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秦儒法公私观简论（论文文献综述）
张耀[1]（2020）在《“言之刻”与“法之刻”——关于程朱理学与法家并称现象的分析》文中研究指明法家与程朱理学作为两种差别极大的理论,屡被历代学者合观并称,他们指出两者都有"刻"的特质,亦即"严刻""刻薄"之"弊"。而从深层思维上来看,法家、理学都希望依恃自己强势的"理性"来塑造全新的、同一性极强的社会,耕战之"法"、天理之"礼"都试图给民众行为设立固定细密的框架,故而抑制了民众自有的习俗和自发的情感。从具体观念上来看,法家、理学都有着较极端的"崇公抑私"观念,这使得在实现整体目标与普遍准则的过程中,个体的自由意志及选择空间被压缩。分析法家与程朱理学的相近理路对理解古代"儒法并用"的文化有极大价值,亦给我们留下很多反思空间。
秦志荣[2]（2020）在《习近平治国理政中的传统政治伦理思想探析》文中研究说明进入新时代,随着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的成功实践和继续深入,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主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变化的重要历史时期,面对机遇和挑战,不断致力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的同时,而且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体系。这一伦理思想体系的建立,离不开习近平同志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对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的扬弃。所以文章的研究目的,旨在对习近平同志在治国理政中对于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的创造性继承和创新型发展予以分析和总结。文章主要从四个部分展开论述,首先对当下学界给予这一问题的研究做了一个综述概括,探讨了其各自研究的侧重点所在。其次作为文章的主要内容,探讨了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的主要流派及其主要观点。具体而言,从德治观、仁政观、民本观三个方面阐述了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从人性观,法治观,价值观三个方面阐述了法家的政治伦理思想;从墨家的贵义尚利、用人制度、政治理想、外交方略等方面阐述了墨家的政治伦理思想。作为文章的核心内容,文章第三部分重点探讨了习近平同志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汲取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的精华所在,以及如何做到对传统政治伦理思想的扬弃,文章的结尾部分总结了传统政治伦理思想对于新时代贯彻和落实习近平政治伦理建设的意义所在。文章在探讨和分析习近平同志在治国理政中的传统政治伦理思想时,始终坚持不脱离政治伦理所关注的三个层面,即政治伦理的价值观,政治生活中人们应当遵循的道德准则和执政主体所具有的道德品质。而且坚持立足中国实际,将传统政治伦理思想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国家治理现代化大背景下进行审视。新时代,习近平同志在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中,从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中汲取有益养分,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新境界,有助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萧平,曾嵘[3]（2020）在《《论语》的公私观念与孔子的德治思想》文中研究表明春秋时期,公私观念的对立主要表现为"公门"与"私室"的斗争,这是当时政治制度下的必然结果,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论语》主要从这一事实层面探讨公私之分。在《论语》中,孔子对"政"与"事"作了一次区分,这次区分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公私观念的辨别,孔子反对大夫之私家对国君及天子之公的侵犯,在将"礼"提升为道德的标准后,崇公抑私的表述背后蕴含了对道德的评价。孔子看到了君子及统治者私德的重要性,使德治成为儒家的一种必然选择。
