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杨瑞[1]（2021）在《王弘撰生平与着述研究》文中认为王弘撰为明末清初关中地区着名的遗民,被顾炎武誉为“关中声气之领袖”。在他的一生中,有两大事件对其影响颇深:一为明清鼎革的历史巨变,这使他丧失了故国家园,也消解了其用世之心;一为康熙十七年被迫入京应博学鸿词科试,此为清廷利用高压政策强迫其易志出仕。在出处进退之间,王弘撰毅然选择隐居不仕,坚守明遗民气节,得到士林一致赞誉。王弘撰既不肯做清廷臣子,便采取了以游为隐的生活方式,一生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结交了一大批当时的名士,不仅使自身声名远播,而且也沟通了关中地区与外界的联系,为南北文化交流搭建了一座桥梁。本课题属于地域文学研究视野中的个案研究,王弘撰作为“关中声气之领袖”,也是明末清初关中明遗民的典型代表,在时代的变革中,其人生轨迹、隐士心态与文学创作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本文以“知人论世”为基本原则,采用文献描述与历史考据相结合的方法,对王弘撰的家世、生平、交游、着述进行全面考察,从而展现易代之际明遗民的生存状态和心路历程,为明遗民研究和明末清初关中地域文学研究提供一个鲜活的个体事例。正文分为上下编,上编（第一、二章）为王弘撰生平、交游考。第一章为生平考述,主要以赵俪生《王山史年谱》为参照,对谱中讹误之处进行考证,缺脱之处加以添补,力图厘清王弘撰的行年事迹,展现其交游和生活状态。第二章为交游考。王弘撰在鼎革后曾四上京师,五下江南,一赴岭南,而在关中地区,也多次往来于西安、延安、三原、富平等地。在长期的漫游生涯中,他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些友人有明宗室、清廷官员、乡宦士绅、遗民群体、林下隐士等。在交往的过程中,他们或互道对明故国的深情,或进行诗文切磋和学术交流,或赏玩金石书画,或宴饮雅集、共享友朋之乐。王弘撰深厚的家学渊源,仗义疏财、笃于朋友的人格特点,平心静气、不存门户之见的治学观念,坚守明遗民气节、不作两截人的忠贞节操,以及广泛游历以联络南北声气的桥梁作用,不仅使他获得了朋友们的真挚友谊,而且使自身声名远播,成为“关中声气之领袖”,还促进了南北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下编（第三章至第六章）为着述考。王弘撰一生着述宏富,内容涉及经、史、子、集各个方面,故第三章至第五章对其现存各书的成书及版刻情况详加考述,以使读者明了其创作情况。此外,王弘撰工诗,然因其诗集前此未见,故学界关于其诗歌创作的研究甚少,论文第六章以西安碑林博物馆藏清抄本《待庵稿》为中心,对王弘撰诗作的内容、创作特色及艺术成就进行分析,以使学界对其诗歌作出恰当的定位。综合本课题研究,我们通过对王弘撰家世、生平、交游、着述的考察,认为他的一生行迹展现了清初关中地区明遗民的生活和生存状态,对关中地域文学研究和明遗民研究不无裨益。
许伟[2]（2021）在《《周易时论合编》易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周易时论合编》一书,共二十三卷,是明代方孔炤在继承祖父《易蠡》、父亲《易意》思想的基础上,历二十五年时间几易其稿而成,方以智及其子侄、学生等也参与了此书的前后稿的合编。此书汇集了几百易学家的思想,反映了当时易学发展的盛况,是明代易学的鸿篇巨着,也展现了桐城方氏一在二中、寂历同时、兼容并包、集义大成的易学主张。此书不是一本易学资料的简单堆积,而是一本为解决社会问题、学术问题而贯通诸家思想的易学大作,我们必须深入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想和自然科学发展状况。之前,由于各种原因,此书一直没能被读者发现,而关于此书卷数、版本及书中征引哪些着作都成为学界讨论的重要话题,本文特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梳理。桐城方氏“节义、孝悌、忠贞”的家风、“明善、崇实、穷理”的家学,对方孔炤、方以智父子思想及其坚贞不屈、敢于担当精神品质的形成有重要作用。方孔炤父子以刚正不阿、正色凛然的品格,历经忧患却素位中节、卓然挺立的人生经历,有助于我们了解其思想形成及演变。桐城方氏易学,肇始于方学渐,其思想“揭性善以明宗,究良知而归实”,提出“至善之妙,不落有无”的观点,认为至善非空无一物,而是有客观之理蕴含其中。不落有无,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而是一种对有无的兼有、贯通,是一种思辨方法,更是一种包容、折中、会通、集大成的思想,这种方法为方氏后人所继承。桐城方氏易学,发展于方大镇,他传父性善之学,以“荷薪”名馆,取“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之意,其继述家学的宏愿被后代遵从。方孔炤庐墓期间继承其父“荷薪”之志,研读家传易学,作《时论》。方以智在庐墓合山期间,遵父命着手合编《时论》前后稿。方大镇反对“无善无恶”说、“执总恶别”说,研究《易》图、《易》理,贯通先后天关系,提出“因二贞一”“太极不落有无”“《易》贵时用”“下学上达”“先在后中,止有善用”等命题,对方孔炤、方以智影响很大,是方氏易学发展的重要环节。其“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是万古之时用”的观点,是方孔炤《时论》所要阐发的思想主旨。时用,意在强调具体事物的变化中有其本然的律动之理,人与自然、社会交接时需要时刻践行之,这也是一种“其要无咎”的主体自觉与价值选择。《时论》,更有对集义大成“孔子圣之时”的无限向往与责任期许,对符合宇宙律动之理的真理性认识的集大成和维护儒学的合法性也自然是题中之义。方孔炤转向象数易学,则得益于与黄道周西库论《易》,使他开始重视象数之价值,重视对宇宙万物及其律动之理的考察,并鼓励子孙辈学习象数易学。黄道周提出“学者动卑象数,故天道不着”“吾道最忌笼统,交盘不得”的观点,指出“四顾星河,烟云草木,都是性道,都是文章,至此便有要约”。方孔炤吸收了黄道周的独变、积变、独存、游魂的卦变思想,更发展出“推变”“贞悔变”“互换变”“伏变”“倚变”“叠变”等卦变方法。他与黄道周,皆刚正不阿,敢于与权贵作斗争,在危难时敢于挺立君子人格、勇于担当。道周“素位中行”的处事方式更让他深受感染,即“富贵、贫贱、患难、一毫着心,便是不素,便行不去”。他晚年更跳出易学图式的研究,探索物理之学,提出“即质知通”“至理藏于物理”等观点,更“通黄公之塞”,提出“虚空皆象数,象数即虚空”“公因、反因”的观点。王宣广泛研究物理、图书之学,师承方学渐,调和方大镇与吴观我论争,授学方以智,对方氏家学的传承和象数易学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是桐城易学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人物。方孔炤“两间,物物皆河洛”“河洛,为一切生成之公证”“中五”说,主要受王宣的《河》《洛》易学思想影响,并令儿侄辈学习王宣的易象思想。虚舟提出“格致研极之精旨,皆具于《易》”的观点,指出只有符示宇宙律动的象数学才是真绝学,认为只有广泛研究象数物理才能避免了走向纯粹虚无,也避免了拘泥于小的视域,从而达到至虚、至实的合一。方孔炤编着《周易时论合编》主要分为几个时期:会通家传易学时期,会通象数易学时期,桐城研易时期。会通家传易学时期,主要继承性善说,反对无善无恶说,吸收方学渐的“至善不落有无”思想、方大镇的“太极不落有无”思想,阐明其折中调和、归纳整理、集义大成的思维内涵,为其建构一在二中、寂历同时的思想提供了进路。需要指出的是,此时期方孔炤主要以维护儒学的合法性为主要目标,以儒学系统中有关道德性理学说的归纳为主,也可能涉及一些象数学内容,但对象数学、物理学的重视是远远不够的。会通象数易学时期,是1640年入狱西库期间,方孔炤受黄道周影响,开始对邵雍象数学产生兴趣,认识到人无论是经纬天地还是洒扫应对,都要涉及到自然象数问题。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肆赦之后,用两年时间,他又融会贯通扬雄、关朗、京房、邵雍等人思想,建立了一个博大的象数易学体系,并于1643年命儿侄等编录《图象几表》。桐城研易时期,是1644年9月后,方孔炤因在弘光政权受排挤、迫害,心灰意冷,归隐桐城白鹿山庄环中草堂,因筮得“潜龙勿用”,自号“潜老夫”,潜心研《易》。他耗费十二年时间,《时论》又三易其稿,并完成对《系传》的解读,“虚空皆象数”“公因反因”等命题,皆是方孔炤此时提出的。方以智参加《周易时论合编》的编订,主要在其父亲去世后,并对《图象几表》作了大量扩充,添加了文字注解,又阐发了很多易学图式,如《冒示》《密衍》《极倚》等。他为此书的编撰,花费了大量时间,书中有方以智1656、1657两年参与编撰的明确记载,大量的“智曰”“智按”可能就是这时期加入的。大约在1657年冬到1658年,方以智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再亲自编录,将工作交给方鸦立、方中德、方中通、方中履、方中发及学生等。《周易时论合编》编录时,收录了大量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编》和《浮山文集后编》中的着作。《周易时论合编》中的很多思想,也出现在方以智的着作中。通过不同着作中关于相同或相似观点的整理,能更加了解其思想内涵,能够更加清晰的知道哪些观点是方以智提出的,哪些观点的提出则要溯源到其父方孔炤,甚至祖父方大镇、曾祖父方学渐。桐城方氏,方大镇首先阐述“天下随时”,主要是为了人们在与自然、社会交际时,能够不违背客观事物之理,而真正实现主客观相统一。随时,并不是说人可以任意妄为,而是应对客观世界过程中能时宜中节、唯变所适,既需要认清客观现实,又需要时刻检视个我的行为是否符合客观之理。方孔炤认为,古今圣贤没有相因袭而不变的,后世贤人只有在随时表法中随时拾薪,才能开创出未有之事业。他对前人的思想,既不是全盘肯定,又不是全盘否定,而是批判的吸收人类的真理性认识,即“供薪举火,集义大成”。他溯源儒学系统中关于时的“时序”“时乘”“时义”“时行”“时中”“时用”“时习”等论述,体现了他对礼乐文化之维护与扞卫;阐明了因时制用、因时觉世、时义大成、治历明时、冬炼三时、善用惟时之大义,展示了其与客观律动之理偕行的自觉,实现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经权合一的目标期许。方以智提出“以六虚之归环中者,时也。”时,可以用来表述自然界四时更替、寒暑推移、物候变化、昼夜运转等自然现象,也可以用来表述宇宙中万事万物有其本然秩序和运作之理,既包括自然之物理,也包括社会之宰理以及统贯万事万物的至理,更有人要时宜中节、因时制用、经世务实的价值导向。