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地方经济建设中有所作为(论文文献综述)
许菲[1](2021)在《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文中提出中韩自1992年正式建交,迄今已近30年,而两国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历史远比这个时间更长,城市外交成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独特因素。单就中韩城市外交的基本形式和主要成果——缔结国际友好城市来说,从1993年7月1日首对中韩国际友好城市——连云港市和木浦市正式缔结友城关系算起,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中韩间已缔结友好省市(姊妹城市)关系206对,韩国成为除日美两国外与中国签订友好城市协议最多的国家。最初,中国连云港市和韩国木浦市缔结友城关系,主要是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时至今日,中韩城市外交合作领域不再限于经贸投资领域,其交往发展广泛辐射到地方政务、文化旅游、科技创新、教育培训、医疗卫生、体育运动、妇女儿童权益、环境保护、城市治理等各个领域,交往成果可谓是全面开花。与此同时,中韩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层次不断深化,由最初的省市一级行政单位发展到区县级行政单位,社会组织、市民团体乃至个人纷纷加入到该行列。可以说,城市外交为中韩地方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营造了有利氛围,其在经贸投资、文化旅游、教育培训、城市治理、生态保护等诸多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成果良多,惠泽民众。经历了初期的接触和探索阶段后,经过磨合与调整,中韩城市外交发展逐渐走向稳定增长阶段,其交往目的和目标由最初的注重获得转向合作共赢发展。在此背景下,中韩国际友好城市的缔结形式不再限于“一对一”关系,开始转向“一对多”方式,而交往模式则由双边为主发展到双边与多边并重,中韩地方政府更深刻地认识到城市国际组织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交往对象也由经济发达地区逐步向其他地区辐射。总体来看,中韩城市外交发展势头良好,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当然,不能就此回避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友好城市总体发展不平衡、合作形式比较单一、民间主体参与不足、传播力度不够导致民众存在误解、扩大贸易引发双方经贸摩擦。虽然中韩地方政府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但往往是事倍功半。而究其原因则十分复杂,一些属于结构性的因素远非地方政府之力所能解决。如在超国家层面,国际组织越来越多的发挥作用而逐渐改变了既有的交往格局。在国家层面,中央政府的制约、国内政治等因素的影响难以排除。在民间层面,非政府组织、传媒集团等社会组织实体,也谋求在对外交往中表达利益诉求,都成为无法忽视的重要因素。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交织,地方、国家和国际事务相交融,现阶段中韩城市外交发展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形势和环境,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的理论研究和政策探讨。有鉴于此,本文基于超国家行为体、国家行为体、次国家行为体、社会行为体四个层次,借助白里安·豪京的多层外交理论,并融合加里·马克斯、里斯贝特·胡格提出的多层治理理论,形成理论阐释和具象认识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总体分析框架。从多层外交理论的视角审视,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的一些现实问题系由多元行为主体的影响交互所造成,远非是地方政府层次一力所能突破解决。同样,在多层面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的,还包括超国家行为体层面的各类国际组织、国家行为体的代表——中央政府,以及社会行为体层面的非政府组织和日益活跃的各类传媒力量。由于公民社会、地方行政、国家政治、国际政治在囯际政治国内化、国内政治国际化的交互作用下日益结合为一个多层化的世界政治舞台,由此中韩城市外交发展所牵涉到各层面因素也越来越多。其中的任何一个行为主体要实现自身的价值目标,必须在社会、地方、国家和国际的多个维度层次上同时采取行动,才能够有望获得最终的成功。显然,中韩城市外交要取得持续健康的长足发展,离不开社会行为体、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等多元主体层次的共同努力与合作。基于多层外交理论的视角,当前中韩城市外交发展存在合作形式单一、民间主体参与不足、传播力度不够、民众时有误解等突出问题,其中的一些问题虽然地方政府或能自力解决,但平衡区域发展、解决两国经贸摩擦等绝非地方政府能力之所及。以中韩地方经贸摩擦为例,虽然市民团体抗议、反倾销调查、构筑技术性壁垒等单一化的表象不时呈现,但实质却与国家层面的中韩同为外贸型经济增长模式不无关系。伴随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步伐加快,中韩间产品差距减小、市场争夺趋于激烈,加之两国经贸依存度颇高,尽管中韩地方政府有较大意愿去寻求解决这些问题,但调整外贸、产业结构政策等属于中央政府权限,地方政府奈何不得,在政治、安全、外交等敏感议题上更是如此。不过,上述表象并不是说地方政府无可作为。其实,中韩地方政府可以借助参与国际次区域合作和国际城市组织的契机,为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共同努力在国际平台上寻找更多的合作机会,也可以在联合国框架下、借助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来解决彼此间的争端。总而言之,积极推动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符合两国的核心利益诉求,有利于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健康发展。在此过程中,包括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在内的多个主体层次上的共同努力、统筹协调缺一不可。这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是中韩友好城市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不仅与中韩地方资源禀赋条件以及当地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意愿有关,更与国家层面的宏观发展政策等密切相关。对此,除地方政府自身的积极努力外,还需要国家层次宏观政策上的资源平衡调配,尤其是向中韩发展落后地区予以政策性倾斜,促进其走上外向型合作发展道路,更多、更全面地展现城市外交在新时期中韩伙伴关系发展中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查玉喜[2](2021)在《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研究》文中指出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特别是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人才培养规模不断扩大,办学层次更加多元,科研创新水平不断提高,支撑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明显加强。特别是1999年开始,我国高等教育特别是地方本科高校通过扩大招生人数、扩大办学规模的外延式发展模式,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的迅速扩张。这种外延式的发展模式在当时的历史阶段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第一大国,并向高等教育强国不断迈进。我国地方本科高校占据了全国本科高校的半壁江山,数量接近全国普通高校总数的60%,承担着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时代重任,成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但是,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深入发展,囿于政策支撑不足、顶层设计缺乏等因素影响,地方高校出现了严重的同质化发展倾向:重复建设,教育投入重点不突出,求大求全的发展模式,导致许多地方高校未能形成自身的办学特色,造成了我国地方本科院校的低质量、低产出、低效率的局面,面临着诸多待解的发展难题、发展困惑、发展瓶颈,地方本科院校这种传统的外延式发展模式亟待改变。2015年10月,国务院印发实施《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正式开启了全国高等院校“双一流”建设序幕。“双一流”建设成为新时代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重大举措,是地方高校实现换道超车的重大机遇。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是构建教育体系现代化的关键发力点,地方高校如何在“双一流”建设中抢占先机?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的焦点、重点、关键点和着力点又是什么?回答好这些问题,对于地方高校的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本研究主要分为七个部分,分别是绪论、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的逻辑起点、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的时代境遇、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的认知重勘、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的内容重构、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的方法整合、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的条件支持,并按照“宏观分析与微观案例”相结合的研究思路,以我国地方本科高校(简称地方高校)为研究对象,选取山东理工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等地方高校为典型案例,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比较研究、个案研究等研究方法,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的主要内容:对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的逻辑起点进行分析。