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秋以史为鉴 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吗？

一、王晓秋 以历史为镜 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吗（论文文献综述）

汪颖奇^[1]（2021）在《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上世纪交替之际,时论常常将中国比作一叶放于中流的扁舟,处于两头不到岸的处境里,这种“两头不到岸”用于形容近代中国的一个特殊的群体——过渡时代的功名士人——也极为贴切。他们从小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又成长于西学东渐的时空背景下,或多或少都受到新学的影响。他们亲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既不同于以往只接受过传统教育的旧士人,又区别于孕育于新式教育之中的新知识分子,扮演着士人群体新陈代谢中承上启下的角色。他们的经历与变迁,可以视为近代中国社会新旧转型的缩影。徐兆玮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人生阶段与中国近代几个重要历史阶段互相重合,出生于1867年的他青年时期经历戊戌维新,壮年时期恰逢清末新政、辛亥鼎革,晚年时期又体会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在社会的急剧变迁里,徐兆玮一生都在不断调适、转型,是时代变迁下一个鲜活的“生命体”。戊戌前后是徐兆玮的思想转型期,原本家族并不显赫的他通过科举考试取得进士功名,在地方上拓展自己的生活空间和交游网络。他由何市镇走向常熟县域,参与城区事务,并提升家族影响力。在戊戌维新的思潮中,三十而立的他开始接触新书,其阅读结构和思想发生变化。他心怀经世期许,同时秉持着传统士人教化乡里的责任感,在地方办理慈善事业、发展教育农商,开展经世实践。清末新政是徐兆玮面临的第一个关键转型期。清末新政一方面为士人提供了“立功”实践的良机;另一方面,废科举、改革教育制度,又令他们失去了维系自身文化权力的制度基础。心怀“立功”理想的徐兆玮,在常熟地方事务中虽已小有成就,但不愿株守地方,因此去京城拓展交游网络、寻求仕进之捷径。然而受限于清末官制改革的政治环境,自身竞争力不足等因,他未能成功谋取理想实缺。面对旧学不足以救亡图存,传统功名难谋个人发展的状况,徐兆玮奋然赴日游学。遗憾的是,即便游学回来,其入仕目标依然未能实现,在地方自治开展的如火如荼的浪潮中,他选择暂时返回家乡常熟,参与地方新政事务。辛亥鼎革是徐兆玮迎来的第二次转型期。对清政府的失望、通过地方自治实践积累的资本,成为他易代之际成功转型的主客观因素。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被推举为常熟县民政副长,在稳定地方秩序中起到重要作用。民国建立后,他成功当选为国会议员。从翰林院编修到成为民国“代议士”的他怀着对民国的美好期待,数次北上参加国会,但在混乱的民初议会实践里,其对政党政治乃至对民国的观感都渐趋失望。此后,他的关注重心进一步转向地方。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伴随着时人开始意识到器物、制度不足以救国,而唯有文化才能救国的觉醒,新一代知识分子带着民主与科学、全盘西化、提倡白话文等主张走上历史舞台。传统儒家伦理道德与文化受到无情打击,徐兆玮这一代功名士人则已经逐渐步入花甲之年,从年龄到思想都已成为知识分子眼中的“老新党”。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与不合潮流的心态,推动徐兆玮的重心进一步由国到乡、由政转文。通过搜集乡邦文献、藏书编书、修撰地方志等文化活动,徐兆玮等人由“立功”到“立言”,以维持传统文化于不衰,维系自身文化权力于不坠。并在与志同道合友人的诗文唱和之中,展现着他们的身份认同与怀旧心态。此外,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在近代士人身上亦有所体现,作为微观的个体,徐兆玮的“生命史”展现出开放的思想心态,理性、务实的处事作风,刚柔并济的行为面相,体现出江南文化开放包容、“刚柔并济”的文化特征。作为近代士人群体的一员,徐兆玮又反映出上承传统,下接现代的过渡一代功名士人的某些共同特征。他们面对着时代变局,应时而起、心忧天下,践行传统士人“三不朽”的人生理想,为了应付历史经验之外的世界,他们追求新知、自我调适,但内心深处仍保持着对传统儒家文化、伦理秩序的认同与坚守。士人因应时势,时代亦随人事而变迁,随着近代以来求新求变走向激进化,士人内在安身立命的儒家传统文化逐渐被抛弃,士人之“道”被动摇所致的失范、脱序与危机,造成了他们心灵的“两头不到岸”之感。徐兆玮的“心灵史”体现了近代士人在政治、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国家与个人交织,“趋新”与“怀旧”杂糅、憧憬与迷茫共存的矛盾、困惑与焦虑心态。

