历史,理解实况,更有助当代人去珍惜。第四章按年代梳理相关的《红楼梦》研究文章,并专题论述当时研究成果较为显着的红学专家,以及他的研究所带来的影响。至于报章上零散或作者身份不可考的文章则穿插概述,以期能更为完整地呈现不同时代的《红楼梦》谈论热点。此章也重点论述马新大学中文系教育对《红楼梦》研究的贡献。《红楼梦》被纳入大学课程,开启了教学模式以后,系统性的《红楼梦》研究方才逐步成型。以马新各大专《红楼梦》课程导师的红学论文,与学生的学位论文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他们的研究方向和《红楼梦》研究观点。最后一章结语总结了马新《红楼梦》现今的传播情况与《红楼梦》研究展望。进入了新媒体时代,《红楼梦》文本与视听文化产品可说唾手可得,各种版本、译本、研究论集、优秀课程视频、影视、戏曲、现代版舞台剧表演皆可轻易获得。但要怎么去感悟、读懂《红楼梦》仍需要有领路人。许多人通过仔细阅读《红楼梦》而得到属于自己的生活启示,进而获得成功的实例在本论文中多有陈述。因此,如何引导读者正确理解或研究《红楼梦》,通过读懂《红楼梦》得到自己人生所需才是首要任务。感谢前人辛勤付出,搜罗了不少材料。在这基础上,笔者也将自己目前所搜集到的资料加上,并按时间细细整理成表,记录一些重要资讯。其中有中文报章刊登过的文章（从1894年至今目前有917条）、英文报章（56条）、期刊（114篇）、学位论文（70本）、马新出版的《红楼梦》文本（包括改编22种）、译本（2种）、红学论集和专着（17种）、讲座研讨会（55条）、戏曲歌剧表演（59条）、影视上映记录（51条）、广播节目歌曲（37条）和音乐会（27场）。笔者将这些《红楼梦》以不同传播形式在马新留下的痕迹作为论文的附录,期待有更多同好者共同去填补、完善。

程茹雪^[2]（2016）在《网络汉字谐音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给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这种影响也波及到了汉语言和文字领域。本论文的研究对象就是在网络交际平台上汉语言文字在使用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新的语言现象——网络汉字谐音词。所谓“网络汉字谐音词”是指在网络新媒体交际环境中,用音同或音近的汉字对现有汉语词汇进行字或词的替换,以抒发自我独特感受和体验的语言现象。本文在对网络汉字谐音词进行概念界定的基础上进行分类研究:根据词形,将其分为部分语素谐音替代（如“菌男”谐音“俊男”）和整体谐音替代（如“葱白”谐音“崇拜”）;根据语音,将其分为普通话谐音（如“墙裂”谐音“强烈”）和方言谐音（如“稀饭”谐音“喜欢”）;根据词义,将其分为在谐音后形成新的理性义（如“炫腹”谐音“炫富”）和谐音后未形成新的理性义（如“鸭梨”谐音“压力”）两类。本文进而对每种类属的分布状况进行统计,以此反观出每类汉字谐音词的使用现状,并对网络汉字谐音词产生的一些特殊语法变化进行了分析和研究。网络汉字谐音词的产生,从源头上来讲,与汉语自身同音词多、方言系统丰富密切相关,同时又受到网络时代汉字输入与输出互联网方式的影响;而语言与社会的互动发展、语言的模因因素和经济性原则也都助长和催生了网络汉字谐音词的产生;从更深层次来看,网络汉字谐音词的出现并成为社会文化与大众心态的一种符号表征,与语言使用者的规避含蓄心理、求异释压心理及隐喻的认知方式有着鲜明而直接的联系。网络汉字谐音词以简代繁,实现了网络交际的经济性要求,提高了语言交际效率;同时,它以语言的诙谐幽默、俏皮风趣、讽刺自嘲等满足了大众个性化的心理诉求,彰显了大众文化的灵性与活力。但是,网络汉字谐音词的快速蔓延和发展确实也对汉语言系统的字形、语音、词义和语言环境造成了一定冲击。因此,需从三方面着手对网络汉字谐音词进行规范引导:一要抓好学校教育,以严格规范的标准严把基础教育关口;二要以动态发展的眼光和差别管理的方式对待不同的使用群体、场域实行差别管理;三要引导网民把握语境,适时使用网络汉字谐音词,增强其规范使用汉语的意识和区分娱乐文字和严肃文字的能力。

