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科技人才外流的规模及其影响(论文文献综述)
原斌[1](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东北三省人口外流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人口流动作为一种特定的人口现象,是社会变迁的重要表现,也是影响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后,东北三省人口流动形势发生了较大改变,从之前人口的主要流入区逐渐转变为流出区,而且流出的人口规模日益增大。东北三省大量人口的流出,不仅严重影响了东北三省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也影响着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总体实施。自2004年始,党和国家提出全面振兴东北战略。2018年秋,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东北三省并主持召开了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强调要通过留住人等6个方面来实现东北的全面振兴。因此,全面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东北三省人口外流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既可以通过研究窥视出改革开放以来东北三省的社会变迁情况,也可以为解决东北振兴问题提供一定的思路。论文以改革开放以来东北三省人口外流问题为研究对象,分四部分进行论述。首先,通过梳理人口外流历程和外流的基本情况指出,高学历高层次人才流失是东北三省人口外流的突出特征。其次,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不断调整、东北三省自身发展的弊病和东北三省民众社会压力的加大三个方面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东北三省人口外流的原因有:国家经济重心的南移和东移、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思想解放的不够彻底、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困局、东北国有企业改革的缓慢,东北三省民众生存压力和就业压力的加大。再次,从使东北经济增长放缓、产业结构调整滞后,社会治安不安定因素增多、社保体系负担压力加大,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步履维艰、社会可持续发展任重道远等方面,探讨了东北三省人口外流对地区经济发展、民生问题的解决和国家发展战略实施的影响。最后,针对东北三省人口外流所造成的困局,从解放思想、制定合理的人才战略、实行产业转型升级、优化区域内市场大环境四个方面提出解决东北三省人口外流的对策,指出东北三省要通过破除固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思想束缚、摒弃僵化的“官本位”传统思想、祛除狭隘的短视眼光;优化人才环境,留住用好人才、落实创新举措,培养紧缺人才、利用政策导向,引进新型人才;更新换代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空间布局、调整改造产业模式;建构规范严明的投资环境、创设以人为本的就业环境、营造公平竞争的创新创业环境等举措遏制住人口外流的现象,以实现东北的全面振兴。
陈茜茜[2](2021)在《我国人力资本外流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人力资本的跨国外流可能会造成资本资源的流失,对国家经济发展和创新能力产生消极影响,但也有可能为国内人力资本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机会,激励人力资本投资,海外深造又可以给国内的发展带来更多的资源,提升国家整体的人力资本素质,资本的回流也会积极地促进国家技术进步。因此,人力资本外流可能通过正负两方面的作用影响国家经济和技术进步,我国入世后人力资本外流规模逐年增加,深刻影响着国家经济和创新。然而国内对于人力资本外流所导致的国家创新能力的变化的研究较少,其对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尚不明确。本文致力于探究我国人力资本外流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应,分析人力资本大规模流往海外是否会影响本国技术创新以及影响效应是怎样的。本文运用200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首先构建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发现人力资本外流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随时间动态变化的复杂影响趋势,然后构建空间面板模型探究人力资本外流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影响效应,因变量空间项系数显着说明存在明显的空间外溢效应,结合动态面板模型结果发现人力资本外流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向影响,并且滞后期的人力资本外流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由正转负。因此,应鼓励合理的人力资本外流,发挥人力资本外流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影响,削弱消极影响。最后,本文基于实证分析提出了现阶段提升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政策建议。
伊万[3](2021)在《俄罗斯人才外流问题研究》文中认为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全球资源与资讯更加透明,使各国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人力资源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人力资源的丰富,可以使经济持续发展,而经济的发展也牵动着人力资源的互动变革,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人力资源更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相对其他国家而言,俄罗斯是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虽然这些给俄罗斯带来了很多的益处,人们生活水平提升很快,但是俄罗斯人口外流成为近年来的一大问题,人力资源的问题是俄罗斯眼下重要的问题之一。从2014年到2016年,俄罗斯的经济一直处于负增长状态,而近年来虽然有所好转,但2019俄罗斯GDP增长率仅为1.3%,进入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使得俄罗斯经济更是雪上加霜,这样的经济情况发展,导致人力资源出现严重问题,大量人才外流。论文针对俄罗斯人才流失的问题及特点,挖掘俄罗斯人才流失的外部发展环境因素和个人发展环境因素,在理论上丰富了俄罗斯相关的研究。同时阐明了俄罗斯人才外流的原因,了解这个过程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同时借鉴其他国家吸引人才的经验,对俄罗斯未来发展引出人才流失的对策与建议。论文从人才流动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俄罗斯人才外流的总量及结构,全面考察俄罗斯人才外流的原因,找到解决俄罗斯人才外流的方法四个方面深入研究俄罗斯人才外流的问题。首先俄罗斯人才外流主要的原因从外部发展环境因素和内部个人发展因素两个方面分析,其中外部发展环境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发展水平,生活水平以及生活环境四个方面。内部个人发展因素包括:经济收入以及个人收入两个方面。其次,鉴于俄罗斯国内人才流失,怎么样保障人才留存及如何吸引人才本章做了诠释。学习借鉴美国吸引人才的政策及美国对国外专家的奖励制度,以及中国的人才留住体系主要包括重视人才,完善人才法律制度,提高待遇水平,打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建立科学基金等措施。
吴媛媛[4](2020)在《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研究》文中认为人口老龄化是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结构变化的一个复合过程,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涉及到多个层面、多个尺度和多种途径,具有中介性、动态性、开放性、空间性和反馈性的特征。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开始下降,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比重不断上升,形成了一个对经济增长十分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并逐渐转化为推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随着人口转变的持续推进,当前中国人口已经进入了抚养比提高与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时期,面临着未富先老、劳动力成本上升、城乡关系矛盾升级以及养老资源供需矛盾突出等问题,对一些区域的经济增长产生深刻的影响。在此背景下,以人口结构性迁移所形成的人口老龄化地域差异和城乡分异为主要切入点,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论文以省级行政单元为研究对象,以人口经济相关理论、区域经济增长相关理论以及其它相关理论为理论基础,系统地研究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揭示了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的特征及存在的问题,以中介效应分析、非参数估计、门槛效应回归模型、空间计量模型等定量分析方法为研究手段,检验了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并阐明了人口老龄化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路径与机制。研究得到如下基本结论:(1)中国人口老龄化整体处于加速发展状态,在空间上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和“城乡倒置”特征。这与大规模具有年龄选择性和方向性的人口迁移直接相关,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和城乡发展差异所形成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是这种人口大规模结构性迁移的主要动力,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差异会进一步拉大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形成一系列的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问题。(2)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加速(正效应)”与“减速(负效应)”效应并存。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和居民消费水平产生了负向影响,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了“减速效应”,这种减速效应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而加强,长期看会对区域经济增长带来愈加严重的负面影响。同时,人口老龄化对居民储蓄水平、人力资本、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正向影响,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了“加速效应”,但这种“加速效应”是短期的和特定的。(3)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存在门槛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一是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特征,二者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动态变化的过程,即随着人口老龄化系数的提高,超过特定的门槛值后,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有所下降。二是区域经济增长在空间上并非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存在明显的空间关联和空间依赖性,进而导致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显着,即人口老龄化在对本区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同时,还会对周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4)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差异显着,老龄化越严重的区域,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的下降幅度越大,越容易产生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即人口老龄化水平较高的东、中和东北地区的下降趋势较为突出,负向溢出效应显着,尤其是东北地区最为明显,而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仍处于对地区经济增长正向影响的加速阶段,存在显着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正向影响下降幅度较城镇地区更加明显,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更强。