方孔炤与黄道周西库论《易》后,重视以象数征理,更以邵雍元会运世思想建构了其独特的“午会之时”的象数易学体系。《周易时论合编》凝结了桐城方氏几代人的心血,其对于小人道长的忧患,成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他们借助“午会”思想,论证礼乐文化的合法性,以及维护礼乐文化的必要性,更是一种为万世考量的时义担当。他们对火的重视,凸显了其对礼乐文化的坚定,有让人们清晰认识世界律动之理、向明而治的希冀。他们认为,纷繁芜杂的世界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事物对立的两端有其相互转化、相互贯通处,通过对世界万事万物及其运动过程的考察,建构了一个寂历同时、以立统泯、《易》贯费隐的时用哲学体系。王畿的“无善无恶”说,过分强调先天之体,致使中下根之人尚未开悟良知的情况下,又没有后天诚意、戒慎之功,而陷入个我的肆无忌惮,对社会秩序破坏极大。方孔炤通过寂然在历然中、大一在大二中、无极在有极中、绝待在对待中、先天在后天中、公因在反因中等命题,建构了一个贯通先天与后天、形而上与形而下、体与用、有与无、知与行、一与多的哲学体系,既重视对宇宙中具体事物及其过程性的考察,又于过程中实现对其终极本体的贯通。他通过对先后天关系的探讨,提出“先天不能不后天”“止尽后天即是先天”,重视宇宙有机体中的个体性及其过程性价值,为“为善去恶”的道德修养论、“即质知通”的认识论、经世致用实践论提供了理论支撑。本文通过易学图式、贞悔卦变思想,阐释了交轮几、公因反因、统辨相一等,阐释了方氏“寂历同时、一在二中”的易学主张。方孔炤通过对“周易”字义的解释,指出易是大一、是贯通于至变过程中的真阳,离二无一,舍一亦无二,建立了一个“寂历同时”“体用一源”“不落有无”“用即其体”的哲学体系。方氏认为,《易》能融合理气象数、贯通费隐为一体,是法天道设政教、各正性命之书,阐明了宇宙万事万物中有其律动之理,给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方法论的启迪。方氏认为宇宙万事万物可以通过卦爻象数展现其运动规律,人可以通过卦爻、蓍策的推衍来认识万物律动之理,人类一切认识皆可以归结为“极数知来”的大蓍占,对于我们通过具体事物及其运动过程的考察而发现其固有规律有启发意义。《周易》是圣人仰观俯察、极深研几而得到的智慧,是一部探讨宇宙律动变化之书,是让人与时偕行、各正性命之书。人们对卦变及其易学图式的重视,实际上是探讨其背后所表法的宇宙动变规律,而不是机械、僵化地把图式看做静止的图片,而不懂其背后的旨归和精蕴。方孔炤反对把“虚空”解释成空无一物,认为“虚空”不是否定万事万物的抽象范畴,不是排除万物的独立空间,不是孤悬于外的独立化境,而是万事万物充塞其中、通贯古今、律动不息的宇宙时空,更有充塞于宇宙空间中实物、实事中的客观之理律动不已。他以“虚空皆象数”“理寓象数”的命题,反对了王畿的“四无”说,重视了世界的多样性和过程性价值,并且于现实世界中发现了其本有的律动之理,认为客观事物变化之理不孤悬于事物变化过程之外,而是存在于事物变化过程中的固有联系,实现了形而上与形而下在现实世界的贯通。《周易》之象数、卦爻,是古之圣贤对客观世界之律动的真理性认识。“象数即虚空”命题,阐明了主体对客观世界的尊重与探索,也阐明了主客体相统一之应然目标。他认为,天地间一切事物皆是象,不仅包括自然物象,如日月山川、草木鱼虫之物象,也包括社会之象,如日用饮食、伦理纲常、礼仪规矩之象,甚至包括意象、言象、像象、数象、内象、外象,又有费象、隐象,但无非是阴阳二象。方孔炤认为,学易者须明易学图式背后所符示和表法的宇宙律动之理,而不是泥于易学图式不明其背后蕴含的微言大义,应重视对宇宙间万事万物之理的考察。他认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包括自然界之物理、人伦社会之宰理,甚至包括宇宙中“费隐弥纶”的至理。《河》《洛》象数,符示了宇宙的律动,是宇宙间一切生成之公证,对万事万物之律动无所不备。方孔炤认为,虚空皆象数,象数中有所以然之理,人们可以即“睹闻”睹“不睹闻”,即通过有形有象之象数,认识隐藏在象数之中的所以然之理。方氏易学中的“象数”有两层内涵:一是大宇宙有机体的律动之实存,并通过宇宙万物鲜活的律动展现表法出来。二是圣贤通过对客观宇宙之理的认识,所摹略和符示出的客观世界之运动规律的象数图式。《易》之卦爻、图式,符示了宇宙之变动规律,是宇宙的律动之理的反映和符示。“象数征理”的观点,并不是要求我们只学习易学图式,而忽视具体事物律动之理。人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可以“下学上达”“即费知隐”“即质知通”。其“五行尊火”“文即质”“藏罕于雅”等命题,阐明了人要重视真理性认识,明确其是主体对宇宙客观律动之理的开显,并在继承中不断发展其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以获得更高达认识。方氏主张“藏悟于学”,认识到胶柱于文章训诂之学有不能会通之弊,但是偏于空理则有空疏之弊,但空疏之弊甚于胶柱,强调于藏顿于渐、下学即上达,以解决二者的贯通问题。他强调了事物之间的关连,提出“因物转物”的观点,重视世界的客观性和事物律动之理,对于一味玩弄灵明心性、意念自守的心学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他既反对踞荒高而独尊,又反对胶训诂、膏词章,主张通过征质物理贯通全费全隐之物,真正建立一个“一多相贯、博约同时”的哲学体系。王畿“四无说”对于接引上根之人有重要价值,但对于中下根之普通百姓、甚至部分学者来说,难以领会其精髓,反而成为恣情纵欲之口实。至善,不仅是一种道德本体,更是人对自然、社会规律的掌握和善用,使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行动中的动而不失其正。贞一,是肯定宇宙万事万物变化过程中固有的律动之理,也是方氏一门坚贞不屈的道德品质与节操。方氏认识到人类社会的活动中有很多是不合客观之理的,只有通过理其情,才能让人为了更好的实现主客体的统一,不仅是在社会伦理道德领域,也是人面对对整个宇宙时所要解决的问题。戒惧,在《易》《中庸》中多有出现,不是对主体的限制与恐惧,而是为了实现实现主客体统一,保证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能时宜中节的一种必然要求。各正性命,实际上是人自觉的处理与自然、社会关系的指导原则和价值目标。方孔炤认为,圣人作《易》、制礼,皆是通过仰观俯察探究天地之理而得,尊重宇宙律动的客观性是必然要求,人若能以圣贤所开显的智慧为指导,在具体活动中能够做到时宜中节,必然取得活动才成功,若忽视客观世界的律动之理,必将受规律的惩罚。方氏甚至提出“六经皆礼、皆《易》”的观点,皆是看到了圣贤对宇宙客观性及其律动之理的尊重。方氏乘一贯、集大成的时论易学,提出了许多有创建性的观点,建构了象数与义理兼顾、理学与心学融合、古今中西会通的宏大体系,促进了宋明易学和哲学的发展。
曲晓燕[3]（2020）在《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域外新史料的挖掘与利用是近年来学界倡导的“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前提,有助于更加全面地审视本土形象。本文以日本人的山东游记为中心,考察在近代中日关系巨变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的山东认识及其演变,探讨其对本国殖民侵略山东地区的“知”与“行”,进而分析其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影响,可谓是从“异域之眼”观察中国的一个典型个案。山东半岛因与日本、朝鲜半岛隔海相望,自古以来便在中日关系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早在唐代中期,日僧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山东书写便在日本人的历史记忆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儒家典籍等中国古典作品在日本的传播使得孔孟之乡、贤人辈出的齐鲁之地在日本广为人知;而江户时期以山东为舞台的《水浒传》等白话小说的流行,为山东地域形象抹上了“侠气”与“匪气”并举的色彩。19世纪中期,随着西力东渐,中日关系逆转,日本由中国文明的崇拜者、模仿者一变而成为中国的觊觎者、侵略者。甲午战前日本人在山东进行局部调查,以沿海地区为中心重点搜集军事情报;德国占领青岛后日本对山东兴趣骤增,大力开展工商调查;而日本取代德国后,则对山东进行了地毯式调查;归还山东主权后,日本仍然关注山东问题,持续对山东资源、胶济铁路、重点城市等进行详细调查。近代日本人不仅通过书写泰山,缅怀与追寻古典中国诗意;同时也从对“他者”衰败景象的过度描写中,确立了其文明进步的自我形象。曲阜从“朝圣地”逐渐演变为日本人游历山东必游的“观光地”;对孔孟思想衰颓形象的书写也罢,对“今其道,独传我国”的自鸣得意也罢,丑化与赞美殊途共归,其背后仍是日本近世以来“自中心化”的思想潜流。当然,在这些观察者眼中,孔孟之乡的人情风俗尚可,地方性色彩明显,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保守性、落后性,如注重贞节、乐于围观、聚众赌博等一些陈规陋习,屡遭日本人诟病。而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以及西方基督教的渗透,也推动了西学之风的蔓延。德国租借胶州湾后,日本逐渐对山东资源产生兴趣,受李希霍芬相关学说影响,山东“贫瘠说”开始褪色。占领青岛后,日本对山东“富源”展开大规模实地调查,倡导“山东富饶说”。东亚同文书院学生持续对煤矿、劳动力、棉花、花生等山东资源进行调查,报告书中不乏政策性建议,以服务于日本对山东资源掠夺的需要。日本极为关注山东的外国经济势力,德、英等欧美各国在山东的经营与扩张是日本工商资本学习的对象,又是其竞争对手。近代日本人游历者敏锐地观察到芝罘、运河及小清河流域城镇的衰落,将调查重点放在胶济铁路及其沿线城市,并极力宣扬其重要性。19世纪七八十年代,“政体尚存,兵备仍张”乃是对当时山东政治认识的高度概括,表明日本对山东军事力量尚存畏惧,这与日本国内兴起的“中国军事威胁论”互为表里。甲午战后,日本人多以蔑视和鄙夷的目光看待山东军备和士兵,认为中国军警没有维持社会秩序的能力。山东地方官僚在日本人游记中多以“老好人”形象登场,留日官僚多对日本人较为友善,但却未必都是亲日派。日本游历者对德国经营的“模范殖民地”青岛充满憧憬与赞美之情,视之为“槐树乡”“东方乐园”。随着日本对山东侵略加深,山东人民对日感情日益恶化,“济南惨案”将山东反日运动推向高潮,但大多日本人却未意识到中国民众的觉醒。近代日本凭借地缘优势,较早对山东开展以“学术调查”、教育渗透、宗教渗透等为形式的文化侵略。且以日军强大武力为后盾,对山东藏于民间与地下的资源进行掠夺以攫取巨额利润,凭借“殖民进步说”的强盗逻辑不断在山东扩张利权。为助力日本在山东的殖民扩张,这些游历者以强烈的“国民使命感”收集情报,为殖民山东献计献策,大力鼓吹殖民有理有利,在狂热的扩张潮中能保持冷静思考者则凤毛麟角。自近代中日正式建交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短短六十年里,近代日本人对山东的调查,在范围上经历了从“点”到“面”,从沿海到内陆的过程;内容的侧重点从军事、经贸扩展到德国的殖民经营以及山东的“富源”;在调查方式手段上,迅速地实现了从道听途说、引用二手资料到实地调查的转变;调查者包括谍报人员、学者文人、学生、政治家,实业家、宗教家等,他们对近代山东的书写和认识,可谓反映了近代日本山东认识的最大公约数。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与日本自身实力的增强,日本的山东认识影响着近代日本对山东“知行”的选择,且具矛盾性与双重性,其文明取向和反文明取向的转换,暴露了近代日本国家形成和对外扩张过程中的矛盾与悖论,充满机会主义与实力至上主义的功利色彩。近代日本山东认识具有“虚实”相兼的特点,既有客观反映山东历史事实的一面,也有夸大失实的一面。此外,近代日本并未从一开始就视山东为“停滞中国”的一部分,但其山东认识亦处在日本近世以来“去中心化”与“自中心化”的延长线上。