CHUNG MI SUN（郑美善）^[3]（2015）在《《红楼梦》乐善斋版本的翻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乐善斋本《红楼梦》”是《红楼梦》翻译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译本之一,也是史上最早的《红楼梦》全译本。从中韩两国的文化交流史来看,中国的文学着作自古在韩国颇受欢迎,然而,《红楼梦》完整译本却没能在韩国广泛流传,究其原因,除了涉及到政治、社会、文化以及文学作品本身等因素外,译本本身的原因也不容小觑。中韩两国自古在儒家思想、典章制度和文字方面都有影响和传承,中国文学作品在韩国的译介也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翻译模式。多数外文书籍的翻译中,固有名词一般以音译为主,如人名、地名、书名等名词采用直接音译,一些动词、形容词也直接以韩语的读音直译出来。但是,动词、形容词和副词等词汇,在韩文里有别于中文的固有词汇,都译为纯粹的固有韩语词才能够表达的更通顺,韩国人更容易理解。虽然中韩两国曾经很长一段时间使用同样的文字,但韩语的语顺以及助词和词尾变化都不同于汉语。语言是一个国家文化的符号,当一种文化作品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时很难完整无误地传达文化信息。本论文旨在通过简略介绍乐善斋本《红楼梦》出现的时代背景,分析、探讨其具体翻译策略及翻译效果,以此探索《红楼梦》在韩国没能得到广泛关注的原因。引文部分首先谈到选题的缘由及选题的意义。虽然,《红楼梦》流传于韩国的时间很早,而且第一本全译本诞生在韩国,但是到目前为止《红楼梦》在韩国被关注的程度远不如其他中国古典名着。本文试着从翻译本中探索其中的原因。另外,从《红楼梦》的翻译和传播角度来看,对这本世界第一部《红楼梦》译本进行全面的翻译研究也是有必要且有价值的。第一章介绍了韩国对《红楼梦》的翻译与研究现状。其中,包含中国国内对《红楼梦》翻译的研究现状,发现大部分的翻译研究局限于英译本中,对其他语种的翻译研究甚少,韩语版本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只有韩国的红学研究专家在中国的期刊上发表了几篇论文,引起中国红学界的注意。本章也简单介绍了到目前为止在韩国出现过的一些全译本、缩略本、重译本、摘译本。值得注意的是,继“乐善斋本《红楼梦》”之后,真正意义上的由韩国人进行翻译的韩文全译本是一直到2006年才出现。而且从《红楼梦》的研究的现状来看,韩国一直到二十世纪末才掀起《红楼梦》热,目前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研究者和文章并不多。由于材料的取得不易和文本的分量大,加上译文的语言与现代韩语有距离等因素,对“乐善斋本《红楼梦》”的研究非常少。第二章简单介绍了中国小说及《红楼梦》在韩国的流传情况。中韩两国的文化交流历史悠久,而且韩国自古以来重视中国文史哲着作。“乐善斋本《红楼梦》”的出现与当时韩国的文学风气和读者群的变化等社会现象有密切关系。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一、当时中国小说大量传入朝鲜,文人从事小说创作和翻译的风气也就逐步形成。二、李朝世宗王为解决语言与文字不一的矛盾,经过多年研究,在1444年创制出韩民族自己的文字。为了推广韩国的新文字,需要提供大量的读物。三、十七世纪可以说是韩国文学史上韩文小说的兴起时期,当时朝鲜文学处于“小说时代”,这对创作与翻译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四、女性读者阶层的形成,促进了符合女性读者的作品的创作与翻译。五、从朝鲜当局学习外语的国家政策来看,富含文化价值的《红楼梦》被列为学习对象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此外,在这一章节还介绍了目前在韩国较广泛被阅读的韩译全译本,探讨了它们的翻译策略与翻译效果。第三章探讨“乐善斋本《红楼梦》”底本问题。韩国红学专家们有研究表明,“乐善斋本《红楼梦》”的底本大致上属于“程甲本”系统的,其中“程甲本”（1791年）、“东观阁本”（1795年前后）、“本衙藏板本”（嘉庆初,1796年前后）和“王希廉评本”（1832年）的可能性最大。有鉴于此,本论文以“程甲本”（沈阳出版社,2006年7月版）与“乐善斋本《红楼梦》”中的汉文字部分做了对比,并分析它们之间的异同。探讨部分主要是回目、汉文原文、韩文译文等三方面。第四章探讨了“乐善斋本《红楼梦》”中的几种翻译策略,总结概括“乐善斋本《红楼梦》”对原本所进行翻译所使用的方法。“乐善斋本《红楼梦》”是以直译法为主,兼用音译法、注释法、字与词的兑换、词句的增译等其他译法。第五章分析“乐善斋本《红楼梦》”翻译的具体内容与翻译效果。分别为礼俗、典制的翻译技巧;诗词歌赋的艺术处理;典故、成语、谚语的翻译修辞;人名、地名、称谓等的翻译。深入探讨译文的过程中发现,由于“乐善斋本《红楼梦》”是多人分工合作翻译的作品,即整部译文不是一人所为,抄写原文和译文又是不同人员进行的,因此,出现与其它译本不同的现象。如,同一词出现多种译法;原文和译文的内容不一致等。在分析译文的内容时,难以归纳出一个规律性的结论。第六章探讨了“乐善斋本《红楼梦》”的译文中所出现的误读现象。本文涉及的误读部分有习语、成语、称谓语、建筑、医药等方面。最后总结了导致误读的成因,大致可归纳为四点:其一,逐字直译的方式只能翻译出字面意义,而《红楼梦》的特殊写作方式,即非常多的比喻、暗喻等却无法完整地译出。其二,由于当时所用的底本没有标点符号,出现语法上的理解错误而导致误读。其三,“乐善斋本《红楼梦》”中的原文抄录使用的版本与译文的版本不同,导致译本中的原文和译文内容不符。第四,由于中韩两国之间的文化、习俗、语言的差异导致误读。结论部分谈到,传统的翻译研究本质上以忠实、对等于原本为标准来衡量一切译本。然而,“乐善斋本《红楼梦》”的翻译,由于其特殊的翻译目的和时代背景,不能用以往的标准来评价它。把译本视为译语文化的既成事实,以观察、描写译本为起点,进而探究译本形成和接受的制约因素,把译者和译本放置到社会文化背景的大环境中解释译本的成因。笔者认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翻译策略有不同的存在价值。“乐善斋本《红楼梦》”在红学史上、乃至《红楼梦》翻译史上都具有不可动摇的价值和地位,它也是对于今日的《红楼梦》译者,最具参考、借鉴价值的译本之一。

