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个不该忽视的社团——狂飙社研究的意义（论文文献综述）
肖赛玥[1]（2021）在《国企“单位文艺”的生成及功能变迁研究 ——以S市112厂为例》文中研究指明考察典型单位制元素的生成与发展历程是单位制变迁研究持续关注的核心议题。在传统单位制社会,职工群众以“单位人”的身份工作、生活在各个单位组织之中。单位组织开展的文艺活动是职工业余文化生活的主要形式,加之党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需要借助文艺形式向职工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宣传和生产动员,“单位文艺”成为单位组织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要素。在社会结构转型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下,单位制面临着转型或消解的趋势,与单位组织相依存的“单位文艺”同样面临命运抉择。单位制变迁的总体趋向是为适应社会发展逐步褪去单位组织的社会服务属性,回归以生产为主的企业属性,学界称之为“单位去社会化”。依据这一演变逻辑,文艺作为非生产、管理属性的元素,似乎难以摆脱被剔除的命运。然而,笔者通过实证考察发现文艺在当下的单位组织中仍有其发挥价值的空间。据此,本研究以在单位制变迁进程中依旧保留传统单位制组织形态的大型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将“单位文艺”作为单位制变迁历程中,单位组织内部的保留性元素加以考察。通过不同历史时期“单位文艺”的生成与功能变迁历程的探究,解析单位制变迁背景下单位组织为适应社会发展变化所进行的积极探索。受研究对象的历时性和复杂性因素影响,本研究主要采取质性研究方法,以S市112厂为研究个案,对112厂“单位文艺”的生成与发展历程展开实证考察。研究对“单位文艺”价值的考量是围绕“单位文艺”的功能变迁展开的,主要包括三个层次:首先是从历史维度对“单位文艺”的缘起与生成进行溯源,为“单位文艺”工具化属性的形成探寻历史源流;其次以“单位文艺”生成的历史轨迹作为逻辑主线展开研究。遵循结构功能主义分析范式,依据“单位文艺”的生成历程与功能预设、功能实现、功能延展和功能转向的对应关系,将“单位文艺”的功能变迁嵌入到“单位文艺”的生成与发展的时间序列之中。从不同历史时期的“单位文艺”的艺术图景中探究“单位文艺”如何助力单位组织实现动员机制的有效实施;再次是结合“单位人”对“单位文艺”的记忆表达和功能认知,探讨“单位文艺”的功能实效。基于文艺是潜移默化地产生影响的特性,笔者引入时间维度从即时性、阶段性和积累性三个层次探讨“单位文艺”的功能实效,并着重从积累性实效层面考察“单位文艺”对“单位意识”形塑起到的正向作用。研究结尾,笔者尝试运用本土实践经验与经典理论进行对话。借鉴布尔迪厄的文艺生成理论对“单位文艺”的生成结构中“文艺场域”与“权力场域”的结构关系进行分析。依据文艺生成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变化探究“单位文艺”的功能变迁的时代推动因素。本研究将“单位文艺人”视为“文艺生产场”中的行动者,通过分析“单位文艺人”的“习性”的产生,以及“习性”对“单位文艺人”的行动的影响,探讨“单位文艺人”作为行动者在“单位文艺”的生成及功能变迁过程中的作用。本研究将“单位文艺”定位为单位体系中,助力单位组织动员机制有效实施的协作要素。研究发现:（1）“单位文艺”的功能定位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文艺的价值禀赋一脉相承。在历次朝代更迭、社会变革的进程中,文艺在思想启蒙、教化民众方面发挥的功能促使中国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形成了一种价值认同与文化自觉。一方面是对文艺的工具属性的价值认同。能够发挥政治服务、社会服务功能的文艺形态往往比纯粹的审美性的文艺形态更被推崇。政治精英把文教当作统治中不可或缺的治理工具,文化精英则将文教当作一种应然的使命。另一方面是形成文化自觉。中国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善于汲取国内外不同历史时期和历史情境中的文艺工作经验,逐步构建出具有本土特色的文艺生成结构和运行逻辑。上述两点共识不仅是推进“单位文艺”的功能变迁的历史动因,也是中国文艺价值史观中亘古未变的核心命题。