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梅森反腐小说的“政治情结”

一、周梅森反腐小说的“政治情结”（论文文献综述）

赵娅^[1]（2021）在《周梅森反腐小说的伦理叙事与审美转型》文中研究说明文学是作者用独特的话语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近些年来,随着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人们对构建清正廉洁的现代化社会期待也越来越高。在文学上一方面反应为反腐类作品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反应为人民群众对反腐类作品的鉴赏需求也越来越强烈。为此,笔者以伦理叙事为落脚点,对新时期周梅森反腐作品里的“自我与知识分子伦理”、“个体与历史伦理”、“父子伦理”等伦理叙事进行了分析,在“知识分子角色意识与自我表达”、“英雄个体与历史发展规律”,“国大于家、正必压邪与客观现实”这三组冲突中指出反腐小说在伦理叙事中遇到的困境,进而讨论其反腐小说在丰富多彩的人性抒写、悲剧意识的重塑、政治文化的审美表达等方面的审美转型。在新时期文化背景下,研究反腐小说的发展规律,发掘其独特文化内涵,对丰富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形式、促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百花齐放具有重大意义。

薛朝晖^[2]（2019）在《新时期反腐小说创作潮的生成与流变》文中指出反腐小说创作潮的生成与流变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它的生成既有深刻的时代社会根源也有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作用,既有读者的审美期待也有作家自我实现的需要。它自生成后,大致经历了由对权力腐败的揭露与斗争,进而反思与忧虑,渐次滑向展示与狂欢,又在突破中走向回热的流变历程。对这一创作潮的生成与流变进行梳理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姚武月^[3]（2019）在《场域理论视野下周梅森反腐小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周梅森作为弘扬主旋律的作家,致力于反腐小说的创作,并从自己独特的角度揭示官场生态弊端,论文运用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以及对比分析、归纳总结、举例论证、深入探究等方法分析周梅森反腐小说的场域构成、建构和消解,揭示其反腐小说创作的内在逻辑和写作倾向。第一章,绪论部分,利用归纳总结法,简要的介绍、分析了周梅森反腐小说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场域理论中“场域”“资本”“惯习”三大核心概念,并对周梅森的反腐小说进行重新界定。第二章,把周梅森反腐小说看作一个文学场域,从贪腐场和反腐场两个“子场域”探讨周梅森反腐小说文学场域的构成及其特点。从贪腐行为发生的领域分析,将贪腐场分为政治权力贪腐场、经济资本贪腐场;从反腐的层级分析,将反腐场分为基层反腐场和高层反腐场。第三章,从身份关系、阶层话语和内在动力,即官员身份关系的“继承”与“斗争”,官商对话关系的“平衡”与官民对话关系的“失衡”,以及贪腐“惯习”的形成三个方面建构贪腐场。第四章,从反腐方式由“权力反腐”到“制度反腐”的转化,以及共产党员“人性美”与“人民性”的表达两个方面来探究反腐场的建构。第五章,分析周梅森反腐小说两大“子场域”的博弈,从激烈与胶着的硬性“暗斗”和温和与无奈的柔性“明争”展示两大“子场域”的博弈方式,并从“一个人”的力挽狂澜凸显反腐场对贪腐场的消解并不彻底,反腐仍在路上。

罗韵岐^[4]（2018）在《周梅森反腐小说的叙事话语范式分析》文中提出周梅森作为当代官场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努力尝试对社会心理、社会伦理及政治生态做张弛有度的病理分析,并仗义执言地高扬社会主旋律、为民发声,形成了独有的创作风格。在周梅森反腐小说愈加引起坊间和学术界双重关注的当下,对其叙事话语范式进行剖析则更有必要。本文便是在较为全面地关注周梅森创作的基础上,具体分析其反腐小说的行文特色及整体叙事话语范式。绪论部分主要综述现有的关于周梅森反腐小说的研究文献,同时对“反腐小说”、“叙事话语范式”等概念进行了简要描述。正文分为三章:第一章主要论述周梅森反腐小说的认知范式。深入生活、关注时代一直是作家周梅森的创作标签。从作家对历史题材关注的创作阶段到倾情书写现实社会矛盾焦点的权力腐败和反腐现象,更彰显出作家崇高的现实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意识。一方面,丰富的社会阅历和“挂职”的亲历体验成就了周梅森的“人间正道”的坚定信念,在对社会消极现象的关注中,始终透出他对变革时代的开拓精神的正面书写和矢志张扬。另一方面,作家在敏锐地以“人民的名义”正视贪污受贿、为政不为、负面政绩工程等权力滥用现象的同时,其反腐小说中更体现出作家对“绝对权力”的警示,以及对法治精神的呼唤。其中也不乏对某类身处官场的知识分子的心态和命运沉浮的叹惋。第二章主要分析周梅森反腐小说的讲述范式。反腐小说一般都具有较强的故事性及其叙事背景的宏大性特征。周梅森的创作通常选择一种多重行政层级相纠缠的叙事框架,辅之以具体“案件”为导火索的讲述展开方式,作品具有开篇即高潮的情节魅力和可读性,并结合悬疑、探案式讲述技巧、布局谋篇和人物设置上的二元对立方式,以及全知视角与内视角的有机统一,使其故事得以层层展开。同时,周梅森反腐小说的公案式讲述不仅能直接明确地展现出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而且在对其破案过程的讲述中也自然而然地完成了对执政者群象的差异性和多维度刻画。从深层次来看,周梅森反腐小说又体现出某种大开大阖的叙事美学风范。这主要体现在其悲喜交织的情感表达、崇高与平庸的人性杂糅、震撼而悲怆的死亡书写等方面。第三章是对周梅森反腐小说的语体范式的分析。可以说,周梅森反腐小说创作是一场借鉴通俗文学表达方式的精英创作实验,用通俗化语言展现官场本真状态,这形成了周梅森的独特语体范式。其特征之一首先表现为世俗生活话语与官场话语的融汇,也是其源于百姓日常生活的方言俚语的接地气的特点与官场话语的严肃性和规范化特点的统一。不同情境中的官场话语表达的灵活性,也在强化着这种官场话语通俗化的特征。周梅森反腐小说的语体范式特征之二,便是其个性化的描摹语言艺术。作者在官场话语中大量揉进反讽、比喻、引用和仿词等修辞要素,并结合一些原创的对联、谚语、诗歌改编等,达到了雅俗共赏、俗中带雅的效果。周梅森反腐小说语体范式的另一特征是用人物语言催动故事情节。具体表现为人物对话、人物独白与情节的推进相统一,或者在人物对话中设置情节伏笔等。最后,论文结语部分主要是进一步以辩证思维看待周梅森反腐小说的成就及其存在的局限。

