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盟峰会的象征意义（论文文献综述）
李娇娇[1]（2021）在《“9·11”事件后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研究》文中认为
习曼洁[2]（2021）在《多边主义视角下的中国-非盟合作：机制、行动与挑战》文中提出中国对多边主义的态度经历了从“有限参与者”到“积极拥护者”,再到“参与者和建设者”的转变。在当前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之下,中国将多边主义视为基本立场与核心原则,其内涵包括了四个要素,即以协商对话为核心要义,以共同发展、互利共赢为目标,以遵守国际规范为实践路径,以平等相待、互相尊重为基本原则。作为非洲最大的多边区域合作机制,非盟在非洲一体化、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对外发出统一声音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自成立以来,非盟便积极维护多边主义价值原则,保持自身的多边主义特性,不仅在协调非洲大陆内部区域经济共同体关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还在大国、新兴国家、国际组织等多个层面上积极搭建交流平台,拓展非洲的对外友好合作伙伴网络,以实现让非洲摆脱贫困、远离冲突、繁荣统一的愿望。历史上,中国便与非盟的前身——非洲统一组织建立了平等、友好、相互支持、共同发展的关系,在高层交往、经济发展、军事合作等领域进行了广泛且深入的合作。当前,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非盟《2063年议程》的战略对接、中非双方的发展需求、国际事务上的相互协作需求、对多边主义的相似认知、历史上形成的合作身份认同观念等多方面因素的驱动下,中国和非盟之间的关系得到稳步提升。双方建起一系列的多边合作机制,其中既包括实体化机构、常设性使团等硬机制,也包括了各项合作规划、宣言、声明等软机制。中国和非盟在六个层面展开合作行动,具体包括:加强高层交往,完善多边合作机制;推进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助力非洲经济一体化;实施专项援助计划,共促非洲地区和平与安全;签署多项减贫协议,加强减贫与发展经验互学互鉴;加强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治领域合作,推动中非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在国际多边舞台协调一致,共同扞卫发展中国家利益,取得了显着成效,并呈现出“发展与外交并重”的积极参与型多边主义的特点。尽管如此,中国和非盟之间的合作仍面临着一些挑战。从非盟自身结构性角度上看,非盟利益协调能力不足、财政资金来源赤字等问题制约非盟发挥建设性作用。从外部势力对非洲的介入的角度上看,存在西方大国借助话语权以塑造负面涉华舆论态势、竞争性多边主义下合作机制碎片化趋势加剧等问题。即便面临一系列问题,区域性组织也已经成为多边主义发挥作用的主要舞台。可以预见的是,非盟将在非洲大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和非盟在2020年12月签署的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也将大力拓展双方合作与发展空间,中国和非盟合作未来前景可期。
彭东辉[3]（2019）在《冷战结束后印度国家安全战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关注“不可思议的印度”,关注印度国家安全战略,是基于中印关系的健康发展。冷战结束以来,印度在坚持“有声有色大国”的诉求下,国家安全战略完成了由传统安全战略向综合安全战略的转变。一是由以往的国防建设为中心,向壮大国家经济实力为中心转变。二是谋求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谋求加入“核供应国集团”,成为“有声有色大国”。三是视核武器为大国“标配”,奉行“最低限度的有效核威慑”战略。四是重视印度洋安全,实施“确保海洋安全”的海洋战略。五是缓和与邻国关系,整合南亚力量。印度国家安全战略是基于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的确立、国家安全威胁的判断和国家安全战略的谋划而布局的。从英属印度时期的“三个缓冲区”战略,到印度独立后的“两个同心圆”战略及冷战结束后的综合国家安全战略,在“有声有色大国”目标的指引下,不同时期国家安全威胁和安全战略的实现手段不尽一致,但总体呈现出清晰的逻辑框架。印度国家安全战略具有强烈的地缘政治和民族主义色彩。利用印度半岛“北背雪山、三垂大海”的地缘优势,印度在“众星拱月”的南亚格局中“一超”地位突出。作为多民族、多宗教的印度,信仰非暴力的宗教和频发的教派主义冲突是印度安全最大的挑战之一,印度社会的世俗主义转型还远未结束。印度国家安全的维护和东北部的分离主义运动、印巴冲突及中印关系几大战略问题密切相关。印度要在放权和自治间做出选择,以应对东北部的分离主义运动,完成国家整合。克什米尔问题是南亚的顽疾,70余年以来,印巴围绕克什米尔问题发生了“三场半”战争。战争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倒加剧了印巴对抗。印巴虽有缓和迹象,但不具备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条件。中国是印度最重要的邻国之一,中印边境线2000余公里,有争议的领土面积约12.5万平方公里,边界问题的顺利解决,对推进中印关系具有深远影响。此外,特朗普政府推行“印太”战略对印度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亦不可等闲视之。印度国家安全战略的实施所产生的影响是多层次的。对全球格局来说,印度认同多极格局,通过“入常”和加入“核供应国集团”,加速了多极化趋势,推动了全球治理力量对比的变化。对地区一体化进程来说,印巴安全困境造成南亚一体化进程缓慢。印度在大力推进南亚次区域合作的同时,同东盟开展全方位合作。对中印关系来说,中印在南中国海、印度洋等主要海洋通道亟须通过战略对话,培育战略互信。对跨境水资源分配,沿江水文观测、水利建设等敏感问题要及时沟通,消除分歧。这些问题不仅是印度,也是中国需要认真思考和不得不应对的挑战。
