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差距,如何缩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怎样面对挑战（论文文献综述）
王永仓[1]（2021）在《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文中指出数字经济是当前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数字金融以先进的底层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用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为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新的途径。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创业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三农”领域的热点议题,也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年放缓,农村居民外出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在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面临较大的压力,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传统农村金融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支持乏力,需要寻求新的动力以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然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可能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新机会。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数字金融时代。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等优势,降低了信贷服务对财务报表、信贷记录、抵押担保等传统信贷技术的依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通过促进消费投资、激励创新创业、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等途径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了农村居民创业就业环境,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更多的机会。数字金融有望通过金融组织与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创新,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解决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长期面临的低收益、高成本、效率与安全难以兼顾等瓶颈问题,可以惠及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大量农村居民,有助于缓解他们的金融约束,获得便利低成本的支付、投资理财、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并改善他们的消费行为,促进他们的创业、投资、经营及就业活动,提高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促使农民收入增长。鉴于此,本文以数字金融为切入视角,着重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本文遵循提出问题、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基于中国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促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政策依据。具体地,本文在深入分析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及结构变化、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及演变趋势的基础上,重点构建了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综合采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法、中介效应模型、门槛估计法、面板半参数估计、空间计量、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法、Iv-probit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结论提出发展数字金融以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结如下:第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差距日趋缩小,但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依然存在问题,带来了新的风险并产生新的金融排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收入结构表现出显着的时空差异,各省农民收入差距日渐缩小,农民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呈现出分块集聚的特征;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具有普遍的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加速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各类数字金融业务的应用与普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发展差距日渐缩小,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明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着增强。但是数字金融发展本身及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着问题。部分传统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非因为数字金融而化解,有些问题在数字金融领域反而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风险,并产生了新的金融排斥。中国数字金融在短期内将会强化监管,长期将会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重,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及收入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农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收入形态已经高度货币化,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超越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来源,转移性收入成为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亮点,财产性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近年来农民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正在放缓。各省份农民收入增长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农民收入较高的省份、农民收入较低的省份存在分块集聚的特征。伴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各维度、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均具有正相关性,且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存在非线性特征。第二,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各项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处于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较多,在不同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存在显着的差异。首先,无论是数字金融总指数还是各维度指数都与农民收入增长显着正相关,并具有显着的滞后效应。采用过度识别的工具变量GMM和LIML方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支付、信贷、保险等各类数字金融业务均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次,数字金融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长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再次,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增收效应最强。最后,各收入分位数上的人群均能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体现出包容性特征。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基于自身非线性特征,并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值,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当前所有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均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其次,总体上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明显,但其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存在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农民增收效应逐步增强。进一步分析表明,覆盖广度与农村人力资本的交互耦合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使用深度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存在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增收效应有所减弱。在样本期内大部分省份的人力资本仍然处在数字化程度增收效应较大的阈值范围内。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均存在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上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具体来看,覆盖广度不仅有利于本省的农民收入增长,还能提高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有利于提高本省农民收入增长,但对邻接省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对本省农民收入增长影响不显着,但是对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并主要通过城市化进程进而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在控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本身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渠道。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除了通过中介变量传导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而稳健的正面影响。进一步考虑到各省份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在初始互联网普及率、居民高等教育比例相对较低省份,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在初始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私营企业比重较高的省份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其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城市化途径来实现,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城市化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除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最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存在区域差异。第五,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创业,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活动,提高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农户增收,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影响更为显着。首先。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具体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降低了农户的农业收入,提高了非农收入,即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收入结构;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对所有农户的家庭增收均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异质性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总体上,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随分位点的上升表现出先下降后缓慢增强的特征,对非贫困农户、东部地区的农户以及低社会资本和低金融知识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更强,对贫困农户和中西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弱。其次,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提高非农就业水平,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从创业活动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尤其是提高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并改善非创业家庭的创业意向;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其创业活动具有溢出效应,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则不显着。从创业绩效来看,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提高项目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还能改善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和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非创业农户的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创新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验证,现有研究通常从某一个方面的来展开。宏观层面,从赋能实体经济的角度讨论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逐步检验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吸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微观层面从支持农户家庭创业的视角讨论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创业活动,尤其是机会型创业,并提升了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家庭增收。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经济对自雇型就业和受雇型就业的影响,但是很少从微观的角度考察,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创业家庭和非创业家庭就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影响力度更大。即是说,数字金融更有利于增加受雇型劳动者的非农就业机会。（2）研究内容方面。没有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能否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得好处,这一点很少有文献进行考察。