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运用比较美学处理文学翻译中的民族色彩——对小说《边城》两个英译本的对比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朱云会[1](2021)在《戴乃迭英译中国文学作品研究》文中认为翻译家研究是翻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戴乃迭(Gladys Yang,1919-1999)是在中国官方翻译机构任职的英籍翻译家。她的一生译着颇丰,译介的作品体裁丰富,对中国文学作品的对外翻译和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戴乃迭的翻译工作模式可以分为两种:“合作翻译”模式(主要合作者为其丈夫杨宪益先生)和“独立翻译”模式。已有研究主要关注杨宪益与戴乃迭合作翻译的作品,对戴乃迭独译作品的关注略有欠缺。在中国生活近60年期间,戴乃迭独立翻译了大量中国文学作品,包括短篇作品140余篇,长篇作品20部左右。这些译作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对翻译家戴乃迭及其译作的研究可以从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两方面入手。宏观方面,探究戴乃迭的生活背景,梳理其翻译实践活动,寻找时代背景与翻译实践活动、翻译选材之间的关系。微观方面,深入文本内部,从细微处提炼精华,找出戴乃迭作为翻译家的独特性。本研究综合采用文献研究、对比分析、整理归纳、文本细读、跨学科研究等方法,全面深入地探讨戴乃迭独译的中国文学作品,着重从翻译实践活动的阶段性划分、翻译选材的特性、不同体裁的翻译实践以及翻译思想四个方面展开研究,揭示了戴乃迭英译中国文学作品对当今中国文学外译的启示。首先,本研究对戴乃迭的翻译实践活动进行阶段划分,即:非职业翻译阶段和职业化译介阶段。其中,非职业翻译阶段起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戴乃迭前往国立编译馆工作时结束;职业化译介阶段起始于四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初戴乃迭停止译介工作时结束。非职业翻译阶段是戴乃迭翻译活动的奠基阶段,该阶段的合译者主要是杨宪益。职业化译介阶段又可以细分为三个时期:四十年代初至文革前、文革期间、文革结束至九十年代初。本研究从翻译的时代背景、工作环境、译者的主观能动性等方面,分析不同阶段的特点,指出职业化之后,戴乃迭独译作品的数量增多,职业规范性增强,翻译风格日益凸显。其次,总结戴乃迭翻译选材的民族性与文学性的特点。“民族性”是文学创作和文学评价的标准之一,主要表现为民族文化身份的彰显和民族文化记忆的传承。“文学性”是文学作品的审美特性,存在于作品的艺术形式和语言构造之中,譬如,语气、修辞、写作技巧、写作结构等。戴乃迭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出发,选择当代着名作家沈从文、孙犁、张洁等人的作品。这些作品在叙事结构、叙事方式、作品主题等方面具有独特性,有利于展现中国文学作品的文学艺术价值。再次,分析戴乃迭翻译的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譬如小说、诗歌、回忆录、单口相声、民间传说。其中,小说的数量占译作总数的一半以上。分析戴乃迭翻译小说时的时代背景,指出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影响;从“红色”小说、女性作家小说、童话体小说三部分入手,分别探究译者在译本中塑造的农民形象、女性形象、儿童形象;分析戴乃迭发表的相关文章,指出译者主体意识对其翻译活动的影响。论文指出了戴乃迭翻译小说的四个特色:(1)译本在尊重源语文本语言、内容和形式等的基础上,尽量扫除读者的阅读障碍;(2)发挥译者的主体性,凸显原文的人物形象,再现了农民形象、女性形象和儿童形象;(3)重视不同年龄段读者受众的需求。在翻译童话体小说时,戴乃迭区分了儿童读者与成年读者在阅读能力和接受能力方面的差异;(4)充分考虑中英文的行文差异,在翻译过程中删除冗杂的赘述。本研究将戴乃迭英译的诗歌分为新诗和民间叙事诗。首先,以王书怀诗歌英译本为例,分别从诗歌韵律、诗歌的抒情与叙事特征等角度深入分析戴乃迭英译的新诗。其次,以《阿诗玛》英译本为例分析译者翻译的民间诗歌,探究戴乃迭英译本的底本,进而从诗歌韵律和修辞的翻译入手,分析译本的特征。本研究梳理《阿诗玛》的英译本,并从翻译目的、文本再现、语言艺术三个方面对《阿诗玛》的三个英译本进行比较。其中,两个英译本出自戴乃迭。综合来看,戴乃迭英译中国诗歌主要有三个特点:(1)以诗译诗,再现原诗的形式美;(2)重视诗歌的韵律;(3)叙事与抒情相结合。小说和诗歌以外,戴乃迭还英译了回忆录、单口相声和民间传说等其它体裁的文学作品。回忆录是具有极高价值的历史文献,本研究以《新凤霞回忆录》为例,分析回忆录的翻译价值,指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情感倾向。相声的精华是“包袱儿”,分析《张寿臣单口相声选》中各种类型的“包袱儿”,指出戴乃迭翻译不同“包袱儿”时采用的显化和隐化翻译策略。《北京的传说》中包涵了许多京味文化,从文化人类学视角探究译者对源语文本京味文化的解读与再现。本章探索出戴乃迭翻译其它体裁文学作品的以下特点:(1)注重文体特色的传输与再现。(2)注重读者的阅读体验,通过添加副文本等方式增强译本的文学性与可理解性;(3)译本篇目的选取顺应了意识形态的需求,符合时代主题。最后,在分析的基础上,从翻译选材观、读者审美与接受观、译研结合观、翻译人才培养四个方面总结戴乃迭的翻译思想。在翻译选材方面,将译者的翻译选材划分为三个阶段,分析每一个阶段的选材特点及其主客观影响因素。在读者审美和接受方面,具有双重文化身份的戴乃迭遵守职业规范、尊重文化差异、重视读者的阅读接受。她选用归化的翻译策略译介文化负载词,扫除了读者的阅读障碍。译研结合观是戴乃迭翻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戴乃迭为许多译本添加《译者序》,主要讲述了译本产生的背景、作者的创作背景、作者的生平简介、译者的翻译感想等。此外,译者还通过添加脚注、撰写评论性文章等方法促进了中国文学的进一步译介与传播。在翻译人才培养方面,戴乃迭强调翻译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希望更多的年轻人从事这项有意义的活动。研究还发现,戴乃迭的文化修养、审美意识以及对源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的熟知程度等方面同样影响戴乃迭的翻译实践活动和翻译思想的形成。本研究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出发分析戴乃迭的翻译选材,剖析戴乃迭英译的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探究影响戴乃迭翻译实践的主客观因素。在此基础上总结戴乃迭的翻译思想,有益于促进翻译研究的持续、深入发展。