李玲[4]（2019）在《印度对“印太”战略的认知及其政策研究》文中提出随着世界经济重心向“印太”地区转移和当前中国迅速崛起,美日印澳国家面对中国影响力的快速提升倍感焦虑。2017年四国“安全对话”重新复活,这是四国合力对冲中国影响力战略信号的释放。作为美国的战略支点国,印度则充分利用“印太”战略为自身利益服务。整体来看,印度积极拥护“印太”战略以防范中国不断扩张的影响力,并且印度在以南亚为核心的扩展战略中全方位的提升自身实力,增添与中国竞争的筹码。然而,印度参与的“印太”战略不仅威胁了中国的地缘安全及“一带一路”建设,而且加剧了南亚支离破碎的状态,并且对东盟在印度“东向行动”中的核心地位也带来了冲击。中国呼吁印度应深化中印关系,合作共赢、增信释疑,共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文章首先对“印太”战略的发展过程及其内容进行了介绍,对缔造“印太”战略的原因进行了双层分析,并且概述了当前“印太”战略的特点,即“印太”战略的模糊与不确定性,而印度是决定“印太”战略稳定性的关键性因素;其次,文章从印度官方、学者和大众媒体不同层次的视角,来论述并分析印度对“印太”战略的认知,并且又从国内与国外两大方面分析了影响印度对“印太”认知的主要因素;第三,通过印度参与“印太”战略的举措来分析印度实施同心圆策略的战略意图,即印度充分利用“印太”战略倚靠大国的支持来全面提升自身的实力,巩固其在南亚的势力范围,维护印度洋的霸主地位,同时防范中国影响力的的威胁、挤压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在“印太”地区的发展空间;文章最后分析了印度参与“印太”战略造成的影响,及中国弱化负面影响的可行性措施,即中国希望两国增强战略互信,以开放、包容的理念寻找到双边合作的机遇,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崛起。总体来说,印度参与“印太”战略是希望借助美日澳的力量来共同抵消中国不断上升的影响力,从而维护印度在南亚及印度洋的霸主地位,而印度参与的“印太”战略在平衡中国实力的同时,也对周边地缘政治环境造成了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愿意与印度增信释疑,以合作促繁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曹帅英[5]（2019）在《理解中国外交创新 ——基于新古典现实主义视角的解释》文中指出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外交创新的重要指示,提出了对于外交创新研究的实践要求:讲好中国外交创新故事,为外交领域的创新驱动发展提供借鉴。对于外交创新的研究,能够在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理论中加入创新元素,从而丰富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研究成果。通过结合马克思恩格斯哲学、达尔文进化思想和熊彼特创新理论,在系统效应的视阈下将外交创新定义为:在具有复杂性特征的国际系统中,作为一种主动性力量执行外交手段新的组合,从而加速（或延缓）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乃至实现一国在国家间领域内的进化发展。以对国际系统或“小”系统的冲击程度为依据,能够对系统或单元层次上的外交创新进行划分。“毛泽东式”的外交创新表现为变革层面的,能够使得不同系统发生转化;“邓小平式”外交创新表现为调整层面的,能够使得系统发生震荡或微调;“习近平式”外交创新表现为全新意义上的,意味着系统出现了进化转化,国家为国际系统的进化转化贡献了新元素。基于形式的不同将外交创新划分为议题创新、手段创新、对象创新、策略创新和思想创新五大类型,分别表现为开创一个新的外交领域、实现一种新的外交机制、建交一个新的主权国家、发展一组新的国家关系和提出一种新的外交战略。根据程度的不同,将外交创新划分为渐进性创新、适度性创新和根本性创新三种类型,从而形成了一个5*3的外交创新矩阵。事件数据分析的结果表明,中国的外交创新经历了四个阶段:应对国际格局转变（1986-1992）;积极融入国际社会（1993-2000）;努力把握战略机遇（2001-2008）;实现中华民族复兴（2009-2016）。在进行描述性统计的基础上,结合第三类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建构用于理解中国外交创新的理论模型。在案例分析和统计检验的基础上,对上述模型进行调整,从而形成了以外交创新为因变量的“中国外交创新模型”。系统变化是模型的自变量,代表战略环境包容性与约束性的相互转化。系统变化的程度越大,整体的外交创新越多,根本性创新也越多。在高清晰度下,外交创新将以水平极高、时间较短的“高峰”形态进行;而在低清晰度下,外交创新将以水平较高、时间较长的“高原”形态完成。伴随着中国对于国际体系的不断融入,外交创新对系统变化的时滞逐渐减弱。领导类型是模型的中心中介变量,代表着在一国在决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政治特点。领导类型越为进取,整体的外交创新越多,根本性创新比例也越大。领导类型发生变化的时期,表现出比较多的外交创新尤其是根本性的外交创新。外交创新既受到系统变化的“体系”层次影响,又受到领导类型的“单元”层次影响,从而能够搭起一个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框架。2012年以来高水平的外交创新在受到“奋发有为”领导类型影响的同时,也与领导类型和系统的相继变化存在紧密联系。开放程度和风险平衡是模型的两个外围中介变量,能够表现中国外交创新的具体特点。正式制度外的开放程度越高,外交中的适度性创新和根本性创新越多。外交活动中“损失相对确定且远小于收益”的确定性创新,数量远多于“损失相对不确定且可能接近收益”的不确定性创新。受到当代中国领导人极高政治智慧的影响,不确定性创新占比,沿着创新程度上升呈现递增趋势。外交投入是一个十分微弱的外围中介变量,代表对外交人力、物力特别是财力的投入水平,其对外交创新的影响未得到实证检验结果的充分支持。在进行稳健性检验的基础上,本文最终形成了一个以“系统变化*领导类型→外交创新”为硬核、开放程度和风险平衡等不同中介变量为保护带的“中国外交创新模型”。在理解中国外交创新的基础上,提出“打造创新生态系统、推动中国外交改革创新”的政策建议,并对未来的外交创新研究进行了展望。
