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中日条约评注

一、中日1871年立约述评（论文文献综述）

陈可畏^[1]（2021）在《应宝时与近代早期的中日关系》文中提出应宝时是近代早期中日关系史上值得关注的人物。早在1864年至1868年间,他便以上海道台的身份与日本幕末政府有过两次交涉。正是这两次交涉,初步奠定了中日早期商贸往来的基础。1871年,应宝时受李鸿章奏请参加中日天津修约,他以办理上海洋务十余年的经验,在修约过程中筹划周详,力持大体,为中日《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修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874年,日本发动侵台战争,他毅然上书江苏巡抚,提出发兵讨伐日本以阻侵台行径,该建议虽不被当局采纳,但上书中所展示的他对日本这个国家的认识,却远超时人。而他机缘巧合为日本学者安井衡所着《管子纂诂》作序,则开启了近代中国与日本学术文化交流的先声。

刘丹^[2]（2019）在《近代东亚从“华夷秩序”向“公法秩序”的变迁 ——以《中日修好条规》和“牡丹社事件”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19世纪中叶以降,英美等西方国家为攫取海外资源,争夺世界市场,不断以武力叩开各国大门。资本主义在亚洲的扩张势不可挡,东亚地区震荡频繁,国家间平衡关系和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中国、日本和朝鲜。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两年后中英《南京条约》签署,中国由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1853年美国“黑船来航”,日本被迫开港通商,次年《神奈川条约》签订,日本也同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民族危亡。在西方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压迫下,清政府虽发起了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指导思想的洋务运动,但最终遭封建皇权镇压;而日本则爆发武装倒幕,要求从根本上鼎新变革、效仿西学,1868年明治维新的大幕正式拉开。从明治天皇颁布的《五条誓文》中可以窥见,新政府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中央集权并可称雄于世的新型国民国家。在内政上,日本全面推进改革,不断壮大自身实力。1871年12月,专门派出“岩仓使节团”赴欧洲游历,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工业化生产模式和国家管理制度;在外交上,日本要求与各国实现平等交往,划定疆界领土,解决北方库页岛和南方琉球岛所属问题,并希望打通与朝鲜的交通要道。1872年10月,明治政府单方面将“琉球国”改为“琉球藩”,初步实现了琉球的“私有化”,琉球由“中日两属”变为“日本独控”。在多次与朝鲜交涉缔约遭拒后,日本转而尝试与清国立约通商,企图借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凌驾朝鲜之上。日本逐步切断各藩属国与中国的关系,解构“华夷秩序”,以提升自身在整个东亚地区的地位和话语权。在此过程中,被日本利用的最有效手段正是源自西方国家的《万国公法》。《万国公法》（又称《国际法》）,是在调整近代国家关系中逐渐形成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和。其主要表现形式是缔结条约,缔约国各方均具有主体平等性,在国际交往中是平行对等关系。《万国公法》导入前,东亚地区内部长期运行着的是以中国为核心的“华夷秩序”,又称为“册封体系”、“朝贡体系”或“宗藩体系”,包括朝鲜、越南、琉球等周边国家都是中国的属国,是垂直隶属关系。日本也曾是“华夷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世以来,在“日本型华夷意识”的影响下,日本停止了与明朝的封贡关系。因客观上对中国的依赖,日本在名义上和事实上始终未能获得与中国的平等地位。明治维新后,日本的这一心理要求被迅速放大。1870年,日本以“清国不敌欧美列强,而自身也力独难抗”为由,多次游说清政府立约交好。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签署,两国从“大信不约”转为“公法相交”。日本虽达到了与中国比肩的目的,但并未就此止步。《中日修好条规》换约第二年,日本借琉球人在台湾生番地区遭杀,以保护“国民”的名义单方面向台湾发兵,制造了“牡丹社事件”（又称“台湾出兵”）。在英美等西方国家干预下,中日展开数次论争。在此过程中,清国原有的“华夷观”与日本主张的“公法观”产生猛烈对冲。谈判破局之时,英国的调停化解了一场爆发在即的中日之战,最终清国赔款,日本撤兵。尽管清国以默认日本出兵的正当性暂时保住了对台湾的所有权,但却未能遏制日本在东亚扩张的野心。此后,日本又陆续侵朝鲜、吞琉球、占台湾,“华夷秩序”终在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后正式宣告解体。本文以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世界格局变化为大背景,着眼西方资本主义扩张给东亚区域关系带来的冲击,以中日近代价值取向和外交思维的差异性为主要落脚点,通过对《中日修好条规》签订和“牡丹社事件”全过程的详述与分析,阐释近代以日本为首的东亚各国从“华夷秩序”向“公法秩序”变迁的历史必然性。正文由序章、正文六章和结语构成。其中,正文第一章主要阐述“华夷秩序”的形成过程、表现形式以及日本、朝鲜、越南内部固有的“小中华思想”。特别提出在西方列强进入东亚后,中日因同样面临外压,内部机制发生变革,实力对比也随之产生变化,“华夷秩序”初现解构迹象。日本以“公法秩序”为出发点,放大既有“日本型华夷意识”,一方面力图实现与中国比肩,一方面又觊觎中国属国琉球和属地台湾。第二章到第四章详细解读日美密谋制定出兵台湾计划、日本枉顾中外反对恣意出兵台湾的整个过程。其中第二章侧重挖掘美国前期怂恿并献计日本以及日本取得出兵借口的史实;第三章侧重交代日本出兵全过程和英美后期对出兵的干涉;第四章侧重呈现清政府对出兵的态度和中日首轮外交上的论战。第五章在中日分别以“华夷观”和“公法观”为前提的折冲樽俎基础上,论述两种外交思维方式的差异。第六章阐述日本对《万国公法》的导入、研究和运用及其所雇西方法律专家对日本所持主张的态度。结语部分为笔者对近代东亚格局变迁的思考和分析以及对未来东亚格局走势的尝试性分析。论文以中日两国官方史料和人物手记为原始依据,对1870年—1874年《中日修好条规》的签订和“牡丹社事件”的细节进行深入挖掘和综合考量,通过梳理国家关系变化的脉络,努力展示近代东亚从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向日本主导的“公法秩序”变迁的过程,着重阐述中日两国在此过程中价值判断和思维模式的差异性,希望对认识和理解中日外交演进规律和促进东亚地区稳定发挥积极的借鉴作用。

