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中国蚕丝业走向资本经营（论文文献综述）
彭林[1]（2021）在《区域主导产业发展中的政策过程研究 ——以1949-1966年南充蚕丝业政策为例》文中研究表明
孙冠儒[2]（2021）在《近代山东丝织业与经济社会变迁研究（1840-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丝织业在中国古代一直是一项重要的家庭副业,山东地区也不例外,而且在汉代以前,山东地区甚至在全国处于中心地位,虽然此后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山东地区的丝织业在全国的地位有所下降,但其仍然保持了不断向前发展的势头。近代以来,随着帝国主义对山东的经济入侵,一方面严重破坏了农村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造成大量农民破产外流,给山东人民带来了重大灾难;但另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也刺激了山东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农副产品的商品化程度提高,使农民卷入新的商品市场,从而使农村经济产生了对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依赖。在这一过程中,部分手工业衰落了,但与口岸贸易密切联系的丝织业却适应了对外贸易的需要,实现了自身的转型与发展,商品化程度大大加强,如由手工缫丝变成人力机、蒸汽机缫丝,由铁木提花机取代了原始木机,尤其是近代缫丝工厂的出现,更是极大的促进了山东丝织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并由此引发了生产工具、经营管理方式等的一系列变化。此外,随着山东丝织业生产的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其受国内外政治经济的影响也不断加大,就国内环境而言,在北洋军阀政府统治时期,受北洋军阀混战的影响,近代山东丝织业的发展面临着严峻的社会环境,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山东丝织业的健康发展;就国外环境而言,在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和九一八事变的影响下,近代山东丝织业的发展举步维艰,一方面,因日本侵占了中国东北,使得山东丝织业丧失了重要的原料产地;另一方面,受经济大危机的影响,山东丝织品的出口受到沉重打击,很多手工工场因丝织品出口受阻而面临破产。而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传统的丝织业行会也开始发生改变,近代化的商会和同业公会逐渐形成,其职能日益由传统丝织业行会下垄断丝织业生产逐步转变为近代化同业公会下的维护丝织业的正常竞争。再者,随着近代山东丝织业日益卷入国内外市场,丝织品商品化程度的日益提高,交通运输业在山东丝织业的发展中也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传统交通运输方式的日益淘汰和近代化的汽车、铁路等新型交通运输方式的日益普及,对近代山东丝织业的发展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这一系列变化最终又促进了山东城乡经济生活的发展,一方面表现在推动了城乡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则促进了城乡社会文化的繁荣。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丰富山东丝织业研究的理论知识点,而且对于今天丝织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有利于促进山东丝织业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对新农村建设和“三农”问题等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杨文[3]（2020）在《费孝通视野中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变动》文中提出社会生活是着名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学术考察的基本领域,尤其是其中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这一关注对象的选择体现了其特定时代背景、问题意识、学科特征和个人学术特点,对此进行历史探讨,有助于认识费孝通对于中国近代化的独特思想贡献,亦可为社会史研究提供跨学科借鉴。费孝通成长于江南绅士家庭,新旧兼及的家庭教育开启了他的知识视野,而人类学的熏陶促使他更关注普通民众生活,并以高度的“文化自觉”,获取了对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洞见,显示了其传统文化根基和对世界文化态势的总体把握。费孝通直面近代中国剧烈的社会变局和现实生活问题,立志探求社会发展路向,溯源社会问题的历史症结,揭示社会生活变迁的规律,体现了人类学的学术使命。在他看来,构成中国历史症结的贪污无能、技术落后和高文盲率等,是社会结构、匮乏经济和儒家思想交互作用的结果。这些问题的解决非一般社会改良所能济事,社会发展论应运而生。根据这一理论,中国乡村社会的重要出路在于以技术和组织变革为特征的工业化,落后族群只有在不同文化之间互动和学习中才能获得发展的机会。按照上述既定学术目标,费孝通在实证考察和理论省思层面,都作出了独特建树。费孝通的民众生活研究开始于对中国小农社区的观察,表明了社会人类学学者清晰的生活空间意识,他积数十年之功最终找到一条对庞大中国进行日常生活观察的“现实的方法”。以花蓝瑶、江村和禄村等不同类型的小农社区生活为个案进行考察,费孝通充满自信地认为,积以时日,必将增进对整体中国社会的认识。在众多的日常生活空间里,费孝通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所获得的社会仪式、口传和物质文化资料等,与历史通识的系统化资料以及经书、正史、地方志和官方统计等文献的使用,共同揭示了近代中国民众生活的细节。这些田野调查资料、历史通识和历史文献的结合,展示了以人类学为主、史学为辅的素材应用技艺。费孝通的近代中国生活审思聚焦于文化特质的变化、社会关系的产生和社会生活的变异。近代交通和价值观念等文化特质的变化,或者是近代以降的自我生成,或者是文化播迁的结果,其间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制约。随着近代中国城乡的人口流动,社会逐渐由血缘结合转变为地缘结合,家庭亲属关系以新的形式进行组合和调整,青年人普遍追求以感情为基础的婚姻结合,传统农业社会悄然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变替易,与此,在这同时,手工业的衰落和劳工的社会地位成为重要中国社会问题。费孝通认为,外部助力和当地自立相结合的计划变迁构成社会生活近代变迁的基本路径。上述关注焦点的聚成,源自于费孝通敏锐的问题意识。作为功能派人类学家,费孝通反对以西方为中心的“台阶式”历史观,以“志在富民”为职志,特别关注处于文明世界边缘的中国乡村社会,从而提出了乡村工业化等一系列现实而可行方案。由此可见,时代关切、学科关怀和个人学术志趣等共同催生了费孝通的历史问题意识。就理论工具而论,功能派人类学以社会生活结构的考察见长,而费孝通特别强调文化历史性与社会性的深度关联,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探究不能离开其长时段的社会历史背景,这体现了一种日常生活史观。这样的生活探究既充满具象的社会描述,更重视一般原则的抽象;既注意仍然在现实生活中发挥功能的“活着的历史”元素,更注目于动态生活脉络的勾勒;既有研究者的理性判断,更重视当时、当地、当事人的日常思维逻辑。功能主义的文化观、生活史观和主位—客位认识论成为费孝通认识近代中国生活的独特理论工具。基于近代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方向,选择费孝通视野中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变动进行考察,我们不但认识了费孝通对于中国近代化的独特思想贡献,也可见其对于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指导价值,而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功能派人类学对于中国社会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借鉴意义。
戴丽[4]（2020）在《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发展的成就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于近代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变都是以无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两个过程”作为基本出发点和基本理论框架的。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开启了对近代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研究,相继建立了“冲击-反应”、“传统-现代”、“中国中心论”等模式。改革开放以后,传统的革命史范式引发争议,片面的“西方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论”遭到质疑,为适应当代中国改革发展需要的“现代化”研究范式日益兴起。立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历史节点,对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研究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力和价值。本文在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的发展作为研究对象,由点及面,选择以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作为统摄全文的框架,分别从技术条件（包括生产技术和劳动素质）与社会形式（包括资本组织形式、组织管理和资本积累）两个维度具体阐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的发展状况,并从二者交互作用所形成的合力中厘清近代中国产生巨变的历史脉络,力求突破学界已有的点线研究。