(5)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差异对城乡发展不平衡具有正反馈效应。城乡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使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镇地区转移,一方面减缓了城镇地区老龄化、为城镇地区经济增长提供充足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另一方面,导致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倒置”愈发显着,进而减少了农村劳动力供给和人力资本存量,对农村经济增长产生“减速效应”,进一步扩大了城乡经济发展差异,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人口老龄化城乡差异与城乡发展不平衡之间的正反馈效应。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一是调节劳动力供给和消费水平,缓解老龄化的“减速效应”;二是加大科教和老龄产业支持力度,稳定老龄化的“加速效应”;三是搭建人才合作的良好平台,激发老龄化的“正向溢出”;四是实施差异化的人口和经济政策,推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五是提高农村民生保障水平,促进城乡地区均衡发展。
谷媛媛[5](2020)在《留学视角下国际人才流入影响中国技术进步的机理与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大量的国际移民和频繁的人才跨国流动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现象之一。根据UNDESA的相关统计数据,国际移民的数量从上个世纪70年代的8446万人增加至2017年的2.57亿人。然而,国际移民的主要目的国均为高收入国家,2017年发达经济体的移民数量占国际移民总数的63.8%,绝对数量达1.64亿人。其中,技术移民是国际移民中最重要的形式之一,也是东道国最看重的移民群体;这类移民通常是根据申请者的学历程度、专业背景以及语言能力等多方面综合实力来申请移民。以澳大利亚为例,2017-2018财年,澳洲政府共发放16.24万个永久居民名额,其中11.09万个为技术移民,技术移民占总名额将近70%。由此可见,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已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的最重要要素之一,更是各国竞相争夺的宝贵资源。技术进步与创新是一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劳动力和资源环境的低成本优势,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加快实现由低成本优势向技术创新优势的转换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进一步发布《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技术创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关于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国内外的学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其中既有涉及物质资本等传统要素投入的讨论,又有对高技术人才、研发等高素质要素的关注。由于技术的进步与创新更加依赖于人的能动性,因此人才才是最关键的要素之一。Solow指出技术进步是指生产函数任意一种形式的变动,技术进步主要包括技术创新和技术效率两个方面,经济组织的变化、劳动力人力资本存量的提升以及促使生产函数变化的各项因素均可纳入“技术变化”,而创新则更加偏向于新技术和新方法的发明。一方面,对于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利用发达国家的技术溢出是促进本国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之一;另一方面,创新是技术进步的核心动力,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本国的创新水平。已有研究表明,国际知识溢出的渠道主要包括人力资本流动、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国际贸易、专利的引用等;与此同时,关于移民与创新方面的研究发现,在东道国经济中产生更大的文化多样性是移民促进创新的一条重要机制。本研究首先从理论层面剖析和阐释国际人才流入促进中国技术进步的四条重要机制,即国际人才流入与人力资本累积、国际人才流入与外商直接投资、国际人才流入与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国际人才流入与多元文化创新;接着,本研究在基于留学视角对我国国际人才流入的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依次检验了国际人才流入对我国人力资本积累、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效应;最后,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深入探讨了国际人才流入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和城市层面创新能力的影响。本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关于机制检验部分的研究发现,(1)国际人才流入规模的增加可以显着的促进地区人力资本的积累,但这种促进作用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即在东部地区,该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在中部地区,除政府奖学金留学生以外,国际人才流入对人力资本积累均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在西部地区,国际人才流入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学历留学生上;(2)国际人才流入能够显着促进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同时还能够通过降低企业经营环境缺失和地理集聚水平低下的负面影响间接促进FDI水平水平的提升;此外,国际人才流入对FDI区位分布的影响在不同的经济区域存在一定的差异,即对长三角地区并无显着的促进作用,但对环渤海地区以及西部地区的影响则较为显着;(3)国际人才流入能够有效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但这种促进作用会随着国际人才流入的规模大小以及东道国地理距离的远近发生变化;当来人才流入规模较大时,通过网络效应产生的投资风险规避效应会更加显着,因此对OFDI的促进作用更有效;当地理距离较近时,人才交流产生的文化壁垒降低效应会更加显着,因此对OFDI的促进作用更有效;而当人才流入规模较小或地理距离较大时,国际人才流入对OFDI的促进机制可能会失灵。关于国际人才流入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和城市层面创新能力影响的研究发现,(1)国际人才流入规模能够显着促进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和技术进步变化指数上,对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则没有显着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国际人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更多的来自非学历留学生和自筹经费留学生人才。此外,通过选择外商投资水平和市场化程度作为门槛变量进一步构建门槛回归模型分析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单一门槛特征,市场化程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则呈现出双门槛特征;(2)国际人才流入对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存在显着的促进作用,但对不同规模城市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差异,即对超大城市的创新能力存在显着的促进作用,而对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创新能力没有显着的影响;同时,国际人才流入对处于不同城市群的城市创新能力影响也存在差异,即对京津冀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以及中原城市群的城市创新能力存在显着的促进作用,而对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以及关中平原城市群地区的影响并不显着;进一步引入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发现,城市间创新能力存在内生交互效应,即一个城市的创新指数受到其邻近城市创新指数的影响,且国际人才流入规模能够显着促进本城市的创新能力,但对邻近城市却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最后,选择高等教育水平、城市地理面积、基础设施水平以及城市蔓延指数作为门槛变量,进行门槛效应检验分析发现,国际人才流入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的确存在显着的门槛效应,并且在门槛效应模型下的拟合度比线性估计的更优。最后,本研究基于我国目前国际人才流入的现状,同时借鉴主要发达国家吸引国际人才和推动技术进步的宝贵经验,将“他山之石”与我国国际人才流入现状相结合,分别从国家层面、地方层面以及高校层面提出切实可行的吸引国际人才的政策建议。
吕慧娜[6](2020)在《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文中认为“二战”后,各国都处于国内经济恢复与发展、国际上经济赶超竞赛的时代背景,面对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景象,各国普遍开展了以对特殊落后区域的重点开发以及对国土资源的综合性开发为主要形式的国家区域援助,在国际上形成了由国家(政府)对区域市场“失灵”进行干预的援助浪潮。国内,伴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和推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缩小区域差距的关键环节,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在改变欠发达地区贫穷落后面貌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随着援助实践的逐步开展,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甚至存在的必要性都饱受质疑。在此背景下,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价值和当代品性值得我们重新反思。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作为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益倾斜性配置的主要路径,在缩小区域差距方面仍具有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本身存在诸多局限,主要表现在:援助对象识别缺乏明确的标准、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因制度缺陷而大打折扣、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不完善等方面。为此,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制度上的完善,成为当下该制度突破发展困境的有力举措。域外主要国家在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援助时,多采用“立法先行”的调控模式,通过法律制度的规定性和强制性,保证了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的强制性,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通过法律制度保障国家区域援助的长效供给是正确的选择,这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完善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启迪。当前学界提出对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加强法制保障的着述并不鲜见,但令人遗憾的是,当前关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建设的研究,要么仅停留在观点提出层面,要么止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文化和伦理等高度,呈现出模糊化的研究态势。