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批自由撰稿人的经济学

一、中国第一批自由撰稿人的经济状况（论文文献综述）

刘蒙之,刘洁^[1]（2021）在《桅杆上的船员：非虚构写作者的职业生涯与工作生活条件叙事》文中指出本文从个人职业史和生活史层面探究了17位非虚构写作者的职业选择与工作生活条件。研究发现,写作者的职业选择受到行业、组织和个人多重因素影响,职业进入则充满理想、自由与热爱叙事。然而在弹性雇佣关系下,收入、现金流与权益等因素导致写作者经济压力增大,以及工作与生活时空边界的模糊,这最终造成了他们职业追求的不稳定性。

周娆^[2]（2021）在《从启蒙、吸引到培养——新时期《山花》读者意识的嬗变》文中指出随着文化语境和经营模式的转变,新时期以来《山花》的读者意识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1978-1984年间,《山花》将读者看作待启蒙的"沉默大众",视读者意见为改良参考; 1985年前后,由于读者群体出现分化,《山花》通过开设卷首语、调整栏目设置、作品选发,努力吸引和稳固自己的读者群,追求雅俗共赏;进入20世纪90年代,《山花》受市场因素影响一度生存艰难,1994年至今,《山花》重新定位读者,通过一系列措施积极培养专业读者。《山花》读者意识嬗变反映了文学期刊的办刊经历了从打破意识形态桎梏到陷入市场化漩涡的过程,凸显出当代文学生产机制市场化转型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汪琬琦^[3]（2020）在《地方作家的写作困境 ——基于临淮市的文学生态考察》文中认为地方作家以绝对的人数优势和庞大的创作数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真正的创作主体,从某种意义上讲,地方作家的写作困境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困境。但目前学界对地方作家的研究并不充分,从研究对象上看,对知名作家个案的研究多,对地方作家群体的研究少。从研究内容上看,单一的地方作家作品研究多,地方作家的特征和困境研究少。即便是研究了地方作家存在的问题,也是描述现象多,揭示实质少。为此,笔者深入中部城市临淮,通过个案研究、实地研究、文本研究三种研究方法,筛选并建立了9个作家个案,从文学生态环境、文学生产链条、作家生存状态三个维度对地方作家的写作困境进行描述分析。最后发现,临淮作协的许多功能濒临瘫痪,本该扶持作家发展的作协体制却成了临淮作家结构性压力的来源,并针对这种现象提出了扩大经费来源、细化会员管理、开放资源系统、强化服务职能四个建议。