白哲^[2]（2018）在《晚清驻外参赞群体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参赞,在中国古代有两种释义。其一,为地方官,清末东三省总督之下及驻藏办事大臣之下均置参赞;其二,为外交官,清末始置,为使馆中仅次于出使大臣的高级外交人员,佐大臣办理外交事务。出使大臣兼使数国的,则设立分馆,以参赞代办使事。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大使馆与公使馆均置参赞,掌办机要和调查报告。大使或公使因故不能视事时,通常由参赞代理其职务,充任临时代办。（1）本文论及晚清驻外参赞群体,其参赞定义取其二。而本文研究对象为晚清中国参赞群体,所研究时间范围从驻外大臣派驻至外务部成立之前,即1875-1901年。时段划分的原因在于晚清自庚子事变后,列强强令清政府另设外务部,基于内外变化,晚清政府遂对外交制度开始进行变革,而外务部成立后的参赞制度设计与此前则有所差异。晚清驻外参赞群体的共性特征因外务部改革而有所区别,因此为区别探究晚清驻外参赞的群体特征,特将研究时间范围进行了界定。而本文尝试以1875-1901年的驻外参赞群体为研究对象,以清代官员人物传记史料以及奏疏文稿等文献资料为基础,采用文献解读和统计分析、比较分析等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来勾勒这一群体的概貌。本文内容主要涉及参赞的国别分布、科贯出身以及后续出路和作用影响等情况,下面就各章进行简要概述。本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清前期的中外交往和晚清驻外使节制度。其下主要分为两小节,第一节介绍清前期的中外交往,内容涉及交往形式和清前期的对外交往机构;第二节介绍晚清驻外使节制度的形成,即追溯晚清时期从总理衙门的设置到驻外公使的派遣这一主要发展背景与过程。第二章:晚清驻外参赞的选派及国别分布。本章分为两节,第一节为晚清驻外参赞群体的选派及其群体的形成,首先宏观梳理出1875年至1901年间晚清驻外参赞群体的概貌,如招募方式、驻在国家、籍贯来源和出身结构等方面内容;第二节为探讨晚清驻外参赞的国别分布状况,包括英、俄、德、日、美五个主要国家,并分别概括参赞在不同的国别有其具体的职责区分。第三章:晚清驻外参赞的科贯和后续出路。本章分为三节,第一节论及参赞的籍贯分布特征和原因,多分布于东南的闽粤和沿海的苏皖浙地区,这与东南和沿海地区的区域优势和人才地理优势息息相关,同时旗籍出身者因清朝的统治属性也占相当比例;第二节探讨晚清驻外参赞的出身结构,其出身结构特点主要表现于大多数参赞均为异途出身者,且其头衔多为捐纳所得,同时也有部分学堂学生出身者,这与晚清官场壅滞和学堂的兴起有关,而且驻外差使即可获得保奖,更是吸引多数异途者愿意远赴海外;第三节涉及晚清驻外参赞的后续出路包括回国继续任京官或担任地方官、进入高官幕府担任幕僚以及留任外交界继续从事外交事务活动。第四章:晚清驻外参赞的作用和影响。本章内容包括两节,第一节探讨参赞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出色地完成了参赞本职工作并为驻外使馆的正常运行做出了贡献;其二,有效协助公使的对外交涉事务,保证了晚清公使外交的顺利开展。第二节探讨晚清驻外参赞的具体影响包括积极影响和不足之处,一则对后世中国对外工作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一则其具体的缺陷和不足主要表现于不利于晚清外交官的职业化发展,同时参赞制度的职责不清以及选派无标准,导致参赞整体素质偏低且工作成效无保障。