至今尚未有从经济法独有的研究视角,将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或观念,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设计,搭建起国家区域援助法律制度框架,为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法治化提供制度理论支撑。本选题之创作初衷即源于经济学提出国家区域援助急需法制保障,而法学研究却并未跟进的现状。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揭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并通过法学视角为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援助方式选择和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提供些许制度理论上的参考与借鉴,并期望成果能够引起国家区域援助相关部门的关注与重视。本文除了引言与结语之外,共包括七章,内容分别为:第一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和制度要素。首先,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区域”、“援助”、“区域援助”、“国家区域援助”等进行界定。关于“区域”,区域经济学、区域地理学、区域政治学、区域社会学等学科都进行了大量的先期研究,但并未对区域的概念形成共识。法学学科中法理学、行政法和经济法等部门法对区域的界定,也是各家之言,范畴不一。为此,笔者对不同学科关于“区域”的界定进行了梳理,在借鉴各学科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将“区域”界定为“一国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关于“援助”,笔者对脱胎于国际层面发达国家或地区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提供发展援助的援助理念进行了追溯,在此基础上,将“援助”界定为资源从一个国家或地区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愿转移,且这里的“资源”泛指一切能转化为生产利益的资料、资金、能源、服务、工作人员、知识或其他资产。关于“区域援助”,范围涉及到国际、国内两个视角和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而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涉及的“区域援助”主要是中观层面,即一国范围内中央政府或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分别称为“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综上,可以将“国家区域援助”界定为一国中央政府通过直接投入或政策推动的方式对其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进行的资源转移。为了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一步展开研究,笔者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要素进行了解构,并将援助前期需要明确的援助对象、援助过程中需要选择的援助方式和援助结束后需要进行的绩效评估和结果应用作为重要的制度要素,为后文研究奠定基础。第二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本章主要讨论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首先,明确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产生主要源于国家职能的演进。国家从最初的安全保障职能到后来的经济调节职能的演进,使其从以往的“守夜人”角色转变为国家宏观经济的管理者和微观经济的调节者。而随着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加剧,使国家又肩负起“中观经济的协调者”的重任,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即是这一职责的内容之一。一般而言,国家区域援助义务是指将国家所负有的援助欠发达区域的职责进行义务化规定的一种强制性规范。从逻辑根源上看,国家所负有的对各区域进行平等保护的职责要求,正是国家对先天资源禀赋条件恶劣的欠发达区域具有区域援助义务的内在根源;对历史上作出过“特殊牺牲”的区域进行成本的延期支付或补偿,是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产生的历史根源。其次,将发展权引入区域领域,使欠发达地区获得与发达地区同样的区域发展权利。区域能否作为发展权的主体,建立在区域是否具有法律主体地位的基础之上。本文认为,区域具有法律主体地位,能够成为发展权的主体,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传统的主体制度无法有效应对区域问题;法律主体发展史表明,赋予“区域”以法律主体地位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和制度空间;从法律主体意志要素、能力要素和道德要素方面分析,“区域”与法律主体要素相契合;“区域”作为区域政策等制度供给的概念主体已经普遍化,且区域合作协议显示了“区域”作为契约主体全面符合法律主体资格标准,同时,区域环保公益诉讼反向肯定了区域的法律主体地位,可见,区域主体性得到实践佐证,也是实践所需;从价值分析角度来看,赋予区域主体地位是为了区域市场秩序,实现区域正义;等等。综上,区域利益作为法律调整的对象是时代的产物,区域主体也是对法律主体扩张理论和“非法人团体或其他组织”等当代社会崭新的第三类主体类型出现的有力佐证,区域作为法律主体具有正当性法律基础。由此,发展权主体由“人”向“区域”的扩展,使得发展权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革。从内容上来看,区域发展权应包含一系列权利,包括获得信息权、参与权、融资权、获得援助权、获得法律救济权等;同时,区域发展权应以培育和提升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为主要内容。从权利实现上看,区域发展权需要宪法保障,笔者建议在第四条之前增加一条针对“区域”的宪法保护规定,明确提出保护区域发展权,并将保护的对象区域进行列举;区域发展权实现须进行结构性分配,对于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造血式”援助能帮助其实现自我发展,对于其他不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输血式”援助仍具有现实意义。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有利于实质正义的实现。正义理论经历了从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的转变,在区域层面表现为“区域正义”。针对区域市场出现的“非正义”现象,对区域结构中的弱质主体进行法律制度上的区别对待,进而使弱质主体获取与强质主体对等的发展权利,此种实质正义的实现就是“区域正义”。要实现“区域正义”就必须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利倾斜”,而国家区域援助就是“权利倾斜”配置的有效路径。总之,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与区域发展权构成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权义架构”,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法律视域的研究和架构提供了合理性依据,同时,国家区域援助对“区域正义”的追求,充分体现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治意义和实践价值。第三章——“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本章主要讨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立法现状、政策规范及存在的法律问题。首先,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经历了从萌芽到正式形成,再到推动立法的发展过程。自建国伊始,我国区域发展层面就存在“援助”萌芽;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标志着我国以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体系正式形成;世纪之交以来,我国陆续实施战略性扶贫、“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极大地扩张了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内容,同时,由国家层面推动的区域援助立法工作也使得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逐渐走向制度化、法律化。其次,我国目前并没有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专门立法,援助理念大多散落在各部门法法律的个别条款之中。通过对我国成文法和政策法规的梳理,笔者发现,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较多问题:国家区域援助前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国家区域援助过程中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国家区域援助后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性的强制性缺失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存在的必要性、时代意义和当代品性深受诟病。本文主要针对这三个方面,从法学视角进行制度分析,以期重塑国家区域援助的制度价值。第四章——“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本章主要讨论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立法规定、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目标和原则,以及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首先,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区域援助立法中都明确了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达到标准的才有权接受援助。其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是国土规划中的区域规划层面。在国土空间规划方面,我国现行的主要法规政策包括《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和《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等,根据这些政策要求,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进行科学识别必须建立在“多规合一”、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要求基础之上,对现行有效的国土空间规划内容进行整合,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等相衔接。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作为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重要内容,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专项规划,具体内容包括援助对象的识别及对应的识别标准。笔者在综合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历程和早期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过去存在且延续至今的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边境地区、贫穷地区和实际发展中出现困难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划定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并拟构了各援助对象识别的地域单元标准和识别标准,建议通过“基本法+单行法”的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立法规定。在与现行立法的衔接方面,区域规划相关的现行立法被统一囊括进国土空间规划中,与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相关的立法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相关专项规划,并作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法的组成部分。第五章——“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各类型援助对象区域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和区域金融支持制度。