由表入里,围绕技术条件和社会形式之间的内在互动机制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具有的直接进步作用及其产生的积极影响。从考察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角度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力求避免将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和思想单纯政治化、学术化。本文基本以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作为论述起点,以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为时间下限。首先,简要回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从孕育到创制再到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然后,分别就官营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技术条件和社会形式发生的时代变迁和呈现的特点分析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状况。最后,指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主要原因是技术条件和社会形式在近代企业和社会生产中从早期的直接结合逐步向双向度互动演化。技术条件和社会形式共同组合成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动态结构,二者相互作用的逻辑进路表现为,一方面,技术引入促进产业工人诞生,技术传播壮大产业工人规模,技术递进推动产业工人联合;另一方面,资本组织形式引发技术应用,科学管理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资本积累刺激技术创新。据此得出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和核心观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取得了一定发展且具有相对的进步性,直接促进了无产阶级队伍的诞生和壮大,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现代中国战胜封建生产方式的社会生产力条件。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近代中国并存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与不发展两种状态,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发展壮大,另一方面则是传统生产方式广泛存在。事实上,正是因为两种状态的并存,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处于特殊阶段,其发展的事实才容易被传统封建制下的社会矛盾所掩盖。正是因为两种状态的并存,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较而言是一种历史进步,是应该被支持和肯定的新生事物。正是因为两种状态的并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才异常缓慢和艰难,才需要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充分发展清除封建残余。正是因为两种状态的并存,生产机械化程度较低,资本有机构成不高,急需要价格低廉的劳动力来代替机械化操作,才有了工人阶级高度的集中性。正是因为两种状态的并存,给劳动者带来经济上的严重剥削、漫长的劳动时间和残酷的政治压迫,才有了无产阶级彻底反抗意志的觉醒和顽强斗争实践觉悟的提高。正是因为两种状态的并存,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才软弱无能,中国共产党才应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发挥领导作用。正是因为两种状态的并存,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才会不断走向反动对立面,科学社会主义才会进一步直抵人心。以工业化和商品化为标志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期存在和持续影响是中国的现实,变革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当代中国社会变革与经济现代化的历史性课题。本文以历史缘由为起点,科学总结中国现代化思潮的历史经验,形成对当代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镜鉴,理性审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其他市场经济模式之间的异同,深化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认知。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进方向,应当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生态环境,推进绿色发展。加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同时不断释放市场配置资源的活力,推动市场经济模式迈入新的层次和高度,进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高效率和高质量发展。
武晓媛[5]（2019）在《晚清民国传统工艺发展策略研究 ——基于技术与社会转型语境的考察》文中研究指明传统工艺的传承和保护随一国工业演进发生、发展,是国家工业化的一种必然结果。手工艺作为一门古老的“营生”,是传统社会中人类生产生活的一项基本活动,并依赖“师徒相授、口耳相传”的知识模式世代传承。可以说,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核心生产力的手工艺,它不仅满足了人类在衣、食、住、行各方面的物质需求,而且满足人类文化审美情趣的精神需要。它既是人类物质生活的基础,又是丰富人类精神生活的“良方”,满足着社会大众的经济、技术和文化不同诉求,任何时候都需要保有适度的存续和发展空间。尽管如此,受传统文化观念控制的古代中国一直没有给予手工艺及手工艺人应有的尊重和认同。近代以降,伴随西方的殖民侵略,近代机器技术与设备随即而来,这对传统工艺的存续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先进的机器技术刺激并促进手工技艺的改良革新,但同时又与手工艺争夺资源、抢占市场,展开激烈地竞争。就近代中国传统工艺整体发展情形言,后者成为主要趋势,机器的冲击甚至造成手工艺的全面崩溃。时至今日,中国已由传统农业国跻身现代工业国前列,并可同世界工业强国开展技术角逐,但仍无法扭转和改变手工艺的生存困境,在现代激烈地商业市场竞争中许多手工艺正急剧衰退甚至消亡。如何使传统工艺与工业化和谐共生,如何使传统工艺理性传承以更好地适应工业现代化要求,成为一个从历史延续至今的重要议题。可见,“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应如何对待传统工艺”,或者说“传统工艺应如何应对工业现代化”是一个值得反复思考和深入探究的问题。不过,这里需要说明一点,传统工艺在不同时代表现出来的功能不尽相同。在传统社会里手工艺是作为国计民生的支柱而存在的,但在现代社会中它更多地承担着传承民族文化的责任,所以对它的保护和利用因时代功能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本文重点关注关系民生日用的工艺品在近代中国技术社会转型时期的命运。基于此,本文既是一项关于传统工艺的历史研究,也是对中国工业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工艺出路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文章围绕“传统工艺如何进入现代社会”的中心议题,即如何克服和改进传统工艺的弊端,又如何保持和宏扬传统工艺的价值,立足晚清民国的时代背景,以“中国工业化早期的传统工艺发展策略”这一鲜有关注却极具时代意义的内容作为第一研究主题,以张培刚的“农业国工业化”发展经济学基本理论为支撑,探讨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之际,手工艺的工业现代化问题。通过对中国传统工艺的源头发展策略进行考察,发现在晚清和民国两个时期,国人就手工艺的出路问题曾提出过一系列的思想和行动方案,使“日用而不知”的传统工艺呈现在社会大众的视野下。在此基础上,厘清晚清民国工艺策略在整个手工艺工业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以期为当前传统工艺发展提供有效的历史借鉴。本文主体内容包括绪论、正文和结论三大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释了选题缘起、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难点及创新之处,提出晚清民国中国技术社会转型期应该如何思考和对待传统工艺的问题,并从源头策略上为手工艺寻找出路,以期获得一些新认识和新主张。第一章主要对工艺观念在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起步时期的演变情况进行研究。指出“工艺”是一个现代意义下的传统词汇,是经过近代多层内涵沉淀后的一种结果。立足于“工艺”的语言学考察,重点对“工艺”一词在近代包含的工业、工艺美术、手工艺等多重意义进行解读,揭示出技术转型期工艺概念演变的内在思想逻辑。同时界定了全文讨论的“传统工艺”范畴,列举了文中涉及的主要工艺门类,并以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作为全文的理论支撑。第二章阐释了晚清民国时期传统工艺问题的产生。自晚明起,资本主义萌芽在以手工为技术基础的工商业中萌生,致使封建统治者与工商业之间产生了巨大矛盾。封建政府开始全面抑制工商业发展,扩大对手工业的破坏。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却采取了与钳制手工艺完全不同的态度,提倡并鼓励西方机器工艺发展,手工艺在封建政府的打压和近代机器技术冲击的双重阻滞下艰难生存。但它却并未被机器技术取代而失去社会技术主体的地位。