赵瑾怡^[4]（2020）在《晚年鲁迅常人形象研究 ——以鲁迅日记、鲁迅书信、回忆鲁迅资料为中心》文中认为本文以晚期鲁迅形象为研究对象,以鲁迅生命的最后十年（1）为研究时间范畴,以日常生活维度中鲁迅如何弥合、区别知识分子身份与寻常百姓身份为主要研究话题。主要章节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一章主要论述鲁迅在世俗生活中的艰辛与幸福。从经济生活、家庭生活两方面展开,以鲁迅总体经济状况决定的市民阶层、家庭及婚姻生活中担当的长子身份、父亲角色与妻子角色为重点。鲁迅以自由撰稿人为职业,收入位于知识阶层上流,但收入不稳定、生活负荷重、收入方式琐碎,以致鲁迅经济状况始终处于市民阶层。亲属关系中的鲁迅,统一于爱与诚的长子与慈爱父亲形象,始终坚持以母亲、海婴为本位的亲情观,以遵循母亲意愿的方式,全然展现着对母亲的“敬”与“爱”,而周海婴的到来为鲁迅苦闷的精神生活新增添了人间俗世的乐趣。在此,机智、博学的知识分子形象与慈爱的常人父亲身份交融。鲁迅与许广平因精神相知,相助,相爱。鲁迅在《两地书》（第三集）中置亲昵、爱意于细微末节之处,展现了两者分离后特殊的生活样态。与此同时,婚后两者面临着高伫于现实的爱情与柴米油盐的现实之间融合的困难,许广平牺牲自我进步空间,承担家庭责任,与鲁迅精神日益隔膜。而面对现实困境,鲁迅回馈以对社会更大的牺牲。在其婚姻生活中,爱情只是小爱,一直为社会大爱牺牲。他们不仅是爱人,更是相互扶持的伙伴。第二章围绕作为智识者的鲁迅展开,以其日常书写、生活中独特的自我体认,与漂泊的生存状态相依存的漂流的精神姿态,打杂的文字工作状态,对于青年的扶持为中心。鲁迅首先在日常书写、生活中自觉体认着知识分子的身份:文体意识明晰,书帐记录详尽、珍视书籍的态度。其次,鲁迅的漂泊姿态不仅是其作为知识分子基础的心理状态,也是其基本生存状态。鲁迅伫立于都市文明的边缘,以批判与反抗都市文化的立场介入,展现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下上海都市文明的变态与畸形。漂流姿态既是外界环境挤压造成的不自由状态,更是他从不自由向自由突围的个人文化、政治抉择。再次,鲁迅处于严峻的出版环境中,受经济、现实政治因素制约,一直被生存与为社会、为人生的文学主张之间的矛盾拉扯,对其主体造成了割裂之感,鲁迅无奈之下发出“打杂”哀叹。但是,鲁迅执着于现在,坚持以创作为中心,长期高强度的文字工作,显示着鲁迅强烈的生命意志与顽强的生命韧性。鲁迅对青年的扶持是其启蒙意识、“立人”精神持续实践的表现。以精神鼓励、物质支援、借助自我名誉,帮助青年参与公共话语空间为主要形式,愿为祖国的未来甘愿做扶梯者。第三章主要以晚年鲁迅的身体情况为中心,阐述鲁迅长期处于疾病状态下的暮年心理、面对人类必经的死亡及其恐惧时选择的方法、因疾病勃发的生命意志。定居上海后,鲁迅身体持续缓速恶化。诊治范围蔓延,患病频率、病情凶险程度增加,痊愈时间增长。1934年8月后鲁迅身体释放衰弱信号,心理呈现暮年状态,产生趋死又趋生的心理、彻底转变对平凡生活的情感态度、渴望“普通人”生活。在面对人类必经的死亡及其恐惧时,鲁迅选择直面死亡、回溯过去的姿态,或以“死亡”为题材,态度从容,直接叙述死亡体验,展现其独特的生死观——体验观;或出于死亡的阴影、恐惧回忆过往。疾病成为鲁迅生命意志的激发点,通过写作再次找到现实生活的立足点,强化生命意志。日常生活中以强化生活习惯的方式,文学创作中以“回忆”为主要方式强化生命意志。鲁迅的向地性——始终与被折损、被侮辱的底层大众站在一起的信念支撑着鲁迅强大的生命意志。鲁迅同也以文学作品、个体实践行为宣告了个体生命如何超越生死,探寻人类生命价值。