姜青山^[5]（2018）在《论周梅森《人民的名义》的人性书写》文中认为素有“政治小说第一人”的周梅森是当代文坛上非常杰出的作家,曾着有《人间正道》《中国制造》《绝对权力》等多部作品,并由其亲自执笔改编成电视剧,在全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人民的名义》是他时隔8年,继《梦想与疯狂》之后的又一长篇力作,是与十八大以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反腐败精神应运而生的佳作,突破了以往“写到副省级为止”的红线,首次在这类题材中涉及到副国级领导干部的贪腐问题。由该小说改编后的电视剧自搬上荧屏后也一度走红,成为当下社会的一个热点,并荣获诸多奖项。该小说主要以检查机关反腐办案为切入点,以被卷进腐败案的各级官员斗争和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在大时代背景下的种种遭遇为辅线,不仅揭露了腐败对人民的伤害,同时还进一步深化了反腐斗争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既是新时代、新形势下党和国家的反腐征程的艺术再现,又是对反腐斗士坚定信仰的讴歌,深刻地揭示了党的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这一宏大的政治主题。该小说基本脱离了狭小的反腐叙事,不回避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从更为广阔的社会层面,以更为深邃的目光、哲理性的思考对反腐败进行超越性反思,展现了一幅官场世相、人生世相图,有力地揭示了社会生态下的人心和人性,同时又从更为深刻的层面挖掘出人性的深度和思想的高度,将其提高到了依靠文化、法律、制度进行反腐的高度上。小说不仅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同时还延伸了反腐的深度,即对人性的书写。通过对作品中人物在物欲与情欲下以及在命运与权力下摇摆不定挣扎的复杂状态的着力刻画,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以往人物塑造的“脸谱化”,反面人物也不完全作为一个符号化的恶人,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恨情仇的鲜活个体,人物形象也更为丰满,但美中不足的是,在人物形象塑造和人物性格刻画上,对细节尤其是心理细节的描写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在人性书写中对人性挖掘的深度。不过,该作品能够扎根人民,亲临现实社会创作,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同时也是将家国情怀与工匠精神相融合进行文艺创作的一种有益尝试。

苏金刚^[6]（2017）在《《人民的名义》:现象级作品及其误读的尴尬》文中提出《人民的名义》以其现实精神、真的勇气,巧合等艺术手法成就了其现象级作品,作品呈现了大尺度、大格局、大视野景象,给人以强烈震撼,同名电视剧甫一播出,反响不凡,但同时影视剧在传播效应上的助推,官方话语与民间逻辑的不对位以及文本本身的内涵多义性诸多因素,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解读的尴尬。