对地方高校的外延和内涵进行界定,对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的主要内容进行概括。并从人才观的转型、国家战略的革新、办学思路的革新、办学定位的完善等四个方面梳理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的依据,以期明确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的主要方向和重要途径。对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的现实境遇进行梳理。并以山东省地方高校为例,与发达省份或发展水平较高的地方高校进行横向比较。我国地方高校从外延式发展阶段进阶到内涵式发展阶段,从规模扩张为主进阶到提高质量为主的治理理念。社会大众也对地方高校的发展和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给予更多的期望,期望地方高校在科学研发、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现代大学功能方面有创新性的长足发展。但是,在转型过程中,许多地方高校受历史惯性思维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治理理念未能跟上时代发展对于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转型期待的步伐,在现实中遭遇了诸多困境与困惑,主要体现在:政策或制度扶持力度不强或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放权力度不够,传统管理体制机制的制约、治理理念的滞后,教育经费投入不足,高水平师资团队匮乏,学校的文化感召力、吸引力相对薄弱等问题严重限制了地方高校的内涵发展。通过理清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主要现实问题后,就需要从多方面入手及时地、逐步地破解这些制约地方高校发展的顽瘴痼疾。并且随着地方高校办学自主权的逐步扩大,地方高校也亟需从办学目标、人才培养、学科建设与发展以及服务地方发展的能力等四个主要方面,与发达省份的地方高校或者发展水平较高的地方高校进行横向比较,总结高水平发展的共性规律,反思自身的差距,结合地方经济发展需要,重新审视自身的办学优势、办学条件,重新进行地方高校办学定位,以准确定位为前提,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寻找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的出路和有效对策,力图凸显学校在规模与布局、人才培养、发展愿景等方面的办学特色和核心竞争力。因此本部分主要从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理清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进程所面临的主要现实问题,以期明确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下一步路径与对策。从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的目标的定位、内容的重构、方法的整合、各种发展条件的支持以及评价的改进等方面探寻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的应然状态和可能路径。地方高校的首要任务就是为社会、为当地经济发展培养优秀的人才。因此,适应时代发展的新需求以及地方经济发展的新诉求,地方高校需要重新勘定学校内涵式发展的人才观和服务地方的新要求,并以此重新企划学校发展的宏远目标,结合本校文化积淀和学科特点,形成符合本校工作实际的个性化特色发展理念,促使地方高校获得长足发展和特色发展。基于重新勘定的发展目标,笔者试图从学校发展图景和新型课程体系的构建,先进教学模式的实践摸索,对于师生创新创业的启发与引导,建设结构合理的高水平师资队伍,对于学习文化感召力吸引力的重塑等几个方面对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的内容进行重构的探索。在探索过程中,把科研水平的提高与教学质量的提升相融合,把学校发展的内在需求与社会发展对于教育的诉求相对接,通过推动与引导并重、探索新路径与模仿成功典范相结合的方法,促进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更多的外部条件支持。积极争取政策支持与学校发展实践的有效衔接,加强硬件设施与软件的高度配合,实现政府管理学校向政府服务、扶持学校的积极转变,促进地方高校的发展与当地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实现地方高校与当地经济社会建设的共同提高,逐步提升地方高校以及所在地的生源吸引力,逐渐推进地方高校的国际声誉和国际文化交流参与度。除却获得外部的条件支持,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也迫切需要依据国家本科院校评估标准来制定科学可行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地方高校教育质量和监测评价体系,同时对标世界一流大学评价范式,对比区域典型高校,以此来改进、推动地方高校的改革进程,获得长足发展。限于思考不够深刻等原因,关于地方高校的国际化办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以及办学条件保障等问题,本论文暂不涉及,留待以后学习研究。
汪颖奇[3](2021)在《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文中指出在上世纪交替之际,时论常常将中国比作一叶放于中流的扁舟,处于两头不到岸的处境里,这种“两头不到岸”用于形容近代中国的一个特殊的群体——过渡时代的功名士人——也极为贴切。他们从小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又成长于西学东渐的时空背景下,或多或少都受到新学的影响。他们亲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既不同于以往只接受过传统教育的旧士人,又区别于孕育于新式教育之中的新知识分子,扮演着士人群体新陈代谢中承上启下的角色。他们的经历与变迁,可以视为近代中国社会新旧转型的缩影。徐兆玮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人生阶段与中国近代几个重要历史阶段互相重合,出生于1867年的他青年时期经历戊戌维新,壮年时期恰逢清末新政、辛亥鼎革,晚年时期又体会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在社会的急剧变迁里,徐兆玮一生都在不断调适、转型,是时代变迁下一个鲜活的“生命体”。戊戌前后是徐兆玮的思想转型期,原本家族并不显赫的他通过科举考试取得进士功名,在地方上拓展自己的生活空间和交游网络。他由何市镇走向常熟县域,参与城区事务,并提升家族影响力。在戊戌维新的思潮中,三十而立的他开始接触新书,其阅读结构和思想发生变化。他心怀经世期许,同时秉持着传统士人教化乡里的责任感,在地方办理慈善事业、发展教育农商,开展经世实践。清末新政是徐兆玮面临的第一个关键转型期。清末新政一方面为士人提供了“立功”实践的良机;另一方面,废科举、改革教育制度,又令他们失去了维系自身文化权力的制度基础。心怀“立功”理想的徐兆玮,在常熟地方事务中虽已小有成就,但不愿株守地方,因此去京城拓展交游网络、寻求仕进之捷径。然而受限于清末官制改革的政治环境,自身竞争力不足等因,他未能成功谋取理想实缺。面对旧学不足以救亡图存,传统功名难谋个人发展的状况,徐兆玮奋然赴日游学。遗憾的是,即便游学回来,其入仕目标依然未能实现,在地方自治开展的如火如荼的浪潮中,他选择暂时返回家乡常熟,参与地方新政事务。辛亥鼎革是徐兆玮迎来的第二次转型期。对清政府的失望、通过地方自治实践积累的资本,成为他易代之际成功转型的主客观因素。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被推举为常熟县民政副长,在稳定地方秩序中起到重要作用。民国建立后,他成功当选为国会议员。从翰林院编修到成为民国“代议士”的他怀着对民国的美好期待,数次北上参加国会,但在混乱的民初议会实践里,其对政党政治乃至对民国的观感都渐趋失望。此后,他的关注重心进一步转向地方。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伴随着时人开始意识到器物、制度不足以救国,而唯有文化才能救国的觉醒,新一代知识分子带着民主与科学、全盘西化、提倡白话文等主张走上历史舞台。传统儒家伦理道德与文化受到无情打击,徐兆玮这一代功名士人则已经逐渐步入花甲之年,从年龄到思想都已成为知识分子眼中的“老新党”。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与不合潮流的心态,推动徐兆玮的重心进一步由国到乡、由政转文。通过搜集乡邦文献、藏书编书、修撰地方志等文化活动,徐兆玮等人由“立功”到“立言”,以维持传统文化于不衰,维系自身文化权力于不坠。并在与志同道合友人的诗文唱和之中,展现着他们的身份认同与怀旧心态。此外,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在近代士人身上亦有所体现,作为微观的个体,徐兆玮的“生命史”展现出开放的思想心态,理性、务实的处事作风,刚柔并济的行为面相,体现出江南文化开放包容、“刚柔并济”的文化特征。作为近代士人群体的一员,徐兆玮又反映出上承传统,下接现代的过渡一代功名士人的某些共同特征。他们面对着时代变局,应时而起、心忧天下,践行传统士人“三不朽”的人生理想,为了应付历史经验之外的世界,他们追求新知、自我调适,但内心深处仍保持着对传统儒家文化、伦理秩序的认同与坚守。士人因应时势,时代亦随人事而变迁,随着近代以来求新求变走向激进化,士人内在安身立命的儒家传统文化逐渐被抛弃,士人之“道”被动摇所致的失范、脱序与危机,造成了他们心灵的“两头不到岸”之感。徐兆玮的“心灵史”体现了近代士人在政治、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国家与个人交织,“趋新”与“怀旧”杂糅、憧憬与迷茫共存的矛盾、困惑与焦虑心态。