李涛^[5]（2020）在《“单位”与作家创作的转变（1984-1992）》文中指出单位作为一个具有制度性、组织性等特征的文化空间,它对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毛泽东的组织化构想与计划经济体制的相互配合使单位成为影响文学发展的关键因素。作家不得不依附、受制于单位,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当时的文学生态与文学形态。“十七年”、“文革”与80、90年代相比,作家与单位的关系发生了明显了变化,作家在变革的新社会环境中具有了多种选择的可能性,文学生态与文学形态也具有了新的质素。解析作家与单位之间关系发展变化及其给文学创作的影响,即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绪论部分主要梳理了研究现状,介绍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文学制度研究,有关自由撰稿人的研究,以及“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本论文的研究价值、方法及写作思路。第一章主要探析作家单位的重建与新变。“新时期”以清算“文革”为肇始,于广大作家而言,首要的便是恢复在“文革”中遭受严重冲击的各级文联和作协的机构,新时期作家队伍的重建经历了严格的资格筛选。文艺界清算“文革”时包含了诸多的暧昧不清之处,“同一性”的破裂正是矛盾滋生的结果,关于《苦恋》的争论则代表主流批评的分裂。作家队伍的重建由最开始的集中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范畴,逐步具体、深化到专业作家体制改革,在官方和地方作协之间在改革的速度和重心上面能看到较为明显的差异。第四次作代会对“创作自由”的重申,在很大程度上扫除了“精神清污”的影响,开启了文学发展的新向度,为此后文学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第二章主要讨论自1984年逐渐显露的新的文学风貌、作家创作的代际差异以及自由撰稿人的重新出现。80、90年代,文坛上聚集了老中青三代作家,从五四时期到新时期,整个时间跨度极大,而出生于不同时代的作家在知识背景、文学师承、审美趣味上各异。不同代际的作家除了在审美方式的选择上不同之外,还具有不同的写作伦理;通俗文学的井喷提供了更为多元的文学样态;作品中单位生存书写展现了个人在单位中具体细致的生存图景;单位体制内的作家与自由作家的文学选择也不尽同。90年代初开始崛起的“新生代”作家群便多数是以辞去公职的自由撰稿人姿态出现。归因于渐进的经济体制改革、稿酬制度的恢复与调整、以及作家队伍的分化等要素,自由撰稿人又得以重新出现。第三章主要分析单位体制内外作家创作的自由与限度问题。韩东、王朔与王小波的创作情形,为我们理解80、90年代单位与作家创作关系的转变,提供了典型案例。韩东由主要创作诗歌向主要创作小说的转变;王朔自觉且热情地拥抱大众文化,拥有强烈的市场意识,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获成功;王小波的小说、杂文则代表了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保持自由写作和边缘批判的可能性。如何处理文学与市场、商业之间的关系,成为许多作家需要思考和选择的难题,单位体制外的作家带来了文学与美学自由与多元化的可能;国家层面也通过完善评奖体系、惩罚越轨行为,来引导和干预文学创作。结语部分总结了全文观点。概而言之,单位对作家创作的束缚,经历了由紧到松的过程,80年代前期因为冷暖交替的气候,中间有许多反复,但是随着市场化的逐步确立,作家不再依靠专业作家工资来养家糊口,生存的方式多样化,作家的自由程度空前的提高。单位与作家及其创作之间关系的变化过程,是中国社会逐步转型的投影和文化表征。

潘奔奔^[6]（2020）在《1925-1937年上海文学期刊的经济意识与文学空间建构 ——以《紫罗兰》《太阳月刊》《现代》为例》文中研究说明现代文学期刊的繁荣离不开文学市场的强劲推力和读者的多样需求,不同种类的文学期刊基于经济意识的编创实践,形成了独特的期刊风格,一起参与建构了上海多元复杂的文学空间。本文侧重于把不同种类的文学期刊放入同一个社会历史语境中进行比较研究,主要从经济角度深入研究不同期刊各具特色的办刊风格和文本内容,充分挖掘文学期刊与市场、读者的关系,探讨文学期刊的经济意识对上海现代文学空间多元形态的建构作用,重新认识现代文学期刊在现代文学史上创造的文学价值和经济价值。第一章主要写1925—1937年上海的经济文化形态及其影响下上海文学市场的发展,稿酬制度的完善、市民读者的知识化与阅读需求、现代印刷媒介的广泛传播,促进了作家的职业化写作、刊物的快速发展,这使得具有现代意味的文学市场渐趋成熟。第二章主要分析《紫罗兰》《太阳月刊》《现代》的创刊目的,介绍三种期刊的读者群体和读者意识,探讨文学期刊和读者的关系,并阐述三种期刊在文学市场中践行的商业营销策略。第三章将1925—1937年活跃于上海的通俗文学刊物《紫罗兰》、革命文学刊物《太阳月刊》、现代派文学刊物《现代》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从经济角度重新审视三者基于现代都市生活而建构的市民日常生活空间、革命意识形态空间和现代都市空间,再现了上海二三十年代市民的经济生活样貌,促进了文学空间的大众化和多元化发展。第四章主要辨析文学期刊的经济意识与现代文学空间的关系,揭示通俗文学期刊、革命文学期刊、现代派文学期刊基于经济意识的编创实践,推动了文学空间的通俗化、大众化发展,促进了文学样式的繁荣,建构了现代文学空间复杂多元的形态。本文以通俗文学期刊《紫罗兰》、革命文学期刊《太阳月刊》和现代派文学期刊《现代》作为1925—1937年上海文学期刊的代表,将三者基于经济意识的编创实践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三者构筑的市民日常生活空间、革命意识形态空间和现代都市空间,推动了上海现代文学空间的多元建构。通过对三类文学期刊的经济意识与文学空间建构关系的梳理与总结,可以发现文学期刊的文学性与商业性的矛盾与统一,赋予了现代文学空间经济意识和复杂性。不管是顺应历史潮流,还是形成历史特性,都是文学期刊在现代文学发展进程中存在的合理现象,这有助于重新审视现代文学史的历史性与曲折性。

