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一届《预算管理与会计》月刊通讯员名录（论文文献综述）
罗雄[1]（2020）在《高等学校时代新人培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提出的育人新目标,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人才培养的总方向。时代新人培育的提出,既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特定历史阶段对人才培养的客观需求,也延承了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心任务的变化而培养“新人”的历史传统。时代新人的培育,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学说,回答了新时代教育“培养什么人”的根本问题,是践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育的重要使命,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迫切要求,是落实教育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本质要求,是新时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客观要求,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青少年是时代新人培育的主体。高等学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阵地之一,在时代新人培育上大有可为且应大有作为。高等学校时代新人培育,根植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延承中国共产党“育新人”的传统,着眼于现代化进程中的育人反思。就理论基础而言,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中国共产党“育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和“立德树人”的育人思想是高等学校时代新人培育的理论根基。就时代背景而言,高等学校时代新人培育处于落实“四个伟大”战略、完成“强起来”历史任务、贯彻“四个服务”方针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背景、新征程、新境界和新使命之中。就现实反思而言,高等学校时代新人培育必须正视教育现代化、文化多元化、政治民主化和社会信息化等潮流对青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所带来的挑战,必须直面技术理性的“僭越”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带来的困扰。在培育原则上,高等学校时代新人培育应坚持总体性原则、主体性原则、导向性原则和实践性原则。在培育内容上,高等学校应着重培育青年大学生过硬的政治能力、高尚的道德品质、卓越的学习和创新本领、无畏的担当精神、健康的身心素质和开阔的国际视野。在培育路径上,高等学校时代新人培育应着重从课堂引导、实践养成、组织保障、精准服务和队伍支撑上入手,构建时代新人培育的路径体系。具体而言,在组织保障层面,应以党的坚强领导推进时代新人培育,构建凝聚青年、服务大局、当好桥梁、从严治团的高校共青团“四维”工作格局,增强高校学生会和学生社团组织的组织力,强化班集体成员的主体能动性;在课堂引导层面,应坚持“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贯通、“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的融合、“实体课堂”与“虚拟课堂”的互补;在实践养成层面,要做实以理论学习为基础的专业实践,做优以知行合一为原则的社会实践,并在实践中精心打磨育人工作品牌;在精准服务层面,应扎实做好对青年大学生的学业辅导、心理疏导、生活引导和就业指导;在队伍支撑方面,应按照“四有”好老师标准,精心培养“大思政”育人队伍,尤其是要配齐建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辅导员工作队伍。总之,高等学校时代新人培育作为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需要不断健全和优化课程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科研育人、网络育人、心理育人、资助育人、组织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等十大育人体系,从而形成育人合力,使时代新人培育取得更加显着的成效。
钱馨平[2]（2020）在《中国近代气象学科建制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古代一直拥有丰富的气象知识积累,但对气象现象认识一直停留在经验主义阶段,没有形成严密的科学体系,直至明清时期西学传入中国才开始气象学的萌芽,并且逐步建立了中国的气象学学科。学科建制化主要研究一门学科如何构建与发展的过程。近代气象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历史,需要系统化的梳理,并且从建制化角度加以研究,以期厘清中国近代气象学科的建制化过程,解答中国的近代气象学的诞生、发展及其影响因素,掌握其学术积累的路径,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把握并完善学科进一步的发展方向。本文通过对南京大学档案馆、清华大学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教育科研、人物、期刊资料的搜集,围绕学科建制化的五个要素之教育、科研、学科大家、学术共同体和学术交流阵地展开研究,分析了中国近代气象学科建制的背景、基本过程、阶段划分与影响因素,总结其发展脉络和阶段特点,探讨了近代学科建制化的完整过程,并归纳了其发展的动因作用。文章研究内容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对中国近代气象学科的孕育与萌芽背景进行分析,指出中国古代虽有领先世界的气象底蕴,却停滞于明清,而同时期西方已开始气象学科的科学建制。随着清末西方气象科学的传入,国人开始接受并主动研习,从而近代气象学科得以在中国萌芽。第二部分对气象学科建制化所包含的相关要素做了纵向概述与分析,对每个要素从建立初期到扩大发展的演变过程进行了系统研究。其中气象教育为学科发展基石,科研机构提供学术保障,职业化的气象大家为学科领路人,学术团体之气象学会和学术交流阵地之气象期刊为学科的交流平台。这五个建制要素共同带动了中国近代学科建制化的完成与完善。第三部分,从事件本身出发,通过标志性事件的选取,明确中国近代气象学科建制化的起始时间与阶段划分,并通过事件的分析和评述,对不同阶段的建制化程度进行特点总结。其建制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即1862—1927年的起步阶段、1928-1943年的基本完成、1944-1952年的转型和升级。第四部分,在研究中国近代气象学科整体构建脉络的基础上,文章对影响学科发展的内外因素进行分析,从而认识到社会环境、行业需求、学科内在动力等影响因素与近代气象学科建制的互动关系。本文作为对中国近代气象学科建制化的系统研究,一方面对学科建制过程中五大要素进行逐一分析,另一方面对学科建制的不同阶段进行划分,对学科建制标志性事件进行了归纳总结,从而对近代气象学建立并向现代大气科学转变过程进行了细致而准确的描绘,以期回答近代气象学科是如何建立并成熟,并解答这一过程的主要推动力问题。
裴欣[3]（2020）在《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以来的一百八十年间,西安城市经历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社会政治经济也实现了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发展。近现代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工业革命的发展,工业革命不仅带来了技术变革,更是带来了政治变革和城市变革。城市规划是对城市未来发展的计划,是人类积极主动建设改造城市的活动,对城市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作为城市发展先导的城市规划,自近代以来,从思想理论和规划实践两个层面,逐步实现了从萌芽到形成完善并继续发展的历史过程,至现当代形成成熟完整的城市规划编制和实施的现代化转变,并由此引发了西安城市社会经济的现代转型。本文从历史地理学角度,以城市近代化为主线,从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演变切入,复原民国时期及建国后西安历次城市规划形成的过程,对城市规划各要素及其作用进行了综合分析,探究西安作为内陆城市其城市规划制定及实施的影响因素。本文以时间为经,以历次规划为纬,大体上分为民国时期与当代时期两个阶段来研究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演变的过程。综观民国时期西安的城市发展及规划建设情况,可以将民国时期西安的城市规划分为萌芽时期、形成与完善时期以及继续发展时期三个阶段。民国前期西安城市空间格局的初步变化和城市规划文件的形成主要从辛亥革命后至陪都西京确立之前,也可以称之为前陪都时期,出现了萌芽性质的两部城市规划文件,其一是民国十六年（1927年）的《陕西长安市市政建设计划》,其二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的《陕西省民国二十年建设事业计划大纲》。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开始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止的十余年间,是民国时期西安城市规划的形成与完善时期,主要是在筹备建设陪都西京时期。这一时期西安先后出现了多部城市规划方案,既有民间拟议,也有官方擘划。民间拟议包括季平的《西京市区分划问题刍议》和易俗社孙经天《西京市政建设计划之准则》。官方擘划则包括《西安市三年行政计划》、《陕西省建设厅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行政计划》、《西京市分区计划说明》、《西京规划》等。尤其是《西京规划》的出台,标志着近代西安形成了现代意义上完整的城市规划方案。民国时期西安城市规划的继续发展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随着抗战的结束和战后城市恢复建设的开展,《西安市分区及道路系统计划书》随之编制完成。这部规划借鉴了当时西方主流规划思想,颇具时代意义。当代西安城市规划发展演变在新的历史时期出现了新特点。这一时期我国的现代城市规划体系开始逐步建立,从开始全盘引入苏联模式到逐步接受西方的城市规划理论和方法,至结合实际形成具有自身优势特点的规划方案,当代西安城市规划发展一波三折。西安的城市发展和建设一直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有了统一的安排和指导。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安总共编制了四轮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即《西安市1953-1972年城市总体规划》、《1980-2000年西安市城市总体规划》、《1995-2010年西安市城市总体规划》和《2008-2020年西安市城市总体规划》。在这几次城市总体规划的指导下,西安改变了近现代时期的城市面貌,从消费型城市发展成为工业城市,进入了现代化都市发展的新时期。通过历史时段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对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演变过程的分析,总结了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的特征,指出这一时期西安城市规划的历史继承和过渡时期的转型变革双重特点。同时总结了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思想的演变,分析了城市规划落实的影响因素。专门之人才、具体之计划、充裕之财力、科学理论之指导是西安城市规划建设主要影响因素。其中政治因素是西安城市规划制定和实施的最为突出的动力因素,西安城市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大多有赖于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地方政令的推行。最后,把西安的城市规划置于全球史背景下进行探讨,更加凸显近代以来西安作为世界古都的城市规划特点,为西安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提供参考。
