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渔业公共物品经济的初步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强朦朦[1]（2021）在《中国海水养殖保险研究 ——基于保险机构和政府的视角》文中认为伴随着渔业资源的衰退,全球众多国家开始管制渔业捕捞,并鼓励海水养殖。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水养殖国家,海水养殖业的健康发展对于缓解渔业资源短缺尤为重要。但海水养殖却是高风险行业,容易受到自然灾害、环境污染等因素的影响,无论是从保障海水养殖业的健康发展,还是从稳定沿海养殖户的生计来说,海水养殖的风险管理都至关重要。因此,对中国海水养殖保险这一渔业资源经济手段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保险机构和政府的视角,围绕两者承担的生产风险评估、保险定价与保险政策优化等工作,对中国海水养殖保险展开研究。首先,利用分布拟合法对中国海水养殖的生产风险进行测度,并以此为基础讨论我国海水养殖保险的发展思路。其次,基于精算原理,对我国海水养殖保险的定价方法进行改进。再次,量化分析我国海水养殖保险的保费补贴政策,讨论政府是否应该补贴、如何确定补贴比例和补贴是否可持续等重要问题。最后,以梭子蟹降水指数保险为例,对天气指数型海水养殖保险政策的有效性进行评估。研究表明:第一,我国海水养殖的生产风险要显着高于农作物,致灾因子来源复杂。保险机构应积极开展海水养殖保险,且需要聚焦鱼类和甲壳类等高生产风险品种,而且类型上应以多灾种保险为主。第二,对于海水养殖保险的定价方法,分布拟合法要优于实践中采用的经验费率法。而且,基于相邻地区的情况对费率进行调整可以更好地反映海水养殖生产损失的空间关联性。第三,从促进供需均衡的角度来看,政府应该对海水养殖保险进行保费补贴,而且这种补贴是有效率的。最优的补贴比例和海水养殖户生产风险水平、风险厌恶程度和保险附加费率的高低有关。另外,即使中央财政不提供支持,地方政府也完全有财力去补贴海水养殖保险。第四,政府天气指数型海水养殖保险政策是有效的,此类创新产品具有提高海水养殖户福利和降低收入尾部风险的潜力,且需要的补贴成本要比传统的损害赔偿保险低。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定量评估了中国海水养殖的生产风险,并改进了中国海水养殖保险费率厘定方法。本文首次运用参数和非参数分布拟合法从不同层面对我国海水养殖的生产风险进行了定量评估,并从致灾因子的危害性、海水养殖生产的暴露度和脆弱性等角度对评估结果进行了解释。同时,本文改进了中国海水养殖保险承保体在实践中采用的经验费率法,强调利用参数法和非参数法来科学的拟合单产分布和根据相邻地区的情况来调整费率。第二,提出了海水养殖保险保费补贴比例的测算方法。海水养殖保险保费补贴的首要目的在于提高海水养殖户的参保率,最优的保费补贴比例应该刚好使得海水养殖户购买保险和不购买保险的效用相等。同时,政府在确定保费补贴比例时,需要注意补贴效率的提高和减少过度补贴的程度。第三,优化了天气指数型海水养殖保险的设计方法,并提出了分析此类保险有效性的原则。本文提出先基于水产科学的知识选择合理的指数触发值区间,然后基于海水养殖户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函数规划求解最优的指数触发值,该思路不仅有着较强的理论基础,而且计算过程客观。另外,从保险的本质来看,天气指数型海水养殖保险是否有效不能只聚焦基差风险,最根本的还要看此类保险是否提高了海水养殖户的福利和降低了政府补贴的成本。
何妤如[2]（2021）在《渔业伦理视角下的现代渔业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渔业经过数年发展,先后解决了“捕鱼难”、“养鱼难”及“吃鱼难”等问题,奠定了渔业持续稳定发展的经济基础,相关治理手段也不断完善。渔业领域主要矛盾已从基本温饱和生计问题,转向更高层次的生境、人权、产权和公平等维度。然而,作为上层建筑的渔业伦理研究并尚未得到应有重视。我国现代渔业治理体系中更强调管理和法律等“硬”手段,忽视了伦理道德的“软法”作用。当前政府和民间推行的多项渔业活动已呈现出鲜明的伦理特征,现代多目标治理场景需要引入价值判断加以权衡。如果说关涉伦理的讨论在中国过去的渔业治理中只是镜花水月、空中楼阁,那么到了新时代,伦理研究就好比是万事俱备下的那股“东风”。传统渔业管理关注政策和法律层面的制度突破。政策和法律固然重要,但不能包治百病,尤其是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病”。它可以将电鱼、毒鱼、偷渔者绳之以法,却无法强制要求渔民必须善待生态环境、关心鱼类福祉。它可以明示、预防、规范和校正渔业的行为和后果,却无法指导渔业利益相关方的道德行为选择。它可以为失海渔民提供各类政策保障,却无法弥合渔民海洋纽带被切断后的心理创伤。它可以依照科学模型和数据制定总可捕量（TAC）目标,却无法对渔家妇女在职业、情感和生活上的遭遇加以同情和关心。正如决定技术的往往是非技术因素,涉渔法律和政策不应被指望能解决所有问题。倘若文化、伦理不能发挥价值规训作用,那么政策和法律也终将失范。当前,养护渔业资源、维护渔业公正已为时代大势所趋,现代渔业治理不仅要务实,也要务虚,以便从战略全局高度推进治理措施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实际上,人们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影响会渗透到公共政策过程的各个环节。可持续、负责任渔业的发展依赖于一个具有明确性的规则指引,在治理中开展价值性分析显得十分重要。国内外渔业资源的衰退趋势,以及不断涌现的现代性社会问题,让形而上学的价值回溯变得更为必要而迫切:渔业行为的善恶是非是什么?伦理判断有哪些原则和标准?何种治理才是伦理意义上具备正当性和合法性的治理?如何破解渔业治理中存在的伦理困境?中国怎样利用已有道德资源和智慧应对渔业发展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基于此种认识,本文从伦理视角出发,反思当前出现渔业生态和社会危机的根本原因,尝试建构渔业伦理的理论体系,详述渔业伦理的由来、定义、主要原则和类别。将抽象的伦理考量运用于对治理问题的具体分析,提出符合渔业价值的治理范式,从渔业治理的“元层次”,谈到相关现代治理理论,再到针对治理实践的分析评估。现代渔业治理在追求各类目标时,容易陷入价值冲突的困境。本文针对治理实践中的普遍问题,提出“应然”层面的解决方案。伦理分析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我国现代渔业治理。因此,文章结合中国本土的涉渔道德资源和渔业实际状况,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的现代渔业治理路径,以渔业领域的价值尺度和伦理基础为导向,为推动渔业的“天人合一”和协调发展提供了一种新视角、新理念和新思路。伦理学是哲学中关于道德的价值系统。生态伦理学的兴起从根本上触及了“为什么要对鱼谈伦理?”这一问题。“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论辩突破了传统伦理学的“人伦”语境,让“渔业”和“伦理”的结合有了学理上的支撑。道德共同体得到拓展,将包括渔业资源在内的自然资源纳入道德考量范畴。但完全以生态为中心又会减损人类福祉,人与自然应当被视作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整体。“为己利TA”的价值取向既能为己谋福,也能在此基础上考虑利TA（既有属人的“他/她”,又有属自然的“它”）因素,因而是渔业伦理所追求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善。渔业资源是渔业存在的基础,具有不确定性、波动性、竞争性、整体性、多样性等五大特性。从价值构成上看,它在使用、生态和选择等层面具有功效价值,在政治、社会、哲学、宗教、伦理、文化等层面具有非功效的内在价值。对渔业资源价值的充分认识是现代文明进步的标志,而鱼类为人类所提供的多元价值是人类养护渔业资源的基础。养护伦理强调的是如何科学人道地利用水生动植物资源。鱼类是否能够成为道德主体、权利主体甚至是诉讼主体成为环境伦理学讨论的重要内容之一,而鱼的道德地位与福利越来越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渔业的伦理维度涉及“渔业”和“伦理”的互动关系。鱼类依次满足了人类基本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人类在享受水生动物开发权利的同时,理应履行与之对等的责任和义务。为了人类自身和生态系统的长期福祉,须建立一套指导渔业行为、受到大众认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渔业伦理规范。渔业伦理以渔业现象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为研究对象,是指导渔业行为的规范和原则的总和。涉渔法律和伦理可共同为基于价值的渔业治理策略提供依据。渔业伦理学主要任务是通过得到普遍认可并经过实践检验的道德原则,对渔业行为的善恶是非开展事前指导和事后评判。在渔业伦理中,渔业正义是最高原则;渔业福祉、渔业自由和渔业公平是三大基本原则;而以《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为代表的伦理性国际文书,以及符合国家/地区具体渔况的纲要构成了具体原则。根据渔业伦理学研究对象的关系属性和所涉问题的不同特征,可将其分为生态伦理、社会伦理、产业伦理和科技伦理四大类别,这四大类在伦理要求上存在差异、各具特色,但都应服从上述伦理原则。将伦理原则和要求融合进现代渔业战略管理过程,可能会产生“为善者诸事顺”的良心效应,从而实现治理的最终目的——“善治”。为克服多元价值冲突带来的治理障碍,元治理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研究治理现象背后的治理逻辑,寻求协同发展科层、市场和网络治理组合的最优解:当参与式治理导致监管过于复杂、进入无休止协商状态时,就启动科层模式;当科层模式无法触及所有渔业问题或获得渔业利益相关方广泛接受时,就开启市场或参与式模式;在此过程中,政府应当承担起作出最终决策的元治理者的角色。可持续渔业治理研究中涌现出诸多符合伦理的现代渔业治理理论,其中基于“生态整体主义”的管理和基于“价值平衡原则”的管理成为研究热点,前者主要聚焦渔业生态系统方法、预防性原则等整体思维,而后者主要涉及管理策略评估,正当性理论,系统治理等理念工具。在构建起理念框架的基础上,根据新生物技术的实践伦理发展出的伦理分析矩阵,以及Rapfish评估工具,促进了对伦理原则遵守情况的考察,有助于为负责任渔业实践提供“良善之策”。现代渔业治理时常陷入一种伦理意义上的权利困境,众渔业利益相关方不得不在多项行动方针之间艰难行使选择权。遵循特定伦理原则选择其中任何一项,都可能涉及违反其他某项伦理原则。可持续渔业发展面临的挑战主要出现在追求“天时”、“地利”、“人和”三大目标的决策选择过程之中。如何平衡现代人和未来人的资源利益是最首要、最核心的议题;渔业所涉水陆空间差异和相关社会生态问题构成了空间正义研究的一个典型样本;而人际关系中整体、长远利益与个体、短期利益的冲突影响到资源的公平分配,渔家妇女和小型渔业等弱势参与方应当得到更多的道德注意力。导致上述困境的原因既有人与人因抢夺野生资源所导致的公地悲剧或囚徒困境,又有在人与鱼道德地位孰高孰低的辩难中掉入的激进环保主义陷阱,还有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执行障碍。上述困境的破解之道不仅具有制度属性,也深刻地蕴含着价值属性。从制定目标,到开展决策,再到执行、监督和评估,伦理视角可渗透至治理的全部流程。治理者和被治理者可从制定伦理目标和开展伦理决策着手。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增进民生福祉。我国的渔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离不开丰富道德资源的支持。生态方面,我国渔业治理史就是一部鱼类资源养护史,古今实践中折射出关怀鱼类福利、师法自然等生态感悟。社会方面,我国传统乡土社会文化里蕴含着包括群体意识和互助伦理、涉渔组织的参与式伦理在内的道德及礼俗规范。“三渔”问题是中国渔业发展面临的伦理性挑战,其本质是渔业的过密化,渔民的过溺化,以及渔村的过疏化。为解决渔业渔民渔村的问题,新中国开展了各项改革措施。新中国绿色渔业治理制度体系构建历程大体上可分为萌芽探索、改革攻坚与走向成熟三大阶段。在气候变化、疫情冲击、渔业资源衰退、全球不确定性风险日益增加的背景下,我国渔业治理者迎难而上,实现生计型治理→发展型治理→可持续治理的价值飞跃,积极探索出一条符合伦理的中国特色可持续渔业发展道路,培育出政府元治理者主导下,科层、市场和参与式治理协同开合的多元治理形态,形成了顺应自然、生态优先、以养为主、立体复合、科技导向、体系健全、应兜尽兜的发展模式。随着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不断提升,中国渔业发展在收获伟大果实的同时,也为未来可持续、负责任渔业发展积累了大量可贵的实践经验。在今后的渔业治理中,我国各渔业利益相关方应本着福祉、自由和公正的原则,进一步促进渔业的绿色转型发展。
赵缔[3]（2020）在《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的构建》文中研究表明自2010年《海岛保护法》实施后,我国已经为无居民海岛的使用者颁发了无居民海岛使用权证书。但是,《海岛保护法》尚未对无居民海岛的使用用途进行分类,同时也没有明确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因此,我国2020年通过的《民法典》只明确了无居民海岛的国家所有权,未在用益物权分编中明确无居民海岛使用权。而根据物权法定原则,无居民海岛使用权需要在我国《民法典》用益物权分编中被直接明确。要将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纳入到我国的物权制度体系中,则需要对无居民海岛实施用途管制,以明确无居民海岛的使用用途。2018年,我国统一的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形成后,要对我国所有国土空间实施用途管制。我国的国土空间是指我国主权权利下的地域空间,包括我国的领土、领海和领空。按照自然特征,国土空间可以分为陆地、陆地上的水域、海域和空域。在统一的自然资源管理模式形成前,我国只明确了土地的用途管制制度。另外,针对我国领土范围内陆上水域和海域的用途分类已经明确。因此,对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的研究也具有实践意义,有助于完善我国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由于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是同社会实践紧密相连,需要产生社会实效,因此需要对该制度构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论证。从必要性上看,该制度的构建既可以实现国家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的用途管制职责,又可以解决无居民海岛现实使用中存在的问题。从可行性上看,该制度的构建既有国家“陆海统筹”战略的支持,又有国家对无居民海岛现有的管理成果作为铺垫。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是经济法学研究的内容,因为国家构建该制度的主要目的是对无居民海岛利用活动进行市场规制,降低市场失灵。另外,该制度的实施还会控制无居民海岛这一自然资源在我国海洋经济领域的供给量,具有显着的宏观调控作用。而由于无居民海岛具有地处偏僻、无户籍人口、远离内陆等特点,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机制极难用于发现人为破坏无居民海岛的行为。作为一种稀缺的公共物品,如果无居民海岛的开发利用和保护活动没有秩序约束,则会产生“公地悲剧”的效果。因此,国家对无居民海岛实施用途管制,并将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出让给民事主体,可以激励民事主体对无居民海岛的保护。但是,无居民海岛利用活动需要受到规制,以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不突破国家政策底线。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冲突是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与保护活动中存在的主要利益矛盾,如果缺少了秩序约束,私人经济利益会对环境公共利益造成严重侵犯。因而,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为了实现对公共利益的保护,需要对私人利益进行限制。那么,建立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衡平机制就是必要的,因为公共利益对私人利益过度限制同样会造成利益矛盾。除此之外,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需要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具体实施,这就会产生与公共利益不完全一致的、不合理的政府利益,因此还需要处理不合理的政府利益,这样才能保证公共利益。第一,需要处理部门之间的利益矛盾问题。各部门之间产生利益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权责不清、职能交叉,直接原因是政出多门、多头审批,所以需要对职能相近的部门优化重组。第二,需要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利益矛盾问题。中央与地方的利益矛盾主要是财权与事权的配置冲突,由于二者行政隶属关系的存在,中央政府将财权上收,地方政府往往事权过重而财力不足,这就不利于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在省级行政机关的落实。所以,这就需要通过合理配置地方财权,保证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国家实施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需要为自然资源管理部门设定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权,这是一种行政公权力。行政机关实施用途管制行为需要被授权,但是这种公权力一定要受到制约,因为政府利益的无限制扩张会侵吞私人利益。所以,在为行政机关配置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权这一自由裁量权时,还需要通过裁量权的细化、不相容职能的分离、审计机关的监督、监察机关的监督等内外部制约的方式实现对公权力的控制。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的构建需要以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为前提,制定无居民海岛利用规划,对全国的无居民海岛实施指标控制,并按照城镇开发边界、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的要求实施分区管制。针对无居民海岛使用用途的设计问题,采用了实证研究方法进行了考察。通过对《海岛保护法》实施后无居民海岛使用权证书的颁发情况分析发现,旅游娱乐用途的无居民海岛占总超过40%,公共服务用途和渔业开发用途的比例都远远低于旅游娱乐用途,而且没有批准过作为农林牧业用途的无居民海岛,与《海岛保护法》实施前的情况大相径庭。依据我国土地和海域的使用用途分类和无居民海岛的特征,可将无居民海岛的用途划分为“三大类”,12个一级类和45个二级类。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需要与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制度相衔接。在无居民海岛的使用用途被划分为“三大类”后,无居民海岛使用权也需要根据农用岛、建设用岛和其他用岛的用途进行细分设计,并调整无居民海岛使用金的征收、免缴、使用和管理制度。另外,还需要明确责任机制,落实相关法律主体的法律责任。最后,若要将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纳入到《民法典》用益物权分编,则需要认识到该权利的特殊性。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的私权特征和用益物权特征明显,但又具有浓厚的公法色彩。并且,由于该权利的客体并非单一物,而是组合体,所以该权利实际上包含了若干子权利,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的流转也是这些子权利“打包”流转。