吴丹^[7]（2018）在《新媒介视域下的文学存在 ——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发展为例》文中指出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在新媒介的影响下,社会的转型已经成为不争的文化事实。新媒介的全方位渗透,不但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更多地改变了人们的审美观念和对世界的感知。在强势的新媒介语境下,文学作为人类最重要的艺术审美表现形式之一,也必然会发生变化。由此,以新媒介为出发点,研究当下文学自身如何存在以及其存在状况就具有特别的意义。本文研究的基本思路如下:第一,把文学置于新媒介的视域下进行考察。笔者结合新媒介及其语境延伸所形成的“媒介文化”进行考察,以见出文学得到新媒介助力得以膨胀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商业性市场等因素;第二,对文学转向所产生的文学后果进行研究,考察新媒介所产生的影响力以及文学所采取的应对措施;第三,对文学主体的转变进行研究。在文学中,无论是作家、作品或是读者,都处于世界之中,都离不开主体。因此,文学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意义都来自于主体之于世界的关系之中。基于以上思路,全文的具体安排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绪论中,主要阐述了本文对于“文学”、“文学研究”内涵的理解,并对研究对象的范畴进行界定,在对以往相关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阐述了本文的研究空间及其价值所在。第二,在第一章中通过“走进中心的新媒介”、“新媒介下的文化语境”、“文化生产机构的转变”等方面,指出随着新媒介的技术发展,新媒介权力的日益扩展使得大众化的文化语境得以生成,新的文化格局得以形成。第三,通过艺术家←作品→世界这一场域,分析新媒介产生的影响力以及文学自身所采取的应对措施。认为在新媒介的作用下,文学也呈现出“大众化”的倾向,主要表现为以“日常生活”为表征。借鉴赫勒的“日常生活”理论,本文把当下文学的“日常生活”存在形式分为“文学的自在存在”和“文学的自为存在”两个方面。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同类型的小说文本及其变化进行具体的分析,认为在新媒介时代中中国当代文学在“日常生活”的表征下,其实质是激发人的物质“欲望”需求和精神的“欲望”诉求。相应地也反映出新媒介下文学的自由性和不自由性。第四,通过欣赏者←作品→世界这一场域,阐述了文学受众对新媒介的接受方式及产生的心理机制转变,探讨了文学受众脱离了传统阅读的范式而产生新的特征。在这里,阅读的“主体”作为更类似于海德格尔所说的常人“此在”,成为“大众受众”中的一员。经过以上具体的探寻、分析,本文认为:第一,从文学自身来看,在新媒介“权力中心”的语境下,“日常生活叙事”已经逐步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一种新的“宏大叙事”,“现实”成为了作家热心注目的问题,“写实”也成为了相对应的叙事策略。同时对这一文学变化,本文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从“去历史化”到“务实”的转变,这一去魅的本身客观上是否也落入了另一种“魅”的圈套?第二,从文学和新媒介的关系来看,新媒介使文学自身有了全新的维度,促进了文学的形式多样化和个性丰富性。同时也指出,无论新媒介给予文学以多大程度的“自由”,但在大众媒介的笼罩下,文学“写什么”、“怎么写”都不可避免地有着大众媒介的积极参与和呼应。第三,对新媒介下的文学如何生存和发展,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认为文学存在的本质乃是人对自身所在的世界中的反思,新媒介下的文学存在之核心在于生命如何在“自在”之中保留“自为”,在于如何在“自在”和“自为”之中走向人类的“为我们存在”。