杨蕾^[7]（2017）在《中国网络官场小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互联网和自媒体的发达逐渐改变了当代文学的生产和传播方式,也给文学的内容和类型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在这样一种态势下,传统媒介环境中逐渐衰微的当代官场小说也在网络媒体世界乘势生长,作品激增,成为网络文学中引人注目的重要现象。网络官场小说是将人物和故事置于政治场域进行叙写的原创并首发于互联网的一种类型文学。网络官场小说的载体是以网络技术为特征的国际互联网络,它的传播形态也是借助于互联网的功能来实现的;网络官场小说要取材于政界,写国家或政府任职人员围绕他们的职务活动场所所展开的一系列活动,展示权力机构中的风物万象。网络官场小说虽说当下写作队伍混杂,作品也良莠不齐,而且由于其相对敏感复杂的内容,较其他领域题材创作受更多的制约,但也正是这一特殊的内容,使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特殊的题材内容与日渐发达的网络自媒体互为促进,使网络官场小说创作与传播方兴未艾,成为当代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值得我们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梳理和审视。本文对于“网络官场小说”进行了比较完整的界定。首先,努力厘清“官场小说”与反腐小说、政治小说、问题小说的关系;其次,细致的辨析了“网络官场小说”与官场小说的联系与差异。认为网络官场小说是将人物和故事置于政治场域进行叙写的原创并首发于互联网的一种类型文学。并且进一步指出,网络官场小说并不是官场小说的网络移植,而是与网络传播路径和自媒体文化属性休戚相关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政治类小说。说到底,网络官场小说研究不能只着眼于文学传播方式的变化,而应该进一步探讨由于新的载体和场域所导致的文学内容与属性的变化。本文对于“网络官场小说”的渊源和流变以及未来发展态势,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和阐释,并对一些重要的作品做了比较深入的个案分析。中国文学有史以来就有写官吏、批官场、揭吏治的传统,小说的发展一直跟随着市民阶层的脚步,市民疾苦、市民生活与市民趣味是小说创作发展的一个风向标,揭露统治阶级的罪恶、社会政治黑暗、反映黑暗统治之下的人民疾苦是小说的主题之一。从晚清四大谴责小说起我们看到了中国官场小说的发端与成型,这一时期的官场小说,大多写官僚的残暴昏聩、贪婪伪善,用可供大众理解的语言来叙说故事,用最接近平民生活的故事来唤起共鸣,用畅快的嬉笑怒骂来满足控诉黑暗的官场的社会需求。20世纪20至40年代的讽刺小说,承继了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审视社会、直面生活的传统,用启蒙、救亡、解放的思维带动着社会发展,在当时官场取材以暴露和讽刺阻碍时代革命进程的现实因素。20世纪80年代左右的改革小说把一部分目光也投向了官场,表达了改革派在党的支持和人民的拥护下一路向前,非常具有时代精神。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官场小说剖析了新时代官场现实,用反腐的主题呼应体制反腐倡廉,歌颂反腐的阶段性成果,推动现实社会的反腐进程。近年来的网络官场小说是互联网和官场小说的结晶。互联网使用的自由性、信息发布的匿名性、节点的中心性、阅读的非线性,给官场小说的创作带来惊人的成果。我们认为,网络官场小说流行的原因,一是文学应时发展的需要,网络官场小说的创作与新科技、新载体的诞生步调一致,传媒形态的丰富,使官场小说在互联网上找到了新的舞台,新的时代对于小说发展的带动与要求,使得网络官场小说的盛行成为一种必然;二是迎合了公众探知的需要,官场由来已久的神秘性,官场活动与社会个人生活的相关性,让公众对于官场知晓的渴望更加迫切,公众把小说官场与新闻官场互鉴,用小说官场的情节来弥补新闻官场中对于腐败官员的报道不足;三是消费市场的需要,网络官场小说对官场的写作使其具有与生俱来的商业价值,它的创作与发表从一开始就被商业化、产业化了,而其依托互联网的连载方式及其创作与阅读的模式、出版集结的运作,让其更加具有商业价值。网络官场小说从线上到线下,从虚拟到现实,成果丰硕。互联网下小说创作主体更加多元化,同时小说创作变得可以摆布。网络官场小说创作队伍中专业作家、业余作家、职业作家同时存在,专业壁垒被打破,正统与“草根”同行,写作不再神秘,官场小说的创作也走下了神坛,任何人只要有意愿就可以加入到小说创作中来。我们置身于一个人人都是作家的时代,创作传统被颠覆,创作行为充满了不确定性,网络官场小说的创作仿佛是一场浩大的文学实验,文学被随意处置,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经历的人共同尝试着一种越界行动,超验代替了经验,想象代替了观察,个体好恶代替价值判断。