丛海霞[4]（2020）在《晚清民国巴蜀词坛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1874至1949年的巴蜀词坛为研究对象,考察此期巴蜀词学思想、词人生态、题材内容、艺术特质、群体流派等发展演变情况,全面展现其多元风貌及在词学史上的独特地位。晚清民国巴蜀词坛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首先,它是千年巴蜀词史发展新变的又一座高峰。巴蜀词坛曾在五代及两宋时期有着辉煌的历史。然金、元、明及清代前中期却十分薄弱,直至晚清才逐步觉醒。近百年时间内,巴蜀词坛不仅唱和活动频繁,创作数量陡然增加,而且质量上乘,出现了不少情格兼重的词史佳作。纵向比较而言,确实堪与五代两宋相提并论。其次,它是晚清民国巴蜀文学不可缺失的一章。与其他文体相比,词之“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的特质在面对不易言说的语境下,有其显着的优势。特别是抗战时期,因为政治宣传的需要,新诗、戏剧、小说等新文学都不免有“带着镣铐跳舞”的局限性,而词这类旧形式,因自五四以来不断被压缩的前期处境,使得在情感表达上更加私有化,反而不再受政治宣传的掣肘。遂更能深入地反映战时人民的真实生态。第三,它是中国地域词史研究的重要方阵。巴蜀地处西陲,有山奇水秀自然风光的陶冶,亦有根深蕴厚词学传统的滋育。无论在地域上,还是文化上,都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天府”特色。然当下对巴蜀词坛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其一,宏观上存在“头重脚轻”现象,即五代、两宋时期词人受到格外关注,而清代及民国时期的词人研究则相对薄弱;其二,文献整理的不足;其三,词学批评重视不够;其四,研究方法及视角比较单一。基于此,本文采取知人论世与文学地理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前者便于准确抽绎作家作品的特质;后者有利于作群体性现象的考察与反思。巴蜀词坛有着悠久的词学传统,晚清民国时期对此既有传承,也有创新。综合来看,此期词学观念有三大特点:第一,推尊词体,强调诗词同源;第二,谲谏批判功能的抬高与词史意识的强化;第三,寄托理念的认同与性灵思想的外化。在建构巴蜀词学历程中,李调元《雨村词话》是词坛浙、常二派此消彼长之间的过渡性存在,也是巴蜀词学星火相传的关键人物。姜方锬《蜀词人评传》则是巴蜀词坛由传统词话向现代词学转型的重要成果。基于以上思想理念的考察,及对创作成就和词史发展的整体观照,晚清民国巴蜀词坛大体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晚清巴蜀词坛的觉醒（1874-1911）。1874年,张之洞成功创办尊经书院,成为巴蜀文学崛起的重要转折点。书院培育了众多眼界开阔、学识渊博的人才,他们为巴蜀文化的兴盛打下扎实的基础。巴蜀词坛也开始摆脱萧条冷寂的局面,如张祥龄、胡延、朱德宝、宋育仁、周岸登等人开始活跃文坛,他们转益多师,博采众长,凭借精工富艳的才情与坚韧不屈的性格,终在词坛博得一席之地。张祥龄是唯一一个串联北京、吴中两大词群并与湖湘词群交往密切的关键人物。他早期学步姜、张之醇雅,后转师二晏,终以意炼警辟、淳质闳约的独特风貌屹立于巴蜀词坛。胡延与朱德宝都是沉沦下僚的文人,空有一腔热血却报国无门。鼎革易代之际,朱德宝站到了维新阵营,试图通过变法来达到挽救国家危亡的目的;而胡延则坚守在守旧阵营,试图以个人辛勤的付出来切实改变地方百姓的生活。二人从不同视角记录了动荡政局下人民的复杂心声。周岸登是晚清向民国过渡的典型。早期因强调声律,一直以“二窗词客”的身份被划入梦窗一派。其实,《蜀雅》词特别重视情感抒发,整体上呈现出由哀婉凄艳到沉雄霸悍风格的转变趋势。在近百年蜀中词坛,周氏理当胜任探花之誉。第二,民国前中期巴蜀词坛的复兴（1912-1936）。锦城词社是近代巴蜀第一个词学社团,它是词坛由觉醒走向复兴的重要标志。该词社成立于四川成都,活跃于1916至1920年间,先后组织三十余次雅集活动,刊刻《春禅词社词》《花行小集》两部词集,参加人数先后达二十四人,比较着名的有赵熙、邓潜、邓鸿荃、张慎仪、江子愚、林思进等。当时四川频繁的军阀混战并未引起中国词坛其他文人的关注,而锦城词社则从文人角度客观记录了发生在身边的各种动乱,所写作品具有透视普通民众生态、补正史之缺的词史价值。赵熙是锦城词社的重要参与者,其《香宋词》不仅是袁枚性灵说的现代回响,而且真切地反映了清民异代之际遗老耆旧的复杂心声。邓潜受赵熙影响较大,他们有着相似的亡国经历和乱世处境,其词呈现出寄托幽深、孤悲沉郁的整体风貌。张慎仪和江子愚则从各自角度展示内心的不甘和挣扎,是彼时人心思变的一个缩影。第三,民国后期巴蜀词坛的强盛（1937-1949）。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众多高校及文人迁徙至此,巴蜀成为继南京、上海、京津之后,又一引领潮流的诗词重镇。首先,创作力量和数量都陡然猛增;其次,诗词社团、雅集唱和等群体性文学活动更加活跃;第三,词体社会功能显着增强;第四,描写内容由个性生活转向抗日战争;第五,词作风格由崇尚花间的独抒性灵向豪雄悲壮、沉郁顿挫等多元风貌拓展。此期巴蜀籍词人向迪琮和刘冰研成就十分突出。向词提出师法北宋、情格兼重的创作思路;刘词推崇音律,并强调以词记史。二者是认识民初梦窗风流弊和见证抗战词坛苏辛词风崛起的独特窗口。总而言之,在1874至1949年间,巴蜀经历了从词坛边缘向词坛重镇的发展演变过程。终以兼具巴蜀地域文化特色、倡导抒情的性灵本色和立体呈现当地人民复杂心声的三大特质屹立于中国词坛。
王铁男[5]（2020）在《清代产业技术标准化研究 ——以砖木作匠作则例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清代各类《匠作则例》,记载的是手工业各行业用工、用料、用银及样式、做法的规范和标准。本文以清代系列《匠作则例》为基础史料,并结合相关档案资料,选取匠作则例内“木作”与“瓦作”（含砖作）两个典型技术门类,对清代手工业技术标准化的表现形式、程度与水平、管理方式、技术标准实施,以及缺陷不足等问题,进行专题的深入考察。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产业技术的大总结时期,技术标准化问题也有了全面总结,具体表现便是大量匠作则例文本的出现与流布,使产业技术标准化呈现出“则例化”（标准化）特征。根据清代各种匠作则例所记载的内容,“则例化”在清代手工业中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分别为产品的“形制化”、原材料的“规格化”与施工中工时物料的“定额化”。中国历代技术典籍所记载的内容基本遵循《考工记》中所建立的“材——工”质量标准体系,直至清代各类匠作则例的完善,技术标准化中“形制化”、“规格化”、“定额化”,依然建立在计算工时料限的技术标准体系之上。因此,清代的产业技术标准化在执行过程中,明显分为“物料管理标准”与“施工技术标准”两大部分,体现在匠作则例文本上,便是以《工部则例》等为代表的“管理型则例”,和以《工程做法》、《圆明园内工则例》等为代表的“施工型则例”。清代历朝《工部则例》所记载的对物料管理规定中,砖瓦、木材是重点内容。砖瓦类中,国家各项工程常用的临清砖、御窑金砖、琉璃瓦等项物料,从烧造流程、尺寸规格、质量检测、包装运输、收储领用等各环节均有严格管理标准。官用木材,派员采伐木料时,采前勘测、采伐数量、木料加工规格、运输方式路线、入库领用等项,一律遵照则例管理标准执行。至于历年例行采买木料,以其材质、长度、周长等为标准,形成不同等级,运输、领取、使用等各个环节,也要遵照则例执行。施工型则例将手工产业分为若干“匠作”,每“作”下分为系列技术门类的若干工种,各工种协同完成生产链。木作和砖瓦作生产被解构为各个部件和不同工序,如梁、柱、枋、檩、斗拱、墙体、地面等,每制造每一部件或完成一道工序,其工料定额标准都详细记录在案,通过这些标准数据来指导新的施工程序,进而有了财政预算和决算的依据,最终实现控制生产成本和保证产品质量。通过清代各种匠作则例中技术标准的文本解读,可以发现清代的产业技术标准化,已经具备了诸如标准化文件制定与实施、标准件的应用、标准化生产方式的采用等近代技术标准化特征,但在引入机器化生产之前,清代产业技术标准化转型尚未突破传统计工、计料为中心的质量标准体系。对比这一时期中、西产业技术标准化进程,可见清代产业技术标准化,已经出现近代转型趋势,但在管理体制、标准制定与推动等方面,还与西方存在较大差距。