所以,传统工艺作为中国传统技术资源究竟应该如何发展就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对晚清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早期的工艺思想和行动策略进行研究,发现它们的工艺发展策略大致沿着相同路径进行。首先由社会中的有识之士、商政界代表、经济学者以及工艺美术家等从思想层面探讨传统工艺的近代多元价值及其出路问题,对手工艺的认识和理解超出了传统社会的固有意义。而后在学者论证的前提下,再由中央政府主导制定且部分推行某些工艺策略,并且不同时期的工艺策略还体现出了自身的独特性。晚清时期在毫无经验可循的前提下,一切始于初探。社会中一批极具前瞻性认识的有识之士从经济、技术、知识、社会角色以及文化的不同视角阐释了手工艺的新价值,开启了国人从思想层面探索传统工艺如何进入现代社会。清政府积极配合,一改过去“薄手艺、贱百工”的态度和对手工艺的严格管控,从推行工艺教育、创办工艺局和征集手工艺品出洋参展三方面进行了初步尝试,把零散、衰颓的传统工艺用新的理念和方式进行重组,适应并推动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发展。北洋政府时期工艺思想和行动策略的最大特点则是继承延续。在“循序渐进”、“以工代赈”和“全面改良”工艺思想的指导下,北洋政府沿着清末“工艺新政”的路线,对晚清工艺策略进行局部调整和修正。它主张的手工艺政策在整个近代中国工艺发展策略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南京国民政府早期,经过工商政学界和工艺美术界热烈讨论,官员和学者对手工艺的价值及其工业现代化的认识已非常深刻,进行了针对手工艺与工业化关系、手工艺与农村经济发展关系等具体问题的讨论。在此基础上,国民政府尝试构建了复兴传统工艺的政策体系,探索行之有效的工艺发展新模式,并次第开展复兴手工艺的行动计划,对中国手工艺事业作出统一规划和安排。经过三个时期演进,中国传统工艺发展策略渐趋成熟。第六章重点研究了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倡导的工艺策略。这一时期手工艺的工业现代化问题由政府主导转向由社会团体承担。“国济”作为政府支持下的社会服务团体,开始独立领导起全国的手工艺事业,提出了“建设性救济”的独特工艺思路。从思想认识上看,“国济”对手工艺的认识已接近了传统工艺问题的本质,强调了传统工艺的改进是一个牵涉多方面的问题,不只依赖于技术改良和革新,还需要组织、资金、人才、市场等不同社会要素的配合;从具体行动上看,“国济”建立了分工兼合作的工艺组织体系,创办了《手工艺》杂志,提供给国人工艺思想交流的平台。在它的组织下手工艺事业发展成为了一场社会运动,增强了传统工艺的社会认同感。第七章结论主要是在总结晚清民国工艺发展策略的演变路径和手工艺实际变化情形的基础上进行反思,分析了造成这一时期手工艺策略没有取得实效的原因。结合当前国家传统产业和乡村建设发展主题,思考工艺振兴对传统产业改造和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意义,以期对当前传统工艺传承与保护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孙美美[6]（2019）在《民国杭州丝绸中心市场的形成与发展（1912-1937）》文中认为丝绸业是中国的重要经济产业,是江南广大地区民众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杭州一向被称为“丝绸之府”,有着悠长的缫丝织绸传统。民国时期,杭州的养蚕规模虽不及同省的湖州、嘉兴两市,不过依旧凭借着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捷的水陆交通条件,充当着杭州周围各县市蚕茧生丝原料的集散地,成为这些县市与上海经济互动交流的区域副中心。杭州丝绸市场在这一区域经济互动发展的过程中,也带动了城市金融业、交通运输业、教育业等其他行业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杭州城市的发展。本文利用了大量近代报刊、档案资料汇编、地方志以及文史资料等文献材料,在前人研究成果和思路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 1912-1937年间杭州丝绸市场商业贸易的整体形态及其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全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杭州传统丝绸业发展的客观环境。主要从杭州的地理环境、交通状况、历史悠久的丝绸生产环境、人文环境以及逐渐成形的丝绸市场几个方面来分别介绍。第二部分主要介绍杭州丝绸原料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从蚕茧、生丝的生产与运销来考察杭州是如何充当本身及周边地区和上海之间的原料周转中心,并具体分析杭州原料市场的特色。第三部分主要介绍杭州丝绸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从杭州不同类型丝绸生产产业发展状况、丝绸的销售及形成的商品市场以及所表现出来的特色等方面加以分析。第四部分主要介绍民国时期杭州的丝绸中心市场地位的确立及影响。通过对杭州及其周边县市与上海之间原料、资金等互动的考查,来论证杭州丝绸中心市场地位的确立。此外,在丝绸中心市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杭州城市也逐渐实现了近代化转型。
李皇凰[7]（2019）在《经济统制政策视野下的四川丝业公司（1936-1946）》文中研究表明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日本侵华以及国内政治经济混乱导致统制经济政策成为当时国民政府首选的经济政策。世界性的经济不景气自然影响到众多产业发展,作为四川省重要生产事业——蚕丝业也受到波及,国际市场的丝价暴跌,使国内市场的丝价和茧价下降,养蚕农民家庭的收入也因此减少。1931年以后,在内外交困中四川蚕丝业跌落低谷。在四川省建设厅成立之后,为了以国家的力量拓展生丝的外销,间接促进农村蚕桑业的复兴,四川省政府开始学习江浙一带统制蚕丝业的做法,于1937年5月成立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引进改良蚕种,同时取缔土种,统一收购蚕茧缫制成丝后外销。于是在卢作孚等人的倡导和坚持下,以及统制经济兴起的背景之下,四川省政府开始对蚕丝业实行全面统制经营。从制造改良蚕种、发放改良蚕种、缫制和运输改良蚕丝所有的环节都在一段时间内由四川丝业公司独家经营实施。由于四川丝业公司的蚕茧收购价格常常低于正常的市场价格,且手续繁杂,积弊甚多,经常引起蚕茧生产者的不满,严重影响了其生产积极性。另外为了防止私人蚕丝经营者与丝业公司争夺原料,而影响到四川丝业公司的出口生产,四川省政府严格限制私人蚕丝经营者获得改良蚕茧,对其采取了压制乃至取缔的态度。为了有效地管理和统制蚕丝对外贸易,为争取外援,维持债信,四川省政府在蚕丝出口方面通过四川丝业公司实行统销政策。其主要负责实施者——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具体操作执行蚕丝业统制政策过程中也就避免不了要与蚕丝业相关经营者们（蚕农、蚕商）打上交道,从而容易发生纠纷,两者之间既有经济利益的冲突,也有传统生产方法与现代生产方式之间的竞争。本文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将分别从四川丝业公司与蚕茧统购、四川丝业公司与蚕茧统销两个方面来论述这些矛盾冲突。分别叙述四川丝业公司是怎么建立购茧体系的,以及在具体实施蚕茧统购政策过程中与蚕农发生的冲突。分析在统购政策实行两年之后四川丝业公司蚕茧统购权撤销的原因,而对这些情况的探析其实是更能直接反映战时统制政策。随着国民政府战时经济贸易政策的调整,到了1943年,国民政府财政部正式将蚕丝外销权划归到复兴公司手中。四川丝业公司只负责收购蚕茧,将蚕茧缫制成丝,之后静待复兴公司评价选购外销。到了抗战后期,四川丝业公司更是面临着资金紧缺的困境。由于经营状况日益恶化,在抗战胜利之时,失去了统制特权的四川丝业公司濒临破产。不可否认的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四川省政府采取统制全川蚕丝业的做法是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需求的,对于促进蚕丝生产和经营的现代化是有作用的。
周新年[8]（2018）在《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文中提出中国的地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概念18世纪才产生,来自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强调下层社会积极限制上层的国家权力的过程,社会精英、市场原则、公共舆论起关键的作用[1]。黑格尔认为中国由“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的历史是静止的,中国的社会“客观存在与主观运动缺乏一种对峙”[2],乃至于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社会的国家[3]。这其实都是基于公民社会的视角。但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认为公民社会只是一个理论“模式”,并非在西方真正出现过[4]。中国传统的王朝国家及近现代的国家,其社会不同于西方公民社会基于法的关系的普遍一致性,而在于自然和传统关系的地方性。本论文地方社会强调的是在国家的权力下,通过横向联系而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过程。顺德作为一个地处珠江三角洲中心（新老三角洲的结合部）、因境内发生惊动明王朝的“黄萧养起义”而在明中期设立的县级地域,经历了近600年的历史。在此过程中,顺德的地域社会先后创造了历史性的变革:在明清时期,同西、北江三角洲自然环境变迁（主要是洪水与沙田的淤涨）的适应、改造和利用过程中,形成了地域性的农业生产模式——桑基鱼塘等基塘农业;在晚清,因中法战争而组织的顺德地方团练发展成为领导广东省团练的领导机构;在清末,又成为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先发地域;1970年代末开始,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率先成为乡村工业化和“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典型地域。顺德的地方社会中是否存在一种内生的地域社会力量在起作用?本论文对顺德地方社会的历史考察,通过顺德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形成来尝试作出回答。