网络官场小说的创作改变了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改变了创作和阅读的本质,改变了读者行为,在无形的商业的手的推动下,读者变成作家和网站的“金主”,读者被打造成“上帝”,读者行为常常直接影响了小说收益,作家创作常常受读者意愿的驱使。我们从主题、叙事、语言三个方面来分析网络官场小说的“非常规”创作。文学作品的主题是作家的秘密,是时代的密码,自有写官场的小说以来,常规之下,官场小说的主题基本都是因循着一个时代范式的路子,也就是说,尽管不同历史时期的官场小说主题各异,但同一时期的官场小说的主题都有它的近似性,时代决定了作家的格局,官场小说作家的主题受时代影响,政治体制、时代价值观、社会道德状态等都给作家设定了反映什么、反映的尺度、批判什么以及批判的尺度,这决定了小说主题。时代特性和个体的生活方式隐藏在官场小说创作中,在所有的文学体裁和文学样式中,官场小说最大的承继了“为国”立场以及由此而生的主题传统。我们认为网络官场小说的作家立场不明,某些观念的模糊,小说创作变得“任性”,主题缺乏俯视的批判性以及疗救的悲悯,这是网络官场小说创作的一个遗憾。网络官场小说的作品有的用“坏”的程度作为区分正邪的标准,小说里的官场人物有邪无正,有的则是哪怕人物最初是正的,最终也要顺应官场并“玩转”官场,我们只看到小说编织的利己主义者的“得到且快乐”,无法看到用故事去直接暴露主题,更无法看出模糊主题的含蓄,在同流合污之中,文学的兼济天下荡然无存,文学的教化变成教唆,批判的缺席成为网络官场小说创作的一个遗憾。我们认为,最可怕的不是有黑暗,而是对于黑暗的习以为常以及理所当然,批判的缺席使官场题材所能够达到的主题高度在网络官场小说这里被瓦解。网络官场小说的创作中体现了现代人的焦虑,小说中更多流露了失望、绝望、狂躁、利己、复仇,这可能与网络官场小说的作家构成、作家特质有关,神奇化的叙事让小说变得离奇,不再从内里、从精神上探讨怎么了,为什么,满眼全是实用主义的怎么办,非凡的气运、重生的技能、全能的主人公等让小说创作走向另类。在语言的使用上,有的作家作品有着极强的时代烙印,比如大量使用网络流行语,为了回避网络发表的审查,用特殊符号代替字码等等。不管怎样,网络官场小说气势磅礴的存在着,昭示着一个时代,也代表着一种潮流、一种方向,用它特殊的形态映射社会现实、提醒文学自省。网络官场小说给读者构筑了一个拟态官场。网络官场小说中的琐碎记事给人们营造了一个清晰的“身边”官场,人们用自己或他人的一些生活经历去印证官场,小说官场和现实世界互为延伸,加剧了世人对于官场的误读;有的作家由于缺乏对官场的了解,将官场事务儿戏化,使官场更显另类。小说中的官场正邪裁决手段表现为两个非常规,一种是来自无正有邪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一种是所谓正义平民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将计就计。在一个狂躁时代的非典型官场中,小说刻画了一个官场浮世绘,试图用活色生香的人物生活去展示小说所构筑的时代官场风貌。网络官场小说就目前发展来看困境重重,作家队伍与作品良莠不齐,主流与正统对它疏离,媒介上对其管理日趋严格,究其原因,一是其与文学发展的主流和社会发展的主流渐行渐远。网络官场小说的创作从总体上看,作家的立场不明,一些作家缺乏正义,作品有利己主义者不择手段的“奋斗颂歌”之嫌,作品中主要塑造的人物少有经得起法律、道德的推敲之人,架空生活杜撰严重,我们认为,文学始终表达着对于社会的关切,反映美好生活,歌颂人性至美,暴露社会弊病,揭露社会黑暗,反对苛政压榨,最终表达的是关心人民的命运,关心国家的命运,网络官场小说回归主流,需要走上文艺发展的正确道路。二是作家的分裂意识以及草根意识使网络官场小说的创作执行着双重标准,一方面痛恨社会中的不理想现实,另一方面又尽力粉饰不择手段的所谓成功以及展示既得利益者的洋洋自得,社会阶层的固化让草根意识更加根深蒂固,在官场和民间筑起的墙越来越坚固,我们认为网络官场小说的写作,关键不是结构、词语、句式,也不是与读者的沟通技巧,而是在政治、法律、道德三位一体的框架中深刻的认识社会,清醒的认识自己,理性的认识文学,否则,网络官场小说就走不出病态写作的囚牢。三是媒介对于网络官场小说的双重影响,网络媒介使网络官场小说的创作一度出现繁荣局面,但是其赋予作家与作者包括出版方的新的关系,又导致商业化与消费化笼罩下的网络官场小说创作走向歧路,文学的向市场的缴械以及专业作家对于网络官场小说的疏离,这些无不是官场小说发展的困境所在,要走出这个困境,还得从网络官场小说自身入手。本文将文学主题内容与文体审美研究相结合、生产与传播考察相结合、技术分析与文化分析相结合、历史描述与个案阐释相结合,从不同角度对网络官场小说进行系统的研究,在方法和视角上为网络文学做了一种立体分析的尝试。从我国文化的源流去寻找网络官场小说的渊源,结合传统与现实探讨网络官场小说流行的原因;从创作与接受分析了网络官场小说对于文学的影响以及小说官场的文化折射;从主题、叙事、语言的角度对网络官场小说进行文本分析。将基础概念、沿革、流行、文学影响、叙述方式、语言结构、创作体例、创作风格、文化折射、发展困境等纳入研究范围,对网络官场小说进行全面性、系统性的梳理,力求形成较有逻辑、比较系统的整体性观察,并试图为网络官场小说被主流文学轻视寻找原因,为其完成经典化过程回归主流寻找路径。