李雪铭[6]（2020）在《明清正定梁氏家族文献与文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明清时期正定梁氏家族的相关文献与文学作品。正定梁氏于明洪武初年因战乱在始迁祖梁聚的带领下由山西蔚县徙至河北正定,到第七代梁梦龙开始逐步走向兴盛。正定梁氏家族素具秉承孝悌、尊师重道的家风,以及好学上进、勤奋苦读的学风。梁氏家族数代为官,世人曾赞“一堂荣五代”,仅明清两代通过科举恩荫入仕的梁氏族人就有几十人,可谓盛极一时。本文自第三章到第五章整理明清时期正定梁氏家族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人物,即梁梦龙、梁维枢以及梁清标的主要生平交游、着述以及文学创作特色。第三章研究梁梦龙的生平着述以及诗歌创作特色,着有诗文集《赐麟堂集》,梁梦龙的诗歌创作题材广泛,包括民瘼民生、边防军事、应制颂圣等,风格特色上善引经据古、敦厚刚正、清新刚劲,不少作品与其曾抗敌卫边以及抚民瘟疫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梁梦龙作为一代军事家、政治家以及文学家,着有海运志《海运新考》,整理其主理淮安直达天津海运时,实地考察所得的海道口岸、里数、捷径等,并亲自绘制海道总图,是明朝试行海运的重要成果;着有史钞《史要编》,是其近十年在搜读史书的基础上,对历代史学着作的序、跋所作的记录。第四章研究梁维枢生平交游以及小说创作特色。梁维枢着有《玉剑尊闻》《姓谱日笺》《内阁小识》《见君子日笺》等,但大部分作品已散佚。梁维枢虽天资聪颖却仕途坎坷,其着作《玉剑尊闻》为仿《世说新语》的轶事小说,门目丰富,内容上以明代士大夫的轶事旧闻为主,赞颂圣贤、惩治奸佞,梁维枢叙事风格尚质黜华,在人物描述上简笔勾勒,这与当时文坛秉持“实录”的风气密不可分。第五章研究梁清标的生平交游、着述以及诗词曲创作特色,作为政治家梁清标出仕三朝,一生背负“贰臣”之名,备受世人非议。作为鉴藏家,其书画鉴藏成就非凡。在文学创作上更是成绩斐然,着有诗歌集《蕉林诗集》,其诗歌雍容典雅,沉酣诸史;着有词集《棠村词》,其词作秾艳和平,典雅清丽,其中的题画词多见于自身收藏,岭南词是其前往广州撤藩时所作,颇具意义;着有曲集《棠村乐府》,分小令38曲与套数17套,与梁清标的诗词相较,散曲在题材上较为狭小,以相思恋情、纪游思乡、咏写太平为主,在创作风格上以清新雅丽为主,沿诗词中之所已有,而新之变之,颖俊精致。但有别于诗词语言的典雅蕴籍,《棠村乐府》在语言上更加注重浅显通俗。通过系统梳理梁氏族源以及正定梁氏家族发展脉络,分析明清易代时期正定梁氏中最具代表性的族人梁梦龙、梁维枢以及梁清标的生平交游以及着述创作,总结出明清正定梁氏家族在文化和文学上的传承特点,梁氏家族一直秉持家法、绵延家学,世敦孝友、常怀敬畏,文着盈箧、简明平和。
韩敏[7]（2020）在《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汉代起,《楚辞》的传播和接受即一直绵延不绝,成为一种特别的文化现象,几乎贯穿了我国整个传统时代。而明代的《楚辞》接受自前代沉寂之后,在理学等思潮的影响下又表现出新的特点,呈现出新的发展格局。本文即在学界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明代的《楚辞》传播存在显着的地域性差异,表现为南多北少的格局。而明代阅读《楚辞》的读者群体也较为广泛,上至皇室下至基层大众,皆有阅读《楚辞》的事例。此外,借助于藏书家丰富的藏书量及先进的刻印技术,《楚辞》文本得以在日益进步的印刷术的支持下刻印流传开来,并逐渐扩散到社会各个阶层。最后,从学术特点上来看,明代学者侧重从个人体悟来解读《楚辞》,开创了评、注合一的新模式。从文学特点上来看,“楚风”的盛行离不开《楚辞》在明代的广泛传播。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概述明前《楚辞》传播与接受的几个重要阶段,并对接受《楚辞》的重要人物的接受观进行了分析。本章认为《楚辞》的传播和接受在各个时期均有不同,从汉代开始,“以经解骚”的风气逐渐形成,至南朝萧梁时的昭明太子萧统首先打破了传承数百年以来的“以经解骚”的传统,对《楚辞》华丽的文采、浪漫的文风、比兴手法的运用等美学价值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之后唐宋元时期皆根据时代背景的不同,对屈骚的接受即存在贬抑与赞颂并存的局面。第二章对《楚辞》在明代广泛传播的原因、传播地域及传播循环模式等情况进行探讨,分析认为明代《楚辞》的广泛传播,是受到诸如读者、原料供应商、印刷商、书坊主等众多人员和社会各阶层在内的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的共同作用下才兴盛起来的,离开了其中任意一个环节,对其的影响都是难以估量的。同时,通过对明代刊刻的《楚辞》的刻印地点的分析,笔者认为明代的《楚辞》传播存在显着的地域性差异。最后,借鉴法国书籍史家达恩顿先生的“传播循环模式”理论,对《楚辞》在明代的传播循环模式进行分析。第三章主要论述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的主体,即《楚辞》读者的阅读情况,主要分为皇室成员阅读、士人生员阅读、大众读者阅读和李氏朝鲜读者的阅读四个类型。分析认为从现有史料来看,明代《楚辞》阅读的主体较为广泛,上至皇室下至基层大众,皆有阅读《楚辞》的事例,特别是儒学文化圈的李氏朝鲜王朝读者,也有深谙《楚辞》的庞大的读者群体。他们都从《楚辞》中汲取了丰富的养分,为自身从事赋体文学的创作奠定了基础。第四章通过对明代藏书家收藏、借阅、刊刻与传抄《楚辞》,以及《楚辞》在明代的刊刻与买卖情形,《楚辞》借助私学讲授的大众传播情况进行论述,探讨了《楚辞》在人际传播、交换渠道、流通渠道等方面的传播情况。分析认为借助于藏书家丰富的藏书量及校勘的精美,《楚辞》文本得以在日益进步的印刷术的支持下刻印流传开来,并逐渐扩散到各个阶层。第五章以明代学术发展脉络为轨迹,考察明代各个文学流派的《楚辞》接受情况。分析认为明初,朱熹的理学思想占据主导,使得《楚辞》的接受即长期笼罩在朱熹的理学思想的影响之下。其后,以李东阳等人为代表的“师古派”兴起,使得《楚辞》的接受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发展的机遇。然而,“师古派”仍未脱离理学思想的影响。明代后期,阳明心学思想开始统治明代文坛,“师心派”开始兴起,对旧注大胆质疑,提出了许多创见,为《楚辞》接受带来了新的活力。同时,此时期《楚辞》评点类作品也开始兴盛起来。最后,明末东林党人以君子、小人之理念接受《楚辞》,成为开启经世致用的理念研究《楚辞》的开端。第六章对明代《楚辞》传播和接受的特点进行探究,分析认为从学术特点上来看,明代学者侧重从个人体悟来解读《楚辞》,不迷信前人的注解,同时集评类着作开始盛行起来,开创了评、注合一的新模式。从文学特点上来看,“楚风”的盛行离不开《楚辞》在明代的广泛传播。
王玉萍[8]（2020）在《叶昌炽及其诗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叶昌炽是清末民初江南地区着名的藏书家和文献学家,也是优秀的文学家。长期以来学术界热衷于他在目录学和金石学方面的研究,以至于对其诗文的研究不够透彻。叶昌炽一生诗文创作丰富、风格多样,且交游广泛,与当时许多着名学者都有赠答诗文。本文通过对叶昌炽的人生轨迹及其诗文创作的研究,力求全面了解其诗文创作的成就和艺术特色,从而进一步了解叶昌炽在清代诗文创作上的地位与影响。本篇论文主要由绪论、正文五章、结语和附录四部分组成。绪论主要综述了目前已经取得的关于叶昌炽的研究成果与研究现状,阐明了选题意义、研究方法及研究思路。第一章介绍了叶昌炽的生平与着述,主要从生平经历和学术着作方面入手,以期把握其诗文内涵,探索其内心世界。第二章论述了叶昌炽的交游,分江南师友、京师友人、陇右友人、日本友人进行论述。以上两章在全面搜集和整理相关资料和文献的基础上,通过把握叶昌炽的生平经历以及交游情况,为下文诗文研究做铺垫,以便更具体地分析其诗歌的创作成就。第三章全面分析了叶昌炽诗歌的题材内容,通过对《奇觚庼诗集》《藏书纪事诗》的认真研读,展现了山水景物诗、酬唱赠答诗、藏书纪事诗、贺寿哀挽诗、咏物诗、题画诗的不同风貌。第四章探讨了叶昌炽诗歌的艺术特色,综合运用诗歌研究理论从诗歌题材、风格、表现手法、语言等方面进行赏析。第五章简要阐述了叶昌炽散文的题材内容与艺术特色;通过对《奇觚庼文集》的仔细研读,将其散文划分为序跋类、墓志类、记文类、杂传类四类,分别论述了叶昌炽散文的思想内容,探究了叶昌炽散文的艺术特色。结语部分概括了叶昌炽在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附录一搜集整理了《奇觚庼遗词》;附录二简编了叶昌炽年表。
王海凤[9]（2020）在《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日甲午一役后,国人开始转向日本学习,“训育”这一教育名词随之传入中国。嗣后,中华教育界人士对“训育”一词进行了多方阐释,并将其应用于新式学堂,进行了有关训育制度的早期实践。民国成立后,“训育”逐渐引起国人的关注,然而在军阀混战的时代背景下,北洋政府无暇顾及教育,致使其时各高等院校在实践层面有关训育的探索,大多各行其是。南京国民政府上台后,随着“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的确立,国民党当局开始在学校教育中建立训育体制,但仅局限于中小学,未涉及高等院校。是故,其时各高校有关训育制度的实践,仍延续了北洋政府时期的模式。全面抗战爆发后,为控制战时高等院校学生的思想言行,国民政府开始在专科以上学校正式构建训育制度。其后,无论国立高校,还是私立高校,抑或教会高校,根据教育部制定的一系列训育规章法令,从以下三方面推行训育制度:实施“导师制”;成立“训导处”;筹设“三青团分团部”。然而,由于各专科以上学校的具体实情不一,在“训育制度”的实际推行过程中,各校的实施情形有所不同。本选题以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为研究对象,在搜集晚清民国时期的档案、报刊等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以“训育”由一个概念发展到一种教育制度的演变进程为线索,从思想层面、实践层面、制度层面三方面出发,即按照“训育制度”的理论探讨、实践探索,上升至训育制度的正式建构,来谋篇布局、划分章节。在思想层面,自“训育”一词传入中国后,对其内涵、外延,国人产生了激烈的论争。在介绍西方训育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本土的国情,国人形成了自己的训育理论体系。在对训育制度进行理论探讨的同时,国人亦在实践层面进行有关训育制度的实际探索。清末“监学官”的设立、“寄宿舍制度”的出现及以经学为主体训育课程的开设,皆是有关训育制度的初步实践。民国前期,在训育实践方面,各高等院校仍沿袭了清末的训育范式,直至“五四”之后才有所改变。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因无可资遵循的训育方针,各高等院校的训育组织较为混乱,部分高校开始试行“导师制”:在“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的指引下,各高校开设了“党义课程”。全面抗战爆发后,为控制战时高校学生的政治思想,防止学生受到非三民主义因素的影响,在训育制度的理论指导与实际探索经验的基础上,国民党政权开始在高等院校构建训育制度,不仅在学制系统中订定了统一的训育方针、训育标准,而且在管理系统中设立了专门的训育组织机构。训育制度建立后,国民政府为在各高等院校全面推行训育制度,将“导师制”纳入教育教学体制;将“训导处”加入行政管理体制;将“三青团”植入高校组织机制。在民族战争的背景下,此三大举措的实施,在某种意义上,发挥了各自的“本职”功能,为抗战救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然而,随着国民党势力的介入,三大举措的“本职”功能发生变质,“党化”与“政治化”现象日益严重。究其根本原因,乃在于“一党专政”下的任何管理举措,最后的发展路径,只能是用来维护国民党根本利益的工具。