张蓓[2](2021)在《沈从文小说英译研究综述》文中研究说明沈从文的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宝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自1930年代起就不断被译介到英语世界,现已有72个英译本公开发表。国内学界于1985年开始对沈从文小说英译进行研究,为全面了解国内外沈从文小说英译研究情况,本文拟全面梳理1985-2017年间国内外沈从文小说英译研究文献,对研究现状进行宏观概述,并对研究主题进行分类综述,进而分析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对策,以期推动沈从文小说英译研究向纵深发展。
支丽蔷[3](2020)在《《红楼梦》“飞白”修辞格的翻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飞白”是一种运用字形、语音和语义之间的内在联系构建的积极修辞格,既能生动、形象地表达出人物特征与人物性格,又能发挥诙谐幽默与讽刺讥笑之味,使读者能够身临其境地体会到文学作品所要表达出来的逼真效果,因此备受青睐。《红楼梦》是语言修辞格的运用典范,各种辞格完美结合,给人以美的享受。在前80回中,作者共使用“飞白”修辞格21处,包括字形飞白、语音飞白、语义飞白三种形式。通过4种译本的对比,可以看到不同译者对“飞白”处理有着不同的方法,但也有一些共性所在。字形飞白一般以音译法和直译法为主;语音飞白主要以省略法为主;语义飞白广泛采用能够很好地表达原着情境的意译法。根据统计可以发现,俄译本与英译本在“飞白”翻译上有较大区别。俄译本最常见的是“音译+注释”的翻译方法,且不曾出现增译、改译等翻译现象;英译本则是“意译法”的使用比重最大,翻译方法更趋多样性。在翻译过程中无时无刻不体现出译者思想与作者思想碰撞的结晶,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内核,译者将不同时代所赋予作品的精神内涵通过译作展现在读者面前,而不同的翻译目的以及译者自身的文化差异赋予了每位译者不同的翻译角度。尽管如此,几位翻译家很大程度地为我们展现出《红楼梦》的语言魅力与精神风貌,为中国古典文学在世界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
古丽马亚·忙亚孜[4](2020)在《翻译美学视角下《家》维译本审美再现研究》文中指出《激流三部曲》中的《家》是巴金先生长篇小说中的代表作之一,《家》的维译本由着名翻译家、语言学家哈米提·铁木尔所译,获得一致肯定。从翻译美学视角对经典译作《家》进行审美再现研究是一项有意义的尝试,不仅可以为汉维语翻译理论做出有益补充和丰富《家》译文的相关研究,还可以为汉维语翻译实践提供实例。本文以翻译美学为视角,从文本语言及超文本语言两方面解析《家》在维译本中的审美再现问题。本文选取译作中的典型例句,论证翻译美学相关理论在文学翻译中的有效阐释力。全文共四部分,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绪论。介绍了研究目的及意义、相关概念界定,并对翻译美学的国内外发展研究及《家》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第二部分《家》维译本对文本语言的审美再现。主要通过语音层面的审美再现、词汇层面的审美再现、句子层面的审美再现、语段层面的审美再现等几方面对《家》维译本进行审美探究。第三部分《家》维译本对超文本语言的审美再现。通过意象、意境、意蕴三方面对原作品的超文本语言美在维译本《家》中的再现予以揭示。第四部分结语。通过第二、第三部分的探索与发现对整篇文章进行总结。
莫安娟,何泠静[5](2019)在《深度翻译视域下《边城》两英译本对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沈从文的《边城》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部着作,是作者本人传达个人乡土情怀的小说,其中淳朴的乡土风情令读者心驰神往。该小说的两个英译本分别为杨宪益夫妇的译本及美国汉学家金介甫译本。深度翻译理论由美国翻译学者阿皮亚于1993年提出,该翻译理论更偏向于一种翻译策略,该理论旨在对译本添加注释、评注等方式,将译本置于丰富的文化与语言背景中,以此传达原文隐含的文化信息。本文拟从深度翻译视域对《边城》的这两个英译本进行对比研究,以期说明该理论对于文学作品译本的分析具有指导作用。
田艺[6](2019)在《译者行为批评视阈下《边城》中文化负载词英译对比研究 ——以戴乃迭和金介甫英译本为例》文中提出本文选取《边城》戴乃迭英译本和金介甫英译本,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指导下,结合“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对比分析两个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并探讨译文相较于原文的求真务实度。本文主要采用本文采用定性法对比分析《边城》戴译本和金介甫译本,本研究选取原语文本中的文化负载词和目的语文本中的对应译文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本文发现,由于两位译者的个人背景和翻译目的的不同,两个英译本在翻译策略、语言风格、以及求真务实度都有很大差异。戴乃迭在翻译《边城》时总体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多使用意译和省略的方法来传达原文的含义,译文以服务于读者/社会为主,在“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中偏向右侧“务实”一端,务实度更高,译者更加体现出作为“社会人”的属性。而金介甫在翻译时,总体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多使用直译加尾注的方法。其译文以服务原文/作者为主,在“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中偏向左侧“求真”一端,求真度更高,译者更体现出作为“语言人”的属性。
王琴[7](2019)在《基于语料库的蓝诗玲鲁迅小说翻译创造性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鲁迅小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开端和代表之作,有着独特的艺术性和思想价值。鲁迅小说蓝诗玲译本2009年以企鹅经典的形式出现在世界文学场域,创造性翻译在其文学性的重新建构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一译本在翻译创造性方面存在哪些较为突出的特征,是否具有系统性,表达效果如何,和之前译本是否存在差异等,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本研究将以上问题作为起点,自建“鲁迅小说英译平行语料库”,对鲁迅小说蓝诗玲英译创造性展开基于语料库的研究,对其系统性创造性特征进行描写和解释,以拓展翻译创造性研究方法,进一步了解翻译创造性规律。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翻译不可避免会有所失,创造性翻译(创译)可以弥补翻译中之所失,在新的语言文化环境中赋予原文另一种生命形态,也会给译入语带入新的表现形式。目前,翻译创造性研究应突破微观考察的局限,向系统性和宏观性的考察扩展,以深化对翻译创造性本质和规律的认识。本研究以鲁迅小说英译为创译的研究文本,通过选取两组具有不同类型译者、赞助人和翻译方向的译本进行比较,以文本阅读和语料库技术综合应用为手段,对创译的规律性模式进行统计分析。