杨彩贤^[4]（2015）在《20世纪90年代以降汉语变异动态研究》文中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进入纵深发展阶段,社会的巨变引起了汉语明显的变异。很多关注这一时期汉语变异的学者,开始注意新词新语的研究。我们知道,语言作为传递信息、表达感情的工具,它的变异是在语用的动态过程中才具体地表现出来的,有的变异也是在语用中才产生的,而语言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对语言变异的动态研究更易于发现语言发展变化的规律,故本文将讨论的侧重点放在对20世纪90年代以降汉语变异的动态研究上。语言是一个复杂的变异网络系统。20世纪90年代以降汉语变异在语言的各个层次上都有表现：汉语字词读音的分化,话语中的新词新语层出不穷,词类界限进一步模糊,句式更加灵活多样,多语多言混用等。这一时期汉语表达明显体现出模化、娱乐化以及话语意义整体提取等特点,它们的语言学实质分别在于语言的格式框填、语言能指的狂欢和事件化词语的构式化。20世纪90年代以降汉语新变式在语言系统内部以及社会上呈现出不同的扩散轨迹。新变式在词汇中的扩散轨迹主要受到语言变式变异条件的影响,而在社会上的扩散主要和扩散的方式密切相关。两者虽然存在诸多的区别,但它们的扩散曲线存在共同点,即语言新变式在词汇中的扩散和在人群中的扩散都体现出由少到多再到少、由慢到快再到慢的扩散趋势。这些语言新变式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在已有形式的基础上开拓出的不寻常的语言资源。促使这一时期汉语发生变异的既有语言内部动因,更与当下特殊的社会外部因素密切相关。在探讨相关的社会因素时,大家主要从社会变化、社会心理和语言接触等角度入手来讨论。本文则进一步把语言变异放在消费主义文化这一语境下来研究,分析这种后现代主义文化怎样加剧了汉语表达的符号化,希望能给出汉语变异一个新的、合理的解释。而新媒体的出现也改变了汉语的面貌,使汉语的变异出现去规范化的倾向。本文对汉语新变式变异的过程、无序变异向有序变异转化的条件和转化的机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索,这一方面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发现这一时期语言变异的规律和语言变异形式的发展趋向,从而深化对这一时期汉语变异的认识。当下的汉语既丰富多彩、生气勃勃,又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该方面的常规变异形式不断为汉语的充实、发展提供源头活水,同时那些超常变异的形式又时时冲击着汉语的规范表达,影响我们话语的纯洁性。为了使我们的语言既生动活泼,又准确优美,就需要对语言进行规范。语言规范总是随着语言新变式的不断出现而始终处在动态发展的过程中,所以语言的规范是一种动态的规范,汉语规范的标准也应因时而异。对20世纪90年代以降汉语变异形式进行规范时,我们首先要根据汉语言文字的结构和发展规律来确定规范的标准,在此基础上采取“疏”、“堵”结合的办法来进行规范。本文阐述了在“热言时代”,一些关键的语言职能部门怎样各司其职,采取行之有效的策略来分层规范汉语。语言是社会的镜像,口头与书面的鲜活的语用更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本文对当下语言生活的及时描写和解释,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规范汉语新变式的判定标准和规范办法,既可以帮助大家了解我国的国情和我们的生活状况,为今后语言生活状况的预测提供语言事实依据、为现代汉语的研究提供了更加鲜活的语言资料,也可以为当下汉语规范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撑和以资借鉴的规范策略。