陈邦瑜[6]（2018）在《有限进攻性权力政治与印度对外安全行为关联性研究》文中提出在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构成了一幅追求权力政治的图谱。出于自身安全和发展的考虑,有些国家的权力政治角逐带有明显的防御性思维,而有些国家为了实现自身国家宏大战略,彰显着明显利益最大化的进攻性思维,也有些国家根据自身实力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对自身进攻性权力政治进行了一定的约束,形成了有限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权力政治思维。国家必须依靠自身的权力（即实力）才能更好地维护既有的权力和利益或者获得更大的权力和利益。由国家实力（主要指经济实力）界定的国家权力是一个国家制定对外权力政治目标的基础,国际环境也是该国制定对外权力政治目标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国家权力政治目标是其开展多样化对外行为的动力源,而对外行为是实现国家权力政治目标的手段。在国家的对外安全行为中,军事冲突和武装威慑是其展现对外权力政治目标意志力的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手段。对于印度而言,独立后,印度历届政府都承袭了“有声有色”的大国梦想,大国梦成为了历届政府的无形指挥棒。在不同时期,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起伏和相对其他国家而言经济实力强弱的不同,印度领导人根据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制定了不同权力政治目标,也采取了目标相适应的对外安全行为。尼赫鲁时期（1947-1966）,冷战格局的形成与发展为印度确立强国目标提供了相对宽松的国际环境。国内政治较为稳定的印度凭借相对强盛的国家经济实力基础确立了“第三权力大国”目标。为此,印度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不结盟安全外交,积极实施对朝鲜战争的调停外交,同时也因为领土争端与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发生军事冲突。这一时期,印度的对外安全行为以权力政治目标为导向,对外安全外交合作为主,军事斗争为辅。英迪拉·甘地和拉吉夫·甘地时期（1966-1990）时期,美苏两国的争霸态势复杂多变,出现了较长时间的苏攻美守局面。国际上,多个地区性权力力量的增强挤压了印度的国际力争拓展空间。同期,印度国内的民族、宗教矛盾相比尼赫鲁时期更为尖锐和突出。在维持总体发展的趋势下,印度经济发展经历了低速增长期。在这种情况整体局面下,印度确立了做实南亚地区霸权的权力政治目标。为此,印度肢解了巴基斯坦,吞并了锡金,出兵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建立和巩固了在南亚地区的霸主地位;在全球层面上打着不结盟运动的旗号,实施与苏联准结盟政策:在政策上积极支持裁军禁核、反帝反殖和反种族歧视,而在实际行动上却不断加强军事建设,很少采取积极有效的对外行为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反帝反殖和反种族歧视斗争。这一时期,印度的对外安全行为以强化军事实力、实施军事打击为主要的实际选择,对外安全外交与合作的选择和作用明显存在虚化现象。冷战后（1991-2014）,全球多极化为多国争当世界性强国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印度国内局势继续保持稳定,经济发展也顺利进入了快车道。在此背景下,印度确立了世界性大国的权力政治目标。为此,印度在全球层面突出了与美俄等大国的军事外交与合作,积极寻求对印度海军论坛、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和南亚地区合作联盟等地区性国际机制的主导权,在低烈度武装斗争基础上寻求印巴和解与和平,并且实现了公开拥有核武器的夙愿。印度这一时期的对外安全行为总体上以推进和平与合作为主,军事斗争行为的选择也明显减少。莫迪上台后,印度的经济实力已经达到世界第七位,在其第一个五年执政期内（2014-2019）,将跃居第六。由于周边国家独立自主意识倾向的不断增强,印度洋战略地位凸显催生也加速了“印—太”战略概念的流行,印度将面临着以“印—太”地区为主战场的全球博弈新环境。基于印度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和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莫迪政府提出了“印度的21世纪”强国目标。莫迪的强国目标可分为南亚地区霸权、扩大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势力范围以及扩大全球影响力三个层面。对外安全行为选择上,莫迪政府为了重塑南亚霸权,怀柔政策与军事手段同时使用;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强调以军事实力为基础而开展对外安全合作;在全球范围内突出更广阔范围的安全外交与合作。这一时期,印度相比冷战后时期（1991-2014）在地区霸权权力的护持上更突出了军事手段,在“印—太”地区及全球范围内的对外安全外交和合作上更加突出军事合作和军事实力的构建。总体而言,印度历届政府在对外战略中体现了有限进攻性权力政治思维,印度的进攻性权力政治思维受到了经济实力的强弱和国际环境为实现其权力政治目标的便利性的限制。在不同的国际政治环境下,印度相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实力强弱是不同时期权力政治目标形成的基础,两者间形成了一种正相关关系:从阶段对比而言,当相对经济实力越强时,其制定的对外权力政治目标越大。在对外安全行为的选择上,当印度权力政治目标越大时,其依靠军事武装手段来实现该目标的选择越少,权力政治目标的大小与军事武装手段的选择成反相关关系;相反,当权力政治目标越大时,印度对外安全外交与合作成选择越多,两者间又成正相关关系。
叶海林[7]（2017）在《莫迪政府对华“问题外交”策略研究——兼论该视角下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文中研究表明文章回溯了近年来印度莫迪政府对华外交策略的表现和成效,将莫迪政府的对华外交总结概述为"问题外交",其要旨在于印度把中印关系解构为若干具体问题,就这些问题向中国提出诉求,将中国对这些问题的回复是否符合印度的意愿作为衡量中国对印度尊重程度以及对中印关系重视程度的标准,并以此为依据确定下一轮对华外交行动。文章总结了莫迪政府对华"问题外交"的基本特点,即不关心整体状态、不担心中方报复、不考虑对等性质、不长期纠缠具体分歧的"四不"特征。进而,文章讨论了印度对华心态和其"问题外交"策略之间的关联,认为莫迪政府对华的"问题外交"策略源自于,印度认为目前中印关系的实力对比难以在所有领域取得外交突破,但在中印双边战略中,中国投入资源的决心和意志明显弱于印度;与此同时,印度预判国际环境对自己采取对华机会主义策略的形势有利,并对未来两国实力横向比较持对己方更为乐观的预期。上述因素促使印度对华采取与其实力不相称的攻势策略。文章最后重点分析了莫迪政府对华"问题外交"思维对印度参与"一带一路"的态度的影响,认为在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性质和中方意图心存疑虑的情况下,中国能否消除印度的疑虑实际上并不取决于中国对印度的政策取向以及成效,而是"一带一路"在南亚其他国家所取得的具体成果。