邓新航[10]（2019）在《唐宋时期巴蜀观音图像研究》文中认为观音图像的演变是印度佛教艺术中国化最具典型性的代表,这其中最为关键的演变时期是唐宋,此间是观音图像体系系统化、规范化和多变化的重要阶段。唐宋正值巴蜀地区佛教艺术发展的繁荣期,在佛、菩萨、罗汉等诸多造像题材中,尤以观音造像表现得最为突出,与其他地区相比,其突出价值体现在:造像遗存数量巨大、造像题材种类繁多、造像谱系流变有序、造像组合丰富多变。唐宋巴蜀观音图像体系庞杂,可分为四个大类,且不同观音类别在题材种类、信仰形态、兴衰时间、区域分布、组合形式、造型样式等诸多方面都有不同表现。其一,巴蜀圣观音图像类,其信仰形态以“称名救难型”为主。此类观音造像在巴蜀遗存数量最多,分布区域最广,延续时间最长,其形象以一手持杨柳、一手持净瓶且头戴化佛冠的样式为主。除了最为常见的单尊观音外,还有在此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双观音和多观音,以及观音与地藏、阿弥陀佛、药师佛、文殊菩萨等不同尊像的多种组合,包括观音救难图像等。就单尊圣观音造像而言,其造型风格演变可大致分为六期七段,且不同时期在区域分布、造型样式等方面各具特点。双观音与多观音主要在唐代流行,是民众希冀观音救助速度加快、救助范围扩大的直接体现。观音与其他尊像的组合集中流行于盛唐至五代,尤以观音与地藏组合最受欢迎。这些组合在正统经典中找不到相应来源,不仅体现出民众信仰需求的多样性、功利性、现实性,同时也体现出观音信仰与其他信仰相互吸收与融合的包容性。观音救难图像仅在晚唐、五代时有少量发现,可见其在蜀地并不流行。其二,巴蜀密教观音图像类,其信仰形态为“密仪持咒型”。巴蜀是除敦煌以外的唐宋密教观音造像的重要流布区域,目前发现了千手观音、不空羂索观音、如意轮观音、十一面观音、马头观音等多种题材。巴蜀密教观音造像的渊源在两京地区,故其出现时间要普遍晚于中原。从构图内容看,除千手观音造像外,巴蜀其他密教观音造像并没有发展出敦煌那样的经变或曼荼罗形式,这与蜀地民众的信仰选择和信仰目的有关。从造型样式看,巴蜀密教观音造像在相对严格遵循造像仪轨的基础上,又加入了石窟艺匠自己的理解与创造。从时间发展看,蜀地密教观音造像初兴于武周、盛唐,繁荣于中唐至五代,宋代也有延续,但在时间上有缺环。具体来看,不同观音题材在蜀地的时空分布有别:千手观音造像流传最广,盛唐在川北出现,中唐集中在川西,晚唐集中在川南和川中,五代则集中在川东,宋代迅速衰落;如意轮观音造像大致于盛唐后期出现,在五大区域均有分布,但整体数量不多,主要集中在中晚唐和南宋早期这两个时间段;十一面观音造像遗存较少,但出现了其化现圣僧的造像,为它处鲜见;不空羂索观音造像于晚唐出现,主要在川中资中和川东大足地区流行,且时代有先后,前者集中于晚唐至五代初,后者集中于五代至两宋;马头观音造像于南宋才开始出现,主要在明王系统中流行。其三,巴蜀本土观音图像类,其突出特征是民间性。本土观音是唐代以来在中国新出现的一大观音类型,是古代艺匠和民间信徒的共同创造,最具本土特色。目前在巴蜀出现了白衣观音、水月观音、数珠手观音,以及观音群像窟中以各种手姿持物所命名的不同观音题材。唐代白衣观音造像在蜀地的最新发现,对探讨其形象起源有重要意义。白衣观音形象可能在盛唐前期或更早就已在两京地区产生,吴道子应当绘制了此类画像,并将其传播到蜀地。巴蜀白衣观音造像的演变可分三期:中唐在眉山、安岳等地零星出现,流行一手托钵、一手持柳于胸且站立的造型;唐末、五代大量出现,集中分布在川西眉山、川中内江和川东安岳、大足等地,立姿、坐姿均有,流行双手持莲的造型;宋代在川东局部繁荣,造型各异,并与其他观音形象发生融合。水月观音形象的首创者并不是中唐周昉,可能也与吴道子有关。大约在中唐后期,成都地区就有水月观音壁画的绘制,目前蜀地石窟中现存有多尊晚唐水月观音造像;蜀地水月观音造像构图突出表现的是主尊、背光和岩座,而竹子、流水等背景元素则较少塑造;水月观音造像在蜀地分布较广,集中流行于唐末至五代、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这两个时段,且不同时期造型姿态还有丰富变化。观音群像窟独具时代性和地域性,时间上集中在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地域上局限在大足,是当时活跃于川东一带文氏家族石窟艺匠的创造。此类洞窟中一般对称塑造十尊手姿持物均不相同的等身观音像,营造意图大都是为了满足民众的现世利益,其文本依据虽与千手观音经轨有关,但它们大都脱离了密教属性。至于数珠手观音造像,由于其具有特殊的信仰功能,因此才能从观音群像窟中独立出来。其四,巴蜀佛三尊像中的观音图像类,其信仰形态以“净土往生型”为主。观音在此类造像中是以胁侍菩萨的身份存在,最为常见的就是表现西方净土信仰的相关造像。此外,在释迦三尊像或药师三尊像中,观音也可作为其胁侍。此类观音造像也属于观音图像体系的一部分,在蜀地各个时期都比较流行,但由于其形象特征不很突出,加之蜀地造像残损严重,因此目前要准确辨识出此类观音造像还相当困难。总之,唐宋时期的巴蜀观音图像是观音艺术中国化发展演变的一个缩影。
二、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王弘撰生平与着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王弘撰相关研究述评 |
| 二、研究意义与方法 |
| 三、创新之处 |
| 上编:王弘撰生平、交游考 |
| 第一章 《王山史年谱》补正 |
| 凡例 |
| 第一节 王弘撰家族世系 |
| 第二节 《王山史年谱》补正 |
| 第二章 王弘撰交游考 |
| 第一节 居乡:与关中名士名宦的交游 |
| 一、关中名士 |
| 二、治陕名宦 |
| 第二节 北行:与京晋冀豫名士的交游与论学 |
| 一、北行途中论学取友 |
| 二、与在京名士交游论学 |
| 第三节 南游:与江南名人雅士的交游 |
| 一、江南遗民士人 |
| 二、其他江南名士 |
| 第四节 与入关文人士大夫的交游 |
| 第五节 “关中声气之领袖”——王弘撰交游的影响 |
| 下编:王弘撰着述考 |
| 第三章 王弘撰经部着述考 |
| 第一节 《周易图说述》版本考略 |
| 第二节 《周易筮述》版本考述 |
| 第三节 王弘撰在清代关中易学中的地位与影响 |
| 第四章 王弘撰子部着述考 |
| 第一节 《砥斋题跋》版本考述 |
| 第二节 《山志》成书及版本源流考 |
| 第三节 《正学隅见述》版本源流考 |
| 第四节 其他子部着述 |
| 第五章 王弘撰集部着述考 |
| 第一节 《砥斋集》成书过程及版本源流考 |
| 第二节 清抄本《待庵稿》考述 |
| 第三节 三种日札版本考 |
| 第四节 《砥斋文录》述略 |
| 第五节 其他集部着述 |
| 余论王弘撰的诗歌创作——以清抄本《待庵稿》为中心 |
| 第一节 《待庵稿》的内容 |
| 第二节 王弘撰诗歌的创作特色及艺术成就 |
| 第三节 王弘撰诗歌创作的诗歌史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王弘撰诗文辑佚 |
| 附录二 友朋赠答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1.发表学术论文 |
| 2.参与科研项目 |
| 致谢 |
（2）《周易时论合编》易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和学术史回顾 |
| (一) 《周易时论合编》研究现状 |
| (二) 方以智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四、学术创新与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周易时论合编》作者及征引书目 |
| 第一节 《周易时论合编》成书语境 |
| 一、政治背景 |
| 二、思想语境 |
| 三、自然科学状况 |
| 第二节 方孔炤、方以智与方氏家风 |
| 一、桐城方氏家风 |
| 二、方孔炤: 《时论》之创立者 |
| 三、方以智: 《时论》之完成者 |
| 第三节 《周易时论合编》版本、征引文献 |
| 一、《周易时论合编》卷数 |
| 二、《周易时论合编》版本 |
| 三、《周易时论合编》征引着作 |
| 第二章 《周易时论合编》成书过程 |
| 第一节 《时论》之思想渊源 |
| 一、方学渐“性善”哲学:至善不落有无 |
| 二、方大镇的“《易》贵时用”思想 |
| 三、黄道周象数易学 |
| 四、王宣的河洛易学思想 |
| 第二节 方孔炤编着《周易时论合编》 |
| 一、会通家传易学时期 |
| 二、会通象数易学时期 |
| 三、桐城研《易》时期 |
| 第三节 方以智编定《周易时论合编》 |
| 一、方以智等编撰《周易时论合编》 |
| 二、《周易时论合编》征引方以智着作 |
| 三、《周易时论合编》与方以智的思想关联 |
| 第三章 “时论”之义理阐释: 善用惟时,时义大成 |
| 第一节 “时论”之义涵 |
| 一、随时拾薪,以供薪举火 |
| 二、圣人因天用天、因时觉世 |
| 三、天下随时,有开必先 |
| 四、以六虚之归环中者,时也 |
| 第二节 “时”之儒学发微 |
| 一、时之儒学溯源 |
| 二、时序: 雨旸燠寒风来备 |
| 三、时乘: 统御同时 |
| 四、时义: 藏密于前用 |
| 第三节 “时”之经世义涵阐发 |
| 一、时行: 入民善动 |
| 二、时中: 乘时中节 |
| 三、时用: 因时制用 |
| 第四节 环中寂历,善用惟时 |
| 一、治历明时,随时而息 |
| 二、四分用三,冬炼三时 |
| 三、《易》贵善用,善用惟时 |
| 第四章 “时论”之象数阐释:午会之时,乘一贯也 |
| 第一节 “午会之时”的内涵 |
| 一、“午会之时”提出的历史语境 |
| 二、午会之姤: 一阴滋生,小人道长 |
| 三、午会圣人,制度礼乐,以烹养万世 |
| 第二节 “午会之时”义涵发微 |
| 一、向明而治,继明照四方 |
| 二、阳统阴阳,居贤善俗 |
| 三、以立统泯,多识一贯 |
| 第三节 “乘一贯”思想的实现 |
| 一、寂历同时: 形上与形下的兼顾 |
| 二、顿渐同时: 先后天功夫的统一 |
| 三、《易》贯费隐: 交轮一贯的实现 |