（2）从“文艺生产场”的场域结构来看,“文艺场域”与“权力场域”之间的结构依附关系促使“单位文艺”从生成伊始便走向组织化、制度化的文艺运行轨道。对资源与秩序具有绝对支配和管理权的权力主体从官方角度对“单位文艺”的功能建构过程进行把控,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单位文艺”的思想宣传、文化教育、生产动员等诸项功能的有效实施。“文艺场域”中“单位文艺人”作为能动的行动者,一方面通过意识形态导向的内化与再生产促进“单位文艺”的功能识别,另一方面则通过对意识形态导向的“过滤”和“化解”,形成“去功能化”的“单位文艺”记忆表达。（3）“单位文艺”的功能实效是随着时间的累积而逐渐呈现的。依据“单位文艺”发挥实效的时间长短可分为即时性实效、阶段性实效和积累性实效三个层次。研究发现,“单位文艺”对形塑“单位意识”中的积极要素具有正向作用。随着时间的积淀,以“单位意识”形塑为典型实效的积累性实效是单位制变迁进程中,“单位文艺”能够成为从传统单位制时期过渡到后单位制时期的保留元素的核心价值所在。组织架构和管理体制的调整促使以组织空间为单位共同体依存形式的共同体格局趋向松动或瓦解,而思想意识层面的精神共同体依旧存在,集体主义荣辱观与使命感等积极“单位意识”不仅是传统单位制时期的宝贵财富,在新时期同样具有重塑国企单位组织社会价值的现实意义。
黄明姝[2]（2021）在《青年问题与创造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
许立新[3]（2020）在《北新书局及其“文学丛书”研究（1925-1949）》文中研究表明北新书局是1925年创办于北京的一家中小型民营书局,后迁移上海。在建国前的二十多年中,该社出版了许多新文学书籍,且主要以“文学丛书”形式存在。本论文以北新书局及其出版的“文学丛书”为核心,既聚焦于北新书局的编辑理念与经营特点,更聚焦于创作类“文学丛书”与新文学的传播、翻译类“文学丛书”与新文学的外国资源,以及对其他“文学丛书”的考述并总结其特点,并对北新书局出版转向的原因稍作分析。这几个方面基于北新书局“文学丛书”的主编与组织构成、周氏兄弟在编辑出版上对年轻作者的引领、鲁迅以及优秀译者对译介海外着作的贡献、北新书局对儿童文学和民间故事的重视及其面临的生存困境,形成一个系统的有机整体。北新书局的创办者李小峰也是该社的主要编务负责人,他与后来加入的赵景深一起定下了“文艺加科学”的出版方针,尽管在组织结构上具有家族式特点,但在业务上鲁迅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因如此,该社出版不少了质量上乘的“新文学”丛书。北新书局与周氏兄弟关系密切,尤其受鲁迅影响颇深,他们以“作者”与“编者”的双重身份参与到了“新潮社文艺丛书”“乌合丛书”“苦雨斋小书”等丛书的出版中来。北新书局尊重名家的同时也重视对新人的发掘,诸多文坛新秀的处女作被收录在“创作丛书”“创作新刊”等丛书中,足以在新文学出版中占据一席之地。而后中途加盟的赵景深成为了北新的得力干将,他与文人的交往活动以及对相关作品的评论,在出版场域之外促进了新文学作品的传播。翻译出版是北新书局的又一个重头戏。鲁迅主编的“未名丛刊”拉开了北新书局翻译类丛书的帷幕;“欧美名家小说丛刊”收录了屠格涅夫、契诃夫、大仲马等世界文坛大家的作品;“自修英文丛刊”“英文小丛书”以英国文学为主,其中英国小品文的译介对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些翻译类“文学丛书”共同丰富了中国新文学的外国资源。此外,梁遇春、张友松等翻译名家的助力,也为北新书局的翻译丛书增色不少。除创作类与翻译类“文学丛书”外,北新书局出版的其他“文学丛书”有15种,种类多,规模小,其中儿童文学和民间故事是最大特色。北新书局在经历了多次封门查禁后,出于现实的压力和对经济效益的考量,对出版方向进行了调整。出版转向成就了北新书局的发展,但也是对其初始出版理想的偏离。总之,北新书局出版的“文学丛书”质量上乘,数量可观。这些作品记录了时代发展与变化留下的种种印记,为促进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梁晨晖[4]（2020）在《二十世纪初山西工人阶级形成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二十世纪初山西工人阶级形成问题的研究,长期以来并未受到学界的关注,山西工人阶级一直被包含在华北工人阶级这个大团体中进行研究分析。