本文从社区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不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收入、家庭创业及非农就业均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关于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关注的文献也较少。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促进了非贫困户的家庭增收,但是对贫困家庭的增收效应不显着。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金融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但是对农业收入的关注比较少。本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提高了农户家庭非农业收入,减少了农业收入。（3）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将面板门槛模型、二次项面板模型及面板半参数模型结合起来以研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将面板门槛模型与交互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起来研究数字金融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在研究数字金融农户增收效应时使用了OLS、2SLS及PSM方法。现有研究在处理同类问题时通常只考虑了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方法,本文尽可能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张晨瑶[2]（2020）在《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18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要求东北地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开放合作高地,明确了东北参与“一带一路”的方式和程度即深度融入,提升了新形势下东北在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布局中的站位,即建成国家开放合作高地。时隔一年,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时强调,东北地区要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提示东北要通过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进一步提升开放的水平和层次。从建设开放合作高地到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国家对东北地区在“一带一路”的定位逐步升级,期望逐渐提高。为此,东北地区在融入“一带一路”的过程中要努力贯彻新理念、注重拓展新领域,实现对外开放的高层次、高质量。丝路深耕,开放升级,“一带一路”倡议给东北地区开放发展提供了新舞台也提出了新要求,东北唯有强化优势、补齐短板,才能在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过程中,尽快达到对外开放新前沿的理想境界。关于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学术界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主要是侧重于某一产业、某一领域的对接,和相对笼统的整体性研究,缺乏系统而完整、全面而细致的研究成果。本文以东北三省一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厚根基为切入点,分析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客观条件、重要依托、拓展平台、推进路径,提炼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的时代价值,力求逻辑严密、系统完整的展开东北地区作为国家重要战略区域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整体开发阵容,以此撬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方向的主要驱动力量。本文共分为六个章节展开论述:第1章,绪论。概述了本文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总结了国内外目前对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这一课题的研究情况,综述现有研究成果,形成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2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客观条件。以习近平关于“一带一路”重要论述作为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思想,梳理从国家到东北各地关于深度融入“一带一路”的政策依据。从历史渊源、文化底色、经济关联、跨境交往四个方面探究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厚根基。第3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依托。全面分析了东北地区既有国家级区域发展规划包括辽宁沿海经济带、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沈阳经济区、哈长城市群的发展情况。评估发展现状、分析制约因素、提出对策建议,强化其依托作用以更好的承接“一带一路”建设重要机遇。第4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四方平台。系统阐释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在四个方向上的跨国战略平台,即东进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西拓连接中蒙俄经济走廊,南下撬动环渤海经济圈,北上开发北极航线,东进西拓南下北上构建东北全方位开放大格局。第5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路径。深入论证大连自由贸易港建设,创建满洲里作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全面开放第一品牌重镇,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开发,“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研究的时代契机、基本思路、重要价值、支撑条件、现存问题、实施方案等,以重大工程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第6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价值:塑造包容性全球化发展的中国范例:打造全国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区域示范,创造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东北机遇。
张琦[3]（2020）在《金融科技对我国银行业竞争力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银行业是现代金融体系的主体,是国民经济运转的重要枢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银行业历经数次改革,竞争力得到不断提升,但是仍然面临着很多问题和挑战。随着我国经济增速下行,实体经济进入转型阵痛期,银行业获取优质资产的难度在不断上升;同时,以利率市场化为代表的金融改革步伐正在不断加快,金融监管也在逐步向国际标准靠拢,导致了银行业的盈利能力不断下降,经营风险却不断上升,亟需探寻改革路径。金融科技的兴起为我国银行业带来了转型动力。通过与新兴科技的有机融合,银行业可以降低经营成本、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突破传统业务局限获取新的利润增长点。但是金融科技在带来改革动力的同时,也对银行业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基于金融科技的新兴金融业态正在持续蚕食着银行业传统业务的市场份额,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提升了银行业特别是中小型银行的经营压力。因此,在金融科技蓬勃发展的背景下,金融科技对我国银行业竞争力的影响是正面提升居多还是负面冲击居多?能否成为我国银行业转型升级的润滑剂和助推器?基于对上述问题的思考,本文就金融科技对于我国银行业竞争力产生的影响展开了理论和实证研究,主要研究方法和结论如下:（1）通过对我国各类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风控能力、流动性能力和发展能力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对比分析,本文发现目前我国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各方面竞争力相对于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而言都有着较大的优势,但是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更具发展潜力。同时,通过分析我国银行业在资产不良率和净息差方面的表现,以及资本约束情况的变化,发现由制度因素推动的转型路径在提升我国银行业竞争力的同时,也给我国银行业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2）中国是金融科技大国,国内金融科技发展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但是总体而言落后于美国,本文认为底层技术发展的滞后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通过对比中美两国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和云计算在战略规划、学术研究、产业发展、人才储备等方面的现状,本文发现中国金融科技相对于美国而言,存在一定的结构性失衡:在产业发展方面,中国推动科技与产业融合的速度和效率远超美国,并且得益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金融科技相关产业比美国更具发展前景;但是在基础研究方面,无论是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还是云计算,中国与美国均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金融科技人才也相对匮乏。（3）通过分析近些年来我国银行业各类传统业务经营指标的变化,本文发现:在金融科技发展的上一个阶段,互联网金融的兴起对我国银行业的负债业务、资产业务和中间业务均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一方面降低了我国银行业的盈利能力、流动性能力和发展能力,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我国银行业的经营风险,进而影响了我国银行业的竞争力。在负债业务领域,互联网理财分流了银行业的存款资金,尤其是住户存款受到了强烈影响,从而增加了我国银行业获取资金的成本,提升了我国银行业（特别是中小型银行）的经营压力;在资产业务领域,互联网信贷主要针对传统金融服务覆盖较少的长尾客户群体,因此对银行业的冲击因银行类型而异:对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产生的影响比较有限,对股份制商业银行产生了较小的影响,而对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中间业务领域,通过快捷高效的支付模式,第三方支付抢占了银行业大量支付清算业务的市场份额,同时财富管理业务也受到互联网理财、互联网信贷等新兴金融模式的分流影响,银行业中间业务受到了较大冲击。（4）目前,我国金融科技处于两期叠加的发展阶段。互联网金融对我国银行业的冲击还在持续发生,但是本文通过分析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底层技术对银行业传统业务的改革机制后发现,金融科技对于我国银行业竞争力的提升作用和前景正在不断显现。并且,在分析国内外银行应用金融科技的成功案例后发现,通过发挥金融科技在银行业转型升级途径中的优势作用,银行业在盈利能力、创新能力和风控能力等方面的表现得到不断提升。（5）本文用Malmqusit指数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来近似反映银行业竞争力的变化。2008年以来,我国银行业全要素生产率除去受到几次外界宏观因素冲击之外,总体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其中股份制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最快,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次之,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相对较慢;金融科技通过优化风控水平、强化创新能力等有效途径,对我国银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有着显着的正面提升作用;金融科技对不同类型银行竞争力的提升作用有所不同,对城市商业银行的提升效应最高,对全国性商业银行的提升次之,对农村商业银行的提升作用不显着。结合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加快我国银行业与金融科技的有机融合,提升银行业的竞争力,提出以下对策性建议:（1）在国家政策层面,应加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扫清银行业金融科技应用障碍,发挥基础科技研究带动金融科技创新的重要作用,扩大高素质金融科技人才培养与供给;（2）在行业监管层面,应加快完善金融科技立法,构建行业监管框架,深化金融监管与先进科技的有效融合,加强与国外监管机构的交流联系,学习国外先进金融科技监管理念;（3）在银行发展层面,应强化金融科技发展理念,积极与金融科技企业开展多方面合作,投资或并购金融科技企业,并且加强新型金融科技风险防范意识,推动合规科技的落地应用,提升风险控制准确性。同时,应综合发挥金融科技对于金融服务质量的提升作用,深入挖掘自身比较优势,因行制宜确定金融科技发展战略。
王海荣[4]（2019）在《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城市作为一个人口聚集性生存的空间存在,其空间本身不再被看成是死亡的、固定的、非辩证的、静止的容器,而是成为一种支配性的、建构性的力量,影响着社会关系、利益结构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变化。它在扩张、更新、重组,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速流动和剧烈变化;它背后有国家/政府的主导、市场的作用、社会力量的参与,各种利益主体围绕空间资源在互相博弈。空间反映着国家与城市中不同社会主体间的权力关系,同时,空间的边界规定着城市与国家的关系;空间是实现城市发展和国家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同时,城市问题愈来愈以空间的形式表现出来;国家要在有界空间范围内促进城市空间发展,服务于国家建设的政治目的,同时,也要解决城市空间问题可能引发的空间社会抗争。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诉诸城市空间治理,防范和化解城市化进程中的风险与危机,协调多元空间利益群体间的矛盾与冲突,维持国家的一体化发展与社会秩序稳定。本文以空间理论和城市政治理论为理论资源,梳理当代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历史变迁,从城市空间治理背后的政治意义和所要面对的城市空间问题两个方面回答为什么要进行城市空间治理,继而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在城市空间生产与治理上的表现和具体化。解释这种体制是如何在推行非均衡空间发展战略的情况下,维持了中国城市经济的增长和城市社会秩序的总体稳定,以及它本身在城市空间生产和治理过程中面临的现实挑战,最后试图提出推进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路径。本研究认为,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和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是当代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逻辑起点。城市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战略空间。对于中国而言,在超大规模的地域范围内,在多元民族、区域、文化、阶层的社会结构中推进现代化进程,空间是国家实现城市发展和国家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国家基于不同历史时期特定的战略需要,有选择性地干预地理空间,介入城市空间生产,促进城市空间治理转型与变迁,进而引发了不同的空间效应和结果。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内容从巩固新生政权、促进经济增长、维持社会秩序稳定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转变,城市空间生产经历了从强调空间控制、空间商品化、突出空间公共性质向空间多重属性全面发展的转变,城市空间治理模式经历了管理型地方政府、经营型地方政府、服务型地方政府向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地方政府的方向转变。空间始终内在于整个国家治理和城市治理过程之中,与国家建设联系在一起,对于维持国家统一、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社会秩序的总体稳定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但是,城市空间治理的内在矛盾也带来了空间难题,城市问题愈来愈以空间的形式表现出来且差异化特征明显。