陈闯[4]（2019）在《“评法批儒”运动时期的古典学术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曾经对当代学术发展产生影响的重要政治事件,“评法批儒”运动先后引起了政治史、思想史研究者的瞩目。“评法批儒”是一场在文化领域内展开的政治运动,其在思想层面包含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已为学术界所认识。然而,“评法批儒”时对相关古籍的校注整理及研究究竟有无价值,是否在客观上为日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一种前期的积累,尚未得到相关研究者认真的对待。“评法批儒”所催生的大量的法家着作注释本的特点如何,那些缘起于“评法批儒”收尾于七八十年代的作品,在相关领域内的学术价值如何等问题,至今还未得到细致梳理与探讨。另外,“评法批儒”作为一代学人成长历程中不能忽视的客观存在,其影响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掉了。有鉴于此,笔者拟在既往政治史研究及思想史探讨的基础上,对“评法批儒”时的“法家”着作的整理与研究情况进行一个初步的梳理与分析。“评法批儒”运动的缘起、发展、落幕及影响等事实的厘清是相关研究开展的基础。九一三事件后,党中央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将政治运动从“批林整风”转向“批林批孔”,折射出批判运动的方向从批“极左”转向批“极右”;又因毛泽东无意将“批林批孔”从意识形态层面发展为串联、武斗等,故运动实施者江青不得不将运动的侧重点转向“评法批儒”。以往,两场运动被视为合二而一的,但实际上二者的发展线索、逻辑、侧重点均不相同。儒法对立的极端化及“影射史学”的滥用,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评法批儒”运动落实到实践层面上,表现为对扩大化的“法家”着作的出版与注释。这项任务并非从事政治运动者所能承担。为此,许多专业人才被召集至各种各样的注释组,以注释佶屈聱牙的“法家”着作,以便在人民大众中普及。作为政治运动的“评法批儒”持续时间较短,但普通学者的注释工作,持续到“文革”以后。因此,“评法批儒”时的“古籍热”,包括运动期间产生的注释本,也包括那些缘起于“评法批儒”,收尾、出版于七八十年代的作品。为注释法家作品,全国范围内组织成立了各种各样“三结合”的注释班子,典型的有南京大学《韩非子》注释组、山东大学《商君书》注释组等等。由“评法批儒”所催生的出版物数量众多,具体而言,官方报刊的文章是研究的政治风向标;各类选注、小册子、活页文选等有重复率高、发行量大、政治色彩浓郁等特点;相较而言,一些学者及“三结合”注释组的作品具有较高学术含量。“评法批儒”激发的“古籍热”,还使法家以外的相关古籍也得以出版。这个另类的“古籍热”现象,是政治运动干预学术的结果,其主观动机与学术无关,却在客观上造就了一些学术成果。“评法批儒”期间,对众多“法家”人物代表作品的注释、研究并不均衡,《商君书》《韩非子》《荀子》《盐铁论》可谓是注释、研究的重中之重。关于《商君书》的研究,学术含量较高的有高亨的《商君书注译》、章诗同的《商君书》、山东大学的《商君书新注》《商子译注》等。其中,尤以高亨之着为代表。高氏此书是其诸子研究系列的延续,也是高氏多年来对《商君书》校勘、注译、研究的汇总。此书在行文上带有一定的时代色彩,但瑕不掩瑜,是《商君书》研究史上绕不开的存在。山东大学《商君书》注释组先后出版《选注》《新注》两书,其后注释组历经“三结合”到“专家组”的转变。“专家组”在前两书基础上编写了《商子译注》一书。关于《韩非子》的研究,代表性的有南京大学的《韩非子校注》《韩非子札记》《韩非子索引》等。“文革”后,周勋初将“评法批儒”时关于《韩非子》的注释成果进行加工、整理,分别以注释组和个人的名义出版了《韩非子校注》和《韩非子札记》两本书。周钟灵等人还编写了《韩非子索引》一书,填补了“韩学”研究的空白。不同于商鞅和韩非,荀子究竟是儒家还是法家曾在历史上引起争议。但“评法批儒”时,荀子因宣扬法后王、讲求革新、强调天人之分、倡导制天命而用之等被视作法家,《荀子》也成为出版界的“宠儿”。《天论》篇因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贴合了运动的主流思想,而在《荀子》的单篇注释中独占鳌头。与《荀子》相关的注释本以章诗同的《荀子简注》及北京大学的《荀子新注》为代表。《荀子简注》因注者遵循古籍校注的基本规范而成为此时期研究的代表,但“简注”体例限制了其对《荀子》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荀子新注》一书的编写启动于1974年,出版于1979年,时代形势的变化使此书褪去了儒法斗争的色彩,学术性得以突显。此书因注释详略得当利于初学,而在时下稍经改写后再版。《盐铁论》因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御史与各郡国的儒生讨论盐铁之利的事,被认为是儒法斗争的代表性事件而受到重视。20世纪前80年的《盐铁论》研究,虽不乏其人,但始终不温不火,“评法批儒”时的研究实为《盐铁论》研究史上低谷中的小“高峰”,但这个小“高峰”的研究儒法斗争色彩较为浓厚。以《本议》篇的注译为例,注译者明显态度偏颇,偏向所谓“法家”桑弘羊一方,声讨贤良、文学一方,相关评论极不客观。“评法批儒”时,法家队伍急剧扩大,柳宗元、王安石、章太炎等都成了“法家”代表。毛泽东“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一诗,造成了《封建论》研究的流行。王安石因“三不足”精神成为北宋的法家代表,其“三不足”精神还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清代以前,王安石因施行变法而“受谤七百有余年”,自清代以来,王安石政治家、改革家的形象才得到世人认可。这种正面评价在“评法批儒”时达到了顶峰,并在1980年代的改革语境下得到延续。“评法批儒”时,邓广铭对其《王安石》一书的失败改写较为引人注目。“文革”后,邓氏又两修此书,造就了其“四写王安石”的学林佳话。章太炎因赞扬秦始皇统一之功,肯定商鞅、韩非等人思想的进步性,认可远藤隆吉“孔子之出于支那,实支那之祸本也”的观点而被视为“法家”代表。