李强^[3]（2019）在《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文中研究指明中国耶稣会士是明末以耶稣会为代表的天主教进入中国传教后,出现的新型宗教群体,中外学界历来少有关注。本文在中国近现代史的视域内,依据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宗教观,考察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与学术活动,以及他们在近代天主教本地化及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局限。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导论,介绍本文的选题缘由、相关概念界定、研究现状综述、研究方法和中文及英、法、拉丁文史料来源,以及论文框架、写作思路。第二章突破以往明清天主教史研究专注于着名来华耶稣会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的局限,根据在华天主教的重要时间节点,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整体性地回溯1840年前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初现”和消亡过程,进而揭示他们在来华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基督徒、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天主教会与中国社会之间扮演的中介性角色。第三章考察晚清时期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再现”和发展概况,重点分析该群体发展的历史阶段、内部结构、社会定位以及代际谱系等重要议题,论证了中国耶稣会士所受中西融合的宗教和世俗教育,使其具有了特殊的宗教性与国际性。他们作为天主教与中国社会结合的产物,来自本地社会,服务本地教会,这种本地性是影响他们传教活动和学术活动的关键。第四章着重讨论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首先,与以往“教案”史侧重于民教冲突研究不同,通过黄伯禄、李问渔的个案梳理他们在“调和民教”,实现“民教相安”的活动及由此显示出的政治认同;其次,在近代天主教《圣经》汉译史的视域下,考察中国耶稣会士《圣经》汉译文本的概况,分析他们翻译《圣经》的主体性地位;最后,系统地考察中国耶稣会士“护教”论述对近代中国天主教徒宗教认同、社会认同的塑造。通过以上三个议题探讨了中国耶稣会士在近代天主教本地化进程中起到的主体性地位。第五章侧重于考察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学术活动。首先,考察他们参与晚清“西学东渐”的学术活动,特别是他们的地理学着作及由此透露出来的民族意识。其次,借助新史料考察黄伯禄与英国汉学家之间的学术交往,讨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与近代“东学西传”之间的关系;最后,着重梳理中国耶稣会士整理和研究本地教会史的着述活动,并分析他们的宗教认同和社会认同。以上研究显示,中国耶稣会士综合了宗教性、世俗性、学术性的多重身份,促成他们参与近代中西文化互动的进程,也促使他们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天主教信众自我身份辨识的塑造。第六章为本文结语部分。首先,在天主教本地化视域下从国际性与本地性、宗教性与世俗性、民族性与时代性、历史性与延续性等四个角度全面把握该群体的整体特性,借此分析他们的历史角色及历史局限性。其次,着重考察他们的文化认同及影响。中国耶稣会士的整体特性及文化认同,是理解他们的中介性角色如何在晚清中国社会尤其是江南地区具体体现的重要因素。总体来看,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的发展,亦是天主教与近代来华殖民力量互相影响的结果。但他们区别于西方传教士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认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基督徒的宗教生活,也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天主教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冲突。尽管如此,他们的历史局限性使得这一群体只能主动或被动地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发挥的社会影响和历史作用也大多限于中国天主教内部。