这体现为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各个层面的一种叠加式的城市空间结构问题,而由此引发的空间社会抗争使城市内部面临失序、分裂和碎片化的风险,使国家的合法性和社会整体的稳定性受到严重挑战。现实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凸显了城市治理的空间维度。本研究认为,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和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是中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在城市层面上的体现,也是对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单一制国家决定了它通过城市空间治理既要实现现代国家建设的目标又要解决城市空间问题。从本质上看,中国城市空间治理是党运用国家权力并动用地方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在城市空间生产层面促进国家建设和城市发展,并解决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城市空间问题的过程。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在权力结构维度上,包括党的领导、中央与地方的府际关系以及地方政府与市场和社会关系;在空间生产维度上,包括这种体制对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多重属性的生产。国家与城市中的不同权力主体介入城市空间生产形塑着中国城市空间治理模式。但是,不同治理主体空间生产逻辑之间的冲突和失衡也是引发城市空间问题的根源。党和国家追求对城市空间生产的控制与秩序,以维护政治的合法性;市场参与者通过开发、建设、运营各种生产性和消费性空间,实现资本的增值;城市中的广大市民则试图维护具有使用价值的日常生活空间。城市空间治理体制既是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动力机制又引发了城市空间问题,既是对中国城市空间治理内在逻辑的反映,又构成了城市空间治理的现实挑战。面对城市空间治理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城市空间问题,我们应当从权力结构和空间生产的维度上探索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实践路径。在权力结构维度上,协调和理顺多元空间利益主体间的关系。即,加强党对城市空间治理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强中央对地方的宏观统筹与引导、加强政府对市场的规范和引导、加强政府对社会的培育与引导。在空间生产维度上,推进城市空间多重属性的全面发展。即,在城市经济空间生产上坚持科学与创新、在城市政治空间生产上注重包容与协商、在城市社会空间生产上秉持公平与共享、在城市文化空间生产上突出特色与传承、在城市生态空间生产上强调绿色与低碳。
刘登攀[5]（2019）在《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外开放发生了重大战略转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是怎样的、新时代中国怎样对外开放”成为亟需回答的时代命题。本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方法、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调查研究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对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进行研究,梳理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理论论述、分析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总体态势、总结了其主要特征,并进而研究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条件,最后提出了新时代对外开放的战略策略,从而尝试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是怎样的、新时代中国怎样对外开放”这一时代命题。全文共包括导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其中导论部分包括研究述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等,正文包括五章。第一章着重从理论层面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是怎样的、新时代中国怎样对外开放”这一时代命题。首先通过对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内涵的界定,明确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与以前对外开放的区别;其次通过对党的十八大之前对外开放理论的梳理,为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理论找到理论渊源,也更好弄清其与新时代对外开放思想的区别;第三则通过对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系统总结和分析,为弄清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转变找到理论基础;第四通过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理论论述的梳理,将其主要归结为开放方向、开放原则、开放路径、开放价值导向、开放与新发展理念、开放与国内治理、开放与世界治理等几个方面。第二章、第三章重点从实践层面系统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是怎样的”这一历史命题。第二章主要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总体态势,从总体上、从形式上把握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整体面貌。通过对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主要实践的分析,也即对自由贸易区战略、“一带一路”倡议、服务业扩大开放、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人民币国际化等对外开放战略措施的分析,总结出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是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生成,其基本内涵包括对标国际一流标准的全方位产业开放格局、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地理开放格局、“引进来”“走出去”的双向投资开放格局、美元与人民币协同互补的货币开放格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重的地缘开放格局、多边区域双边兼顾的贸易开放格局。第三章通过国内与国际、历史与现实相比较的方法总结出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所呈现出的独特特征,从关键角度、从实质意义上把握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理解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与其他对外开放区别,认清其在中国和世界对外开放史上的历史地位。其主要特征包括在治理方式上所呈现出的治理特征,在中国2000多年对外开放史上所呈现出的历史特征,在全球化500年历史上所呈现出的对于推动新一轮全球化发展的全球化特征,在中国和世界对外开放史上的比较中所呈现出的不同的价值导向特征。论文的第四章和第五章重点从实践层面回答了“新时代中国怎样对外开放”这一历史命题。第四章系统分析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内外部条件,即中国内部所拥有的优势和劣势,外部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从内部来看,中国自身所拥有的对外开放优势主要包括庞大内部市场规模优势、又快又好的经济发展态势、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大幅提高的科技实力、稳定的宏观发展环境等五方面。中国对外开放的劣势主要包括高水平开放所需经济基础还不牢固、营商环境落后于世界一流水平、海外权益保护机制和能力处于起步阶段、科技创新水平与强国相比差距较大、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增加、资源安全问题不容忽视。从外部来看,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所面临的机遇主要包括面向发展中国家,抓住产能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机遇;面向发达国家,抓住承接服务产业国际转移机遇;面向新科技革命,抢抓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机遇;面向全球治理,抓住世界经济治理地位提升机遇。中国面临的外部挑战主要包括价值链高低两端的挑战、全球经济治理上的挑战、中美“修昔底德陷阱”的挑战、政治安全等复杂风险的挑战、部分发达国家对中国发展模式不认同的挑战。第五章提出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策略。通过对新时代对外开放实践和理论的总结,提出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策略的依据,并提出了核心战略、保障战略、对美战略、安全战略等四大战略。核心战略是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打造中国引领世界发展的竞争力:其目标是塑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其基础是庞大市场和优质产能,其动力是抓住新科技革命机遇、占据价值链顶端,其主体是培育一批世界级跨国公司,其路径是“一体两翼”的建构途径,其保障是完善构建全球价值链的保障体系。保障战略是创造有利于实现核心战略的内外发展环境,具体包括:营造有利的内部发展环境即国内宏观环境保障,完善海外权益保护机制体系即海外权益保护保障,构建有利外部制度环境即国际治理体系保障。对美战略是中美开展全面战略合作,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安全战略是守住经济安全底线,具体包括:坚持渐进式开放,降低开放发展风险;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建立资源安全体系,确保国家资源安全;完善外国投资安全审查机制,保护国家经济安全。文章的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总结。结语的第一部分强调了中国对外开放战略转型的总体原因。结语的第二部分进一步明确了论文第一章主要从理论层面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是怎样的、新时代中国怎样对外开放”这一时代命题,第二章到第五章主要从实践层面回答“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是怎样的、新时代中国怎样对外开放”,其中第二章和第三章主要回答前一个问题,第四章和第五章则着重回答了后一个问题。结语的第三部分简明总结了论文的主要创新点。
龙小燕[6]（2019）在《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时代、新常态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最重要的两大经济政策,加强协调配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阐述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概念、梳理相关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上,对比了我国宏观调控和西方国家干预、供给学派等理论的区别与联系,提出应统筹兼顾处理好短期与长期、供给与需求、总量与结构、速度与质量四大关系,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两大政策应加强协调配合,以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为核心导向,短期应着力熨平经济周期波动,适时适度发挥政府投资的需求管理优势,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长期应着眼优化经济结构,通过供给管理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持续优质增长;同时应加强两大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论文回顾了美国自大萧条后、日本和德国自二战后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发展历程,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运用两大政策应对金融危机的相关措施;介绍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总结了各国运用两大政策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增长、利用国债助力实现两大政策目标的经验做法。论文运用不同的实证模型分析了两大政策在维护经济平稳增长、促进结构优化和加强政策工具协调配合的现状,探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首先,运用VAR模型分析实际GDP增速、赤字率与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关系。研究证明,货币供给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正相关;财政赤字率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负相关。赤字财政政策短期可能会诱导货币供给增加,但长期会因挤出效应有损于经济增长;货币供给对赤字影响较小,但在增加产出的同时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类型的组合形式取决于具体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目标的综合权衡。分析认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大政策效力都有期限约束;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宏观政策执行需把握好力度,尤其是应充分考虑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在政策传导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第二,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就两大政策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两大政策各自对各地区各次产业结构的影响力均不一样,在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中难以发挥合力。分析认为,单靠任一政策调整结构的作用有限,两大政策缺乏全面系统的协调配合机制,缺乏两大政策实施的配合端口,且各地情况和执行方式差异较大,效果不一。第三,从央行资产负债表角度分析,认为利用国债丰富外汇投资未能解决外汇波动带来的基础货币供给调节难题。运用VECM模型就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流通中的现金（M0）、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的冲击总体有限:国库现金对M0变动影响的最大贡献率为35%,对M1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为10%,对M2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仅为6%。分析认为,我国央行持有国债占央行总资产的比重低、流动性弱,国债市场尚不完善,国债期限结构与发行管理难以满足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需求等因素制约了国债各项功能的发挥。同时,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中央国库资金转化为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的管理有待提高。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着力从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结合我国面临的国内外新形势,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总体战略基调、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机制及相关政策建议。两大政策短期应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的优势,应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适当发挥政府投融资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利用国债优势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长期应注重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优质增长,发挥供给管理的优势,支持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加大端口扶持力度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在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优化国债管理的同时,应利用国债打破外汇占款与人民币发行的直接联系,增加利用国债、国库现金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主动权,完善人民币发行机制,促进国债和人民币国际化。