许建平^[5]（2015）在《明清小说叙事的意味形式》文中认为贝尔从绘画等视觉艺术中归纳出来的"意味形式"的审美概念包括三层内涵:意味源于形式;形式具有引发动人情感的功能;有意味耐品味的审美情感;而其灵魂则是崇尚艺术品能引发人心灵与精神的美感。就此概念的本质而言同样适用于作为语言艺术的小说叙事的审美分析;以此分析明清时期的小说,发现明清小说叙事意味形式产生的原因在于叙述者的叙述意图及其意图力,在于叙述意图所规定着的内、外叙述者意图间的诸种关系。这些关系构成了意味形式生成的三大层次:诱人、动人、移人,以及七种类型:对抗意味、人格意味、幻想意味、巧合意味、怪奇意味、神秘意味、诗思意味。意在弄清明清小说的"有意味的形式"及其生成原因。

王智颖^[6]（2014）在《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哲学视域下翻译行为研究 ——以《红楼梦》英译为例》文中研究表明维特根斯坦是20世纪公认地最具创造力的哲学家之一。后期的维特根斯坦注重对于日常语言的考察并提出了“意义即用法”的意义观,这是把握其后期语言哲学思想的一条主线。翻译行为主要涉及到语际间意义的对应转换。因此,本文将维特根斯坦的后期语言哲学思想与翻译行为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分析维特根斯坦的后期语言哲学思想对翻译行为的启示,并以《红楼梦》的两个英译全译本为语料加以佐证分析和文本验证：分析在“语言游戏”,“生活形式”,“意义即使用”其后期语言哲学思想中子概念的特定视域下对翻译行为的启示及指导作用,从语言哲学的视角对翻译行为进行研究,为翻译行为找到它的深层理论基础。同时,本文以译者主体性,翻译行为中的文化空缺,意义的相对确定性对翻译的影响为切入点,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和语料库研究法来研究维特根斯坦的后期语言哲学思想对翻译行为的启示和指导作用。最后可以得出结论：维特根斯坦的后期语言哲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可以在哲学高度上对翻译理论和实践起到指导作用,为翻译行为找到它哲学视角的理论依据；在微观层面上,启示译者可以通过移除意象,转换意象和增加意象的具体方式来克服翻译行为中由于文化空缺而带来的难题,有效地翻译从而进行更好地文化交流。