叶伟敏^[3]（2014）在《浅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的“当代中日关系”融入》文中指出筛选、整理互联网上与中日关系现实问题的相关信息,使之有机地融入《纲要》的教学过程之中,不仅顺应提高中国大学生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正确认识和理解中日两国间"战略互惠"关系能力的时代要求,同时亦使《纲要》教学工作本身,在新形势下找到一个"突破点"。《纲要》教学融入"当代中日关系"的目的是为了使更多大学生在学习日本侵华史的同时,了解当今日本的正、反两个面,进而不断地自策自励,报效祖国。

党为^[4]（2010）在《近三十年来的美国清史研究：以新清史为线索》文中认为199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学界出现了被他们称为“新清史”的研究思潮,其主要目标在于重估清帝国长城内外,包括民族的、文化的、政治的以及社会的等广泛领域内的历史,至少具有三个鲜明的核心特征：一,质疑清廷及满族的“汉化说”,强调清朝的满洲特质,重视民族关系的研究,认为正是清廷的少数族背景,使得它能够超越传统的夷夏观,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长城内外的一体融合,从而为现代中国留下了最大的政治遗产——多民族聚居的广袤领土；二,进而质疑清的“汉本位”王朝说,反对清对外关系中的“朝贡体制”观点,强调清廷处理周边关系的多样性的同时,认为清帝国也与当时世界上的其他帝国进行着毫不落后的竞争；三,在对内反“汉化”和对外反“汉本位”的立场下,对少数族和边陲地带的关注使得原来处于历史研究视野边缘的群体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如妇女、胥吏等。“新清史”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和学术基础,即中国大陆的各种历史档案等原始材料与实地考察访问机会对美国学者的开放和强调中国内部因素的反西方中心论的“中国中心观”的兴起,最晚都可追溯到1980年代初。1980年代以来的清史研究,在不断扬弃旧研究方法和观点中,发掘着新的研究对象和资料及中国“内生”的历史动力,是“新清史”当然的准备阶段。同时由于柯文、黄宗智等学者已经对1980年代以前的美国清史研究状况作了杰出的总结。因此,文章对美国清史研究的论述从1980年代开始,并以其与“新清史”的联系为线索。美国新清史的研究,由于具有在“纵横”上将中国分为不同层面和区域,“内外”上将清朝放入世界背景中,“上下”上关注边陲地带和族群关系等特点,从而具有了既向综合也向细化无限扩张的趋势。因此,必须对论述对象有所取舍,这样文章将主要集中于专着和文集,只有前两者不能满足论述需要时才补充以必要的期刊论文。文章将1980年以来的每一次“新”突破或“新”推进作为一个专题,同时也是论文的一章展开。为论述清晰计,章内又基本以重要论着出版时间为序进行述评。如此,大体上分为：民众史、经济史、精英史、法律史、城市史、民族史、外交边疆史和妇女史等,共计八个专题（章）。其中后三章集中体现了新清史的三个核心特征,而属于相对传统的研究领域的前五章既是新清史的准备阶段,又在发展中与新清史交织在一起,成为新清史的一部分。第一章“民众之作为群体”,论述了清代民众群体事件史研究,包括华北农民的求生策略的生态根源分析、义和团运动的民间文化要素、清末新政时期的农村反抗、民众叛乱的宗教动力和东南沿海的海盗研究等,强调这一切都源于中国的内部动力机制,打破了原来的冲击-反应解释模式。这些都为新清史的兴起提供了学术氛围和一定的方法论准备。第二章“‘新经济史’中的清代”。在注重世界背景和制度分析的世界“新经济史”潮流中,学者们重估了西方入侵前的中国经济。