崔红蕊[7]（2019）在《我国商业银行引入区块链技术的动因、场景及风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代表着开放、共享、去中心化的核心精神的区块链技术蓬勃兴起。区块链技术被认为是继互联网科技之后最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技术。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在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方面开展了许多有益实践,部分应用场景已经落地,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区块链技术在商业银行的应用总体仍处于发展的初步阶段。为全面把握我国商业银行应用区块链技术的整体情况与发展趋势,本研究在阅读大量相关文献和整理现有实践案例的基础上,对商业银行区块链技术应用情况的国际实践和理论文献进行梳理总结;结合对银行高管、行业专家学者的深度访谈和对银行从业人员的调查问卷的分析,深入剖析我国商业银行使用区块链技术的动因、应用场景以及相应风险变化情况;最后分别从国家监管部门、银行业协会和商业银行三个不同的角度给出了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基于深度访谈与调查问卷的结果显示,我国商业银行引入区块链技术的动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区块链概念的火爆、传统大中型银行纷纷试水区块链技术、区块链技术对银行有巨大的潜在作用、银行自身转型发展的需求和银行管理层支持使用区块链技术。同时,本研究还发现目前区块链技术在我国商业银行中落地的场景主要体现在供应链金融、跨境支付业务、资产证券化业务和票据业务等四大场景中。基于对上述四大场景的详细剖析,得出我国商业银行使用区块链技术后,不仅对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和市场风险等传统银行风险带来了较大变化,还催生出许多新的风险:区块链技术本身面临诸多难题的风险、区块链业务带来的金融信息安全的风险、区块链生态系统缺乏带来的风险以及法律和监管政策模糊且滞后带来的风险等。不管是区块链技术给传统银行风险带来的变化还是区块链技术催生出的新风险均使得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体系亟待完善。针对以上分析,从我国国情出发,分别从我国银行业监管部门、银行业协会以及我国商业银行三个角度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首先,对我国银行业监管部门提出对策建议:做好顶层设计规划,出台产业扶持政策;加强监管科技应用,完善监管规则体系;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其次,对我国银行业协会的对策建议:搭建政产学研用多方合作平台,建设区块链产业生态;关注参与国际标准和规则制定,加强行业标准化研究;构建区块链技术人才支撑体系,培育领域专业人才;建立银行业区块链管理委员会,推进产业协同发展。最后,分别从我国大中型商业银行和中小型商银行等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的角度提出我国商业银行的对策建议,并构建了一套区块链技术场景下银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范氏周红（PHAM THI CHAU HONG）[8]（2017）在《中越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比较研究》文中认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和越南都开启了改革之路。在理论上,两国都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实践上,两国都坚持以市场化为手段,坚持走适合本国特点的道路。经过艰辛的探索,中、越两国分别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中、越也面临着许多相同或类似的问题,如政府转型、反腐败、减少失业、调整经济结构、防止经济泡沫、控制贫富差距。中越两国领导人深切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和危险性,决心在社会主义的方向上进行深化改革,使广大人民真正分享改革发展的成就。本文拟在探索中越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及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践的基础上,尝试对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进行比较,揭示其异同,进而在相互借鉴中得到启示。本文一共有七章:第一章阐明了论文的研究缘起、研究主旨、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说明研究方法、逻辑框架,并对经济体制、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等概念和内涵进行界定和厘清。第二章论述和追溯中越两国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和时代背景,为两国经济体制的确立和运行寻求理论和现实出发点。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梳理了中、越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包括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历程、内容及其成效,越南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历程、内容及其成效。第五章和第六章重点对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进行比较,找寻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之异同,进而从中得出启示,互为借鉴与吸收。第七章分析中越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存在的问题、未来走向及启示。越南实行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中国改革开放的启发,正是在学习、消化、吸收中国发展经济取得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创造了一条适合本国特点的经济发展之路。对中越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研究,不仅能为促进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借鉴,而且也可以促进中越两国的友谊发展。
刘顺[9]（2016）在《马克思资本批判视域下福斯特资本逻辑的生态批判思想评析》文中研究指明在生产要素全球流动日益加速的经济全球化时空境遇下,生态危机已经成为跨越国家、民族和超越意识形态的世界性“显问题”。针对生态危机根源的探讨,愈来愈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关注。其中,当下生态马克思主义领域最为活跃的旗舰人物之一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秉持的是“资本逻辑根源论”,也即他认为站在全球视野上考量,镶嵌着逐利最大化内核的资本逻辑,构成了生态危机的经济根源。对于他这一鲜明的论断,国内外学界有着诸多论争,赞同者有之,质疑者也不在少数。诚然,学界的不同声音,往往又能成为我们继续研究和深化认知的新起点。众所周知,资本批判是马克思本人终其一生最主要的理论工作。因而,把评价福斯特资本逻辑的生态批判思想,置放到马克思资本批判的视域下来展开,无疑是有着深刻意义的。马克思在资本批判中透射出深邃的生态洞见,尽管生态批判不可能成为他本人及其所处时代的中心任务。马克思对资本的功用和增殖“两大法则”、生产和消费“两种强制逻辑”、客观的“一种社会权力”等展开了富有历史洞察力的深邃生态批判。福斯特被视作一位重要的马克思“追随者”。他作为发掘并重构马克思生态思想的一位重要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因其坚定的社会主义情怀和秉持着对资本逻辑的激烈生态批判精神,在学界展露出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他对资本逻辑秉持四重生态批判。其一,自然资本化是资本增殖逻辑无限性的“生态神话”,在资本逻辑的宰制下,自然资本化是一种“经济简化论”、商品拜物教的流变形态、致使社会-自然新陈代谢的断裂;其二,“杰文斯悖论”归来表征出资本逻辑宰制下技术的“生态幻象”,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所推崇的技术观仍是契合资本增殖原则的经济理性,但却悖逆生态理性;其三,随着“罗德戴尔悖论”的回归,作为最大公共财富的自然生态势必遭遇着挤压,因为私人财富的增加往往意味着公共财富的减少,制造自然生态的稀缺性来契合资本的增殖逻辑,成为增加私人财富的惯用手段,最终的结果是使用价值从属于交换价值;其四,生态帝国主义肆虐全球,本质上反映出资本增殖逻辑空间化的生态政治霸权,在掠夺资源和转嫁污染中追求资本积累的最优化。以马克思资本批判的生态维度,来检视福斯特资本逻辑的生态批判思想,后者既有理论贡献,也含理论局限。理论贡献包括:围绕资本逻辑挖掘并丰富《资本论》中的新陈代谢理论、挖掘劳动价值论的生态蕴含即对不区分“财富”和“价值”的批判、阐发“踏轮磨房”资本积累批判的生态意蕴即对马克思资本增殖原则批判的拓展、主张社会正义运动与生态革命相结合即摆脱资本宰制走向“普遍自由”;理论局限包括:遮蔽马克思资本历史作用的二重性而过度锁定资本的生态破坏性、含混马克思资本逻辑的空间化而过度地把矛头对准资本主义国家、模糊马克思摆脱资本宰制的路径而过度地关注生态革命。在资本逻辑的生态批判问题上,“以马克思检视福斯特”,提炼出后者的理论贡献和理论局限,不但有助于增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规避非批判性“以西解马”,而且对提升马克思思想自身包容性和时代性也颇有裨益。本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理念,把握福斯特资本逻辑的生态批判思想,对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仍蕴含着借鉴意义。这种借鉴,既有理论层面上的意义,也有实践层面的意义。需要指出的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对福斯特资本逻辑的生态批判思想,也同样存在着丰富和充实。倡导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中国经验”,主要包括适度发展自然资本而非不分阶段地盲目消灭资本、重视“五位一体”总布局的协调性而非过度地依靠生态建设手段、主张生态环境与生产力统筹论而非生态环境至上论。厘清这一点,有助于规避在研究包括福斯特生态批判思想在内的西方理论过程中之简单化“以西解中”倾向,进一步增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自信”。
王安[10]（2013）在《中国经济转轨中的中央控制力：作用及其调整》文中指出3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创造了世界范围内史无前例的增长过程,GDP增速持续保持年均9%以上,成功的由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面对1997年和2008年两次金融风暴,采取稳健措施率先各国实现经济复苏。毋庸置疑,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成功的。而在渐进转轨的过程中,从地方分权或地方政府（官员）竞争的角度来解释中国经济变迁,渐渐成为比较一致的主流思路,地方政府的作用被不断强化,中央政府的影子却似乎已然消失。然而,单纯的地方政府竞争是否足以解释中国30余年的经济绩效?答案是否定的。中国改革方式与结果的不确定性,使得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不可能单方面完成改革。分权与地方政府竞争下的中国经济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在通往市场经济的泥泞之路上,期间有着磕绊甚至后退,“诸侯经济”、“局部性改革”、“选择性执行”,这些都是分权与地方政府竞争所产生的问题。长期、持续的渐进转轨过程中,当中央权威被削弱后,地方政府更有可能变成“掠夺之手”而不是“援助之手”,甚至统一的市场也难以维护。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式的渐进改革可以看作由中央政府主导和控制下的机制设计问题,需要解决“体制转轨”与“发展转型”的双重任务,中央政府的作用不可忽视,甚至举足轻重。面对渐进转轨进程中的信息不对称与信息不完全问题,以及转轨之路上的风险,具有泛利性特征的中央政府能够且有必要发挥转轨控制者的角色,推动实现可持续的、稳定的转轨：转轨的“可持续性”要求中央政府塑造增长共识,保证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热情不被削弱,为经济增长带来持续动力,并充当转轨之路上的“舵手”,密切观察并调整转轨路径及其方向,避免转轨走入死胡同；而“稳定性”则要求中央政府通过对转轨目标的调整不断贴近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体现其执政的合法性,同时处理转轨存在的不确定风险,避免风险的不断累积或转轨可能带来的剧烈的社会震荡。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必须对转轨进程进行有效控制,通过有选择的集权保持一定的人员与资源控制力,维护并推进市场为中心的改革,为制度变革维持一个稳定的环境。中央政府的控制作用如何体现,在转轨进程中又进行了怎样的调整,可以集中的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进行概括：政治领域的中央控制体现为中央政府对“人”的控制；经济领域则体现为中央政府对“财”的控制。对于中央政府在中国经济转轨中所发挥的具体作用,我们分别从政治领域、财政领域与金融领域三个角度进行了考察：1)政治领域。从地方主义的反面,用省级政府中外派官员的比例或单一领导的任职来源对中央政治控制力的强弱进行衡量,因为长期的任职将使官员被地方精英集团所俘获,对任职省份产生“认同”心理,进而采取地方主义的发展策略,反之亦然。中央政府的政治控制将引导地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助于国内市场一体化进程及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并将带动地方政府在反腐败政策的实施中投入更多的努力；2)财政领域。“收入高度集权、支出高度分权”是目前我国财政体制的最显着特征。再集权措施提高了各省对中央的财政依存度,强化了中央权威,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并未受到显着影响,因为税收返还或转移支付亦可以发挥激励作用；并且,财政资源的中央控制将使中央有能力通过财政资源的均等化安排,统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因此,实行扩大中央财政收入,先集中后转移的策略是必需的：3)金融领域。分别采用国有商业银行存贷款市场份额与国有商业银行垂直化管理改革的虚拟变量衡量金融资源中央控制力的变化,其中前者表征中央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直接参与程度,后者体现中央政府监管力度的加强。尽管中央政府对金融资源的必要控制有助于动员金融剩余,为经济发展获取资源,但在选取控制手段时应更多的采用监管方式,而不是直接的参与金融市场。此外,中央控制力的各维度间可能存在内生的互动影响,我们以政治与财政为例,考察政治领域的中央控制如何影响其对财政资源的控制力度。二者不仅独立发挥作用,还交织在一起共同强化了中央政府的威权。当然,最后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强调中央控制力的积极作用并非否认地方政府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而是强调增长背后中央政府控制力及其调整对转轨中的中国经济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二是，并非支持全面的国家干预。在转轨过程中,政府虽强势主导市场,但经济运作的基础却是改革开放以来引入并不断完善的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并且我们也可以看到的是中央控制在市场化机制推进中的积极作用。
二、差距,如何缩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怎样面对挑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差距,如何缩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怎样面对挑战（论文提纲范文）
（1）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1.3.1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 1.3.2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3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4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模式及政策措施研究 |
| 1.3.5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研究框架与路线 |
| 1.5.1 研究框架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创新与局限 |
| 1.6.1 研究的创新 |
| 1.6.2 存在的局限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借鉴 |
| 2.1 金融中介理论 |
| 2.1.1 交易成本理论 |
| 2.1.2 信息不对称论理论 |
| 2.1.3 风险管理理论 |
| 2.1.4 简要评述 |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 2.2.1 金融结构理论 |