毛泽东布置注释《秦政记》《秦献记》直接导致章太炎研究的“大热”,其中以《章太炎诗文选注》为代表。“文革”后,编注组的朱维铮、姜义华又合力编注了《章太炎选集》一书,深化了“评法批儒”时的章太炎研究。这些缘起于“评法批儒”的学术成果,有一些共性。首先,这些注释本大都选取了可靠的底本,这是它们能够进入后人研究视野的基础。其次,这些注释本整体的校勘成就并不突出,但也有佼佼者如《商君书新注》《韩非子校注》等。第三,这些注释本在注释与今译方面的成就较为突出,对“法家”作品的普及作用重大。第四,这些注释本都包含一个“说明”部分,以对所注释篇章的基本内容与思想进行概括。此部分时代色彩较为浓厚,也是“文革”后重点改写的部分。“评法批儒”为学界带来的最重要的学术遗产,是参与运动的中年专家以特殊的方式培养了一批学术种子。这些青年存在两大特点,一是学术上“先天不足”。他们既无家学,也无书可读,“文革”后高校一度停止运转,使他们失去了晋升的渠道。二是处于知识饥渴状态,时刻在寻找各种学习的可能性。“评法批儒”这个荒谬的政治运动却为他们提供了接触、研读古籍的机会,进行了学术基本功的训练。“评法批儒”运动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法家”的研究,但不能忽视的是这些出版物中存在的病态现象:首先,无可避免地带有儒法斗争的分析模式;其次,在文字的表述上充斥着夸张的革命化语言以表明其政治正确性;其三,那些开端于“评法批儒”出版于“文革”后的作品,大都经历了文字的消毒工作,且出版时间愈晚,出版物的学术价值越高。另外,“评法批儒”时,儒、法两家在政治的主导下与此期主流文化形成了一种非正常的共存状态。这种状态随“文革”的结束而终结,但如何理性处理当下政治需求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是一个值得长久思考的问题。
李洋[5]（2019）在《以“亲亲相隐”问题视角探析韩非子思想》文中研究表明以“亲亲相隐”视角探析韩非子思想,结合《韩非子》这一文本,以“亲亲相隐”问题所涉及的几对关系,即家与国、私与公、德与法的关系为入手处和着力点来探析韩非子的思想。探究韩非所构建的社会秩序,所倡导的价值选择,以及韩非为维护其所构建的理想的政治伦理秩序和价值选择所构设的政治上的主张和制度上的落实。“亲亲相隐”问题和韩非子的思想都有很重要的研究价值,以“亲亲相隐”问题视角探析韩非子思想这一角度尚未被学者充分讨论,本文创新研究视角,将两者结合起来,以“亲亲相隐”问题视角,根据由“亲亲相隐”问题所涉及的家与国、私与公、德与法几对关系,来探析韩非子所主张的伦理秩序、价值目标和制度保障,管窥韩非子思想。《韩非子·五蠹》篇直析“亲亲相隐”的直接案例——“直躬证父”,韩非的观点是反对“亲亲相隐”。在家与国、公与私、德与法的系列关系中,韩非站在国、公、法的立场上。韩非的观点是君权至上,为法为公的。在韩非的伦理序列里,君权高于父权。韩非重“利”轻“情”,主张人性相利、是趋利避害的。父子与君臣之间都是以利相计的,挖掘出了父权与君权,家与国之间的冲突,分离忠、孝两个概念,韩非以忠统孝,倡法治,反对“亲亲相隐”,维护君国之利。韩非认为,为己、为家、为“情”乃为私,为君、为国、为众乃为公。公私相背,韩非主张立公废私。为维护公利,韩非由此理顺了一套治理国家的明法治、行赏罚、去私恩、卫公利的政治举措。对于德与法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是韩非为确保其理想的社会伦理秩序和价值选择所构设的一个政治上的落实和制度上的保障。韩非务法不务德,主张严刑峻法,以刑去刑,建构了一套以法为教、法术势相结合的治国理论体系,用以维护君国之公利。学术界关于“亲亲相隐”问题的讨论经久不衰,但是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历史背景、社会制度下所讨论的有关“亲亲相隐”问题的重点是不同的。在先秦时期,法家、儒家都是从一种政治的角度,探讨一种“亲亲相隐”问题中所选择的政治伦理秩序,从而构建自家学派的伦理秩序和政治主张,是站在君、国的大立场去看待和讨论。如今郭齐勇老师、刘清平老师等学者的讨论,多是从新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以新的视角重新讨论阐发此问题。现代阶段的讨论多是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探讨“亲亲相隐”或是“亲亲相举”对人性的考验,对于社会公正,现代人权的影响。其讨论视角和讨论主体也都发生了变化。在先秦时期,韩非对于“亲亲相隐”问题的讨论是独树一帜的,其间反映的韩非所构建的社会政治伦理秩序和社会价值选择,不同于当时的儒家所构建的亲亲、尊卑的社会结构和秩序。打破了传统的“亲亲”的社会模式,韩非以“利”取代“情”作为纽带,消解了家庭的基础性、根本性的地位,但是韩非忽视了家庭在社会稳定中的重要作用,韩非把他所倡导的这种性恶论倾向的人性论,将人人“以利相计”的价值观笼罩于全社会的范围内,特别是推及到了家庭中去,摒弃了一切情感、道德的因素,这是不足取的。韩非主张的以法为教,法术势相结合的治国管理体系中,蕴含了一定的进步的平等、公正的思想元素,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中身份、阶层固化的状态。但是韩非所讲的法治仍有其局限性,其讲的法治与现代法治是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的,韩非所主张的法治还是以君为中心的,其所倡导的法治是为维护君主的统治,驭臣驭民的工具,而现代法治则是以民为中心的,一种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序良俗、稳定和谐的一种社会管理运行的系统化的制度。