杨均华[4]（2020）在《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福利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关系到人类的福利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森林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恢复和保护良好生态环境的关键,而退耕还林工程则是中国实现良好生态环境的重要工具和抓手。生态环境具有公共产品属性,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并且,生态环境既是人类赖以生存基础,又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前提条件,影响到人类福利和社会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面临日益严峻的生态退化、资源枯竭、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肥力下降和灾害频发的形势,中国政府在1999年开始试点实施退耕还林工程。退耕还林是一项中国甚至世界范围内资金投入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政策性最强和农户参与程度最高的公共生态工程。作为一项公共政策,退耕还林的实施方案和原则分别采取“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和“谁退耕、谁造林、谁经营、谁受益”。退耕还林投资是政府利用公共财政资金开展生态建设,具有转移支付功能,但其实施方案和原则又是以私人承包制为基础,农户是退耕还林的供给主体,而不是公共组织,是借助寻求私人利益的退耕户参与,有助于促进生态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激励。从福利经济学视角出发,农户福利改善既是生态治理的前提条件,也是生态治理的重要目标。随着退耕还林的可持续实施,政府赋予退耕还林的改善农户民生的福利目标更加突出,从生态优先,兼顾农户生产结构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目标,再到促进农民脱贫致富和增加农民收入目标,进一步发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集中连片地区的扶贫开发、增强农业绿色生产发展能力和精准脱贫目标。可见,改善农户福利成为退耕还林工程的重要目标。那么,在退耕还林工程可持续实施的背景下,退耕还林如何影响农户福利及其效果究竟如何?这是评估退耕还林工程绩效的关键所在,也是解决“三农”问题重要途径,更是优化和完善退耕还林政策的实际证据。因此,退耕还林工程实施已20年有余,评估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福利效果对完善退耕还林政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基于福利经济学视角,在公共物品理论、外部性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理论等多维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在全面地和系统地梳理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构建退耕还林工程影响农户福利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在全面回顾退耕还林发展进程及其主要成效的基础上,利用长期大样本农户追踪调研数据,首先,分析退耕区农户福利动态变化现状;其次,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评估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生活满意度的主观福利影响,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差分模型（PSM-DID）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客观福利影响,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差分模型（PSM-DID）以及回归分解法探究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扶贫客观福利的影响,采用Logit模型和聚类固定效应模型分析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非农就业客观福利的影响;最后,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优化退耕还林政策建议,为进一步改善农户福利状况和提高农户福利水平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本研究的结论如下:（1）通过对退耕区农户福利现状分析,在主观福利方面,退耕区农户生活满意度明显提升。退耕户的生活满意的户数高于非退耕户的户数,分别为596户和402户;退耕还林与农户平均生活满意度的相关系数为0.0547,表现为正相关关系,散点图的趋势线的截距为1.5967,其斜度略微向右上方倾斜。在客观福利方面,首先,样本总体、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农户收入水平及增速不断显着提高,收入来源和结构呈现多样化,农户获得的退耕补贴超过农业补贴,其比较优势在逐步下降,退耕补贴呈现倒“U”型状,农户获得的年均退耕补贴为360.73元,农业补贴（包括粮食补贴、农资补贴、农机补贴和良种补贴）为98.92元,退耕补贴是农业补贴的近4倍。其次,退耕区农户贫困程度变化受到国家贫困线标准变动的影响大,随着贫困人数的减少,农户贫困内部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农户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在1999～2006年间都呈现下降趋势,且贫困广度下降幅度大;在2007～2014年间农户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都呈现了在波动中上升趋势。最后,与非退耕户相比,退耕户的劳动力利用结构发生了显着调整。1999～2014年,退耕户外出打工投劳的均值为168天、林牧渔业投劳为均值为116天、种植业投劳均值为100天、非农经营投劳均值为36天,退耕户以土地为基础投劳为均值216天,非农就业投劳均值为204天。（2）运用Ordered 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生活满意度主观福利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就样本总体看,退耕还林工程能够改善和提高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可能性。具体而言,农户若参与退耕还林,能使其生活的“不满意”和“一般”的概率分别降低3.9%和4.79%,并使农户的生活感到“满意”的概率提高52.86%。就贫困户和非贫困不同群体看,退耕还林工程不仅能够促进贫困户的生活满意度,也可以促进非农困户的生活满意,贫困户和非贫困户都从退耕还林工程实施中受益,增进了两类群体的主观福利水平,并且退耕还林提升贫困户生活满意度的可能性大于非贫困户。就不同区域看,退耕还林影响不同区域农户生活满意度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其大小依次为西部地区、长江流域、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黄河流域。（3）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差分模型（PSM-DID）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了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收入增长客观福利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就样本总体看,在控制诸多决定因素的条件下,退耕还林工程促进农户短期收入增长和长期收入增长,其幅度分别为175元和148元,在不考虑退耕补贴的情况下,农户增收水平有所下降,但仍能实现长期收入增长;将退耕还林参与变量分解为退耕年份变量后,由于政府为强化退耕还林成果,不断出台相关政策,研究发现退耕还林对农户收入增长影响存在阶段性波动,农户增收存在着年份差异。在考察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收入增长来源和结构中,退耕还林促进了农户增收来源多样化,其工资增收为38元,本地增加20元,外地增加41元外地工资贡献大;退耕后,农户经营行为变化显着,其生产经营结构调整明显,农业经营增幅为15元,其中,种植业为31元、林牧渔业12元;二三产业（非农经营）收入增幅为21元。就不同区域看,退耕还林对不同区域农户都实现了增收,但存在显着地区域性差异。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农户增收幅度依次为106元、113元、120元、64元和76元。农户生产结构、就业结构和耕地生产力对退耕还林的农户增收福利发挥了显着的中介作用。（4）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差分模型(（PSM-DID）和回归分解法探究了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扶贫客观福利的影响,并建立退耕还林扶贫瞄准分析指标。结果显示,退耕还林工程农户扶贫瞄准效果不高,1999～2014年的退耕瞄准率为44%,且随着工程可持续推进,退耕瞄准率整体逐步上升,最高达到2008年的59%;相应的退耕漏出率整体上为56%,且随着工程推进,漏出率在下降;退耕有效覆盖率为8%。退耕还林工程对样本总体农户扶贫效果显着,并且退耕还林工程农户扶贫效果是存在显着的年份差异和区域差异。在国家绝对贫困标准下,就退耕参与看,1999～2014年间,退耕还林扶贫效果的贡献率为1.18%。就退耕年份看,退耕第二至八年具有脱贫作用,同样地,其脱贫贡献小,脱贫效果不大;另一方面,退耕第一年、第九至十六年脱贫贡献呈反向状态。就退耕区域看,退耕参与在国家绝对贫困标准下的脱贫贡献大小依次为西部地区（11.32%）、黄河流域（9.16%）、东部地区（6.41%）、长江流域（4.17%）和中部地区（1.23%）。（5）运用面板数据logit模型和聚类固定效应模型分析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非农就业客观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参与退耕还林工程,土地对农村劳动力约束得到放松,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和转移倾向较快,农户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农经营就业参与的可能性显着提高。退耕还林促进了非农就业参与、外出务工参与和非农经营劳动参与,较未退耕户分别显着地提高了20.1%、15.7%和4.4%的可能性。退耕还林释放的部分农业劳动时间,退耕还林工程促进了农户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农经营劳动供给,其中,外出务工劳动供给贡献大。退耕第2年至第7年对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农经营劳动供给的促进作用逐步增强,但在之后的退耕年份,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农经营劳动供给逐步降低,并逐步变得不显着。退耕还林工程促进了不同区域农户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经营就业劳动时间,但存在显着区域差异。
梁平[5]（2019）在《渔港港务管理优化研究 ——以连云港市为例》文中提出渔港是渔业生产中最重要的公共设施,多年来在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服务渔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渔业作为国民经济中的一个小部分,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投入,使得渔港基础设施建设维护和渔港港务管理效率较为落后。同时,现阶段的渔港开发利用秩序混乱,渔港经营直接收益少,用于渔港维护资金严重不足,渔港发展陷入停滞,这种境况对渔业的经济发展、安全生产、秩序维护等多方面造成了负面影响,这种境况亟需改变。本文希望能抓住渔港港务管理这个渔港治理的重点,突破现阶段渔港治理中行政主导型的治理模式,利用准公共物品治理理论,通过将渔港港务管理中行政业务与日常管理业务分类管理,对渔港港务中的日常管理业务通过公司化管理的方式进行管理,将连云港市辖区内的渔港纳入到统一的渔港港务管理公司,实现渔港港务公司化管理,提高渔港港务管理效率,解决渔港现阶段面临的各种问题,实现渔港的自我管理。本文通过对渔港实地走访、查阅大量关于公共物品治理的文献资料,尤其是公共物品性质的分类确定和转变公共物品供给方式方面书籍,寻找支撑本文的理论基础。本文着重参考了连云港市渔港港务管理的历史与现状。本文还对日本、美国渔人码头、温哥华渔人码头、浙江石浦渔港、上海东方国际水产城的渔港港务管理模式进行深入分析,借鉴吸收这些国家和地区渔港的先进治理经验,对比分析找出更适合连云港未来渔港港务管理思路和方法。本文对渔港主管部门和渔民等多主体进行访谈,了解渔港港务的运行和管理现状,以及管理部门对渔港港务的看法和需求。本文对访谈内容进行归纳整理,加深了对渔港港务管理中存在问题的认知并对渔港港务管理的创新、可借鉴经验明确了思路。本文对几个方面着重调查:（1）渔港的投资、建设、维护等方面的资金来源和政策;（2）渔港港务管理组织和管理力量情况;（3）渔港主管部门渔港治理过程中存在的困境;（4）渔港码头老板和渔港使用者在经营、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5）渔港码头老板现有经营区域的来源和经营状况。从现在情况看,渔港建设维护资金不足严重困扰渔港的发展。另外,渔港管理部门人力物力不足、渔港内部缺乏管理服务组织和渔港开发利用秩序混乱都是渔港长期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本文通过实地调研以及从公共物品治理的角度对渔港进行深入分析,认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提出的“公共池塘”理论更符合渔港的特征。渔港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不存在竞争性,当超过一定限度后便具有极强的排他性。渔港能提供的停泊、堆放、等服务资源是一种可再生资源、渔港能提供的服务能力是有上限的、渔港内渔船及经营者对其他人具有排他性,但却对渔港外的船或人没有任何影响。因此渔港港务在管理上更应该更趋向准公共物品治理理论,宜采用市场化的管理方式对非行政事务管理。本文通过对渔港港务管理中涉及的行政事务和管理事务进行分类管理,将行政执法的执法职能集中于渔港港务管理办公室（行政中心）,将渔港日常管理业务交给渔港港务管理公司。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各个组织更加专业高效的从事自身本职工作。这种渔港港务公司化管理的方式对未来渔港港务管理会更加贴近实际,为以后政策制定提供参考。通过渔港港务公司化管理集中优势发展中心渔港、拓展多种融资渠道、创新渔港内部经营竞争机制、发展多种渔港产业等多方面实现渔港港务管理实现自我管理、自我升级、高质高效、安全生产等多个目标。另外,本文认为要对现渔港内部经营者合理收编、对渔港内部经营区域标准化改造方便经营者的进入和退出、对渔港港务管理公司加强监督检查、增加对渔港内部经营者多方面的考察机制和奖惩机制来实现渔港的良性运行、实现渔港的自我升级。