胡仕胜[8]（2017）在《联通喜马拉雅 对接“一带一路”——对建设中尼印经济走廊的思考》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政府的"一带一路"倡议本身就孕育着中尼印经济走廊这样的次区域合作种子,而尼泊尔2015年"4·25"大地震更是催生出这样的强烈需求。尽管中尼印三国政府尚未认真磋商共建经济走廊事宜,但学界早已探讨。本文着重强调中尼印经济走廊建设能够满足六大需求的重要意义,即填补跨喜马拉雅区域发展洼地的需求、平衡推进中国与南亚互联互通的需求、对外转移中国产能的需求、稳步推进中印"更加紧密的发展合作伙伴关系"的需求、陆海对接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需求以及尝试突破南亚地缘安全困局的需求。对于中尼印三国而言,推进经济走廊建设时机已成熟。一方面,尼泊尔政治转型几近完成,为经济走廊建设提供了政治保障;另一方面,中印两国已为经济走廊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经济走廊建设将极大地发挥尼泊尔地处两大市场之间的地缘优势,盘活文化资源、世界第二丰富的水力资源以及青藏高原的独特人文旅游资源等。然而,中尼印经济走廊建设不会一蹴而就,将不得不克服诸多挑战,如来自印度传统地缘政治思维的干扰、印度市场保护主义的干扰、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干扰。鉴于此,在推进经济走廊建设的过程中,中印尼三国尤其是中国要有足够耐心与定力,要通盘考量,既要考虑尼泊尔的承受力与接受度,也要考虑印度的敏感性与承受力。在逆全球化现象日益明显、自由贸易陷入低迷、保护主义与民粹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中印两个东方大国有理由、有义务主动担当,填补因美欧等西方国家的收缩甚至退出而形成的区域合作空白,为地区发展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与资源,拟议中的中尼印经济走廊建设既能极大地带动本区域的整体发展,又能充分展示中印两国"负责任新兴大国"形象。
毛四维[9]（2016）在《印度对巴战略正在进行根本性调整》文中研究表明最近数月,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对抗骤然升级,出现了一些多年不见或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印度对周边事务的影响力大幅度上升,南亚战略态势正在发生显着变化。其一,7月初,在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安全部队打死了重要反印武装组织"圣战者党"的一名头目布尔汗·瓦尼。由于瓦尼是当地广受欢迎的"网红",因而在当地引发了大规模骚乱。民众持续与军警对峙,导致上百人死亡,数千人受伤。巴基斯坦高调介入,大力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印控克区出现的"严重人道主义问题"。
李雪[10]（2015）在《冷战后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及前景分析》文中研究表明1947年,“蒙巴顿方案”宣告了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结束,巴基斯坦和印度分别独立,两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摩擦和冲突由此拉开序幕。1991年苏联解体,世界两极格局瓦解,国际形势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印巴两国领导人根据国内、国际两个环境的变化逐步调整双边关系。然而两国的关系时有反复,1998年核试验后,印巴成为事实上的核武国家,南亚次大陆笼罩在核战争的阴影下。2004年,印巴关系迎来了巨大转折,双方启动了全面对话进程。经过10多年的和平谈判,双方终于在和平共识、克什米尔问题、军事、反恐和等经贸领域取得进展,这不仅是出于两国的现实状况和战略考虑,也是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不断推动的作用。近年来,印巴逐渐把重心放到国家经济建设上来,两国政府对和平对话展现积极姿态,两国关系持续转暖,保持和平稳定的趋势值得期待。但另一方面,两国长期仇视,积怨深重,信任不足,合作充满脆弱性,双方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领土争端、军备竞争、宗教和民族的冲突、跨界恐怖主义等问题,使印巴和平进程的前景并不明朗。但从长远来看,两国关系改善、和缓的趋势难以逆转,和平进程不会轻易中断。克什米尔一直是制约两国关系的难解的“死结”,但是鉴于现在不具备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条件,两国可以先暂时搁置争议,深化经济合作,增加政治互信,为以后最终解决争端创造条件。印度和巴基斯坦是中国的两个重要邻国,印巴关系的发展与中国的安全和外交息息相关,与中国改革开双方周边环境良好与否密切相关。分析冷战后的印巴关系有利于我们,制定、实施更为合理的外交政策,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周边国际关系,有利于中国“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推进。本文首先对印巴关系的历史进程和重大事件进行梳理,阐述新形势下印巴关系的现状,随后对影响印巴关系的内外因素进行分析,最后在前文的基础上对印巴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前景进行简单预测。
二、南盟峰会的象征意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南盟峰会的象征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2）多边主义视角下的中国-非盟合作：机制、行动与挑战（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act |
| 绪论 |
| 一、选题原因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与文章结构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中国、非盟对多边主义的立场与政策 |
| 第一节 中国对多边主义的立场与政策 |