论文分析了顺德自然和社会环境变迁中的几类关键性的要素:堤围等水利设施、宗族、乡村墟市、社与村庙的民间信仰等地方社会要素;以及明清的里甲与保甲、清末与民国的地方自治、建国后的乡村集体化、改革开放后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帝制时期和近现代国家的制度要素;明清时期的基塘农业、乡村手工业、原工业化、近代工业化、全球化时代的工业化等经济要素。通过这些地方社会及国家层面关键制度要素的互动,总结出顺德乡村社会水利、墟市、信仰、产业等集体空间及其内部的权力（支配）、资源（资本）的积累和集中机制,以及地方习惯、地方文化的地域特征和乡村公共品的供应机制,并进一步尝试构建社会空间的分析框架——以集体空间为核心的地方社会空间与国家政治空间的尺度互动。通过此分析框架,来检讨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顺德（政府的和乡村的）空间行为的得失。论文的结构共分九章:第一章,分析研究的背景,提出研究的问题,确定研究的对象、范围,界定关键概念,运用的研究方法,简述论文的结构。第二章,通过梳理社会空间基础理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范式及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及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与城市化和全球化研究领域的理论衔接。第三章,重点对顺德地域自然环境变化进行历史分析,围绕以堤围、闸窦、沙田围筑等水利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机制,总结自明至建国以来水利建设的历史谱系:村庄的简易村围——防护田土的挡水堤——合围的堤围——跨村的联围、闸窦、排涝等综合水利系统——地域性大联围,并分析在乡村地域社会内部的水利组织形成过程中,集体空间中不同主体的利益冲突与协作对乡村聚落空间产生的深刻影响。人与自然的互动推进了水利社区的形成,并对顺德社会空间的演变形成空间的反作用机制（由非精确的自然领地边界向清晰的产权边界转化）。水利集体空间中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的形成过程表征了水利公共产品与水利地域社会规则形成的过程。第四、五章,通过分析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过程,分析地方社会民间信仰的历史特征。重点分析:不同神灵的地域分布反映了乡村社会内部和外部自然环境特征;通过里社制度、宗族制度对村庙的影响,考察国家礼制、宗族组织对民间信仰的双向互动关系;对乡村聚落社、村庙、不同类型祭祀圈和信仰活动圈的考察,得出顺德的社会空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民间信仰通过神灵的设立和祭祀仪式等实现乡村社会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在整合地域内的不同社群、应对水灾和匪患、促进聚落共同体及跨村联盟的形成、影响墟市的演化及地域精神的形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传统乡村社会里,神的存在就是树立了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charisma）,是建构乡村社会秩序及社会空间的权威之隐喻。民间信仰是顺德地方社会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所有社会活动的纽带。第六章,重点考察乡村“市”和周期性“墟”形成的历史过程,分析影响“墟”与“市”的转化因素。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段墟市的管理机制,墟市与水网、宗族、村庙的关系,以及原工业化和近代工业化对促进墟市性质改变的综合分析,总结乡村墟市所构成的市场交易空间的历史演变。顺德乡村墟市市场圈的形成,推动乡村以人际社会交往为主向跨村落的地域经济交往活动的转化。墟市集体空间的出现,从满足日常生活的服务演变到促进乡村地域经济的分工。明清顺德乡村“墟”与“市”角色的转化,先后经历了“早晚市和日墟——周期性旬墟和固定市——专业性墟和专业性市——商业性市和周期性墟”的历史谱系,实际代表了乡村地方社会经济交往活动中消费和生产的主导地位的变化。论文通过对顺德乡村墟市进行分类、发展演变及墟市竞争与冲突的历史考察,分析乡村墟市演化过程中权力、资源积累与集中机制的变化,认为乡村墟市的不断升级与墟市封建性不断减弱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专业性墟市向近代市镇的演化,权力集中机制是必要条件,由此产生墟市资源的集中机制共同主导了顺德墟市的市镇化过程。第七章,重点考察不同历史时段关键性制度对乡村地方社会的影响,及乡村地方社会如何主动适应和建构集体空间的机制。即从国家在场的视角,考察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得出:（1）明朝里甲制重点以黄册的人户为管理对象,促进了乡村聚落认同的形成;清朝图甲制以土地管理为主,促进了乡村社会内部自我管理机制的形成和走向成熟。（2）通过对明清的卫所、巡检司、保甲、乡约、公约等国家在地方的军事或安全控制体系、村落自我防卫体系的考察,探求跨自然村地域社会的形成路径。（3）清末至民国的地方自治,第一次将乡村社会从韦伯所说的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或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引向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或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乡村社会由地方习俗推动的自组织向被制度所建构转化。（4）建国后,经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制度、改革开放后政策的不断调整,顺德的社会空间经历了制度性的变革:土地改革时期,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乡村社会通过农会和区代表大会确立了县下的区和乡准行政机构,乡村第一次被行政化;农业合作化时期,高级社使乡村第一次进行集体大生产和实施社会主义公有化体制;人民公社时期,先后经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转变,乡村地域社会的内部组织单元,最终被生产队生产组织所重组;改革开放后,乡村经过短暂的自治后,通过“再集体化”再次被纳入行政的管控之下,农村股份合作社及村委会最终在管理区层次上的成立使乡村通过“再集体化”转化为经济性为主的自治组织,乡村社会再次面临整合。制度化的空间区划对乡村社会空间是刚性的规束和重组,但乡村社会内部在政社分离后,其地域的自组织性再度起到关键作用。如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代村庙重建高潮、乡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设立、宗族活动的重新加强等等,社会空间再次逐步获得自主性。第八章,重点考察了顺德基塘农业促进的农业商品化、手工业与原工业化、社队企业与乡镇企业、乡村工业化的过程,认为顺德地方社会的集体空间促进了农业商品化、原工业化及工业化过程中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最终经历漫长的时段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主要内容包括:1、顺德基塘农业的出现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洪水危害增加）、应对洪水威胁而采取的水利设施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明中期开始蚕丝国际贸易的拉动下,最终促使顺德乡村手工业进入原工业化过程;2、清末引进机器缫丝业,引起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乡村社会的冲突,改变了地域社会的诸多因素,引起农业工业化的进程加快、乡村墟市的专业化、工商业资本的出现等,从原工业化走上近代工业化;3、建国后,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原有的民族工业和手工业分别纳入到国家工业体系和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体系。顺德的基塘经济作物体系为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的发展准备了与以粮食作物为主地域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社队企业得到较好发展,进而为顺德在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准备了坚实基础;3、1992年顺德推进产权改革和城乡一体化策略,使得乡镇企业的发展获得新的机遇,但也同时留下了产业层次不高和土地粗放利用的后果。顺德乡村集体组织在改革的初期积极投资乡镇企业,为农村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产权体制改革后,逐步演变成为集体资产的管理平台,乡村集体失去经济的活力。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在参与工业化的进程中,出现分化——一部分在工业化过程中成为改革的“赢家”,而一部分成为“输家”,其实质就是集体组织“再集体化”过程的差异。总结改革开放后,顺德不同乡村工业化的差异,得出集体组织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巨大作用:集体组织强的,工业化的进程更为顺利;而弱的乡村,基本维持农业生产的局面。从一个层面来看,就是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的差异,决定了乡村工业化的成功与否,也决定了其发展的路径。第九章,通过对前几章的内容进行总结,进一步阐释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并由此总结顺德改革开放后空间政策的得失,提出乡村社会空间发展的建议。