任恒[6]（2019）在《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公共事物的治理难题,自古以来既已困扰着人类社会。传统集体行动理论预言,除非借助政府管制或产权私有的解决方案,否则理性个体将由于无法改变相应的制度安排,致使集体合作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之中。有鉴于上述政策方案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失灵问题,美国当代政治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基于扎实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主要以规模较小的公共池塘资源为研究对象,专注于考察不同制度安排将如何增进或阻碍个体之间的合作机制,并从中发现人类社群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可能性。不仅如此,奥斯特罗姆还针对制度安排影响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绩效的内在机制予以细致阐述,将影响个体选择的内外部变量纳入综合分析范畴,继而扬弃了政府管制与产权私有的传统解决方案,并另辟蹊径地提出资源占用者自主治理的“第三条道路”,构建出一套自主治理的制度分析框架,为解决公共物品供给问题及超越集体行动困境开辟出全新路径。基于此,本文尝试将奥斯特罗姆有关资源占用者们可借助自主组织开展自主治理活动的理论主张,凝练为自主组织的自主治理思想。概言之,本文以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思想为研究对象,围绕学界有关公共事物治理、集体行动问题与社会制度分析的系列成果,对所涉人物观点进行综合梳理与对比研究。具体而言,本文主要依据奥斯特罗姆逾五十载的学术生涯中有关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的探索历程,对她关于人类社群能够借助自主组织进行自主治理的丰富思想予以细致研究,旨在完整地呈现奥氏学术思想中的核心内容、结构要素及其发展历程。与此同时,本文遵循生成背景、应用场域、构建逻辑、分析特色与价值审视的研究进路,尝试对这一思想进行系统性、全方位的剖析工作,力图把握奥氏该项研究的衍生脉络、逻辑结构与理论贡献等关键内容,以积累个体之间展开自主合作与治理机制的相关理论知识,为公共资源的治理实践提供了独特的理论借鉴。
徐婷婷[7]（2019）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及功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贫困问题古而有之,它是复杂的社会建构,发仓廪以救贫穷,使黎民不饥不寒,是历朝历代统治者的目标;摆脱贫困,实现伟大中国梦,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共同的奋斗目标。新中国的大规模减贫工作始于1978年,四十年来成效显着,尽管如此,“十三五”期间中国的扶贫形势依然严峻,在减少贫困人口总量、降低贫困程度和缓解贫困集中度等方面仍然任重道远,考验着中国政府的智慧与决心。随着对贫困问题的深入研究和贫困度量标准的不断更新,贫困脆弱性（简称“脆弱性”）逐渐走入研究视野:贫困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物质贫困,还包括风险和面临风险时的贫困脆弱性。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减少、缓解和应付风险的机制能为穷人所用,他们的贫困脆弱性就会降低。据统计,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有25.2%来源于第一产业净收入,而贫困地区农村这一数字更是达到30.1%1。因此,减少、缓解和应对农业风险,稳定农村居民第一产业收入,是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重要途径之一。目前中国的扶贫开发步入攻坚克难和巩固成果的阶段,面临新背景、新挑战,有限的支付能力与较高的风险保障需求之间的矛盾、针对弱势群体的普惠性实践与精准对接脆弱性人群的特惠性需求之间的矛盾凸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满足贫困脆弱性农户的风险保障需要将成为新时代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建立反贫困长效机制的现实要求。在这一系列背景下,具备政策性、保障性和公平性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作为保险领域缓解贫困脆弱性最行之有效的工具之一,其研究就具有重要意义:既有利于学术界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进行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又有助于明确政策性农业保险在脱贫攻坚中的定位,使其更好地参与脱贫攻坚。立足于贫困脆弱性,不仅应关注当前的贫困,更应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贫困。本文正是从农业风险冲击下的贫困脆弱性出发,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和功效进行研究的。具体而言,本文由9个章节构成。第1章,导论。以问题为导向,分析其产生的政策背景、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阐述对其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梳理和评述国内外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对研究的核心概念进行界定;根据研究问题的特性,阐述本文研究的边界,设计研究思路和框架内容,并对研究中使用的方法进行说明;最后提出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第2章,相关理论及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本文研究的主题之一,普遍存在的农业风险及其导致的贫困脆弱性是可持续脱贫的制约因素之一,需要有效的农业风险管理。由此,农业风险与农业风险管理理论是本文研究的基础之一。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外部效应和准公共物品属性使其成为参与脱贫攻坚的重要环节,需要对外部效应与准公共物品理论进行了梳理阐述。贫困脆弱性是研究的另一个主题,因而本章从概念演进、与贫困的关系、生成机制、识别框架以及测度方法等方面阐述贫困脆弱性理论;并对效用理论与预期效用理论进行了阐述。本文实证研究采用了马尔可夫过程的思路进行模型求解,因此本章也对马尔可夫过程进行了阐述。最后,在理论阐述的基础之上论述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研究表明:基于“风险-脆弱性”分析框架,在农业风险冲击下,脆弱性农户的内部和外部风险共同作用,生成了贫困脆弱性;随后,脆弱性农户的风险暴露性、敏感性和适应性递次演化,使贫困脆弱性不断加剧,并恶性循环;最后,若要预防和应对脆弱性,需要有效的风险管理,然而不充分的风险管理措施可能使脆弱性加剧,因而相较于商业性农业保险,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更为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之一。第3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演进及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实践启示。本章梳理和总结了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演进历程及制度演进中的经验。随着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演进,其职能从风险保障拓展至防灾防损和资金融通,作用领域也逐步扩大至服务“三农”。进一步地,从多层面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1）在农业风险冲击下,我国的贫困脆弱性呈现出规模大、区域集中和收入来源单一的特征。（2）生态系统层面、经济层面和人文层面的原因交织,是导致贫困脆弱性的主要原因。（3）梳理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在供给与需求、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风险管理等三个层面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可为后文分析提供数据支撑。以印度、巴西等国以及我国河北省阜平县、甘肃省农业保险扶贫为典型案例,对比分析得出启示借鉴,有助于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发挥。第4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及因素。本章主要探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影响因素和制约因素。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具有风险保障、提供增信担保、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促进农业技术发展等功效,这些功效的发挥有助于贫困的缓解。供给端:宏观层面——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农业保险相关立法和条例、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等,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提供了政策环境、机制体制的必要配套;微观层面——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保障范围、保险险种和技术创新等,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提供了操作方式。需求端:普遍存在的农业灾害性风险和农业灾害损失导致农户产生了农业保险需求意愿;农业收入的不断增加,使得农户基本具有购买农业保险的能力,进而对政策性农业保险产生有效需求,以达到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目的。然而,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仍存在制约因素:政府层面,配套措施不明确、保障水平低且补贴项目单一、大灾补偿和再保险机制缺乏等;保险机构层面,基层服务水平不足、区域风险与费率不匹配、特色保险产品供给不足、保险教育宣讲力度不足等;贫困农户层面,风险感知能力和保险意识薄弱、有效需求不足等,制约因素的存在使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应无法充分发挥。第5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临界点及传导机制。本章从农户行为出发,探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边际效用、收入弹性、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以及不确定条件下的期望效用。研究表明:当收入弹性为负时,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商品属性发生变化,即对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总效应为负,这也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存在障碍的原因之一。在期望效用中,公平保费条件下投保与否对农户收入没有影响,但实际上,不确定条件下的效用低于确定条件下的效用,即政策性农业保险所带来的净福利将更大,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将更好。基于效用分析,本文认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存在着临界点,即门槛效应。在临界点之上,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缓解产生了直接和间接传导。其直接传导机制是:（1）农户参与农业保险后,若发生风险损失,保险公司给予经济赔偿,能够减少收入波动,缓解脆弱性;（2）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平滑消费并减少农户的不确定性预期,增强农户的消费信心,实现消费者剩余最大化,进而实现脆弱性的缓解。其间接传导机制是:（1）通过“降低农业投资者风险预期→农业投资增加→农业产业化程度提高→农业产出率提高→农业收入增加→农业经济增长”这一路径推动经济增长,伴随着农业经济增长,涓滴效应带来了农户收入的增加和其它福利状况的改善,进而缓解贫困脆弱性;（2）通过保费收入可以实现财富的再分配,与此同时,保费补贴的实质是政府转移支付,能够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化。进一步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缓解贫困脆弱性。但是需要引起重视的是:从农村缓解贫困的政策角度来看,初始收入分配差距越大的国家,采取收入再分配政策以推动贫困减缓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第6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理论模型及数值模拟。本章从实证的角度探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脆弱性的效用。在对比相关模型的基础上,将MIU效用函数、贝尔曼方程和马尔可夫过程相结合,构架理论模型;以农户在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度量贫困脆弱性。参考前人研究,对相关参数进行校准,模拟不同情况下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采用图形的方法直观显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脆弱性的效用。研究表明:（1）当农户初始资产高于临界值时,投保农业保险后陷入贫困的概率低于未投保的概率;（2）当农户初始资产高于临界值时,赔偿比例越大,陷入贫困的概率越低,反之亦然;（3）相较于足额保险,投保不足额保险时,贫困概率下降的速度较慢（斜率较小）;（4）农业保险财政保费补贴的增加,有助于降低贫困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本章从实证的角度初步证明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存在着临界点。第7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典型村庄的调研数据。本章基于典型村庄的微观调研数据,采用FGLS法、Pr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于笔者亲身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农村普惠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制、效应及政策研究”课题组在四川、甘肃、青海和河南等四省典型村庄的调研数据。在对样本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及Probit回归后,结果显示:（1）在1天1美元标准下（即年收入2600元）,被调查的622户农户中,有65.59%的农户为贫困脆弱性家庭,其中建档立卡农户占比25.24%,非建档立卡农户占比40.35%。（2）整体样本中,参与农业保险、获得保费补贴和保险赔偿能够降低贫困脆弱性,但是保费支出不利于贫困脆弱性的缓解。对比建档立卡农户和整体样本农户发现:对于建档立卡农户而言,若要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应,减轻保费负担是十分重要的,同时,适当提高对建档立卡农户的保费补贴,能够有效降低其贫困脆弱性。非建档立卡农户中,农业保险参与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系数低于建档立卡农户,表明对建档立卡农户而言,参与政策性农业保险具有更大的边际效用。保费支出变量的系数低于整体样本和建档立卡农户样本,表明当农户实现摘帽之后,保费支出的压力在逐步降低,对贫困脆弱性的负向影响在不断减弱。第8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本章基于我国2010年—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门槛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在对整体样本和分组样本分别进行门槛回归后,结果显示:（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时,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的扩张,给农户带来一定的支付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会加重农户负担,并不利于贫困脆弱性的缓解。