岳宗霞[4](2021)在《明清广西全州蒋氏宗族建构与地方社会》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明清时期广西全州的蒋氏宗族为研究对象,通过探讨全州几支蒋氏的家族建构,考察这一时期该地的宗族建构与地方社会的状况。蒋氏在全州是一个大姓,人口占全县人数总额的四分之一。明中叶,借嘉靖“大礼议”提供的历史契机,曾任内阁首辅的全州籍蒋冕先行开启蒋氏宗族的建构活动,蒋氏各支也相以继之。因循着国家放宽祭祀之礼的大形势,蒋氏各支从修族谱、建祠堂、整坟茔等着手,“落实国家祭祖礼制”,并大致确立了本族支始迁全州的先祖,完成了本支宗族的建构。但明代蒋氏的宗族建构是各分支独自进行,各支的始祖追溯也未远及传说中全州蒋氏名义上的开基祖——蒋琬。明清易代,全州迭遭兵燹,田地、建筑、典籍俱遭损毁,明中后期繁盛起来的宗族建构活动亦转入低潮甚至停滞不前。至清,康熙、雍正时期,政府逐渐重视地方社会中宗族的社会统治功能,甚至从官府的层面设了族正,将政权和族权直接结合,借助宗族势力来维持地方社会秩序,而全州地方的世家大族迎合着国家所提倡的道德伦理,在宗族建设中主动融入官方的意识形态,开始了自己新朝代下的创建。大形势的催动之下,蒋氏各族支逐渐有了联宗的意向。首先是确定一位共同的祖先,即以蒋琬为全州蒋氏之开基祖,于是各族支的谱书便顺利续接至开基祖蒋琬处;然后便是在城中置地修建了蒋琬祠堂,而且一起修建了明朝内阁首辅蒋冕的祠堂,这样,阖族祭祀或议事之时,便有了固定的地点;最后,联宗合谱,参考全州之外其他支蒋氏的族谱,从蒋琬往上追溯至蒋氏始祖周公第三子期思侯伯龄公。蒋氏大宗族建构完毕之后,或以个人一己之力、或以宗族集体之力开始对地方社会施以影响,这表现为三点:一是对地方社会政治的影响,通过维护地方社会秩序以及渗透地方官僚系统,开始全面参与地方社会的基层事务治理,直接或间接谋取有利于宗族的权益,尤其在与他族争夺自然资源时获得官府的佑护。二是与地方社会的文化互动,在宗族中还体现为重视传统儒学教育,弘扬科举入仕的价值观,对外则表现为主动适应融入政府教育变革,维护地方社会秩序。三是地方大族之间相互联姻及交游,通过婚姻结成有血缘关系的同盟,借助彼此文化、政治和经济的互援,广泛参与地方政治及社会生活中的事务。
李佳娟[5](2020)在《新时代家风构建研究》文中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我国发展历史任务的变化,构建与新时代相适应的家风成为必然趋势。新时代需要好家风,而与时俱进的好家风尚未完全形成,两者之间的矛盾是进行新时代家风构建研究的问题域。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表明:好家风不仅对个人成长和社会进步起到推动作用,而且对国家的发展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新时代家风构建问题的研究,以新时代家风应包括怎样的内容为研究对象,并采用文献调研、实证研究、跨学科研究和归纳演绎等方法,对新时代家风构建的依据、原则、内容和路径等进行研究。新时代背景下,构建与之合拍、同步的家风,是充分发挥良好家风作用的需要,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更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和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需要。构建新时代家风,要在当前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新时代家风的概念、特点、功能进行符合时代背景的阐述,进而以此为基点,阐述新时代家风建设的依据、原则、内容与路径。从概念到依据到原则到内容再到构建路径,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全过程,回答的是新时代家风的概念、构建的可能性、构建的方向、构建的内容以及如何进行构建的问题。在新时代背景下,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家风文化为源泉,以经济基础的变化为前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新时代的社会历史条件为根基,以满足广大家庭在当今时代背景下的家风建设需求为目标,构建有民族特色的、反映人民群众良好家庭面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的家风。从特征看,新时代家风具有时代性、导向性、传承性、创新性、感染性、连接性和规范性,其功能主要表现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对新时代良好社会风气形成的支撑、对家庭成员的教育引导和对新时代精神文化的彰显四个方面。新时代家风的构建,是一个基于历史依据、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的建设工程。从历史依据看,中华优秀传统家风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源泉,要发挥传统优良家风对新时代家风构建的积极作用,红色革命家风对新时代家风构建的重要支撑作用和社会主义好人家风对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基础作用。从理论依据看,马克思主义家庭观、道德观、文化观,尤其是习近平在新时代背景下对其进行的新发展,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理论指导。而从现实依据看,家庭的变迁、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初步探索、新时代家风构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人民群众对新时代家风构建的需求,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现实动力。新时代家风构建要在一定原则的指导下得以实现,各个原则相辅相成、互为一体。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原则,要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优秀家风基础上进行创新,以创新的理念和方式促进传统家风更好地继承。坚持本土与世界相融合原则,要吸收借鉴国外的家风建设资源,使之为新时代家风建设服务。坚持主体与对象相契合原则,则要使新时代家风的构建契合个人、家庭、社会、国家等主体的需要。坚持内容与形式相统一原则,目的在于促使新时代家风实现神形兼具。新时代背景下,广大家庭要建设什么样的家风已经成为现实之问。从立身、治家、处世、致用、强国层面出发构建新时代家风,有助于促使家风与时代合拍、同步。立身之风包括知书达礼、审慎自律、尊老爱幼、择贤而友的核心内容,立身家风构建得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才能扣好。治家之风表现在健康生活、勤劳简约、互敬互爱、和顺和睦,治家家风能够为家庭治理发挥积极作用。同时,构建宽容豁达、与人为善、待人以诚、敬畏自然的处世家风,旨在让人们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做到宽容、友善、诚信和敬畏。而构建知行合一、开拓创新、爱岗敬业、服务社会的致用家风,是立足时代的发展要求和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而进行家风建设的指向。在追寻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过程中,构建遵纪守法、开拓创新、爱党爱国、共建共享的强国家风,有助于以优良家风为强国目标的实现提供精神动力。新时代家风的构建,要通过构建主体、构建载体、宣传方式、构建方法等具体的路径得以实现。家庭成员、广大家庭、学校、社区、社会、国家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主体,“六位一体”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缺一不可。从载体看,要借助传统节日、地方文化、家风故事、文化产品等多重载体,促使广大家庭重视家风、构建家风。从宣传方式看,既可以利用传统的宣传方式,也可以通过新兴的宣传媒介展开宣传。从构建方法看,需综合运用言传身教、说服引导、榜样示范、比较鉴别等方法,进而实现家家构建家风、形成家风的良好态势。对新时代家风的概念进行界定是研究新时代家风构建问题的基础,阐述新时代家风构建的依据是构建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前提,而明确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原则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基本方向,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内容是研究新时代家风构建的核心,新时代家风构建的路径则是构建新时代家风的关键所在。良好家风对社会风气具有支撑作用,新时代家风的构建与形成,对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具有积极价值。如果全社会重视新时代家风、构建新时代家风,有助于以良好家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袁康[6](2020)在《营商环境优化中的地方政府角色——以地方《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为视角》文中指出优化营商环境是当前我国经济建设的重点工作,各省市也积极通过立法对地方政府优化营商环境的责任和举措予以规定。然而这些地方立法既过度强调地方政府作用,又未能按照地方政府的作为空间制定有针对性的具体化措施。受限于政治体制、央地关系和市场规律,地方政府只能在地方事权、行政协调、自由裁量和创新试点等空间内有所作为。地方立法应当在此基础上,按照保护商事主体权利、降低商事活动成本、集聚商业发展要素的路径,从明确主体责任、提高行政能力、优化市场监管、完善公共服务等四个方面规定地方政府的职责,以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优化营商环境这项系统工程中的积极作用。
常丹[7](2020)在《武陟县董永传说孝主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地方化的传说是传说在地方的深刻演绎,本文在梳理董永传说流变基础上,通过对武陟县董永传说的田野调查,深入了解传说与地方的深层互动,以民间叙事的角度阐释了董永传说在当地的多重叙事,并展现了孝作为董永传说的起源在当地所具有的引领作用和现代价值。作为孝子的董永,作为先祖的董永,作为历史的董永,作为信仰的董永,董永在当地所具有的多重身份不断强化了人们对董永传说的传承,同时也承载着村落历史和集体记忆,维系着地域内的文化认同。而孝作为董永传说的价值核心,既是维系人们传说认同的思想基础,同时也是地方在当代进行乡村建设的精神源泉。具体而言,董永传说在历史演变过程中经历了孝主题不断弱化,情感主题不断凸显的变化,在地方流传过程中通过广泛的地方化形成了独特而丰富的民间叙事。武陟县董永传说作为传说地方化的体现之一,以当地的遗存、历史、风物为关联呈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和乡土气息。传说不仅构筑了鲜明的孝子形象,延续了董永与七仙女的姻缘故事,并在此基础上将孝与爱的主题推向了德与善的更大命题。在地方,孝主题作为董永故事的起源有着独特而丰富的纪念方式,并且在长期的流传中当地民众产生了诸多关于孝主题的生活实践。而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董永传说的保护被纳入行政工作体系,政府通过组织系列活动打造德孝小董的乡村定位,进一步深化了德孝主题。总而言之,武陟县董永传说在当地展开了口头、物象、行为等多重叙事,形成了以董永传说为中心的文化体系。董永传说以其突出的代表性成为孝文化的象征符号,并在当代语境下随着时代发展融入新的内容,焕发新的生机。在千年的流传中,董永传说被不断地增加时代元素,故事文本也发生了改变,但其所承载的文化核心却延续至今,在今天仍然能够给予当地民众源源不断的精神滋养。