学界对于山西工人阶级形成的认识,长期以来陷入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政治地位低下,经济上受资本家剥削,在中共山西党组织的启蒙与教导下,阶级觉悟提高,反抗与斗争意识增强,开始举行罢工,完成了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并且在工运骨干与中共山西党组织的动员组织下,奋起抗击并与山西地区的农民阶级结成联盟,成为山西地区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这样的认识尽管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是掩盖了山西工人阶级形成过程的复杂性与工人自身的斗争性,在这种认识下,山西工人阶级仅仅表现出一种在中共山西党组织的影响下成为领导阶级的政治化色彩,而山西工人阶级在纷杂的社会思潮中,展现的丰富的人物形象与非政治化的一面被人为的忽略。探究二十世纪初山西工人阶级的形成问题,要在理清其历史脉络的基础上,以山西工人自主能动性为中心,在“新劳工史”与“新革命史”的研究视域下,梳理二十世纪初山西工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把它作为改造社会的武器的原因与过程、山西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以及早期山西地方党组织在山西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中产生的重要影响,全面认识山西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工厂是工人诞生的前提和基础。第一部分围绕近代山西工人的产生,通过梳理近代山西工业的兴起与发展,了解山西工人产生的时代背景;发现二十世纪初的山西工人主要是由破产农民与手工业者组成,在原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阶层被打破的状态下,乡土人情、血缘、技术等因素又使得他们重新组合,建构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为之后罢工等集体行动打下了基础;对于首次进入工厂的山西工人来说,恶劣的生产环境、险恶的工厂政治以及苛刻的工厂制度与没有任何保障的工资,推动他们形构出一个基于生存需求的共同体,为革命派的团结与动员提供了机会与空间。山西工人从产生那天起,忍受着资本家与工厂主的剥削压迫,这种惨重的压榨,迫使工人群体自发地进行反抗斗争。五四运动后,无政府主义等社会思潮和共产主义争夺着几乎是同一批潜在的信众,最终马克思主义叩开了山西工人的心扉。因此第二部分以山西工人的斗争运动为研究对象,分析山西工人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不断发起抗争运动,进而在山西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发动和领导下,山西工人运动逐步兴起。“塑造”山西工人是中共山西党组织的重要实践。第三部分围绕中共山西党组织对山西工人的“塑造”展开,通过创办“晋华书社”、开办“平民小学”和“工人夜校”等方式启发山西工人的阶级觉悟,之后采取组建山西工人联合会等一批山西工会组织、举行罢工活动等方式掀起了山西工人运动的高潮。山西工会组织的成立、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中共山西党组织的产生以及山西工人从分散的经济斗争到统一的政治行动,标志着山西工人阶级最终形成,同时反映出其“阶级意识”中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以及组织化程度和政治追求的局限的特点。
丁燕燕[5]（2020）在《现代教育与五四乡土文学》文中研究说明包括五四乡土文学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之诞生绝不仅是单纯的文学事件,它还涉及种种制度性创建。现代教育制度就是其一。通过它,五四乡土文学拥有了“民族国家文学”品格。二者的互动关系表现为:现代教育培养了五四乡土文学的作者与读者,影响了人们的文学观念、左右着作家对乡土中国的书写;而五四乡土文学又通过进入现代教育成为法定知识获得制度支持,从而实现知识生产与再生产。因此,本论文的研究内容是:考察现代教育制度对五四乡土文学的建构功能,分析五四乡土文学对现代教育的文学想象和它作为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机制。论文除绪论和余论共分五部分。