随着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脆弱性的效果逐步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规模的扩大,尽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农户的保费支付压力,但对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并不明显,即缓解脆弱性的效果并不明显。政策性农业保险赔偿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困脆弱性。（2）分组后再次进行回归发现,低收入组中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对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存在双门槛效应,呈现出“由负到正”的趋势;保费补贴和保险赔偿不存在门槛效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但并不显着。中等收入组中,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和保费补贴存在单门槛效应,且影响系数为正;保险赔偿存在单门槛效应,影响系数“先负后正”。高收入组中,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保费补贴和保险赔偿均存在单门槛效应,系数均为正,但显着性较低。第9章,研究结论、建议及展望。如何充分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是本文研究的实践意义,也是本章价值所在。研究表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功能是客观存在且不断演化的,其风险保障、提供增信担保、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促进农业技术发展等方面功效的发挥,能够打破贫困脆弱性的恶性循环,缓解贫困脆弱性。但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发挥,仍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也使得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存在着临界点（门槛效应）。进一步的,本文从理论模型和数值模拟、微观数据分析、宏观数据分析等角度,均证实了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降低贫困脆弱性,也证明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存在着临界点。基于对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结论的总结,本文建议:应遵循政策性农业保险功能的客观规律,肯定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重要作用;认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微观效用机制,明确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功能定位;构建多层次政策性农业保险产品结构,扩大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保障范围;探索差异化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制度,提高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保障水平等四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最后,研究认为未来可以从探讨多层次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路径、机制与效应;在行为经济学框架下讨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等两个方面入手,开展进一步的研究。本文对该领域的边际贡献和创新之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探索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定位。国内现有针对保险或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的研究主要将其视为一种工具或路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目前处于贫困线下的扶贫对象,而对处于贫困线之上,但是具有高脆弱性,随时可能因灾致贫、因灾返贫的农户关注甚少。本文从脆弱性的视角出发,不仅仅关注当前的贫困,更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贫困和造成贫困的农业风险因素,以前瞻性的视角进行研究,为建立防范返贫和持续脱贫长效机制提供思路。脆弱性视角下的贫困,研究对象范围更大,研究内容包含风险这一因素,在此视角下的研究有助于厘清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深层次原因,也能够明确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定位,即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应发挥是存在临界点的,只有在临界点之上,才能够达到贫困脆弱性缓解的目的。由此,本文在肯定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也提出如果在不恰当的时候、不恰当的对象采用了这一工具,就有可能使贫困加剧。第二,基于“风险-脆弱性”框架探讨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与以往关于贫困的研究不同,贫困脆弱性具有前瞻性,且将风险融入贫困研究之中,重点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对农户贫困的影响。本文在“风险-脆弱性”这一分析框架内,探讨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在外部风险（普遍存在的农业风险）和内部风险（农户自身风险管理能力较弱）的共同作用下,贫困脆弱性逐步生成;暴露性、敏感性和适应性递次演化推动了贫困脆弱性的不断演化;为预防和应对贫困脆弱性,需要有效的风险管理措施,毫无疑问,政策性农业保险是保险领域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也是农业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贫困脆弱性的生成、演化与预防机理,环环相扣构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第三,从微观和宏观层面尝试分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机制。尽管在实践中可以观察到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困脆弱性,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是影响因素和传导机制。本文从政府、保险机构和农户三个层面分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宏观和微观影响因素以及制约因素,并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分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传导机制:政策性农业保险通过稳定农户收入和平滑消费的直接传导机制达到缓解脆弱性的目的;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公平的间接传导机制达到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目的。第四,尝试用理论模型量化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效用是人的主观感受,但却可以通过总效用、边际效用等数理公式来表达。现有的研究中,理论模型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仅研究农业保险的消费效用;二是构建家庭资产增长模型,研究陷入贫困的概率。结合研究的重点和主题,本文将两类模型结合,构建包含农业风险冲击的效用函数,引入农业保险、保险免赔率、保费补贴比例等变量,并根据农业保险的特点,引入不足额保险,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模型构建的创新。将效用函数、贝尔曼方程和马尔可夫过程相结合并进行数值模拟,从理论层面论证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作用。第五,用典型村庄的微观调研数据评估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并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其脆弱性的影响。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能使得农户贫困脆弱性降低多少?是各界关注的重点,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内容。然而,已有的数据库无法满足本文实证所需:大多数微观调研数据没有针对农业保险的数据。因此,本文研究中,采用了笔者亲身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19年在西部地区典型村庄的微观调研数据,一方面评估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另一方面探究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以及主要影响因素。尽管样本量有622份,但涵盖了四川、甘肃、青海等贫困大省,因而仍具有说明意义。进一步的,本文还将受访农户区分为建档立卡农户和非建档立卡农户,对比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其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程博[8]（2019）在《海域使用权流转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资源配置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课题,海域资源的优化配置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海洋在过去被认为是完全开放的空间,物权没有存在的余地。但近几十年的实践证明,由于人们恣意于私益,放任于经济利益,海洋不幸成为公地悲剧的现实标本。世界各国的海域物权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完善的过程。由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公法理论在我国影响颇深,所以我国海域使用权流转制度的设计主要基于公法理论,导致现行海域使用权流转制度行政管理色彩浓厚,海域使用权的私权性未得以彰显,表现在:海域使用立法主要以实现国家对海域资源的管理和控制为目的,以公法性规范为主,义务性、禁止性规定居多,而私法性规范不足,不重视权利,忽视对权利的保护。这种制度设计在我国海域物权制度建立初期,起到了稳定用海秩序、强化国家对海域资源管理的作用。但是在市场经济的今天,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法律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限制权力、权利平等、物尽其用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延续公法理论无法解决私权流转效率的问题。鉴于此,本文以物权法的视角,运用历史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归纳法、经济分析法,对海域使用权流转问题进行研究,探寻完善我国海域使用权流转制度的法律路径。由于长期受限于公法理论,对海域使用权性质的认识并不清晰。尽管海域使用权在设立、行使、变更、消灭、保护等方面附加了公法的诸多限制,但不能以此作为海域使用权是公权的依据。海域使用权“私权化”有两个根本动因:一是赋予私人主体对一定范围内海域排他性支配权利,使其可以从对该海域付出的劳动和投入中获得应有的回报;二是界定私人主体可以从事排他性支配活动的范围,平衡不同私人主体的利益以及私人主体与社会整体的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确定海域使用权为用益物权,既是对物尽其用的回应,也是消解海域资源利用与保护之间冲突的私法选择。因此,尽管海域使用权受到公法的诸多限制,但不能改变其私权属性。海域成为民法之“物”,是对传统物权客体应为有体物及具有特定性、价值性、可支配性认识的突破和发展。海域资源的空间性决定了海域资源可以综合利用。海域使用权配置模式的选择是实现海域资源综合利用的关键。现行海域使用权单一配置模式不适应海域多功能、多层次利用的需要。分层确权理论是对我国现有海域使用管理制度的突破,但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海域资源综合利用过程中的复杂关系。基于海域资源的空间性特点,提出按照海域功能用途设立海域使用权的构想,海域使用权的配置应当以海域功能用途为核心,根据海域功能用途的不同进行归类划分,基本原则是“一类功能用途、一项权利”,即依据实现海域的某一项经济价值的需要,确定该项海域使用权涉及的海域空间范围,并论证了这种构想与物权法理论的相容问题,为实现海域资源的立体综合配置和最佳利用提供了思路。海域使用权流转方式的选择影响海域使用权变动的效率。在海域使用权一级市场,海域使用权以行政审批方式出让为主,竞争性方式所占比重较小,市场的作用有限,导致海域资源配置不合理,造成海域使用效率低下。在海域使用权二级市场,海域使用权流转受到多重限制,并附加了行政审批程序,市场的作用发挥不充分,造成海域使用权流转不畅,物尽其用难以实现。因此,应区分公益性用海与经营性用海,分别设置海域使用权流转的条件,公益性用海采用行政审批方式出让,海域使用权变动的,严格实行行政审批制;经营性用海采用竞争性方式出让,优先选择挂牌或拍卖方式,取消对海域使用权流转的不合理限制,促进海域使用权市场化流转,实现物尽其用。完善行政审批制度,明确界定公共利益的内涵和外延,以限制权力的滥用。审视与完善海域使用权流转登记制度,使之与物权法相衔接,以弥补法律的不足,增强制度的可操作性,为海域使用权流转提供有效保障。海域使用权是物权,所以海域使用权流转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应以物权法理论为架构。由于海域资源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关乎公益与私益,关乎效率与公平,所以,公法的引入与规制不可或缺。因此,应在尊重公法适度干预的前提下,从物权法的视角,对海域使用权流转制度进行理论解释、制度设计和法律完善,使其回归物权性,实现物尽其用。