李玉婷[6]（2019）在《“德则无德”的转向之路 ——韩非子道德思想探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先秦诸子尽管观点大异,但终究身处同一时代,都表现出了一种对生民之关怀、治世之向往的“救世情怀”。虽然韩非子身为法家集大成者,但他的思想中也深藏着一种道德观念与价值理想。与诸子所不同在于韩非子由“道”入手诠释“德”之形上之真义,又由人情自然的经验体察为现实出发点,用“法”来规导人们通向一条道德之路。本文第一章对此作出阐述。承接老子道家思想,韩非子对“德”分析依从形上“道”之本体全面铺开。韩非子界定了“德”的形而上之本体内涵,并通过区别“德”与“得”,指出真正的“德”是以“道”为本并体现后者“虚静”的本质,即“无为”、“无欲”、“不思”、“不用”,此即“德者,内也”。“德”实际上是在“道”之下的内得之“德”,外求之得并非“德”。本文第二章,试图从“德则无德”的角度反向解读这一“德”的形上内涵,并从道论、德论、理论作出深入的梳理与探讨。经验世界中的现实个体总是“为之欲之”、“用之思之”,以向外求“得”为“德”,从而呈现出的是“德则无德”。原其根源,现实个体有着不可克服、向外求的私欲,因而偏离本体之“道”与“德”就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以修养来提升内心自律似乎是一条道路,但在经验障碍面前终究苍白乏力。于是,直面人性好利恶害的事实,人无法通过修生养性走向“有德”之路,那么法治就成为韩非子所能设想的一种扭转“德则无德”的关键方案。本文第三章,注重于对韩非子人性论的挖掘,指出其思想通向法治之路的原由。依循人情的法律,不仅是面对人性私欲的一种无奈,还是普通个体不落入“德则无德”、走上“不德则在有德”的之路的重要手段。法律的废私立公、法不阿贵等等道德作用,推动着通达“应然之道”的理想,实现回归匹配本体之“道”的“德”,即“上德不德,是以有德”。韩非子试图选择法治来实现人的“不德则在有德”,回归真正的“德”的世界。从一种“自然之道”走向“应然之道”,从一种“自然之法”走向“应然之法”。本文第四章,通过对韩非子治国理念的探讨,指出韩非子力图扭转“无德”成为“有德”的一种尝试,亦即构建经由“法”之路径,扭转世间流行的以“得”为“德”的道德转向之路。本文意图指出,解决“德则无德”的现象和问题构成了韩非子道德思想的一条线索,它不仅有利于我们理解韩非子思想中真实存在的“德”之观念,也有助于我们挖掘韩非子强调“不务德而务法”背后的价值意图。
王宏强[7]（2019）在《韩非君道论研究》文中认为先秦诸子大多将重建秩序和实现治世寄托在“明君”身上,他们的“治道”因而往往最终落实在“君道”上。所谓君道是思想家对理想君主所赋予的政治目标、政治原则以及政治规范。有别于其他诸子,韩非试图为“中主”设计一套为君之道,意在使资质平平的君主也能够实现高效统治。如何确保君主权位的恒久稳固,并能够有效运用绝对化的权力,使国家机器高效运转,是韩非君道论的核心问题。韩非一方面反对“必待贤而治”,刻意遮蔽中主极易沦为暗主的问题,为中主进行集权统治提供了合理性说明;另一方面反对任何形式的君臣易位,将君主永享国祚视为天经地义。运用“法治”进行社会控制是韩非君道论的重要内容。从先秦礼法转变、儒法之争和驱民于农战三个维度看,韩非的法治具有“绝对性”的特征,即一方面君主绝对控制臣民,另一方面臣民绝对顺从君主。官僚控制是韩非君道论最独特的部分,它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君主对官僚系统的整体控制,二是君主对官僚系统中重臣的重点控制。所谓“整体控制”是指君主将官僚系统作为一个整体,以“法术”来选拔、课考和规范官僚,使官僚系统得以高效运转,从而成为忠实贯彻君主意志的工具。所谓“重点控制”是指君主将重臣作为重点控制对象,以“术”来防范、伺察和严惩重臣,消除对君权直接或潜在的威胁。君主的社会控制和官僚控制归根结底均是对“人”的控制,“人情”便是君主控制臣民最切实的着力点。韩非的“人情”仅仅指人趋利避害的本性,缺少“人之为人”的内涵。“因人情”实际上是君主“用人情”基础上对“人”进行控制的方略,具有鲜明的将“人”工具化的倾向。韩非君道论本身呈现出君主由自我控制向自我膨胀演化的轨迹,这一演变轨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专制君主从自信自律向自圣自负演变的趋势,即“体道守法”和“虚静无为”势必朝“依道弄法”和“贪躁妄为”的方向演进,这样“因人情”最终必然逻辑地转变为“逆人情”。总之,韩非君道论的要旨是君主简便高效地控制官僚系统进而控制社会,意在构建一个强大到极致的君主权力系统和一个萎缩到极致的编户齐民社会,从而以富强之资一统天下。研究韩非君道论既有助于理解周秦之变的历史趋势,也有助于理解中国古代“得君行道”的政治思维和理论困境。
王亚丽[8]（2018）在《先秦时期儒法会通研究》文中认为春秋战国时期,天下无道,秩序混乱,“有道”秩序的构建,成为儒、法关注的焦点。“有道”秩序的构建不仅需要外在的政治制度、规则,也需要内在的伦理价值内涵。围绕“有道”秩序的构建,儒、法分别选择德礼之路径和法之路径,虽各执一词,但都是为了调和“治”的矛盾,以期呈现出秩序稳定的良好方略。人性作为“有道”秩序构建的现实依据,对其探讨成为塑造人内在品质和外在规范的根基。先秦儒家对人性有不同的声音,言“性善”与“性恶”,但其落脚点皆在于对“向善”的追求上。先秦法家认为人性是好利恶害的,追求合法性意义上的“善”（利）。善的标准是双重的,符合道德亦或符合法律。儒家侧重于以“德导礼齐”的方式来治理国家,树立内在于人心的道德准则;法家侧重于以“法治”思想来治理国家,以功利的价值取向来引导人的行为。儒、法倡导的不同路径实则是对道德和法律地位认知的不同,但秩序的均衡需要道德与法律的共存。