| 2.2.2 金融深化理论 |
| 2.2.3 金融功能理论 |
| 2.2.4 普惠金融理论 |
| 2.2.5 简要评述 |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3.1 新古典增长理论 |
| 2.3.2 内生增长理论 |
| 2.3.3 包容性增长理论 |
| 2.3.4 简要评述 |
| 2.4 网络经济理论 |
| 2.4.1 网络商品理论 |
| 2.4.2 双边市场理论 |
| 2.4.3 长尾理论 |
| 2.4.4 简要评述 |
| 第3章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说 |
|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 3.1.1 数字金融 |
| 3.1.2 农民收入增长 |
| 3.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间接作用机理 |
| 3.2.1 农户创业 |
| 3.2.2 经济增长 |
| 3.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作用机理 |
| 3.4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与空间溢出机理 |
| 3.4.1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理 |
| 3.4.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作用机理 |
| 3.4.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机理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与农民收入增长分析 |
| 4.1 数字金融的业务形态 |
| 4.1.1 网络支付 |
| 4.1.2 网络融资 |
| 4.1.3 财富管理 |
| 4.1.4 网络保险 |
| 4.1.5 互联网征信 |
| 4.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 |
| 4.2.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脉络 |
| 4.2.2 中国数字金融指标体系 |
| 4.2.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评价 |
| 4.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及趋势 |
| 4.3.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 |
| 4.3.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趋势 |
| 4.4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 |
| 4.4.1 超常规增长阶段(1978-1984 年) |
| 4.4.2 波动低速增长阶段(1985-2003 年) |
| 4.4.3 高速增长阶段(2004-2012 年) |
| 4.4.4 新常态增长阶段(2013-2019 年) |
| 4.5 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变化 |
| 4.5.1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
| 4.5.2 结构变动的收入增长贡献 |
| 4.5.3 农民收入的形态结构分析 |
| 4.6 农民收入增长的地区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 |
| 4.6.1 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时期差异 |
| 4.6.2 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异系数分析 |
| 4.6.3 四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差异 |
| 4.6.4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 |
| 4.7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分析 |
| 4.7.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7.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
| 4.7.3 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8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总效应分析 |
| 5.1 引言 |
| 5.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估计策略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变量选取 |
| 5.2.3 估计策略 |
| 5.3 计量结果分析 |
| 5.3.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
| 5.3.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 |
| 5.3.3 区域差异分析 |
| 5.3.4 分位数回归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1 引言 |
| 6.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
| 6.2.1 模型与变量 |
| 6.2.2 数字金融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2.3 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3.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6.3.3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经济增长渠道 |
| 7.1 引言 |
| 7.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统计分析 |
| 7.2.1 模型设定 |
| 7.2.2 变量选择 |
| 7.2.3 统计分析 |
| 7.3 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3.1 基于总体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3.2 基于细分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4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4.1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 |
| 7.4.2 拓展性讨论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农户创业渠道 |
| 8.1 引言 |
| 8.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8.2.1 模型设定 |
| 8.2.2 变量选择 |
| 8.2.3 数据来源 |
| 8.2.4 描述性统计 |
| 8.3 数字金融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1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2 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溢出效应 |
| 8.3.3 农户家庭异质性分析 |
| 8.4 作用机制分析 |
| 8.4.1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活动 |
| 8.4.2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绩效 |
| 8.4.3 拓展性讨论:数字金融与农户非农就业 |
| 8.5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推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 |
| 9.2.2 加快数字金融发展 |
| 9.2.3 完善数字金融监管 |
| 9.2.4 加强消费权益保护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2）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创新点摘要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客观条件 |
| 2.1 习近平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论述 |
| 2.1.1 “一带一路”倡议的本质意蕴 |
| 2.1.2 “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内容 |
| 2.1.3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意义 |
| 2.2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政策依据 |
| 2.2.1 国家顶层设计 |
| 2.2.2 地方政策规划 |
| 2.3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厚根基 |
| 2.3.1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渊源 |
| 2.3.2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文化底色 |
| 2.3.3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经济关联 |
| 2.3.4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跨境交往 |
| 第3章 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依托 |
| 3.1 辽宁沿海经济带 |
| 3.1.1 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现状概述 |
| 3.1.2 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的现存问题 |
| 3.1.3 针对辽宁沿海经济带现存问题的应对措施 |
| 3.2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 |
| 3.2.1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发展现状 |
| 3.2.2 当前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发展的制约因素 |
| 3.2.3 应对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建设现存问题的对策建议 |
| 3.3 沈阳经济区 |
| 3.3.1 沈阳经济区的基本态势 |
| 3.3.2 当前制约沈阳经济区发展的主要因素 |
| 3.3.3 解决沈阳经济区现存问题的基本路径 |
| 3.4 哈长城市群 |
| 3.4.1 哈长城市群发展情况概述 |
| 3.4.2 当前哈长城市群发展的制约因素 |
| 3.4.3 加快哈长城市群发展的重要举措 |
| 第4章 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四方平台 |
| 4.1 东进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 |
| 4.1.1 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现实基础 |
| 4.1.2 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制约因素 |
| 4.1.3 推进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对策建议 |
| 4.2 西拓连接中蒙俄经济走廊 |
| 4.2.1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优势条件与发展态势 |
| 4.2.2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主要瓶颈 |
| 4.2.3 优化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路径选择 |
| 4.3 南下撬动环渤海经济圈 |
| 4.3.1 环渤海经济圈发展现状 |
| 4.3.2 环渤海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
| 4.3.3 撬动环渤海经济圈发展的对策建议 |
| 4.4 北上参与北极航线开发 |
| 4.4.1 我国参与北极航线开发的战略价值 |
| 4.4.2 我国参与北极航线开发的现实挑战 |
| 4.4.3 我国参与北极航线开发的基本策略 |
| 第5章 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路径 |
| 5.1 大连自由贸易港建设推进方略 |
| 5.1.1 大连建设自由贸易港的优势条件 |
| 5.1.2 建设大连自由贸易港的重要战略价值 |
| 5.1.3 推进大连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对策建议 |
| 5.2 创建满洲里作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全面开放第一品牌重镇推进构想 |
| 5.2.1 满洲里对外开放的历史沿革 |
| 5.2.2 满洲里开放发展的现存问题 |
| 5.2.3 创建满洲里作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全面开放第一品牌重镇的品牌识别与塑造 |
| 5.3 开发渤海海峡跨海通道 |
| 5.3.1 开发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历史沿革和现实进展 |
| 5.3.2 开发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重要战略价值 |
| 5.3.3 开发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可行性分析 |
| 5.3.4 加快推进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开发的建议 |
| 5.4 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研究 |
| 5.4.1 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动力解析 |
| 5.4.2 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挑战 |
| 5.4.3 推进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基本策略 |
| 第6章 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价值 |
| 6.1 塑造全球化包容性发展的中国范例 |
| 6.1.1 把握全球化模式深度调整下的历史机遇 |
| 6.1.2 提供东北亚各国共话发展的沟通平台 |
| 6.1.3 促进东北地区跨境民族文化传承发展 |
| 6.2 打造全国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区域示范 |
| 6.2.1 完善国家区域经济总体布局 |
| 6.2.2 推进京津冀与东北地区协同发展 |
| 6.2.3 提升东北地区城市群整体实力 |
| 6.3 创造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东北机遇 |
| 6.3.1 形成东北地区产业发展新动能 |
| 6.3.2 打通东北地区对外开放大通道 |
| 6.3.3 开创东北地区对外贸易新局面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3）金融科技对我国银行业竞争力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框架结构 |
| 1.3 研究方法、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创新点 |
| 1.3.3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金融科技研究综述 |
| 2.1.1 金融科技的定义 |
| 2.1.2 金融科技的功能 |
| 2.1.3 金融科技的风险与监管 |
| 2.2 银行业竞争力研究综述 |
| 2.2.1 银行业竞争力的内涵 |
| 2.2.2 银行业竞争力的衡量方法 |
| 2.3 金融科技对银行业的影响研究 |
| 2.3.1 金融科技对银行业的正面影响 |
| 2.3.2 金融科技对银行业的负面影响 |
| 2.4 文献述评 |
| 第3章 我国银行业发展与竞争力的演化 |
| 3.1 我国银行业的改革历程 |
| 3.1.1 我国银行业二元化改革时期 |
| 3.1.2 我国银行业多元化改革时期 |
| 3.1.3 我国银行业股份制改革时期 |
| 3.2 我国银行业竞争力现状分析 |
| 3.2.1 我国银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
| 3.2.2 我国银行业风险抵御能力分析 |
| 3.2.3 我国银行业流动性能力分析 |
| 3.2.4 我国银行业发展能力分析 |
| 3.3 我国银行业现阶段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金融科技的内涵、细分领域和我国发展现状 |
| 4.1 金融科技内涵、发展和业务模式 |
| 4.1.1 金融科技的内涵 |
| 4.1.2 金融科技的发展历程 |
| 4.1.3 金融科技的参与主体和业务模式 |
| 4.2 金融科技的细分领域 |
| 4.2.1 大数据 |
| 4.2.2 人工智能 |
| 4.2.3 区块链 |
| 4.2.4 云计算 |
| 4.3 我国金融科技发展现状 |
| 4.3.1 中美金融科技比较综述 |