黄宗智教授深具影响地挪用了“内卷化”概念将中国经济定性为“没有增长的发展”,而濮德培的湖南经济研究则证明清代国家不仅在经济上有所作为而且达臻传统国家的最大经济潜能。高家龙的企业史研究关注的是中国经济中的帝国主义因素,曾小萍的盐业研究考察的是中国传统要素,前者打破了原来在华帝国主义的同质性假定,后者则证明了传统因素在中国近代工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王国斌和彭慕兰将中国经济置入世界视野下,证明中国经济甚至领先同时代的西方,驳斥了中国要为自己在近代被西方侵略负责的观点。曾小萍和王国斌等在清代财政和粮仓制度的考察中,揭示了清代国家在财政和食物储备上的成就。这里,新经济史所体现的中外比较的世界视野恰恰也正是后来新清史的基本视角。第三章“‘新’官方史——18世纪清代国家与精英研究”,考察了美国学者对西方入侵前的中国国家的研究。与前两章一样,在新材料的刺激下,学者们重新评估了中国国家的政治和精英阶层。由于18世纪的中国既是当时世界上仅有的“盛世”政治-经济体,也可能埋下了此后中国衰落的种子,因此这一时段的中国历史吸引了许多学者的目光。而同时,18世纪中国研究不仅是新清史的直接来源,也是新清史的重要特点之一。第四章“司法档案里的清代社会”,指出主要在黄宗智的倡导下,中国法律史研究从制度史的研究过渡到了法律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在大量存世的清代基层司法档案和中央存档中,学者们发现了一个活跃的“民法”社会,不仅打碎了关于中国传统法律只有刑法没有民法的论断,也借以复活了讼师、胥吏和妇女等原来历史研究中边缘人群的历史。虽然黄的研究不属于新清史范畴,但其追随者基于法律文件的社会史研究却已属于新清史关注边缘人群思潮的一部分了。第五章“新观点下的清代城市”。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不仅揭示了中国传统城市的经济活力和民间团体的活跃,也引发了关于“公共领域”等西方理论在中国研究中的适用性问题大讨论。关于承德的研究,作为新清史的典型案例,论证了承德在清代帝国建构中的独特作用,提出了新清史中关于清代皇帝的多重身份和帝国多元性的典型观点。梅尔清的清初扬州研究,则展示了清代城市的文化史维度。在这一章的论述中,美国学者实现了对清代城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样本式还原。其中,罗威廉和梅尔清的研究分别体现了新清史的世界史视角和注重清前中期史的特点,而承德研究则直接就是新清史最具理论色彩的部分。从第六章开始,进入新清史应该毫无争议的部分。第六章“满洲及清代族群研究”,是新清史的第一个核心特征的集中体现。学者们强调正是满洲特质使清王朝在中华帝国序列中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彻底融合了长城内外,为现代中国国家留下了一个多民族的大一统政治遗产。第七章“外交与边疆史：清帝国主义?”在全球史视野下,美国学者将清帝国置于同时代的国际帝国竞争环境中,研究了清帝国在外交事务和中亚地区等方面与西方帝国主义进行的竞争,认为清帝国与当时咄咄逼人的英帝国、俄帝国等一样都是谋求殖民和扩张的帝国形态,从而为当代中国国家留下了一个广袤的领土遗产。汪荣祖先生和部分美国学者对这种比附进行了严厉批判。我们必须警惕其这里及前面的族群研究中可能的政治影响。第八章“能动的清代女性”。在新清史的去中心倾向和少数族裔女性对西方女性研究中的白人女性立场不满的双重影响下,西方中国学者在对中国女性的历史研究中率先实现了关于传统社会架构下妇女权力新认识的突破。尽管有局限于上层的弊端和过度诠释的嫌疑,她们的研究依然揭示了中国清代妇女在清初的多姿生活、中期的社会中心地位和晚期的顽强人生态度,实现了对清代妇女群像的刻画,颠覆了关于传统中国妇女备受压迫的悲剧形象。“结语”部分,笔者主要对美国的新清史进行了简单的总结和批评反思,并在最后探讨了一下走出西方话语的可能,给出了一个谨慎乐观的结论。