胡悦晗^[8]（2016）在《民国时期上海知识群体的职业分层（1927—1937）》文中指出本文从职业类型、教育背景、职业流动、职业收入、职业声望等几个层面考察1927至1937年间上海知识群体的职业分层。这一时期的上海知识群体主要由作家与自由撰稿人、新闻与出版业从业者、大学教师三种职业群体构成。家庭出身与教育经历对形塑知识群体的阶层习性具有重要影响。上海城市社会结构的开放性与稳定性使得知识群体内部有大量的职业交叉和社会流动,但同一阶层内的横向流动居多,不同阶层之间的纵向流动较少。尽管知识群体的职业收入在同时期上海城市居民收入中位居中等水平,但群体内部具有明显的差异与分化。民国时期上海知识群体在职业类型、教育背景、社会流动等方面开始具有阶层的雏形,但群体内部在职业收入与消费行为等方面的差异使得群体成员不具有作为一个阶层整体的职业威望与社会身份,无法就阶层认同感达成共识。

龙吟娇^[9]（2016）在《“九十年代文学”研究 ——以文学的转型为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代文学发展到90年代,已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这变化在80年代中后期就初露端倪,但是到了90年代,这变化更是以剧烈的方式显现,甚至超出了人们惯常的思维模式之外,可以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历史上,90年代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历史转折点。与以往时代不同,90年代出现了市场经济、全球化、大众文化、消费、传媒、资本等一系列对文学的发展造成影响的新因素,这些新因素颠覆了封闭、僵化的旧文学场,而形成了一个开放、自由、多元的新文学场,也正是这些新因素以合力的方式共同导致了90年代文学的转型。“转型”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意味着重铸与新生、矛盾与困惑同时并存,意味着在打破传统的过程中又要延续传统,但正是转型的契机为90年代文学创作带来了新的可能,也为作家带来了更多的选择,可以说90年代是一个蕴含生机的“大时代”。所以本论文将以文学的转型为视角,对这个复杂年代的文学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一方面对90年代文学转型的过程与动力做充分的阐释,另一方面试图找到文学转型与社会剧变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并在对这些关系的条分缕析中,去把握住90年代文学的来龙去脉。以文学转型的角度切入到90年代文学内部,去重新审视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我们将会获得一个全新的视野,以对90年代文学做出更客观和周全的评判,重新发现其被遮蔽已久的文学光芒。本论文总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文章的绪论,第二部分到第六部分则是文章的主要内容。其中,绪论分为三个方面,首先介绍了本论文的研究目的及研究意义;其次梳理90年代文学研究现状;最后在前两者的基础上确立研究方法及研究路径。第一章,回溯80年代中后期到市场经济全面展开这一时段的历史,目的是去厘清90年代文学发生的问题,此时段的历史不仅是90年代文学发生的本源,而且还奠定了90年代文学书写的基调。第二章,以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市场化的开始作为研究90年代文学的前提和入口,在中国,市场化的过程与社会的转型以同源性的方式存在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在文化语境、文学体制、知识分子的命运等方面带来了一系列改变,这些改变是90年代文学转型的真正开始。第三章,深入又细致地研究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是如何左右着90年代文学的创作与生产,并论述纯文学生产场是怎样向大文学生产场转化的。由于市场的作用,封闭、僵化的旧文学场,已逐渐转变成了一个开放、自由、多元的新文学场,在新的文学场域下,80年代“文学去政治化”、“文学回归自身”等未完成的时代任务得到了新的深化,90年代文学把80年代文学往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至此,现代文学的转向已经基本完成。第四章,全球化的逼近使中国文化的身份认同问题第一次受到了国内众多学者和作家的普遍关注,我国知识界和思想界发生了“从呼唤现代化到反思现代性”的转向。在90年代,作家们不再像以往去盲目地追逐西方最新文学潮流,不再生硬模仿西方某一作家或文学派别,而是放开了眼光从古今中外的文化遗产中广泛汲取营养,尤其是注意转化本土资源,重视积累“中国经验”,他们的努力使90年代文学创作取得了新的突破。90年代是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从相互融合到建立自身核心价值体系的中国化时代,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又一次重要转型。第五章,总结90年代文学的历史意义,并进一步论述90年代文学向新世纪文学的过渡,以此为未来文学的发展寻求启示。本文以文学的转型为视角,在三个不同时代的关联中,对90年代文学重新做一个全面的清理,借90年代文学反观八十年代文学,并为将来文学的发展探寻道路。虽然90年代不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但是这也是一个充满希望和无限可能性的时代,90年代文学与八十年代文学、新世纪文学一样,它们都有着同等重要的文学地位,只是各个时代的文学有着各自不同的侧重点和表达方式而已,它们都是中国文学史上层层推进而又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夏倩芳,李婧^[10]（2016）在《媒介转型与媒体从业者的劳动权保护》文中研究指明新闻工作是一种特殊的劳动,但媒体从业者的劳动权问题一直处于灰色地带,缺乏研究与关注。近10年来,从全球来看,随着传播新科技的竞争,媒体人的劳动条件趋于恶化,而在媒介企业转型中对企业效益的强调又进一步压迫了媒体从业者的劳动权,媒体人的劳动权问题被突显出来。基于对美国、德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劳动法规条款及典型案例进行的梳理和分析,我们发现上述国家/地区对媒体从业者劳动权的保护,在法规层面虽然存在着差异,但基本上还算充分。然而,法规只能保障最低限度的权利,全面、有效地实现和提升媒体人的劳动权益还须依靠"集体协商权"的积极运用。然而工会力量薄弱、集体协商虚置阻碍了媒体从业者的劳动权争取。上述国家/地区在劳动法规、司法实践及媒体工会组织等方面对我国均有启发意义。