| 4.3.2 各类底层技术的中美比较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金融科技影响我国银行业竞争力的机制分析 |
| 5.1 金融科技对于我国银行业的负面冲击 |
| 5.1.1 金融科技对我国银行业负债业务的冲击 |
| 5.1.2 金融科技对我国银行业资产业务的冲击 |
| 5.1.3 金融科技对我国银行业中间业务的冲击 |
| 5.2 金融科技对我国银行业竞争力的提升路径 |
| 5.2.1 大数据与银行分析能力升级 |
| 5.2.2 人工智能与银行经营能力提升 |
| 5.2.3 区块链与银行业务创新 |
| 5.2.4 云计算与银行信息系统升级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金融科技对我国银行业竞争力影响的实证研究 |
| 6.1 计量模型的建立 |
| 6.2 变量描述 |
| 6.3 研究样本与统计性描述 |
| 6.3.1 研究样本 |
| 6.3.2 样本的统计性描述 |
| 6.4 基准回归结果 |
| 6.5 异质性检验 |
| 6.6 稳健性检验 |
| 6.7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2.1 国家政策层面 |
| 7.2.2 行业监管层面 |
| 7.2.3 银行发展层面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4）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 |
| (二)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一)历史分析方法 |
| (二)比较研究方法 |
| (三)文献分析方法 |
| 五、研究的可能创新与不足 |
| (一)可能的创新 |
| (二)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核心概念 |
| (一)空间与空间生产 |
| (二)治理与城市治理 |
| (三)中国城市空间治理 |
| 二、理论基础 |
| (一)国家空间理论 |
| (二)城市治理理论 |
| 三、分析框架 |
| (一)城市权力结构维度的三对关系 |
| (二)城市空间生产维度的五重属性 |
| 第二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过程与模式的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1949-1978:巩固新生政权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城市中的“单位中国”: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城市区域中的“中央国家”: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二节 1978-2002:促进经济增长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经营中的城市中国: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竞争中的城市中国: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三节 2002-2012: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城市中的“社会回归”: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城市区域中的“平衡策略”: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四节 2012-2018: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全面深度改革中的城市中国: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城市中国: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三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政治意义与问题对象 |
| 第一节 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政治意义 |
| 一、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 |
| 二、中国国家建设与城市空间治理的逻辑关系 |
| 三、中国城市空间治理转型的特点 |
| 第二节 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问题对象 |
| 一、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 |
| 二、中国城市空间问题的表现形式 |
| 三、中国城市空间问题的特点 |
| 第四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内在逻辑与现实挑战 |
| 第一节 内在逻辑: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的特殊性与优越性 |
| 一、领导核心:城市空间治理中的“中国共产党” |
| 二、集权与分权:城市空间治理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
| 三、有为与有效:城市空间治理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
| 四、主导与自主:城市空间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关系 |
| 第二节 现实挑战:城市空间生产逻辑的冲突与失衡 |
| 一、基于政治建构的权力逻辑:作为控制与秩序的空间 |
| 二、基于资本增值的市场逻辑:作为生产与消费对象的空间 |
| 三、基于生活需要的社会逻辑:作为使用价值的日常生活空间 |
| 第五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实践路径 |
| 第一节 优化城市空间治理结构 |
| 一、全面加强党对城市空间治理工作的领导 |
| 二、优化城市空间治理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
| 三、优化城市空间治理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四、优化城市空间治理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
| 第二节 完善城市空间属性的生产 |
| 一、城市经济空间的生产坚持科学和创新 |
| 二、城市政治空间的生产注重包容与协商 |
| 三、城市社会空间的生产秉承公平与共享 |
| 四、城市文化空间的生产突出特色与传承 |
| 五、城市生态空间的生产强调绿色与低碳 |
| 结语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5）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述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理论论述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内涵界定 |
| 一、十八大以前中国“对外开放”主要内涵 |
| 二、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主要内涵 |
| 第二节 党的十八大以前对外开放理论综述 |
| 一、中国传统对外开放理论 |
| 二、马克思、列宁对外开放理论 |
| 三、中国近代以来对外开放理论 |
| 第三节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论述 |
|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时代背景 |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发展脉络 |
|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丰富内涵 |
|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渊源 |
| 五、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历史渊源 |
| 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关系 |
| 第四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理论论述 |
| 一、开放方向方面的论述 |
| 二、开放原则方面的论述 |
| 三、开放路径方面的论述 |
| 四、开放价值导向方面的论述 |
| 五、开放与新发展理念方面的论述 |
| 六、开放与国内治理方面的论述 |
| 七、开放与全球治理方面的论述 |
| 第二章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总体态势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主要实践 |
| 一、自由贸易区战略 |
| 二、“一带一路”倡议 |
| 三、服务业扩大开放 |
| 四、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 |
| 五、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
| 六、人民币国际化 |
| 第二节 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生成 |
| 一、对标国际一流标准的全方位产业开放格局 |
| 二、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地理开放格局 |
| 三、“引进来”、“走出去”的双向投资开放格局 |
| 四、美元与人民币协同互补的货币开放格局 |
| 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重的地缘开放格局 |
| 六、多边、区域、双边兼顾的贸易开放格局 |
| 第三章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主要特征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治理特征 |
| 一、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相结合 |
| 二、创新性与延续性相结合 |
| 三、顶层设计与底层探索相结合 |
| 四、依法治理与制度创新相结合 |
| 五、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相结合 |
| 六、融入世界与引领世界相结合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特征 |
| 一、中国对外开放历史三个阶段的划分 |
| 二、新时代对外开放是对1.0时期的复兴 |
| 三、新时代对外开放是对2.0时期的超越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全球化特征 |
| 一、全球化阶段新划分 |
| 二、西方推动的全球化的主要特征 |
| 三、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全球化特征 |
| 第四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价值特征 |
| 一、中国历史及世界其他国家对外开放价值导向 |
| 二、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价值导向 |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基本条件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优势分析 |
| 一、庞大的内部市场优势 |
| 二、又快又好的经济发展优势 |
| 三、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优势 |
| 四、大幅提高的科技实力优势 |
| 五、稳定的宏观发展环境优势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劣势分析 |
| 一、高水平开放所需经济基础还不牢固 |
| 二、营商环境条件落后于世界一流水平 |
| 三、海外权益保护体系处于起步阶段 |
| 四、科技创新水平与强国比差距较大 |
| 五、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增加 |
| 六、资源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所面临机遇 |
| 一、面向发展中国家,产能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机遇 |
| 二、面向发达国家,承接服务产业国际转移机遇 |
| 三、面向新科技革命,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机遇 |
| 四、面向全球治理,世界经济治理地位提升机遇 |
| 第四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所面临挑战 |
| 一、价值链高低两端的挑战 |
| 二、全球经济治理的挑战 |
| 三、中美“修昔底德陷阱”的挑战 |
| 四、发达国家对中国发展模式不认同的挑战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策略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战略依据及构成 |
| 一、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战略主要依据 |
| 二、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基本构成 |
| 第二节 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 |
| 一、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的基本分析 |
| 二、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的必要基础 |
| 三、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的主要动力 |
| 四、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的市场主体 |
| 五、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的建构路径 |
| 六、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的保障体系 |
| 第三节 创造有利的内外发展环境 |
| 一、持续推动国内改革,营造有利的内部发展环境 |
| 二、完善海外权益保护体制,提供有效外部救济体系 |
| 三、推动国际治理体系改革,构建有利外部制度环境 |
| 第四节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
| 一、战略对抗将导致双输,损害双方的战略利益 |
| 二、战略合作将带来双赢,有益于双方战略利益 |
| 三、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共同为世界和平发展做贡献 |
| 第五节 守住经济安全底线 |
| 一、坚持渐进式开放,降低开放发展风险 |
| 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
| 三、建立资源安全体系,确保国家资源安全 |
| 四、完善外国投资安全审查机制,保护国家经济安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维护经济稳定,为“五位一体”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
| 1.2.2 发挥合力共同优化结构调整,促进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
| 1.2.3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共同实现宏观调控总目标 |
| 1.3 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1 宏观调控的基本概念 |
| 1.3.2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3 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
| 1.4.2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
| 1.4.3 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相结合 |
| 1.5 研究框架 |
| 1.6 创新与不足 |
| 1.6.1 论文创新点 |
| 1.6.2 论文难点与不足 |
| 2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国外相关研究 |
| 2.1.2 国内相关研究 |
| 2.2 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关于宏观调控的理论 |
| 2.2.2 经济周期理论 |
| 2.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2.4 凯恩斯主义流派 |
| 2.2.5 其他理论 |
| 2.3 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理论模型 |
| 2.3.1 IS-LM曲线——封闭经济下财政与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
| 2.3.2 米德冲突——单一政策无法兼顾内外均衡 |
| 2.3.3 丁伯根法则——不同经济目标需要不同的政策工具 |
| 2.3.4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开放经济下财政货币政策效果不同 |
| 2.4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启示与不足 |
| 2.4.1 我国宏观调控与西方国家干预等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
| 2.4.2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不足 |
| 2.5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 |