| 一、中国对多边主义的立场 |
| 二、中国践行的多边主义的内涵 |
| 第二节 非盟对多边主义的立场与政策 |
| 一、非盟对多边主义的立场 |
| 二、非盟对多边主义的政策 |
| 第二章 中国-非盟合作的机制、行动和特点 |
| 第一节 中国-非盟合作的机制 |
| 第二节 中国-非盟合作的行动 |
| 一、高层交往频繁,政治对话机制不断完善 |
| 二、推进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助力非洲经济一体化 |
| 三、实施专项军事援助计划,共促非洲地区和平与安全 |
| 四、建立减贫合作交流机制,加强减贫与发展经验互学互鉴 |
| 五、加强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治领域合作,推动中非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 |
| 六、在国际多边舞台协调一致,共同扞卫发展中国家利益 |
| 第三节 中国与其他地区多边组织合作模式比较 |
| 一、中国与非盟的合作模式:“发展与外交并重”的积极参与型多边主义 |
| 二、中国与上合组织合作模式:“安全先行”的主导型多边主义 |
| 三、中国与东盟合作模式:“经济优先”的积极参与型多边主义 |
| 四、中国与南盟的合作模式:“双边为主”的适度参与型多边主义 |
| 第三章 中国-非盟合作的驱动因素 |
| 一、战略规划对接的驱动 |
| 二、共同经济利益的驱动 |
| 三、国际协作需求的推动 |
| 四、合作观念与身份认同的驱动 |
| 第四章 中国-非盟合作面临的挑战与应对措施 |
| 第一节 中国-非盟合作面临的挑战 |
| 一、非盟自身利益协调能力与强制力不足 |
| 二、财政资金来源不足,制约非盟发挥建设性作用 |
| 三、西方大国借助话语权以塑造负面涉华舆论环境 |
| 四、竞争性多边主义下合作机制碎片化趋势加剧 |
| 第二节 深入推进中国-非盟合作的应对措施 |
| 一、机制层面:提升中国-非盟合作机制化水平 |
| 二、组织层面:拓宽非政府主体的合作渠道 |
| 三、观念层面:提升话语质量,讲好中国故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3）冷战结束后印度国家安全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和选题意义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学术史梳理和研究动态评述 |
| 一 关于南亚地区的研究 |
| 二 关于印度安全战略的研究 |
| 三 现有研究成果评述 |
| 第三节 论文研究方法、结构和创新 |
| 一 论文研究方法 |
| 二 论文的结构 |
| 三 论文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界定及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国家安全的相关界定 |
| 一 安全的内涵 |
| 二 安全观的流变 |
| 第二节 国家安全战略 |
| 一 安全战略研究的兴起 |
| 二 国家安全战略的内容 |
| 第三节 战略文化对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 |
| 一 战略文化及其内涵 |
| 二 战略文化的分析框架 |
| 第二章 印度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要件 |
| 第一节 国家安全战略的文化渊源 |
| 一 现实主义:考底利耶《政事论》思想 |
| 二 理想主义:阿育王“达摩”思想 |
| 三 等级秩序:印度教的秩序观 |
| 第二节 国家安全战略的目标塑造 |
| 一 全球诉求:“有声有色大国”的地位 |
| 二 地区诉求:南亚次大陆的霸主 |
| 三 双边关系:中国是主要竞争对手 |
| 第三节 国家安全战略的实现手段 |
| 一 奉行经济实力优先的政策 |
| 二 “最低限度的有效”核威胁 |
| 三 “确保海洋安全”的海洋战略 |
| 四 提升与世界性大国的关系 |
| 第四节 国家安全战略的决策体系 |
| 一 国家安全决策的机构设置 |
| 二 国家安全决策的基本特征 |
| 第三章 印度国家安全战略的突出特点 |
| 第一节 半封闭的地缘政治为依托 |
| 一 相对隔绝的次大陆 |
| 二 “众星拱月”的南亚格局 |
| 三 日趋重要的战略要冲 |
| 第二节 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 |
| 一 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基本理念 |
| 二 印度教主要的教派组织 |
| 三 频发的教派冲突 |
| 四 尚未完成的世俗主义转型 |
| 第三节 “东向政策”到“东向行动” |
| 一 “东向政策”:向东盟主动出击 |
| 二 “东向行动”:经济与安全并举 |
| 三 “东向行动政策”的多维影响 |
| 第四章 印度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变量 |
| 第一节 东北部分离运动与印度国家安全 |
| 一 东北部与中央关系长期紧张 |
| 二 东北部主要的分离运动 |
| 三 以国家统一整合分离运动 |
| 第二节 克什米尔问题与印度国家安全 |
| 一 印巴克什米尔争端 |
| 二 印巴克什米尔战争 |
| 三 克什米尔问题走势 |
| 第三节 中印边界问题与印度国家安全 |
| 一 中印边界问题的缘起 |
| 二 中印边界问题的交涉 |
| 三 中印边界洞朗对峙事件 |
| 四 中印边界问题解决机制 |
| 第四节 “印太”战略与印度国家安全 |
| 一 美日印澳战略利益的再塑 |
| 二 “印太”战略的战略意图 |
| 三 印度对“印太”战略的认知 |
| 四 “印太”战略的基本走势 |
| 第五章 印度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分析 |
| 第一节 巩固了新兴大国的国际地位 |
| 一 以实力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 |
| 二 申请成为核供应国集团成员 |
| 第二节 对南亚一体化的双重影响 |
| 一 战略互信缺失,区域合作进展缓慢 |
| 二 印巴安全困境,次区域合作异常顺利 |
| 三 整合南亚邻国,缓和地区安全局势 |
| 第三节 对中印关系的影响 |
| 一 国际海洋通道问题 |
| 二 跨境水资源治理问题 |
| 三 中印高层交流机制的确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中文档案 |
| 英文档案 |
| 中文着作(含译着) |
| 英文着作 |
| 中文论文(含译文) |
| 中文学位论文 |