戴芬园[9]（2019）在《渔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网格化供给研究 ——基于浙东D县的个案考察》文中研究指明渔农村社区是一种重要且特殊的非典型农村社区,既有一般农村社区的共性需求,又有基于自身特殊形态的个性需求,却常如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一般被边缘化,进而呈现出公共服务供给有效性不足的问题。2007年,在借鉴北京东城、上海长宁等网格化经验的基础上,以浙江舟山渔村为首的渔农村社区开始尝试公共服务的网格化供给。目前,公共服务网格化供给作为一种新型服务供给模式已在我国渔农村社区践行超过十年,不仅是地方政府嵌入公共服务供给的关键变量,也是我国渔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以浙东D县为个案对象,基于公共服务供给的历史进路,全景解释性地分析渔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网格化供给的效用限度、问题成因及优化路径。研究表明:处于渐进调适状态下的D县渔农村社区网格化供给以服务流程再造的方式,一方面,下沉层级、资源、技术等,在资源整合与手段更新中强化自上而下的政府供给机制;另一方面,整合上传渔农民需求,在扩大服务对象与表达渠道中完善自下而上的渔农民需求表达机制,总体上提升了政府供给和需求满足两方面的效用,且衍生出海陆同步的新型趋势。但仍在运行中产生了应然与实然的逻辑矛盾,如多元力量参与不足、服务功能无序扩张、成本扩大持久性存疑、网格队伍建设滞后、整体性服务供给不足以及渔农村自治内卷化等。而这些现实困局正是由宏观制度设计层面的全能政府思维、层级边界设定、技术导向,中观地方政府权力下沉式供给行为、标准化服务流程与单一财政支持,以及微观渔农村社区自治内生不足等共同造成的。在未来,渔农村公共服务网格化供给必然要从“网格化供给”走向“网络化供给”,基本路径在于以有限政府思维为导向,以多主体协作网络为依托,从权责、资金、人员管理等多维度升级网格系统、优化流程细节,结合渔农村社区自组织力量的培育,以期渔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唐俐[10]（2017）在《我国填海造地物权法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填海造地在为人类提供生存发展空间、缓解人地矛盾、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目前我国将填海造地作为海域使用权的一种类型加以规制的填海造地海域使用权制度模式,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存在诸多问题。本文以我国填海造地涉及的物权法律问题为研究对象,以填海造地中海域所有权、海域使用权、海域转变为土地中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权利消灭和产生等问题为研究中心,通过大量的数据、案例和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实证考察,总结出我国填海造地及其物权法律规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对现有制度的理论基础进行反思,设计出全新的填海造地权作为填海造地的“基础权利”,并对填海造地中的相关物权的消灭、产生提出具体的完善对策。通过对国家海洋局每年发布的《海域使用管理公报》相关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我国从2002-2015年填海造地确权总面积达144942.85公顷,所征收的填海造地海域使用金数额达628.6亿元,占海域使用权出让金总额的比例年均约77%左右,填海造地的地价构成主要包括海域使用金和填海工程成本,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虽然远比其他用海方式的征收标准高,但填海形成土地的成本远比相同位置的地价水平低,助长了填海造地之风。总体上看,填海造地在增加土地供给、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维护国家主权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会造成海岸陆地地貌发生改变、海洋生物多样性退化以及海洋环境污染、社会矛盾激化、社会资源浪费等诸多生态环境和社会问题。在理论基础方面,我国现行海域物权制度以国家海域所有权为基础,通过设立海域使用权达到海域分散利用的目的,而填海造地是作为海域使用权的一种类型纳入用益物权的范畴,并受到更多的限制,其理论基础主要涉及国家所有权理论、用益物权理论和物权生态化理论。这些理论虽然为我国填海造地提供了依据,但也还存在重大缺陷:一是海域使用权作为填海造地的“基础权利”,使得作为用益物权性质的填海造地海域使用权包含了将他人所有的海域进行事实上处分的权能,违背了用益物权的基本原理;二是将填海造地仅局限在海域权利范围内,无法合理解释将海域资源转变为土地资源的真正权利来源;三是填海造地海域使用权转为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存在问题。这些理论上的缺陷会导致实践中产生诸多问题。在立法上,通过对现行全国性和地方法律文件的全面梳理、总结,发现目前我国海域所有权、海域使用权已经有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对填海造地中新增土地的所有权归属、海域使用权转化为土地使用权、填海造地新增土地使用权、填海造地中的征收补偿与权利损害赔偿等有了总体规定,而地方性法规也做了很多细化规定。但以海域使用权作为填海造地的“基础权利”存在根本性缺陷,并且相关立法体系也不完整,在填海造地海域使用权取得、海域使用权与土地使用权的衔接、“换证”是否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以及填海引起的征收补偿和损害赔偿等方面的规定都还存在缺漏和矛盾。在司法实践上,通过对从中国裁判文书网、无讼案例网以及北大法宝司法案例数据库中筛选出的40个案例样本进行分析,发现因填海造地引发的纠纷主要集中在因对滩涂属于土地还是属于海域的不同认识导致的集体土地所有权与海域国家所有权权属争议、因填海造地引起的收回（征收）补偿争议、填海造地造成环境污染导致的财产损害及赔偿争议、没有取得海域使用权或超越海域使用权的范围违法填海造地的纠纷等方面。填海造地涉及到海洋资源和土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法院裁判适用的实体法规范当然也涉及到海域、土地和环境方面的法律法规,但主要适用《海域使用管理法》的规定。由于许多问题法律层面并无具体规定,填海造地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地方性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等就成为了法院裁判的主要依据,凸显了我国现行填海造地法律制度供给不足。针对现有理论的不足,提出应创设全新的填海造地权来替代填海造地海域使用权。填海造地的本质在于将海域资源转变为土地资源,涉及海域和土地两种资源,只有国家基于国家海域所有权人和国家土地所有权人的双重身份才能实施,国家海域所有权和国家土地所有权成为填海造地的“母权”,填海造地通过行政许可的方式具体实施。填海造地人通过许可获得填海造地权,其内容主要包括取得对待填海域的使用权、可以实施民事性质填海造地行为、在海域变成土地后取得新增土地的使用权。填海造地权在权利基础、权利内容和权利客体方面都具有复合型,将其定性为一种新型的用益物权,能合理解释填海造地的权利来源、解决填海造地实践中的各种难题,应通过修改《物权法》、《海域管理法》等建立填海造地权制度,并在未来民法典中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构建以填海造地权为中心的填海造地权利制度和完善以行政许可为中心的填海造地管理制度,为填海造地提供系统、完善的制度保障。在用填海造地权取代填海造地海域使用权后,还要完善填海造地过程中原有权利的消灭、补偿和新权利的产生制度。在海域所有权、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完善方面,要详细区分不同类型采取国有海域所有权消灭、国有土地所有权的产生、集体土地所有权消灭与补偿等不同的措施,特别是要注意特殊情形下保留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具体措施。在海域使用权利方面,需要完善既有海域使用权的征收、补偿制度,确立公物性质海域上的习惯性利用权利,并创建海域习惯性利用权利的消灭与补偿制度。在生态利益保护方面,需要建立填海造地中海域生态价值的维持与转移制度并创建填海造地生态价值补偿制度。本文可预期的创新之处在于:首先,理论上通过用全新的填海造地权取代现有的填海造地海域使用权,将国家海域所有权和国家土地所有权共同作为填海造地的“母权”,将填海造地权界定为在权利基础、权利内容和权利客体方面都具有复合性的新型用益物权,从而克服现有理论在解释填海造地的“母权”、“基础权利”等方面的不足;其次,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论证了填海造地权的取得、行使、消灭等具体内容,在此基础上详细地提出了完善填海造地中海域所有权、海域使用权、海域习惯性利用权等原有权利的消灭、补偿制度以及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等新权利的产生的具体措施,为填海造提供了系统、完备的制度保障;最后,研究方法上,通过实地调查、统计数据分析、现有立法分析和案例分析等实证分析的方法,使研究变得切实、可靠。
二、渔业公共物品经济的初步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渔业公共物品经济的初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海水养殖保险研究 ——基于保险机构和政府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的意义 |
| 1.3 研究的方法 |
| 1.4 研究的思路与内容 |
| 1.4.1 研究的思路 |
| 1.4.2 研究的内容 |
| 1.5 研究的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渔业资源管理及其政策研究 |
| 2.1.1 渔业资源衰退的原因 |
| 2.1.2 渔业资源管理的目标 |
| 2.1.3 渔业资源管理的政策 |
| 2.2 海水养殖保险的理论基础 |
| 2.2.1 生产风险评估理论 |
| 2.2.2 保险定价理论 |
| 2.2.3 政府补贴理论 |
| 2.2.4 指数型保险理论 |
| 2.3 海水养殖保险的实证研究 |
| 2.3.1 海水养殖生产风险评估 |
| 2.3.2 海水养殖保险市场的失灵 |
| 2.3.3 海水养殖保险政府补贴 |
| 2.3.4 指数型海水养殖保险 |
| 2.4 综合述评 |
| 3 中国海水养殖保险的事实描述、分析框架与理论假说 |
| 3.1 中国海水养殖保险的事实描述 |
| 3.1.1 中国海水养殖保险的历史背景 |
| 3.1.2 中国海水养殖保险的发展历程 |
| 3.1.3 中国海水养殖保险的基础内容 |
| 3.2 中国海水养殖保险的分析框架 |
| 3.2.1 基于保险机构和政府视角研究的原因 |
| 3.2.2 保险机构和政府视角的分析框架的提出 |
| 3.3 中国海水养殖保险的理论假说 |
| 3.3.1 保险机构承担工作的理论假说 |
| 3.3.2 政府承担工作的理论假说 |
| 4 中国海水养殖生产风险的评估与分析 |
| 4.1 海水养殖生产风险的测度方法 |
| 4.1.1 单产趋势 |
| 4.1.2 分布建模 |
| 4.1.3 概率求解 |
| 4.2 研究区域与数据 |
| 4.2.1 研究区域 |
| 4.2.2 数据 |
| 4.3 测度结果与解释 |
| 4.3.1 海水养殖总生产风险分析 |
| 4.3.2 四大种类的海水养殖生产风险分析 |
| 4.3.3 主要海水养殖品种的生产风险分析 |
| 4.3.4 评估结果的解释 |
| 4.4 评估结果对海水养殖保险开展思路的启示 |
| 4.4.1 是否应该开展海水养殖保险 |
| 4.4.2 应该开展什么类型的海水养殖保险 |
| 4.5 本章小结 |
| 5 中国海水养殖保险费率厘定研究 |
| 5.1 中国海水养殖保险费率厘定的基本情况 |
| 5.2 海水养殖保险费率厘定方法 |
| 5.2.1 经验费率法 |
| 5.2.2 对经验费率法的改进 |
| 5.3 研究区域与数据 |
| 5.4 不同方法费率厘定结果的比较 |
| 5.4.1 经验费率法的结果 |
| 5.4.2 分布拟合法的结果 |
| 5.4.3 费率结果的比较 |
| 5.5 费率的调整与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中国海水养殖保险政府补贴政策研究 |
| 6.1 中国海水养殖保险政府补贴的背景与问题 |
| 6.2 政府补贴的分析方法 |
| 6.2.1 保险机构定价 |
| 6.2.2 海水养殖户的参保决策 |
| 6.2.3 引入政府补贴 |
| 6.3 研究区域与数据 |
| 6.4 实证结果 |
| 6.4.1 保险定价结果 |
| 6.4.2 政府是否应该补贴 |
| 6.4.3 政府补贴比例的分析 |
| 6.4.4 政府补贴是否可持续 |
| 6.5 本章小结 |
| 7 政府天气指数型海水养殖保险政策的有效性评估 |
| 7.1 天气指数保险及其在海水养殖的实践 |
| 7.1.1 天气指数保险的缘起与特点 |
| 7.1.2 天气指数保险在海水养殖的实践 |
| 7.2 研究区域与数据 |
| 7.2.1 研究区域 |
| 7.2.2 数据 |
| 7.3 梭子蟹降水指数保险的设计 |
| 7.3.1 指数选择 |
| 7.3.2 赔付结构 |
| 7.3.3 保险定价 |
| 7.3.4 参数优化 |
| 7.4 梭子蟹降水指数保险有效性的评估方法 |
| 7.5 实证结果 |
| 7.5.1 赔付参数的选择与保险定价 |
| 7.5.2 海水养殖户视角的有效性评估 |
| 7.5.3 政府补贴视角的有效性评估 |
| 7.6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2）渔业伦理视角下的现代渔业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现状评述 |
| 1.3 研究方法及内容框架 |
| 第二章 渔业伦理的理论建构 |
| 2.1 渔业伦理的立论基础 |
| 2.1.1 逻辑起点 |
| 2.1.2 资源养护 |
| 2.1.3 可持续利用 |
| 2.2 渔业伦理的概念、地位和原则 |
| 2.2.1 概念溯源及研判 |
| 2.2.2 学科关联 |
| 2.2.3 相关原则 |
| 2.3 基本分类 |
| 2.3.1 渔业生态伦理 |
| 2.3.2 渔业社会伦理 |
| 2.3.3 渔业产业伦理 |
| 2.3.4 渔业科技伦理 |
| 第三章 基于伦理的渔业治理范式分析 |
| 3.1 渔业治理的元层次 |
| 3.1.1 合法性与正当性 |
| 3.1.2 渔业元治理 |
| 3.2 符合伦理的现代渔业治理理论 |
| 3.2.1 基于“生态整体主义”的治理理论 |
| 3.2.2 基于“价值平衡原则”的治理理论 |
| 3.3 渔业伦理分析和评估 |
| 3.3.1 伦理分析矩阵 |
| 3.3.2 伦理评估工具 |
| 第四章 现代渔业治理的伦理进程 |
| 4.1 可持续渔业中的维度指向 |
| 4.1.1 时间维度 |
| 4.1.2 空间维度 |
| 4.1.3 人际维度 |
| 4.2 渔业治理之伦理难题 |
| 4.2.1 人与人的博弈 |
| 4.2.2 人与鱼的博弈 |
| 4.2.3 知与行的脱节 |
| 4.3 渔业治理之伦理突围 |
| 4.3.1 制定渔业伦理目标 |
| 4.3.2 开展渔业伦理决策 |
| 第五章 中国渔业治理的伦理议题 |
| 5.1 中国渔业道德基础与现代问题 |
| 5.1.1 中国传统智慧中的渔业伦理元素 |
| 5.1.2 中国现代渔业问题的伦理之维 |
| 5.2 中国现代渔业治理的绿色转型 |
| 5.2.1 发展阶段与模式进化 |
| 5.2.2 基于伦理的转型实践 |
| 5.2.3 未来发展的伦理展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缩略语 |
| 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3）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的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的背景 |
| (二)选题的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无居民海岛法律制度研究综述 |
| (二)用途管制制度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一)规范分析方法 |
| (二)实证分析方法 |
| (三)经济分析方法 |
| 四、论文框架 |
| (一)论文框架的逻辑结构 |
| (二)论文框架的内容配置 |
| 第一章 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构建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论证 |
| 第一节 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构建的必要性 |
| 一、国家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用途管制职责实现的需要 |
| (一)用途管制的实施范围需要扩大到无居民海岛 |
| (二)需要整合与无居民海岛利用相关的各类规划 |
| 二、有效解决无居民海岛现实使用中存在问题的需要 |
| (一)需要解决无居民海岛的用途分类问题 |
| (二)无居民海岛的用途分类需要与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相衔接 |
| 第二节 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构建的可行性 |
| 一、国家“陆海统筹”战略的支持 |
| (一)“陆海统筹”战略要求推进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 |
| (二)“陆海统筹”战略要求规范无居民海岛利用活动 |
| 二、国家对无居民海岛现有的管理成果铺垫 |
| (一)海岛的全面调查统计完成 |
| (二)无居民海岛的财政收支管理体系的建立 |
| (三)国家对无居民海岛实施“整岛登记” |
| (四)海岛利用受国家监督检查 |
| 第二章 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构建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的概念辨析 |
| 一、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一)无居民海岛 |
| (二)无居民海岛用途 |
| (三)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 |
| 二、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与相关概念的关系 |
| (一)无居民海岛用途与无居民海岛利用 |
| (二)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与无居民海岛利用规划 |
| (三)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与海岛土地征收 |
| 第二节 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关系的构成 |
| 一、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关系的主体 |
| (一)国家 |
| (二)企、事业单位法人和自然人 |
| 二、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关系的客体 |
| (一)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行为 |
| (二)无居民海岛及其周边海域 |
| 三、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关系的内容 |
| (一)国家的权利与义务 |
| (二)企、事业单位法人和自然人的权利与义务 |
| 第三节 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构建的理论依据 |
| 一、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的法学依据 |
| (一)法的价值论 |
| (二)法与政治的关系理论 |