| 2.5.1 短期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侧重需求管理 |
| 2.5.2 长期注重优化结构提高经济质量,侧重供给管理 |
| 2.5.3 加强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和效率 |
| 3 世界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经验与启示 |
| 3.1 美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1.1 “罗斯福新政”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2 二战期间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3 二战后至7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4 20世纪8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5 20世纪9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6 21世纪国际金融危机前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2 日本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2.1 财政政策的演进 |
| 3.2.2 货币政策的演进 |
| 3.2.3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3 德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情况 |
| 3.3.1 二战后到60年代中期中性的财政政策和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2 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3 80年代初至2008年紧缩的财政政策与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4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概况 |
| 3.4.1 美国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2 日本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3 德国应对金融危机中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5 国际经验的启示 |
| 3.5.1 两大政策共同维护经济基本稳定 |
| 3.5.2 两大政策配合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
| 3.5.3 充分利用国债功能助力两大政策实现各自目标 |
| 4 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 |
| 4.1 从双松到双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3年—1997年) |
| 4.1.1 从双松转向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1.2 两大政策共同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 |
| 4.1.3 央行试行以国债为公开市场操作对象 |
| 4.2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8年—2004年) |
| 4.2.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2.2 共同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经济总体稳定 |
| 4.2.3 利用特别国债注资国有商业银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 4.2.4 国债期限结构受限央票成为公开市场业务主力 |
| 4.3 双稳健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5年—2008年) |
| 4.3.1 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3.2 两大政策引导经济结构调整 |
| 4.3.3 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进行投资 |
| 4.4 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8年—2011年) |
| 4.4.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
| 4.4.2 共同支持4万亿投资应对经济下滑 |
| 4.4.3 共同支持结构调整促进出口、投资和消费 |
| 4.4.4 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逐步增加 |
| 4.5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11年—今) |
| 4.5.1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5.2 两大政策定向扶持相关领域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4.5.3 两大政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
| 4.5.4 两大政策加大国债、国库现金工具协调配合力度 |
| 5 两大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与原因探析 |
| 5.1 实际GDP增速、赤字率及货币供给M2增速关系的实证研究 |
| 5.1.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5.1.2 基本检验 |
| 5.1.3 VAP模型建立及检验 |
| 5.1.4 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 |
| 5.1.5 实证分析结论 |
| 5.2 原因探析 |
| 5.2.1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 |
| 5.2.2 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 |
| 5.2.3 货币政策目标与执行传导力度需合理把握 |
| 6 两大政策促进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与原因解析 |
| 6.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6.1.1 样本数据选取及说明 |
| 6.1.2 计量方法 |
| 6.2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1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2 两大政策促进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3 两大政策促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4 两大政策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5 实证分析结论 |
| 6.3 原因解析 |
| 6.3.1 单靠任一政策作用有限,难以发挥合力促进结构调整 |
| 6.3.2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的机制和端口支撑 |
| 6.3.3 各地差异较大,执行财政、货币政策的方式和效果不一 |
| 7 两大政策工具在协调配合中的实证分析及原因分析 |
| 7.1 国债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分析 |
| 7.1.1 外汇占款大幅波动使货币供给较为被动 |
| 7.1.2 外汇占款过多影响金融机构资金效率和货币政策有效贯彻 |
| 7.1.3 利用特别国债创新外汇管理仍未解决货币供给难题 |
| 7.1.4 利用“央票”等货币政策工具对冲“外汇”效率低于国债 |
| 7.2 国库现金对货币供给量的VECM模型实证分析 |
| 7.2.1 变量选择及单位根检验 |
| 7.2.2 国库现金影响流通中的现金(M0)的实证分析 |
| 7.2.3 国库现金影响狭义货币供给量(M1)的实证分析 |
| 7.2.4 国库现金影响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实证分析 |
| 7.2.5 实证分析结论 |
| 7.3 原因分析 |
| 7.3.1 央行持有国债规模和比例过低 |
| 7.3.2 国债规模的安全区间难以确定,国债管理有待提高 |
| 7.3.3 国债市场尚不完善 |
| 7.3.4 缴税周期性特征使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 |
| 7.3.5 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有待提高 |
| 7.3.6 中央国库现金进行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管理有待进一步提高 |
| 7.3.7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机制 |
| 8 完善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建议 |
| 8.1 宏观经济面临的国际国内新形势 |
| 8.1.1 国际经济新形势 |
| 8.1.2 国内经济新形势 |
| 8.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的总体战略基调 |
| 8.3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机制 |
| 8.4 短期维护经济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优势 |
| 8.4.1 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8.4.2 发挥政府投融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 |
| 8.4.3 利用国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
| 8.5 长期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侧重供给管理 |
| 8.5.1 两大政策协调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 |
| 8.5.2 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 |
| 8.6 加大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力度,提高政策效率 |
| 8.6.1 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进一步优化政府债务管理 |
| 8.6.2 善于利用国债、国库现金增加货币供应量调控的主动权 |
| 8.7 进一步完善其他制度供给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7）我国商业银行引入区块链技术的动因、场景及风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研究目标和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目标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和分析框架 |
| 一、研究内容 |
| 二、分析框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基础理论和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基础理论 |
| 一、区块链技术相关理论 |
| 二、区块链技术相关经济学理论 |
| 三、银行风险相关理论 |
| 第二节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一、国外文献综述 |
| 二、国内文献综述 |
| 三、研究现状评述 |
| 第三章 区块链技术相关概念及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区块链技术的相关概述 |
| 一、区块链的概念 |
| 二、区块链的特点和类型 |
| 三、区块链的基础架构 |
| 四、区块链的交易流程 |
| 第二节 区块链技术发展历程 |
| 一、萌芽阶段 |
| 二、区块链1.0阶段——数字货币阶段 |
| 三、区块链2.0阶段——智能合约阶段 |
| 四、区块链3.0阶段——扩展应用阶段 |
| 第四章 我国商业银行引入区块链技术的动因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商业银行引入区块链技术的动因调查分析 |
| 一、商业银行应用区块链技术的文献整理和分析 |
| 二、深入访谈银行高管和区块链专家学者 |
| 三、组织参与区块链相关学术会议研讨论证 |
| 四、制作并发放针对银行从业人员调查问卷 |
| 第二节 当前商业银行应用区块链技术的现状分析 |
| 一、国际代表性商业银行应用区块链技术的现状分析 |
| 二、我国商业银行应用区块链技术的现状分析 |
| 三、区块链技术给商业银行带来的价值和挑战 |
| 第三节 我国商业银行引入区块链技术的五个动因 |
| 一、我国商业银行引入区块链技术的五个动因 |
| 二、我国商业银行引入区块链技术的动因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商业银行引入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场景分析 |
| 第一节 区块链技术在供应链金融业务场景中的应用分析 |
| 一、传统供应链金融业务模式及痛点分析 |
| 二、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供应链金融模式 |
| 三、基于区块链的供应链金融模式的案例介绍 |
| 第二节 区块链技术在跨境支付业务场景中的应用分析 |
| 一、传统跨境支付业务模式及痛点分析 |
| 二、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跨境支付模式分析 |
| 三、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跨境支付模式的案例分析 |
| 第三节 区块链技术在资产证券化业务场景中的应用分析 |
| 一、传统资产证券化业务模式及痛点分析 |
| 二、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资产证券化业务模式 |
| 三、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资产证券化案例分析 |
| 第四节 区块链技术在银行票据业务场景中的应用分析 |
| 一、传统票据业务模式及痛点分析 |
| 二、基于区块链技术的银行数字票据模式分析 |
| 三、基于区块链技术的银行票据案例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我国商业银行引入区块链技术的风险影响分析 |
| 第一节 区块链技术对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变动分析 |
| 一、使用区块链技术后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分析 |
| 二、使用区块链技术后商业银行应用场景风险变动分析 |
| 第二节 我国商业银行引入区块链技术后催生的新风险分析 |
| 一、区块链技术本身面临诸多难题带来的风险 |
| 二、区块链业务带来的金融信息安全的风险 |
| 三、区块链生态体系缺乏的风险 |
| 四、法律和监管政策模糊且滞后的风险 |
| 第三节 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体系亟待完善 |
| 一、当前风险管理体系的战略思维与区块链思维不匹配 |
| 二、传统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机制相对僵硬 |
| 三、传统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流程相对冗长低效 |
| 四、传统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数据信息的整合能力较差 |
| 五、传统商业银行抵御外部风险的防御能力相对较弱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我国商业银行发展区块链技术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对银行业监管部门的对策建议 |
| 一、做好顶层设计规划,出台产业扶持政策 |
| 二、加强监管科技应用,完善监管规则体系 |
| 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 |
| 第二节 对我国银行业协会的对策建议 |
| 一、搭建政产学研用多方合作平台,建设区块链产业生态 |
| 二、关注参与国际标准和规则制定,加强行业标准化研究 |
| 三、构建区块链技术人才支撑体系,培育领域专业人才 |
| 四、建立银行业区块链管理委员会,推进产业协同发展 |
| 第三节 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对策建议 |
| 一、大中型商业银行发展区块链技术的对策建议 |
| 二、中小型商业银行发展区块链技术的对策建议 |
| 三、构建区块链技术场景下银行业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及未来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未来展望 |
| 一、深度参与区块链技术在银行业标准的落地 |
| 二、加快区块链与其他前沿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 |
| 三、重视未来联盟链主流方向的布局 |
| 四、加速区块链金融业应用落地并向其他领域扩散 |
| 五、密切关注数字货币的研发进展,尽早做好布局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目录 |