郭洋[4]（2020）在《中国科学社北美分社的兴衰（1922—1936）——基于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国科学社北美分社档案的考察》文中提出中国科学社北美分社诞生于1922年,是中国科学社实际发展起来的唯一海外分社。关于中国科学社史的研究汗牛充栋,却罕见关于北美分社的研究。现存史料显示该分社在1922至1936年间,大体上保持了延续性发展。近年新发现的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国科学社北美分社档案,为学界了解中国科学社北美分社的兴衰提供了条件。解读这些史料,基本可以还原北美分社1922至1936年间的历史面貌,这对于中国科学社史及中国近现代科学史研究大有裨益。
王伟[5]（2019）在《《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研究 ——基于1915-1949年发刊的文本分析》文中研究表明《科学》杂志的创刊发行在近代中国的科学发展历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1915年1月到1949年5月,35年间《科学》杂志共出版31卷,合计350期,留下了约3000万字的宝贵思想财富。从20世纪90年代起,对《科学》杂志的相关研究逐渐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时至今日,关于它的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均已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从传播学的视角剖析其科学传播理念形成、内容变迁和特色效果的研究还比较少见。本研究基于1915-1949年的《科学》杂志的传播活动和发刊内容,将其置于中国近代科学发展与时代变动及社会历史变迁的大背景之下,运用科学传播最新理论,从传播主体自身行为和社会行为的角度,在梳理杂志自身科学传播活动的基础上,分析多元化的传播主体社会角色的形成和变迁,科学传播理念的形成和演化路径,科学传播内容与实践的互动变迁关系,以及科学传播采用的方式和策略,最后对科学传播的效果进行考察。本研究主旨是通过对《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过程、传播主体、传播理念、传播内容、传播方式和策略以及传播效果的全方位考察,力图展示中国近代科学传播活动从知识价值传播到科学文化建构演变的一个缩影,为当代科学传播活动提供思想指导和历史借鉴,既具一定的历史意义,又具一定的现实意义。具体研究共分为7章:第1章,绪论。主要介绍本课题研究的选题背景、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现状、理论概念、思路方法和观点内容,进而指出本课题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第2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实践历程。以《科学》杂志基于中国社会现实的传播目标入手,通过对杂志不同时期传播发展过程背后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社会因素分析,指出《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实践活动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经历了一个传播观念表达、传播范式形成、传播优先解谜、传播危机反应和传播理念转型的发展过程。第3章,《科学》杂志的多元化传播主体的社会角色变迁。通过选取《科学》杂志的组织管理者群体、编辑部长群体和撰稿科学家群体中的代表人物,对其在科学传播实践过程中的教育背景、发刊情况、发刊内容和传播特点进行量化分析,指出《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是一场由留美学生为主体的自然科学家群体发起,由政治家、实业家和社会活动家共同参与并推动的一场致力于科学启蒙的传播实践活动。多元化的传播主体在推进中国近代科学传播发展的同时,在共同具有的“精神特质”的指引下,自身科学家的社会角色得以确立,并普遍经历了一个从科学传播、科学研究、科学教育到科学管理的多重社会角色变迁历程。第4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理念的形成与演进。通过对《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理念的提出及发展过程分析,指出“求真致用”的科学传播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特征与科学文化价值特征的融合统一。《科学》杂志在推进科学传播理念的实现过程中,通过栏目体裁和内容编排等外在的表现形式,客观展示了科学名词本质观念和科学社会兴趣的变迁过程;通过传播思想和传播内容等具体的实践,“求真”理念推进了科学本质观念在社会的变迁,“致用”理念推进了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具体实践。第5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内容变迁。以1915-1949年《科学》杂志的发刊内容为基础,按照科学传播实践与社会互动的不同阶段,将其分为传播观念表达到范式形成、范式形成到优先解谜、优先解谜到危机反应、危机反应到理念转换四个不同的时期,在对发刊概况、出刊内容等进行详细梳理的基础上,分析在发刊内容变迁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全面的科学普及思想、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传播思想、“抗战救国”下的传播思想和“科学建国”下的传播思想等不同特征。第6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方式和策略选择。通过对“中国有无科学”问题的多维度探讨、“整个科学”本质观念的传播和科学的“科学”的思想传播,推进科学传播社会行为的合法性建构;通过积极回应社会热点、推进科学信息交流、创设科学传播机构,推进科学传播社会地位的权威性确立;通过推进科学在共同体内部传播、科学向共同体外部传播和科学与国际传播交流的实践,实现科学传播在社会实践的渐进性拓展。第7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效果评析。从当代科学与传播实践中面临的“危机”入手,通过对《科学》杂志在传播实践中产生的“科学主义”特征进行分析,指出“科学主义”忽视了传播作为人的社会活动现实,从而使科学自身与传播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冲突的必然。这种内在的冲突启示当代科学传播既要遵循科学原则,更要遵循传播原则,应该走一条科学与人文发展的实践道路。最后,在对第2-7章研究结论进行概括的基础上,对本研究做出整体的评价,并提出下一步的研究设想。
王荣[6]（2020）在《现代国家建构视野下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 ——以吉林省梨树县北老壕村为个案》文中提出村民自治起源于亿万农民的伟大创造,是现代中国民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上,乡村一直在国家控制体系中居于不可替代的地位,所谓天下未稳农村先稳,天下未乱农村先乱。怎么处理好国家与乡村的关系,是古今中外所有国家都要审慎应对的问题。当前,对村民自治而言,由于现实环境、历史条件的变化,这项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当初的设计者们未能预料的新情况、新现象和新问题。对此,学界多从共时性的角度,对这项制度的现实困境进行分析,并尝试提出各自的解决方案。然而,村民自治从历史传统、孕育产生、发展嬗变到效能提升,自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和演进规律,这个逻辑与规律,又始终离不开国家的影响。因此,只有将历时性与共时性、宏观与微观结合起来,既立足村庄,又跳出村庄看自治,才能形成较为深刻、完整的认识。从现代国家建构理论来看,村民自治经历了一个由传统中国的“化国家为天下”转为近代以来的“化天下为国家”,继而在现代国家建构的框架下,随着“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建设进程而孕育、产生和发展的过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民主—国家”建设步伐加快,村民自治从最初的地方性探索开始,逐步具备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民主的制度要素,并形成了统一模式向全国推广。但是,具备了民主的制度要素,并不意味着就具备了相应的民主效能。相反,当前村民自治面临着效能不足的普遍困境,民主的实践机制不能因地制宜、不断创新。因此,必须对民主的制度要素与民主的实践机制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在自治单元、自治载体和自治形式等方面探索新模式、新方法和新路径,找出让制度要素真正落地生根、有效贯彻实施的方法和机制。
王光坤[7]（2019）在《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开创全国预算与会计研究工作新局面——在全国预算与会计研究会第四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文中研究说明2019年3月21日根据全国预算与会计研究会章程规定,召开第四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这也是本届理事会的最后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的任务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全国
周成莉[8]（2018）在《革命语境下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苏区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探索中国民族独立,人民解放道路的重要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创立的苏维埃政制是我党开展局部执政的首次尝试,为我党在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时期的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奠定了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形。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历经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由盛转衰,见证了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历史转折,总结了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经验,但会后中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中国共产党以此为契机,重新思考中国革命的出路,实现革命战略的转变。本文聚焦于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追溯根源,梳理过程,延伸发展,以基本历史史实为依据,综合运用多维研究方法,以历史个案为研究视角揭示中国革命选择苏维埃道路的历史根源和实现苏维埃道路转化的历史过程。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根源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苏联苏维埃模式,同时和国内环境息息相关。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中国的苏维埃运动提供了理论指南,成为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原点;苏维埃俄国模式是以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指导建立的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以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制度,成为中国苏维埃运动和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的实践原型。