研究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进行分析,并对表达效果进行了讨论,对创造性的动因进行了解释。本研究通过观察和语料库驱动检索确定了四类考察项,包括:临时词、移就定中搭配、拟人隐喻动词和心理动词。蓝译这四类参数上创造性程度较高。同时,这四类参数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即涉及最基本的词汇或搭配形式为基础,或者具有形式上的前景化特点,或者兼有形式和意义上的前景化特点,或涉及语义维度的转变。此外,对参数范围的确定可以使统计在一定范围内更为全面,以确保比较结果更具客观性。在临时词的应用上,蓝译无论总数量,还是三个类别的数量上均超过杨译。其中蓝译和杨译在总数上存在显着性差异,在三个类别中,除了创造性复合词不存在显着差异外,派生临时词和仿音临时词均存在显着性差异,这表明蓝译创造性程度更高。临时词使译文表达简洁灵活,并使词汇本身、意象和人物形象得到突显。对定中移就搭配参数以翻译和应用的“双向考察模式”展开。一方面,在原文定中结构创造性搭配的翻译中,两组译文(C-N)范化翻译比率都超过(C-C)创造性再现比率,蓝译范化比例更高。在(C-C)中,两组译本的(C1-C1)创造性移植数量都高于(C1-C2)创造性重构数量。另一方面,在定中移就搭配的创造性应用中,蓝译定中移就搭配的应用数量远超原文定中移就搭配数量和杨译应用数量,蓝译在创造性应用方面创造性程度较高。翻译和应用构成翻译创造性不同的考察方向;而不同的翻译方式,包括(C-N)式和(N-N)式的范化翻译,(C-C)式和(N-C)式创造性翻译,构成翻译创造性程度的梯度标准,以上共同形成对翻译创造性判定的多维参数。范化翻译比例只能作为翻译创造性程度判定的一个参考性指标;基于翻译(ST到TT)和应用(TT)两个方面的考察可以对翻译创造性进行更为全面和客观的判断。对译文比拟隐喻动词(PMV)的考察显示,蓝译在总数和其三个子类的数量上均超过杨译,存在显着性差异。PMV的三个子类的数量分布中,两组译文具有相同的趋势,从少到多依次是生命物为本体的PMV,无生命物为本体的PMV,和抽象为本体的PMV。蓝译三个子类中抽象为本体的PMV数量最多,这类PMV属于拟人隐喻的非典型范畴类型,陌生化程度更高,创造性程度更高。在本体类型上,蓝译也是类型更丰富性,数量更多。从对应原文是否也是比拟隐喻上看,蓝译创造性移植(C1-C1)比率远低于杨译。总体上看蓝译比拟隐喻的使用更多来自译者的创造;杨译比拟隐喻更多来自对原文比拟隐喻的移植。在PMV应用效果上,蓝译较为突出地表现为三方面的特征,即身体和器官的人化和人的物化,万物有灵的自然意象的塑造,以及戏剧性氛围的营造。PMV的应用使得生命度在人与物、物与物之间得以转移,拓展了语义的表现空间,使表达更富新意。蓝译在对感觉认知心理动词的创造性应用方面,数量更多,例示类型方面也更丰富,而且使用了更多“特有”类型。总体来看,蓝译在感觉认知心理动词的应用方面创造性比杨译更高,译者能动性更强。蓝译心理动词的创造性应用,拓展了表现纬度,给译文带来以下特殊的表达效果,即1)可以增强译文语言表达的语境协调和适应性;2)拓展了对人物的表现维度;3)使叙述视角转变,营造心理叙事或回忆叙事的氛围;4)使译文表达的灵活性增强。蓝诗玲鲁迅小说英译的创造性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赞助人是鲁迅小说英译在世界文学场域更新的重要因素。赞助人将鲁迅小说纳入企鹅经典出版,明确了其大众经典的定位,并对译者提出对译本更新的要求。企鹅出版社选取新生代汉学家蓝诗玲作为译者,目的是达成一个和以往译作不同的译本。其次,译者蓝诗玲对鲁迅小说文学价值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特殊地位有着深入的了解,为了再造原作的阅读效果,她在翻译中进行了系统性的“忠实性的再创造”。第三,创造性可以使译作更好地适应翻译多元生态系统,实现译作的进化。第四,两译本在翻译创造性中体现出某些类似的模式特征,也说明翻译受到认知心理机制的驱动和制约。本研究在理论层面的意义在于,提出“翻译创造性张力偏离说”,即1)翻译创造性是对常规表达形式张力性的偏离,张力性的偏离处于创造性程度不同的连续统上,创造性强度由低到高表现为:C1-C1型创造性移植<C1-C2型创造性重构<N-C型创造性译写;2)偏离具有开放性,可以包括多个层面,如形式、内容、视角、维度等;3)偏离的程度越大,层面越多,则创造性程度越高。在方法论方面,将语料库方法用于对翻译创造性的研究,有助于发现翻译创造性的系统性特征,从而加深对创译的认识。其次,使用语料库工具对翻译创造性词汇项的检索进行探索,拓展了语料库技术手段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范围。第三,对创造性翻译进行分类,并按照等级序列进行排列,为翻译创造性的定量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工具;第四,提出翻译创造性的单向和双向考察模式,使翻译创造性考察路径更为明确,并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在实践层面,本研究对创译不同类型的梳理和总结,可以为翻译创造性实践提供指导。创造性翻译有利于中国文学翻译中文学性的重构,提高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场域中的地位。
张蓓[8](2019)在《变异修辞视角下的沈从文小说语言风格英译再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基于国内文体学界对“语言风格”界定的“总和特征论”和“常规变异论”以及黎运汉对“作家语言的个人风格”的界定,本研究尝试将“作家语言的个人风格”界定为作家一系列作品中反复而持续出现的涉及调音、遣词、择句、设格、谋篇等方面的变异修辞现象的总和。鉴于此,本研究以变异修辞为切入点,对沈从文小说中反复而持续出现的涉及上述各方面的变异修辞现象的再现进行考察,以期对沈从文小说语言风格的整体再现情况作出评价。笔者发现,在汉语变异修辞研究中,相关论述就“变异修辞”这一核心概念的界定并不充分,对“变异参照系”的认定众说纷纭,无法为变异修辞方式的判定提供可操作的指导原则和统一的判定依据,此外,相关研究对变异修辞方式的分类所依据的标准也不甚统一,从而导致了变异修辞方式的归属性混乱。可以说,这些变异修辞研究大都各自为阵,尚未形成统一的变异修辞理论体系,因而不能直接用来对本选题研究对象进行有效的理论指导和实证分析。然而尽管如此,这些研究均结合大量实例对众多变异修辞方式的结构和修辞效果进行了细致的描述,所有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沈从文小说中变异修辞现象的结构和修辞效果的分析乃至再现效果的评价都不乏一定的指导意义。基于上述分析,本论文引入了陈望道在其构建的汉语修辞理论体系中提出的“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概念,指出其与“常规修辞”和“变异修辞”之间存在着对等关系。在此前提下,本研究通过将“常规修辞”即“消极修辞”指定为变异修辞的变异参照系,将陈望道所构建的“积极修辞”纲领移用为“变异修辞”纲领,从而将陈望道的汉语修辞理论体系中的“积极修辞”部分改造为“变异修辞”研究框架的基本架构,并以统一的变异参照系和“变异修辞”纲领为依据,对汉语变异修辞研究中归纳出的变异修辞方式的变异性进行了重新判定,同时根据改造后的汉语“变异修辞”研究框架的基本架构,将本研究中所认定的变异修辞方式进行整合和分类,从而形成一个博采众家之长的开放式变异修辞研究框架,以此作为沈从文小说语言风格英译再现研究的理论及结构框架。