郑琬琼[9]（2018）在《民国生丝出口贸易日渐衰败之原因新探》文中研究表明生丝是民国时期重要的出口商品,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生丝出口国,可随着19世纪后期,日本机械缫丝业的发展,中国生丝出口的国际地位逐渐被日本所取代,虽然民国时期,中国的机械缫丝业也得到了大力的发展,但中国生丝的出口却始终落败于日本,在国际生丝出口份额中,中国生丝所占的比重也逐年下降,最终,在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的丝业全面凋敝,虽然在30年代中期,中国生丝出口呈现出复苏的迹象,然而,1937年日本的战火使丝业的复苏变得极为短暂,中国的生丝业在扼腕叹息中走完了它的民国历程。关于中国生丝出口衰败的原因,学术界已有的研究主要是通过生丝生产过程的落后性,政府效力的不足,洋行垄断的阻碍,以及日丝的竞争等方面进行的分析。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民国时期的市场结构为切入点,来分析民国时期中国生丝业的生产和出口状况,以及国际生丝市场的竞争方式,以此来探讨以生丝业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优势产业在国际竞争中衰败的原因。民国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步入到帝国主义阶段,这一阶段的显着特征就是垄断组织的出现,各国的垄断组织成为国际市场竞争中的主体,竞 争的形式发生了变化,由早前自由竞争时期的众多厂商之间的竞争变为少数垄断组织间的竞争;竞争的手段也由简单的降低成本、改进技术,演化为争夺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掌控运输工具与银行信贷等,因而竞争本身变得更为复杂、激烈。此时厂商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就不仅仅受成本与技术的约束,还受当时市场结构的影响,在民国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各自形成了少数既控制银行又控制产业的资本集团——金融寡头,因此这一时期的市场结构也变为寡头垄断市场。本文通过对寡头垄断时期,国际生丝市场竞争手段的分析,运用统计学、比较研究的方法,展现了在市场结构的变化下,由于民国生丝产品同质性的不足、国际销售市场份额的减少、政府金融体系效力的不足和国外垄断势力的阻碍等因素,造成的民国生丝出口贸易发展艰难并日渐衰败的现象。面对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经济,民国时期国内已有的资本主义经济难以与之相抗衡,这也反映出民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充分性以及社会近代化转型的失败。
李鹏鑫[10]（2018）在《近代重庆地区蚕丝生产与销售研究（1891-1937）》文中认为蚕丝业作为重庆地区一项历史悠久的家庭副业,除了增加农民收入外,还是政府税收的一项重要来源。1891年重庆开埠,重庆蚕丝业开始了它的近代化进程。20世纪初,重庆蚕丝业从传统的手工缫丝向机器缫丝转化。民国建立以后,重庆地区的民族资本主义缫丝业逐步发展,新式的缫丝工厂陆续建立,并且吸取了日本、意大利等国先进的缫丝技术,仿制或进口近代缫丝机器,时值生丝市场需求旺盛,重庆蚕丝业迎来了它的繁荣时代。1924-1925年,重庆缫丝界为谋求发展,改革经营方式,组织丝业公会,实行产运销联合经营。以重庆各铁机丝厂为骨干,以川丝集散口岸重庆为中心,联合重庆等地的丝帮和商帮,销售川丝,初步形成内外产运销网络,对重庆丝业生产和销售起了良好作用。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波及重庆,国际生丝市场萧条,日本生丝大量倾销到重庆,重庆的生丝出口受到很大影响。同时民国政府金融秩序混乱,1931年,重庆的蚕丝业市场萎缩。重庆地方政府和重庆丝业界谋求振兴重庆蚕丝业,成立了川丝整理委员会;1933年,全国蚕丝改良委员会来重庆考察,对重庆地区蚕种进行改良;同年,重庆、江津等地11家民营丝厂在重庆成立大华生丝贸易公司,统一经营缫制、运销。1936年设立蚕桑改良场,蚕种制造场和蚕业指导所,蚕丝业生产有所回升。1937年,四川丝业公司在重庆成立,全面负责重庆蚕丝业制种、缫丝、运销。但是随着抗战爆发,重庆蚕丝业日趋衰落。
二、论中国蚕丝业走向资本经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中国蚕丝业走向资本经营（论文提纲范文）
（2）近代山东丝织业与经济社会变迁研究（1840-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论证 |
| 三、学术史综述 |
| 四、学术要点 |
| 五、相关界定 |
| 第一章 鸦片战争前的山东丝织业 |
| 第一节 植桑养蚕业的发展 |
| 第二节 丝织业商品生产的发展 |
| 第三节 丝织业生产技术和方式的改进 |
| 第二章 西方对山东丝织业的冲击 |
| 第一节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引丝扼绸”政策的实施 |
| 第二节 “洋绸”涌入对山东丝织业的冲击 |
| 第三章 山东传统丝织业的解体与转型 |
| 第一节 山东传统丝织业的解体 |
| 第二节 山东传统丝织业的转型 |
| 第三节 近代丝织业的多元结构与多重功能 |
| 第四章 山东丝织业与国内外政治经济变动 |
| 第一节 国内变动 |
| 第二节 国外变动 |
| 第五章 山东丝织业与近代商会、行会、同业公会的互动关系 |
| 第一节 传统行会的式微 |
| 第二节 丝织业同业公会的创设及其功能 |
| 第三节 商会、同业公会的成立对丝织业发展的影响 |
| 第六章 山东丝织业与近代交通运输业 |
| 第一节 胶济铁路和津浦铁路沿线的丝织业 |
| 第二节 丝织业与公路交通 |
| 第七章 山东丝织业与城乡经济生活 |
| 第一节 丝织业与城乡经济生活的发展 |
| 第二节 丝织业与城乡文化生活的繁荣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着 |
| 致谢 |
（3）费孝通视野中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变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思路与基本框架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费孝通学术生涯与社会生活考察轨迹 |
| 第一节 作为人类学家的费孝通 |
| 一、费孝通的成长环境 |
| 二、来往于故土与他乡 |
| 三、近代变动潮流中的费孝通 |
| 第二节 对近代中国社会生活考察的历程 |
| 一、田野调查方法的确立(1930年代初—1936年初) |
| 二、对小农社区的调查与研究(1936年夏—1946年底) |
| 三、对乡土中国的理论分析(1947年初—1949年5月) |
| 四、对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回溯(1978年—2003年底) |
| 小结:人类学家的生活眼光 |
| 第二章 费孝通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学术目标 |
| 第一节 现实问题的历史溯源 |
| 一、中国问题的社会历史症结 |
| 二、域外华人问题的由来 |
| 第二节 社会发展路向的探索 |
| 一、从“社会目的论”到“社会发展论” |
| 二、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及其缓解 |
| 三、“中国问题”及其药方 |
| 第三节 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 |
| 一、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解 |
| 二、对近代社会演变规律的省思 |
| 三、发展中民族的出路 |
| 小结: 学术使命的学科体现 |
| 第三章 费孝通观察近代中国的空间单元 |
| 第一节 对小农社区的解剖 |
| 一、走向小农社区 |
| 二、小农社区个案 |
| 第二节 类型比较法:从局部到整体 |
| 一、对微型社区研究的辩护 |
| 二、近代社区类型及其成因 |
| 三、类型比较法的意义 |
| 小结: 历史研究的空间意识 |
| 第四章 费孝通考察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素材 |
| 第一节 田野考察 |
| 一、田野调查 |
| 二、社会仪式 |
| 三、物质文化资料 |
| 第二节 历史文献 |
| 一、经典载录 |
| 二、地方文献 |
| 三、官方统计 |
| 第三节 历史通识 |
| 一、日常旧事系统化 |
| 二、历史常识系统化 |
| 小结: 历史素材的学科特色 |
| 第五章 费孝通关注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焦点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文化特质的变化 |
| 一、近代文化要素的生成 |
| 二、文化特质的近代播迁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社会关系的产生 |
| 一、近代以降的中国社会流动 |
| 二、社会纽带的递嬗 |
| 三、社会变迁与社会关系 |
| 第三节 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异 |
| 一、近代江南乡村生活的剧变 |
| 二、近代计划变迁 |
| 小结: 中国社会生活变迁的近代脉络 |
| 第六章 费孝通的历史问题意识 |
| 第一节 费孝通的时代关切:变与常 |
| 一、对于近代变革时势的认识 |
| 二、近代社会变迁中的中国文化利病 |
| 第二节 社会人类学的关怀 |
| 一、人类学对进化的关注 |
| 二、人类学的平民性格 |
| 第三节 费孝通的学术志趣 |
| 一、钟情“乡巴佬” |
| 二、关注“小城镇” |
| 三、改造“乡土工业” |
| 小结: 问题意识的产生途径 |
| 第七章 费孝通探究中国近代社会生活的理论视角 |
| 第一节 功能主义文化观 |
| 一、文化:生活的手段 |
| 二、文化迫力及其社会变迁 |
| 三、费孝通的晚年反思:文化的历史性 |
| 第二节 功能主义生活史观 |
| 一、理论抽象与具象史 |
| 二、“活着的历史”与“死的历史” |
| 三、“协调论”与“动态论” |
| 第三节 主位—客位认识论 |
| 一、社会生活考察的价值问题 |
| 二、地方性知识 |
| 三、理解“他者” |
| 小结: 理论与生活 |
| 余论: 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研究的跨学科借鉴 |
| 一、费孝通对中国近代化的独特思想贡献 |
| 二、费孝通对社会史研究的方法论启示 |
| 参考文献(按作者拼音为序)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发展的成就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选题国内外研究状况概述 |
| 1.2.1 本选题国外研究概述 |
| 1.2.2 本选题国内研究概述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向与研究思路 |