中国早期知识分子,以俄为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建党初便对苏维埃制度表示认同。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思考中国革命道路问题,苏维埃道路是当时唯一选择,于是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开始宣传苏维埃,成立城市苏维埃,并于1931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始了局部执政。到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前,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以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制度的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经济上进行了土地改革,文化上进行了革命意识的教育,军事上粉碎了国民党的四次“围剿”,在苏区站稳了脚跟。与此同时,国民党在前四次“围剿”失败的基础上,加深了对革命根据地的认识,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战略发起了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第五次“围剿”的准备。中央苏维埃准备委员会是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专门统筹机构,宣传是筹备工作的重要环节,宣传部和教育部承担着重要的宣传职责。查田查阶级运动、检举肃反运动、选举运动是社会结构重组的重要手段,三者层层递进,查田查阶级和检举肃反运动为选举运动清除了障碍,选举运动巩固了查田查阶级和检举肃反运动的结果。为保障选举运动的参与度,重新划分行政区域以从小从基层为思路。但归根结底都以战争动员为根本任务。代表选举是确保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核心环节,法律视角下的苏维埃选举制度较为规范。在将选举制度进行实践中,以乡苏为选举的重心,成立选举委员会、划分选区、选民登记、提出候选人、开展工作报告、召开选举大会、投票选举、代表提出提案基本遵从选举制度,长冈乡和才溪乡在选举运动中起着模范作用,红军选举有其独立性和特殊性。区-县-省-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以间接选举为原则,通过选举产生了776名出席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过程改造了苏维埃政权,为妇女参政提供了重要渠道。1934年1月,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形成四面围合之势,中国工农红军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战事失利,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1月22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如期开幕,大会以“一切牺牲给予革命”为基本方针,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及各部代表分别向大会作了5个工作报告和1个紧急动员报告,通过了5项最高决议案,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形成新一届最高权力中心。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初步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革命建设经验,进一步奠定了新中国的雏形,但由于受共产国际的影响,不可避免的刻上了“左”的烙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以一切服从战争为原则,以粉碎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为根本任务,以军事决议案的执行为中心,形成军事、经济、政治三位一体,协同推进各项决议案的执行。开展了扩红、优红工作以保障战争人力供给;以粮食突击为战斗任务,同时开展财政资金、军用物资的突击为战争提供财政、物力保障;通过继续开展查田查阶级、肃反检举运动以保障军事和经济突击。然而,各项决议案执行出现了偏差,优红扩红不到位,物资、财力动员不济,强化的阶级斗争削弱了政权的政治优势,军事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不得不面临转移。随着战略转移和民族矛盾的上升,中国共产党逐渐采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代了工农民主联盟,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完成向人民共和国再到民主共和国的转变历程,实现了土地革命向抗日战争的转化。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是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的又一次实践,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探索。在革命语境下,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担负着动员革命的职责。中国革命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走中国“特色”道路;中国革命实则为农民革命,只有保障其民主权利,保证其民生利益才能充分发挥农民的政治优势;革命的失败并不等于革命终结,而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革命形势和国情的演变,逐渐探索出适合中国的革命道路,而中国共产党也实现了由局部执政党——革命党——执政党的转换和成长。
吴国斌[9]（2014）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反腐廉政绩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反腐廉政建设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是学术界和实践工作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讨论的问题。反腐廉政建设涉及的问题很多,其中核心的议题之一就是提升绩效。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内、政府中和社会上的反腐廉政建设已经进行了60多年。在这60多年中,党和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到反腐廉政建设中,人民群众也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加入到反腐廉政建设的实践中。60多年的反腐廉政建设取得怎样的效果,党的领导人、纪检监察部门、学术界的研究者、党员干部、普通群众均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出发,作出自己的判断。另外,国（境）外政客和学者也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反腐廉政建设的成效作出自己的分析。毫无疑问,以上的各种判断和分析,有些是符合我国反腐廉政建设实际的,有些是罔顾事实的编造,有些甚至是利用腐败问题攻击我国的口实。要想科学、全面地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反腐廉政绩效,必须学习反腐廉政绩效理论,熟悉反腐廉政绩效的历史,总结反腐廉政建设取得绩效的经验和绩效不足的教训,有效开展反腐廉政绩效评估。反腐廉政绩效理论方面,要在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反腐廉政绩效理论的精髓的基础上,大胆借鉴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思路、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反腐廉政绩效历史方面,既要认清每一历史阶段反腐廉政建设取得的绩效及经验启示,也要把握60多年这一整体阶段反腐廉政建设取得的绩效及经验启示。反腐廉政建设取得的经验和绩效不足的教训方面,经验的把握要注重层次性,看哪些经验是阶段性的,只是某一阶段或某一事件带来的经验；哪些经验是长久性的,贯穿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反腐廉政建设的始终。教训的提炼要深刻,注重从腐败产生和蔓延的深层次规律、反腐廉政建设的工作规律的角度来总结。绩效评估方面要把握好评估的原则、标准和方法,建立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唯有处理好以上四个方面的问题,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反腐廉政绩效,也才能进一步提升当前和今后的反腐廉政绩效。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绪论对论文研究的问题及如何开展研究进行了概括。主要对腐败、廉政、反腐倡廉建设、绩效、反腐廉政绩效等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并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综述。同时,阐明了论文研究的思路、方法及创新之处。第二章梳理了反腐廉政绩效理论。主要是提炼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反腐廉政绩效的论述,并将现代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中的绩效管理理论、治理理论、党建理论和廉政学理论,经济学中的成本-收益理论、博弈论,政策科学、法学的相关理论在反腐廉政绩效主题下进行梳理,为提升反腐廉政绩效提供理论支撑。第三章探讨了改革开放之前的反腐廉政绩效。分别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始期、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徘徊中前进时期的反腐廉政绩效,并总结每一阶段反腐廉政建设取得成效的经验教训。第四章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反腐廉政绩效。分别分析了改革开放初期、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时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期、迈向新世纪、新世纪新阶段的反腐廉政绩效,并总结了每一阶段反腐廉政取得成效的经验教训。第五章总结了反腐廉政建设取得绩效的主要经验和绩效不足的原因、教训。本章立足于历史考察的经验启示和现实问题的全面分析,分别探究了反腐廉政建设对中国共产党的效应及主要经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效应及主要经验,归纳了反腐廉政建设绩效与目标出现差距的表现、原因和教训。第六章提出了提升反腐廉政绩效的对策建议。在总结反腐廉政建设取得绩效的经验和绩效不足的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提升反腐廉政绩效的建议：一、完善反腐廉政绩效评估理论和方法；二、建立反腐廉政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三、正确认识反腐廉政形势和绩效,科学制定政策措施；四、提升专门机构的地位和作用,加强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创新；五、加强社会监督,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六、提高反腐廉政建设科学化水平。