陆俊杰[8](2020)在《合作型地方法治的社会权力研究》文中提出在法治现代化征程中,地方法治深嵌在时代发展大潮和国家法治建设的双重关系中,需要在实践中着力解决“何以可能?何以进行?何以实现?”等关键性问题。全球化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意味着处于开放型格局中的地方必然要以国际化视野认真对待经济社会和治理中的各类法律问题。数字时代的信息与数据的变革,催生了地方数字政府,优化了社会规范与工具,促进了社会发育和公众参与。面对这些机遇和挑战,地方法治受到了动力主体与要素不平衡和内在权力关系配置失衡的制约。破解社会基础薄弱和政府主导的悖论关键在于培育社会力量,建设“有效地方法治”。当下,地方法治主要有三种类型即国家试错分析模式的试验型地方法治、政府竞争分析模式的竞争型地方法治、压力发包分析模式的承包型地方法治,均存在着社会缺位等问题。多元主体力促政府与社会合作,这是地方法治现代化的重要路向。现实中,市场化利益聚合、服务型政府改革和社会力量嵌入性成长促使地方法治逐步向政社合作转型。地方性事务的平等治权、宪法与法律的涉地合作规定、地方社会的信赖机制等为合作型地方法治提供了正当性、合法性和实效性基础。合作型地方法治意指具有相对独立地位的社会权力和政府权力以信任为基础,充分运用已有资源和社会资本,通过平等合作和交织互动,发挥多元社会主体结合而成共同体的能动作用,有效实现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法治目标的地方法治模式类型,需要具备合作主体、合作条件、合作方式、合作平台等构成要件,具有强社会性、多主体性、平等性、集体行动等鲜明特征。社会权力作为合作型法治的重要力量一直存在于地方法治的实践场域中。政府与社会结构网络中,社会权力活跃于政府服务、公共治理和基层自治等领域,并且在公权力的主导下作为参与性力量参与地方立法、行政和司法活动。权力关系结构中,社会权力在社会阶层复杂化、资源配置社会化和网络观念多元化的催生下逐步发育壮大,从而与政府权力之间基于主体、制度和结果等相互信任而迈向合作。这种合作展现了平等性地位、公共性指向和多向度开放的合作特点。法理语境中,社会权力是除国家组织和社会个体之外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群体凭借其掌握的社会资源对政府、社会和公众产生影响、支配和控制作用的力量和能力,是地方法治权力关系的重要组成。其生成和实施需具备社会组织等多元社会主体力量、社会资本等各种资源条件以及对于其他主体和权力权利产生影响等条件。“政府-社会”关系模式下,作为地方法治权力关系的重要维度,社会权力的主体是多元化的。社会权力的法治力量主要来自于社会领域的多元主体,需具备组织化、群体化、社会化和公共资源等条件。地方性社会组织是社会权力最重要的主体,其囊括社会团体、基金会和社会服务机构等,在迈向高质量治理进程中不仅具有组织独立性和行动自主性,还具备了民间性和公共性等特点。稳定的社会群体则是基于社会利益价值需要为实现共同目标结合的社会共同体,包括较多现实结合的实体性社会群体和虚拟化网络社会群体,自组织性、利益共通性和成员认同性是其重要特点。而自治性社区组织是法定的常见社会力量,广泛地存在于城乡治理中并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权力主体不仅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组织形态,更是地方法治的重要推动力量。社会权力在合作型地方法治中能够发挥什么作用是其重要的法理向度。整体而言,社会权力自组织运行不仅能够增强其在权力体系中的法治地位,还能有效发挥其外化的法治功能。首先,社会权力通过多元化方式有效防止地方政府权力的扩张与滥用,途径是社会权力促使地方政府通过职能转变自限权力、扩张社会权力领域限缩政府权力实施空间、通过静态分享和动态转化方式分解政府权力。其次,增强社会资本促进社会与政府间合作,则是社会权力法治功能的重要一面。在具体实践中,社会权力通过架构陌生人互惠关系网络、培育平等合作的公共精神和构筑体制回应的社会秩序等方式丰盈社会资本的内容,增强社会权力内在动能。再次,社会权力通过“民间法”等社会规范的成熟完善,不断生成自身治理权威,架构多元权力的耦合机制,从而促成社会秩序的逐步建立。通过限制政府权力、培育社会资本、生成社会秩序,社会权力致成了其法治功能。社会权力在合作型地方法治的作用主要通过其有效的运行机制实现。社会权力运行主要依赖于地方开放复合的民主实践空间、经济和信息等多元资本以及多样繁荣的理性文化等条件。在这些条件下,地方法治建立公私伙伴关系集聚信任,强化平等对话与公共协商,通过立法、行政、司法的有序参与和城乡的社区自治等方式实现深度法治合作。社会权力的作用机制是其介入地方法治进程最核心的运行机理。社会权力通过自主决策和能动机制,建立了多元权力平等合作的网络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多元权力主体基于项目化绩效目标,生成动态的项目合作共同体。在较为完善的社会信任制度体系以及政社权力合作运行规范机制下,多元主体基于互惠原则展开法治合作的集体行动。社会权力的作用机制,实际上是其和政府权力通过社会组织和政府部门等多元主体,依靠强大的社会资本和互惠的信息共享机制,基于信任形成项目化的虚拟合作共同体,对权力运行绩效进行评价及反馈,动态回应治理中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需要,实现地方法治目标。当然,合作型地方法治也要高度警惕社会权力的政治动机和权力溃散现象,确保权力的运行和功能以法治目标为导向。
马薇[9](2019)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审计监督作为国家权力监督体系中的一项关键制度安排,通过权力监督权力的根本形式发挥制约功能,进而在提升公共资源配置效率、维护国家财政经济安全、提升政府效能、促进廉政建设等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进入新时代,审计监督建设愈发显得迫切。为此,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改革审计管理体制”的总体要求。这意味着审计领域的改革将要走进“深水区”,触碰深层次的体制、结构等问题,以更好发挥审计监督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在党中央已然进行审计管理体制改革之时,地方层面上的跟进和创新情况更为值得关注。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地方各级政府和审计机关既坚决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和审计署的改革部署,又结合本地特色实现创新发展,使得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始终在路上”。作为国家治理中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安排,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深入,现行的地方审计管理体制在诸多方面上已然无法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要求,因而推进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具有了显着地必要性。事实上,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已然为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内容、过程、趋向等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为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有效开展分析研究,本文基于已有研究成果梳理以及国家治理理论、公共受托责任理论等相关理论工具,搭建起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分析框架。它由内外两部分组成,在内部主要由组织、权力、制度、机制等要素构成;在外部则由党的领导、审计体制、审计价值构成。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国审计管理体制先后经历旧审计阶段、红色审计阶段、现代审计阶段、新时代审计阶段四个时期。通过回顾和梳理历史,能够清晰认识其发展成就,并归纳出发展规律以更深入的理解审计制度建设的“中国特色之路”。当然,现阶段的地方审计管理体制依然存在诸多不足。基于分析框架,这主要体现在组织设置与国家治理需求不相匹配、权力划分与国家治理趋势相违背、审计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相互脱节、审计机制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运行难以契合。针对现实困境,部分地区已经展开了改革尝试。本文选取南京、广州、重庆、贵阳四地进行个案研究和比较分析,既具象化展示当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现状,也试图从典型案例中获得建设性启示。基于分析框架和案例研究,本文提出,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推进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应当首先明确两个前提条件,即价值取向和审计体制模型。前者包含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强调国家审计服务国家治理的内在规定性以及独立性、权威性、专业性价值的树立;后者则强调应保持行政型审计体制基本不变。在此基础上,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路径应当从组织、权力、制度、机制四个方面上具体展开。其中,组织设置包括审计机构的增减、地方审计委员会的建设以及组织关系厘定;权力优化涉及管理权限确认、审计职能转型和权力清单制度建设;制度建设既要注重静态层面上的良法和制度建设,也要注重程序设计以保证动态层面上的依法执法落实;机制修缮则分为内生机制、外部机制和联接机制三个方面。这四部分既相互独立,发挥独特作用,又相互统一,共同构成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内容。总之,推进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体现,是紧跟党中央和国家有关审计改革步伐的重要举措,亦是推进地方审计事业发展的根本出路。