| 访问网站 |
| 中英文对照表 |
| 致谢 |
（4）印度对“印太”战略的认知及其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0.1.1 选题背景 |
| 0.1.2 选题意义 |
| 0.2 国内外研究的现状 |
| 0.2.1 国外研究现状 |
| 0.2.2 国内研究现状 |
| 0.3 研究方法 |
| 0.3.1 文献研究法 |
| 0.3.2 层次研究法 |
| 0.4 创新点和难点 |
| 1 “印太”战略的基本情况 |
| 1.1 由“印太”政策到“印太”战略的演进 |
| 1.1.1 处于概念阶段的“印太” |
| 1.1.2 上升为战略高度的“印太” |
| 1.2 四国推动“印太”战略的动因 |
| 1.2.1 平衡中国权力是共同关切 |
| 1.2.2 追求各自战略利益不尽相同 |
| 1.3 “印太”战略的主要内容 |
| 1.3.1 政治上构建四国集团,强化双边及多边关系 |
| 1.3.2 军事上加强防务合作,提高针对性战略威胁 |
| 1.3.3 经济上倡议合作联通,经济领域出现活力 |
| 1.4 “印太”战略的内涵特点 |
| 1.4.1 “印太”战略地域范围界定不一致 |
| 1.4.2 “印太”战略凸显印度优势与地位 |
| 1.4.3 “印太”战略规划不成熟缺乏内在凝聚力 |
| 2 印度对“印太”战略的认知 |
| 2.1 印度官方对“印太”战略的认知 |
| 2.1.1 “印太”战略是印度发展的机遇窗口 |
| 2.1.2 “印太”战略是印度平衡中国影响力的有利手段 |
| 2.1.3 “印太”战略是服务于国家利益的战略平衡政策 |
| 2.2 印度学界对“印太”战略的认知 |
| 2.2.1 应积极加入“印太”战略 |
| 2.2.2 对“印太”战略应保持警惕 |
| 2.3 印度新闻媒体对“印太”战略的认知 |
| 2.3.1 支持“印太”战略的赞成观 |
| 2.3.2 对“印太”战略应持谨慎态度 |
| 2.3.3 “印太”战略不代表战略联盟 |
| 2.4 影响印度对“印太”战略认知的因素 |
| 2.4.1 国内因素 |
| 2.4.2 国外因素 |
| 3 印度参与“印太”战略的举措 |
| 3.1 印度重视与南亚其他国家的关系 |
| 3.1.1 以改善邻国关系排挤中国在南亚的存在 |
| 3.1.2 强化邻国合作与抗衡中国“一带一路”并行 |
| 3.2 印度在东南亚以“东向行动”为战略支撑 |
| 3.2.1 政治上开展全方位外交同中国较量 |
| 3.2.2 经济上对东盟精耕细作与中国竞争 |
| 3.2.3 安全上加强防务合作对冲中国影响力 |
| 3.3 印度在“印太”地区编织全面覆盖的战略网 |
| 3.3.1 以深化四国关系为核心平衡中国实力 |
| 3.3.2 加强防务安全合作增加针对中国的分量 |
| 3.3.3 大力推进经贸合作提高牵制中国的能力 |
| 3.3.4 主动参与多边合作机制扩大印度影响力 |
| 4 印度参与“印太”战略产生的影响及中国应对 |
| 4.1 印度参与“印太”战略对中国构成的影响 |
| 4.1.1 增加中国地缘政治安全风险 |
| 4.1.2 对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形成阻力 |
| 4.2 印度推动“印太”战略产生的其他预估影响 |
| 4.2.1 提升印度在“印太”地区的地位和影响力 |
| 4.2.2 加深了南亚地区形势的复杂性 |
| 4.2.3 引发东盟对其政治地位与发展环境的担忧 |
| 4.3 弱化印度参与“印太”战略负面影响的中国应对 |
| 4.3.1 以合作共享为理念推进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 |
| 4.3.2 通过加强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
| 4.3.3 充分利用交流机制深化双边关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5）理解中国外交创新 ——基于新古典现实主义视角的解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实践意义:实现创新发展,讲好中国故事 |
| 1.1.2 理论意义:发展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 |
| 1.2 已有研究成果综述 |
| 1.2.1 对中国外交创新的聚焦式研究 |
| 1.2.2 对中国外交创新的发散式研究 |
| 1.2.3 新古典现实主义在中国外交研究中的运用 |
| 1.3 论文的整体思路、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1.3.1 论文的整体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2 外交创新的理论基础 |
| 2.1 大理论下的整体鸟瞰 |
| 2.1.1 达尔文进化思想与熊彼特创新理论 |
| 2.1.2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外交创新理论与实践 |
| 2.1.3 系统效应视阈下的外交创新概念 |
| 2.2 历史视阈下的部分拆解 |
| 2.2.1 前威斯特伐利亚时代:变革与调整的大历史 |
| 2.2.2 威斯特伐利亚时代:外交创新的具体构成 |
| 3 外交创新的变量测量 |
| 3.1 类型划分与变量测量方法 |
| 3.1.1 国家视角下的外交创新 |
| 3.1.2 外交创新的类型划分 |
| 3.1.3 外交创新指数的生成 |
| 3.2 当代中国的外交创新概览 |
| 3.2.1 应对国际格局转变(1986-1992) |
| 3.2.2 积极融入国际社会(1993-2000) |
| 3.2.3 努力把握战略机遇(2001-2008) |
| 3.2.4 实现中华民族复兴(2009-2016) |
| 4 理论模型的基本架构 |
| 4.1 描述性统计 |
| 4.1.1 形式创新指数 |
| 4.1.2 程度与年份创新指数 |
| 4.2 理论架构:因变量与自变量 |
| 4.2.1 理论的整体框架 |
| 4.2.2 对系统变化的检验 |
| 4.2.3 对崛起冲击的检验 |
| 5 影响外交创新的中介变量 |
| 5.1 领导类型 |
| 5.1.1 基于道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分析 |
| 5.1.2 领导类型对外交创新的双重影响 |
| 5.1.3 理解中国外交创新的新古典现实主义框架 |
| 5.2 开放程度 |
| 5.2.1 基于开放式创新的理论分析 |
| 5.2.2 开放程度对外交创新的数量影响 |
| 5.2.3 开放程度对外交创新的质量影响 |
| 5.3 风险平衡 |
| 5.3.1 基于前景理论的分析 |
| 5.3.2 对风险平衡变量的检验 |
| 5.4 外交投入 |