孟德楷[10]（2014）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文中研究说明1900年至1923年,欧洲历史学家先后在西欧主要国家的首都组织了5次规模较大（每次千人左右）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分别为巴黎（1900年）、罗马（1903年）、柏林（1908年）、伦敦（1913年）、布鲁塞尔（1923年）。就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5届大会上,议决设立从属于“国联”（国际联盟,联合国的前身）的常规机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Sciences）,简称“国际史学会”,组织每五年一届的大会,并处理其他日常工作。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成立后,连续组织了第6届（奥斯陆,1928年）、第7届（华沙,1933年）、第8届（苏黎世,1938年）大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会没能正常举行。战后,国际史学会于1950年在巴黎召开了第9届大会,并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成员（总部设在洛桑,秘书处设在巴黎）。此后,大会每5年一届如期举办,每届参会的历史学家都在2000人左右。其中以第13届大会（莫斯科,1970年）规模最大（3305人参会）。前苏联齐赫文斯基院士曾参加过第11届至16届大会,他说：“历届历史科学大会都对世界政治形势极为敏感。举办大会的东道国也会对大会发生影响。例如1970年在莫斯科的第13届大会是以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为标志的；而1975年在旧金山举行的第14届大会则突出美国建国200周年和美国经验。……第16届大会（1985年）,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致辞时,突出的是‘德国统一’和‘全德意志精神’。”由此也可以看出大会的多元与包容。就大会主体而言,它在促进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的“相互理解”方面进行了人所周知的努力,并取得了及其显着的效果,它也因此而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二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演变的历史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内容丰富而过程曲折的一幕内容。晚清学人对肇始于1900年的“万国史学大会”即有关注;民国年间,先是陈训慈、向达等青年学子,后是朱希祖、傅斯年、顾颉刚、袁同礼、姚从吾、刘崇鋐、蒋廷黻、胡适等史学中坚,以及蔡元培、罗家伦、梅贻琦、何炳松、王世杰等学、政两界的领袖,均以“主动的姿态”致力于中国史学组织的建设,以接轨国际；又均以“积极的姿态”致力于中国与国际历史学会,以及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互通；1938年抗战爆发的危难之际,中国政府排除诸难,在傅斯年、顾颉刚、蒋廷黻和胡适之间几经斟酌,指派胡适代表中国参会,并完成了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的工作。1940年代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因“二战”而中断,但中国国内史学界仍关注并讨论以往历届“大会的主旨”和国际史学的趋势；1950至1970年代,中国与国际史学大会的官方联系虽然中断,但在中苏友好、中苏对立,以及东西方“冷战”的大格局下,中国史学界却并未中断对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尤其是苏联参会的关注；“文革”结束和1978年底中国改革开放格局的形成,以及胡乔木、刘大年、季羡林、戴逸、张椿年、张海鹏等一批学界领袖的扎实推动,最终完成了中国史学融入国际的进程：自1980年以来,中国史学会代表团参加了第15届,以及此后的历届大会,直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的第21届大会上,通过了第22届大会2015年在中国山东大学举办的议案。与其他国际组织不同,100多年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始终对中国、对中国史学界、对中国历史文化怀有真诚的敬重和热情的期待。1937年国际历史学会会长、剑桥大学教授田波烈访华期间,曾以“一生最伟大的时刻”期待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国际历史学会主席埃德曼、柯卡,秘书长阿维勒夫人等享誉国际的史学家都是中国融入大会的真诚推动者。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历史,就是中国与世界、中国史学与国际史学相互交融的历史,更是一部极具讨论价值的当代学术史。本文梳理了近百年来中国与大会相互交融的基本线索,讨论了其中的每一个重要节点,以及每一个节点上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以图“回溯”或“复现”一段完备的历史。二本文在系统梳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发展史实和中国与大会关系演变状况的基础之上,主要讨论了四方面的问题。第一,探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形成机制,研究其组织结构和学术范式的演变。国际学术组织是国际共同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是历史学家自己的国际组织,是全球史学家的学术共同体,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第14届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埃德曼说：“今天,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已成为历史学科不可或缺的成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19世纪末以来世界历史的变迁和全球人文社会科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嬗变。大会从一个纯粹西欧和美国学者参与的组织发展为一个全球性的组织,大会的范式也经历了新旧更替的巨变。在大会成立之初,支配史学家头脑的是历史主义思想,研究对象主要是民族国家的政治史,写作方法是叙事。今天参加大会的史学家讨论全球史,历史学日益社会科学化,历史分析成为主流的表达方式。第二,从国际学术界层面,研究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中国史学组织的的演进情况。中国近代学术共同体制度是西方的舶来品。1905年,中国学人对“柏林史学大会”的宗旨及其组织就予以关注。1920年,“南高学派”的青年学生成立史地研究会,其首要的努力目标,就是推动组建中国史学会,以利于中国参与国际学术交流。1923年,青年学子向达译自《美国历史评论》长文《不鲁舍拉第五次万国史学大会》及“译者附志”,是由本文首次使用的一篇重要文献,在近代学术交流史和史学组织发展史中有重要地位。1929年,中国史学会筹建的动机同样缘于1928年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召开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具体刺激”。1980年,中国史学会恢复工作当年,就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982年正式成为会员。此后,1995年和2010年两次提出申办大会。考察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的演变,有助于我们从中国历史学界参与国际交流层面上认知中国史学组织的自身演变过程和特点。第三,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观照中国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流变。晚清以降,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西学东渐,中国本土的传统学问受到了最明显的冲击。相较于自然科学领域,历史学是中国传统固有之学问,中国发达的史学自有一套成熟的处理资料的方法和表达的形式,因此,史学方法的自我变革在时间上迟了一波。自民初至今,中国学人一直都密切关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选题和方法论方面的变化,自觉从国外的新方法中汲取灵感和启发,“以预世界之流”。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各大学创办的《史地学报》、《历史教育》、《史学消息》和《现代史学》等杂志,都积极报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活动、相关的史学选题和学术方法等,自觉寻求方法论上的启示。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中国史学虽然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研究,但对苏联史学家历届参会的关注,也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思考；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史学家走出国门,眼界大开,治史理念和方法得以丰富。外国史学流派和方法通过各种途径输入中国并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力,其中最集中的途径还是史学大会。参加历次大会的中国学者中都有人记录和分析了史学大会的情况,其中最集中的则又是对国际史学理论和方法进展的报道。第四,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关系史是在微观层面上研究全球化历程的极佳个案。从起源上说,国际史学大会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在历史学的学术研究和学术组织层面的反映。就演进来看,大会起初是一个欧美性质的组织,其成分和议题不断扩张,中国加入和申办的经历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的一个个案情况,值得从全球史入手解读。中国对大会的期待和参与当然有着自己的民族诉求。作为历史大国,中国学者们除学习国外同行之外,更要展示自身的追求和取得的成绩,以期在世界讲坛上获得应有的话语表达。而史学又总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昭示着国家的兴衰,因而中国与史学大会的关联,又成为近百年来几代学人念兹在兹的“邦国大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成为战胜国,首次跻身近代大国之列,这也成为中国以大国身份加入国际史学大会的直接动机；1938年,傅斯年在阐释中国参加大会的动因时,更是明言：“此会系‘国联’所主持,是一郑重国际学术会议,未可轻视。且其中包括近代外交史、远东史,此皆日本人指鹿为马,混淆视听之处,吾国不可略也。”这也说明,只有融入国际,才可以真正扞卫中国的权益。1980年之后,中国再度以“和平大国崛起”的姿态成为国际历史学会会员国,及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大会上成功申办了2015年大会,成为100多年来,大会第一次在亚洲国家举行的东道主,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这是继中国成功主办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之后,将在中国举办的又一次国际盛会。主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对中国文化发展具有世界性的战略意义,是中国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文化节点。
二、新一届《预算管理与会计》月刊通讯员名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新一届《预算管理与会计》月刊通讯员名录（论文提纲范文）
（1）高等学校时代新人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 高等学校 |
| (二) 时代新人 |
| (三) 大思政 |
| 三、 研究现状评述 |
| (一) 相关研究成果综述 |
| (二) 相关研究成果评价 |
| 四、 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一) 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