杭泰斌^[8]（2017）在《中国当代反腐小说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后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大潮,在改变我国政治、经济生态的同时,社会文化诉求也随之出现转型,与之相应的文学题材和文学类型也不断涌现,“再现社会、回应现实”成就了一批有感染力、有市场价值的小说文本。腐败是过去的三十年中最突出的社会问题,于是反腐小说在满足时代需要、读者大众化审美需求以及官方意识形态建构需要中产生了。随着反腐小说的影视化改编热潮的兴起,反腐小说的市场价值、政治价值进一步凸显出来,催生出一波又一波的反腐小说创作热,出现了大量的反腐小说文本,引起了包括官员在内的众多读者的喜欢,获得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从现实角度看,反腐小说的关注点在官场腐败这个领域,与官场政治生态密切相关,显示了反腐作家对于腐败治理问题的思考,对于官方认识腐败、治理腐败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读者通过阅读反腐小说能够了解官场腐败的状况,充分地认识腐败的危害性,有利于构建全民反腐的体制机制。不论从反腐小说喜人的发展势态,还是从现实意义价值,反腐小说都值得研究者去分析思考。然而,事实上反腐小说的研究没能跟上这种节奏,呈现出明显滞后的格局。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反腐小说研究成果,但是有创见的成果很少,难以对反腐小说做出一个全面、准确的评判,很多研究领域或空间等待研究者去开发。因此,对反腐小说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论文在充分细读反腐小说文本的基础上,将反腐小说的分析与法治时代的大背景结合起来,运用文学、法学、政治学、行政管理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对反腐小说的兴起原因、价值向度、文本结构、人物设置、叙事方法以及反腐小说的意义与限度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阐释。从论文的章节安排看,主要包括绪论、结语和四章主体内容。主体部分的研究内容如下:第一章,较为系统地分析了反腐小说兴起的原因。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反腐小说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态,这是多种因素综合发力的结果。具言之,它主要包括知识分子入世情怀、腐败事件频发、读者消费需求、官方意识形态工作策略、大众文化市场繁盛以及反腐小说的快感机制等等因素。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反腐小说写作呈现出风生水起之势。第二章,对反腐小说的价值建构的向度问题进行了分析。反腐小说书写的是敏感的官场腐败现象,必须考虑国家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同时,在市场经济时代,反腐小说也需要市场效益,这就使得反腐小说作家要带着“政治”与“市场”的镣铐跳舞,努力寻找两者之间最精确的平衡点。正是如此,反腐小说文本中表现出“助力反腐败斗争”、“彰显知识分子立场”、“满足大众文化消费诉求”的三个价值向度。第三章,在充分细读文本的基础上,采用条分缕析的研究方法,对反腐小说中呈现出来的腐败行为主体的贪腐方式、“转折式”人物设置、腐败发生机理、反腐方法与策略、官场潜规则、反腐定律等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系统的分析,实现了对反腐小说文本的全面综合考察。从腐败行为主体的行为表现看,主要有逐利、寻权、贪色、危害公平正义等等,这些违法行为对社会、国家、个人都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对于腐败的治理,反腐小说作家在文本中常常设置一个或多个拥有巨大权力的“清官”来帮扶反腐英雄,使得反腐斗争出现重大转折,从而实现了将腐败分子绳之以法的目的。从反腐英雄的个人品质看,多半表现出勇敢、甘于清贫、忠诚、乐于奉献的英雄品质,是党员干部学习的楷模。在腐败发生的机理上,反腐小说试图从权力与经济关系、权力异化以及圈子政治等方面去寻找答案。同时,反腐小说对反腐方法也进行了探究,官场腐败利益错综复杂,潜规则流行,使得自查自纠的治理腐败方式失效。此外,反腐小说也呈现出比较常态化的反腐规律,即“力量失衡—弱者反抗—正义必胜”三段式模式。第四章,主要探讨了反腐小说的意义与限度。反腐小说叙述的对象为官场腐败现象,带有很强的现实主义特征,寄托了作者对于官场政治生态、腐败治理、反腐策略等方面的思考,对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即反腐呼应了时代主题,为国家开展反腐败工作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大众阅读消费需求,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快感;反腐小说直陈时弊、揭露官场腐败内幕,也表现出了试图建构官场政治生态的宏大理想,基本上实现了文学自我价值诉求,起到了引人向善的社会作用。当然,反腐小说也呈现出模式化、过分纠缠于“权力”、“人性”,文化反思乏力、“官本位”思想泛滥等缺陷,这是反腐小说家应该高度重视的问题。