刘涵[10](2019)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发展的新成果。它把建设生态文明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整地统一起来,既是对生态文明的科学认识,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把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推向了崭新境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一方面指导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有利于我国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另一方面为人类走出生态困境提供中国方案,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任何哲学思想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必然有其生长的时代背景、思想来源、发展过程。据此,本文从生态危机爆发、环境保护运动兴起、生态科学繁荣发展三个角度分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从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中国传统生态智慧、西方生态理论三个视角梳理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与发展的理论来源;并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划分为孕育阶段、生成阶段、升华阶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基础、目标诉求、核心理念的思考。首先,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揭示了人类文明演进的规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基于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深入认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其次,目标诉求。美丽中国是对社会主体生态诉求的回应,美丽中国指明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和任务,美丽中国建设推动了生态文明的演进和发展。最后,核心理念。绿色发展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内核,它能加快推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绿色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主要内容由为什么要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如何建设生态文明三个部分构成。首先,对为什么要建设生态文明的论述。理由在于:建设生态文明是人类化解生态危机的客观要求,建设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历史演进的必然趋势,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其次,对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的阐释。结论在于:生态文明是具有新的文明要素的更高级文明形态,生态文明的本质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文明是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新文明。最后,对如何建设生态文明的谋划。措施在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设计,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推动世界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特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世界性和民族性的统一。它既立足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又遵循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二是预见性和现实性的统一。它既关爱自然,表达了强烈的生态忧患意识,又关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生态问题,回应民生关切;三是继承性和创造性的统一。它继承了人类文明思想的精华,又注重生态文明思想理论的顶层设计;四是整体性和区域性的统一。它既关注人类整体发展,又尊重差异,注重区域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价值在于,它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坚持和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拓和创新了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实践价值在于,它指导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并为全球环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
二、在地方经济建设中有所作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在地方经济建设中有所作为(论文提纲范文)
(1)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一)选题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既有研究述评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一)研究框架 |
(二)研究方法 |
四、主要创新和不足 |
(一)主要创新 |
(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城市外交的界定、沿革和理论基础 |
一、城市外交的界定 |
(一)城市外交的定义 |
(二)城市外交的特征 |
(三)城市外交的形式 |
(四)城市外交的作用 |
二、城市外交的沿革 |
(一)城市外交的发展 |
(二)城市外交的繁荣 |
(三)中国的城市外交 |
三、城市外交地位的确立 |
(一)城市成为城市外交的主体 |
(二)城市外交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 |
(三)城市国际组织提振城市外交地位 |
四、多层外交理论对城市外交的阐释 |
(一)多层外交理论的内核 |
(二)多层外交理论的辨析 |
(三)对城市外交的再阐释 |
小结 |
第二章 中韩城市外交的演变发展与地位作用 |
一、中韩城市外交的发展历程 |
(一)接触探索阶段 |
(二)磨合调整阶段 |
(三)稳定增长阶段 |
二、中韩城市外交的基本情况 |
(一)中韩双边交往情况 |
(二)中韩多边交往情况 |
三、中韩城市外交的进展成效 |
(一)友好城市数量持续增加 |
(二)友好城市合作领域扩大 |
(三)友好城市合作层次加深 |
(四)发展成果惠及两国人民 |
四、中韩城市外交的发展特点 |
(一)交往对象的多层次性 |
(二)同层交往的非唯一性 |
(三)结好偏好经济发达地区 |
(四)从注重获得走向合作共赢 |
五、城市外交在中韩关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
(一)城市外交在中韩关系发展中的地位 |
(二)城市外交对中韩关系发展的积极作用 |
小结 |
第三章 中韩城市外交主要行为体层次分析 |
一、超国家行为体层次 |
(一)全球性国际组织 |
(二)区域性国际组织 |
二、国家行为体层次 |
(一)居于支配地位的中央政府 |
(二)囿于地域主义的国内政党 |
三、次国家行为体层次 |
(一)具备担当城市外交主体能力和意愿的城市 |
(二)外部环境有利于作为城市外交主体的城市 |
四、社会行为体层次 |
(一)不能被忽视的非政府组织 |
(二)引领舆论的新旧传媒集团 |
五、不同行为主体间的相互作用 |
(一)次国家行为体与国家行为体的相互作用 |
(二)次国家行为体与超国家行为体相互影响 |
(三)社会行为体对次国家行为体的不同影响 |
小结 |
第四章 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及成因 |
一、各地区总体发展不均衡 |
(一)资源条件导致的友城分布不均 |
(二)政府偏好招致各项发展不平衡 |
二、合作形式单一、影响受限 |
(一)开展城市外交常用的合作方式 |
(二)倚重某一形式的现象普遍存在 |
(三)以浙江为例评估城市外交效果 |
三、民间主体参与程度不高 |
(一)中韩城市外交由官方主导 |
(二)官方合作欠灵活、效果不佳 |
(三)政府参与过多、民间积极性低 |
四、传播不足、民众易受误导 |
(一)塑造城市形象太重视官方交流 |
(二)效果不理想、应重视渠道和方式 |
(三)第三方误导易致民众看法片面 |
五、经济摩擦、贸易保护增多 |
(一)中韩双边经贸总体情况 |
(二)中韩经济摩擦现象增多 |
(三)韩国过度采用保护手段 |
六、多层外交理论下中韩城市外交问题成因分析 |
(一)相关利益集团的干预 |
(二)地方条件能力的差异 |
(三)国家制度体制的制约 |
(四)国际组织调解的盲区 |
小结 |
第五章 推动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路径抉择 |
一、运用国家力量,统筹地方发展 |
(一)明确中央和地方的权力边界 |
(二)平衡中央和地方的资源调配 |
二、拓宽交往渠道,创新合作形式 |
(一)借鉴其他国家城市外交模式 |
(二)加深合作层次尝试内容创新 |
三、鼓励多方参与,建立互惠机制 |
(一)鼓励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 |
(二)落实惠民机制争取民众支持 |
四、重视媒介作用,强化传播力度 |
(一)注重媒体公关树立良好形象 |
(二)拓宽传播渠道丰富传播手段 |
(三)加强对自媒体的监控和疏导 |
五、借力国家外交,融入国际组织 |
(一)借助国家外交改善外部环境 |
(二)大力发挥国际组织建设作用 |
六、促进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城市外交作用 |
(一)“一带一路”倡议与“新北方”“新南方政策” |
(二)发展战略对接对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积极影响 |
(三)深化城市外交对中韩发展战略对接的促进作用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
附录二 |
附录三 |
附录四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2)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依据 |
二、选题的意义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
四、研究目标、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与特色 |
第一章 地方高校发展的逻辑起点 |
一、地方高校身份认知 |
(一)概念的厘清 |
(二)特色定位的澄明 |
二、回应国家发展战略 |
(一)地方高校是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基础 |