| (二) 研究的创新点 |
| 五、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时代新人培育的提出 |
| 一、 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 |
| (一) 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 |
| (二) 中国共产党“育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
| (三) 中国共产党“立德树人”的育人思想 |
| 二、 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
| (一) 落实“四个伟大”战略的新背景 |
| (二) 完成“强起来”目标任务的新征程 |
| (三) 贯彻教育“四个服务”方针的需求 |
| (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使命 |
| 三、 延承中国共产党“育新人”传统 |
| (一) 培养勇于开展革命斗争的革命者 |
| (二) 培养“红专”结合的劳动者与革命接班人 |
| (三) 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
| (四)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
| 四、 着眼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育人反思 |
| (一) 人的现代化和“软件”的现代化亟需提升 |
| (二) 践行“理想的意图”存在亟需解决的问题 |
| (三) 技术理性的僭越使人成为“单向度的人” |
| 第二章 高等学校时代新人培育的原则 |
| 一、 总体性原则 |
| (一) 培育目标的总体性 |
| (二) 培育视域的总体性 |
| (三) 培育体系的总体性 |
| 二、 主体性原则 |
| (一) 克服教育活动中“无人”的倾向 |
| (二) 自我教育、自我管理与自我服务 |
| 三、 导向性原则 |
| (一) 坚持政治导向 |
| (二) 坚持价值导向 |
| (三) 坚持问题导向 |
| (四) 坚持过程导向 |
| 四、 实践性原则 |
| (一) 思政教育的实践属性 |
| (二) 人才培养的实践育人 |
| 第三章 高等学校时代新人培育的内容 |
| 一、 培育过硬的政治能力 |
| (一) 坚定理想信念 |
| (二) 保持政治定力 |
| (三) 坚守人民立场 |
| 二、 培育高尚的道德品质 |
| (一) 实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
| (二) 推进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 |
| 三、 培育卓越的“学创”本领 |
| (一) 习得学习能力 |
| (二) 养成创新能力 |
| 四、 培育无畏的担当精神 |
| (一) 对民族命运的担当 |
| (二) 对美好世界的担当 |
| (三) 对个人幸福的担当 |
| 五、 培育健康的身心素质 |
| (一) 保持身体健康 |
| (二) 增进心理健康 |
| 六、 培育开阔的国际视野 |
| (一) 提升时代新人全球胜任力 |
| (二) 认清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 |
| 第四章 高等学校时代新人培育的路径 |
| 一、 组织保障 |
| (一) 以党的坚强领导推进时代新人培育 |
| (二) 构建高校共青团“四维”工作格局 |
| (三) 增强高校学生会和学生社团组织力 |
| (四) 强化大学班集体成员的主体能动性 |
| 二、 课堂引导 |
| (一) “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贯通 |
| (二) “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融合 |
| (三) “实体课堂”与“虚拟课堂”互补 |
| 三、 实践养成 |
| (一) 专业实践以“理论学习”为基础 |
| (二) 社会实践以“知行合一”为原则 |
| (三) 在实践中精心打磨育人工作品牌 |
| 四、 精准服务 |
| (一) 学业辅导 |
| (二) 心理疏导 |
| (三) 生活引导 |
| (四) 就业指导 |
| 五、 队伍支撑 |
| (一) 贯彻落实“四有”好老师标准 |
| (二) 建强思政课教师和辅导员队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2）中国近代气象学科建制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依据与意义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科学学科史的研究 |
| 二、气象学史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案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内容 |
| 三、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四、创新之处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资料来源与概念界定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资料来源 |
| 三、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中国近代气象学科建制化的孕育背景与萌芽 |
| 第一节 中国古代气象科技的积累 |
| 一、古代气象知识 |
| 二、古代气象观测仪器 |
| 三、古代观象机构 |
| 第二节 西方近现代气象学科的发展 |
| 一、高校气象教育 |
| 二、气象科研体系 |
| 三、气象交流与国际合作 |
| 第三节 西方近代气象学的传入 |
| 一、气象译着及其启蒙作用 |
| 二、气象仪器的传入与观测 |
| 三、外人在华设立气象台站 |
| 四、传入动因 |
| 第二章 中国近代气象学科建制化的基本构建 |
| 第一节 近代气象教育为学科建制化的基石 |
| 一、晚清气象教育初露头角 |
| 二、高等院校气象学专业的发展与独立 |
| 三、气象教育范围的扩大 |
| 第二节 气象学科带头人职业化的引领 |
| 一、开创性人物打开近代气象学科新局面 |
| 二、各高校专业毕业生坚守气象岗位 |
| 三、气象训练班培养优秀人才扩大气象队伍 |
| 第三节 气象研究机构为学科建制化提供学术保障 |
| 一、具有科研性质的气象台站 |
| 二、专业性气象科研机构 |
| 第四节 气象学术共同体和阵地为学科发展搭建交流平台 |
| 一、中国气象学会成为学术共同体 |
| 二、气象期刊成为学术交流阵地 |
| 第三章 中国近代气象学科建制化的阶段分析 |
| 第一节 1862-1927年探索奠基期 |
| 一、建制化内容 |
| 二、标志性事件 |
| 三、阶段特征 |
| 第二节 1928-1943年黄金发展期 |
| 一、建制化内容 |
| 二、标志性事件 |
| 三、阶段特征 |
| 第三节 1944-1952年重塑升级期 |
| 一、建制化内容 |
| 二、标志性事件 |
| 三、阶段特征 |
| 第四章 中国近代气象学科建制化的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社会整体环境 |
| 一、相关学科近代化的推动 |
| 二、战争的影响 |
| 第二节 学科内在动力 |
| 一、国内气象人才的涌现 |
| 二、学科研究领域的拓展创新 |
| 三、国际合作的带动 |
| 第三节 行业需求牵引 |
| 一、农业气象的需要 |
| 二、天气预报的广泛应用 |
| 三、气象观测资料的收集与积累 |
| 结论 |
| 附录一 中国近代气象学科建制化大事年表 |
| 附录二 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研究成果目录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3）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一、城市规划的相关研究 |
| 二、近现代城市史相关研究 |
| 三、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相关研究 |
| 第三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资料介绍及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二、资料介绍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西安城市近代化的地理基础与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西安的地理环境特征 |
| 一、地理位置 |
| 二、地貌特征 |
| 三、气候特征 |
| 四、河流与水文 |
| 第二节 西安城市近代化的历史背景 |
| 一、古代西安的城市建设和规划 |
| 二、西安城市近代化发展的社会经济基础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民国前期西安城市规划的萌芽(1912-1932年) |
| 第一节 民国前期西安城市空间格局的初步变革 |
| 一、晚清时期西安城市格局概况(1840-1911年) |
| 二、民国前期西安城市的初步发展(1912-1926年) |
| 三、国民政府初期西安城市格局发展演变(1927-1931年) |
| 第二节 民国前期西安城市规划的萌芽 |
| 一、《陕西长安市市政建设计划》 |
| 二、《陕西省民国二十年建设事业计划大纲》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民国中期西安城市规划的形成与完善(1932-1945年) |
| 第一节 民国中期西安城市规划的发展概况 |
| 一、民间之拟议 |
| 二、官方之擘划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西安第一部现代都市规划——《西京规划》 |
| 一、《西京规划》出台的背景 |
| 二、《西京规划》的出台过程 |
| 三、《西京规划》的主要内容 |
| 四、《西京规划》的规划者群体 |
| 五、《西京规划》的实施情况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国后期西安城市规划的继续发展(1945-1949年) |
| 第一节 民国后期西安城市规划的提出 |
| 一、民国后期西安城市发展的现状 |
| 二、战后西安城市规划出台的背景 |
| 第二节 战后西安城市规划——《西安市分区及道路系统计划书》 |
| 一、《西安市分区及道路系统计划书》的主要内容 |
| 二、规划的实施情况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当代西安第一轮城市总体规划(1953-1972年)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西安城市规划发展概况 |
| 一、建国初期西安城市建设的逐步恢复 |
| 二、建国初期三部都市计划的制定 |
| 第二节 西安城市总体规划(1953-1972年)的制定 |
| 一、西安城市总体规划(1953-1972年)编制的背景 |
| 二、规划的内容 |
| 三、规划实施情况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当代西安第二轮城市总体规划(1980-2000年) |
| 第一节 西安城市总体规划(1980-2000年)的出台 |
| 一、西安城市总体规划(1980-2000年)出台的背景 |
| 二、西安城市总体规划(1980-2000年)出台的过程 |
| 第二节 西安城市总体规划(1980-2000年)分析 |
| 一、西安城市总体规划(1980-2000年)的主要内容 |
| 二、规划的实施情况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当代西安第三轮城市总体规划(1995-2010年) |
| 第一节 西安城市总体规划(1995-2010年)的出台 |
| 一、西安城市总体规划(1995-2010年)出台的背景 |
| 二、西安城市总体规划(1995-2010年)出台的过程 |
| 第二节 西安城市总体规划(1995-2010年)分析 |
| 一、西安城市总体规划(1995-2010年)的主要内容 |
| 二、西安城市总体规划(1995-2010年)的实施情况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当代西安第四轮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0年) |
| 第一节 西安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0年)的出台 |