| 5.4.1 基于创造性介入理论的分析 |
| 5.4.2 时间序列分析的结果 |
| 6 结论与未来展望 |
| 6.1 稳健性检验 |
| 6.1.1 重新设置加权方式与代理变量 |
| 6.1.2 进行样本外预测 |
| 6.2 全文结论 |
| 6.2.1 新古典现实主义框架下的“中国外交创新模型” |
| 6.2.2 中国情境下的外交创新研究 |
| 6.3 政策建议与未来展望 |
| 6.3.1 打造创新生态系统,推动中国外交改革创新 |
| 6.3.2 本文存在的不足之处与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对全文内容的技术性重述(数学附录) |
| 附录2: 《国际关系史》中抽取的外交创新事实(1368-1979年) |
| 附录3: 中国外交中的创新事件(1986-2017年)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6）有限进攻性权力政治与印度对外安全行为关联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的缘起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的议题与假设 |
| 三、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外关于印度对外战略的研究 |
| (二) 国内外关于印度外交关系的研究 |
| (三) 国内外关于对外(安全)行为的研究 |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 |
| 五、全文结构内容 |
| 第二章 理论分析框架:有限进攻性现实主义权力政治与国家对外行为 |
| 一、概念解析 |
| (一) 权力、政治权力与权力政治 |
| (二) 国家行为、国家对外行为与国家对外安全行为 |
| 二、有限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观 |
| (一) 现实主义的四种权力政治观 |
| (二) 有限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观 |
| 三、有限进攻性现实主义权力政治与对外行为的关联性 |
| (一) 有限进攻性现实主义权力政治与国家对外行为 |
| (二) 有限进攻性现实主义权力政治与印度对外安全行为的关联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独立后印度权力政治目标的演变 |
| 一、尼赫鲁时期印度争做“第三权力大国”(1947-1966) |
| (一) 平衡于美苏之间,谋求与美苏同等的权力地位 |
| (二) 谋求第三世界领导权 |
| 二、“英-拉·甘地”时期印度要做实地区权力霸主( 1966-1990) |
| (一) 谋求对巴基斯坦的绝对权力优势 |
| (二) 推行“印度版的门罗主义”,谋求南亚霸权 |
| (三) 觊觎印度洋的海洋霸权 |
| 三、冷战后印度争做世界性权力大国(1991-2014) |
| (一) 扩大在周边地区的影响力 |
| (二) 获取公开的核威慑权 |
| (三) 增强对印度洋的控制力 |
| (四) 提高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 |
| 四、莫迪时期“印度的21世纪”强国目标(2014-2017) |
| (一) 实施“邻国优先”政策,强化地区霸权 |
| (二) 扩大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权力范围 |
| (三) 借力大国外交,扩大全球影响力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影响印度权力政治目标确立的主要因素 |
| 一、经济实力是印度权力政治目标确立的基础 |
| (一) 尼赫鲁时期印度的经济发展状况(1947—1966) |
| (二) “英—拉·甘地”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1966—1990) |
| (三) 后冷战时期印度的经济发展成就(1991-2014) |
| (四) 莫迪时期印度经济的新发展(2014-2017) |
| 二、国际环境是印度确立权力政治目标的外部条件 |
| (一) 尼赫鲁时期的国际环境(1947-1966) |
| (二) “英-拉·甘地”时期的国际环境(1966-1990) |
| (三) 后冷战时期的国际环境(1991-2014) |
| (四) 莫迪时期的国际环境(2014-2017)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权力政治目标下印度对外安全行为的选择 |
| 一、争做“第三权力大国”目标下的对外安全行为(1947-1966) |
| (一) 以全球层面的安全外交与合作为主 |
| (二) 以地区层面的领土军事斗争为辅 |
| (三) 尼赫鲁时期对外安全行为的特点 |
| 二、做实地区权力霸主下的对外安全行为(1966-1990) |
| (一) 以地区军事斗争与武装威慑为主导 |
| (二) 以跨地区的准军事结盟为支撑 |
| (三) 全球层面安全外交与合作的弱化 |
| (四) “英—拉·甘地”时期对外安全行为的特点 |
| 三、争当世界性大国目标下的对外安全行为(1991-2014) |
| (一) 提升全球层面的军事外交与合作 |
| (二) 努力主导跨地区安全合作机制 |
| (三) 在低烈度武装斗争基础上开展地区和平外交 |
| (四) 建立核武装,提升本国军事实力 |
| (五) 后冷战时期对外安全行为的特点 |
| 四、“印度的21世纪”强国目标下的对外安全行为(2014-2017) |
| (一) 怀柔政策与军事手段并用,重塑南亚霸权 |
| (二) 突出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安全合作 |
| (三) 以安全合作为重点,深化拓展全球外交 |
| (四) 莫迪时期对外安全行为的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一、本研究的发现 |
| (一) 有限进攻性权力政治思维主导着独立后印度的对外战略 |
| (二) 印度对外安全行为的选择路径遵循“实力--目标--对外安全行为”的逻辑 |
| (三) 印度国家实力的强弱与印度权力政治目标成正相关关系 |
| (四) 印度对外权力政治目标与对外安全行为中军事武装手段的运用成反相关关系 |
| (五) 地区霸权是印度有限进攻性权力政治目标的“底线” |
| (六) 控制印度洋是印度实现全球权力政治目标的关键 |
| 二、本研究未尽之处及今后研究方向 |
| (一) 对外安全行为对促进印度实力增长和权力政治目标实现的有限作用论述尚浅 |
| (二) 国内政治因素对权力政治目标制定与对外安全行为选择的影响论述不足 |