绪论介绍研究缘起、思路方法,对“现代教育”和“五四乡土文学”进行概念界定,分析国内外研究现状,从而辩明本论题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现代教育”是与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一系列教育观念、形态和特征的总称,包括宏观层面的教育制度、管理体系、教育宗旨、思想以及微观层面的课程、教科书、教育方式方法等教学运行活动。广义的“五四乡土文学”是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蓄势产生并发展的、以乡土生活为表现题材的小说创作。除了鲁迅在1935年《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定义并指出的作家作品外,还包括新文学第一个十年进行乡土文学题材创作的其他相关作家作品。第一章现代教育与乡土中国。五四乡土作者多出生或成长于乡村小镇,他们求学的年份正是中国现代教育体制由传统走向现代并逐渐完备的时期。博采众长的教育经历使他们既接受了传统文化熏陶也有机会浸润现代文明。从乡村到都市、从中国到异域的空间转移,从传统知识体系到现代文明的思想过渡,既引发了作家浓郁的思乡病、激烈的文化冲突,也为其观照“自我”、回望“故土”提供了“他者”的参照。一方面,知识新变引发了他们的乡土关注,文化冲突带来的身份危机催生了其乡土认同观念。另一方面,“他者”的参照又使他们重新发现了“乡土中国”的内涵。乡土中国既代表占国土大部分、广袤的乡村大地,也是一种将乡土看作民族国家象征的文学观念和写作范式。其中,作为小学乡土教科书的“乡土志”对一代国人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初步形成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第二章教育变革与文学启蒙。语文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向学生传授文学创作的方法技巧外,还给予学生文化滋养和心灵启迪。随着语文学科的独立,教科书编写和教学方法变革等活动更新了现代学生的文学观念。它包括白话文学语言、小说文学体裁和文学审美意识等多层面内容。外语教学携带的异域文学资源则为学生的文学阅读、仿制和创作提供了条件。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以鲁彦为代表的世界语学习者,他们深受人道主义思想影响,翻译弱小民族文学并从中汲取营养。现代教育重构了学生的知识和思想体系形成了五四乡土文学作者独树一帜的现代思想内涵。科学教育思潮向学生普及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培养了他们求真务实的现实主义品格;新的教育目标和教学方法培养了学生的民主自由思想;作为公共交往空间的现代校园则为学生提供了参与公共事务的平台,创立校园社团、期刊有利于他们民主自由思想的形成。第三章现代教育影响下的五四乡土文学。“儿童本位”教育观将儿童从封建伦理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儿童特别是儿童身体的发现使五四乡土作者将笔触对准儿童,他们开始以儿童为主角,借用儿童的想象和视角、模拟儿童的语气和口吻创作小说,在身体解放中重新发掘恐惧、欲望、喜悦等“人”的情感。知识分子的归乡之旅因现代教育的介入发生变化。衣锦还乡的欣喜一变而为守旧愚昧的民众对知识者的误解、冷落甚至排挤,与无知无识乡村女性的狭路相逢引发了他们对自身启蒙身份的反思和失望。“归乡再离乡”成为必然。现代教育加深了知识者对文明新变的体验。现代性的时空并置引发了他们对故乡的全新感受。故乡不仅是可供停泊的地理空间,还是一处凝结着丰富内涵、值得时时返顾的文化空间。五四乡土文学中的乡愁意象开始由传统的意象抒发走向细节化记叙和整体化象征。五四乡土作者以接受现代教育后的启蒙视野观察乡村,乡间的风景和民俗便因知识者主体意识的确立而被重新发现。科学方法训练和人类学、社会学知识的学习则有利于作家科学区分民俗与封建迷信。作为民俗知识的方言土语在五四乡土作品中频繁出现。它符合汉语由文言向白话的转变规律,也顺应了教育领域重视口语教学的发展趋势。第四章互为镜像的教育与文学。五四乡土文学的生成离不开现代教育的建构。反过来,文学也以自己独有的方式想象和书写现代教育,二者互为镜像。五四乡土作者“学生-教师-作家”三位一体的身份决定了其在进行小说创作时会以甘苦自知的心态将现代教育素材纳入笔端。无论是现代学校、教师、学生还是与乡村教育息息相关的乡绅形象都留有教育变革带来的社会文化印记。它既包含丰富真切的生活经验也寄寓着作家对乡土中国前途的深沉思索。