法家对儒家的“批判”具有矛盾性的特征,使得儒、法思想的会通得以可能。儒法会通围绕着礼与法、道德与法律关系而展开。礼、法同构之所以可能,在于儒家之礼与法家之法皆源于三代之礼,有着共同的本源。荀子援法入礼,此说明礼、法并非相互对立,两者可以共处而存。在司法秩序方面,首先辨明儒、法对公私的划分,其次探究儒、法对情、法的态度,分析儒家重“情”、法家重“法”的合理性及片面性,只有实现情与法的相互调剂才能实现秩序的稳定。在教化方面,儒家的道德教化与法家的法律教化存在互补的可能,是实现人内在道德素养与外在规范的自觉结合。本文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对“有道”秩序构建的整体结构分析,与儒、法思想的互通互释,以期达到“有道”秩序的外在制度（法治）和内在思想（德治）的结合,实现其价值的当代转化,为公民的道德素质建设提供借鉴,为“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的国家战略增添本土的历史资源。
马兆睿[9]（2018）在《黄宗羲公私观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黄宗羲公私观思想为核心,从思想渊源、思想内涵、以及在实践层面的体现三个角度,对黄宗羲公私观思想进行解读。在思想渊源上,主要是为了厘定这一时期的儒家学理传统,对重要的概念进行梳理,对重要的联系进行论证。着手解决黄宗羲是在怎样的语境中建立公私观,以及为什么要对公私关系展开重新建立的问题。本章从三个方面进行把握,分别是程朱理学的天理之公与人欲之私;王阳明私意的思想内涵;以及李贽、陈确对私观念的重新架构。在思想内涵上,本章分为三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直接切入文本,对其公私观思想的主要着作《明夷待访录》进行梳理与论证,得出其公私观思想的主要内容,即公与私各自的含义,以及公与私之间的联系。第二与第三部分则深入其哲学思想,展现黄宗羲公私观思想与哲学层面的本体论以及人性论的联系与依托。不但丰富了其公私观的思想内涵,而且在探讨公私观的同时,也较为清晰的展示了黄宗羲的思想脉络,使其思想体系一以贯之。在实践层面上,先从土地民有论入手,以明确民众拥有土地和土地财产权利重新厘定天下的含义,得出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非君之天下的结论。又对封建郡县之辩展开论证,得出黄宗羲对天下的治理权在君在臣亦在士的诉求。最后论证了黄宗羲在实践层面的思想,其内涵是要使君主以公心治天下,从而实现天下大公,实现儒家的最终理想。
蔡思韬[10]（2017）在《“公”及“公”参构词语的语义分析及文化阐释 ——兼及汉语国际教学中“公”参构词的教学》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公”及“公”参构词语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对“公”的语义进行分析;然后,分别在称谓语义场,道德语义场和政治语义场中,对“公”参构词语的语义内涵进行考察;同时,分别着重阐释其中所透视出的传统思想与文化——汉民族传统价值观、儒家传统公正思想和先秦传统“公天下”思想;最后,分析“公”参构词语在汉语国际教学中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二、先秦儒法公私观简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先秦儒法公私观简论（论文提纲范文）
（1）“言之刻”与“法之刻”——关于程朱理学与法家并称现象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 程朱理学与申韩法家并称现象及其检讨 |
| 二 “天理”与“法”的暗合:强势理性下的“社会工程” |
| 三 “公”与“私”的对立:个体选择空间的压缩 |
| 四 结语 |
（2）习近平治国理政中的传统政治伦理思想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二、选题目的及意义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论文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传统政治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 |
| 一、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 |
| (一)为政以德的德治观 |
| (二)为政以仁的仁政观 |
| (三)民贵君轻的民本观 |
| 二、法家的政治伦理思想 |
| (一)趋利避害的人性观 |
| (二)以法代德的法治观 |
| (三)立公废私价值观 |
| 三、墨家的政治伦理思想 |
| (一)贵义尚利的义利观 |
| (二)任人唯贤的用人制度 |
| (三)尚同的政治理想 |
| (四)非攻的外交方略 |
| (五)“节用”“节葬”“非乐”的生活伦理观 |
| 第二章 习近平治国理政中的传统政治伦理思想 |
| 一、习近平治国理政中的儒家政治伦理思想 |
| (一)“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是政治伦理的根本价值 |
| (二)习近平治国理政中对儒家“德治”伦理观念的超越 |
| 二、习近平治国理政中的法家政治伦理思想 |
| (一)德法共治的执政方略是法治伦理的根本特征 |