首先,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根据域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分类以及我国针对不同区域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所采用的援助方式,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由直接援助和间接援助构成的援助方式体系,本文主要研究以财政援助、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为主构成的直接援助方式。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性地构建了我国未来国家区域援助援助方式组合适用体系,以期发挥各项援助方式及相关制度的“合力”。其次,区域财政援助制度。根据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存在的立法质量不高、制度安排与制度目标自相矛盾、转移支付结构在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有限、缺乏细化的用途限制、缺乏统筹安排和项目衔接调整等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完善建议:加强对国家区域财政援助的立法规定,并对现存的转移支付项目进行整合和清理,同时重视转移支付程序的立法工作;税收返还应放弃“基数法”,改采特定税种税收返还法;结构上应提高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加强转移支付资金的细化规定,包括资金所占项目的比例、援助资金与区域发展所需资金和其他来源资金的关系、资金的拨付时间、使用限制等方面;转移支付项目设置注重统筹协调安排,增设“转移支付调整费”用于转移支付项目的衔接和协调成本支出;等等。再次,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与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相辅相成,部分财政援助需要依靠区域税收优惠措施来实现,二者在进行国家区域援助中联系紧密,组合适用,不可分割。在借鉴美国、日本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经验的基础上,笔者对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存在的问题,诸如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多集中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变相减免税、税制结构不合理、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定不明确等,提出了以下完善建议:通过立法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税收优惠制度的规范,进一步清理、整合混乱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赋予欠发达地区一定的税收优惠调节权;逐步增加直接税在税收体系中的比重;进一步明确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则等。最后,区域金融支持制度。我国在区域金融支持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为区域金融支持法律制度供给不足;银行金融机构本身制度性原因诱发“资金外流”;统一的货币政策工具引致不同的地域意义;政策性金融“政策性”功能缺位等。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完善建议:通过完善《中国人民银行法》、在区域援助基本法或单行法中规定倾斜性区域金融支持条款,加强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法律供给;通过对“总行——大区分行——中心支行——支行”一元四级的央行组织制度在职权与职责方面进行改良,在金融机构设置与职能安排上实现区域金融支持;实施区域差异化金融,对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再贷款、利率等进行差异化安排;通过设置政策性和市场性双目标、设立区域政策性银行等路径,对政策性银行的“政策性”功能进行补强。第六章——“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主体内容及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首先,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从法制思维角度而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法律制度是对国家区域援助行为“监管的监管”;从理论依据角度而言,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同时,区域财政援助绩效评估作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核心构成,存在很多问题,进而引发了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绩效评估的制度思考。其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成。在对国家区域援助事前、事中和事后“全生命周期”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对评估主体、评估周期、评估指标、评估结果等“结构性构成”进行细化,搭建起以时间维度和内容维度为框架的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制度,保障了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有效性及结果的合理性。再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无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进行援助无效责任追究,并通过“资格减等”对援助主体能否获得国家在援助制度中设置的各项优惠资格及优惠的级别进行降级减等,通过“回转”实现援助力量的保存,从而把积极的鼓励促进和消极的限制禁止相结合,通过奖励和惩罚实现对区域援助行为的指引和调控;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有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通过动力机制、补偿机制、风险防范机制、激励与约束机制等,有序推进相关援助对象区域退出国家区域援助,以减轻国家财政压力。第七章——“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及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首先,域外各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考察。各国区域援助普遍“立法先行”,法律体系呈现出以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为核心、以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为实施细则的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特点,对我国进行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其次,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立法应是由多层级、多位阶立法和政策等不同法律形式构成的一套法律体系,具体包括:以法律形式为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以政策、规划等形式为内容的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第一,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制定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应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同时要重视地方参与和社会参与,满足对现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进行宏观梳理和指导的立法要求。内容方面,统筹国家各级政府及其各部门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涉及到援助理念、援助原则、援助对象、援助方式和绩效评估及应用的一般性规定。第二,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在单行法体系方面,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结果,我国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老少边穷地区援助单行法和困难地区援助单行法,具体包括革命老区援助单行法、少数民族地区援助单行法、边境地区援助单行法、穷困地区援助单行法、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援助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主要方式,我国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主要包括区域财政援助单行法、区域税收优惠单行法和区域金融支持单行法。在单行法形式方面,鉴于我国当下的法制环境和区域法治实践,笔者认为以法规政策为主要形式具有正当性和可行性。在单行法层级和制定主体方面,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所涉及的援助对象区域与我国行政管理层级相对应,存在国家、省、市、县、镇(乡)5个层级,因此,国土空间规划、区域规划等也应在层级上分为5个层级,针对不同层级空间区域规划进行援助的单行法也相应分为5个层级,而不同层级单行法的制定主体也分别由国土资源部法规司(跨省级)、国土资源部在省级的派出机构与省级立法部门(省级且国土资源部在该省设立派出机构)、国土资源部指定人员与援助对象区域所在行政层级立法部门(省级及以下各层级且国土资源部未在该行政层级设立派出机构)承担;如果涉及到区域援助的特定援助方式,则由该援助方式所涉主管部门参与到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的起草工作中来。在单行法内容方面,要进一步细化对象识别的标准,明确特定区域援助中适用的援助方式,并对区域财政援助、区域税收优惠、区域金融支持等主要援助方式进行特殊规定。在单行法的实施与监管方面,要加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进一步编制详细规划,充分利用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并维持稳定性。
汪晓波[7](2020)在《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外来移民是困扰俄罗斯转型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问题,受到俄罗斯政府乃至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0世纪,受战争和社会动荡影响,俄罗斯人口生态遭到严重破坏,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人口数量下降呈常态化趋势。面对人口危机形势,俄罗斯政府把外来移民作为化解人口危机,弥补人口减少,缓解经济发展中劳动力短缺的重要手段,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俄罗斯根据不同时期外来移民特点制定、出台和调整外来移民政策。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大致经历了调整时期、积极治理时期、发展新动向与再调整时期三个阶段。外来移民政策制定的目标是从人口危机现实出发,在严格遵守宪法、国际条约及其他法律规范的基础上,本着地缘政治和人口经济原则,更多地引进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族居民、国际高技术人才、投资移民和留学移民,制定外来移民管理措施,进行外来移民管理机制改革,促进外来移民社会融入,为外来移民的永久定居创造条件。外来移民与俄罗斯总体发展呈现良性互动,也带来多方位冲击。外来移民与俄罗斯总体发展良性互动体现在,外来移民弥补劳动力数量不足,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效率和灵活度,激发企业发展活力;推动俄罗斯政治进程、对外关系和公共外交的发展;为文化注入新活力,丰富俄罗斯多元文化。外来移民是把“双刃剑”,为俄罗斯做出积极贡献的同时,也引发系列问题。外来移民滋生“影子经济”、冲击俄罗斯就业市场和外汇市场秩序;对俄罗斯合法性政治认同弱化、引发民族问题、“三股势力”威胁国家主权完整;加重社会公共卫生负担;给俄罗斯文化带来不利因素。基于外来移民与俄罗斯总体发展的互动关系及多方位冲击,俄罗斯加大对外来移民政策的调整力度。经过博弈,俄罗斯摸索出适合国情发展的外来移民政策。总体来看,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思路更加清晰、移民规划更加完善、管理重点更加明确,外来移民治理取得良好成效。未来,在国内人口危机的背景下,俄罗斯加大外来移民的引进力度的总方向不会改变。在引进外来移民的类别上,俄罗斯以吸引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俄罗斯族居民、高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为主;打造软环境,促进外来移民一体化进程;根据国内外形势,对外来移民政策进行动态调整;分阶段、按步骤完善外来移民的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弥补外来移民的社会融入、信息采集、专项政策及非法移民治理的措施上存在诸多不足。最终实现其外来移民发展的战略构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来移民数量大幅度增加。外来移民中不乏有来自于发达国家的高技术移民。如何能使这类移民进得来、留得住、用得好是对我国外来移民政策的考验。我国现行的移民政策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如外来移民政策缺乏前瞻性,社会保障体系有待完善,对外来移民特别是对移民的准入和居留制度管理严格,操作性不强。这些弊端制约了高层次的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的进入。研究其他国家外来移民政策的经验,为完善我国外来移民政策提供参考。俄罗斯作为世界第二大外来移民目的地国,外来移民结构具有特殊性。经过近30年的发展,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的法律制度不断健全,管理水平大幅提升,外来移民的社会贡献率增加,但是社会舆论导向,信息统计体系、非法移民治理措施等措施有待完善。总结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的正反经验,为我国外来移民政策的完善提供重要启示。