吴挺暹^[5]（2005）在《试论魏源思想对晚清科技的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晚清，这是个动荡的时代，鸦片战争的失败，一向有着民族优越感的中国战败了。西方工业文明与科技以强大冲击力撞击了中国这个古老文明的国度，帝国的大门被打开了，原先天朝上国的迷梦被打破了，许多有识之士挣脱牢笼，开眼看世界，纷纷提出各种各样的主张与思想，以图实现帝国的中兴，魏源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对万马齐喑的中国科技界指出了一条新的道路，也为以后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奠定了基础。这实际上也是中国科技近代化的一个模式，魏源提出其思想主张，目的在于实现科技振兴与民族的中兴。今天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去重温先辈大师的心声，从中钻取闪光的智慧，尝试一条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之路。

冉毅^[6]（2002）在《人性革命 ——池田大作“人学”思想的构建》文中研究说明池田作为日本最大的佛教团体——创价学会的实际领导人，在日本和全世界有着广泛的社会文化影响。但对于他的思想的研究，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都还停留在初始阶段。本文拟就池田的“人学”思想的伦理构建作一系统的介绍与评价。主要内容及结构是： 绪论 从日本的近代化历史过程出发，分析了战后日本民众的精神需要，从而说明创价学会这一新的宗教团体的兴起。其主要的观点是：日本的近代化虽然使日本走上了经济发达之路，但是在日本近代化或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使日本现代化倾覆的因素，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这一毒瘤；因此，如何根除战争的威胁，如何为日本的发展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乃是战后日本民众的主要心理需要。而创价学会就是适应日本民众这一心理需要应运而生的。池田提出“人性革命”的口号，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对日本近百年来现代化阙失的一种补救性回应。 第一章 结合日本战后的历史实际，就池田思想的发展作了阶段性划分。文章将之分为四个时期：池田如何走上信仰之路和“信仰的坚定”时期；宗教政治理念的形成时期；宗教文化思想形成时期；和平文化使者时期。由中我们可以看到，池田自1947年走上信仰之路后，其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信仰的坚定到提出以“中道主义”为特征的宗教政治路线，然后又从宗教政治路线回归到以“人性主义”为特征的宗教文化路线。池田思想的每一次转向都无不与创价学会的宗教实践相联系。第 一，白巴 —早.“人性革命”乃是创价学会的根本理念，也是池田的中心思想。而这一理念的哲学基础则是“色心不二”的生命论。池田从宇宙及生命的起源中包含着人生的目的与意义这样一种思维模式出 结合现代天文物理学的成果，对于佛教的宇宙观作了现代性的阐 并提出了“生命既是作者又是作品”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力图调和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中道主义”的方法论。“色心不二”的生命本质论以及发释 第三章的根本课题。的人生态度，态度，认为，永恒的问题，对生命本质的探讨必然要涉及到“生死”这一传统佛学因为，对生死问题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决定了一个人池田比较了儒、佛、基督教等宗教对于这一问题的不同这一问题的核心实际上涉关两个问题，即一是生命是否二是死后生命的存在形式问题。对此，池田着重突出了佛教“三世生命”观与因素报应学说的伦理意蕴，尤其是把“业”形象地比喻为一本伦理上的“银行存折”认识人的责任伦理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汤因比博士语），这对于我们 第四章生命论（包括生死观）是池田作为池田“人学”的根本目的乃是要实现 “人学”的哲学基础，而“人性革命”，而这种“人性革命”又是从“一个人的内心革命”开始的 而“一个人的内;灯革命”就是指通过对以{(3去华经》为代表的佛法的遵循而达到与“宇宙生命”或“终极的存在”的相融或同体。而人是否能达到这一人的内在革命的目标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在理论上探讨这样一个问”相融的内在根据?如果有的话，这种内在根据又从何而来?这便涉及到人性论问题。可以说，池田的人性论乃是池田生命论同池田伦理学之间沟通的中间环节。关于人性问题，池田从佛教的观点出发，通过与基督教和儒家的人性论比较，论述了人性的“善恶不二”性，并以“本源的欲望”与“魔性的欲望”概念来对人性作出新的描述，在此基础上，池田顺着“人性论在先，伦理学在后”的运思路向，提出了以信仰为核心的“人性革命”思想。 第五章池田“人学”的根本是欲“成佛”或与“宇宙生命”的相融，而池田又认为，这一目标又是同人生对“幸福”的追求是一致的。而什么是幸福呢?在池田看来，幸福的根本涵义乃是“创价”即创造价值。关于创价问题，池田首先讨论了创造价值的主体问题，认为创造价值的主体不是基督教所讲的“上帝”，也不是阿弥陀佛信仰所讲的“他力”，而是人类自身;其次，池田继承和丰富了创价学会第一任会长牧口常三郎提出的“价值论”，把佛教的“慈悲”精神作为创造价值的精神动源，以此为基础;第三，提出了“创造即幸福”的命题，把人生的幸福建基于不断地创造价值的过程之中，而这种不断地创造价值也就是一种不断地以“慈悲”为根本的“利他”实践。正因为创造价值要以“慈悲”为根据，而“慈悲”的呈现又是以对佛法的信仰为前提，所以，池田的幸福论的终极点是:“信仰即幸福”。 第六章池田的“人学”作为一种现实的“人性革命”理论，是以全球问题的存在为历史背景的，池田认为，要解决日益严重的全球问题，必须寻求一块能使全世界达成“精神一体化”的基石，这就是池田的所谓“新人道主义”或“宇宙人道主义”。池田考察历史上各式各样的人道主义形态，认为，传统人道主义作为一种对人的尊重的方式具有一个重要特点，即重视人的知识能力的意义，但这一点也恰恰构成了西方人道主义的重要缺陷:即这种人