|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对法家“力治”思想的升华 |
| 三、习近平治国理政中的墨家政治伦理思想 |
| (一)公平正义是政治伦理建设的内在价值追求 |
| (二)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人才观是对墨家“尚贤”理念的提升 |
| 第三章 新时代贯彻落实习近平对政治伦理思想建设的意义 |
| 一、科学的态度和方法 |
| (一)批判继承 |
| (二)综合创新 |
| (三)贯彻目标 |
| 二、理论价值 |
| (一)丰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 |
| (二)开拓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新境界 |
| (三)构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思想体系 |
| 三、现实意义 |
| (一)有助于执政主体注重自身道德修养的提高 |
| (二)有助于执政党加强自身的政治伦理建设 |
| (三)有助于推进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3）《论语》的公私观念与孔子的德治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 一、《论语》中的公与私之分 |
| 二、政与事的区分 |
| 三、德治的选择 |
| 四、结语 |
（4）“评法批儒”运动时期的古典学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本文的难点、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评法批儒”运动的缘起与发展 |
| 第一节 从“批林整风”到“批林批孔”的转变 |
| 一、从批“极左”到批“极右”:“批林”与“批孔”的联合 |
| 二、晚年毛泽东扬法抑儒观念的形成 |
| 三、批林批孔运动的高潮:《林彪与孔孟之道》 |
| 第二节 “评法批儒”运动的开展 |
| 一、专注意识形态领域革命:“批孔”转向“评法” |
| 二、“法家”人物谱系的确立 |
| 第三节 “评法批儒”的影响 |
| 一、儒法对立的极端化 |
| 二、“影射史学”的滥用 |
| 第二章 “评法批儒”运动时的“古籍整理热” |
| 第一节 法家着作注释出版规划座谈会激发的古籍注释热潮 |
| 一、遍地开花的校注组 |
| 二、校注组的运行体制 |
| 第二节 法家相关着作的喷涌 |
| 一、古籍及相关研究着作的出版 |
| 二、法家着作选注及数量庞大的小册子 |
| 三、活页文选的大规模发行 |
| 第三节 法家之外的古籍整理 |
| 一、“批儒”作品的盛行 |
| 二、儒、法“同盟军”作品的大量面世 |
| 第三章 法家着作的整理与研究(上) |
| 第一节 《商君书》研究 |
| 一、名目繁多的《商君书》出版物 |
| 二、从三结合到专家组:山东大学《商君书》注释组的变迁及研究 |
| 三、高亨及其《商君书》研究 |
| 第二节 《韩非子》研究 |
| 一、韩学:子学研究的热点 |
| 二、《韩非子校注》的成就及失误 |
| 三、“韩学”研究的遗产——以《韩非子札记》与《韩非子索引》为中心的探讨 |
| 第四章 法家着作的整理与研究(中) |
| 第一节 喧嚣一时的《荀子》研究 |
| 一、《荀子》相关出版物及特点 |
| 二、章诗同《荀子简注》评析 |
| 三、《荀子新注》的成就与失误 |
| 第二节 备受瞩目的《盐铁论》研究 |
| 一、“评法批儒”时《盐铁论》研究的“高峰” |
| 二、“儒法斗争”色彩浓厚的《盐铁论》研究 |
| 三、《本议》篇注译的偏颇态度 |
| 第五章 法家着作的整理与研究(下) |
| 第一节 “评法批儒”催生的《封建论》研究 |
| 一、《封建论》研究的流行 |
| 二、没有代表作的“扭转期” |
| 第二节 “三不足”精神与王安石研究 |
| 一、为荆公辩诬:李绂、蔡上翔着作的大量发行 |
| 二、众多出版物合力:王安石改革者正面形象的塑造 |
| 三、一次失败的改写:邓广铭的《王安石》 |
| 第三节 章太炎研究的开展及推进 |
| 一、“评法批儒”时的章太炎研究热 |
| 二、章太炎着作编注组及《章太炎诗文选注》 |
| 三、朱维铮、姜义华等人的章太炎研究 |
| 第六章 “评法批儒”运动的学术遗产及反思 |
| 第一节 政治运动的学术遗产 |
| 一、“法家”研究的成就 |
| 二、由“评法批儒”开启的若干研究领域 |
| 第二节 政治风潮中的学术种子:中青年一代的成长 |
| 一、古籍注释的中坚力量 |
| 二、学术青年的成长 |
| 第三节 学术视角下“评法批儒”运动的反思 |
| 一、“法家”研究扩大化的歧途——以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为中心的探讨 |
| 二、政治批判对古籍校注的渗透 |
| 三、“革命”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共存 |
| 结语 |
| 附录: “评法批儒”产生的相关作品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以“亲亲相隐”问题视角探析韩非子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全文架构 |
| 第一章 析“亲亲相隐”问题,论秩序与选择 |
| 一、《韩非子》析“直躬证父”,论家国、公私 |
| 二、探相似案例,韩非崇君国公法 |