| 第五章 “寂历同时、一在二中”的本体论 |
| 第一节 寂历同时的理论建构 |
| 一、寂历同时: 寂然在历然中 |
| 二、一在二中: 大一在大二中 |
| 三、绝待在对待中 |
| 第二节 不落有无的太极观 |
| 一、“无极而太极”说 |
| 二、太极不落有无 |
| 三、至理藏于物理 |
| 四、全图皆太极 |
| 第三节 先天在后天中 |
| 一、先后天八卦图 |
| 二、先后并用,圣人随时发明 |
| 三、先天不能不后天 |
| 四、先在后中,止有善用 |
| 第四节 贞悔卦的交轮、统辨 |
| 一、公因在反因中 |
| 二、交轮几 |
| 三、统辨、互根说 |
| 第六章 “两间皆易”的易象观 |
| 第一节 《周易时论合编》之周易观 |
| 一、《周易》新诠 |
| 二、《易》合理气象数,为费隐一贯之书 |
| 三、蓍龟守《易》,藏大于小 |
| 第二节 “虚空皆象数” |
| 一、“四无”之弊 |
| 二、虚空皆象数 |
| 三、象数即虚空 |
| 第三节 河洛象数,为一切生成之公证 |
| 一、《图》《书》一也 |
| 二、图书一理,皆是易道 |
| 三、中五,用三藏一旋四 |
| 四、五合互藏说 |
| 第七章 “博约同时”的格物说 |
| 第一节 “下学即上达”格物说 |
| 一、藏悟于学,下学上达 |
| 二、以物观物,交格交贯 |
| 三、博约同时,一多相贯 |
| 第二节 即费知隐 |
| 一、即费知隐 |
| 二、即质知通 |
| 三、象数征理 |
| 第三节 “圣人体天宰天”的文明观 |
| 一、五行尊火 |
| 二、文即质 |
| 三、藏罕于雅 |
| 第八章 “顿渐同时”的功夫论 |
| 第一节 善体,在“遏恶扬善”之善用中 |
| 一、“四无”与“四有”之争 |
| 二、先后并建,顿渐同时 |
| 三、至善,在为善去恶中 |
| 四、贞一,以善天下之动 |
| 第二节 “戒惧”功夫论 |
| 一、理其情,而“情即性” |
| 二、戒惧即飞跃 |
| 三、《易》官天继善、各正性命 |
| 四、全《易》,无非教学,无非圣功 |
| 第三节 礼者,卫道之藩、居身之舆 |
| 一、礼者,天所秩而用于人 |
| 二、《易》《礼》不二 |
| 三、礼者,安上下、合外内 |
| 结语 |
| 一、《周易时论合编》之会通特色 |
| 二、乘一贯、集大成的目标 |
| 三、儒学立场和经世致用之指向 |
| 四、《周易时论合编》的易学影响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周易时论合编》藏本问题 |
| 附录二 周易时论合编之版式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要旨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 二、学术史综述 |
| 三、概念界定与分析框架 |
| 四、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古代日本的山东书写与近代日本的山东考察 |
| 第一节 古代日本的山东记载与山东形象 |
| 一、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山东记载 |
| 二、《水浒传》与日本的山东人群体形象建构 |
| 三、近代来华日本人的山东历史记忆 |
| 第二节 近代日本人的山东游历考察 |
| 一、日本的“大陆政策”与日本人山东游历考察的缘起 |
| 二、甲午战争前日本人的山东踏查 |
| 三、德占青岛期间日本人的山东探查 |
| 四、日占青岛期间日本人的山东游历 |
| 五、归还山东主权后日本人对山东的持续关注 |
| 第二章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文化认识 |
| 第一节 近代日本人笔下的齐鲁名胜 |
| 一、古典与现实的碰撞: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泰山形象 |
| 二、从“圣地”到“观光地”: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曲阜书写 |
| 第二节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民众信仰 |
| 一、孔孟思想的空洞化 |
| 二、佛教和道教的融合与衰颓 |
| 三、基督教的传播与扩散 |
| 第三节 近代日本人眼中的齐鲁人情习俗 |
| 一、“齐鲁犹可”:风尚朴素、热情好客 |
| 二、“孔子的叹息”:陈规陋习 |
| 第四节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教育观察 |
| 一、地方政府兴办新式学堂 |
| 二、西方势力兴办教育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经济认识 |
| 第一节 对山东资源的认识:从“贫瘠说”到“富饶说” |
| 一、德占青岛之前对山东资源的认识 |
| 二、德占青岛期间的山东“富源”调查 |
| 三、日占青岛期间的山东“富源”调查 |
| 四、归还青岛后东亚同文书院的山东“富源”调查 |
| 第二节 对外国经济势力的调查与认识 |
| 一、官方主导:日占青岛前对外国经济势力的调查与认识 |
| 二、官民一体:日本占领青岛后对外国经济势力的调查与认识 |
| 第三节 对山东地域经济兴衰的认识 |
| 一、芝罘的兴衰 |
| 二、运河及小清河沿岸城镇的衰落 |
| 三、胶济铁路沿线城市的兴起 |
| 第四章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所见山东政治的几个面相 |
| 第一节 日本人眼中的山东官僚与军警 |
| 一、“老好人”:山东传统官僚 |
| 二、亲日与反日:留日官僚 |
| 三、从畏惧到鄙视:山东军队之装备与素养 |
| 四、旅途中的守护者:护兵与警察 |
| 五、士兵“土匪”论 |
| 第二节 对德国在山东殖民举措的认识 |
| 一、“槐树乡”与“东方乐园”:对德占青岛的向往与歌颂 |
| 二、对德国殖民政策之评价 |
| 第三节 对山东民众反日运动的认识 |
| 一、日占青岛前山东民众的对日憎恶 |
| 二、日占期间山东的反日情绪 |
| 三、“济南惨案”引发的反日风潮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游记作者对日本殖民侵略山东的“知”与“行” |
| 第一节 “学术调查”与文化侵略 |
| 一、“学术调查”:日本游历者的山东考古与文物掠夺 |
| 二、近代日本对山东的教育渗透 |
| 三、日本宗教界对山东的渗透 |
| 第二节 游记所反映的日本对山东经济侵略的典型个案 |
| 一、“有趣的特殊事业”:制钱贸易 |
| 二、“得享其利”:煤炭掠夺 |
| 第三节 游记作者的国家意识与使命感 |
| 一、情报收集的责任与使命 |
| 二、为日本侵略扩张建言献策 |
| 三、闪烁其词的批判与反省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特点与话语逻辑 |
| 第一节 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底色与特点 |
| 一、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底色——日本的中国观 |
| 二、近代日本人山东调查与山东认识的特点 |
| 第二节 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话语逻辑与日本对华政策 |
| 一、近代日本人建构山东认识的话语逻辑 |
| 二、近代日本人的山东认识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影响 |
| 结语 |
| 附录1 近年国内翻译出版的日本人赴华游记 |
| 附录2 芝罘?威海卫(山东半岛)旅行记 |
| 附录3 近代日本山东游记解题 |
| 参考文献 |
| 一、近代日本人游记史料 |
| 二、着作 |
| 三、期刊论文与学位论文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主持课题 |
| 致谢 |
（4）晚清民国巴蜀词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概念及范围 |
| 二、定位与特质 |
| 三、分期与体量 |
| 四、现状与不足 |
| 五、方法与思路 |
| 第一章 晚清民国巴蜀词学观念与词学理论 |
| 第一节 词学观念的传承与创新 |
| 一、推尊词体,诗词同源 |
| 二、谲谏批判功能的抬高与词史意识的强化 |
| 三、寄托理念的认同与性灵思想的外化 |
| 第二节 李调元《雨村词话》之批评实践 |
| 一、渊源浙派,推崇醇雅 |
| 二、强调性灵,求新尚奇 |
| 第三节 姜方锬《蜀词人评传》之词学思想 |
| 一、编选标准及编纂体例 |
| 二、汇编、汇校、汇评之文献价值 |
| 三、强调情境、振衰复兴的词学思想 |
| 四、辨析源流、开辟新领域的词学史意义 |
| 结语 |
| 第二章 晚清巴蜀词坛的觉醒(1874-1911) |
| 第一节 尊经书院与巴蜀词学的重振 |
| 第二节 更洗铅华出深意:论张祥龄词 |
| 一、词集文献梳理 |
| 二、学步姜张,尚雅遵律 |
| 三、转师二晏,哀婉凄艳 |
| 四、推尊文体,以词记史 |
| 第三节 位卑未敢忘忧国:胡延与朱德宝词合论 |
| 一、浓才艳遇谁消得:论胡延词 |
| 二、差近茗柯、瓣香稼轩:论朱德宝词 |
| 第四节 瘴海蛮荒倦游客:论周岸登词 |
| 一、不拘一格与寄托遥深的词学观 |
| 二、故国与愁怨:《蜀雅》之心灵诉求 |
| 三、哀婉与沉雄:《蜀雅》之气格 |
| 第三章 民国前中期巴蜀词坛的复兴(1912-1936) |
| 第一节 锦城词社考论 |
| 第二节 一代遗民之词心与气骨:论赵熙《香宋词》附邓潜 |
| 一、瓣香随园主性灵 |
| 二、遗民情怀与乱世悲歌 |
| 三、清雅松秀与豪宕孤悲 |
| 第三节 不甘与无奈的挣扎:张慎仪与江椿词合论 |
| 一、“我与我周旋,宁做我”:论张慎仪词 |
| 二、“忠恨谁能识”:论江椿词 |
| 第四章 民国后期巴蜀词坛的强盛(1937-1949) |
| 第一节 抗日战争与巴蜀词学的转向 |
| 第二节 重振雅音复本色,遵格尚律述真情:论向迪琮词 |
| 一、续集再版,重现心迹 |
| 二、师法北宋,情格兼重 |
| 三、沉郁深婉,朴茂重大 |
| 第三节 几根铁骨撑天地,冷抱秋心续楚骚:论刘冰研词 |
| 一、刘冰研着作考 |
| 二、刘冰研生平与交游考 |
| 三、民国战乱生态的透视与人民复杂心迹的描摹 |
| 四、附论刘冰研散曲 |