| 一、西安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0年)出台的背景 |
| 二、西安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0年)出台的过程 |
| 第二节 西安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0年)分析 |
| 一、西安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0年)的主要内容 |
| 二、西安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0年)的实施情况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比较视野下的西安城市规划研究(1912-2020年)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西安历次城市规划比较研究 |
| 第二节 当代西安历次城市规划比较研究 |
| 第三节 西安与国内其他城市之比较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的特征 |
| 二、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思想演变 |
| 三、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落实的影响因素 |
| 四、关于西安城市规划的一些思考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资料选辑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4）中国科学社北美分社的兴衰（1922—1936）——基于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国科学社北美分社档案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一、早期概况(1922—1929) |
| 二、梅贻琦主持重组(1930—1931) |
| 三、步入正轨(1932—1936) |
| 四、结语 |
（5）《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研究 ——基于1915-1949年发刊的文本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本课题背景、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述评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 1.1.3 研究评述与意义 |
| 1.2 本课题研究的理论、思路和方法 |
| 1.2.1 理论概念 |
| 1.2.2 基本思路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本课题研究主要观点及内容 |
| 1.3.1 主要观点 |
| 1.3.2 主要内容 |
| 1.4 本课题研究的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1.4.1 重点难点 |
| 1.4.2 创新之处 |
| 第2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实践历程 |
| 2.1 以“科学救国”为价值信念的缘起 |
| 2.2 以“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为解谜的实践 |
| 2.2.1 传播观念表达阶段(1915-1918):首倡“科学”和“民权” |
| 2.2.2 传播范式形成阶段(1919-1927):“科学家”与“革命家”联姻 |
| 2.2.3 传播优先解谜阶段(1928-1937):中国科学化运动的实践 |
| 2.2.4 传播危机反应阶段(1938-1945):为“抗战救国”服务 |
| 2.2.5 传播理念转型阶段(1946-1949):“科学建国”的观念表达 |
| 2.3 小结:有目的的社会行动,未预料到的结果 |
| 第3章 《科学》杂志的多元化传播主体的社会角色变迁 |
| 3.1 《科学》杂志的组织管理者群体评析 |
| 3.1.1 理事会会长(社长)群体社会角色评析 |
| 3.1.2 董事会会长群体代表评析 |
| 3.2 《科学》杂志的编辑部长(主编)群体社会角色评析 |
| 3.2.1 首任编辑部长杨铨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2.2 任职最长编辑部长王琎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2.3 首个专职编辑部长刘咸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2.4 代理编辑部长卢于道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2.5 “最后一任”编辑部长张孟闻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3 《科学》杂志的撰稿科学家(编辑)群体代表评析 |
| 3.3.1 胡明复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3.2 秉志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3.3 李俨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4 小结:多元化传播主体的形成与“精神特质” |
| 3.4.1 作为职业的自然科学家群体的社会角色的形成 |
| 3.4.2 多元化传播主体的“精神特征” |
| 第4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理念的形成与演进 |
| 4.1 理念与科学传播理念 |
| 4.1.1 理念 |
| 4.1.2 科学传播理念 |
| 4.2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提出和演进 |
| 4.2.1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传统价值源泉 |
| 4.2.2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科学价值源泉 |
| 4.3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表现形式 |
| 4.3.1 内容的编排:科学名词本质观念的变迁 |
| 4.3.2 栏目的体裁:科学名词社会兴趣的变迁 |
| 4.4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演变与实现路径 |
| 4.4.1 “求真”理念下推进科学本质观念的演变 |
| 4.4.2 “致用”理念下推进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演变 |
| 4.5 小结:科学传播理念与科学主义 |
| 第5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内容变迁 |
| 5.1 《科学》杂志的传播内容概述 |
| 5.2 传播观念表达到范式形成转变的《科学》杂志(1-6 卷) |
| 5.2.1 出刊概况 |
| 5.2.2 出刊内容 |
| 5.2.3 传播特点:全面的科学普及思想 |
| 5.3 传播范式形成到优先解谜转变的《科学》杂志(7-18 卷) |
| 5.3.1 出刊概况 |
| 5.3.2 出刊内容 |
| 5.3.3 传播特点: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传播实践思想 |
| 5.4 传播优先解谜到危机反应转变的《科学》杂志(19-25 卷) |
| 5.4.1 出刊概况 |
| 5.4.2 出刊内容 |
| 5.4.3 传播特点:“抗战救国”下的传播实践思想 |
| 5.5 传播危机反应到理念转换的《科学》杂志(26-31卷) |
| 5.5.1 出刊概况 |
| 5.5.2 出刊内容 |
| 5.5.3 传播特点:“科学建国”思想的全面表达 |
| 5.6 小结:“全方位”的科学普及与启蒙 |
| 第6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方式与策略选择 |
| 6.1 科学传播社会行为的合法性建构 |
| 6.1.1 对“中国有无科学”问题的多维度解答 |
| 6.1.2 对“整个科学”本质观念的全面传播 |
| 6.1.3 对科学的“科学”思想的传播 |
| 6.2 科学传播社会地位的权威性确立 |
| 6.2.1 积极回应社会热点,建构话语权威 |
| 6.2.2 推进科学信息交流,建构知识权威 |
| 6.2.3 创设科学传播机构,建构体制权威 |
| 6.3 科学传播社会实践的渐进性拓展 |
| 6.3.1 推进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传播交流 |
| 6.3.2 推进科学向共同体外部传播交流 |
| 6.3.3 推进科学向国际社会的传播交流 |
| 6.4 小结:科学传播的方法学派特征评介 |
| 第7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效果评析 |
| 7.1 当代科学传播实践的双重危机 |
| 7.1.1 “科学”的危机 |
| 7.1.2 “传播”的危机 |
| 7.2 科学传播实践中对科学的重构 |
| 7.2.1 从传统传播理论视角审视《科学》杂志传播下的“科学” |
| 7.2.2 从现代传播媒介视角审视《科学》杂志传播下的“科学” |
| 7.3 科学理念与传播理念的冲突与融合 |
| 7.3.1 科学理念与传播理念的冲突 |
| 7.3.2 科学理念与传播理念的融合 |
| 7.4 小结:科学传播实践,回归“科学”与“人文” |
| 结语及下一步研究设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科学》杂志第1卷索引详目(示例)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现代国家建构视野下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 ——以吉林省梨树县北老壕村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问题意识与研究缘起 |
| 1.2 研究现状与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方法、基本思路与文献基础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基本思路 |
| 1.3.3 文献基础 |
| 1.4 样本个案:村庄概况 |
| 第二章 化国家为天下:自治的传统与底色 |
| 2.1 化外之区:中华帝国的边缘 |
| 2.1.1 作为朝贡国的汉代“扶余国” |
| 2.1.2 作为羁縻州的唐代“渤海国” |
| 2.1.3 辽金元明清时期地方管理的加强 |
| 2.2 移民之地:多姓村庄的融铸 |
| 2.2.1 第一波移民浪潮:清初的招民放垦 |
| 2.2.2 第二波移民浪潮:乾嘉时期的禁关令与流民的“闯关东” |
| 2.2.3 第三波移民浪潮:清末的弛禁与民国的屯垦 |
| 2.2.4 北老壕多姓村庄的形成 |
| 2.3 关外之乡:熟人社会的形成 |
| 2.3.1 地缘关系与身份认同 |
| 2.3.2 亲属关系与社会网络 |
| 2.3.3 村庄习俗与乡民性格 |
| 第三章 化天下为国家:“民族—国家”视野下自治的试验 |
| 3.1 从清末到民国:近代地方自治的尝试 |
| 3.1.1 清末新政时的城镇乡自治 |
| 3.1.2 民国初期的地方自治 |
| 3.1.3 日据时期的殖民统治 |
| 3.2 社会主义改造:国家对乡村秩序的动员性整合 |
| 3.2.1 土地改革运动 |
| 3.2.2 农业合作化运动 |
| 3.2.3 基层等额选举 |
| 3.3 人民公社体制的成型:国家权力的全面渗透 |
| 3.3.1 “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 |
| 3.3.2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
| 3.3.3 “民主办社”的实施效果 |
| 第四章 民主的制度要素:“民主—国家”视野下村民自治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
| 4.1 体制的转型:乡村社会的秩序重构 |
| 4.1.1 人民公社体制废除时的社会失序 |
| 4.1.2 自生自发的村民自治 |
| 4.2 压力的转换:“海选第一村”的诞生背景 |
| 4.2.1 整党运动:“海选”的政治背景 |
| 4.2.2 基层矛盾:“海选”的内生动力 |