| 1.3.1 本文研究视角与核心观点 |
| 1.3.2 本文基本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历史分析与逻辑分析相结合 |
| 1.4.2 总括分析与个案分析相结合 |
| 1.4.3 系统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 |
| 1.5 本文的主要贡献 |
| 2 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主要内容 |
| 2.1 生产方式 |
| 2.2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
| 2.3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构成 |
| 2.3.1 宏观层面 |
| 2.3.2 微观层面 |
| 3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 |
| 3.1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的酝酿(1840—1869年) |
| 3.1.1 新生产力出现 |
| 3.1.2 原始资本积累 |
| 3.1.3 产业工人诞生 |
| 3.2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的创制(1870—1894年) |
| 3.2.1 扩大市场开放 |
| 3.2.2 买办身份转变 |
| 3.2.3 近代企业产生 |
| 3.3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的曲折发展(1895—1919年) |
| 3.3.1 实业环境改善 |
| 3.3.2 近代企业发展 |
| 3.3.3 发展中的曲折 |
| 4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技术条件在近代中国的递进 |
| 4.1 生产技术 |
| 4.1.1 官营企业 |
| 4.1.2 民营企业 |
| 4.2 劳动素质 |
| 4.2.1 官营企业 |
| 4.2.2 民营企业 |
| 4.3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技术条件在国际上的估量 |
| 4.3.1 生产设备规模比较 |
| 4.3.2 机械动力使用比较 |
| 4.3.3 劳动生产效率比较 |
| 5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社会形式在近代中国的演进 |
| 5.1 资本组织形式 |
| 5.1.1 官营企业 |
| 5.1.2 民营企业 |
| 5.2 组织管理 |
| 5.2.1 官营企业 |
| 5.2.2 民营企业 |
| 5.3 资本积累 |
| 5.3.1 官营企业 |
| 5.3.2 民营企业 |
| 5.4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社会形式在国际上的估量 |
| 5.4.1 工业规模比较 |
| 5.4.2 制度水平比较 |
| 5.4.3 分配水平比较 |
| 6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步作用 |
| 6.1 直接促进无产阶级队伍的诞生和壮大 |
| 6.1.1 技术引入促进产业工人诞生 |
| 6.1.2 技术传播壮大产业工人规模 |
| 6.1.3 技术递进推动产业工人联合 |
| 6.2 一定程度上奠定现代中国战胜封建生产方式的社会生产力条件 |
| 6.2.1 资本组织形式引发技术应用 |
| 6.2.2 科学管理提高劳动生产效率 |
| 6.2.3 资本积累刺激技术创新 |
| 7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积极影响 |
| 7.1 客观上奠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产生的社会条件 |
| 7.1.1 共产党成立的社会基础 |
| 7.1.2 共产党成立的思想基础 |
| 7.1.3 共产党成立的组织基础 |
| 7.2 客观上奠定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起始条件 |
| 7.2.1 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经济条件 |
| 7.2.2 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优势 |
| 7.2.3 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的有机统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晚清民国传统工艺发展策略研究 ——基于技术与社会转型语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起 |
| 0.2 研究现状 |
| 0.2.1 近代手工业经济史研究视角 |
| 0.2.2 传统工艺技术史研究视角 |
| 0.2.3 传统工艺艺术学研究视角 |
| 0.2.4 传统工艺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视角 |
| 0.3 研究思路与难点 |
| 0.4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工艺内涵界定和理论支撑 |
| 1.1 工艺内涵的演变 |
| 1.1.1 “工艺”词源考察 |
| 1.1.2 “工艺”的新内涵 |
| 1.1.3 本文讨论的工艺范畴 |
| 1.2 工艺的分类 |
| 1.2.1 分类依据 |
| 1.2.2 主要门类 |
| 1.3 理论支撑:农业国工业化理论 |
| 1.3.1 农业国工业化理论的引入 |
| 1.3.2 催生农业国工业化理论的根基 |
| 1.3.3 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与传统工艺的关系 |
| 第二章 晚清民国时期传统工艺问题的产生 |
| 2.1 自晚明始封建政府对手工业的打压和盘剥 |
| 2.1.1 封建政府对手工业扩大生产的钳制和打压 |
| 2.1.2 封建政府对手工业者加重摊派和勒索 |
| 2.1.3 手工业者反抗压榨与开明官吏求新求变 |
| 2.2 清中叶后封建政府对机器技术的重视和提倡 |
| 2.2.1 清政府鼓励创办近代机器工业的动机 |
| 2.2.2 全面推进机器工业发展:从军工到民用 |
| 2.3 传统工艺在双重压力下艰难生存 |
| 第三章 晚清传统工艺发展策略酝酿形成 |
| 3.1 传统工艺的工业现代化思想初探 |
| 3.1.1 经济价值:用传统工艺增进通商贸易 |
| 3.1.2 技术价值:用传统工艺补充机器技术促进生产与效率利用 |
| 3.1.3 知识价值:用传统工艺沟通实学与实业 |
| 3.1.4 社会角色价值:用传统工艺强化女性身份认同 |
| 3.1.5 文化价值:用传统工艺传承民族文化 |
| 3.2 清末“工艺新政”初步尝试 |
| 3.2.1 推行工艺教育,革新传统工艺传承方式 |
| 3.2.2 创办工艺局,改变传统工艺生产组织形式 |
| 3.2.3 征集工艺品出洋参展,拓宽传播渠道 |
| 第四章 北洋政府:传统工艺发展策略继承延续 |
| 4.1 传统工艺的工业现代化思想调整 |
| 4.1.1 “循序渐进”的工艺思想 |
| 4.1.2 “以工代赈”的工艺主张 |
| 4.1.3 “全面改良”的工艺思路 |
| 4.2 相关工艺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
| 4.2.1 开展工艺调查研究 |
| 4.2.2 普设工艺传习机构 |
| 4.2.3 鼓励购用手工国货 |
| 4.2.4 多元化的传播方式 |
| 4.2.5 确立保护奖禁制度 |
| 4.2.6 普及推广工艺教育 |
| 4.2.7 北洋工艺政策的不足 |
| 第五章 南京国民政府:传统工艺发展策略现代探索 |
| 5.1 传统工艺的工业现代化思想深化 |
| 5.1.1 工商政学界关于手工业多重价值的讨论 |
| 5.1.2 手工艺价值探讨:工艺美术界的参与 |
| 5.2 国民政府复兴传统工艺的路径选择 |
| 5.2.1 构建传统工艺复兴的政策体系 |
| 5.2.2 探索行之有效的工艺发展新模式 |
| 5.2.3 次第开展复兴手工艺的行动计划 |
| 第六章 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主导的“手工艺运动” |
| 6.1 传统工艺的工业现代化主导力量转变 |
| 6.1.1 先前的国内手工业团体 |
| 6.1.2 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政府支持下的社会服务团体 |
| 6.1.3 “建设性救济”工艺思想的形成 |
| 6.2 传统工艺的工业现代化思想升华 |
| 6.2.1 召开成都手工艺集谈会 |
| 6.2.2 “建设性救济”工艺思路的集中展现 |
| 6.3 “国济”振兴传统工艺行动方案 |
| 6.3.1 建立分工兼合作的工艺组织体系 |
| 6.3.2 提供社会工艺思想交流平台—《手工艺》 |
| 6.4 形成了一个社会运动—手工艺运动 |
| 第七章 结论:晚清民国传统工艺发展策略的反思与借鉴 |
| 7.1 传统工艺发展策略的演变 |
| 7.2 传统工艺的实际变化情形 |
| 7.3 传统工艺发展策略的反思 |
| 7.4 传统工艺发展策略的借鉴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6）民国杭州丝绸中心市场的形成与发展（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主要资料与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内容、框架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明清以来杭州传统丝绸业发展的客观环境 |
| 一、地理与交通环境 |
| 二、丝绸生产环境 |
| 三、丝绸市场的初步成形 |
| 四、人文环境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杭州丝绸原料市场的形成与发展 |
| 一、蚕茧与生丝的生产与运销 |
| 二、原料市场的形成及发展特色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杭州丝绸市场的形成与发展 |
| 一、不同类型丝绸产业的发展 |
| 二、丝绸的销售及市场的形成及特色 |
| 第四章 民国杭州丝绸中心市场地位的确立及影响 |
| 一、杭州丝绸中心市场的确立 |