| (一)家国冲突,尚国——古之圣贤,先国后家 |
| (二)公私交锋,尚公——不倡相隐,鼓励告奸 |
| (三)情法选择,尚法——法无例外,近爱必诛 |
| 三、探同案异析,论各家要旨 |
| (一)法儒之辩 |
| (二)法道之辩 |
| (三)法家与《吕氏春秋》之辩 |
| 四、“亲亲相隐”论涉及的韩非子的思想基础 |
| 第二章 家与国冲突中论韩非子伦理秩序 |
| 一、父子血亲,从属政治伦理 |
| (一)三纲、八奸 |
| (二)相亲相利 |
| 二、君权至上,韩非重“利”轻“情” |
| (一)无“情”,以利相计 |
| (二)用“利”,刑赏驭下 |
| 三、家国交锋,韩非以忠统孝 |
| (一)忠孝实难两全 |
| (二)臣子为“利”尽忠 |
| 第三章 公与私交锋中论韩非子价值追求 |
| 一、所谓“公”、“私” |
| (一)私:为己、为家、为“情” |
| (二)公:为君、为国、为众 |
| (三)“公”、“私”相背 |
| 二、卫公、去私 |
| (一)卫公,赏罚并举 |
| (二)废私,法为利剑 |
| 第四章 德与法选择中论韩非子制度落实 |
| 一、批德治——仁义爱惠,乱法败国 |
| (一)仁爱不足推 |
| (二)仁义祸乱国 |
| 二、倡法治——以法为教,以刑去刑 |
| (一)刑罚教化、推之有实效 |
| (二)制度落实,法术势结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德则无德”的转向之路 ——韩非子道德思想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非道德主义的韩非子？：学界几种观点 |
| 第二节 “德则无德,不德则在有德”：韩非子“德”之思想 |
| 第一章 前韩非子思想的“德”之观念 |
| 第一节 以德配天——前诸子之“德” |
| 第二节 为政以德——儒家之“德” |
| 第三节 上德不德——道家之“德” |
| 第四节 德法并重——前法家之“德” |
| 第二章 “德则无德”之形上内蕴 |
| 第一节 “道”论：无为之道 |
| 一、万物之始——自然之道 |
| 二、弘大无形——虚静之道 |
| 第二节 “德”论：内得之德 |
| 一、德者得身 |
| 二、身全积精 |
| 第三节 “理”论：理定得道 |
| 一、核理而至 |
| 二、缘理事成 |
| 第三章 “德则无德”之形下之用 |
| 第一节 人性论：好利恶害 |
| 一、人情自然 |
| 二、迷于利欲 |
| 三、挟自为心 |
| 第二节 修身论：积德神静 |
| 一、虚静无为 |
| 二、爱神保精 |
| 第三节 治国论：循道入法 |
| 一、治因人情 |
| 二、不务德而务法 |
| 三、因道全法 |
| 第四章 “德则无德”之转向：由法成德 |
| 第一节 废私立公：公共之善 |
| 一、公私分明 |
| 二、明主之道 |
| 第二节 法不阿贵：社会正义 |
| 一、德泽于民 |
| 二、不避亲仇 |
| 第三节 应然之道：道德理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韩非君道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韩非研究述评 |
| 一、二十世纪前半叶的法家与韩非研究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大陆的韩非研究 |
| 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港台地区的韩非研究 |
| 四、国外的韩非研究 |
| 五、韩非思想的专题研究 |
| 第二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方法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本文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本文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韩非其人其书及韩非思想的背景 |
| 第一节 韩非其人其书 |
| 一、韩非的生平 |
| 二、《韩非子》一书的编纂、传承、版本与真伪问题 |
| 第二节 韩非君道论的历史背景 |
| 第三节 韩非君道论的思想背景 |
| 第二章 韩非君道论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道理论与以道论君 |
| 第二节 变化史观与新圣登场 |
| 第三节 矛盾观与敌对意识 |
| 第四节 人情论与君臣市交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韩非的“势”论与绝对君权理论的建构 |
| 第一节 以赏罚权为核心的君主之“势” |
| 第二节 韩非“势”论所内含的绝对尊君意识 |
| 第三节 追求明主、批判暗主与绝对尊君 |
| 第四节 韩非绝对尊君的原因探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韩非的“法治”与社会控制 |
| 第一节 从礼法转变看韩非“法治”的社会控制 |
| 第二节 从儒法之争看韩非“法治”的社会控制 |
| 第三节 从驱民于农战看法家“法治”的御民逻辑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韩非的“术”与官僚控制 |
| 第一节 韩非的“法术”与君主对官僚系统的“整体控制” |
| 第二节 韩非的“术”与君主对重臣的“重点控制” |
| 一、重臣对君主的壅蔽 |
| 二、君主的防壅之术 |