| 4.2.3 整顿干部:“海选”的直接动因 |
| 4.3 制度的转轨:“海选第一村”的正式诞生 |
| 4.3.1 “三不原则”的提出 |
| 4.3.2 “海选程序”的确定 |
| 4.3.3 从地方到全国:“海选”模式的推广 |
| 第五章 民主的实践机制:“民主—国家”视野下村民自治制度的困境 |
| 5.1 自治与他治:农业税时代“双重压力”下的村民自治 |
| 5.1.1 行政规制自治:村委会有限的公共财务权 |
| 5.1.2 行政预留空隙:村委会充分的矛盾调解权 |
| 5.1.3 行政指导自治:对农业生产的引导和管理 |
| 5.1.4 行政覆盖自治:农村计划生育的强制实施 |
| 5.2 无作为与不合作:后税费时代的村干部和村民 |
| 5.2.1 “村财乡管”和村庄财政空壳 |
| 5.2.2 村委会职能不全和村务管理不善 |
| 5.2.3 自治主体缺位和农户参与冷漠 |
| 5.3 不规范与低效能:当前村民自治制度运作的挑战 |
| 5.3.1 民主选举不规范 |
| 5.3.2 民主决策不充分 |
| 5.3.3 民主管理不理想 |
| 5.3.4 民主监督不到位 |
| 第六章 小结与展望 |
| 6.1 自治的单元:“大传统”还是“小传统” |
| 6.2 自治的载体:传统宗族组织还是现代合作组织 |
| 6.3 自治的主体:村干部还是村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开创全国预算与会计研究工作新局面——在全国预算与会计研究会第四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一、2018年工作总结 |
| (一) 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 精心谋划工作思路 |
| (二) 创新研究工作机制, 提升研究层次和水平 |
| 1. 建立智库, 提升研究工作能力。 |
| 2. 积极作为, 认真做好命题研究。 |
| 3. 加强评审, 确保课题研究质量。 |
| 4. 注重研究成果利用。 |
| (三) 改进和完善办刊方式, 进一步扩大期刊社会影响 |
| (四) 精心组织, 换届筹备工作稳步推进 |
| (五) 主动争取支持, 提高服务能力 |
| (六) 加强内部建设, 健全管理机制 |
| 二、2019年工作要点 |
| (一) 围绕财政工作中心, 进一步加大研究力度, 做好智囊参谋 |
| (二) 适应新时代发展需要, 创新期刊运行机制, 做好宣传服务 |
| (三) 加快换届筹备工作 |
| (四) 加强会员服务工作 |
| (五) 加强预研会内部建设 |
（8）革命语境下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及选题意义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苏区史研究现状 |
| 1.2.2 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创新及不足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论文的创新 |
| 1.3.3 论文的不足 |
| 1.4 论文研究思路 |
| 第2章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背景 |
| 2.1 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的溯源 |
| 2.1.1 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原点 |
| 2.1.2 苏联苏维埃是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的实践原型 |
| 2.2 中国共产党从“割据”到局部执政的初步探索 |
| 2.2.1 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
| 2.2.2 实施了土地政策 |
| 2.2.3 开展了对农民革命意识的先期教育 |
| 2.3 国民党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战略 |
| 2.3.1 战略的提出 |
| 2.3.2 战略的实施 |
| 第3章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筹备 |
| 3.1 筹备机构 |
| 3.1.1 中央苏维埃准备委员会 |
| 3.1.2 宣传机构 |
| 3.2 查田查阶级以整肃阶级队伍 |
| 3.2.1 查田查阶级的缘由 |
| 3.2.2 查田查阶级的领导组织系统 |
| 3.2.3 查田查阶级的过程 |
| 3.2.4 查田查阶级的效果 |
| 3.3 检举与肃反以清除异己 |
| 3.3.1 检举与肃反的缘由 |
| 3.3.2 检举与肃反的领导机构 |
| 3.3.3 检举运动与肃反运动的过程 |
| 3.4 重新划分行政区域 |
| 3.4.1 原因 |
| 3.4.2 方法 |
| 3.4.3 结果 |
| 第4章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参会代表的选举 |
| 4.1 苏维埃选举制度 |
| 4.1.1 选举法的演变 |
| 4.1.2 法律视角下的选举制度 |
| 4.2 选举制度的运行 |
| 4.2.1 选举的前期准备 |
| 4.2.2 乡苏、市苏及红军的选举 |
| 4.2.3 区-县-省-全国的选举 |
| 4.3 选举的意义 |
| 4.3.1 改造了苏维埃政权 |
| 4.3.2 提供了妇女参政的渠道 |
| 第5章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 |
| 5.1 大会召开的主要过程 |
| 5.1.1 开幕 |
| 5.1.2 主要议程 |
| 5.1.3 闭幕 |
| 5.2 通过决议案 |
| 5.2.1 《关于红军问题决议》 |
| 5.2.2 《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决议》 |
| 5.2.3 《苏维埃建设决议案》 |
| 5.2.4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
| 5.3 评价 |
| 5.3.1 初步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革命建设经验 |
| 5.3.2 进一步奠定了新中国的雏形 |
| 5.3.3 刻上了“左”的烙印 |
| 第6章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决议案的执行 |
| 6.1 军事决议案以扩红、优红工作为基础 |
| 6.1.1 扩红、优红工作的开展 |
| 6.1.2 扩红、优红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
| 6.2 经济决议案以物力、财力保障为核心 |
| 6.2.1 物力、财力突击工作的开展 |
| 6.2.2 财力、物力突击中出现的问题 |
| 6.3 政治决议案为军事和经济突击提供保障 |
| 6.3.1 检举肃反是保障军事和经济突击的重要手段 |
| 6.3.2 政治优势遭到削弱 |
| 6.4 中国苏维埃运动的转化 |
| 6.4.1 从“工农共和国”到“人民共和国” |
| 6.4.2 从“人民共和国”到“民主共和国” |
| 第7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后记 |
（9）新中国成立以来反腐廉政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0 绪论 |
| 0.1 研究的缘起和意义 |
| 0.1.1 问题的缘起 |
| 0.1.2 研究的意义 |
| 0.2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0.2.1 腐败、廉政、反腐倡廉建设 |
| 0.2.2 绩效、反腐绩效、廉政绩效和执政绩效 |
| 0.2.3 反腐廉政绩效概念的总结 |
| 0.3 研究综述 |
| 0.3.1 国内关于反腐廉政绩效的研究 |
| 0.3.2 国(境)外关于中国大陆反腐廉政绩效的研究 |
| 0.3.3 反腐廉政绩效研究的总结 |
| 0.4 研究的思路、路径和方法 |
| 0.4.1 研究思路 |
| 0.4.2 研究路径 |
| 0.4.3 研究方法 |
| 0.5 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0.5.1 研究重点 |
| 0.5.2 研究难点 |
| 0.5.3 研究创新点 |
| 1 反腐廉政绩效的理论梳理 |
| 1.1 马克思主义关于反腐廉政绩效的论述 |
| 1.1.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反腐廉政绩效的论述 |
| 1.1.2 列宁关于反腐廉政绩效的论述 |
| 1.1.3 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人关于反腐廉政绩效的论述 |
| 1.2 多学科视角下的反腐廉政绩效理论 |
| 1.2.1 现代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视角下的反腐廉政绩效理论 |
| 1.2.2 经济学视角下的反腐廉政绩效理论 |
| 1.2.3 政策科学视角下的反腐廉政绩效理论 |
| 1.2.4 法学视角下的反腐廉政绩效理论 |
| 2 改革开放之前反腐廉政绩效的历史考察 |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反腐廉政绩效 |
| 2.1.1 整风整党运动达到预期效果 |
| 2.1.2 “三反”“五反”运动的显着成效和不足 |
| 2.2 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反腐廉政绩效 |
| 2.2.1 “新三反”和新的反贪污浪费运动巩固成果 |
| 2.2.2 纪检监察工作全面展开 |
| 2.3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反腐廉政绩效 |
| 2.3.1 整风运动的积极作用和严重后果 |
| 2.3.2 农村“三反”和整风整社的成绩和偏差 |
| 2.3.3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成绩和严重失误 |
| 2.3.4 监察制度和纪律检查制度的新变化削弱绩效 |
| 2.4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反腐廉政绩效 |
| 2.4.1 “精兵简政”、“节约闹革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
| 2.4.2 “一打三反”运动酿成新的冤假错案 |
| 2.4.3 党的领导体制和反腐机构被破坏 |
| 2.5 在徘徊中前进时期的反腐廉政绩效 |
| 2.5.1 拨乱反正,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
| 2.5.2 惩处腐败分子,促进经济恢复和思想解放 |
| 3 改革开放以来反腐廉政绩效的历史考察 |
| 3.1 改革开放初始期的反腐廉政绩效 |
| 3.1.1 恢复重建党的纪律检查机关,逐步形成反腐工作体制机制 |
| 3.1.2 继续查案办案,反对干部特殊化 |
| 3.1.3 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实现社会风气的好转 |
| 3.2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的反腐廉政绩效 |
| 3.2.1 整党活动的成绩和不足 |
| 3.2.2 纠正新的不正之风,挽回经济损失 |
| 3.2.3 “把反腐蚀寓于建设和改革之中”,推进各方面事业发展 |
| 3.2.4 反腐廉政绩效倒退,出现政治风波 |
| 3.3 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时期的反腐廉政绩效 |
| 3.3.1 查处腐败犯罪案件,掀起反腐风暴 |
| 3.3.2 反对不正之风和官僚主义,密切联系群众 |
| 3.3.3 反腐廉政间接效果明显 |
| 3.4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期的反腐廉政绩效 |
| 3.4.1 加大查案力度,改革纪检监察体制 |
| 3.4.2 制定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制度,加强监督检查 |
| 3.4.3 开展专项治理,狠刹各种不正之风 |
| 3.5 迈向新世纪的反腐廉政绩效 |
| 3.5.1 查办大案要案取得重大进展 |
| 3.5.2 深入开展反腐倡廉教育,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
| 3.5.3 加强权力的监督,规范权力的运行 |
| 3.5.4 深化体制机制制度改革,惩防并举 |
| 3.6 新世纪新阶段的反腐廉政绩效 |