刘帅^[4]（2018）在《最惠国法条在中国近现代的演进研究》文中认为最惠国法律条款即最惠国法条是“最惠国待遇”的法律载体,而最惠国待遇作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机制,加速了国际贸易的全球化进程,影响了世界贸易的整体格局。最惠国待遇的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11世纪,到18世纪初叶,英法在荷兰乌特勒支签订的和约中首次规定了较为规范的最惠国法条,至此,最惠国法条正式登上国际贸易舞台,并不断发生演变。在最惠国法条长期的变迁过程中,演化出了欧式无条件的最惠国法条和美式有条件的最惠国法条,虽然二者的影响力不断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动,但依然是近现代最惠国法条的基本分类。从19世纪清王朝被英吉利的坚船利炮轰开国门,朝贡体系和条约体系开始碰撞,中国正式被裹挟进世界经济政治纷争以来,最惠国法条就与中国的发展紧密相联,历经晚清、民国,直到今天,最惠国法条都是中国对外经贸体系的重要基础。在此期间,最惠国法条影响的畛域一直居于变动,从最早局限于税务、贸易范围,然后不断扩张,跨越经贸范畴,嵌入政治、文化、外交等领域,新中国成立初期又再度缩小至经贸范围,而WTO时代其影响的边界再次扩展。不过,无论最惠国法条的适用范围如何变化,其对我国一直具有深远影响,只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最惠国法条发挥了完全不同的影响力。晚清时期,特殊的时代背景使得最惠国法条背离了其应有的公平、非歧视的价值导向与促进贸易自由的初衷,成为西方国家攫取、侵害中国利益的工具。最惠国法条在近代中外不平等条约中处于既“隐秘”又“显着”的微妙位置,“隐秘”是因为最惠国法条不似割地、赔款、驻军等条款是对中国具体国家利益的侵犯,其依托第三国的架空表述方式,使得其发挥作用较为“间接”,也使缺乏国际法知识的晚清君臣在尚未了解该法条的重大影响时就轻易让渡了最惠国待遇。“显着”则是由于和中国签订最惠国法条的“最惠国”可以轻易均沾中国与其他国家签订条约中让渡的利益,借此,最惠国法条这个“倍增器”极大增强了西方各国对中国的利益侵夺,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最惠国法条也与领事裁判权,关税协商一道,被并称为令近代中国损失最为巨大的三项利权。民国时期,中国政府逐渐开始着手改订或废除最惠国法条,以限制其不利影响,北京政府奉行的修约外交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废约外交都与之密切相关。北京政府时期的外交政策采用“浑括主义”,尽量避免双边谈判,而采用集体磋商的方式,这正是基于对最惠国法条的清楚认识,只有通过集体磋商,让全体最惠国在放弃某一特权上达成一致,这一特权才能真正被废止。南京国民政府废约外交的目的与修约外交类似,也是逐渐取消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不利影响,但其方式上更加彻底,注重通过废除不平等条约,直接减少不平等条约签署国的方式来维护中国国家利益,这也一并减少了“最惠国”的数量,弱化最惠国法条的不利影响。废约之后,通常还会以订立更为公平合理的合约为目的进行新条约的谈判,在这些谈判中,最惠国法条通常又会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而是否重新订入最惠国法条也成为判断谈判成败的“标志”。新中国建立后,为了适应新的全球经济形势,我国开始了艰苦的“复关入世”谈判,而永久性无条件最惠国待遇,成为我国力争的主要谈判目标,并最终取得圆满成果。现代最惠国法条以WTO框架为依托,其内含平等、非歧视的价值内核,到今天依然是国际贸易秩序的主流,但以TPP为代表的国际多边经济谈判组织在其组织内部推行更高层次的贸易自由化,会造成对非组织成员的贸易歧视,即使这些成员同属于WTO。全球化与集团化贸易组织之间的这种矛盾与冲突给最惠国法条的未来又带来了新的挑战。本文主体共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引论。陈述研究思路,对最惠国法条的研究现状进行全面梳理,逐次展开对本文的选题意义、研究方法的说明。第二部分:最惠国法条概论。首先介绍了最惠国法条的研究背景;其次,阐明了最惠国法条的概念与流变,最惠国法条的内涵有一个逐渐丰富的过程,该部分也论及最惠国法条与自由贸易、贸易保护主义的关联。第三,研究了最惠国法条依据不同学说与标准进行的分类情况。最后,对最惠国法条条文的解释进行了分析,涉及到对最惠国法条的滥用与限制。第三部分:最惠国法条在中国近代的殖民化扩张及应对。