徐文谋^[9]（2014）在《中国新时期法制小说研究》文中指出中国新时期法制小说是指以直接或间接法制叙事为视域的小说，包括“大墙小说”、公安小说、反腐小说和涉法小说四大板块。新时期法制小说在传承我国古代公案小说、近代侦探小说及当代法制小说，借鉴国外侦探、惊险小说的基础上，经过政治叙事、英雄叙事和多元化叙事三个发展阶段，形成自己鲜明的叙事特征，开创了繁荣的写作局面。相对于小说写作，学术界和评论界对其研究则相对薄弱，除了近几年的反腐小说研究文章较多之外，对其它板块的研究还很不够，更缺乏系统的、整体的、宏观的剖析和研究，成果十分欠缺。基于上述状况，本文意图通过相对系统的研究和阐释，实现两个目标：一是厘清它们的整体面貌与特质，包括其发生与演变、共性主题和特征、叙事策略得失、写作现状与走势等；二是定位它们在新时期和当代文学语境中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价值，阐述其特有的文学意义，提出对当代文学写作的启示，从而呼唤学术界对法制小说研究给予应有的关注。为此，本文采取的切入点和创新之处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整体性。在以往的零碎篇章和个别论着里，法制小说事实上等同于公安小说的概念，局限于刑侦破案为主要叙事内容，这无法囊括新时期多个不同的写作板块和众多的叙事现象，无法从整体上总结其特征，发现写作的规律性和成败得失。我们将不同时期的各类法制小说写作进行梳理、归类，并且统一到法制小说的大范畴之中，对其做出整体的观照和分析，从宏观上能够把握其面貌。二是，文本性。现有为数不多的法制小说研究成果，往往局限于比较僵硬机械的政治标准、阶级分析和社会批评，以及比较老套的内容与形式要素分析，缺乏时代性和文学性研究。我们试图从文学性的角度，分析新时期法制小说的共同特征和得失，包括对其主题意蕴方面表现出的共同价值取向的探讨，包括了对其自觉的宏大叙事路线选择的分析。通过这种分析，一方面，使我们明了在当代边缘化和私人化叙事盛行的潮流下，法制小说宏大叙事的优势和可贵；另一方面，也清楚法制小说在纯文学性书写上的不足，提示今后的法制小说写作能够扬长避短。三是，比较性。将新时期法制小说置于近代以来中国整个现代化进程的起伏波折中，来观察它对文学历史使命、启蒙主义精神的坚守；将它置于20世纪中西文化碰撞与交融的世界文学语境中，观照新时期法制小说对现实主义写作灵魂和审美趣味的发扬，从而正确认识和估价其文学地位和价值。四是，启示性。我们研究的一个核心落脚点就是通过全面的描述分析和纵横向的比较，发现法制小说写作的时代性、现实性、启蒙性等，揭示其重返中心的姿态，显示出与当代及当下写作的差异，从而指出它对当代文学写作的重要启示。论文共分四章：第一章，主要是对新时期法制小说的概括性描述。首先在梳理各类涉及法制的小说名称基础上，对法制小说的外延和内涵加以厘定，从而得出法制小说的概念表述。其次是从它对中国古代公案小说传统的继承，对异域侦探小说的借鉴，理清其发生和形成的脉络，并且明了与国外法制小说的差距。第三是对新时期法制小说进行阶段划分，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政治叙事、80年代中后期的英雄叙事和进入20世纪多元化叙事三个阶段，简要分析各个时期不同的写作面貌和特征，有利于从发展的角度来理解和把握它。第四是在罗列和分析了众多法制小说写作现象之后，根据其创作倾向的差别，总体上把它分成四大板块，即反映“文革”时期劳改监狱生活的“大墙小说”，以刑侦为主要内容的公安小说，描写官场和腐败犯罪的反腐小说，以及表现普通人涉法生活的涉法小说。第二章，主要是分析和提炼了法制小说共同的主题倾向。一是通过政治批判和社会观察与思考，所表现出的忧患意识，包括对政治生态的忧虑、对民族命运的焦急、对世态变化的担心、对民生疾苦的关怀，体现了写作者鲜明的政治意识和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二是通过树立和歌颂英雄形象，所表现出来的英雄情结，包括了政治英雄、理想英雄和平凡英雄三种形象塑造，体现出作品追求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和惩恶扬善的道德示范。三是建立在国民教育和体制机制、法制文化反思基础上的启蒙精神，包括了价值引导、道德教化、犯罪警示、文化批判，从而起到教育民众，弘扬法制意识，加强道德引领的文学效用。四是建立在革命浪漫主义激情和高尚精神追求基础上的理想元素，包括了作品中凸显出来的理想信念，彰显出的公平正义价值理念，讴歌的美好人性、人情和爱情，以及对美好未来和法制理想的呼唤与信心。第三章，主要是分析和总结法制小说宏大叙事策略和存在的不足。一是归纳和挖掘了法制小说宏大叙事的标志和内在追求，集中体现在较为明显的传统写作范式，体现在叙事背景、叙事角度、人物塑造和情节架构等方面。第一，它往往紧贴着宏大的历史和时代语境来叙事，善于突出激烈的各类矛盾冲突，表现出现实生活的强度和张力，同时通过运用各种宏大意象和营造高远意境，以及激越凝重的语言风格和叙事基调，形成了鲜明的宏大叙事格局。第二，它往往喜欢采用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作者始终在场，而且不回避对叙事的主观态度和评价，具有外露、直接的感情倾向，这也是宏大叙事的标志之一。第三，它采取了恩格斯所强调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手法，注重在复杂、真实的社会环境中去刻画人物，注重叙述人物的成长历史和性格形成历史，描写人物性格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心理活动，从而塑造出真实、立体的人物典型形象。第四，它大多采取了传统的情节架构模式，善于制造悬念，通过悬念、情节突转、悬念破解三个环节的循环设置，来达到法制小说的情节起伏与激烈效果。二是分析和描述了法制小说宏大叙事主流之外的叙事尝试，包括对现代主义小说写作技巧的借鉴与探索，作为宏大叙事的一种有益补充，如纪实性叙事、心理叙事、荒诞叙事、互文叙事、含混叙事等的尝试与努力，丰富了新时期法制小说面貌。三是指出法制小说宏大叙事的缺陷和不足，包括过度的主观介入和写作者的直接评判过多，使得小说叙事过于直白、简单；对生活的反映停留在表面化、现象化，对时代的本质、社会的内在发展趋向、生活内涵和文化底蕴等发掘表现不深入、不浑厚；存在着人物形象概念化、脸谱化、雷同化的倾向，以及情节结构模式化、定型化的弊端；语言艺术性不足，直白、大众化有余，语言张力与艺术性欠缺；不少的法制小说写作还有媚俗化、娱乐化和消费化的倾向等。这些不足，限制了法制小说表现生活的力度、厚度和艺术意味。第四章，主要是总结和归纳了法制小说在当代文学史中的地位和价值，以及给我们写作的启示。这种价值，一是放在我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去考察，充分认识到我国百余年来断断续续的现代化进程始终没有完成，在这种背景下的当代文学不能舍弃自己的社会功能和责任担当，不能放弃启蒙主义教育的文学使命。这正是法制小说所坚持、所遵循的，是符合我国国情和广大受众需要的选择。二是，放在20世纪中西文化大碰撞、大交流、大融合的框架下，分析和看待法制小说对民族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对现实主义写作的坚守，显示出它立足现实社会、为人生而写作的可贵品质。三是，从法制小说写作的现实生活转向和传统文学写作的回归两个方面，具体分析它对启蒙主义文学精神的传承和现实主义写作的坚持。这主要体现在它对时代主流和声音的反映，对公共话题和社会焦点、热点问题的关注和对人、人性、人道主义等人类终极价值意义的追求，以及它对文学社会功能的重视，对中国作风和气派的传统审美弘扬，表现出法制小说在当代文坛的特别之处和珍贵之处。最后，在前四章的分析与总结基础上，提出今后法制小说走向经典的可能性，以及实现这一高标准和高目标的努力方向，期待能给写作者和研究者以提醒。