| 调查问卷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 |
（8）中越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和研究意义 |
| （一）现实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和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 （二）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 |
| 四、基本概念界定 |
| （一）经济制度，经济机制，经济体制 |
| （二）市场经济体制 |
| （三）计划经济体制 |
|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 （五）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 |
| 五、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比较研究法 |
| （三）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
| （四）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第二章 中越两国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和时代背景 |
| 一、中越两国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商品经济”的论述 |
| （二）列宁有关“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论述 |
| （三）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论述 |
| 二、中越两国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代背景 |
| （一）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代背景 |
| （二）越南构建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时代背景 |
| （三）中越两国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代背景比较 |
| 小结 第三章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 |
| 一、中国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 |
| （一）改革开放前中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限探索 |
| （二）改革开放后中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构建 |
| 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过程 |
| （一）1978—1992 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探索阶段 |
| （二）1992—2002 年：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 |
| （三）2002 年至今：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 三、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容 |
| （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 |
| （二）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 |
| （三）以间接手段为主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 |
| （四）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
| （五）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 |
| 小结 第四章 越南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构建 |
| 一、越南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 |
| （一）胡志明时期对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思想 |
| （二）阮文灵时期对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思想 |
| （三）阮富仲时期对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思想 |
| 二、越南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过程 |
| （一）1986—1995 年：提倡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政策 |
| （二）1996—2005 年：越南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 |
| （三）2006 年至今：迈向现代化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 |
| 三、越南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容 |
| （一）建立混合经济 |
| （二）建立多种所有制经济、国有经济是关键 |
| （三）建立一个国际经济融合 |
| （四）根据劳动、经济效率和资本的贡献分配 |
| （五）鼓励所有组织和人民参与经济发展 |
| 小结 第五章 中越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比较 |
| 一、中越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之同 |
| （一）中越两国理论创新之同 |
| （二）中越两国渐进实践之同 |
| （三）中越两国对外开放格局之同 |
| （四）中越两国国有企业改革之同 |
| 二、中越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之异 |
| （一）中越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指导思想不尽相同 |
| （二）中越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概念不同 |
| （三）中越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阶段划分不同 |
| （四）中越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内容不同 |
| （五）中越两国政治改革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影响不同 |
| （六）中越两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差异 |
| 小结 第六章 中越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借鉴与启示 |
| 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越南的借鉴与启示 |
| （一）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对越南的借鉴与启示 |
| （二）中国敢于实施突破政策对越南的借鉴与启示 |
| （三）中国以间接手段为主的政府宏观调控方式对越南的借鉴与启示 |
| （四）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对越南的借鉴与启示 |
| 二、越南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对中国的借鉴与启示 |
| （一）越南先实践探索再理论提升的做法对中国的借鉴和启示 |
| （二）越南“换地聚田”与房地产业权对中国的借鉴和启示 |
| （三）越南进行制度化规划对中国的借鉴和启示 |
| （四）越南进行政治革新对中国的借鉴和启示 |
| 小结 第七章 中越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存在的问题与未来走向 |
| 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不足与未来走向 |
| （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问题与不足 |
| （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未来发展 |
| 二、越南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不足与未来走向 |
| （一）越南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问题与不足 |
| （二）越南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未来发展 |
| 小结 结论 参考文献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致谢 附件 |
（9）马克思资本批判视域下福斯特资本逻辑的生态批判思想评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福斯特资本逻辑的生态批判思想之出场背景 |
| 二、问题的提出 |
| 三、研究现状综述 |
| (一)总体研究现状 |
| (二)学界的争论焦点与简析 |
| (三)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四、核心概念界定:资本逻辑 |
| (一)学界的现有观点 |
| (二)本文的界定 |
| 五、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马克思资本批判的生态之维 |
| 一、资本“两大法则”批判的生态之维 |
| (一)功用法则的逆生态性 |
| (二)增殖法则的逆生态性 |
| 二、资本“两种强制逻辑”批判的生态之维 |
| (一)生产强制逻辑的逆生态性 |
| (二)消费强制逻辑的逆生态性 |
| 三、资本“社会权力”批判的生态之维 |
| (一)资本社会权力拜物教与自然界的被边缘化 |
| (二)资本社会权力的贪婪性与工人生存环境的恶化 |
| (三)资本社会权力的空间化与自然异化的普遍性 |
| (四)资本社会权力的垄断性之生态后果 |
| 第二章 福斯特资本逻辑的四重生态批判 |
| 一、“自然资本化”:资本增殖逻辑无限性的生态神话 |
| (一)自然资本化:一种“经济简化论” |
| (二)自然资本化:商品拜物教的流变形态 |
| (三)自然资本化:致使“社会-自然”新陈代谢断裂 |
| 二、“杰文斯悖论”归来:资本逻辑宰制下技术的生态幻象 |
| (一)“杰文斯悖论”:技术进步并非减少而是增加资源消费量 |
| (二)“杰文斯悖论”凸显:对西方经济学家技术观的批判 |
| 三、“罗德戴尔悖论”回归:作为最大公共财富的自然生态遭遇挤压 |
| (一)“罗德戴尔悖论”:公共财富与私人财富的反比例对立 |
| (二)“罗德戴尔悖论”回归的方式:资本增殖逻辑与制造自然稀缺 |
| (三)“罗德戴尔悖论”回归的实质:使用价值从属于交换价值 |
| 四、生态帝国主义:资本增殖逻辑空间化的生态政治霸权 |
| (一)生态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新阶段 |
| (二)生态债务:生态帝国主义的核心特征 |
| 第三章 福斯特资本逻辑的生态批判思想之理论贡献与理论局限 |
| 一、理论贡献:对马克思资本批判的生态维度之拓展 |
| (一)围绕资本逻辑:挖掘并丰富《资本论》中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 |
| (二)挖掘劳动价值论生态维度:对不区分“财富”和“价值”的批判 |
| (三)“踏轮磨房”批判的生态意蕴:对马克思资本增殖原则的拓展 |
| (四)主张正义运动与生态革命结合:摆脱资本宰制走向“普遍自由” |
| 二、理论局限:对马克思资本批判核心精神之偏离 |
| (一)遮蔽马克思资本历史作用二重性——过度锁定资本的生态破坏性 |
| (二)含混马克思资本逻辑的空间化——过度聚焦资本主义国家 |
| (三)模糊马克思摆脱资本宰制的路径——过度关注生态革命 |
| 第四章 福斯特资本逻辑的生态批判思想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借鉴意义 |
| 一、理论借鉴意义 |
| (一)资本逻辑的反生态倾向与生态文明建设 |
| (二)资本逻辑的文明化趋势与以生态为导向的现代化 |
| (三)资本逻辑的运行与资本逻辑的扬弃和超越 |
| 二、实践借鉴意义 |
| (一)自然资本与生态文明建设 |
| (二)“杰文斯悖论”中的科学技术与生态文明建设 |
| (三)“罗德戴尔悖论”中的公私财富关系与生态文明建设 |
| (四)生态帝国主义与维护国家生态安全 |
| 第五章 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实践对福斯特资本逻辑的生态批判思想之丰富和发展 |
| 一、中国实践:聚焦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 |
| (一)取得的成绩 |
| (二)存在的问题 |
| 二、以中国实践检视福斯特资本逻辑的生态批判思想 |
| (一)理论贡献:直指生态环境问题的经济根源 |
| (二)理论局限:模糊“资本逻辑肇始生态问题”的具体性 |
| 三、“中国经验”对福斯特资本逻辑的生态批判思想之丰富 |
| (一)适度发展自然资本而非不分阶段地盲目消灭资本 |
| (二)“五位一体”总布局的协调性而非过度地依赖生态建设手段 |
| (三)生态环境与生产力统筹论而非生态环境至上论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0）中国经济转轨中的中央控制力：作用及其调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
| 导论 1.1 |
| 问题的提出 1.2 |
| 研究视角 1.3 |
| 方法与数据 1.4 |
| 研究内容与研究结构 1.5 |
| 创新之处 第二章 |
| 文献综述 2.1 |
| 经济发展：国家VS市场 2.2 |
| 中国的奇迹与转轨失衡：分权改革与地方政府竞争 2.3 |
| 中央控制力：长期经济增长的前提 2.4 |
| 小结 第三章 |
| 中央控制力的作用机制及其体现 3.1 |
| 中国经济转轨中的中央政府：“泛利性”特征与信息难题 3.2 |
| 中央控制力与经济转轨：理论模型 3.3 |
| 中央控制的手段：政治、财政与金融 3.4 |
| 中央控制力的整体变动趋势 第四章 |
| 经济转轨中的政治控制(1)：市场化建设 4.1 |
| 地方市场分割及其影响因素 4.2 |
| 交流预期与市场一体化 4.3 |
| 中国国内市场一体化的典型事实 4.4 |
| 计量检验及分析 4.5 |
| 小结 第五章 |
| 经济转轨中的政治控制(2)：增长方式调整与反腐败 5.1 |
| 政治控制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 5.2 |
| 反腐败的政治经济学 第六章 |
| 经济转轨中的财政控制：经济增长与区域均衡 6.1 |
| 引言 6.2 |
| 中国的财政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一个悖论 6.3 |
| 理论分析 6.4 |
|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6.5 |
| 估计结果及分析 6.6 |
| 小结 第七章 |
| 经济转轨中的金融控制：资金转化效率与市场化建设 7.1 |
| 金融资源再集权的逻辑：以银行业为例 7.2 |
| 金融资源的中央控制及其潜在影响 7.3 |
| 研究设计 7.4 |
| 估计结果及分析 7.5 |
| 小结 第八章 |
| 中央控制力间的内生互动：政治控制与财政分权 8.1 |
| 本章关注的问题 8.2 |
| 理论梳理与研究假说 8.3 |
| 计量检验 8.4 |
| 进一步的讨论 8.5 |
| 小结 第九章 |
| 结束语与研究展望 9.1 |
| 主要观点与结论 9.2 |
| 问题与研究展望 参考文献 致谢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附表 |
四、差距,如何缩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怎样面对挑战（论文参考文献）
- [1]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D]. 王永仓. 西南大学, 2021(01)
- [2]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D]. 张晨瑶. 大连海事大学, 2020(04)
- [3]金融科技对我国银行业竞争力的影响研究[D]. 张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4]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D]. 王海荣. 吉林大学, 2019(02)
- [5]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研究[D]. 刘登攀.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6]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D]. 龙小燕.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9(01)
- [7]我国商业银行引入区块链技术的动因、场景及风险研究[D]. 崔红蕊.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9(12)
- [8]中越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比较研究[D]. 范氏周红（PHAM THI CHAU HONG）. 华南理工大学, 2017(06)
- [9]马克思资本批判视域下福斯特资本逻辑的生态批判思想评析[D]. 刘顺. 上海交通大学, 2016(01)
- [10]中国经济转轨中的中央控制力：作用及其调整[D]. 王安. 山东大学, 20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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