| 二、杭州丝绸业发展与杭州城市近代转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经济统制政策视野下的四川丝业公司（1936-194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及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四川丝业公司成立的背景 |
| 一、全面抗战前四川蚕丝业产销概况 |
| (一)全面抗战前四川蚕丝业的产销 |
| (二)全面抗战前四川缫丝业概况 |
| 二、民营缫丝企业联合经营的失败 |
| 三、四川蚕丝业统制政策的确立 |
| (一)统制经济思潮的兴起 |
| (二)四川省建设厅的成立 |
| 四、四川丝业公司成立 |
| (一)合并缫丝企业 |
| (二)四川丝业公司的成立 |
| (三)四川丝业公司的治理结构 |
| 第二章 四川丝业公司与蚕茧统购 |
| 一、蚕茧统购体系的建立 |
| (一)丝业公司蚕茧统购权 |
| (二)省府武力保护公司收茧 |
| (三)省府对于手工缫丝业的限制 |
| 二、蚕茧统购下的官民纠纷 |
| (一)对四川丝业公司垄断权的质疑 |
| (二)茧价纠纷 |
| (三)收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 (四)与私营业者之间的矛盾 |
| 三、丝业公司蚕茧统购权的撤销 |
| (一)违法售种问题严重 |
| (二)匪患严重,四川省府派队保护增加省府负担 |
| (三)蚕茧统购权的撤销 |
| 第三章 四川丝业公司与蚕丝统销 |
| 一、国际市场统销权的确立与转移 |
| 二、国际市场的断绝与国内市场统销 |
| 三、销路的停滞与经营状况的恶化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8）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域的设问及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对象和范畴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研究的范畴 |
| 1.3 概念的界定 |
| 1.3.1 空间、场所与社会空间 |
| 1.3.2 公共空间、公共领域与集体空间 |
| 1.3.3 公有、共有与公共池塘资源 |
| 1.3.4 共同体与社区、社会与地方社会 |
| 1.3.5 权力 |
| 1.4 研究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 |
| 1.4.1 学术价值与理论价值 |
| 1.4.2 应用价值和实践价值 |
| 1.5 研究思路、方法 |
| 1.5.1 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 |
| 1.5.2 借鉴多学科理论研究地方社会 |
| 1.5.3 历时与共时、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
| 1.6 论文的框架 |
| 第二章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1 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回顾 |
| 2.1.1 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 |
| 2.1.2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与时空思想 |
| 2.1.3 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的场域 |
| 2.1.4 福柯的空间理论 |
| 2.1.5 小结 |
| 2.2 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的相关理论范式 |
| 2.2.1 施坚雅的市场关系模式 |
| 2.2.2 弗里德曼的宗族关系模式 |
| 2.2.3 黄宗智的内卷化经济模式 |
| 2.2.4 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模式 |
| 2.2.5 小结 |
| 2.3 国内外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综述 |
| 2.3.1 历史人类学视角 |
| 2.3.2 水利视角的地域社会学、地域社会史、历史地理的相关研究 |
| 2.3.3 小结 |
| 2.4 尺度与集体空间分析框架 |
| 2.4.1 尺度及相关的概念 |
| 2.4.2 尺度的相关理论 |
| 2.4.3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自然环境变迁、水利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3.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 |
| 3.1.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变迁 |
| 3.1.2 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发展简史 |
| 3.1.3 小结 |
| 3.2 顺德水利设施建设简史 |
| 3.2.1 宋朝及之前以局部挡水堤建设为主阶段 |
| 3.2.2 明朝、清朝的堤围闸窦系统的建设阶段 |
| 3.2.3 民国时期的堤围小范围并围建设阶段 |
| 3.2.4 建国后跨区大联围综合水利建设阶段 |
| 3.2.5 小结 |
| 3.3 顺德沙田垦殖与聚落格局的形成 |
| 3.3.1 珠江河道口门发育与沙洲沉积 |
| 3.3.2 顺德河涌淤积成沙的地域分布 |
| 3.3.3 顺德沙田的围垦 |
| 3.3.4 顺德乡村聚落分布格局的演化 |
| 3.4 沙洲的自然特征与聚落的空间组合类型 |
| 3.4.1 岛洲型聚落 |
| 3.4.2 沙洲型聚落 |
| 3.4.3 新沙洲型聚落 |
| 3.4.4 小结 |
| 3.5 水利集体空间的冲突、协作机制与聚落社区的融合 |
| 3.5.1 水利集体空间冲突与协作过程中的国家与地方社会 |
| 3.5.2 水利集体空间重构过程中的政府、士绅与宗族 |
| 3.5.3 小结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间信仰空间分布特征与乡村集体空间基础单元 |
| 4.1 民间信仰的概念 |
| 4.2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与四大水神信仰 |
| 4.2.1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 |
| 4.2.2 珠江三角洲四大水神信仰及其传播 |
| 4.3 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阶段 |
| 4.3.1 历代顺德民间信仰与儒释道的互动发展过程 |
| 4.3.2 明代“禁淫祀、毁淫祠”与民间信仰的正统化 |
| 4.4 顺德民间信仰空间地域分布特征 |
| 4.4.1 顺德民间信仰的基本情况 |
| 4.4.2 顺德民间信仰的空间分布 |
| 4.4.3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形成与时空演化 |
| 4.4.4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空间特征 |
| 4.4.5 移民带来的信仰与本地的融合——以康公信仰为例 |
| 4.4.6 小结 |
| 4.5 社公、土地公的信仰与乡村基础社会空间单元的形成 |
| 4.5.1 社公信仰的演化 |
| 4.5.2 关于社坛、社主、社公、土地公 |
| 4.5.3 顺德社的类型 |
| 4.5.4 以社公为单位形成的村域共同体——龙江沙田五社“菩萨巡街”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地域信仰共同体与集体空间的边界认同 |
| 5.1 村庙、乡主庙与乡村聚落空间的融合 |
| 5.1.1 宗族与乡庙,血缘组织的衍生与信仰地缘组织的组合——以桑麻村为例 |
| 5.1.2 一庙多神信仰与村落的融合——以乐从镇的乡村为中心 |
| 5.1.3 从迁民到聚落,从社公到乡庙——均安镇南沙的个案分析 |
| 5.2 祭祀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信仰空间的形成 |
| 5.2.1 以宗族为单位的祭祀圈——以林头村为例 |
| 5.2.2 以祭祀组为单位的祭祀圈——以麦朗医灵庙为例 |
| 5.2.3 以水利堤围为单位的祭祀圈——以众涌安乐围内天后巡游为例 |
| 5.2.4 以一条河上下游地域形成的祭祀圈——以东头、南坑的观音巡游为例 |
| 5.3 信仰活动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体 |
| 5.3.1 以个人参加为主的观音开库信仰圈 |
| 5.3.2 以村庄祭祀联盟形成的祭祀活动圈——以均安帝王巡游为例 |
| 5.3.3 以龙舟队为单位参加的龙船点睛信仰活动圈 |
| 5.4 民间信仰的隐喻与乡村聚落空间的权力支配关系 |
| 5.4.1 体现宗族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2 基于风水观念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3 基于社群认同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5 本章小结 |
| 5.5.1 民间信仰与村庄外部边界 |
| 5.5.2 民间信仰与村庄内部认同 |
| 第六章 墟市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6.1 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明清墟市空间格局 |
| 6.1.1 珠江三角洲贸易的发展 |
| 6.1.2 明清珠江三角洲区域市场体系 |
| 6.1.3 明清区域贸易网络及变化 |
| 6.1.4 明清顺德墟市空间格局 |
| 6.2 墟市活动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流动网络 |
| 6.2.1 墟市圈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 |
| 6.2.2 墟市圈与地域乡村聚落结构分析 |
| 6.2.3 墟市对乡村聚落空间形态的影响 |
| 6.3 明清顺德墟市的类型 |
| 6.3.1 城郭型墟市 |
| 6.3.2 乡村传统墟市 |
| 6.3.3 专业性墟市——以陈村、容奇和桂洲墟市为例 |
| 6.3.4 小结 |
| 6.4 顺德墟市的演化 |