现代学校在知识分子和普通乡民眼中呈现出“乐园”与“窘境”两种截然不同的面影。围绕启蒙职责,五四乡土作者塑造了许多形象各异的乡村教师形象。与教师形象的多样化不同,五四乡土文学中的学生形象呈现出统一的负面化倾向。这既有现代学生自身的原因,也源于他们面临的社会、政治、文化特别是民族文化认同的矛盾。“女学生”则成为承载制度变革压力和接受性别审视的双重压抑的形象。乡绅作为乡土世界的知识者,他们的命运沉浮反映出现代教育变革下的乡村权势变迁。第五章现代教育与五四乡土文学的经典化。五四乡土文学自鲁迅开创先河便开启了进入现代教育领域的过程,通过入选教科书、教师的课堂讲授,它渐渐成为一种法定知识被人们所接受。这既是五四乡土文学作为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也是它通过现代教育的制度性力量实现经典化的过程。以鲁迅作品为代表的五四乡土文学通过教科书和学院机构对其概念、理论的总结梳理与相关篇目、文本、作家的选编评介成功地进入文学史叙事,青年学生对乡土文学的阅读传播,作为教师的鲁迅在课堂内外的知识传授和思想感召都保证了五四乡土文学的代际传承与发展。余论民族再造:教育与文学的殊途同归。自晚清以降,中国社会就在追求国家民族现代化的进程中艰难摸索,无论是现代教育还是五四乡土文学其实都只不过是从不同维度出发对同一目标的追求。教育通过知识权力,文学借助艺术想象最终达到民族再造的结果。
魏晨飞[6]（2019）在《狂飙斗士 ——高长虹的形象研究（1898-1954）》文中提出高长虹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极具争议且富有才情的人物,半个多世纪以来,他被正统文学史忽视,文学界谣诼,研究者漠视,于学术界于人物而言,这都是极大的损失与伤害。返回到历史现场,回归到历史语境,无论是高长虹的作品,还是在他者的眼中,高长虹的形象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多元的面相。本文通过现存的高长虹文集和不同人物或不同群体对高长虹生前的评价,希望较真实地还原不同时期的高长虹形象及高长虹形象的变化过程,并探析造成高长虹形象及其变化的原因。高长虹周遭的人对其评价迥乎不同。青少年时期（1898-1921）:在父母眼里,高长虹是一个不遵父母之命的“逆子”;在老师眼里,高长虹是一个反叛儒家伦理纲常的“异端”;在弟弟眼里,高长虹是一个只知读书、没有朋友的“孤独者”;而高长虹此时的作品中显示,他是一个反传统、反权威的“反抗者”。这些形象的呈现是源于高长虹鲜明的个性特征,高长虹接受了康有为、严复的维新思想以及《新青年》的影响。狂飙时代（1921-1930）:在狂飙社员眼中,“狂飙盟主”高长虹是他们的“好伙伴”;在《狂飙》读者眼中,高长虹是他们的“知音”;在文艺界同仁眼中,高长虹是“狂人”、“浪子”;在高长虹与鲁迅结识、交恶前后,在鲁迅眼中,高长虹是“信赖者”与“卑劣者”;而从此时高长虹作品中得知,他是一个坚定的、反抗旧社会的“战士”。此阶段长虹形象的反差极大,主要是因为“新青年”的特质贯穿其中,文化界话语权的争夺暗含其中,长虹坦率而不知变通的个性所致。海外游学时代（1930-1938）:在朋友眼中,高长虹是雷厉风行的“行动派”;在高长虹的自述中,他是忧国忧民的“爱国者”。高长虹这期间表现出来的形象是由于时代和社会的要求造就的。抗战时期（1938-1945）:在后辈和文艺界同仁眼中,高长虹是“老者”、“孤独者”;而长虹此时的作品中透露出,他是“政论家”、“革命者”。高长虹形象主要是由于以抗战为第一要务的时代主题,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崇尚自由与民主的天真个性三者共同作用生成的。晚年时期（1946-1954）:在朋友、同仁眼中,高长虹是精神不错的“正常人”、勤勤恳恳的“老黄牛”;在领导和上级组织的眼中,高长虹是“神经病”。高长虹的晚年形象是因长虹不切实际的经济设想和时人的认识局限导致的。从清末、民国到新中国,高长虹形象的变化可谓一波三折,不同群体从不同视角对高长虹的评价是造成高长虹具有争议的主要原因。随着高长虹为首的狂飙运动的消亡,高长虹“对手们”在文艺界的话语权地位的巩固,以及政治权威对鲁迅地位的认可等,使得人们对高长虹的负面评论盖过了正面评价,酿成了长虹被文艺界“除名”、被文学史“遗忘”的悲剧。余论分析了高长虹去世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不同人群对高长虹身后形象评价的原因、立场,并指出这些评价存在的问题以及就如何正确认识历史人物提出自己的看法。此外,本文将《高长虹全集》中几个较有意义的“时代话题”呈现给读者,希望能为未来研究高长虹的人们尽一份绵薄之力!