(二)地方高校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力引擎 |
(三)地方高校是地域文化传播的引导者 |
(四)地方高校是地方行政管理的智慧库 |
三、凸显时代教育特色 |
(一)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 |
(二)将办学质量作为生命线 |
(三)以学校整体跃升为坐标 |
第二章 地方高校发展的时代境遇 |
一、地方高校发展的困顿 |
(一)外部困难 |
(二)内部困扰 |
二、外部评价带来改革的外烁力 |
(一)第四轮学科评估影响分析 |
(二)ESI综合排名影响分析 |
(三)武书连大学排行榜中的影响分析 |
(四)政府对高校的考核评价 |
三、自我期待激发变革的内发力 |
(一)特色发展驱动 |
(二)内在要素更新 |
(三)“双一流”建设带来的机遇 |
第三章 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的认知重勘 |
一、概念理解立场 |
(一)内涵式发展的概念 |
(二)内涵式发展的演进 |
二、办学定位分析 |
(一)办学定位内涵 |
(二)办学目标定位 |
(三)办学目标对比 |
三、坚持人才培养中心地位 |
(一)人才培养定位 |
(二)教学实施与健全人格 |
(三)知识传承与科技创新 |
(四)教书育人与以文化人 |
四、学科发展校正 |
(一)学科布局问题 |
(二)学科建设规划 |
(三)学科集群优势 |
(四)学科建设保障机制 |
(五)学科发展定位 |
五、科研与服务社会 |
(一)科学研究定位 |
(二)服务能力衡量 |
第四章 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的内容重构 |
一、构建学科建设新体系 |
(一)学科建设与学校定位结合 |
(二)学科建设与立德树人结合 |
(三)学科建设与科学研究结合 |
二、建设新型课程体系 |
(一)突破传统课程体系 |
(二)构建开放式课程体系 |
三、实践教学模式研究 |
(一)培养方案改革探索 |
(二)实践教学改革创新 |
(三)丰富教学方式方法 |
(四)加强评价的开放性 |
第五章 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的途径整合 |
一、科研与教学融合 |
(一)重树科研与教学的均衡 |
(二)提升教师教学能力 |
(三)健全教师发展评估体系 |
二、加强学校与社会对接 |
(一)体现区域性 |
(二)提高时效性 |
(三)提升政策性 |
(四)促进协作化 |
(五)强化服务性 |
三、探索与互鉴结合 |
(一)山东理工大学校地融合发展模式研究 |
(二)山东理工大学校地融合发展模式的启示 |
第六章 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的条件支持 |
一、促进政策与实践衔接 |
(一)学校层面重在宏观规划与机制建设 |
(二)学院与基层学术组织层面提质增效 |
(三)政府层面注重政策引领与评估考核 |
二、加强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契合 |
(一)教师队伍扩充及结构优化 |
(二)突出强化师德师风建设 |
(三)教学及条件建设不断加强 |
三、改善学校与地方互动 |
(一)构建与产业紧密对接的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 |
(二)建设以产出为导向的科研成果转化体系 |
(三)加强以企业为主体的政产学研合作平台建设 |
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
致谢 |
附:在学期间已发表的与学位论文有关的主要学术论文 |
(3)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选题缘起 |
二 学术史回顾 |
三 研究思路与理论借鉴 |
四 研究对象分析与资料介绍 |
第一章 戊戌前后徐兆玮的经世期许与思想变动 |
第一节 “从何市到常熟”:地方社会中的家族与权势网络 |
一 何市镇状况 |
二 徐氏家族及姻亲网络 |
第二节 “乡谊”与实践:徐兆玮的社会交往与经世期许 |
一 社交网络与交游活动 |
二 守望乡邦与道德教化 |
第三节 “青萍之末”:从阅读世界看维新思潮与士人思想变动 |
一 维新思潮的出现 |
二 旧学与新知:徐兆玮的阅读结构 |
小结 |
第二章 清末新政时期徐兆玮的“立功”实践与转型 |
第一节 徐兆玮的“立功”期望与翰林公务生活 |
一 共预新政的地方士人 |
二 入京动机与翰林公务生活 |
第二节 徐兆玮居京的社会活动与谋官生态 |
一 在京社会交往 |
二 日常活动空间 |
三 京师政治生态与个人状态 |
第三节 应变:游学日本的动机、体验与心理感受 |
一 游学动机与对异邦的想象 |
二 观光游历的感官体验 |
三 对都市文明的理性思考 |
四 阅读选择与关注焦点 |
小结 |
第三章 权变与调适:辛亥鼎革前后的政治抉择 |
第一节 从翰林编修到国会议员:辛亥前后徐兆玮的身份转型 |
一 由国到乡:归国谋职失利后转向地方自治 |
二 1911年再次入京失望到离京返乡 |
三 民政副长到国会议员:鼎革之际的身份转化 |
第二节 1913至1923年的参政议政实践与民国印象 |
一 1913年的国会议政实践与心态变化 |
二 国会恢复与徐兆玮的无心留恋 |
第三节 国会议员与地方资源争夺——以争夺农村师范分校为中心 |
一 事件缘起与常熟士绅因应 |
二 事件转机与士绅分歧 |
三 士绅裂化与纷争结束 |
小结 |
第四章 “五四”之后由“立功”到“立言”的新取向 |
第一节 五四“潮流”之外的士人:徐兆玮对国事日渐疏离 |
一 渐趋排斥:徐兆玮对五四新文化的态度 |
二 小镇隐居:1920年代江南士绅隐逸的一种方式 |
三 由政转文:隐逸期间的文化活动 |
第二节 士绅文化权力的延续:以《重修常昭合志》为中心 |
一 从参与到总纂——徐兆玮接任《重修常昭合志》的编修工作 |
二 《重修常昭合志》的体例与书写 |
三 地方志中士人文化权力的实践 |
第三节 结社与文化认同——以虞社诗文唱和为中心 |
一 虞社创办与发展 |
二 文化认同:徐兆玮与虞社同人的诗文唱和 |
三 科举功名士人的其他文化活动 |
小结 |
余论 士人因应的区域比较——以徐兆玮、刘大鹏为例 |
参考文献 |
附录 |
1-1 徐氏家族世系图 |
2-1 徐兆玮在京日常活动统计表 |
2-2 徐兆玮在北京出行去处统计表 |
4-1 光绪《重修常昭合志》与民国《重修常昭合志》对照表 |
4-2 1931年虞社社员名单 |
4-3 1928至1937年《虞社》各期刊载情况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4)明清广西全州蒋氏宗族建构与地方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学术史 |
一、选题缘起 |
二、学术史回顾 |
第二节 全州的地理位置及自然与人文环境 |
一、地理沿革及交通孔道 |
二、自然与人文环境 |
第三节 材料与结构 |
一、基本材料 |
二、主体结构 |
第一章 明代蒋冕及其宗族建构 |
第一节 出仕及返乡 |
一、身在官场,心系梓里 |
二、辞官归乡,壮心不已 |
三、世家联姻,显赫门庭 |
第二节 寻根问源 |
一、时代契机 |
二、追溯蒋氏源流 |
第三节 宗族建构及影响 |
一、编撰族谱 |
二、修坟祭祀 |
三、蒋冕宗族建构对全州蒋氏各支的影响 |
小结 |
第二章 明中叶全州蒋氏宗族的建构 |
第一节 蒋氏各宗族建构的地方社会背景 |
一、兵连祸结的地方政治环境 |
二、以农为主的地方经济 |
三、地方文教的兴盛 |
第二节 全州地方资源关系与蒋氏宗族建构 |
一、石冈蒋氏 |
二、大冈蒋氏 |
三、竹塘蒋氏 |
四、歌陂蒋氏 |
第三节 族谱与祠堂:蒋氏各宗族的建构实践 |
一、石冈蒋氏 |
二、大冈蒋氏 |
三、竹塘蒋氏 |
四、歌陂蒋氏 |
小结 |
第三章 清代全州蒋氏宗族的建构 |
第一节 清代全州各支蒋氏宗族建构的持续 |
一、蒋冕族支 |
二、石冈蒋氏 |
三、大冈蒋氏 |
四、竹塘蒋氏 |
五、歌陂蒋氏 |
第二节 同宗共祖:全州蒋氏的联宗活动 |
一、明时的同族观 |
二、清代蒋氏联宗的实施 |
第三节 系谱重构:全州蒋氏宗族房支秩序的确立 |
一、对待远支世系的态度 |
二、创修大宗谱——《梅潭蒋氏世谱》 |
三、再修大宗谱——《全州蒋氏源流》 |
第四节 蒋氏宗族的社会角色 |
一、蒋氏族人对地方社会的贡献 |
二、蒋氏宗族的姻亲联络 |
三、蒋氏宗族的文学荣耀 |
小结 |
第四章 结语:蒋氏宗族与地方社会的相互塑造 |
一、宗族建构 |
二、对地方社会政治的影响 |
三、与地方社会的文化互动 |
附录 |
附录一:大冈蒋氏家规 |
附录二:竹塘族训十则 |
附录三:梅潭蒋氏世谱凡例 |
附录四:祠规十八条 |
征引文献 |
一、古籍文献 |
二、族谱 |
三、碑刻 |
四、研究论着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科研情况 |
致谢 |
(5)新时代家风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一) 问题的提出 |
(二) 研究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三、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 |
(一) 研究思路 |
(二) 主要内容 |
四、研究方法 |
(一) 文献调研法 |
(二) 实证研究法 |
(三) 跨学科研究法 |
(四) 归纳演绎法 |
五、创新与不足之处 |
(一) 创新之处 |
(二) 不足之处 |
第一章 新时代家风构建概述 |
第一节 核心概念界定 |
一、家风 |
二、新时代家风 |
三、新时代家风构建 |
第二节 新时代家风的特点与功能 |
一、新时代家风的特点 |
二、新时代家风的功能 |
第三节 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基本遵循 |
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
二、以传统优秀家风为源泉 |
三、以经济基础的变化为前提 |
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
五、以新时代的社会历史条件为根基 |
六、以满足广大家庭的家风建设需要为目标 |
第二章 新时代家风构建的依据 |
第一节 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历史依据 |
一、中华优秀传统家风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源泉 |
二、红色革命家风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重要支撑 |
三、社会主义好人家风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基础 |
第二节 新时代家风构建的理论依据 |
一、以马克思主义家庭观为依据 |
二、以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为依据 |
三、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依据 |
第三节 新时代家风构建的现实依据 |
一、家庭的变迁 |
二、不同主体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初步探索 |
三、新时代家风构建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 |