| 二、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的经济学依据 |
| (一)公共物品理论 |
| (二)政府管制理论 |
| 三、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的地理学依据 |
| (一)灾害理论 |
| (二)生态脆弱性理论 |
| 第三章 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构建的原则 |
| 第一节 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的原则 |
| 一、无居民海岛利用需要遵循客观经济规律 |
| (一)降低市场失灵 |
| (二)避免管制失灵 |
| 二、无居民海岛利用受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的指引 |
| (一)平衡无居民海岛利用行为的秩序与自由的冲突 |
| (二)兼顾无居民海岛资源的分配公平与利用效率 |
| 第二节 坚守政策底线的原则 |
| 一、无居民海岛利用规划的编制要坚守“三条控制线” |
| (一)不侵犯生态保护红线 |
| (二)不减少永久基本农田 |
| (三)不突破城镇开发边界 |
| 二、无居民海岛用途要严格管控 |
| (一)禁止在无居民海岛确定“高污染、高环境风险”的用途 |
| (二)无居民海岛用途禁止任意改变 |
| 第四章 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构建中的利益衡量 |
| 第一节 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分析 |
| 一、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 |
| (一)对利益主体的细分 |
| (二)利益主体的利益识别 |
| 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 |
| (一)利益主体之间产生利益矛盾的原因 |
| (二)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 |
| (三)部门利益与部门利益之间的矛盾 |
| (四)中央利益与地方利益之间的矛盾 |
| (五)行政管理人员利益与其他利益的矛盾 |
| 第二节 利益衡量的原则与目标 |
| 一、利益衡量的原则 |
| (一)公共利益最大化原则 |
| (二)利益填补原则 |
| (三)统筹兼顾原则 |
| 二、利益衡量的目标 |
| (一)协调环境公共利益与私人经济利益的关系 |
| (二)避免公共经济利益对私人经济利益的侵犯 |
| (三)减少部门之间的“争利推责” |
| (四)统筹中央的全局利益与地方的局部利益 |
| (五)限制不正当的行政管理人员利益 |
| 第五章 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的构建框架与相关制度完善 |
| 第一节 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权的设定 |
| 一、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权的扩张视角 |
| (一)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权的性质 |
| (二)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权的内容与形式 |
| (三)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权的设定标准 |
| (四)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权的自由裁量 |
| 二、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权的制约视角 |
| (一)对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权的内部制约 |
| (二)对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权的外部制约 |
| 第二节 无居民海岛利用规划制度的完善 |
| 一、在国土空间规划下编制无居民海岛利用规划 |
| (一)多种规划并存所导致的衔接难问题 |
| (二)无居民海岛利用规划的指标控制 |
| (三)无居民海岛利用规划的分区管制 |
| 二、无居民海岛用途的类型化重塑 |
| (一)无居民海岛用途的实证考察 |
| (二)无居民海岛用途具有涵盖“用海”概念的特殊性 |
| (三)无居民海岛用途的确定原则 |
| (四)无居民海岛用途的规范设计 |
| (五)无居民海岛用途的“负面清单”设计 |
| 三、无居民海岛用途审批制度的完善 |
| (一)审批权限的调整 |
| (二)审查内容的细化 |
| (三)审批流程的优化 |
| 第三节 无居民海岛用途变更的规则设计 |
| 一、无居民海岛需要用途变更的原因 |
| (一)弥补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的弊端 |
| (二)适应无居民海岛利用规划的调整 |
| 二、无居民海岛用途变更的内容 |
| (一)农用岛的变更 |
| (二)建设用岛的变更 |
| (三)其他用岛的变更 |
| 第四节 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制度的完善 |
| 一、无居民海岛使用金的确定依据 |
| (一)无居民海岛的用途 |
| (二)无居民海岛所属地域的土地价格水平 |
| 二、无居民海岛使用金的减免、征收与使用 |
| (一)确定减免无居民海岛使用金的用岛项目 |
| (二)完善无居民海岛使用金的征收使用管理 |
| 第五节 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的监督检查体系与法律责任完善 |
| 一、健全对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的监督检查体系 |
| (一)实施统一的国家自然资源督察 |
| (二)发挥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监督作用 |
| (三)实施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
| 二、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责任的完善 |
| (一)行政主体的法律责任 |
| (二)行政相对人的法律责任 |
| 第六章 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与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的制度衔接 |
| 第一节 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视域下的无居民海岛使用权体系 |
| 一、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的性质分析 |
| (一)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具有私权性质 |
| (二)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具有物权性质 |
| 二、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的权利特殊性 |
| (一)伴随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的公法义务过重 |
| (二)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的客体突破了“一物一权”主义 |
| 三、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的“绿色化”思路 |
| (一)《民法典》绿色原则与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的耦合 |
| (二)《民法典》绿色原则对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的辐射 |
| 四、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的种类 |
| (一)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应是一组“权利束” |
| (二)农用岛使用权 |
| (三)建设用岛使用权 |
| (四)其他用岛使用权 |
| 第二节 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对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变动的影响 |
| 一、设定了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的取得条件 |
| (一)足额缴纳无居民海岛使用金 |
| (二)修建无居民海岛的保护设施 |
| 二、限制了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的自由流转 |
| (一)受让人资格的限制 |
| (二)海岛保护投资达到一定规模 |
| (三)已缴清无居民海岛使用金 |
| (四)无居民海岛的使用用途未改变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4）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福利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述评 |
| 1.3.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4 研究思路、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研究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退耕还林工程 |
| 2.1.2 农户、退耕户、非退耕户 |
| 2.1.3 福利、福利分类、福利度量方法、福利效应、农户福利 |
| 2.1.4 生活满意度、收入增长、扶贫 |
| 2.1.5 非农就业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公共物品理论 |
| 2.2.2 外部性理论 |
| 2.2.3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
| 2.2.4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5 福利经济学理论 |
| 2.3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福利效应的影响机理 |
| 2.3.1 研究视角的再诠释 |
| 2.3.2 退耕还林工程影响农户福利效应的研究维度 |
| 2.3.3 作用机理分析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退耕还林工程发展历程与农户福利现状分析 |
| 3.1 退耕还林工程发展历程 |
| 3.1.1 启蒙与初创阶段 |
| 3.1.2 恢复与探索阶段 |
| 3.1.3 试点与示范阶段 |
| 3.1.4 启动与调整阶段 |
| 3.1.5 巩固与发展阶段 |
| 3.1.6 担当新任务与新使命阶段 |
| 3.2 退耕区农户福利发展的现状分析 |
| 3.2.1 退耕区农户主观福利的现状分析 |
| 3.2.2 退耕区农户客观福利的现状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生活满意度主观福利的影响分析 |
| 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4.2 模型构建 |
| 4.2.1 Ordered Probit模型 |
| 4.2.2 Binary Probit模型 |
| 4.3 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
| 4.3.1 变量选择 |
| 4.3.2 描述性统计 |
| 4.4 计量回归结果与分析 |
| 4.4.1 .多重共线性检验 |
| 4.4.2 退耕还林对样本总体农户生活满意度福利的影响 |
| 4.4.3 退耕还林对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生活满意度福利的影响 |
| 4.4.4 退耕还林对不同区域农户生活满意度福利的影响 |
| 4.5 稳健性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收入增长客观福利的影响分析 |
| 5.1 退耕还林对农户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机理 |
| 5.2 计量模型构建与方法说明 |
| 5.2.1 计量模型构建 |
| 5.2.2 方法说明 |
| 5.3 变量定义、样本匹配与描述统计 |
| 5.3.1 变量定义 |
| 5.3.2 样本匹配(PSM)及其匹配质量检验 |
| 5.3.3 描述性统计 |
| 5.4 计量经验结果与分析 |
| 5.4.1 退耕还林对农户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 |
| 5.4.2 退耕还林对农户分项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 |
| 5.4.3 退耕年份对农户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 |
| 5.4.4 退耕还林对不同区域农户农户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 |
| 5.4.5 中介效应检验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扶贫客观福利的影响分析 |
| 6.1 退耕还林对农户扶贫福利的影响机理分析及研究假设 |
| 6.2 计量模型构建 |
| 6.2.1 双差分模型(DID)的适应性分析 |
| 6.2.2 双差分(DID)模型的构建 |
| 6.2.3 回归分解计量模型构建 |
| 6.3 变量设置、样本匹配、贫困判定标准与描述性统计 |
| 6.3.1 变量设置 |
| 6.3.2 样本匹配(PSM)及其匹配质量检验 |
| 6.3.3 贫困判定标准 |
| 6.3.4 退耕还林扶贫福利瞄准效率情况 |
| 6.3.5 描述性统计 |
| 6.4 计量回归结果与分析 |
| 6.4.1 退耕还林对农户扶贫效果福利的影响 |
| 6.4.2 退耕年份对农户扶贫效果福利的影响 |
| 6.4.3 不同区域退耕还林对农户扶贫福利的影响 |
| 6.4.4 退耕还林对农户扶贫福利贡献的影响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客观福利的影响分析 |
| 7.1 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福利的影响机理分析 |
| 7.2 变量设置与描述性统计 |
| 7.2.1 变量设置 |
| 7.2.2 统计性描述 |
| 7.3 计量模型的构建和方法说明 |
| 7.3.1 计量模型的构建 |
| 7.3.2 方法说明 |
| 7.4 计量回归结果与分析 |
| 7.4.1 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参与福利的影响 |
| 7.4.2 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劳动供给福利的影响 |
| 7.4.3 退耕年份对农户非农就业劳动供给福利的影响 |
| 7.4.4 不同区域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劳动供给福利的影响 |
| 7.5 稳健性检验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创新农户增收福利的退耕补偿机制,提高退耕补贴标准 |
| 8.2.2 建立和完善农户增收福利的还林生态补偿机制 |
| 8.2.3 促进农户增收福利的退耕后续产业向新型农林经营模式转变 |
| 8.2.4 搭建和完善农户非农就业福利平台 |
| 8.2.5 提高退耕还林扶贫瞄准扶持机制 |
| 8.2.6 提升农户生活满意度福利水平的认知导向 |
| 8.3 本研究的不足和进一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介绍 |
（5）渔港港务管理优化研究 ——以连云港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概况 |
| 1.2.1 国外研究概况 |
| 1.2.2 国内研究概况 |
| 1.2.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3 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渔港港务管理相关理论 |
| 2.1 渔港港务管理的相关概念 |
| 2.1.1 渔港和渔港港务管理 |
| 2.1.2 渔港港务公司化管理的定义 |
| 2.2 相关基础理论 |
| 2.2.1 公共池塘资源理论 |
| 2.2.2 俱乐部物品理论 |
| 2.2.3 可竞争市场理论 |
| 2.2.4 市场及政府失灵理论 |
| 第三章 渔港港务管理现状及问题分析 |
| 3.1 渔港港务管理运行现状 |
| 3.1.1 连云港市渔港的发展现状及成就 |
| 3.1.2 渔港港务管理机构情况 |
| 3.1.3 渔港港务管理情况 |
| 3.2 渔港港务管理存在问题 |
| 3.2.1 渔港内部物业管理组织缺失 |
| 3.2.2 渔港港务管理资金不足 |
| 3.2.3 渔港基础设施损坏缺失严重 |
| 3.2.4 渔港港务公益属性被淡化 |
| 3.2.5 渔业产业规模化程度不高 |
| 3.2.6 渔港港务管理缺乏统一组织 |
| 3.3 渔港港务管理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