柳怡汀[7]（2017）在《1920年代中后期的“青年同盟”——以狂飙社与创造社小伙计的互动为例》文中提出1920年代中后期的文坛,后五四青年（"青年"）与五四一代（"老人"）的代际冲突不断凸显,与此同时"青年"之间在文学场域中的互动也日益频繁。1926年末至1927年,狂飙社与创造社小伙计组成临时的"青年同盟"共同反对"老人"。面对革命大潮和外界压力,青年文人意识到作为"新人"能在同龄人群体中获得身份确认和归属感。但从各自建"群"动机及两个社团青年对于"群"及"阶级"的认知来考察,均能发现本质差异。在自立与反叛、阶级意识与文学追求之间的抉择,使得他们对"个"与"群"的力量悬殊有了各自新的衡量。这个"青年同盟"也随即迅速分化。
张书娟[8]（2017）在《高长虹“意志书写”研究》文中认为高长虹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文坛的风云人物。他是狂飙社主将,曾带领众成员在北京、上海等多地创办刊物、出版作品、成立出版部、开展狂飙演剧运动。他应邀与鲁迅共同创办莽原社,是主编和主要撰稿人,鲁迅曾评价他为莽原社“奔走最力者”。然而,由于受到“高鲁冲突”事件（高长虹与鲁迅之间所发生的冲突）和毛泽东与高长虹之间“不欢而散”的谈话等主要事件的影响,再加上高长虹性格奇倔孤傲、文风晦涩难解等多种因素,高长虹在历史上曾长期处于被“漠杀”的状态。新时期以来,高长虹渐渐回归研究者的视野,但学术界的研究视线过多集中于“高鲁冲突”等事件,而忽视了对高长虹文学创作的深入分析和探讨,尤其是还未从文学史的角度,对他的创作特点进行充分的评述,并给予相应的文学史的定位。本文认为,历史不应忘记每一位曾经活跃在文学史空间、并作出过相应贡献的作家,应对他们作出恰如其分的历史评价。同时应对他们的经典文本、文学思想、艺术主张、创作活动等进行认真的研究,从中发掘出文学史的运行规律和特征。因此本文力图进入高长虹的创作世界,考察他的创作理念和文学理想,发掘他在创作中所形成的“意志书写”特征,探寻其作品中所蕴含的审美价值,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真实,作出理性、客观、公允的评述和阐释。阅读高长虹的作品,一种狂飙突进、恣意洒脱的气息扑面而来。无论是坦率的文笔、狂傲的文风,抑或是赤诚的情感、睿智的思想,都给读者带来了酣畅淋漓的阅读体验。这是将作者的意志、个性和精神气质融入创作而形成的特点鲜明、辨识度极高的书写风格。本文通过对高长虹作品的分析,并结合对尼采思想的研究,认为这是一种建立在尼采“强力意志”基础上的“意志书写”（WillWriting）方式。本文指出,“意志书写”不仅可以统领高长虹作品的文学理念和精神内涵,而且能够展现意志在他的文学创作中所具有的特殊艺术功能。同时本文还发现,在高长虹的文学世界中确乎存在着一条流动的、嬗变的、超越的、却又彼此复杂纠缠的“时间”轨迹。顺着这条“时间”轨迹向四周扩散的,是高长虹在北京、上海、海外、重庆、延安等地理“空间”的漂泊和他在每个人生阶段自我精神“空间”的构建。这一时空轨迹投射在高长虹的创作世界中,形成了一条“狂人”“超人”“强人”“个人”“病人”的意志弧线。因此,本文从时空中意志演化的角度,对高长虹“意志书写”的逻辑结构和精神特质进行阐析,以期为高长虹研究提供别一种思路。高长虹“意志书写”首先是从“狂人”开始的。“狂人”具有“外在癫狂”与“内在痛苦”两种共存的特征,并通过“漂泊”和“疯言”完成了自我构建,却又被“民间”和“权力”的共谋所瓦解,最终难逃“被豢养或被烹食”的命运。在高长虹的“超人”意志书写中,“超人”作为未来“黄金时代”的创造者,具有强力、乐观的战斗情绪和激进、残酷的狂飙姿态。“超人”意志书写的最终落脚点是“民族生命”的多重探索,这与高长虹的启蒙、救亡理想是紧密相关的。高长虹的“强人”意志书写旨在“反抗一切权威”。在借助、质疑、打倒“权威”的过程中,“强人”实现了从“弱者”到拥有强大生命力和意志力的“强者”的转变。