王萌^[10]（2013）在《新时期以来官场小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中国当代叙事文学的研究中,官场小说一直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但是,不论从历史、美学、意识形态还是文化生产的视角来说,新时期以来的官场小说所展现的持续爆发力和复杂向度实在令人瞩目：官场小说不仅代表了文革之后文学重新转向现代的一个重要过渡阶段,它的出现和被忽视本身也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学现代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论文在对学界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借鉴和梳理的基础上,从官场小说的历史流变视角对“官场小说”进行了更为充分、更加细致的概念界定和学术厘清。本论文将新时期以来的官场小说分为改革、反腐、原生态和新谴责四种主题类型,在现代性理论的基础上结合社会学、文化学等方法,力图打破以往官场小说研究中古代与现代、高雅与通俗、写实与浪漫等价值判断的界限,深入探讨其中蕴含的社会诉求、审美诉求和权力镜像等问题,努力挖掘出官场小说的本体论内涵,梳理出其类型演替的历史性规律,进而提供一种重估其文学价值和文学史地位的独特视角。本论文分为七个部分。绪论部分介绍了官场小说的勃发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已有的研究中有些研究方法陈旧,有些存在对西方理论生搬硬套的现象,使得官场小说研究远离创作实际,出现趋同、浅薄的倾向。因此本文拟从一个新的视角将现代性理论和类型化分析相结合,并借鉴社会学和文化学的方法,对新时期以来官场小说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第二部分对官场小说热潮的历史文化缘由予以整体梳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官场小说”进行更为完整、更加严格的概念界定与学术厘清,并在现代性视野中对官场小说的历史流变和内涵予以辨析,阐释新时期以来官场小说是新的社会政治条件下政治与文学结合的选择。同时,官场小说的百年文脉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契机,让我们得以深入探究文学现代性的历史原动力与本国传统、西方影响以及社会现状之间复杂的因应关系。本文将新时期以来官场小说分为四种主题类型：改革主题、反腐主题、官场生态主题和新谴责主题,而这四种类型的官场小说揭示了中国文学在新时期重拾现代性的过程,以及分别代表了对文学现代性的四个维度——真理、正义、欲望和价值范畴——的批判性思考和叙事模式探索。第三部分着重分析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作家群体因为受到国家政策和历史使命的神圣感召而对改革的书写热情高涨,加上官方以各种方式保驾护航,改革小说得以在当时的小说领域独领风骚,地位非凡。而改革主题的官场小说在创作的过程中重新运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手法,书写了精彩的故事情节和大团圆的结局,塑造了改革初期的经典英雄形象,蕴含着丰富的时代文化、现代价值和文学史意义：改革主题的官场小说是对民众的社会主义再教育和新启蒙。它全景式地为我们展现了官场小说在当代重拾以“五四”为典范的现代性中关于“真理”的这样一个向度,并自曝其弱点：一种对历史和真理的想象性预告和强迫式占有。它为我们讲述的其实是作为科学中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所预言的社会主义理想国必然实现的故事,尽管这故事舍弃了现在,从过去直接跨越到了未来。第四部分重点分析了在现实主义冲击波的浪潮中,在中央反腐倡廉的号召和主流意识形态的鼓励下,反腐主题的官场小说应运而生。与几乎是同时出现的官场生态小说的饱受争议不同,反腐官场小说创造的经典“青天”形象,刚好击中了读者的审美期待和政府的政策命脉,不仅屡屡获得国家政府大奖,还在图书销售市场上大获丰收,成为民拥官爱的主旋律小说。当然,我们应该承认,这是一批极具正义感、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作家对腐败这一严峻的社会问题用文学创作进行及时的反映,意图表现和记录中国社会的反腐进程和作家与民众对这一进程的期望、认知和反思,从而达到以文学启蒙民众、批判现实甚至推动国家反腐进程的目的。但是在这一真实再现的过程中,宏大叙事对合法性危机的弥合、改革过程和反腐工程在人治与法治夹缝中的艰难困顿、民众对正义和秩序的愿望,却在小说文本的深层叙事中难以逆转地想象性生成,并成为官方至高无上权力的确证。这是政治转型过程中“肉身”沉重带来的迟滞、错位的焦虑和困惑,而这焦虑和困惑正是现阶段正义虚张的重要例证。第五部分审视了官场生态小说的兴起、叙事伦理、美学特征和现代性意义。官场生态小说被认为阴暗面暴露过多,没有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肯定,但它却在文化产业化和商业文化的助力下逆势而上,在各大畅销书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它运用类似于“国画”技法的风格和反讽的手法将官场之“场”、权力焦虑和知识分子灵魂的堕落渲染地丝丝入扣,澹然有味,艺术上不乏亮点。而它更为重要的价值在于它向世人展示了如何利用“文学想象”勾勒出现实生存图景中各色欲望的疆界和范畴,包括权力欲望、金钱欲望、爱恋和色欲等等。人人（不只是官员）在追逐欲望满足的道路上——从政治到情欲,从道德到商业——一往无前,难以止步,堪称一幕幕政治版的失乐园。在作家所构造的欲望迷宫里,欲望被不由自主地合法化,价值被不知不觉地悬置,政治的欲望和欲望的政治得以系统化。第六部分论述在互联网兴起和大众文化广泛传播的信息时代,官场小说出现了不同以往的叙事新质,运用了大量新潮化、超现实的叙事技巧,充满了游戏化、欲望化、碎片化的叙事伦理和叙事秩序。因为同晚清的谴责小说一样,这些小说文本呈现出了一种嘉年华会式狂欢的戏剧性冲动,所以我们将之称为新谴责小说。这类小说的创作过程和叙事核心就是一种价值论的狂欢,折射了当前传统价值观崩溃,而现代意义上真正的科学、自由和民主意识还没有建立起来时,社会中一切都沦为可供消费的商品的社会怪现状。尽管它建立在对价值观的剧烈瓦解和颠覆的基础上,但是从相反的向度来讲,这正是新谴责小说在以价值为喻象用拆解的方法与现代社会沟通的策略之一：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五四“感时忧国”传统的荒诞、消遣的现代性选择。结语部分总结凝炼了新时期以来官场小说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本文认为新时期以来的官场小说使得四个相互关联的理论命题得以尖锐化：一、重建文学典律的政治维度；二、重拾现代性；三、重建文学的社会责任；四、文学应该如何反映现实。这四个命题彼此勾连,环环相扣,既拨开乱象看清了新时期以来官场小说在之前三十年的小说文类中所留下的痕迹,确立了其在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价值,使当代文学有望进入一个不同声音皆可得传的格局与视野,又以自身的创作实绩揭示了其作为一种类型化小说的经验和弊端,为以后的创作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普遍意义。