在该理论框架的指导下,笔者对沈从文小说及其英译本进行了比对性细读,从中挑选出反复且持续出现的涉及调音、遣词、择句、设格这四个方面的六种变异修辞现象,将其设定为沈从文小说语言风格英译再现的考察参数。译例分析表明:在“词语的超常搭配”的英译过程中,译者所关注的多为其基本语义的传递,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超常搭配所蕴含的独特的美学或诗学意义的再现。以“同词相应”的英译为例,只有43.8%的译文兼顾了原文用词的呼应性再现及构成呼应关系的词语/词素语义的传递。另以“乡土语言”再现为例,在“方言詈辞”的转换过程中,译者大多只关注方言詈辞的字面或语用意义的传递,忽略了其詈骂功能及其他语用功能的再现,而在“地方俗语”的转换过程中,仅有36%的译文兼顾了其语言表达形式移译和语用意义传递。再如“叙事语言中的押韵现象”的翻译,押韵现象的转换率则更是不足17%,而即便有译者尝试进行照应,其译文也存在不少问题,从而较大程度地偏离了作者的用韵风格。在“比喻”的再现方面,对于“A像B,C型”比喻的英译,尽管比喻这一修辞手法的再现率高达83.3%,但由于延伸主词英译失当,译文中比喻或难以成立,或无法与原文比喻实现对等或近似对等的修辞效果;对于“联喻”的英译,译文在各分喻语义信息的传递和修辞手法及修辞效果的再现方面,在各分喻之间相关性和呼应性的再现以及各分喻配合使用所实现的组合修辞效应的再现方面均存在一定问题。就“飞白”的英译而言,只有22.2%的译文通过在译入语中重造飞白再现了与原文飞白在修辞效果方面的对等。上述分析表明,多数译者更注重变异修辞现象语义信息的传递,忽略了表达形式和修辞效果的再现。由此,我们认为,从变异修辞视角来看,不少情况下,沈从文小说的语言风格并未得到充分再现。译者在变异修辞现象的翻译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翻译倾向一方面反映了莫娜·贝克所总结的翻译文本的普遍性特征如“明晰化”、“去模糊化和简化”、“传统语法规范化”、“避免重复”以及“夸大译入语特征”等,另一方面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译文在目标语文化的社会和文学系统中所处的地位对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产生的影响。当译文在该系统中居于次要地位时,译者往往倾向于以现有的目标语文化规范为依据进行翻译策略选择,从而导致不充分的译文的产生。此外,这种翻译倾向还与以下因素存在着密切关联:一、译者普遍对沈从文小说的语言风格缺乏整体性认识,未能意识到变异修辞转换之于沈从文小说整体语言风格再现的重要意义;二、英语母语译者即便拥有良好的中英文读写能力,较之汉语母语译者,也依然缺乏对汉语敏锐的感知力,因而无法对各类变异修辞现象及其所蕴含的诗学意义进行透彻的理解和传递;汉语母语译者尽管能够更好地识别各类变异修辞现象,在转换过程中,却往往因缺乏应有的语感及相应的表达能力而同样无法传递出变异修辞手段所承载的风格信息;三、英汉两种语言系统上的差异性也为变异修辞现象的再现及其所蕴含的美学意义的传递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我们认为,要充分再现沈从文小说的语言风格,译者应对沈从文小说进行认真细读,从而获得对其作品中种种变异修辞现象等反映原作风格的语言现象的敏锐感知力。在此基础上,若能采用中西合璧的翻译模式,既充分发挥汉语母语译者在识别原作中的变异修辞现象和理解其所蕴含的美学意义方面的优势,又充分发挥英语母语译者在英语表达方面的优势,以变异译变异,充分再现原作中变异修辞现象的修辞效果,并传递出变异修辞现象所承载的风格信息,则有望将沈从文这位蜚声中外的小说家的风采展现于英语世界。
廖春霞[9](2019)在《《红楼梦》人物对话英语译定量及定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红楼梦》中的人物对话堪称中国古代小说的语言典范。先从篇幅上看,人物对话超过三十万字,几乎快要占据小说总字数的一半,足以说明其在整部小说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再从作用上看,人物对话中无论是鲜活生动的词语还是精炼动态的句式,不仅准确地刻画出不同人物的个性,揭示人物之间的关系,还能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因此,作为小说语言中重要的一部分,人物对话的翻译质量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译本整体的艺术效果。虽然关于《红楼梦》及其英译的研究一直进行得如火如荼,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近二十年更是增加了语料库的实证研究的内容,不少院校如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燕山大学、绍兴文理学院的学者或研究团队甚至建立了自己的《红楼梦》双语平行语料库,但是目前对于《红楼梦》人物对话英译的研究不多,一般出现在某部有关《红楼梦》翻译的专着的某个章节里,各有侧重点,缺乏整体性的研究。另外,似乎还没有人将《红楼梦》里主要人物的对话都分拣出来,创建专门的《红楼梦》人物对话语料库,并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因此,本论文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同时,本论文借助语料库及统计工具进行实证研究,辅以定性研究,期待能找到些许人物对话英译的规律和途径,能给现有翻译理论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或提供完善其理论的空间。本论文试图探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红楼梦》中的人物对话,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关系怎样?可以通过运用语料库进行词汇层面和句子层面的对比得出一定客观的数据吗?二、不同性别、性格特征和社会地位的人,他们的对话有差异吗?同一个人物对不同的人说话时有差异吗?译文中是否体现了这些差异?三、对于对话中含有文化内涵的内容,如称谓语,俗语,文化负载词等,译者都是如何处理的?四、结合语料库定量分析结果和抽样译例分析结果,能否找出不同译者的翻译观念和翻译方法吗?本论文第一章阐述了研究目的与内容、理论框架、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意义。第二章对《红楼梦》英译本研究进行了综述,把基于语料库的《红楼梦》英译方面的研究进行概述,进而讨论《红楼梦》人物对话英译的研究现状。在第三章里,本论文说明了作者创建自己的《红楼梦》人物对话英译语料库的基本原则及创建过程。然后,本论文作者利用工具将语料库中的各个人物对话的中文和英文语料或单独分析,或对比分析(如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对比,不同译文之间的对比),得出《红楼梦》中人物对话原文及各个译文中的高频词、特色词、独特词、平均句长、标点符号等一些词的层面和句子层面的数据。这些数据以图表的形式呈现在论文中,本文作者从中归纳出各个译本在人物对话翻译中体现出的明显特征。