| 3.3.1 法律制度体系不完善 |
| 3.3.2 渔港经营许可混乱 |
| 3.3.3 渔港港务管理力量不足 |
| 3.3.4 渔港资金投入不足 |
| 3.3.5 渔港港务竞争机制缺位 |
| 3.3.6 渔港项目实施和利益保障缺少主体 |
| 第四章 国内外渔港港务管理经验与借鉴 |
| 4.1 国内外渔港港务管理的措施 |
| 4.1.1 日本渔港建设及港务管理经验 |
| 4.1.2 美国旧金山和温哥华渔人码头发展经验 |
| 4.1.3 浙江象山石浦渔港开发及港务管理 |
| 4.1.4 上海东方国际水产城渔港管理和发开利用 |
| 4.2 启示与借鉴 |
| 4.2.1 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 |
| 4.2.2 明确的渔港港务管理主体 |
| 4.2.3 多样的资金来源方式 |
| 4.2.4 多种形式的渔港经营模式 |
| 4.2.5 自由的经营市场 |
| 第五章 渔港港务管理优化设计--公司化管理 |
| 5.1 渔港港务公司化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
| 5.1.1 渔港港务公司化管理理论应用 |
| 5.1.2 渔港港务公司化管理优化方案设计思路 |
| 5.1.3 渔港港务公司化管理优化方案设计的目标与原则 |
| 5.2 渔港港务公司化管理优化方案 |
| 5.2.1 完善渔港港务公司化管理法律体系 |
| 5.2.2 成立渔港港务管理办公室(行政中心) |
| 5.2.3 成立渔港港务管理公司 |
| 5.2.4 解决渔港港务管理的资金短缺 |
| 5.2.5 促进渔港产业多种形式发展 |
| 第六章 渔港港务公司化管理运行保障措施 |
| 6.1 渔港港务管理公司成立前保障措施 |
| 6.1.1 合理收编原渔港码头经营者 |
| 6.1.2 标准化改造渔港码头 |
| 6.1.3 设置渔港经营权交易平台 |
| 6.2 渔港港务管理公司运营中保障措施 |
| 6.2.1 开展对渔港港务管理公司的行政指导检查 |
| 6.2.2 集中力量发展中心渔港 |
| 6.2.3 制定渔港码头经营者评价激励机制 |
| 第七章 结论 |
| 附录A 对部分渔民访谈提纲 |
| 附录B 对渔港监督机构工作人员访谈提纲 |
| 附录C 对渔港经营者访谈提纲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6）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中文详细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价值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价值 |
| 二、文献梳理与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相关研究的考察 |
| (二)国内相关研究的考察 |
| (三)简要评析 |
| 三、论文架构与研究方法 |
| (一)论文架构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可能的贡献与研究不足 |
| (一)可能的贡献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的生成背景 |
| 一、时代命题:奥斯特罗姆所处的社会环境 |
| (一)倡导自发秩序: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兴 |
| (二)回归公共治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塑 |
| (三)理性官僚制的正当性反思 |
| 二、理论积淀:集体行动问题的研究传统 |
| (一)来自政治学视角的分析 |
| (二)来自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
| (三)来自社会心理学视角的分析 |
| (四)小结 |
| 三、学术延承:自主治理思想的理论渊源 |
| (一)公共选择理论 |
| (二)新制度经济学 |
| (三)合作博弈理论 |
| (四)多中心治理理论 |
| 第二章 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的应用场域 |
| 一、运作对象:小规模的公共池塘资源 |
| (一)物品类型与公共池塘资源 |
| (二)资源系统、资源单位及其占用者 |
| 二、预设前提:行为假设与制度多样性 |
| (一)制度分析的行为假设:完全理性与有限理性的结合 |
| (二)作为博弈规则的制度:一项基于新制度主义的理解 |
| 三、场域困境:集体行动中的机会主义 |
| (一)资源治理的三大模型 |
| (二)激励结构的四重缺陷 |
| (三)制度供给的二阶困境 |
| 第三章 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的构建逻辑 |
| 一、从质疑到开创:思想生成的演进路径 |
| (一)质疑:非此即彼的政策方案 |
| (二)开创:另辟蹊径的治理路径 |
| 二、从个体到系统:自主治理的分析脉络 |
| (一)影响个人策略选择的综合变量 |
| (二)集体行动情境自主治理的难题 |
| (三)公共资源长期存续的设计原则 |
| (四)集体行动制度层次的嵌套分析 |
| 三、从IAD到 SES:自主治理的研究框架 |
| (一)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 |
| (二)诊断社会—生态系统(SES)框架 |
| (三)IAD与 SES框架的关联互动 |
| 四、从信任到互惠:自主治理的核心要素 |
| (一)社会资本的内涵及关键特征 |
| (二)奥斯特罗姆的借鉴及其超越 |
| 第四章 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的分析特色 |
| 一、问题聚焦:以问题为中心的跨学科研究 |
| (一)多学科交叉的综合分析方法 |
| (二)发展与实证经验一致的理论 |
| 二、研究进路:制度分析与经验研究相结合 |
| (一)理性选择的制度分析途径 |
| (二)田野调查与实验研究并重 |
| 三、分析视角:基于个人主义的方法论 |
| (一)有关个体行为的决策分析 |
| (二)有限重复博弈理论的运用 |
| 第五章 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的价值审视 |
| 一、奥斯特罗姆思想的学术史定位 |
| (一)公共治理谱系中的自主治理思想 |
| (二)自主治理:复合民主的微观基础 |
| 二、自主治理思想的理论价值 |
| (一)传统集体行动理论的变革 |
| (二)当代制度分析视野的拓展 |
| (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完善 |
| (四)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奠基石 |
| 三、自主治理思想的局限审视 |
| (一)适用性层面的局限 |
| (二)实操性层面的局限 |
| 结语 重视奥斯特罗姆的学术遗产 |
| 一、摈弃万能药:诊断现实世界的复杂性 |
| 二、警惕理论模型的隐喻化用法 |
| 三、治理话语中积极公民的塑造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生平及学术研究历程 |
| 附录二 美国布鲁明顿学派的思想精义:多中心治理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7）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及功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政策背景 |
| 1.1.2 现实背景 |
| 1.1.3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与目的 |
| 1.2.1 研究意义 |
| 1.2.2 研究目的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贫困脆弱性的相关文献 |
| 1.3.2 农业风险与贫困脆弱性的相关文献 |
| 1.3.3 政策性农业保险与贫困脆弱性的相关文献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核心概念界定 |
| 1.4.1 贫困及贫困脆弱性 |
| 1.4.2 缓解贫困脆弱性:与脱贫、扶贫的比较 |
| 1.4.3 政策性农业保险 |
| 1.4.4 机理 |
| 1.4.5 功效:功能+效应 |
| 1.5 研究问题、思路及内容 |
| 1.5.1 研究问题及研究边界限定 |
| 1.5.2 研究思路 |
| 1.5.3 研究框架及内容 |
| 1.6 研究方法 |
| 1.7 创新与不足 |
| 1.7.1 创新之处 |
| 1.7.2 不足之处 |
| 2.相关理论及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 |
| 2.1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贫困脆弱性的相关理论 |
| 2.1.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相关理论 |
| 2.1.2 贫困脆弱性的相关理论 |
| 2.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相关理论 |
| 2.2.1 效用理论与预期效用理论 |
| 2.2.2 模型的求解工具:马尔可夫过程 |
| 2.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 |
| 2.3.1 农业风险冲击下贫困脆弱性的生成机理 |
| 2.3.2 农业风险冲击下贫困脆弱性的演化机理 |
| 2.3.3 农业风险冲击下贫困脆弱性的缓解机理 |
| 2.4 本章小结 |
| 3.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演进及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实践启示 |
| 3.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演进 |
| 3.1.1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农业保险的制度变迁:1982-1992年 |
| 3.1.2 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初期农业保险的制度变迁:1992-2003年 |
| 3.1.3 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确立与变迁:2004年至今 |
| 3.1.4 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演进中的主要成就和基本经验 |
| 3.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多层面分析 |
| 3.2.1 农业风险冲击下的贫困脆弱性及其成因 |
| 3.2.2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供给和需求层面 |
| 3.2.3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收入和消费层面 |
| 3.2.4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风险保障层面 |
| 3.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的典型案例:中国实践 |
| 3.3.1 “金融扶贫,保险先行”的河北省“阜平模式” |
| 3.3.2 “精准滴灌”的甘肃省农业保险扶贫模式 |
| 3.4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的典型案例:国际实践 |
| 3.4.1 基于减贫目标的印度农业保险政策 |
| 3.4.2 巴西农业保险制度及其经验 |
| 3.5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中外实践的启示借鉴 |
| 3.5.1 制度体系和政策支持较为健全 |
| 3.5.2 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通力协作 |
| 3.5.3 保险产品供给和配套措施完备 |
| 3.6 本章小结 |
| 4.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及因素 |
| 4.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职能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 |
| 4.1.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职能 |
| 4.1.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风险保障功效 |
| 4.1.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其他功效 |
| 4.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影响因素:供给层面 |
| 4.2.1 宏观供给层面的影响因素 |
| 4.2.2 微观供给层面的影响因素 |
| 4.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影响因素:需求层面 |
| 4.3.1 农业风险损失产生农业保险需求意愿 |
| 4.3.2 农业收入增加提高农业保险购买能力 |
| 4.4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制约因素 |
| 4.4.1 政府层面的制约因素 |
| 4.4.2 保险机构层面的制约因素 |
| 4.4.3 贫困农户层面的制约因素 |
| 4.5 本章小结 |
| 5.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临界点及传导机制 |
| 5.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 |
| 5.1.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边际效用 |
| 5.1.2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需求收入弹性 |
| 5.1.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 |
| 5.1.4 不确定条件下的期望效用 |
| 5.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临界点:门槛效应 |
| 5.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直接传导机制 |
| 5.3.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直接传导机制:收入效应 |
| 5.3.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直接传导机制:消费效应 |
| 5.4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间接传导机制 |
| 5.4.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间接传导机制:经济增长 |
| 5.4.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间接传导机制:收入分配 |
| 5.5 本章小结 |
| 6.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理论模型及数值模拟 |
| 6.1 相关模型比较及选择 |
| 6.1.1 模型比较 |
| 6.1.2 模型选择 |
| 6.2 理论模型构建 |
| 6.2.1 基本模型 |
| 6.2.2 引入农业风险冲击 |
| 6.2.3 引入农业保险 |
| 6.2.4 引入不足额保险 |
| 6.2.5 引入农业保险保费补贴 |
| 6.2.6 陷入贫困的概率 |
| 6.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用的数值模拟 |
| 6.3.1 相关参数校准及函数假定 |
| 6.3.2 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6.3.3 赔偿比例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6.3.4 不足额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6.3.5 保费补贴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6.4 本章小结 |
| 7.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典型村庄的调研数据 |
| 7.1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 7.1.1 基于农户资产的贫困脆弱性测度模型 |
| 7.1.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评估模型 |
| 7.1.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7.2 农户贫困脆弱性测度 |
| 7.2.1 收入期望和方差的FGLS估计 |
| 7.2.2 贫困线的确定 |
| 7.2.3 农户贫困脆弱性的估计结果 |
| 7.3 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7.3.1 变量的相关关系 |
| 7.3.2 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7.3.3 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渠道 |