| 结语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部分巴蜀作家词学活动行年考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5）清代产业技术标准化研究 ——以砖木作匠作则例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相关文献资料与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清代匠作则例的文本化 |
| 第一节 “匠作则例”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清代“匠作则例”性能辨析 |
| 一、“则例”的内容特点 |
| 二、“匠作则例”的内容特点 |
| 三、“则例”与“匠作则例”性质异同 |
| 四、匠作则例法典化与技术标准化立法 |
| 第三节 “内工则例”与“外工则例”比较 |
| 一、内、外工匠作则例编纂比较 |
| 二、内、外工匠作则例差异分析 |
| 第二章 清代产业技术“则例化”及近代转型 |
| 第一节 手工业“则例化”及其表现形式 |
| 一、产品设计“形制化” |
| 二、生产物料“规格化” |
| 三、生产工料“定额化” |
| 第二节 清代技术标准的近代转型 |
| 一、匠作则例的细则化 |
| 二、中国与西方近代标准化进程的差异 |
| 第三章 物料采办、加工与管理标准化 |
| 第一节 砖瓦烧造与管理标准化 |
| 一、临清砖烧造与管理标准化 |
| 二、金砖烧造与管理标准化 |
| 三、琉璃瓦烧造与管理标准化 |
| 第二节 木料采购与管理标准化 |
| 一、年例额解木料采买标准化 |
| 二、楠杉木料采办标准化 |
| 三、围场松木采伐标准化 |
| 第四章 旧料回收与利用标准化 |
| 第一节 木材回收利用 |
| 一、旧木料回收标准 |
| 二、旧木料使用标准 |
| 第二节 砖瓦回收利用 |
| 一、旧砖瓦回收标准 |
| 二、旧砖瓦使用标准 |
| 第五章 施工技术标准化 |
| 第一节 大木作施工技术标准化 |
| 一、大木作选材标准化 |
| 二、柱类构件制作标准化 |
| 三、梁类构件制作标准化 |
| 四、枋类构件制作标准化 |
| 五、桁(檩)类构件制作标准化 |
| 六、板类构件制作标准化 |
| 七、椽、望、连檐构件制作标准化 |
| 八、斗拱制作安装技术标准化 |
| 第二节 瓦作施工技术标准化 |
| 一、砖料加工标准化 |
| 二、金砖铺墁技术标准化 |
| 三、墙体砌筑技术标准化 |
| 四、苫背、瓦瓦技术标准化 |
| 第三节 内、外工工料标准之差异 |
| 一、大木作工料比较 |
| 二、瓦作工料比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清代匠作则例目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科研成果 |
| 后记(致谢) |
（6）明清正定梁氏家族文献与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正定梁氏的源流发展 |
| 1.1 正定梁氏的由来 |
| 1.2 正定梁氏的发展 |
| 1.2.1 家族谱系 |
| 1.2.2 仕官经历 |
| 1.2.3 姻娅关系 |
| 第二章 正定梁氏的家风家学与乡园文化 |
| 2.1 正定梁氏的家风家学 |
| 2.1.1 重视宗族,强调家法 |
| 2.1.2 秉承孝悌,尊师重道 |
| 2.1.3 好学上进,刻苦勤奋 |
| 2.2 正定梁氏的乡园文化 |
| 2.2.1 移民文化 |
| 2.2.2 燕赵文化 |
| 第三章 梁梦龙生平着述及诗歌创作 |
| 3.1 梁梦龙生平交游 |
| 3.2 《赐麟堂集》与梁梦龙的诗歌创作 |
| 3.2.1 《赐麟堂集》诗歌主要题材 |
| 3.2.2 《赐麟堂集》诗歌风格特色 |
| 3.3 梁梦龙其他着述 |
| 3.3.1 《海运新考》 |
| 3.3.2 《史要编》 |
| 第四章 梁维枢生平着述及小说创作 |
| 4.1 梁维枢生平交游 |
| 4.1.1 梁维枢主要生平经历 |
| 4.1.2 梁维枢的交游 |
| 4.2 《玉剑尊闻》与梁维枢的小说创作 |
| 4.2.1 《玉剑尊闻》刊刻情况 |
| 4.2.2 《玉剑尊闻》创作特色 |
| 4.2.3 《玉剑尊闻》叙事风格 |
| 第五章 梁清标生平着述及其诗词曲创作 |
| 5.1 梁清标生平交游 |
| 5.1.1 梁清标生平主要经历 |
| 5.1.2 梁清标的交游 |
| 5.2 《蕉林诗集》与梁清标的诗歌创作 |
| 5.2.1 蕉林书屋与《蕉林诗集》 |
| 5.2.2 《蕉林诗集》刊刻情况 |
| 5.2.3 《蕉林诗集》主要题材 |
| 5.2.4 《蕉林诗集》风格特色 |
| 5.3 《棠村词》与梁清标的词作创作 |
| 5.3.1 《棠村词》刊刻情况 |
| 5.3.2 《棠村词》价值影响 |
| 5.3.3 《棠村词》主要题材 |
| 5.3.4 《棠村词》风格特色 |
| 5.4 《棠村乐府》与梁清标的散曲创作 |
| 5.4.1 《棠村乐府》抄本基本情况及小令、套数辨析 |
| 5.4.2 《棠村乐府》主要题材 |
| 5.4.3 《棠村乐府》风格特色 |
| 第六章 明清正定梁氏文化与文学传承 |
| 6.1 秉承家法,绵延家学 |
| 6.2 世敦孝友,常怀敬畏 |
| 6.3 文着盈箧,简明平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7）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及论题意义 |
| 二 相关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
| (一) 楚辞学研究史的梳理 |
| (二) 《楚辞》文献学方面的研究 |
| (三) 国内《楚辞》传播和接受研究 |
| (四) 海外《楚辞》传播和接受研究 |
| 三 研究范围界定 |
| 四 相关理论、概念介绍及本文研究方法 |
| (一) 概念介绍 |
| (二) 相关理论及本文研究方法 |
| 五 创新点 |
| 第一章 明前《楚辞》传播与接受 |
| 第一节 汉魏六朝时期的《楚辞》传播与接受 |
| 一、汉代的《楚辞》传播与接受 |
|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楚辞》传播与接受 |
| 第二节 隋唐时期的《楚辞》传播与接受 |
| 一、隋唐时期的《楚辞》传播 |
| 二、隋唐时期的《楚辞》接受 |
| 第三节 宋元时期的《楚辞》传播与接受 |
| 一、宋代的《楚辞》传播与接受 |
| 二、元代的《楚辞》传播与接受 |
| 小结 |
| 第二章 明代《楚辞》传播的地域与传播循环模式 |
| 第一节 《楚辞》的传播在明代兴盛的原因 |
| 第二节 明代《楚辞》刊本的刻印地域 |
| 一、明代《楚辞》刊刻的地域分布 |
| 二、明代《楚辞》刻本传播地域形态分析 |
| 第三节 明代《楚辞》传播循环模式 |
| 小结 |
| 第三章 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的主体 |
| 第一节 阅读《楚辞》的读者类型 |
| 第二节 皇室成员的《楚辞》阅读 |
| 一、皇帝阅读 |
| 二、太子及诸宗室子弟阅读 |
| 第三节 士人生员读者的《楚辞》阅读 |
| 一、明代士人生员读者概况 |
| 二、代表性的士人生员读者 |
| 第四节 大众读者的《楚辞》阅读 |
| 一、明代大众读者概况 |
| 二、代表性的大众读者 |
| 第五节 李氏朝鲜读者的《楚辞》阅读 |
| 一、《楚辞》在李氏朝鲜的流传 |
| 二、代表性的朝鲜《楚辞》读者 |
| 小结 |
| 第四章 明代《楚辞》的传播渠道和传播类型 |
| 第一节 收藏、抄本与借阅——《楚辞》的人际传播 |
| 一、《楚辞》的收藏与传播 |
| 二、《楚辞》的抄写、借阅与传播 |
| 第二节 刊刻与买卖——《楚辞》的商业传播 |
| 一、明代的官刻 |
| 二、明代的坊刻及私人刻书 |
| 第三节 明代的书院讲学——《楚辞》的大众传播 |
| 小结 |
| 第五章 明代的《楚辞》接受 |
| 第一节 程朱道学影响下的《楚辞》接受 |
| 一、文道合一论下的《楚辞》接受 |
| 二、台阁派的《楚辞》接受 |
| 三、道学家的《楚辞》接受 |
| 第二节 师古说者的《楚辞》接受 |
| 一、茶陵派的《楚辞》接受 |
| 二、前七子的《楚辞》接受 |
| 三、唐宋派的《楚辞》接受 |
| 四、后七子的《楚辞》接受 |
| 第三节 师心说者的《楚辞》接受 |
| 一、师心说概述 |
| 二、师心说者的《楚辞》接受 |
| 第四节 东林中人的《楚辞》接受 |
| 一、东林中人概述 |
| 二、东林中人的《楚辞》接受 |
| 小结 |
| 第六章 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的特点 |
| 第一节 文学特点 |
| 一、楚风的形成 |
| 二、序跋的广泛使用 |
| 第二节 学术特点 |
| 一、个人体悟注解《楚辞》成风 |
| 二、《楚辞》评点类着作大行其道 |
| 小结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致谢 |
（8）叶昌炽及其诗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叶昌炽及其诗文研究综述 |
| 二、选题意义、研究方法及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叶昌炽的生平与着述 |
| 第一节 叶昌炽的生平 |
| 第二节 叶昌炽的着述 |
| 第二章 叶昌炽的交游 |
| 第一节 江南师友 |
| 第二节 京师友人 |
| 第三节 陇右友人 |
| 第四节 日本友人 |
| 第三章 叶昌炽诗歌的题材内容 |
| 第一节 山水景物诗 |
| 第二节 酬唱赠答诗 |
| 第三节 藏书纪事诗 |
| 第四节 贺寿哀挽诗 |
| 第五节 咏物诗 |
| 第六节 题画诗 |
| 第四章 叶昌炽诗歌的艺术特色 |
| 第一节 体裁多样,诸体兼善 |
| 第二节 风格各异,各具韵致 |
| 第三节 善用修辞,形象生动 |
| 第四节 典故入诗,语言典雅 |
| 第五章 叶昌炽散文的题材内容与艺术特色 |
| 第一节 叶昌炽散文的题材内容 |
| 第二节 叶昌炽散文的艺术特色 |
| 结语 |
| 附录一 奇觚庼遗词 |
| 附录二 叶昌炽年表简编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三、研究现状及评析 |
| 四、核心概念界定 |
| 五、理论基础 |
| 六、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思想层面:近代中国训育制度的理论探讨 |
| 第一节 清末“训育”概念的传入 |
| 一、“训育”传入的背景 |