| 参考文献 |
| 着作类 |
| 一、中文着作(含译着、研究或咨询报告) |
| 二、外文着作(含研究或咨询报告) |
| 论文类 |
| 一、中文论文(含学位论文) |
| 二、外文论文(含网络和报刊文章) |
| 网站类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后记 |
（7）莫迪政府对华“问题外交”策略研究——兼论该视角下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论文提纲范文）
| 一、对现有研究文献的梳理和述评 |
| 二、莫迪政府对华“问题外交”策略的表象 |
| (一) 马苏德·阿兹哈尔问题 |
| (二) 印度的核供应国地位问题 |
| (三) 克什米尔和中巴经济走廊问题 |
| (四) 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分裂活动和藏南问题 |
| (五) 洞朗事件与中印边界问题 |
| 三、莫迪政府对华“问题外交”的心理基础和效果评估 |
| 四、从“问题外交”视角看莫迪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 |
（8）联通喜马拉雅 对接“一带一路”——对建设中尼印经济走廊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一、必要性 |
| (一)填补跨喜区域发展洼地的需要 |
| 1. 经济社会发展洼地 |
| 2. 经贸互动洼地 |
| 3. 内外联通的洼地 |
| (二)平衡推进中国与南亚互联互通的需要 |
| (三)对外转移中国产能的需要 |
| (四)稳步推进中印“更加紧密的发展合作伙伴关系”的需要 |
| (五)陆海对接“一带一路”的需要 |
| (六)尝试突破南亚地缘安全困局的需要 |
| 二、可行性 |
| (一)尼泊尔震后重建为中印尼经济走廊建设提供了重要缘起 |
| (二)尼泊尔政治转型的几近完成为中尼印经济走廊建设提供了政治保障 |
| (三)中印两国已为中尼印经济走廊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
| (四)中尼印经济走廊沿线拥有可资利用的诸多资源 |
| 1. 南盟的机制资源 |
| 2. 充沛的自然与人文资源 |
| 3. 丰沛的劳动力资源,且会英语者众 |
| 4. 金融与法律领域的制度性优势 |
| 三、挑战性 |
| (一)面临来自印度传统地缘思维的干扰 |
| (二)尼泊尔严重受制于印度 |
| (三)印度市场保护主义的干扰 |
| (四)各种非传统威胁或因素的滋扰甚至破坏 |
| 四、可操性 |
| (一)坚持以“一带一路”倡议总体原则为指针 |
| (二)化解“三流不畅”是中国推进经济走廊建设重点 |
| (三)要重点搞好中印合作 |
| (四)维稳工作要做实做细 |
| (五)搞好前期调研与制度对接 |
（10）冷战后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及前景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国外研究现状 |
| 2.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内容 |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1.研究方法 |
| 2.创新点 |
| 一、印巴关系的演变 |
| （一）冷战时期的印巴关系 |
| 1.印巴分立 |
| 2.三次印巴战争 |
| （二）冷战后的印巴关系 |
| 1.1998年印巴核试验及卡吉尔冲突 |
| 2.印度议会大厦事件 |
| 3.2004年南盟峰会开启和谈进程 |
| 4.孟买恐怖袭击案阻断印巴和平对话 |
| 5.2011年重启和平会谈 |
| 二、印巴关系的现状及存在的难点 |
| （一）和平进程有所进展 |
| 1.双方积极对话，增进互信 |
| 2.经贸关系发展迅速 |
| 3.安全领域共识增多 |
| （二）印巴关系中存在的难点 |
| 1.克什米尔问题--印巴关系的死结 |
| 2.核竞赛--印巴的终级对抗 |
| 3.宗教问题仍然困扰印巴 |
| 4.“跨界恐怖主义”--印巴对抗的重要根源 |
| 三、影响印巴关系的因素 |
| （一）推动印巴和解的因素 |
| 1.利益诉求促使双方主动缓和双边关系 |
| 2.大国的影响 |
| （二）阻碍印巴关系发展的因素 |
| 1.领土争端是制约两国关系的核心要素 |
| 2.双方力量失衡，安全困境依然存在 |
| 3.长期敌对，缺乏互信，双边关系难有突破 |
| （三）印巴新政府的政策走向 |
| 四、印巴关系发展的前景 |
| （一）缓和趋势不可逆转，和解进程缓慢 |
| （二）经济必然先行，双方关系趋向缓和 |
| 结语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论文清单 |
| 致谢 |
四、南盟峰会的象征意义（论文参考文献）
- [1]“9·11”事件后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研究[D]. 李娇娇. 新疆大学, 2021
- [2]多边主义视角下的中国-非盟合作：机制、行动与挑战[D]. 习曼洁.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12)
- [3]冷战结束后印度国家安全战略研究[D]. 彭东辉.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4]印度对“印太”战略的认知及其政策研究[D]. 李玲. 辽宁大学, 2019(01)
- [5]理解中国外交创新 ——基于新古典现实主义视角的解释[D]. 曹帅英.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6)
- [6]有限进攻性权力政治与印度对外安全行为关联性研究[D]. 陈邦瑜.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2)
- [7]莫迪政府对华“问题外交”策略研究——兼论该视角下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J]. 叶海林. 当代亚太, 2017(06)
- [8]联通喜马拉雅 对接“一带一路”——对建设中尼印经济走廊的思考[J]. 胡仕胜. 印度洋经济体研究, 2017(02)
- [9]印度对巴战略正在进行根本性调整[J]. 毛四维. 世界知识, 2016(21)
- [10]冷战后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及前景分析[D]. 李雪. 新疆大学, 201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