在第四章里,本论文讨论《红楼梦》中人物对话语言的差异在原文和译文中的体现,如通过对比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对话语言来考查两者是否因性别不同而使对话语言有一定的差异,译文中又是怎样体现这些差异的。通过对比薛宝钗和史湘云的对话语言来考查两者是否因性格不同而使对话语言有一定的差异,通过对比贾母和刘姥姥的对话语言来考查两者是否因社会地位不同而使对话语言有一定的差异。另外,同一人物对不同的人说话在语言上是否有差异,或者同一人物在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不同的作者笔下对话语言是否有差异,如果有差异,译文中又是怎样体现这些差异的。这两个方面分别将王熙凤和贾政的对话语言进行分类和对比。通过这种横向和纵向对比,以便更深入地考查人物对话及其英译的特征。第五章通过具体译例来考查人物对话中称谓语、俗语、文化负载词和修辞格的翻译。第六章尝试对比分析译者主体性因素和翻译策略,探讨译者风格形成的机制,以使本研究更系统。本论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所示:一、利用语料库探索译者风格具有极大优势,语料库视角下的译者风格研究充满生命力。从词汇层面对比的数据上看,霍译本的独特词较多,有些非常口语化。从句子层面对比的数据上看,霍译本的句子数,都比杨译本的数量大。从平均句长来看,霍译的平均句长大部分时候比杨译要长。从标点符号的使用上来看,杨译与原文相差不大,即原文使用何种类型的句子,如陈述句或者疑问句,译者也基本用了相应类型的句子。而霍译倾向于使用感叹号,其译文中感叹号的数量甚至大大超过了原文。这些客观数据加上诸多抽样的译例,反映了霍译比杨译详实。而杨译本非常忠于原文,译文的总字数、句子数和平均句长,都与原文尽量保持高度一致,显得比较精炼,并倾向于把具有文化内涵的内容利用加注进行充分介绍。另外,霍译还适当运用一些口语化的句式,使译文更能反映人物对话的特征,更具表现力。二、人物对话语言会因为性别、性格和社会地位等的不同而有着或大或小的差异,同一个人物对不同的人说话,语言也有差异,而译者们也都或多或少在译文里体现出了这些差异。以男性对话语言和女性对话语言为例,就高频词来说,男性对话语言里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是“事”和“知”或者“知道”,这一数据似乎指明封建社会的男性一般都是一家之主,都是主事之人。而女性对话语言里出现频率较高的有“怎么”和“什么”,用来表达语气或者对于一些事情的疑问。但以上结论并不适用于《红楼梦》中所有的男性和女性人物,因为作为《红楼梦》里的男主人公贾宝玉,其对话语言的高频词,似乎跟女性语言较为接近,因为排在比较靠前的高频词,不仅有“什么”和“怎么”,还有“姐姐”和“妹妹”。这说明,比起会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处理家里或者家外各种事物的贾琏和贾政,贾宝玉似乎更喜欢“在内帏厮混”。这从另一方面证明了人物的性格差异会导致其对话语言的差异。三、对于不少具有文化内涵的内容例如称谓语,俗语,文化负载词等,霍译似乎更考虑读者的接受度,尽量详尽地解释或补充。杨译则更注重译文内容和形式上的忠实。在翻译方法上,杨译主要采取直译或者直译加注的方法;霍译在直译的基础上,增加了意译、转译,省略等方法。在翻译策略上,杨译倾向于异化,而霍译倾向于归化。四、译者风格的形成受到各种外部因素(社会环境,原作经典程度、出版社资助人等)和内部因素(译者的翻译观、语言修养等)的影响,决定了译者的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决定了译本的质量。杨译本的主要译者杨宪益是中国人,母语是汉语,他作为北京外文出版社的翻译专家,与妻子戴乃迭一同翻译了中文古典名着《红楼梦》,他的翻译宗旨是要让外国人能通过《红楼梦》的英译本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因此为了尽可能地忠于原着,他更多地采用了直译和异化的策略。而曾做过牛津大学教授的霍克斯先生,虽然是汉学家,但他的母语是英语,他更了解目标语读者的水平和需求,在翻译的时候更多地考虑读者是否能读懂小说,是否能读得酣畅淋漓。因此他在直译无法达到最好效果时采用了意译,转译,省略等各种翻译方法,更多地采取归化策略。
姚姝含[10](2019)在《《红楼梦》“空间称谓”英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空间称谓”实际代表着人物活动的地点、住所以及引发情节发展的地点名词。《红楼梦》的“空间称谓”对小说的创作及理解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空间称谓”也在美学及文化语言上展现了中西方的思维差异。文章对《红楼梦》“空间称谓”英译文进行分类总结,展现了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意象在“跨文化阐释”时使用的翻译方式和方法,探讨“空间称谓”在两译本中呈现差异的原因,分析两种英译模式的差异性。进而讨论“空间称谓”英译的研究对总体文学翻译的启示,并对中国文学“走出去”提出建议,一是对于《红楼梦》本身的文化意象的阐释问题,二是考虑影响中国文学对外翻译的多因素,讨论《红楼梦》文化意象的英译以及中国文学在对外传播中的问题与应持有的态度。
二、运用比较美学处理文学翻译中的民族色彩——对小说《边城》两个英译本的对比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运用比较美学处理文学翻译中的民族色彩——对小说《边城》两个英译本的对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戴乃迭英译中国文学作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研究价值 |
第二节 戴乃迭及其翻译研究综述 |
第三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 |
第四节 研究内容与创新性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第一章 戴乃迭译介活动及翻译选材 |
第一节 戴乃迭翻译实践活动的阶段划分 |
一、非职业翻译阶段 |
二、职业化译介阶段 |
第二节 戴乃迭英译中国文学作品选材的特性 |
一、民族性 |
二、文学性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戴乃迭英译小说 |
第一节 戴乃迭英译小说的时代背景与主题分类 |
一、时代背景 |
二、主题分类 |
第二节 戴乃迭英译“红色”小说 |
一、意识形态与“红色”小说英译 |
二、“红色”小说译本中国民形象的塑造——以农民形象为例 |
第三节 戴乃迭英译女作家小说 |
一、戴乃迭解读中国女性现状 |
二、女作家小说英译本中女性形象的塑造 |
三、女性译者英译女作家小说主体性的彰显 |
第四节 戴乃迭英译童话体小说 |
一、戴乃迭英译童话体小说的风格再现 |
二、习语的翻译比较研究——以《大林和小林》两英译本为例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戴乃迭英译诗歌 |
第一节 戴乃迭英译诗歌的背景 |
第二节 戴乃迭英译新诗——以王书怀诗歌英译本为例 |
一、“非格律韵律”:新诗英译本的韵律再现 |
二、抒情与叙事:新诗英译的叙事学阐释 |
第三节 戴乃迭英译民间诗歌——以《阿诗玛》英译本为例 |
一、《阿诗玛》英译本梳理 |
二、戴乃迭英译《阿诗玛》的底本选取与间接翻译 |
三、“格律韵律”:《阿诗玛》英译本的韵律再现 |