二、周梅森反腐小说的“政治情结”（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周梅森反腐小说的“政治情结”（论文提纲范文）

（1）周梅森反腐小说的伦理叙事与审美转型（论文提纲范文）

（2）新时期反腐小说创作潮的生成与流变（论文提纲范文）

（3）场域理论视野下周梅森反腐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周梅森反腐小说的叙事话语范式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5）论周梅森《人民的名义》的人性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6）《人民的名义》:现象级作品及其误读的尴尬（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网络官场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当代反腐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新时期法制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新时期以来官场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周梅森反腐小说的“政治情结”（论文参考文献）

• [1]周梅森反腐小说的伦理叙事与审美转型[D]. 赵娅. 湖北民族大学, 2021
• [2]新时期反腐小说创作潮的生成与流变[J]. 薛朝晖. 城市学刊, 2019(06)
• [3]场域理论视野下周梅森反腐小说研究[D]. 姚武月. 长春理工大学, 2019(01)
• [4]周梅森反腐小说的叙事话语范式分析[D]. 罗韵岐. 湖南师范大学, 2018(01)
• [5]论周梅森《人民的名义》的人性书写[D]. 姜青山. 延边大学, 2018(12)
• [6]《人民的名义》:现象级作品及其误读的尴尬[J]. 苏金刚. 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7(04)
• [7]中国网络官场小说研究[D]. 杨蕾. 吉林大学, 2017(03)
• [8]中国当代反腐小说研究[D]. 杭泰斌. 武汉大学, 2017(06)
• [9]中国新时期法制小说研究[D]. 徐文谋. 山东师范大学, 2014(08)
• [10]新时期以来官场小说研究[D]. 王萌. 山东大学, 20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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