| 7.4 本章小结 |
| 8.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 |
| 8.1 门槛效应的经济学解释 |
| 8.2 门槛回归模型的基本理论及选择依据 |
| 8.2.1 门槛回归模型的基本理论 |
| 8.2.2 门槛模型选择依据 |
| 8.3 解释变量、数据说明与模型设定 |
| 8.3.1 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
| 8.3.2 模型设定 |
| 8.4 门槛效应存在性检验 |
| 8.5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的实证分析:整体样本回归 |
| 8.5.1 保费收入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果分析 |
| 8.5.2 保费补贴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果分析 |
| 8.5.3 保险赔偿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果分析 |
| 8.6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的实证分析:分组样本回归 |
| 8.6.1 样本分组依据 |
| 8.6.2 低收入组回归结果分析 |
| 8.6.3 中收入组回归结果分析 |
| 8.6.4 高收入组回归结果分析 |
| 8.7 本章小结 |
| 9.研究结论、建议及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建议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8）海域使用权流转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创新点摘要 |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海域使用权流转之基本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海域使用权流转之确定 |
| 一、海域使用权流转概念的界定 |
| 二、海域使用权流转的必要性分析 |
| 第二节 海域使用权流转之理论支撑 |
| 一、可持续发展理论 |
| 二、产权理论 |
| 三、物权法理论 |
| 第三节 海域使用权流转之基本价值取向分析 |
| 一、公益与私益平衡 |
| 二、公平与效率兼顾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海域使用权流转之客体研究 |
| 第一节 海域使用权性质之辨 |
| 一、海域使用权概念的界定 |
| 二、关于海域使用权性质的学说之争 |
| 三、关于海域使用权权利类型的学说之辨 |
| 四、海域使用权制度是对用益物权的发展 |
| 第二节 海域使用权客体之思 |
| 一、大陆法系关于物权客体的历史演进与立法比较 |
| 二、大陆法系物权客体理论对我国民法理论的启示与影响 |
| 三、海域成为物权客体之理论分析 |
| 四、海域的厘定 |
| 五、海域范围的确定 |
| 第三节 海域使用权内容之析 |
| 一、海域使用权人的权利分析 |
| 二、海域使用权人的义务解析 |
| 第四节 海域资源综合利用视域下的海域使用权配置研究 |
| 一、海域使用权“私权化”的动因分析 |
| 二、关于海域使用权配置模式之批评性讨论 |
| 三、关于海域使用权配置模式的构想 |
| 四、按照海域功能用途确权与物权法相容问题探讨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海域使用权一级市场流转方式问题研究 |
| 第一节 非竞争性方式的适用与分析 |
| 一、行政审批行为法律性质之辨 |
| 二、申请人范围的确定与特殊群体利益的保障 |
| 三、行政审批程序的确定 |
| 四、关于海域使用权取得时间的讨论 |
| 五、行政审批方式的优势与不足 |
| 第二节 竞争性出让方式的确定与评析 |
| 一、招标方式的适用 |
| 二、关于拍卖方式 |
| 三、挂牌方式的确定 |
| 第三节 海域使用权一级市场流转方式的改进 |
| 一、海域使用权一级市场流转方式比较分析 |
| 二、权力的限制与权利的保护 |
| 三、海域使用权一级市场流转方式之完善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海域使用权二级市场流转方式问题研究 |
| 第一节 海域使用权二级市场流转方式的适用与分析 |
| 一、转让方式的适用 |
| 二、出资方式的确定 |
| 三、抵押方式的探讨 |
| 四、关于出租方式 |
| 第二节 关于海域使用权二级市场流转限制条件的反思 |
| 一、海域使用权转让限制条件设置目的分析 |
| 二、海域使用权转让限制条件的必要性探讨 |
| 三、海域使用权转让附加行政审批程序的必要性讨论 |
| 四、取消对海域使用权转让的不合理限制 |
| 第三节 海域使用权二级市场功能的实现路径 |
| 一、法律法规的多重限制导致海域使用权二级市场流转不畅 |
| 二、促进经营性用海市场化流转是实现二级市场功能的迫切要求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海域使用权流转之登记制度探析 |
| 第一节 海域使用权登记之功能定位 |
| 一、海域使用权登记的内容分析 |
| 二、海域使用权登记行为法律性质的探讨 |
| 三、海域使用权登记兼具公法与私法的功能 |
| 四、海域使用权流转登记制度与海域使用权流转 |
| 第二节 海域使用权流转登记制度之思考 |
| 一、海域使用权登记的效力有待完善 |
| 二、海域使用权登记的法律依据效力有限 |
| 三、关于海域使用权登记机构的规定存在缺陷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海域使用权流转制度的反思与完善 |
| 第一节 我国海域使用权流转的现状与困境 |
| 一、海域使用权流转法律体系不完善 |
| 二、现行立法例行政管理色彩浓厚 |
| 三、法律之间存在的冲突需要协调 |
| 四、海域使用权配置不合理 |
| 第二节 完善海域使用权流转制度的思路选定与路径选择 |
| 一、回归物权性是完善海域使用权流转制度的基本思路 |
| 二、强化现有法律的私法性是完善海域使用权流转制度的基本路径 |
| 第三节 海域使用权流转制度之立法完善 |
| 一、完善海域使用权流转法律体系 |
| 二、完善海域使用权流转登记制度 |
| 三、建立以海域功能用途为核心的海域使用权配置模式 |
| 四、规范海域使用权收回制度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9）渔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网格化供给研究 ——基于浙东D县的个案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及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 |
| 1.4.2 存在的不足 |
| 第2章 主要概念的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主要概念的界定 |
| 2.1.1 渔农村社区 |
| 2.1.2 网格化供给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公共产品理论 |
| 2.2.2 网络化治理理论 |
| 第三章 个案研究:基于浙东D县的渔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网格化供给 |
| 3.1 渔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网格化供给的生成条件 |
| 3.1.1 国家政策:网格化供给的宏观背景 |
| 3.1.2 地理环境:网格化供给的现实耦合 |
| 3.1.3 渔农民需求:网格化供给的内生动力 |
| 3.2 D县渔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网格化供给的案例描述 |
| 3.2.1 D县的基本概述 |
| 3.2.2 渐进调适:D县渔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网格化供给的历史沿革 |
| 3.2.3 流程再造:D县渔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网格化供给的现实运行 |
| 3.2.4 海陆同步:D县渔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网格化供给的未来趋向 |
| 3.3 D县渔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网格化供给的双向效用分析 |
| 3.3.1 供给侧: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效能稳步提升 |
| 3.3.2 需求端:渔农民公共需求表达机制日益健全 |
| 3.4 D县渔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网格化供给存在的限度 |
| 3.4.1 主体单一化:多元力量参与不足 |
| 3.4.2 边界模糊化:网格功能无序扩张 |
| 3.4.3 成本扩大化:网格服务持久性存疑 |
| 3.4.4 团队疲态化:网格队伍建设滞后 |
| 3.4.5 空间碎片化:整体性服务供给缺失 |
| 3.4.6 自治内卷化:渔农村自我供给受限 |
| 第4章 渔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网格化供给问题的原因分析 |
| 4.1 宏观制度设计层面 |
| 4.1.1 强制性制度变迁下的全能政府路径依赖 |
| 4.1.2 属地化原则下的层级边界僵化 |
| 4.1.3 数字化时代下的技术理性膨胀 |
| 4.2 中观地方政府层面 |
| 4.2.1 权力下沉式供给与网格功能有限性的矛盾 |
| 4.2.2 标准化服务流程与渔农村特殊生态的矛盾 |
| 4.2.3 单一化经费来源与网格高成本支出的矛盾 |
| 4.3 微观渔农村社区层面 |
| 4.3.1 渔农村社区的过度行政化 |
| 4.3.2 渔农业对政府的高依赖性 |
| 4.3.3 渔农民自治内生基础薄弱 |
| 第5章 渔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网格化供给走向网络化供给的优化路径 |
| 5.1 宏观制度设计:将网络嵌入网格 |
| 5.1.1 从政府主导网格到多元参与网络 |
| 5.1.2 从刚性层级边界到柔性协调网络 |
| 5.1.3 从工具理性导向到人文关怀向度 |
| 5.2 中观地方政府:将网格系统上升为网络系统 |
| 5.2.1 明确网格服务功能定位 |
| 5.2.2 强化网格资金保障机制 |
| 5.2.3 推进网格人员队伍建设 |
| 5.3 微观渔农村社区:将网格客体转型为网络主体 |
| 5.3.1 拓展社区村委会自治空间 |
| 5.3.2 提升社会组织的服务功能 |
| 5.3.3 发挥新乡贤文化的时代价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10）我国填海造地物权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论文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填海造地的界定及我国填海造地的现状分析 |
| 一、填海造地的界定 |
| （一）填海造地的概念 |
| （二）与填海造地范围相关的概念解析 |
| 二、我国填海造地的现状分析 |
| （一）我国填海造地确权面积与海域使用金征收现状分析 |
| （二）我国填海造地的效应现状分析 |
| 三、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填海造地物权制度的理论基础解析 |
| 一、国家所有权理论与我国海域物权制度的总体构建 |
| （一）物权客体理论的发展与海域国家所有权制度的确立 |
| （二）海域国家所有权是海域物权制度的基础 |
| （三）对国家海域所有权性质的争论 |
| （四）从公产视角对海域国家所有权理论的反思 |
| 二、用益物权理论与我国填海造地海域使用权的生成 |
| （一）填海造地海域使用权制度的生成 |
| （二）对海域使用权的性质与权能的反思 |
| 三、物权生态化理论与填海造地物权的限制 |
| （一）物权生态化理论的兴起 |
| （二）物权生态化视角下对海域使用权限制的反思 |
| 四、目前填海造地引发的主要物权争论 |
| （一）海域使用权能否作为填海造地的“基础权利” |
| （二）海域国家所有权能否作为填海造地的“母权” |
| （三）填海造地海域使用权转为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争论 |
| 第三章 我国填海造地物权法律规制的现状分析 |
| 一、填海造地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总体梳理 |
| （一）全国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
| （二）地方性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
| 二、填海造地中海域所有权制度的立法现状分析 |
| （一）海域所有权的主体、客体和内容的规定 |
| （二）对海域所有权规定的评析 |
| 三、填海造地中海域使用权制度的立法现状分析 |
| （一）填海造地海域使用权取得的规定及评析 |
| （二）填海造地海域使用权效力方面的规定及评析 |
| （三）违法使用海域填海造地法律责任承担的规定及评析 |
| 四、填海造地中权利转化与承接制度的立法现状分析 |
| （一）填海造地新增土地的所有权归属 |
| （二）海域使用权转化为土地使用权的规定及评析 |
| （三）填海造地物权承接登记制度的规定及评析 |
| 五、填海造地中的征收补偿与权利损害赔偿制度现状分析 |
| （一）填海造地导致的征收及其补偿方面的规定及评析 |
| （二）填海造地造成环境污染导致相关权利损害及赔偿的规定及评析 |
| 六、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填海造地导致纠纷的司法案例实证考察 |
| 一、司法案例样本概览 |
| （一）案例样本筛选及分布情况分析 |
| （二）案例样本争议当事人、争议事由和法院裁判适用的实体法规范分析 |
| 二、各类纠纷的典型案例引证 |
| （一）填海造地海域使用权设立的权属纠纷 |
| （二）因填海造地引起的征收（收回）补偿纠纷 |
| （三）填海造地海域使用权和土地使用权衔接纠纷 |
| （四）填海造地造成环境污染导致相关权利损害及赔偿纠纷 |
| （五）违法填海造地的纠纷 |
| （六）不服填海造地规划导致的纠纷 |
| 三、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填海造地物权的理论创新及总体制度架构 |
| 一、填海造地权的证成 |
| （一）设立填海造地权的必要性 |
| （二）填海造地权的界定 |
| （三）创设填海造地权的作用 |
| 二、填海造地权的构建 |
| （一）创设填海造地权的立法措施 |
| （二）填海造地权的设立 |
| （三）填海造地权的转让与消灭 |
| （四）填海造地权的内容及与相关物权的区别 |
| 三、填海造地权视角下填海造地的总体制度构架 |
| （一）构建以填海造地权为中心的填海造地权利制度 |
| （二）完善以行政许可为中心的填海造地管理制度 |
| （三）填海造地权视角下填海造地的重新分类 |
| （四）填海造地权视角下相关物权消灭与产生的总体分析 |
| 第六章 我国填海造地物权制度的完善与创新 |
| 一、填海造地中海域所有权与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完善 |
| （一）海域所有权消灭与土地所有权产生的类型 |
| （二）完善海域所有权消灭与土地所有权产生制度的具体措施 |
| 二、填海造地中“海域使用”权利消灭制度的完善与创新 |
| （一）既有海域使用权消灭与补偿制度的完善 |
| （二）创建海域习惯性利用权利的消灭与补偿制度 |
| 三、建立填海造地中生态价值的转移与补偿制度 |
| （一）建立填海造地中海域生态价值的维持与转移制度 |
| （二）创建填海造地生态价值补偿制度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四、渔业公共物品经济的初步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海水养殖保险研究 ——基于保险机构和政府的视角[D]. 强朦朦. 浙江大学, 2021(01)
- [2]渔业伦理视角下的现代渔业治理研究[D]. 何妤如. 上海海洋大学, 2021(01)
- [3]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的构建[D]. 赵缔. 吉林大学, 2020(03)
- [4]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福利效应研究[D]. 杨均华.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02)
- [5]渔港港务管理优化研究 ——以连云港市为例[D]. 梁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9(03)
- [6]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研究[D]. 任恒. 吉林大学, 2019(02)
- [7]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及功效研究[D]. 徐婷婷.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 [8]海域使用权流转制度研究[D]. 程博. 大连海事大学, 2019(06)
- [9]渔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网格化供给研究 ——基于浙东D县的个案考察[D]. 戴芬园. 南京农业大学, 2019(08)
- [10]我国填海造地物权法律问题研究[D]. 唐俐. 吉林大学, 201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