四、《阿诗玛》英译本的修辞认知转换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戴乃迭英译其它文学体裁 |
第一节 戴乃迭英译回忆录——以《新凤霞回忆录》英译本为例 |
一、《新凤霞回忆录》及其英译本的历史文献价值 |
二、《新凤霞回忆录》英译本中译者的情感倾向 |
第二节 戴乃迭英译单口相声——以《张寿臣单口相声选》英译本为例 |
一、文学场域与权力场域:翻译文本的选择与归类 |
二、翻译策略:英译本的显化翻译和隐化翻译 |
第三节 戴乃迭英译民间传说——以《北京的传说》英译本为例 |
一、《北京的传说》及其英译本的文化记忆选取 |
二、《北京的传说》英译本的文化人类学解读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戴乃迭的翻译思想 |
第一节 翻译选材:文学性和民族性 |
一、兴趣驱动型翻译选材 |
二、职业化翻译选材 |
第二节 翻译受众:读者本位观 |
一、文化身份与读者本位 |
二、职业规范与读者本位 |
第三节 翻译观点:译研结合观 |
一、译序与脚注的文献意义与史料价值 |
二、戴乃迭评述中国文学作品 |
第四节 翻译人才培养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结语 |
附录一 戴乃迭独译作品目录 |
附录二 戴乃迭着述目录 |
附录三 戴乃迭大事年表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2)沈从文小说英译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一、引言 |
二、文献搜集及宏观分析 |
三、各主题研究现状 |
1. 风格研究 |
2. 译者研究 |
3. 文化及语言(学)研究 |
4. 译介及综述研究 |
四、问题及对策 |
五、结语 |
(3)《红楼梦》“飞白”修辞格的翻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课题研究的学术背景及其理论与实际意义 |
1.1.1 本课题研究的学术背景 |
1.1.2 本课题研究的理论与实际意义 |
1.2 本课题研究的国内外现状 |
1.2.1 本课题研究的国外现状 |
1.2.2 本课题研究的国内现状 |
1.2.3 国内外文献综述简析 |
1.3 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
第2章 “飞白”修辞格概述 |
2.1 “飞白”修辞格的概念和特点 |
2.2 “飞白”修辞格的分类和表达效果 |
2.3 “飞白”修辞格在文学作品中的运用 |
本章小结 |
第3章 《红楼梦》中的“飞白”修辞格及其审美再现 |
3.1 《红楼梦》中的字形飞白 |
3.1.1 字形飞白的统计与解析 |
3.1.2 字形飞白的审美再现 |
3.2 《红楼梦》中的语音飞白 |
3.2.1 语音飞白的统计与解析 |
3.2.2 语音飞白的审美再现 |
3.3 《红楼梦》中的语义飞白 |
3.3.1 语义飞白的统计与解析 |
3.3.2 语义飞白的审美再现 |
本章小结 |
第4章 “飞白”修辞格的翻译方法及其制约因素 |
4.1 “飞白”修辞格的译法及其统计分析 |
4.1.1 “飞白”修辞格的译法总览 |
4.1.2 “飞白”修辞格译法的统计分析 |
4.1.3 三种类型“飞白”修辞格的译法比较 |
4.2 “飞白”修辞格译法的制约因素 |
4.2.1 译者的主体性 |
4.2.2 翻译的客观因素 |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例证来源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它成果 |
致谢 |
(4)翻译美学视角下《家》维译本审美再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1.1 研究目的 |
1.1.2 研究意义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1.2.1 翻译美学 |
1.2.2 审美再现 |
1.2.3 文本语言 |
1.2.4 超文本语言 |
1.3 研究综述 |
1.3.1 翻译美学国外研究综述 |
1.3.2 翻译美学国内研究综述 |
1.3.3 《家》的相关研究综述 |
1.4 语料来源及介绍 |
2 《家》维译本对文本语言的审美再现 |
2.1 语音层面的审美再现 |
2.1.1 对音韵美的感知与再现 |
2.1.2 对节奏美的感知与再现 |
2.2 词汇层面的审美再现 |
2.2.1 对文化词的理解和再现 |
2.2.2 对熟语的理解和再现 |
2.3 句子层面的审美再现 |
2.3.1 对句式的感知与理解 |
2.3.2 对辞格的感知与再现 |
2.4 语段层面的审美再现 |
2.4.1 对人物情感描写的把控与再现 |
2.4.2 对人物心理描写的理解与再现 |
2.4.3 对人物形象描写的感知与理解 |
2.4.4 对景物描写的感知与理解 |
小结 |
3《家》维译本对超文本语言的审美再现 |
3.1 意象美的审美再现 |
3.1.1 自然意象的再现 |
3.1.2 人造意象的再现 |
3.2 意境美的审美再现 |
3.3 意蕴美的审美再现 |
4.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5)深度翻译视域下《边城》两英译本对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一、引言 |
二、《边城》英译研究综述 |
三、深度翻译简介 |
四、案例分析 |
4.1增加前言 |
4.2增加注释 |
4.2.1文内注 |
4.2.2脚注 |
五、结论 |
(6)译者行为批评视阈下《边城》中文化负载词英译对比研究 ——以戴乃迭和金介甫英译本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致谢 |
第一章 引言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及方法 |
1.3 框架结构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边城》及其两个英译本 |
2.1.1 《边城》及其英译本介绍 |
2.1.2 《边城》英译本研究现状 |
2.2 译者行为批评 |
2.2.1 译者行为批评概述 |
2.2.2 重要概念 |
2.2.3 译者行为批评视角下的研究概况 |
第三章 《边城》两个英译本文化负载词的对比案例分析 |
3.1 物质文化负载词 |
3.2 社会文化负载词 |
3.2.1 人名称谓 |
3.2.2 社会风俗 |
3.3 语言文化负载词 |
3.3.1 方言俗语 |
3.3.2 修辞手法 |
第四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7)基于语料库的蓝诗玲鲁迅小说翻译创造性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缩略词表 |
第一章 引言 |
1.1 研究背景 |
1.1.1 翻译创造性研究 |
1.1.2 鲁迅作品英译和对外传播 |
1.2 选题缘由 |
1.2.1 翻译创造性规律的探寻 |
1.2.2 语料库方法应用的拓展 |
1.2.3 范化与创造性关系的探讨 |
1.3 研究问题 |
1.4 研究意义 |
1.4.1 理论意义 |
1.4.2 实践意义 |
1.5 研究方法 |
1.6 论文框架结构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西方翻译创造性相关学说 |