四、人民群众对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基本要求 |
第三章 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原则 |
第一节 继承与创新相结合原则 |
一、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优秀家风基础上进行创新 |
二、以创新的理念和方式促进传统家风更好地继承 |
三、实现继承传统优秀家风与创新当代家风相结合 |
第二节 本土与世界相融合原则 |
一、吸收借鉴国外的家风建设资源 |
二、实现国外家风资源的洋为中用 |
三、实现新时代好家风的中为洋用 |
第三节 主体与对象相契合原则 |
一、契合个人主体对家风的构建需求 |
二、契合家庭主体对家风的构建需求 |
三、契合社会主体对家风的构建需要 |
四、契合国家主体对家风的构建需要 |
第四节 内容与形式相统一原则 |
一、新时代家风在内容表达方面应坚持的原则 |
二、新时代家风在构建形式方面应坚持的原则 |
三、以内容与形式相统一原则构建新时代家风 |
第四章 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内容 |
第一节 立身 |
一、知书达礼 |
二、审慎自律 |
三、尊老爱幼 |
四、择贤而友 |
第二节 治家 |
一、健康生活 |
二、勤劳简约 |
三、互敬互爱 |
四、和顺和睦 |
第三节 处世 |
一、宽容豁达 |
二、与人为善 |
三、待人以诚 |
四、敬畏自然 |
第四节 致用 |
一、知行合一 |
二、开拓创新 |
三、爱岗敬业 |
四、服务社会 |
第五节 强国 |
一、遵纪守法 |
二、志存高远 |
三、爱党爱国 |
四、共建共享 |
第五章 新时代家风构建的路径 |
第一节 “六位一体”共建家风 |
一、家庭成员是新时代家风的建设者 |
二、广大家庭是新时代家风的营造者 |
三、学校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参与者 |
四、社区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协作者 |
五、社会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推动者 |
六、国家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引领者 |
第二节 “守一望多”承载家风 |
一、以传统节日为载体构建新时代家风 |
二、以地方文化为载体构建新时代家风 |
三、以家风故事为载体构建新时代家风 |
四、以文化产品为载体构建新时代家风 |
第三节 “春风化雨”宣传家风 |
一、传统媒体必不可少 |
二、新媒体应充分利用 |
三、自媒体可适当使用 |
第四节 “态势聚合”形成家风 |
一、言传身教法 |
二、说服引导法 |
三、榜样示范法 |
四、比较鉴别法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6)营商环境优化中的地方政府角色——以地方《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一、优化营商环境背景下的地方立法检视 |
二、营商环境的优化路径 |
(一)保护商事主体权利 |
(二)降低商事活动成本 |
(三)集聚商业发展要素 |
三、地方政府的有限能力和作为空间 |
四、地方政府角色的界定与发挥 |
五、结语 |
(7)武陟县董永传说孝主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董永传说与孝文化 |
第一节 董永传说孝主题的发展演变 |
一、汉代孝主题的确定:孝子形象的树立 |
二、魏晋孝主题的发展:遇仙情节的初现 |
三、唐宋之后孝主题的弱化:情感主题的凸显 |
第二节 各地流传的董永传说 |
一、董永传说的地方流传分布 |
二、传说在地方传播的稳定与变异 |
三、地方董永传说对孝主题的表达 |
第三节 大众文艺作品与地方传说的差异 |
一、功能需求:娱乐教化与村落历史 |
二、叙事方式:文艺叙事与民间叙事 |
三、后续影响:大众传播与地方传承 |
小结 |
第二章 武陟县董永传说及其孝主题 |
第一节 武陟县董永传说的历史溯源 |
一、地方历史 |
二、董氏家族 |
三、孝文化 |
第二节 武陟董永传说的叙事逻辑 |
一、历史遗存为纪念载体 |
二、地方传说为历史背景 |
三、物产风俗为深化体现 |
第三节 武陟董永传说孝主题的表达层次 |
一、由孝而起:大写的孝子形象 |
二、因孝得缘:隐晦的爱情表达 |
三、从孝到善:更大主题的转化 |
第四节 武陟董永传说孝主题的塑造方式 |
一、至善孝行:现实观念的反映 |
二、神奇夸张:孝子故事的神化 |
三、美好想象:现实生活的期盼 |
小结 |
第三章 地方民众对董永传说孝主题的传承实践 |
第一节 孝子故事:口头传承与现代传播 |
一、口头传承 |
二、现代传播 |
第二节 孝子神化:民间信仰中的道德取向 |
一、董永信仰的兴起与形成 |
二、信仰活动中的孝子故事 |
三、董永庙的多重功能与综合叙事 |
第三节 子孝孙贤:族规家训中的人生诉求 |
一、宗族复兴与家族观念 |
二、族规家训与人生诉求 |
小结 |
第四章 政府对董永传说孝文化的弘扬 |
第一节 当地孝文化建设源起 |
一、传说申遗的关键契机 |
二、乡村建设的内在需要 |
三、董永传说的标志象征 |
第二节 政府对孝文化的建设助推 |
一、德孝小董的乡村定位 |
二、董永符号的利用强化 |
三、德孝活动的践行深化 |
第三节 当地政府孝文化建设的活动机制 |
一、背景:文化传统奠定活动基础 |
二、组织:行政力量贯穿活动始终 |
三、实施:社会力量提供公益支持 |
四、效果:集体参与共筑乡村记忆 |
第四节 武陟董永传说及其孝文化的保护 |
一、董永传说的传承保护 |
二、董永传说的创新发展 |
三、乡村文化的传承弘扬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8)合作型地方法治的社会权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研究缘起 |
二、研究综述 |
三、研究方法 |
四、研究意义 |
第一章 复杂背景下地方法治变革的动因 |
第一节 时代变革叠加驱动地方法治转型 |
一、全球化时代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
二、数字时代信息扁平化的喜与忧 |
第二节 内在结构失衡期待地方法治转型 |
一、法治变迁动力机制的结构失衡 |
二、权力纵横配置的内在关系失衡 |
第二章 治理现代化语境地方法治的合作型转向 |
第一节 基于“控制—依附”结构的地方法治类型 |
一、国家试错分析模式的试验型地方法治 |
二、政府竞争分析模式的竞争型地方法治 |
三、压力发包分析模式的承包型地方法治 |
第二节 合作型地方法治:有效法治的可能范式 |
一、逐步趋向合作的地方法治 |
二、合作型地方法治的法理证立 |
三、合作型地方法治的内在特征 |
第三章 社会权力的法治合作及其法理意蕴 |
第一节 合作型地方法治的社会权力在场 |
一、政社关系结构网络的社会权力实践连接 |
二、社会权力对法治合作机制的内生要素扩展 |
第二节 合作型地方法治语境社会权力的法理属性 |
一、域外关于社会权力的经典论述 |
二、国内学界关于社会权力的解读 |
三、合作意蕴的社会权力法理界定 |
第四章 合作型地方法治的社会权力主体力量 |
第一节 地方性社会组织 |
一、法律语境的社会组织 |
二、社会组织高质量转向 |
三、迈向治理的组织类型 |
四、变塑社会的特征优势 |
第二节 稳定性社会群体 |
一、社会群体的学理维度 |
二、虚实结合的多元社群 |
三、主体特征的社会面向 |
第三节 自治性社区组织 |
一、基于法定的主体地位 |
二、社区自治的力量条件 |
三、自治效应的典型实践 |
第五章 社会权力之于合作型地方法治的功能 |
第一节 控约地方政府权力 |
一、制约政府权力的传统机制及其式微 |
二、社会权力阻却地方政府权力的扩张 |
三、社会权力对政府权力的分解与转化 |
第二节 丰盈民间社会资本 |
一、社会资本与合作型地方法治 |
二、地方法治中社会资本的孱弱 |
三、社会权力重塑法治社会资本 |
第三节 生成地方社会秩序 |
一、社会权力生成地方法治的“民间法”资源 |
二、基于社会权力合作治理的社会秩序生成 |
第六章 合作型地方法治社会权力的运行机理 |
第一节 开放多元的运行条件与场域 |
一、开放复合的民主社会实践空间 |
二、市场经济与信息技术等现代化资本 |
三、多样繁荣的地方社会理性文化 |
第二节 深度合作的有序运行方式 |
一、对话与协商:公私伙伴关系的建立 |
二、有序参与:政社权力的深层互动 |
三、自主治理:社会权力的自主实现 |
第三节 制度化网络的集体合作行动机制 |
一、自组织决策的项目绩效合作机制 |
二、制度化政社权力的集体行动机理 |
余论:对社会权力的法治制约 |
一、对社会权力保持政治警惕 |
二、防止社会权力的溃散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9)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及意义 |
一、研究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进展 |
三、国内外研究评述 |
第三节 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与研究创新 |
一、研究方法 |
二、论文主要内容 |
三、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一个分析框架 |
第一节 核心概念剖析 |
一、国家治理 |
二、国家审计 |
三、地方审计管理体制 |
第二节 理论基础分析 |
一、国家治理理论 |
二、公共受托责任理论 |
第三节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逻辑进路 |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性 |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对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提出的新要求 |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框架搭建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我国审计管理体制的沿革及评述 |
第一节 我国审计管理体制的沿革 |
一、旧审计阶段:封建社会及民国时期 |
二、红色审计阶段:革命根据地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之初 |
三、现代审计阶段:改革开放之后 |
四、新时代审计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 |
第二节 我国审计管理体制发展取得的成就 |
一、及时有效披露相关信息,提升了政府透明度 |
二、发挥权力制约和监督作用,保障了国家治理稳定有序 |
三、推进审计信息化建设,提高了审计质量 |
四、丰富审计内容和审计形式,维护了人民根本利益 |
第三节 我国审计管理体制发展的基本规律 |
一、审计法制化趋向 |
二、审计功能不断扩展 |
三、审计民主化特征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当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的困境及生成机理 |