首先对1840-1899年最惠国法条在华殖民扩张进行了介绍,并作了阶段划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最惠国法条体系的初步建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最惠国法条体系的扩展,并介绍了晚清政府对最惠国法条的初步回应;其次,梳理1900-1911年限制最惠国法条在华殖民扩张的外交努力;第三,对1912—1949年最惠国法条在华殖民扩张的抵制进行了叙述,解读了在修约外交与废约外交不同方针影响下的最惠国法条;最后,对近代中国与西方重要国家订立的最惠国法条以国别进行归纳并简要评论,涵盖晚清到民国的整个长时段。第四部分:中国近代最惠国法条特点、类型与危害。近代中外条约中最惠国法条具有不平等、叠加性、多领域性、变动性等特点,这也引致了近代中外条约中最惠国法条类型的多样性,而各类型的最惠国法条也产生了不一样的影响后果。第五部分:现代最惠国法条在曲折中发展。国际贸易并非一直沿着自由贸易理念顺利发展,经贸全球化不断遭遇反抗,不时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也导致了以倡导贸易自由为价值导向的最惠国法条受到冲击。直到GATT-WTO时代最惠国法条迎来发展的新高潮,而TPP协议的出现使得最惠国法条未来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第六部分:从中美谈判看中国现代最惠国法条权益的伸张。GATT-WTO时代,中国努力“复关入世”,希望加入全球化的贸易组织,从而获得更加优越的贸易环境与条件。其中的关键就是中美最惠国待遇谈判,这场世纪谈判持续多年,见证了从GATT到WTO的时代转换,也历经多任美国总统不同的内政外交政策考验,最终取得满意成果,中美建立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也为未来国际贸易新秩序的建立与发展打下良好基础。结语:通过对比,得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惠国法条的相同与不同之处,并总结获得的启示。本文以法律史学的研究方法为主,辅以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法律史学讲究以史为凭,通过对大量的文献资料进行梳理分析,从而探寻研究对象的特点、流变及影响。但最惠国法条并非单纯的法律史学的研究对象,其还涉及经济、外交、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因此,对这种复合性的研究对象,应分层次、多领域展开研究。具体而言,本文的研究范围包括在法律层面对最惠国法条的探讨以及在我国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的经济、外交、政治、社会、文化背景下,围绕该法条的冲突与斗争,并剖析对比了最惠国法条对我国的各种影响。本文目的在于通过对最惠国法条的历史考察,汲取教训,总结经验,以利我国更好地应对今后世界经贸秩序变迁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袁伯韬^[5]（2018）在《近代中日的初次交涉—中日立约与日本侵台事件探析》文中研究说明近代时期,由于中日各自的国内环境不同,发展目标不一致,导致中日与对方交流的出发点大相径庭。晚清中国内外交困,弊病丛生,政治体制僵化,难以开拓进取,又因外部屡遭列强压迫,每一项行动都受到列强的极大牵制,故晚清中国整体的国家战略是内向的、保守的。日本虽与中国有过同样遭受列强欺压的经历,但在明治维新以后积极调整国家战略,极力向欧美国家学习,并进而制定了以侵略朝鲜、中国为目标的“大陆政策”,故而近代日本的国家战略是外向、开拓型的。日本为侵略朝鲜而与清朝订立邦交,这是近代中日初次交涉的直接原因。近代中日的初次交涉具体包含中日订约与日本侵台两件事。中日立约的过程较为繁杂,具体由1870年日本遣使来华请求立约、1871年中日议定条约稿本、1872年日本要求改约被拒、1873年双方换约这四个阶段组成。中日两国国情的根本差异导致双方立约的目的也完全不同:日本是把条约当做侵略朝鲜的跳板,而清政府将之看做联合或羁縻日本的有效手段。考虑到这一点,在立约过程中清政府官员的强硬态度与日本使臣“词气恭顺”之表象背后,实则大有深意。亦因于此,中日立约的结果——《中日修好条规》——注定不能起到维护两国友谊的作用。换约不到一年,日本即出兵侵台,此举令清政府立约之初衷完全破灭。对日本侵台一事,清政府积极应对,一方面派兵前往台湾与日军对峙,另一方面与日本使臣激烈辩驳,完全尽到了维护国家主权的责任。然而,由于深知自身实力不足,清政府亦不得不在交涉中妥协让步,最终与日本签订了颇具争议性的《北京专约》。其争论焦点在于:其中“保民义举”中的“民”是否包括琉球难民,此直接关系到清政府是否把琉球的主权葬送给日本。在本文看来,中日对它的理解是不一致的:清政府认为不包括,而日本认为包括。中日交涉尤其是日本侵台一事,对清政府产生了极大影响,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强化了对台湾的主权意识;二是对日本的观念产生变化,开始对日本有所防备;三是认识到自己海防的薄弱,并积极地筹备海防。