2.1.1 西方古代:“演说家的翻译”和“竞争说” |
2.1.2 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民族语翻译中的创造性学说 |
2.1.3 西方近代翻译中创造性学说:原作精神的创造性再现 |
2.1.4 西方现当代的创造性翻译学说:科学性和系统性 |
2.2 中国翻译创造性相关学说 |
2.2.1 中国古代佛经翻译中的创造性实践和论述 |
2.2.2 中国近代“信达雅”译论和严复的创译实践 |
2.2.3 中国现当代译论:艺术论-创作论-神似化境说 |
2.3 翻译创造性研究概况和趋势 |
2.3.1 不同理论视角在的翻译创造性研究中的应用 |
2.3.2 体裁相关的翻译创造性研究 |
2.3.3 翻译主体相关的创造性研究 |
2.3.4 翻译创造性研究评述 |
2.4 鲁迅小说英译相关研究 |
2.4.1 鲁迅小说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研究 |
2.4.2 鲁迅小说翻译的语言和风格特征研究 |
2.4.3 鲁迅小说英译研究评述 |
第三章 研究设计 |
3.1 研究思路和方法 |
3.2 语料设计 |
3.2.1 翻译版本和对比语料库的选取 |
3.2.2 鲁迅小说英译平行语料库的建设 |
3.3 理论基础:前景化理论 |
3.3.1 前景化理论的产生背景:陌生化理论的提出和局限 |
3.3.2 前景化理论的提出 |
3.3.3 前景化理论的发展和完善 |
3.4 研究步骤与方法 |
3.4.1 临时词的界定和检索 |
3.4.2 移就定中搭配翻译和应用的界定和检索 |
3.4.3 拟人隐喻动词的创造性应用的界定和检索 |
3.4.4 感觉认知心理动词的界定和检索 |
第四章 蓝诗玲鲁迅小说英译临时词的创造性应用 |
4.1 蓝译和杨译临时词应用的种类和数量分布 |
4.2 派生临时词的创造性应用 |
4.3 复合临时词的创造性应用 |
4.4 仿音临时词的创造性应用 |
4.4.1 语音偏离临时词 |
4.4.2 音译临时词 |
4.4.3 拟声临时词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蓝诗玲鲁迅小说英译移就定中搭配的翻译和创造性应用 |
5.1 原文和译文定中移就种类和数量分析 |
5.2 原文移就定中搭配翻译 |
5.2.1 原文移就定中搭配的翻译类型总体分布 |
5.2.2 原文移觉移就定中搭配的翻译 |
5.2.3 原文移情移就定中搭配的翻译 |
5.2.4 原文转类移就定中搭配的翻译 |
5.3 译文定中移就搭配创造性应用 |
5.3.1 译文定中移就搭配应用类型分布 |
5.3.2 译文定中移就搭配应用:翻译类型结构和语义变化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蓝诗玲鲁迅小说英译比拟隐喻动词的创造性应用 |
6.1 比拟隐喻动词的分类和数量分布 |
6.2 蓝译动词性拟人隐喻构成和效果分析 |
6.2.1 蓝译生命物本体动词性拟人隐喻 |
6.2.2 蓝译无生命物本体动词性拟人隐喻 |
6.2.3 蓝译抽象本体动词性拟人隐喻 |
6.3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蓝诗玲鲁迅小说英译感觉认知心理动词的创造性应用 |
7.1 蓝译和杨译增添感觉认知心理动词数量和丰富度比较 |
7.1.1 蓝译和杨译增添感觉认知心理动词数量比较 |
7.1.2 蓝译和杨译增添感觉认知心理动词丰富度比较 |
7.2 蓝译感觉认知心理动词总体应用效果分析 |
7.2.1 语境适应性的增强 |
7.2.2 人的表现维度的拓展 |
7.2.3 叙述视角的转变 |
7.2.4 译文表达灵活性的增强 |
7.3 蓝译高频感觉认知心理动词的创造性应用 |
7.3.1 蓝译高频感觉认知心理动词“find”的创造性应用 |
7.3.2 蓝译高频感觉认知心理动词“think”的创造性应用 |
7.3.3 蓝译高频感觉认知心理动词“remember”的创造性应用 |
7.4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蓝诗玲鲁迅小说英译创造性动因分析 |
8.1 赞助人:鲁迅小说英译在世界文学场域的更新 |
8.1.1 赞助人对鲁迅小说大众经典的重新定位 |
8.1.2 赞助人的译者选择:新生代汉学家的文化资本助力 |
8.1.3 小说副文本经典化形象的多模态突显 |
8.2 译者:以翻译之所得重塑鲁迅小说文学性 |
8.2.1 序言:鲁迅小说的深度解读 |
8.2.2 致谢和翻译札记:“忠实性再创造”翻译观 |
8.3 多元社会文化系统中:创新作为选择与适应的策略 |
8.3.1 源语与译入语的多元社会文化系统 |
8.3.2 原作与译作的多元生态系统 |
8.3.3 创造性:译作进化中生长点的寻求 |
8.4 翻译认知心理机制的驱动和制约 |
8.5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结论 |
9.1 主要研究发现 |
9.2 主要贡献 |
9.2.1 理论意义 |
9.2.2 方法意义 |
9.2.3 实践意义 |
9.3 局限性和未来相关研究的展望 |
参考文献 |
第一手资料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着作 |
致谢 |
(8)变异修辞视角下的沈从文小说语言风格英译再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沈从文小说英译研究综述 |
1.1.1 文献搜集及宏观分析 |
1.1.2 各主题研究现状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研究方法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3.1 学术价值 |
1.3.2 现实意义 |
第2章 变异修辞与沈从文小说语言风格的英译再现研究 |
2.1 中、西方修辞研究发展历程概述 |
2.2 汉语修辞的定义及分类 |
2.2.1 汉语修辞的定义 |
2.2.2 汉语修辞的分类 |
2.3 汉语常规修辞与变异修辞 |
2.3.1 汉语常规修辞与变异修辞的界定 |
2.3.2 汉语变异修辞研究述评 |
2.4 汉语变异修辞再定义及汉语变异修辞研究框架的重构 |
2.4.1 汉语变异修辞再定义 |
2.4.2 汉语变异修辞研究框架的重构 |
2.5 重构后的汉语变异修辞研究框架对沈从文小说语言风格英译再现研究的启示 |
2.5.1“语言风格”的定义 |
2.5.2 语言风格与变异修辞的关系 |
2.5.3 重构后的汉语变异修辞研究框架对沈从文小说语言风格英译再现研究的启示 |
第3章 沈从文小说中辞的意味的英译再现 |
3.1 词语的超常搭配的英译再现 |
3.1.1 词语的超常搭配的定义 |
3.1.2 词语的超常搭配的译例分析 |
3.1.3 词语的超常搭配的英译再现情况小结 |
3.2 同词相应的英译再现 |
3.2.1 同词相应的译例分析 |
3.2.2 同词相应的英译再现情况小结 |
3.3 乡土语言的英译再现 |
3.3.1 方言詈辞的英译再现 |
3.3.2 地方俗语的英译再现 |
第4章 沈从文小说中辞的音调的英译再现 |
4.1 沈从文小说中辞的音调的英译再现 |
4.1.1 辞的音调的定义及分类 |
4.1.2 沈从文小说对辞的音调的运用 |
4.2 叙事语言中押韵句的译例分析 |
4.3 叙事语言中押韵句的英译再现情况小结 |
第5章 沈从文小说中辞格的英译再现 |
5.1 比喻的英译再现 |