| 二、“训育”传入的主体 |
| 三、“训育”传入的内容 |
| 第二节 民国前期训育内涵的争辩 |
| 一、训育重要性的探讨 |
| 二、训育内涵的博弈 |
| 三、训育实施路径的论争 |
| 第三节 民国后期训育理论体系的构建 |
| 一、训育理论知识体系的形成 |
| 二、训育理论的代表人物及其训育思想 |
| 第二章 实践层面: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的实际探索 |
| 第一节 清末新式学堂“训育”的践行 |
| 一、“监学官”的设立与管理规则的颁布 |
| 二、“寄宿舍制度”的出现 |
| 三、以“经学”为主体“训育”课程的开设 |
| 第二节 民国前期高等院校训育的试验 |
| 一、“学监制”的续存 |
| 二、“学生自治会”的成立 |
| 三、“经学”训育课程的延续 |
|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高等院校训育的试行 |
| 一、“导师制”的先行 |
| 二、训育组织的杂出 |
| 三、“党义课程”的开设 |
| 第三章 制度层面: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的构建完型 |
| 第一节 训育制度建立的缘由 |
| 一、“学校风潮”频发的推动 |
| 二、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的建议 |
| 三、战时施政方针及教育政策的导引 |
| 第二节 学制系统“训育”的构建 |
| 一、训育方针的艰难确立 |
| 二、训育标准的加速订定 |
| 三、“导师制”的大力倡导 |
| 第三节 管理系统“训育”的编织 |
| 一、训育组织“训导处”的建立 |
| 二、训育研究委员会的设立 |
| 三、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成立 |
| 第四章 全面推行:南京国民政府后期高校训育制度的实况 |
| 第一节 “导师制”的实施 |
| 一、国立高校“导师制”的实施 |
| 二、私立高校“导师制”的实施 |
| 三、教会高校“导师制”的实施 |
| 第二节 “训导处”的设立 |
| 一、国立高校“训导处”的设立 |
| 二、私立高校“训导处”的设立 |
| 三、教会高校“训导处”的设立 |
| 第三节 “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引入 |
| 一、国立高校“三青团”的运作 |
| 二、私立高校“三青团”的运作 |
| 三、教会高校“三青团”的运作 |
| 第五章 历史反思: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的评析 |
| 第一节 训育制度的总体评析 |
| 一、训育制度的内在联系 |
| 二、训育制度的功能体现 |
| 第二节 导师制的评析 |
| 一、从师生情感交流的角度看 |
| 二、从学子民族精神的角度看 |
| 三、从学生思想行动的角度看 |
| 第三节 训导处的评析 |
| 一、导致学校管理的行政性 |
| 二、催生校园氛围的政治化 |
| 三、加强学生思想的控制力 |
| 第四节 三青团的评析 |
| 一、于学子抗敌热情的影响 |
| 二、同高校政治色彩的关系 |
| 三、与学生进步运动的联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唐宋时期巴蜀观音图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唐宋时期巴蜀观音图像的分类及形成背景 |
| 第一节 唐宋巴蜀观音图像的分类及原则 |
| 一、圣观音图像类 |
| 二、密教观音图像类 |
| 三、本土观音图像类 |
| 四、佛三尊像中的观音图像类 |
| 第二节 唐宋巴蜀观音图像的形成背景 |
| 一、经济背景 |
| 二、文学背景 |
| 三、佛教背景 |
| 第二章 唐宋时期巴蜀圣观音图像 |
| 第一节 唐宋巴蜀圣观音造像的分期与造型风格演变 |
| 一、初唐时期:隋风延续与标准形象的确立 |
| 二、盛唐时期:大气丰腴风格的流行 |
| 三、中唐时期:两种区域风格的形成 |
| 四、晚唐时期:丰肥壮硕风格的出现 |
| 五、五代时期:唐风遗韵 |
| 六、两宋时期:女性化特征的鲜明 |
| 第二节 唐宋巴蜀圣观音造像的组合样式与功能指向 |
| 一、观音双尊与多尊并列:神力的多倍增强 |
| 二、观音与地藏:现世拯救与地狱拯救的结合 |
| 三、观音、阿弥陀佛与地藏:净土往生与地狱拯救的结合 |
| 四、观音、药师佛与地藏:治病延命、地狱拯救与净土往生的结合 |
| 五、观音与其他尊像的任意组合:民众信仰需求的多样化体现 |
| 第三节 唐宋巴蜀观音救难图像的缘起与演变 |
| 一、唐代之前观音救难性格的形成及其在巴蜀的传播 |
| 二、唐五代观音救难图像的发现与释读 |
| 三、宋代以后观音救难图像的持续演变 |
| 第三章 唐宋时期巴蜀密教观音图像 |
| 第一节 唐宋巴蜀密教造像发展概况 |
| 第二节 唐五代巴蜀十一面观音造像考释 |
| 一、十一面观音的经像传译与造像仪轨 |
| 二、单尊十一面观音造像的图像分析 |
| 三、十一面观音化现圣僧造像的图像分析 |
| 第三节 唐宋巴蜀如意轮观音造像考释 |
| 一、如意轮观音的经像传译与造像仪轨 |
| 二、艺术文献所载的如意轮观音画像 |
| 三、如意轮观音造像的时空分布 |
| 四、如意轮观音造像的图像分析 |
| 第四节 唐宋巴蜀不空羂索观音造像考释 |
| 一、不空羂索观音的经像传译与造像仪轨 |
| 二、不空羂索观音造像的时空分布 |
| 三、不空羂索观音造像的图像分析 |
| 四、不空羂索观音造像在巴蜀流行的特殊原因 |
| 第五节 唐宋巴蜀千手观音造像考释 |
| 一、千手观音的经像传译与造像仪轨 |
| 二、艺术文献所载的千手观音图像 |
| 三、千手观音造像的时空分布 |
| 四、千手观音造像的图像分析 |
| 第六节 宋代巴蜀马头观音造像考释 |
| 一、马头观音的经典传译与造像仪轨 |
| 二、大足石刻马头观音的造型特征 |
| 三、其他地区马头观音图像的造型特征 |
| 四、不同地区马头观音图像之比较 |
| 第七节 唐宋巴蜀其他多臂观音造像考释 |
| 第四章 唐宋时期巴蜀本土观音图像 |
| 第一节 唐宋巴蜀白衣观音造像的形成、分期及其他 |
| 一、白衣观音造像产生的社会文化渊源 |
| 二、吴道子与白衣观音造像的关系 |
| 三、白衣观音的形象标志及其来源 |
| 四、白衣观音造像的分期与造型演变 |
| 五、与其他地区白衣观音造像之比较 |
| 第二节 唐宋巴蜀水月观音造型分析及相关问题 |
| 一、周昉妙创水月观音图像新释 |
| 二、艺术文献所载的水月观音画像 |
| 三、水月观音的造型元素分析 |
| 四、对两京水月观音造像传入巴蜀路线的思考 |
| 五、水月观音与自在观音的关系 |
| 第三节 宋代巴蜀数珠手观音造像的形成、特征及影响 |
| 一、数珠手观音造像的判断标准 |
| 二、数珠手观音造像的遗存分布与特征 |
| 三、数珠手观音造像的宗教内涵与形成依据 |
| 四、对云南大理国观音画像的影响 |
| 第四节 宋代巴蜀观音群像窟的图像构成、文本依据及相关问题 |
| 一、观音群像窟的图像构成与营造意图 |
| 二、观音群像窟营造的文本依据 |
| 三、观音群像窟的设计意匠 |
| 四、观音群像窟与文氏石窟艺匠 |
| 第五章 唐宋时期巴蜀佛三尊像中的观音图像 |
| 第一节 唐宋巴蜀西方净土变中的观音造像特征演变 |
| 一、西方净土经典的传译及其在巴蜀地区的流行 |
| 二、“净土三经”中西方净土世界的基本景观与观音形象的描述 |
| 三、西方三圣像中的观音造像 |
| 四、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像中的观音造像 |
| 五、阿弥陀经变龛中的观音造像 |
| 六、观无量寿佛经变龛中的观音造像 |
| 第二节 唐宋巴蜀释迦三尊像中的观音造像 |
| 一、巴蜀释迦三尊像中的观音造像 |
| 二、与犍陀罗释迦三尊像中观音造像的比较 |
| 第六章 唐宋时期巴蜀观音图像相关问题探讨 |
| 第一节 唐宋巴蜀观音造像题记与民众社会心理 |
| 一、造像题记的时代分布与布局形式 |
| 二、从造像题记看观音称名的演变 |
| 三、供养人身份与造像组织形式 |
| 四、造像时间与佛教节日 |
| 五、造像对象与家庭伦理 |
| 六、造像愿望与功利心理 |
| 第二节 唐宋巴蜀观音造像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
| 一、时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
| 二、区域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插图目录及图版来源 |
| 附录二 表格目录 |
| 附录三 唐宋巴蜀观音造像题记汇录 |
| 附录四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四、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王弘撰生平与着述研究[D]. 杨瑞. 西北大学, 2021(12)
- [2]《周易时论合编》易哲学思想研究[D]. 许伟. 山东大学, 2021(12)
- [3]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D]. 曲晓燕.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2)
- [4]晚清民国巴蜀词坛研究[D]. 丛海霞. 吉林大学, 2020(01)
- [5]清代产业技术标准化研究 ——以砖木作匠作则例为中心[D]. 王铁男. 苏州大学, 2020(06)
- [6]明清正定梁氏家族文献与文学研究[D]. 李雪铭. 河北大学, 2020(08)
- [7]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研究[D]. 韩敏.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8]叶昌炽及其诗文研究[D]. 王玉萍.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9]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研究[D]. 王海凤.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10]唐宋时期巴蜀观音图像研究[D]. 邓新航. 东南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