任天成[8](2020)在《农村精英流动逻辑及其对村庄治理的影响》文中研究表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城市化进程加快,一大批富余的农村精英外流,导致乡村治理的内卷化。近来随着国家振兴乡村政策的频频出台,外流的精英开始回流。村庄治理工作本身具有周期性长、困难度高的特点,作为一项长期发展的工作任务,离不开政府及社会力量的支持与参与。近些年来,受到政治、文化、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回流精英在村庄发展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一般经济实力较强或者在村中比较有威信,能够很好的带动乡村社会发展。另一方面,村庄干部老龄化、后备干部不足呈现显性断裂的状态,已经成为乡村社会基层治理的主要困境。那么,如何引导乡村社会外流精英有序回流,带领广大村民实现乡村振兴就具有很强的研究价值和理论意义。精英流动的日益频繁使得权力文化的网络有了外延,能够构建一个与村庄内文化网络具有高度同质性的外部文化网络;内部和外部的文化网络相互的联通和互动能够使得精英在城乡间合理流动,同时能够起到培育精英的作用,最终能够实现乡村振兴。为此,需要建立农村精英培养和流动的双向机制、大力繁荣乡村文化,同时还要预防回流精英掌权后可能出现的权力异化。以S村的的村委书记为研究对象,通过他的流动经历总结和分析精英流动的逻辑及其对村庄治理的影响。首先,农村精英在外流过程中以经济利益为导向、对血缘、地缘关系为内核的宗族文化的依赖、以能力提升和人脉积累为侧重,他们的流出直接对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产生直接影响。外流精英能够回流得益于权力文化的内外网络的互动,并以此获得权威。精英能够通过权力文化网络获得村民的政治认同、经济认同、文化认同以及治理方式的认同。
吕思琦[9](2020)在《人口流动视角下丹凤县城乡空间重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口迁移驱动的城镇化及农村人口空心化始终伴随在城乡空间演变历程之中,随着户籍政策的放宽及地区经济产业的发展,城乡人口流动规模逐步增大,流动路径逐渐多元化,也使得城乡体系结构以及不同地域空间呈现出差异性的演变特征。未来城乡空间仍处在人口流动和城乡格局的动态变化中,前瞻性地预判城乡人口的流动规模及路径,对厘清城乡空间发展的态势及针对性地对不同地域空间进行重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本文综合城乡规划学、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系统地分析国内外关于人口流动与城乡空间演变互动相关研究的最新研究进展和态势,以丹凤县域城乡空间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乡村建设基本情况问卷的发放、乡村居民及政府有关部门的访谈,结合人口普查及历年城乡建设用地数据梳理丹凤县人口流动的时空演化及城乡空间的演变历程,总结城乡人口演化与空间演变的耦合关系。通过对丹凤县人口演化历程的梳理可以看出,人口流动经历了四个典型时期,人口于交通沿线分布相对集中,且随时间推演人口进一步向中心城区、镇区及中心村集聚,县域整体及乡村范围呈现出不同的人口流动特征。城乡空间体系、形态结构及不同地域空间均发生演变,乡村人口演化与空间演变形成多种不同类型,高度耦合、中度耦合及低度耦合三种程度的耦合关系。城乡人口流动受自然生态环境、产业经济模式、城乡政策变化及城乡规划调控的影响,通过推动城乡体系转变、引导居住空间分异、加速社会空间重构和实现土地利用重组四种作用途径,在政策调节、交通引导及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外部作用与经济产业调整及城镇化的内部驱动之下,城乡空间经历雏形阶段、成长阶段及转型阶段的演变过程,且不同地域在城乡空间演变的不同阶段所受作用力大小不同,使其人口及用地的耦合程度产生差异化的特征。最后,通过对丹凤县未来城乡人口流动趋势的预判,提出城乡空间重构构想,对城乡体系、乡村居民点及乡村内部空间进行重构,以适应乡村振兴新背景下人口流动格局的动态变化,实现城乡空间的融合发展。
袁慧慧[10](2020)在《智力资本回流对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以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例》文中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要促进本土人才、海外人才并用并重,使他们在报效祖国中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根据《2018年国家高新区综合发展与数据分析报告》,我国的国家高新区积极践行国家全球发展和全面开放战略,集聚、整合和利用全球创新资源,云集海外高层次创新人才和国际一流研发机构,是典型国际智力资本密集区,也是我国创新驱动先行区。截至2018年底,国家高新区有留学归国人员16.3万人,较上年同比增长21%,有留学生创办企业4.8万家,较2017年同比增长19.6%。留学归国人员是高水平人力资本载体,可能会促进创新效率。然而,我国的国家高新区存在创新效率低的问题。基于“创新发展”的视角,针对当前出现的智力资本“回流潮”,有必要对高新区智力资本回流与区域创新效率进行深入研究,这对于推动我国国家高新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对智力资本回流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进行理论探讨,并对国家高新区的智力资本回流及创新投入产出现状进行分析;然后利用面板随机前沿模型测度创新效率,同时在无效率方程中引入智力资本回流、本土人力资本以及两者的交互项,考察三者对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的影响;最后评价分析2013-2017年104个国家高新区的创新效率。通过理论与实证检验,有以下结论:(1)国家高新区内留学归国人员集聚效应加强。东部地区的高新区内海归集聚情况较好,尤以北京、上海、深圳三市突出;国家高新区内留学归国人员主要集中在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大型企业中,外商投资企业集聚效应减弱、国有企业和股份有限公司的集聚效应加强。(2)国家高新区内技术创新优势明显,各项指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并有明显增长趋势。(3)智力资本回流显着促进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中部地区影响程度最强,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弱。(4)智力资本回流与本土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影响国家高新区创新效,东北地区有正向影响,中部地区有负向影响。(5)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总体偏低,呈现逐年递增趋势。并且,留学归国人员集聚程度与创新效率高低正相关。平均创新效率地区差异大,东北、西部、中部、东部依次递减。其中,东部环渤海和长三角地区创新效率较好,珠三角地区创新效率较差。最后,基于研究结论,围绕吸引智力资本回流-发挥其创新性-促进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提升基本路线,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二、中国科技人才外流的规模及其影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科技人才外流的规模及其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改革开放以来东北三省人口外流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选题缘由 |
(二)文献综述 |
1.对东北三省人口外流原因的研究 |
2.对东北三省人口外流的现状及特征研究 |
3.对东北三省人口外流带来影响的研究 |
4.对解决东北三省人口外流带来困局的对策研究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1.研究思路 |
2.研究方法 |
(四)创新之处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东北三省人口外流概述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东北三省人口外流历程 |
(二)改革开放以来东北三省人口外流状况 |
1.人口外流规模逐渐增大 |
2.高层次高学历人才流失严重 |
二、改革开放以来东北三省人口外流原因 |
(一)国家发展战略的不断调整 |
1.经济重心的南移和东移 |
2.产业结构的调整 |
(二)东北三省自身发展的弊病 |
1.思想解放的不够彻底 |
2.资源型城市转型的艰难 |
3.国有企业改革的缓慢 |
(三)东北三省民众社会压力加大 |
1.生存压力逐步加大 |
2.就业压力的逐步增大 |
三、改革开放以来东北三省人口外流带来的困局 |
(一)严重影响东北三省经济的发展 |
1.经济增长放缓 |
2.产业结构调整滞后 |
(二)制约东北三省民生问题的解决 |
1.社会治安不安定因素增多 |
2.社保体系负担压力加大 |
(三)滞缓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 |
1.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步履艰难 |
2.可持续发展任重道远 |
四、解决东北三省人口外流困局的对策 |
(一)解放思想 |
1.破除固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思想束缚 |
2.摒弃僵化的“官本位”传统思想 |
3.祛除狭隘的短视眼光 |
(二)制定合理的人才战略 |
1.优化人才环境,留住用好人才 |
2.落实创新举措,培养紧缺人才 |
3.利用政策导向,引进新型人才 |
(三)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
1.更新换代产业结构 |
2.优化产业空间布局 |
3.调整改造产业模式 |
(四)优化区域内市场大环境 |
1.建构规范严明的投资环境 |
2.创设以人为本的就业环境 |
3.营造公平竞争的创新创业环境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2)我国人力资本外流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论文的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1.2.1 论文的主要内容 |
1.2.2 论文的研究方法 |
1.3 创新之处 |
第2章 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 |
2.1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2.1.1 人力资本外流概念界定 |
2.1.2 人力资本理论和劳动力流动理论 |
2.1.3 人力资本外流影响经济和技术创新的理论分析 |
2.2 文献综述 |
2.2.1 人力资本外流与经济增长 |
2.2.2 人力资本外流与技术创新 |
2.2.3 文献述评 |
第3章 模型设定、数据测算和描述性统计分析 |
3.1 模型设定 |
3.2 变量和数据 |
3.3 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和描述性统计分析 |
3.3.1 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
3.3.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人力资本外流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互因效应分析 |
4.1 单位根检验 |
4.2 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 |
4.2.1 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构建 |
4.2.2 人力资本外流水平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 |