| 3.6.1 继续加大查办案件的力度,严惩腐败分子 |
| 3.6.2 深入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构筑思想道德防线 |
| 3.6.3 大力发展民主,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
| 3.6.4 改革和完善纪检体制,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 |
| 3.6.5 构建惩防体系,开辟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 |
| 4 反腐廉政建设取得绩效的主要经验和绩效不足的原因、教训 |
| 4.1 反腐廉政建设对中国共产党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 4.1.1 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 4.1.2 对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 4.1.3 对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建设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 4.2 反腐廉政建设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 4.2.1 对经济建设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 4.2.2 对政治建设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 4.2.3 对文化建设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 4.2.4 对社会建设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 4.2.5 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 4.3 反腐廉政建设绩效不足的原因和教训 |
| 4.3.1 绩效与目标产生差距的表现 |
| 4.3.2 绩效与目标出现差距的原因 |
| 4.3.3 绩效与目标出现差距的教训 |
| 5 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提升反腐廉政绩效的理论思考和对策建议 |
| 5.1 完善反腐廉政绩效评估的理论和方法 |
| 5.1.1 反腐廉政绩效评估的原则 |
| 5.1.2 反腐廉政绩效评估的标准 |
| 5.1.3 反腐廉政绩效评估的方法 |
| 5.2 建立反腐廉政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
| 5.2.1 目前国内外反腐廉政绩效评估指标的评析 |
| 5.2.2 反腐廉政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
| 5.3 正确认识当前反腐廉政形势和绩效,科学制定政策措施 |
| 5.3.1 正确认识当前反腐廉政形势和绩效 |
| 5.3.2 科学制定反腐廉政的政策措施 |
| 5.4 提升专门机构的地位和作用,加强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创新 |
| 5.4.1 提升反腐廉政专门机构的地位和作用 |
| 5.4.2 加强反腐廉政建设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创新 |
| 5.5 加强社会监督,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 |
| 5.5.1 丰富社会监督形式,完善社会监督机制 |
| 5.5.2 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
| 5.6 提高反腐廉政建设科学化水平 |
| 5.6.1 反腐廉政绩效与反腐廉政建设科学化 |
| 5.6.2 绩效导向下的反腐廉政建设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10）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CONTENTS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题解 |
| 二、学术史 |
| 三、问题与方法,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演进历程 |
| 一、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创始背景 |
| 二、早期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 1898年海牙：发端 |
| (二) 1900年巴黎：独立大会 |
| (三) 1903年罗马：常设性组织的标志 |
| (四) 1908年柏林：办会争议和成就 |
| (五) 1913年伦敦：盛况及意义 |
| 三、一战后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与大会 |
| (一) 1923年布鲁塞尔大会：“胜利者的聚会” |
| (二) 1926年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成立 |
| (三) 奥斯陆、华沙和苏黎世大会 |
| 四、冷战时期：政治与方法论的争议 |
| (一) 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制度改革 |
| (二) 冷战时期的政治对话和分歧 |
| (三) 方法论讨论 |
| 五、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性史学会 |
| (一) 冷战结束之前的全球史 |
| (二) 1995年以来的大会与全球史 |
| (三) 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全球化努力 |
| 第二章 民国早期：中国学界对“万国史学大会”的积极姿态 |
| 一、国学根底与国际视野：南高史地研究会与《史地学报》 |
| (一) 南高史地研究会成立的背景 |
| (二)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创办与南高史地研究会的活动 |
| (三) 《史地学报》的学术抱负及其对国外史学的关注 |
| 二、对接国际：陈训慈论中国史学组织的早期建设 |
| (一) 陈训慈其人及其西史视野 |
| (二) 陈训慈对西方史学家组织的引介和对中国史学会建设的初步思考 |
| (三) 推动中国史学走向世界 |
| (四) 近代科学语境中的史地学会建设 |
| 三、陈训慈、向达与“不鲁舍拉第五届万国史学大会” |
| (一) 《史地学报》首次提到伦敦国际史学大会 |
| (二) 陈训慈对第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报道 |
| (三) 向达发表评述第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译文 |
| (四) 向达译文传达的大会信息 |
| 四、第6届国际史学大会在中国的反响 |
| (一) 从《史地学报》到《史学杂志》 |
| (二) 陈训慈对第6届国际史学大会的评介 |
| (三) 刺激与回应：朱希祖筹建中国史学会 |
| 第三章 20世纪30年代：中国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国际历史学会会长田波烈来华：过程与反响 |
| (一) 田波烈来华与中国学人的响应 |
| (二) 顾颉刚、陶希圣与田波烈的会谈 |
| (三) “最伟大的时刻”：田波烈的期待与傅斯年、何炳松的参与 |
| (四) 相关媒体报道的搜集与分析 |
| 二、学界立场和政界态度：中国加入国际史学会的合力 |
| (一) 傅斯年、王世杰的努力 |
| (二) 蔡元培与中研院的态度 |
| (三) 傅斯年的坚持与中国参会代表(胡适)的选定 |
| 三、中国代表胡适与第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 会前的准备：傅斯年与胡适之间的联络 |
| (二) 胡适的参会论文：中国史研究的新进展 |
| (三) 胡适的参会过程：中国登上国际史学舞台 |
| 第四章 1940-1980年：失联与回归 |
| 一、官方联系中断后中国史学界与大会的关联 |
| (一) 关注大会主旨：1940年代相关状况与分析 |
| (二) 冷战思维：1950—1970年代相关状况的梳理与分析 |
| 二、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官方联系的恢复 |
| (一) 国际史学界的呼唤与中国史学界走向开放 |
| (二) 中国组建第15届大会代表团和参会筹备 |
| 三、参加第15届大会与成为正式会员国 |
| (一) 参加第15届大会的意义与影响 |
| (二) 中国正式加入国际史学会 |
| 第五章 1985年：中国与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两个显着变化 |
| 二、以积极的姿态参会 |
| 三、大会对中国的持续影响 |
| 第六章 1990年代：波折中不断密切的交流与合作 |
| 一、中国学者参与马德里和蒙特利尔大会的历程 |
| (一) 代表团的构成及其特点 |
| (二) 中国学者的大会学术交流活动 |
| 二、中国首次申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及其受挫 |
| (一) 关于中国申办国际大会的原因分析 |
| (二) 申办国际史学大会的过程与节点 |
| (三) 中国首次申办失利原因分析 |
| 三、1990年代中国学者对大会的观察与思考 |
| (一) 对会议代表性观点的介绍与评论 |
| (二) 对西方学者研究方法与特点的思考 |
| (三) 关于中国史学发展的建议 |
| 第七章 历史性突破：2000年以来的中国与国际史学大会 |
| 一、中国积极参与新世纪的三次大会 |
| (一) 新世纪中国史学家代表团的构成及其特点 |
| (二) 中国史学家参与深度的提升 |
| (三) 新世纪中国学者对大会的积极观察与思考 |
| 二、2010年：成功申办2015年第22届大会 |
| (一) 中国申办国际史学大会的再次酝酿 |
| (二) 中国再次申办的筹备历程 |
| (三) 2010年阿姆斯特丹：中国成功获得第22届大会的承办权 |
| (四) 中国申办成功的原因及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新一届《预算管理与会计》月刊通讯员名录（论文参考文献）
- [1]高等学校时代新人培育研究[D]. 罗雄. 湘潭大学, 2020
- [2]中国近代气象学科建制化研究[D]. 钱馨平.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2020(02)
- [3]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研究[D]. 裴欣. 陕西师范大学, 2020
- [4]中国科学社北美分社的兴衰（1922—1936）——基于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国科学社北美分社档案的考察[J]. 郭洋. 社会科学论坛, 2020(02)
- [5]《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研究 ——基于1915-1949年发刊的文本分析[D]. 王伟. 上海师范大学, 2019(02)
- [6]现代国家建构视野下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 ——以吉林省梨树县北老壕村为个案[D]. 王荣.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7]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开创全国预算与会计研究工作新局面——在全国预算与会计研究会第四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J]. 王光坤. 预算管理与会计, 2019(05)
- [8]革命语境下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研究[D]. 周成莉. 吉林大学, 2018(12)
- [9]新中国成立以来反腐廉政绩效研究[D]. 吴国斌. 武汉大学, 2014(06)
- [10]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D]. 孟德楷. 山东大学, 201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