二、中国第一批自由撰稿人的经济状况（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第一批自由撰稿人的经济状况（论文提纲范文）

（1）桅杆上的船员：非虚构写作者的职业生涯与工作生活条件叙事（论文提纲范文）

（2）从启蒙、吸引到培养——新时期《山花》读者意识的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3）地方作家的写作困境 ——基于临淮市的文学生态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4）晚年鲁迅常人形象研究 ——以鲁迅日记、鲁迅书信、回忆鲁迅资料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5）“单位”与作家创作的转变（1984-1992）（论文提纲范文）

（6）1925-1937年上海文学期刊的经济意识与文学空间建构 ——以《紫罗兰》《太阳月刊》《现代》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新媒介视域下的文学存在 ——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发展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九十年代文学”研究 ——以文学的转型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10）媒介转型与媒体从业者的劳动权保护（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国第一批自由撰稿人的经济状况（论文参考文献）

• [1]桅杆上的船员：非虚构写作者的职业生涯与工作生活条件叙事[J]. 刘蒙之,刘洁. 新闻记者, 2021(09)
• [2]从启蒙、吸引到培养——新时期《山花》读者意识的嬗变[J]. 周娆. 宜宾学院学报, 2021
• [3]地方作家的写作困境 ——基于临淮市的文学生态考察[D]. 汪琬琦.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0(11)
• [4]晚年鲁迅常人形象研究 ——以鲁迅日记、鲁迅书信、回忆鲁迅资料为中心[D]. 赵瑾怡. 华侨大学, 2020(02)
• [5]“单位”与作家创作的转变（1984-1992）[D]. 李涛. 西南大学, 2020(07)
• [6]1925-1937年上海文学期刊的经济意识与文学空间建构 ——以《紫罗兰》《太阳月刊》《现代》为例[D]. 潘奔奔. 西华师范大学, 2020(01)
• [7]新媒介视域下的文学存在 ——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发展为例[D]. 吴丹. 河南大学, 2018(12)
• [8]民国时期上海知识群体的职业分层（1927—1937）[J]. 胡悦晗.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2016(00)
• [9]“九十年代文学”研究 ——以文学的转型为视角[D]. 龙吟娇. 苏州大学, 2016(08)
• [10]媒介转型与媒体从业者的劳动权保护[J]. 夏倩芳,李婧.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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