张波,范永恒^[7]（2000）在《王晓秋 以历史为镜 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吗》文中研究表明 踏上21世纪航船之际,回眸19世纪和20世纪,北京大学历史系数授王晓秋为我们提供了一面历史的镜子。面对历史这面镜子,你可以用过去观照现在,也可以从现在展望未来。恩格斯曾经说过:“没有哪一次巨人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中华民族在近现代

二、王晓秋 以历史为镜 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吗（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王晓秋 以历史为镜 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吗（论文提纲范文）

（1）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2）晚清驻外参赞群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浅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的“当代中日关系”融入（论文提纲范文）

（4）近三十年来的美国清史研究：以新清史为线索（论文提纲范文）

（5）试论魏源思想对晚清科技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6）人性革命 ——池田大作“人学”思想的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四、王晓秋 以历史为镜 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吗（论文参考文献）

• [1]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D]. 汪颖奇.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2]晚清驻外参赞群体研究[D]. 白哲. 西南大学, 2018(01)
• [3]浅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的“当代中日关系”融入[J]. 叶伟敏. 常熟理工学院学报, 2014(06)
• [4]近三十年来的美国清史研究：以新清史为线索[D]. 党为. 华东师范大学, 2010(12)
• [5]试论魏源思想对晚清科技的影响[D]. 吴挺暹. 福州大学, 2005(02)
• [6]人性革命 ——池田大作“人学”思想的构建[D]. 冉毅. 湖南师范大学, 2002(01)
• [7]王晓秋 以历史为镜 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吗[J]. 张波,范永恒. 英才, 2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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