4.2.3 人力资本外流水平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脉冲响应分析 |
4.2.4 稳健性检验 |
4.3 本章小结 |
第5章 人力资本外流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分析 |
5.1 空间计量模型的构建 |
5.2 实证结果 |
5.3 空间效应的分析 |
5.4 稳健性检验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6.1 研究结论 |
6.2 政策建议 |
6.3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俄罗斯人才外流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中国研究现状 |
1.2.2 俄罗斯研究现状 |
1.3 主要研究内容与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主要研究方法 |
1.3.3 技术路线图 |
1.4 创新与不足之处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2.1 人力资本的概念与特征 |
2.1.1 人力资本概念 |
2.1.2 人力资本特征 |
2.1.3 “人才”概念的界定 |
2.2 人力资本理论概述 |
2.2.1 古典经济学家的人力资本理论 |
2.2.2 马克思的人力资本理论 |
2.2.3 现代的人力资本理论 |
第3章 俄罗斯人才外流的现状及影响 |
3.1 俄罗斯人才外流的现状分析 |
3.1.1 俄罗斯人口现状 |
3.1.2 俄罗斯人才外流规模 |
3.1.3 俄罗斯人才外流结构 |
3.2 人才外流对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影响 |
3.2.1 人才外流对俄罗斯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 |
3.2.2 人才外流对俄罗斯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 |
第4章 俄罗斯人才外流的主要原因 |
4.1 外部发展环境因素 |
4.1.1 经济发展水平 |
4.1.2 科技发展水平 |
4.1.3 生活水平 |
4.1.4 生活环境 |
4.2 内部个人发展因素 |
4.2.1 个人收入 |
4.2.2 个人发展空间 |
第5章 中美人才引进的经验借鉴 |
5.1 美国人才引进的经验 |
5.1.1 美国人才战略历史进程 |
5.1.2 美国人才引进主要策略 |
5.2 中国人才引进的经验 |
5.2.1 中国人才战略及相应政策发展 |
5.2.2 中国人才引进策略 |
5.3 中美人才引进经验对俄罗斯的启示 |
第6章 俄罗斯减少人才流失的对策建议 |
6.1 重视人才 |
6.2 完善人才法律制度 |
6.3 提高待遇水平 |
6.4 打造良好发展环境 |
6.5 建设科学基金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获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4)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内容 |
三、研究方法 |
第三节 创新之处 |
第二章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第一节 相关理论 |
一、人口经济相关理论 |
二、区域经济增长相关理论 |
三、其它相关理论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一、人口老龄化空间问题及影响因素研究 |
二、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
三、研究述评 |
第三章 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理论构建 |
第一节 相关概念及内涵 |
一、人口老龄化 |
二、区域经济增长 |
第二节 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 |
一、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人口因素 |
二、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 |
三、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 |
第三节 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理论分析 |
一、门槛效应 |
二、空间溢出效应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区域经济增长及人口老龄化的演变特征分析 |
第一节 区域经济增长的演变特征 |
一、经济增长阶段性明显 |
二、区域经济增长差异显着 |
第二节 人口老龄化的演变特征 |
一、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迅速 |
二、人口老龄化空间差异明显 |
三、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显着 |
第三节 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
一、理论分析与现实依据 |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三、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人口老龄化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路径分析 |
第一节 分析流程与模型构建 |
一、中介效应分析流程 |
二、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
第二节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一、变量解释与指标选取 |
二、数据来源与说明 |
第三节 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一、劳动力供给 |
二、居民消费水平 |
三、居民储蓄水平 |
四、人力资本积累 |
五、科技创新能力 |
六、产业结构升级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 |
第一节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一、模型构建 |
二、数据说明 |
第二节 非线性关系拟合 |
一、全国层面结果分析 |
二、地区层面结果分析 |
三、城乡层面结果分析 |
第三节 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一、全国层面结果分析 |
二、地区层面结果分析 |
三、城乡层面结果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 |
第一节 空间相关性检验 |
一、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 |
二、空间自相关结果分析 |
第二节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一、空间计量模型简介 |
二、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三、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第三节 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一、全国层面结果分析 |
二、地区层面结果分析 |
三、城乡层面结果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问题剖析与政策建议 |
第一节 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特征分析 |
一、中介性 |
二、动态性 |
三、开放性 |
四、空间性 |
五、反馈性 |
第二节 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问题剖析 |
一、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减速效应” |
二、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加速效应”不稳定 |
三、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显着 |
四、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地区差异明显 |
五、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减速效应”不利于城乡融合发展 |
第三节 政策建议 |
一、调节劳动力供给和消费水平,缓解老龄化的“减速效应” |
二、加大科教和老龄产业支持力度,稳定老龄化的“加速效应” |
三、搭建人才合作的良好平台,激发老龄化的“正向溢出” |
四、实施差异化的人口和经济政策,推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 |
五、提高农村民生保障水平,促进城乡地区均衡发展 |
本章小结 |
结论与展望 |
一、主要结论 |
二、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5)留学视角下国际人才流入影响中国技术进步的机理与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提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的意义 |
1.3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1.3.1 研究方法 |
1.3.2 技术路线 |
1.4 全文结构 |
1.5 可能的创新和不足 |
1.5.1 可能的创新 |
1.5.2 不足之处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主要概念界定 |
2.1.1 国际人才 |
2.1.2 国际留学生 |
2.1.3 技术溢出 |
2.2 国际人才流动文献综述 |
2.2.1 国际人才流动相关研究 |
2.2.2 留学教育相关研究 |
2.3 技术进步文献综述 |
2.3.1 全要素生产率相关研究 |
2.3.2 技术溢出相关研究 |
2.4 国际人才流入与技术创新文献综述 |
2.4.1 国际移民与技术创新相关研究 |
2.4.2 国际移民与城市创新相关研究 |
2.5 简要评述 |
第三章 国际人才流入影响中国技术进步的机制分析 |
3.1 国际人才流入与人力资本积累 |
3.1.1 国际人才流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机制分析 |
3.1.2 人力资本的技术知识溢出效应 |
3.2 国际人才流入与外商直接投资 |
3.2.1 国际人才流入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理论框架 |
3.2.2 外商直接投资的国际知识溢出效应 |
3.3 国际人才流入与对外直接投资 |
3.3.1 国际人才流入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机制分析 |
3.3.2 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
3.4 国际人才流入与文化多样性 |
3.4.1 国际人才流入促进文化多样性创新的理论框架 |
3.4.2 文化多样性的创新效应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中国国际人才流入的总体状况分析 |
4.1 国际人才流动的总体概况 |
4.1.1 国际人才流动的总规模 |
4.1.2 国际人才流动的主要目的国分布 |
4.1.3 国际人才流动的主要输出国 |
4.2 中国国际人才流入的现状分析 |
4.2.1 国际人才流入的总规模 |
4.2.2 国际人才的来源地分布情况 |
4.2.3 国际人才的结构分析 |
4.3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国际人才流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机制检验 |
5.1 计量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5.1.1 计量模型构建 |
5.1.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5.1.3 描述性统计 |
5.2 实证结果分析 |
5.2.1 模型选择与检验 |
5.2.2 国际人才流入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总体影响 |
5.3 稳健性检验 |
5.3.1 基于不同类型人才的异质性分析 |
5.3.2 基于不同区域的异质性分析 |
5.4 内生性处理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国际人才流入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机制检验 |
6.1 问题的提出 |
6.2 数据、变量定义与计量模型构建 |
6.2.1 指标选取 |
6.2.2 实证模型与数据来源 |
6.2.3 描述性统计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6.3.1 模型选择与检验 |
6.3.2 国际人才流入对FDI区位选择的总体影响 |
6.4 稳健性检验 |
6.4.1 国际人才流入对不同经济区域FDI区位选择的影响 |
6.4.2 国际人才流入对不同经济区域FDI区位选择的影响 |
6.4.3 考虑国际人才流入间接影响的进一步分析 |
6.5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国际人才流入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机制检验 |