| 第三节 韩非官僚控制理论的内在悖论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韩非的“因人情”与君道论的建构 |
| 第一节 不以“人之为人”为内涵的“人情” |
| 第二节 “因人情”与“人”的工具化 |
| 第三节 有关君之“人情”的问题 |
| 第四节 余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韩非君道论的政治逻辑与内在矛盾 |
| 第一节 体道守法与依道弄法 |
| 第二节 虚静无为与贪躁妄为 |
| 第三节 顺人情与逆人情 |
| 第四节 韩非君道论的内在逻辑 |
| 第五节 余论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先秦时期儒法会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四) “有道”秩序 |
| 一、“天下无道”——儒、法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
| (一) 政治失序、“礼崩乐坏” |
| (二) 社会价值观念的动荡 |
| 二、儒、法“有道”秩序的构建 |
| (一) 儒家“有道”秩序的构建 |
| (二) 法家“有道”秩序的构建 |
| 三、儒法会通的表现 |
| (一) 辨析法家对儒家的“批判” |
| (二) 礼、法同构 |
| (三) 情、法相济 |
| (四) 教化互补 |
| 四、儒法会通的当下价值 |
| (一) 儒、法的理想秩序对中国道路构建的文化基奠作用 |
| (二) 儒、法的内在融通对“依法治国”的影响 |
| (三) 儒、法的教化思想对公民道德素质建设的启发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9）黄宗羲公私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 |
| 第二章 黄宗羲公私观的渊源 |
| 第一节 天理之公与人欲之私 |
| 第二节 私欲概念的重新架构 |
| 一、若无私则无心矣 |
| 二、有私所以为君子 |
| 第三章 黄宗羲公私观的内涵 |
| 第一节 黄宗羲对公私关系的重新建立 |
| 第二节 黄宗羲公私观在本体论上的体现 |
| 一、盈天地间皆气 |
| 二、盈天地间皆心 |
| 第三节 黄宗羲公私观在人性论上的体现 |
| 一、气性之辩 |
| 二、性情之辩 |
| 三、理欲之辩 |
| 第四章 黄宗羲公私观在实践上的体现 |
| 第一节 土地官有民有之辩 |
| 第二节 天下封建郡县之辩 |
| 第三节 使君以公心治天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10）“公”及“公”参构词语的语义分析及文化阐释 ——兼及汉语国际教学中“公”参构词的教学（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成果综述 |
| 第二节 本文的选题意义与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公”的语义系统 |
| 第一节 “公”的原义考 |
| 第二节 “公”的辞书释义 |
| 第三节 “公”的词义引申 |
| 第二章 称谓语义场“公”参构词语与汉民族价值观 |
| 第一节 称谓语义场中的“公”参构词语 |
| 第二节 从“公”称谓看汉民族的传统价值观 |
| 第三章 道德语义场“公”参构词与儒家传统公正思想 |
| 第一节 道德语义场中的“公”参构词语 |
| 第二节 儒家传统公正思想 |
| 第三节 公正思想的现代启示 |
| 第四章 政治语义场“公”参构词语与传统先秦政治理想 |
| 第一节 政治语义场中的“公”参构词语 |
| 第二节 先秦“公天下”思想探析 |
| 第三节 “公天下”思想的现代启示 |
| 第五章 汉语国际教学中“公”参构词教学 |
| 第一节 汉语国际教材中“公”参构词现状分析 |
| 第二节 母语为英语的学生对“公”参构词的习得偏误分析及教学建议 |
| 第三节 在“公”参构词教学中传播公正思想文化 |
| 第六章 结论 |
| 第一节 本文主要观点 |
| 第二节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四、先秦儒法公私观简论（论文参考文献）
- [1]“言之刻”与“法之刻”——关于程朱理学与法家并称现象的分析[J]. 张耀.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06)
- [2]习近平治国理政中的传统政治伦理思想探析[D]. 秦志荣. 西北民族大学, 2020(08)
- [3]《论语》的公私观念与孔子的德治思想[J]. 萧平,曾嵘. 哈尔滨学院学报, 2020(03)
- [4]“评法批儒”运动时期的古典学术研究[D]. 陈闯. 山东大学, 2019(09)
- [5]以“亲亲相隐”问题视角探析韩非子思想[D]. 李洋. 中国政法大学, 2019(02)
- [6]“德则无德”的转向之路 ——韩非子道德思想探析[D]. 李玉婷. 杭州师范大学, 2019(03)
- [7]韩非君道论研究[D]. 王宏强. 兰州大学, 2019(08)
- [8]先秦时期儒法会通研究[D]. 王亚丽. 曲阜师范大学, 2018(01)
- [9]黄宗羲公私观研究[D]. 马兆睿. 中国计量大学, 2018(02)
- [10]“公”及“公”参构词语的语义分析及文化阐释 ——兼及汉语国际教学中“公”参构词的教学[D]. 蔡思韬. 福建师范大学, 201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