第一节 现实困境 |
一、组织设置与国家治理需求不相匹配 |
二、权力划分与国家治理趋势相违背 |
三、审计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相互脱节 |
四、审计机制与国家治理运行难以契合 |
第二节 生成机理 |
一、审计体制的制约 |
二、政府职能转型滞后 |
三、对审计的认识有待提高 |
四、利益协调困难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若干典型个案: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探索 |
第一节 多地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实践概述 |
一、南京市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概述 |
二、广州市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概述 |
三、重庆市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概述 |
四、贵阳市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概述 |
第二节 多地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实践的比较研究 |
一、组织建设层面的比较 |
二、权力配置层面的比较 |
三、制度建设层面的比较 |
四、机制修缮层面的比较 |
第三节 多地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实践的启示 |
一、坚持党的领导,高扬党的旗帜 |
二、坚持协调发展,理顺多重关系 |
三、坚持全面改革,谋求深化发展 |
四、坚持效益目标,提升审计质量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前置设计 |
第一节 根本条件: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价值取向 |
一、毫不动摇的思想指导: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二、鲜明的主题设置:强调国家审计服务国家治理的内在规定性 |
三、有效的改革原则:独立性、权威性、专业性价值的保障 |
第二节 基础条件:国家审计体制确认 |
一、审计组织模式优化 |
二、审计领导体制模式调整 |
三、国家审计体制确认的意义阐明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探索——组织及其权力 |
第一节 组织和权力优化的原则坚守 |
一、独立性和联系性的把握 |
二、一致性和特殊性的统一 |
三、全面性和重点性的兼顾 |
第二节 地方审计组织设置及关系优化 |
一、组织设置之“加减法”应用 |
二、发挥地方审计委员会的作用 |
三、组织关系厘定 |
第三节 审计权力优化与规范 |
一、审计管理权限确认 |
二、审计职能转型 |
三、权力清单制度建立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探索——制度与机制 |
第一节 制度与机制建构的条件设立 |
一、价值取向:公共性确立 |
二、要素供给:可行性把握 |
三、注意事项:衔接性处理 |
第二节 审计制度建设 |
一、良法:夯实改革创新的合法性 |
二、制度:强化改革创新的规范性 |
三、程序:提升改革创新的秩序性 |
第三节 审计机制修缮 |
一、内生机制 |
二、外部机制 |
三、联接机制 |
本章小结 |
研究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后记 |
(10)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方法 |
四、研究的创新之处 |
五、相关概念的界定 |
第一章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
第一节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与发展的时代背景 |
一、生态危机爆发 |
二、环境保护运动兴起 |
三、生态科学繁荣发展 |
第二节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与发展的思想来源 |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 |
二、中国传统生态智慧 |
三、西方生态理论 |
第三节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与发展的过程 |
一、孕育阶段 |
二、生成阶段 |
三、升华阶段 |
第二章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基础、目标诉求、核心理念 |
第一节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基础 |
一、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揭示了人类文明演进的基本规律 |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认识 |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 |
第二节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目标诉求 |
一、美丽中国是对社会主体生态诉求的回应 |
二、美丽中国指明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和任务 |
三、美丽中国建设推动了生态文明的演进和发展 |
第三节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 |
一、绿色发展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内核 |
二、绿色发展理念的核心要义 |
三、绿色发展理念能加快推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绿色化 |
第三章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主要内容 |
第一节 对为什么要建设生态文明的论述 |
一、建设生态文明是人类化解生态危机的客观要求 |
二、建设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历史演进的必然趋势 |
三、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 |
第二节 对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的阐释 |
一、生态文明是具有新的文明要素的更高级的文明形态 |
二、生态文明的本质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
三、生态文明是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新文明 |
第三节 对如何建设生态文明的谋划 |
一、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设计 |
二、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推动世界生态文明建设 |
第四章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特征 |
第一节 世界性和民族性的统一 |
一、立足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诠释了世界性 |
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彰显了民族性 |
三、实现了世界性和民族性的统一 |
第二节 预见性和现实性的统一 |
一、生态忧患意识体现了预见性 |
二、回应民生关切彰显了现实性 |
三、实现了预见性和现实性的统一 |
第三节 继承性和创造性的统一 |
一、坚持生态关怀体现了继承性 |
二、注重顶层设计诠释了创造性 |
三、实现了继承性和创造性的统一 |
第四节 整体性和区域性的统一 |
一、关注人类文明的整体发展 |
二、注重区域生态文明建设 |
三、实现了整体性和区域性的统一 |
第五章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价值 |
第一节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价值 |
一、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 |
二、坚持和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三、开拓和创新了生态文明建设理论 |
第二节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价值 |
一、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
二、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四、在地方经济建设中有所作为(论文参考文献)
- [1]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D]. 许菲. 吉林大学, 2021(01)
- [2]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研究[D]. 查玉喜. 山东师范大学, 2021(02)
- [3]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D]. 汪颖奇.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4]明清广西全州蒋氏宗族建构与地方社会[D]. 岳宗霞. 青海师范大学, 2021(09)
- [5]新时代家风构建研究[D]. 李佳娟. 苏州大学, 2020(06)
- [6]营商环境优化中的地方政府角色——以地方《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为视角[J]. 袁康. 经贸法律评论, 2020(03)
- [7]武陟县董永传说孝主题研究[D]. 常丹.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8]合作型地方法治的社会权力研究[D]. 陆俊杰.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2)
- [9]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研究[D]. 马薇. 苏州大学, 2019(07)
- [10]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D]. 刘涵.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