| 6.4.1 桥梁建设、内河航运与墟市空间的变迁 |
| 6.4.2 墟市功能性质的演化与墟市空间的迁移 |
| 6.5 墟市的权力支配与资源积累机制 |
| 6.5.1 墟市的权力支配机制 |
| 6.5.1.1 明清乡村墟市发展的社会制度环境 |
| 6.5.1.2 顺德乡村墟市权力积累机制 |
| 6.5.2 墟市资源的积累与竞争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制度性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7.1 顺德区划沿革及立县边界考 |
| 7.1.1 顺德区划沿革 |
| 7.1.2 顺德立县区划边界考 |
| 7.2 明清乡都堡下的里(图)甲制与自然村庄地域空间的形成 |
| 7.2.1 明以前县下的乡 |
| 7.2.2 明清县以下的都堡 |
| 7.2.3 明清里(图)甲制的演化与自然村境域的关系 |
| 7.3 明清至民国,防卫体系、巡检司、保甲制与跨乡村聚落社会共同体的形成 |
| 7.3.1 清至民国顺德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3.2 明清两朝顺德的社会治安 |
| 7.3.3 明清的营制、巡检司与乡村防卫地域的形成 |
| 7.3.4 明中期以后、清至民国的保甲制、乡村自治与跨村的地域联盟 |
| 7.4 解放后的区划与村庄聚落空间的内部再划分 |
| 7.4.1 解放后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4.2 土地改革村庄空间的行政化和合作化时期村庄空间的经济化 |
| 7.4.3 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与村庄空间的再划分与经济再组织化 |
| 7.4.4 镇村时期,城镇化与村庄社会空间的经济体化 |
| 7.5 本章小结 |
| 7.5.1 明清图(里)甲制促进了自然乡村空间地域的形成和内部的社会组织性 |
| 7.5.2 明清保甲制及各种防卫体制与从乡村的乡约、公约相互作用促进了跨自然乡村地域空间的认同 |
| 7.5.3 晚清至民国,从法制上促进了乡村地域的自治 |
| 7.5.4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集体化空间的形成 |
| 第八章 工业化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转型 |
| 8.1 顺德农业经济商品化与工业化历史发展过程 |
| 8.2 明至清中晚期,桑基鱼塘的商品农业、原工业化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2.1 关于原工业化理论 |
| 8.2.2 明至清中晚期,水利建设过程中催生的商品化基塘农业及家庭手工业 |
| 8.2.3 明至清中晚期,基塘农业生产方式形成独特的集体与个体社会关系 |
| 8.2.4 明至清中期,顺德原工业化与乡村集体空间 |
| 8.3 清末至民国,顺德乡村近代工业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3.1 近代依托民族资本的缫丝业对顺德乡村空间的影响 |
| 8.3.2 以官僚资本带动的糖业发展对顺德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4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初期(1949-1983),顺德社队企业对集体工业空间的塑造 |
| 8.4.1 工业化 |
| 8.4.2 顺德社队企业的发展与农村集体工业空间的形成 |
| 8.4.3 顺德社队企业的集体空间形成的内生因素 |
| 8.5 1984年后,乡镇企业、工业园区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5.1 乡镇企业、农村体制改革与集体空间的“再集体化”和“资本化” |
| 8.5.2 顺德工业空间政策与集体空间的转型 |
| 8.6 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空间规划的工具化与集体空间资本化逻辑 |
| 8.6.1 国家政策的阶段性与工业化空间的表征 |
| 8.6.2 集体土地利用合约的创新与集体空间的资本化逻辑 |
| 8.7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作为地方社会行动的集体空间 |
| 9.1 1452-2010年,顺德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历史变化 |
| 9.1.1 顺德空间要素历史变化 |
| 9.1.2 不同历史时期空间公共品供给的社会机制与集体空间形成 |
| 9.1.3 从大时段历史看顺德空间的总体性及阶段特征 |
| 9.1.4 小结：顺德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的积累与集中 |
| 9.2 改革开放以来,顺德空间尺度管控的得失与集体空间管控建议 |
| 9.2.1 顺德城乡空间的演化与城市规划的工具化 |
| 9.2.2 现阶段顺德城乡空间尺度的特征 |
| 9.2.3 基于顺德城乡空间尺度规律对未来空间利用与管控的建议 |
| 9.3 理论总结与展望 |
| 9.3.1 理论总结 |
| 9.3.2 余论 |
| 附表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一、地方志 |
| 二、史书、古籍、史料 |
| 三、族谱、碑刻 |
| 四、中文专着、中译着作 |
| 五、中文论文、期刊、会议、报告 |
| 六、外文文献 |
| 七、其它资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9）民国生丝出口贸易日渐衰败之原因新探（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由来和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生丝业研究成果概述 |
| (二) 生丝出口与中国近代化关系的研究 |
| (三) 生丝出口衰败原因的研究 |
| (四) 问题意识 |
| 三、创新点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生丝业的发展 |
| 一、晚清时期中国生丝业的出口表现 |
| 二、民国时期中国生丝业的曲折发展 |
| (一) 珠三角地区的机械缫丝业 |
| (二) 长三角地区的机械缫丝业(以上海、无锡为例) |
| (三) 民国时期的生丝出口 |
| 第二章 国际生丝垄断市场的形成 |
| 一、国际生丝市场的发展脉络 |
| 二、生丝业的主要垄断组织 |
| 三、垄断下的市场竞争 |
| 第三章 民国生丝出口衰败的原因 |
| 一、产品品质的不足 |
| (一) 生丝原料的落后性 |
| (二) 生产加工过程的落后性 |
| 二、销售市场份额的减少 |
| (一) 美国市场的华丝份额变化 |
| (二) 法国市场的华丝份额变化 |
| 三、本国金融体系的无力 |
| (一) 信贷业务资金不足 |
| (二) 经济政策效力不足 |
| (三) 国际货币政策的影响 |
| 四、垄断势力的阻碍 |
| (一) 对市场规则的破坏 |
| (二) 对生丝检验权的把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近代重庆地区蚕丝生产与销售研究（1891-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和研究方法 |
| 1.2 学术史回顾 |
| 1.3 选题创新之处 |
| 1.4 选题的时间范围界定 |
| 1.5 选题的地域范围界定 |
| 2 近代重庆地区蚕丝业发展的历史背景 |
| 2.1 开埠以前重庆蚕丝业的发展演变 |
| 2.2 开埠以后重庆地方政府的重视和支持 |
| 2.2.1 设立蚕桑生产技术机构 |
| 2.2.2 蚕茧生产和桑树培育 |
| 2.3 重庆蚕桑教育的发展 |
| 2.3.1 官办蚕桑教育 |
| 2.3.2 民办蚕桑教育 |
| 3 重庆丝业的生产与销售 |
| 3.1 生产主体 |
| 3.1.1 民营企业 |
| 3.1.2 官僚买办资本 |
| 3.1.3 外资企业 |
| 3.2 销售主体 |
| 3.2.1 民间商业组织 |
| 3.2.2 官僚买办 |
| 3.2.3 外国洋行 |
| 4 影响生产与销售的因素 |
| 4.1 内部因素 |
| 4.1.1 丝捐税费繁重 |
| 4.1.2 生丝质量粗糙 |
| 4.1.3 缫丝资本不足 |
| 4.2 外部因素 |
| 4.2.1 外资掠夺严重 |
| 4.2.2 关税汇率波动 |
| 4.2.3 丝业市场萎缩 |
| 5 个案研究：合川蚕丝生产与销售考察 |
| 5.1 张森楷与四川蚕桑公社 |
| 5.2 蚕茧生产和桑树培育 |
| 5.2.1 蚕茧生产 |
| 5.2.2 桑树培育 |
| 5.3 合川蚕丝的生产与销售 |
| 5.3.1 缫丝工厂 |
| 5.3.2 销售组织 |
| 6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作者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科研情况 |
| 致谢 |
四、论中国蚕丝业走向资本经营（论文参考文献）
- [1]区域主导产业发展中的政策过程研究 ——以1949-1966年南充蚕丝业政策为例[D]. 彭林. 西华师范大学, 2021
- [2]近代山东丝织业与经济社会变迁研究（1840-1937）[D]. 孙冠儒. 山东师范大学, 2021
- [3]费孝通视野中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变动[D]. 杨文. 苏州大学, 2020(06)
- [4]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发展的成就问题研究[D]. 戴丽. 江西财经大学, 2020(09)
- [5]晚清民国传统工艺发展策略研究 ——基于技术与社会转型语境的考察[D]. 武晓媛. 山西大学, 2019(02)
- [6]民国杭州丝绸中心市场的形成与发展（1912-1937）[D]. 孙美美.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4)
- [7]经济统制政策视野下的四川丝业公司（1936-1946）[D]. 李皇凰. 西南大学, 2019(12)
- [8]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D]. 周新年. 华南理工大学, 2018(05)
- [9]民国生丝出口贸易日渐衰败之原因新探[D]. 郑琬琼. 山东大学, 2018(12)
- [10]近代重庆地区蚕丝生产与销售研究（1891-1937）[D]. 李鹏鑫. 重庆师范大学, 201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