郭巧君^[6]（2018）在《近代中日外交之礼物往来 ——以《中日修好条规》缔结过程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在社会交往中,人们往往会以礼物作为媒介来表达彼此的情感。不仅是人与人之间,在国与国的交往过程中礼物往来也不鲜见。独具国家特色的礼物能体现出各个国家不一样的送礼特点与文化,同时也可通过礼物往还分析某一阶段国家间的外交关系。1871年,中日双方签订了近代中日之间的第一个条约——《中日修好条规》,标志着近代中日关系进入了新时期。本文拟以《中日修好条规》缔结交涉过程的中日外交礼物往还为研究对象,探讨近代中日外交过程中礼物往还的特点以及这一时期的中日外交关系。本文由引言、正文和结论等部分构成。引言部分,对选题的背景及意义、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作了介绍。正文部分分三章,第一章对缔约预备交涉时的礼物往还的背景以及这一时期的中日礼物往还内容进行了整理介绍,在此基础上对此时期的中日礼物往还之特点及外交关系作了分析。第二章对缔约交涉过程中的礼物往还的背景进行了介绍,并对此时期中日礼物往还内容进行了整理,最后对此时期的中日礼物往还之特点和外交关系进行分析论述。第三章对换约交涉过程中的礼物往还之背景、这一时期的中日礼物往来之内容进行了考察,并以此为依据分析了此时期中日礼物往还之特点和中日外交关系。最后为结语部分,在总结正文论述的主要观点的基础上,客观分析论文写作中的不足之处,以待日后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李晓丹^[7]（2017）在《美国对朝鲜政策研究（1882-1905）》文中提出1882-1905年的美国对朝政策几经变化,大体经历了“中立”——“绝对中立”——放弃三个阶段。不难看出,该时期的美国对朝政策是一个朝鲜逐渐被边缘化的过程。1882年《美朝修好通商条约》签订,美朝外交关系建立。美国在短暂采取相对积极对朝政策之后,最终确立“中立”政策,朝鲜开始被边缘化。虽然甲午战争时期美国的对朝政策发生了从背离到回归的微妙变化,但最终仍以单独调停的方式继续坚持“中立”政策。直至战后初期,美国政府在努力使其驻朝外交人员与政府保持一致的基础上,继续执行“中立”政策。麦金莱时期是美国对朝政策的一个重要调整期,“绝对中立”政策最终确立。“绝对中立”政策是在政策内容未超出“中立”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政策执行力度,即尽量避免驻朝外交人员不能忠实执行政府对朝政策的状况再现,朝鲜被进一步边缘化。西奥多·罗斯福上台后美国的对朝政策开始又一次调整,在“绝对中立”政策的幌子下,美国默认日本对朝鲜的侵略,并将朝鲜作为交换日本承认其掌控菲律宾的筹码而最终放弃。美国于1905年末撤回驻朝公使,对朝政策暂告结束。1882-1905年美国对朝政策的实质是中立幌子下的偏袒政策,只是不同时期美国根据其利益需要偏袒的对象有所调整。美国政府与其驻朝外交人员在对朝政策上存在政见相左之状,这成为几乎整个美国对朝政策期的一个典型特点,同时也成为该时期美国外交政策中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相冲突的重要表现。上述美国对朝政策的多维调整始终围绕着美国对朝政策的底线——美国的国家利益而进行,同时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陈可畏^[8]（2016）在《上海与近代早期的中日交涉》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上海是日本幕末官方主动开展与中国交涉的首选地。在1862年到1868年间,日本德川幕府多次派员到上海或通过英国人转送信函给上海道台等方式,试图与中国建立通商贸易及派驻领事等外交关系。在1871年清政府与日本明治政府修订《修好条规》的过程中,上海经验发挥了重要作用。