5.1.1“A像B,C型”比喻的英译再现 |
5.1.2 联喻的英译再现 |
5.2 飞白的英译再现 |
5.2.1 飞白的定义 |
5.2.2 飞白的译例分析 |
5.2.3 飞白的英译再现情况小结 |
第6章 结论 |
6.1 本研究的主要观点 |
6.2 本研究的创新点 |
6.3 本研究的局限性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
附录二 |
(9)《红楼梦》人物对话英语译定量及定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缘由 |
1.2 研究目的与内容 |
1.3 理论框架 |
1.3.1 描述翻译学 |
1.3.2 语料库翻译学 |
1.3.3 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研究 |
1.4 研究方法 |
1.4.1 定量:语料库统计分析 |
1.4.2 定性:译本抽样分析 |
1.5 研究意义及创新之处 |
1.6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红楼梦》英译本研究综述 |
2.1.1 《红楼梦》的英译史 |
2.1.2 《红楼梦》英译本研究 |
2.1.3 《红楼梦》翻译中的问题研究 |
2.2 基于语料库的《红楼梦》英译研究综述 |
2.3 《红楼梦》语言研究综述 |
2.4 《红楼梦》人物对话英译研究综述 |
2.5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红楼梦》英文全译本的人物对话语料定量对比研究 |
3.1 《红楼梦》人物对话语料库的创建 |
3.2 基于语料库的统计结果与分析 |
3.2.1 词汇层面对比(高频词、特色词、独特词) |
3.2.2 句子层面对比(平均句长、标点符号) |
3.3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红楼梦》中人物对话语言的差异及在原文和译文中的体现 |
4.1 不同人物对话语言的差异及在原文和译文中的体现 |
4.1.1 性别差异(贾宝玉vs.林黛玉) |
4.1.2 性格特征差异(薛宝钗vs.史湘云) |
4.1.3 社会地位差异(贾母vs.刘姥姥) |
4.2 同一人物对话语言的差异及在原文和译文中的体现 |
4.2.1 同一人物对不同的人说话时的差异(王熙凤) |
4.2.2 同一人物在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里对话语言的差异(贾政) |
4.3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红楼梦》英译本人物对话的定性抽样研究 |
5.1 对话中称谓语的翻译 |
5.2 对话中俗语的翻译 |
5.3 对话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
5.4 对话中修辞格的翻译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红楼梦》英文全译本的译者处理人物对话时的翻译风格对比研究 |
6.1 译者主体性因素对比 |
6.1.1 翻译动机对比 |
6.1.2 翻译观对比 |
6.1.3 译者素养对比 |
6.2 译者翻译策略对比 |
6.2.1 直译与意译 |
6.2.2 归化与异化 |
6.2.3 省略与补偿 |
6.2.4 转换 |
6.3 译者风格形成机制假设 |
6.3.1 内部影响因素 |
6.3.2 外部影响因素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总结与展望 |
7.1 全文总结 |
7.2 研究价值与启示 |
7.3 研究局限与发展空间 |
参考文献 |
(10)《红楼梦》“空间称谓”英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综述 |
(一)研究缘起 |
(二)国内外“红楼译学”现状分析 |
(三)研究对象与范围 |
二、方法目的与全文框架 |
(一)研究方法 |
(二)文章思路与框架 |
第一章 《红楼梦》“空间称谓”英译研究综述 |
第一节 “空间称谓”概念界定 |
第二节 “空间称谓”艺术特色综述 |
第三节 《红楼梦》“空间称谓”英译本比较的说明 |
一、《红楼梦》英译本的种类与英译本底本选择 |
二、关于比较不同底本的翻译文本的说明 |
第二章 《红楼梦》英译本“空间称谓”译例分析 |
第一节 《红楼梦》“空间称谓”分类 |
一、隐喻类 |
二、现实类 |
三、摹状类 |
第二节 《红楼梦》“空间称谓”翻译技巧与方法 |
一、霍译本空间称谓翻译方法 |
二、杨译本空间称谓翻译方法 |
第三节 霍译本、杨译本的“空间称谓”比较 |
一、“空间称谓”的不可译性 |
二、霍译文的“交际翻译” |
三、杨译本的“语义翻译” |
第三章 《红楼梦》“空间称谓”英译差异原因 |
第一节 译者主体 |
一、译者构成 |
二、目的与策略 |
第二节 客观因素 |
一、社会历史条件与学术氛围 |
二、资助条件与出版导向 |
第四章 《红楼梦》“空间称谓”英译的总结与思考 |
第一节 对《红楼梦》两种英译本的反思 |
一、霍、杨译本“空间称谓”中文化意象翻译 |
二、翻译的“跨文化阐释” |
第二节 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启示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等 |
致谢 |
四、运用比较美学处理文学翻译中的民族色彩——对小说《边城》两个英译本的对比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戴乃迭英译中国文学作品研究[D]. 朱云会.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沈从文小说英译研究综述[J]. 张蓓. 华文文学, 2021(01)
- [3]《红楼梦》“飞白”修辞格的翻译研究[D]. 支丽蔷.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0(02)
- [4]翻译美学视角下《家》维译本审美再现研究[D]. 古丽马亚·忙亚孜. 新疆师范大学, 2020(06)
- [5]深度翻译视域下《边城》两英译本对比研究[A]. 莫安娟,何泠静. 贵州省翻译工作者协会2019年年会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19
- [6]译者行为批评视阈下《边城》中文化负载词英译对比研究 ——以戴乃迭和金介甫英译本为例[D]. 田艺.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9(09)
- [7]基于语料库的蓝诗玲鲁迅小说翻译创造性比较研究[D]. 王琴.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8]变异修辞视角下的沈从文小说语言风格英译再现研究[D]. 张蓓.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7)
- [9]《红楼梦》人物对话英语译定量及定性研究[D]. 廖春霞.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7)
- [10]《红楼梦》“空间称谓”英译研究[D]. 姚姝含.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