郑勇^[7]（2013）在《汉语谐音修辞多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谐音是汉民族在日常语言生活中借助音同或音近的词语进行表情达意,增强表达效果的一种喜闻乐见的修辞手法。从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到传世巨作《红楼梦》,文人墨客、平民百姓一直都运用谐音修辞手法来间接地传情达意,因此,谐音研究也就成了修辞研究的一个长盛不衰的课题。本论文旨在研究谐音修辞的概念、分类、特点、成因及其功能,并从认知视角剖析汉语谐音修辞的内部机制,深入多维地展现汉语谐音修辞的特征。除引言和结语外,全文主干部分有四章。第一章以静态描写方法对汉语谐音修辞的性质、分类、特点进行分析。从谐音与其他的辞格的交叉糅合关系来看,汉语谐音修辞可以分为谐音双关、谐音析字、谐音粘连、谐音飞白、博谐等种类；从谐音的本体和谐体在言语交际中的隐现情况来看,汉语谐音修辞可以分为显性谐音与隐性谐音；从谐音传播时的不同载体来看,汉语谐音修辞可以分为动态口语中的谐音、静态书面语中的谐音、民风民俗中的谐音以及绘画中的谐音等种类。在语音上,汉语谐音修辞表现为本体和谐体的音同相似性；在语义上,它是以显性语义为基础的隐性语义表达；在语法上,汉语谐音修辞在运用时谐音词语的特性、功能特点以及结构性质具有相对稳定性；在语境上,汉语谐音修辞与其所处的时代、地域、社会人文环境等宏观语境要素密切联系,与其所处的特定时间、场合、上下文语境等微观语境要素紧密相关。第二章重点分析了汉语谐音修辞形成的原因。汉语中富有大量的同音现象是汉语谐音修辞生成的物质基础；联想、记忆等心理活动是汉语谐音修辞形成的心理基础；汉民族趋吉避凶、求新求雅以及崇尚美辞美文的审美情趣是汉语谐音修辞生成的社会文化基础。第三章从认知视角对汉语谐音修辞进行阐释。借助认知语音隐喻理论,说明谐音修辞的生成是从谐体向本体的动态跨域隐射的过程；结合图形背景理论,说明谐音修辞的结构是原型本体结构与谐体字词创新组合而形成的“图形—背景”结构；根据人们感知事物时凭借的“完形趋向律”分析汉语谐音修辞现象生成的认知心理动因；运用概念合成理论阐述在谐音建构过程中不同概念空间之间的推理迁移产生新的意义和新的概念。借助“自主—依存分析框架”和“显性表述与隐性表述”等理论剖析汉语谐音修辞的生成机制。第四章对汉语谐音修辞的作用进行研究。在语用方面,汉语谐音修辞是文学作品艺术表现的重要手段,能够婉转含蓄的表情达意,礼貌有效地传达信息：在美学方面,汉语谐音修辞具有含蓄美、音乐美以及变化美的美学价值：在社会功能上,汉语谐音修辞能够助力商品销售,提升新闻表达效果,彰显民族趋吉避凶的民俗文化以及社会新风尚等功用。反之,若语言主体滥用谐音修辞,也会造成谐音污染。最后是结语,是对整项研究的一个总结。

徐逢春^[8]（2003）在《从贾宝玉运用谐音修辞谈起》文中指出 宝玉笑道:“我送妹妹一妙字,莫若‘颦颦’二字极妙。”探春便问何出。宝玉道:“《古今人物通考》上说:‘西方有石

二、从贾宝玉运用谐音修辞谈起（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贾宝玉运用谐音修辞谈起（论文提纲范文）

（1）《红楼梦》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传播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网络汉字谐音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红楼梦》乐善斋版本的翻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20世纪90年代以降汉语变异动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明清小说叙事的意味形式（论文提纲范文）

（6）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哲学视域下翻译行为研究 ——以《红楼梦》英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汉语谐音修辞多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从贾宝玉运用谐音修辞谈起（论文参考文献）

• [1]《红楼梦》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传播与研究[D]. 谢依伦（CHIA JEE LUEN）. 山东大学, 2018(02)
• [2]网络汉字谐音词研究[D]. 程茹雪. 华侨大学, 2016(02)
• [3]《红楼梦》乐善斋版本的翻译研究[D]. CHUNG MI SUN（郑美善）. 华中师范大学, 2015(12)
• [4]20世纪90年代以降汉语变异动态研究[D]. 杨彩贤. 陕西师范大学, 2015(03)
• [5]明清小说叙事的意味形式[J]. 许建平. 社会科学, 2015(01)
• [6]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哲学视域下翻译行为研究 ——以《红楼梦》英译为例[D]. 王智颖. 黑龙江大学, 2014(08)
• [7]汉语谐音修辞多维研究[D]. 郑勇. 安徽大学, 2013(11)
• [8]从贾宝玉运用谐音修辞谈起[J]. 徐逢春. 语文天地, 20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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