张志勇^[9]（2015）在《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晚清中外关系史研究综述》文中研究指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大陆学术界对于晚清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从研究内容来看,已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专题:边疆危机、甲午战争前后的国际关系、清末十年的中外关系、在华外国人与晚清外交以及外交制度与外交机构。从研究的时间特征来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49年到1965年;第二个阶段是从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第三个阶段是从1977年到现在。第一和第三阶段学术成就巨大,而第二个阶段基本没有什么学术成就。

李细珠^[10]（2013）在《李鸿章对日本的认识及其外交策略——以1870年代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世纪70年代,是东亚国际关系的转折时期。在中朝日三国关系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李鸿章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这期间,他对日本的认识颇为复杂,其对日外交策略也有多面性。起初,在中日"修好"订约之时,李鸿章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待中日关系,认为日本是调节中西关系的重要因素,而有联日制西的倾向。当日本出兵台湾,进而吞并琉球时,李鸿章看到了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向西方学习而逐步强盛的事实,清醒地认识到日本的侵略性,并认定日本终究为中国之患,中国只有变法自强才能图存。与此同时,李鸿章积极推动朝鲜与美国立约通商,乃至向西方列强开放,以实现其以西制日防俄的外交策略,希望借助美国以及西方列强抵制日本、俄国对朝鲜的侵略,其根本目的还是维护中朝宗藩关系,尤其是中国的国防安全。李鸿章是一个务实的外交家。他的对外思想与外交策略直接影响了清朝政府的对外政策,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19世纪80年代乃至甲午战争之前的中朝日三国关系。

二、中日1871年立约述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日1871年立约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1）应宝时与近代早期的中日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2）近代东亚从“华夷秩序”向“公法秩序”的变迁 ——以《中日修好条规》和“牡丹社事件”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3）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论文提纲范文）

（4）最惠国法条在中国近现代的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近代中日的初次交涉—中日立约与日本侵台事件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6）近代中日外交之礼物往来 ——以《中日修好条规》缔结过程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7）美国对朝鲜政策研究（1882-1905）（论文提纲范文）

（8）上海与近代早期的中日交涉（论文提纲范文）

（9）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晚清中外关系史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10）李鸿章对日本的认识及其外交策略——以1870年代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日1871年立约述评（论文参考文献）

• [1]应宝时与近代早期的中日关系[J]. 陈可畏.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6)
• [2]近代东亚从“华夷秩序”向“公法秩序”的变迁 ——以《中日修好条规》和“牡丹社事件”为中心[D]. 刘丹.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7)
• [3]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D]. 李强. 上海大学, 2019(02)
• [4]最惠国法条在中国近现代的演进研究[D]. 刘帅. 西南政法大学, 2018(02)
• [5]近代中日的初次交涉—中日立约与日本侵台事件探析[D]. 袁伯韬. 鲁东大学, 2018(10)
• [6]近代中日外交之礼物往来 ——以《中日修好条规》缔结过程为中心[D]. 郭巧君. 浙江工商大学, 2018(06)
• [7]美国对朝鲜政策研究（1882-1905）[D]. 李晓丹. 吉林大学, 2017(09)
• [8]上海与近代早期的中日交涉[J]. 陈可畏. 历史教学问题, 2016(06)
• [9]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晚清中外关系史研究综述[J]. 张志勇. 兰州学刊, 2015(10)
• [10]李鸿章对日本的认识及其外交策略——以1870年代为中心[J]. 李细珠. 社会科学辑刊, 20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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