7.1 数据、变量定义与计量模型构建 |
7.1.1 样本与数据来源 |
7.1.2 变量说明 |
7.1.3 计量模型的设定 |
7.2 实证结果分析 |
7.2.1 模型选择与检验 |
7.2.2 总样本分析 |
7.2.3 分样本讨论 |
7.3 稳健性检验 |
7.3.1 利用对外投资存量数据替换流量数据分析 |
7.3.2 利用DKSE方法进行检验 |
7.3.3 加入OECD国家的样本进行检验 |
7.4 进一步讨论 |
7.4.1 对回归结果的进一步分析 |
7.4.2 中国政府奖学金政策的有效性检验 |
7.5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国际人才流入影响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研究 |
8.1 计量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8.1.1 计量模型构建 |
8.1.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8.1.3 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 |
8.2 实证结果分析 |
8.2.1 基准回归分析 |
8.2.2 稳健型检验 |
8.3 内生性处理 |
8.4 门槛效应分析 |
8.4.1 门槛模型构建 |
8.4.2 门槛效应检验 |
8.5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国际人才流入影响中国城市层面技术创新的实证研究 |
9.1 计量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9.1.1 计量模型构建 |
9.1.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9.1.3 描述性统计 |
9.2 实证结果分析 |
9.2.1 国际人才流入对城市技术创新的总体影响 |
9.2.2 国际人才流入对规模异质性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 |
9.2.3 国际人才流入对处于不同城市群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 |
9.2.4 不同类型国际人才流入对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 |
9.3 稳健性检验 |
9.3.1 利用专利申请数据替换创新能力指数进行分析 |
9.3.2 考虑空间溢出效应的空间计量分析 |
9.4 内生性处理 |
9.5 门槛效应检验 |
9.6 本章小结 |
第十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10.1 研究结论 |
10.2 政策建议 |
10.2.1 国家层面:制定国际人才战略,降低人才流动壁垒 |
10.2.2 地方层面:配套人才优惠政策,注重城市品牌建设 |
10.2.3 高校层面:提升大学国际声誉,优化人才培养模式 |
10.3 未来的研究方向 |
参考文献 |
博士期间的主要研究成果 |
致谢 |
(6)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价值与意义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五、论文结构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之处 |
第一章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 |
第一节 区域的范畴界定 |
一、区域的语义分析 |
二、不同学科中区域的内涵剖析 |
三、本文语境下区域的涵义与边界 |
第二节 国家区域援助的内涵与限定 |
一、援助的内涵 |
二、区域援助的界定与体系 |
三、国家区域援助的概念与体系 |
第三节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要素 |
一、援助对象 |
二、援助方式 |
三、援助绩效评估 |
第二章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 |
第一节 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 |
一、国家职能的演进 |
二、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逻辑根源 |
第二节 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 |
一、发展权的变革 |
二、区域作为发展权的权利主体 |
三、区域发展权的内容与实现 |
第三节 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 |
一、实质正义的内容 |
二、实质正义在区域层面的实现 |
第三章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 |
第一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 |
一、萌芽阶段:国家区域援助的模糊概念及实践 |
二、正式形成:以“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为标志 |
三、推动立法:以《西部开发促进法》为例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立法现状与政策梳理 |
一、成文法层面 |
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层面 |
第三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的法律问题 |
一、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 |
二、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 |
三、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强制性缺失 |
第四章 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 |
第一节 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及相关制度概况 |
一、美国 |
二、日本 |
三、欧盟 |
四、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特点及经验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基石 |
一、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 |
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目标 |
三、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原则 |
第三节 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 |
一、国家区域援助对象的识别 |
二、明确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 |
三、以法律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明确规定 |
第五章 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 |
一、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 |
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设计 |
第二节 区域财政援助制度 |
一、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的域外考察 |
二、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三、完善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的建议 |
第三节 区域税收优惠制度 |
一、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的域外规定 |
二、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三、完善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的建议 |
第四节 区域金融支持制度 |
一、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域外考察 |
二、我国区域金融支持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三、我国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完善 |
第六章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与应用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 |
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法制思维 |
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理论依据 |
三、核心:国家区域援助财政支出绩效评估 |
第二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建 |
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全生命周期” |
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结构性构成” |
第三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 |
一、国家区域援助无效责任法律制度 |
二、国家区域援助退出法律制度 |
第七章 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 |
一、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的概况介绍 |
二、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的内容与特点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 |
一、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的构建 |
二、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的创设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后记 |
(7)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一)选题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三)既有研究述评 |
三、概念及理论阐释 |
(一)核心概念界定 |
(二)理论基础阐释 |
四、研究框架与方法 |
(一)研究框架 |
(二)研究方法 |
五、主要创新和不足 |
(一)主要创新 |
(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俄罗斯的人口形势与外来移民发展 |
一、俄罗斯的人口危机 |
(一)俄罗斯人口危机的形成 |
(二)俄罗斯人口危机的表现 |
(三)俄罗斯人口危机的冲击 |
二、俄罗斯的人口政策及未来人口状况 |
(一)俄罗斯的人口政策 |
(二)俄罗斯未来人口状况 |
三、俄罗斯外来移民发展 |
(一)苏联解体引发人口迁移潮 |
(二)俄罗斯外来移民发展现状 |
(三)俄罗斯中国移民进程及现状 |
第二章 俄罗斯的外来移民政策与管理机制改革 |
一、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的变迁 |
(一)苏联解体前的外来移民政策 |
(二)1990 年—2000 年:外来移民政策的调整时期 |
(三)2001 年—2010 年:外来移民政策的积极治理时期 |
(四)2010 年以来:外来移民政策的新动向与再调整时期 |
二、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的制定 |
(一)外来移民政策制定的基本目标 |
(二)外来移民政策制定的主要原则 |
(三)外来移民政策制定的影响因素 |
三、俄罗斯的外来移民管理措施 |
(一)发放临时居留许可证 |
(二)规范登记程序 |
(三)签发邀请函和签证 |
(四)分类管理外来移民 |
四、俄罗斯外来移民管理机制改革 |
(一)改组外来移民管理部门 |
(二)加强外来移民环境建设 |
(三)开展外来移民国际合作 |
第三章 外来移民与俄罗斯总体发展的互动 |
一、外来移民与俄罗斯人口发展 |
二、外来移民与俄罗斯区域发展 |
(一)区域环境与外来移民 |
(二)外来移民对俄罗斯区域发展的影响 |
三、外来移民与俄罗斯经济发展 |
(一)外来移民促进俄罗斯的宏观经济发展 |
(二)劳务移民推动俄罗斯劳动力市场发展 |
(三)经济增长是外来移民进入的先决条件 |
四、外来移民与俄罗斯政治发展 |
(一)外来移民推动俄罗斯政治发展进程 |
(二)外来移民扩大俄罗斯对外政策影响 |
(三)教育移民促进俄罗斯公共外交发展 |
(四)外来移民受到阻隔的政治因素分析 |
五、外来移民与俄罗斯文化发展 |
(一)外来移民与俄罗斯的多元文化 |
(二)外来移民为俄罗斯文化注入新元素 |
第四章 外来移民对俄罗斯的多方位冲击 |
一、俄罗斯的非法移民问题 |
(一)俄罗斯非法移民的现状 |
(二)俄罗斯非法移民的类别 |
(三)俄罗斯非法移民的成因 |
(四)俄罗斯非法移民的影响 |
二、外来移民的经济冲击 |
(一)对就业市场的冲击 |
(二)非正常汇款的影响 |
(三)“影子经济”的滋生 |
三、外来移民的政治冲击 |
(一)对俄罗斯政治合法性认同的弱化 |
(二)对俄罗斯主权认知及维护的影响 |
(三)对俄罗斯处理国际关系的影响 |
四、外来移民的社会冲击 |
(一)外来移民所引发的民族问题 |
(二)外来移民加重公共卫生负担 |
五、外来移民的文化冲击 |
(一)对俄罗斯传统文化的冲击 |
(二)对俄罗斯政治文化的冲击 |
第五章 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走向及其启示 |
一、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调整的总体成效 |
(一)政策思路更加清晰 |
(二)移民规划更趋完善 |
(三)管理重点更为明确 |
二、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
(一)许可证制度问题较多 |
(二)法律有待进一步完善 |
(三)负面性舆论导向问题 |
(四)信息统计体系不健全 |
(五)专项政策实施不明显 |
(六)非法移民治理有阻碍 |
三、未来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走向的研判 |
(一)加大引进外来移民力度 |
(二)战略规划外来移民政策 |
(三)促进外来移民政策落实 |
(四)加快外来移民一体化进程 |
四、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
(一)中国外来移民的现状与特点 |
(二)中国外来移民治理的新动向 |
(三)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的启示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8)农村精英流动逻辑及其对村庄治理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缘起与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现实意义 |
1.2.2 理论意义 |
1.3 相关文献研究综述 |
1.3.1 乡村治理的相关研究 |
1.3.2 农村干部队伍现状研究 |
1.3.3 农村精英流动的研究 |
1.4 研究设计 |
1.4.1 研究方法 |
1.4.2 研究创新点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2.1 精英、农村精英及其分类 |
2.1.1 精英 |
2.1.2 农村精英 |
2.2 精英循环理论 |
2.2.1 精英循环基本观点 |
2.2.2 精英循环类型 |
2.2.3 农村精英循环 |
2.3 权力文化网络及其外延 |
2.3.1 概念界定 |
2.3.2 权力文化理论应用与批判 |
2.3.3 权力文化网络的重构 |
2.4 农村权力文化网络与农村精英流动逻辑 |
第3章 农村精英流动的历史概况 |
3.1 中国古代精英的流动机制 |
3.2 建国初期精英的流动机制 |
3.3 改革开放后精英的流动机制 |
3.3.1 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1978 年—2000 年) |
3.3.2 从偏向大城市流动到向本省回流(2000 年—至今) |
第4章 贵州省S村的精英流动与权力文化网络构成 |
4.1 S村的村落文化 |
4.1.1 礼仪、节庆 |
4.1.2 水书 |
4.2 S村权力文化网络的构成 |
4.2.1 经济 |
4.2.2 宗族观念 |
4.2.3 象征符号 |
4.3 人物介绍——潘贤的经历 |
4.3.1 从农民到打工仔 |
4.3.2 从打工仔到公司老板 |
4.3.3 从公司老板到村支部书记 |
第5章 农村精英外流的逻辑及其影响 |
5.1 农村精英外流的逻辑 |
5.1.1 以经济利益为导向 |
5.1.2 对血缘、地缘关系为内核的宗族文化的依赖 |
5.1.3 以能力提升和人脉积累为侧重 |
5.2 农村精英外流对乡村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 |
5.2.1 乡村政治生活无序 |
5.2.2 乡村经济发展迟缓 |
5.2.3 文化活动难以维系 |
第6章 回流精英回流的逻辑及其影响 |
6.1 回流精英的生成条件 |
6.2 回流精英回流的逻辑—基于对权力文化网络的认同 |
6.2.1 政策支持—政治身份认同 |
6.2.2 卯坡祭祀—文化认同 |
6.2.3 脱贫致富—经济认同 |
6.2.4 “需求—回应”式治理—方式认同 |
6.2.5 权力的内外网络如何在互动中发挥作用 |
6.3 回流精英对村庄治理产生的积极影响 |
6.3.1 回流精英带动了乡村社会的经济发展 |
6.3.2 充实村庄干部队伍推动民主政治发展 |
6.3.3 加快乡村文化建设 |
6.4 回流精英对村庄治理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 |
6.4.1 无序的多元治理 |
6.4.2 变异的公共权力-回流精英的公权私用 |
第7章 农村精英流动背景下提升村庄治理水平的对策研究 |
7.1 建立农村精英培养和流动的双向机制 |
7.2 大力繁荣乡村文化 |
7.3 加强村民民主监督防止精英掌权后的权力异化 |
7.3.1 提高回流精英自身的素质 |
7.3.2 加强组织宣传,落实各种形式的民主监督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9)人口流动视角下丹凤县城乡空间重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新型城乡关系需重新考虑城乡空间的协调发展 |
1.1.2 人口流动是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 |
1.1.3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山地城乡空间发展问题日益突出 |
1.2 研究意义及目的 |
1.2.1 研究意义 |
1.2.2 研究目的 |
1.3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1.4.1 研究方法 |
1.4.2 技术路线 |
1.5 研究区域 |
1.6 本章小结 |
2 研究综述及分析框架建构 |
2.1 国内外研究综述 |
2.1.1 国外研究综述 |
2.1.2 国内研究综述 |
2.2 人口流动与城乡空间重构的分析框架建构 |
2.2.1 人口流动与城镇化 |
2.2.2 人口流动与城乡空间演变的互动关系 |
2.2.3 人口流动与城乡空间重构的发展推论 |
2.3 本章小结 |
3 丹凤县人口流动的时空演化历程 |
3.1 丹凤县概况及人口流动历程 |
3.1.1 自然条件 |
3.1.2 社会经济发展概况 |
3.1.3 人口流动历程 |
3.2 人口分布特征 |
3.2.1 人口空间区位分布特征 |
3.2.2 人口分布的空间关系演化 |
3.3 县域人口流动的时空演化及特征 |
3.3.1 县域人口流动变动情况 |
3.3.2 人口流动路径 |
3.3.3 人口流动成因分析 |
3.3.3.1 流动人口的社会经济属性 |
3.3.3.2 劳动力就业结构转变,农民就业方式多元化 |
3.3.3.3 文化教育设施高质量导向下的人口规模集中 |
3.3.3.4 医疗设施高质量导向下的人口向心集中 |
3.3.4 县域人口流动特征 |
3.4 乡村人口流动的时空演化及特征 |
3.4.1 乡村人口流动变动情况 |
3.4.2 乡村人口流动方向 |
3.4.3 乡村人口流动特征 |
3.5 本章小结 |
4 丹凤县城乡空间演变研究 |
4.1 丹凤县城乡发展现状 |
4.2 城乡空间体系演变特征 |
4.2.1 等级规模特征 |
4.2.2 空间结构特征 |
4.2.3 城乡空间体系的演化路径 |
4.3 城乡空间形态结构演变特征 |
4.3.1 总体特征 |
4.3.2 局部特征 |
4.4 不同地域空间演变特征 |
4.4.1 人口集聚区空间演变特征 |
4.4.2 人口外流区空间演变特征 |
4.5 城乡人口流动与空间演变的耦合关系 |
4.5.1 县域整体耦合协调性增强 |
4.5.2 乡村耦合度呈现区域性差异 |
4.6 本章小结 |
5 人口流动对城乡空间演变的作用机制研究 |
5.1 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 |
5.1.1 自然生态环境——人口流动的基础 |
5.1.2 产业经济模式——人口流动的推力 |
5.1.3 城乡政策变化——人口流动的调节 |
5.1.4 城乡规划调控——人口流动的导向 |
5.2 人口流动对城乡空间集聚与扩散的作用途径 |
5.2.1 推动城乡体系转变 |
5.2.2 引导居住空间分异 |
5.2.3 加速社会空间重构 |
5.2.4 实现土地利用重组 |
5.3 人口流动视角下城乡空间演变的作用机制 |
5.3.1 人口流动对城乡空间演变的内外部作用机制 |
5.3.2 人口流动时空演化对城乡空间演变的作用机理 |
5.3.3 不同地域人口演化与空间演变的耦合协同过程机制 |
5.4 本章小结 |
6 丹凤县城乡空间重构研究 |
6.1 未来城乡人口流动趋势 |
6.1.1 各机制变化 |
6.1.1.1 政策变化 |
6.1.1.2 规划调控 |
6.1.1.3 产业发展 |
6.1.1.4 交通引导 |
6.1.2 城乡居民未来流动意愿分析 |
6.1.3 人口流动总体趋势 |
6.2 城乡空间重构构想 |
6.2.1 城乡空间体系重构 |
6.2.2 乡村居民点重构 |
6.2.3 乡村内部空间重构 |
6.3 本章小结 |
7 结论与不足 |
7.1 主要结论 |
7.2 不足之处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成果 |
图表目录 |
附录 |
致谢 |
(10)智力资本回流对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以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2.3 文献述评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论文可能的创新点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2.1 概念界定 |
2.1.1 智力资本回流 |
2.1.2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
2.1.3 创新效率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2.2.1 智力资本回流动因理论 |
2.2.2 创新系统理论 |
2.3 智力资本回流对技术创新效率作用机理分析与测度模型 |
2.3.1 智力资本回流对技术创新效率作用机理 |
2.3.2 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测度模型 |
第3章 智力资本回流与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新现状 |
3.1 智力资本回流现状分析 |
3.1.1 全国智力资本回流总体概况 |
3.1.2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智力资本回流现状分析 |
3.2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新现状分析 |
3.2.1 创新投入现状 |
3.2.2 创新产出现状 |
第4章 智力资本回流对创新效率影响效应:以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例 |
4.1 计量模型设定 |
4.1.1 模型设定 |
4.1.2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4.2 实证分析 |
4.2.1 相关指标检验 |
4.2.2 回归结果分析 |
4.2.3 创新效率评价 |
第5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5.1 主要结论 |
5.2 相关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附录 A 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2013-2017年) |
附录 B 三类国家高新区平均创新效率 |
附录 C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与科研成果清单 |
致谢 |
四、中国科技人才外流的规模及其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 [1]改革开放以来东北三省人口外流问题研究[D]. 原斌. 渤海大学, 2021(02)
- [2]我国人力资本外流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D]. 陈茜茜. 山东大学, 2021(02)
- [3]俄罗斯人才外流问题研究[D]. 伊万. 沈阳理工大学, 2021
- [4]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研究[D]. 吴媛媛.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5]留学视角下国际人才流入影响中国技术进步的机理与实证研究[D]. 谷媛媛. 东南大学, 2020(02)
- [6]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D]. 吕慧娜.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7]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研究[D]. 汪晓波. 吉林大学, 2020(08)
- [8]农村精英流动逻辑及其对村庄治理的影响[D]. 任天成. 武汉理工大学, 2020(01)
- [9]人口流动视角下丹凤县城乡空间重构研究[D]. 吕思琦.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10]智力资本回流对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以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例[D]. 袁慧慧. 湖南科技大学, 20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