高长虹的“个人”意志书写从反抗“束缚”、反抗“庸众”、反抗“合群”三个层面展开,属于“五四”以来现代知识分子对个人价值探索的范畴,具有启蒙性和现代性的特质。在高长虹的“病人”意志书写中,“穷与路”“病与梦”“死与鬼”三个主题循序渐进、复杂纠缠,展现了主人公执着地追寻光明,却最终彷徨于无处的结局。高长虹的“意志书写”,通过“狂人”“超人”“强人”“个人”“病人”五个书写模块,在“时间”的动态演变和“空间”的立体构建中勾勒出一条清晰的意志弧线,共同构成了一个丰富而完整的“意志书写”系统。总而言之,本文以高长虹作品为考察对象,以“意志书写”为核心,在对文本解读与史料论证的基础上,运用哲学、史学、心理学、文化学、文艺学等多学科理论资源展开研究,并探索“动态型、立体化”的高长虹作品研究模式,形成“狂人”“超人”“强人”“个人”“病人”五大研究模块,既能在“时间”上总览高长虹文学创作的动态演变,又能在“空间”上探寻其精神世界的立体构建。同时,本论文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一是资料梳理与逻辑归纳相结合,在搜集整理高长虹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多种理论方法予以逻辑归纳;二是比较研究,通过中西方文学作品比较,高长虹与同时代作家、作品比较等展开论述;三是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相结合,引入高长虹所处时代的社会背景、文化思潮、文学论争、文学社团活动等资料来剖析高长虹的作品,探寻高长虹“意志书写”的艺术构建和价值蕴藉。
王新立[9]（2017）在《近代文学社团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旨在对近代文学社团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其发展状况作一通览式的描述,以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完整的了解和认识。尝试从文献学、历史学的角度考证近代主要文学社团的产生与发展状况,从文学史、社团史的角度来研究近代文学社团与近代社会文化、近代文学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既关注与其紧密相关的外在因素,如时代局势的动荡,西方文化的冲击,文学革命和新文学思潮的影响等,也关注其内在的存在状态,如社团内部的构成、社团的条例规定、社团活动与发展的方式、社员的文学创作与作品的收集、整理与传播等,使文学社团研究更加立体化,更加丰富。文章思路方面,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近代文学社团发展的时代背景,主要从近代社会的巨变,中国文化在近代的转型,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学革命,如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方面,探究这些时代因素对传统文人与传统文学社团的影响。第二章主要论述从19世纪初开始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120余年间文学社团的发展历程,依据该时期文学社团发展的具体状况,分为恢复期,复兴期,低落期,持续发展期四个阶段,对各个时期的文学社团进行详细梳理。对一些重要社团进行具体考证。第三章为近代香港、澳门、台湾以及东南亚等地文学社团的发展状况进行研究,其中台湾以诗钟为主要创作方式的文学社团活动,在近代,特别是在清末发展非常繁盛。东南亚作为中国海外华人数量最多、聚居最为集中的地区,中国传统文化氛围较之其它地区,也更加浓厚。本章马来亚地区为中心,研究中国传统文学社团在该地区的发展状况,及其在当地华文文学发展中的影响。第四章为近代文学社团的特征研究,主要包括:基于社团与社员的考察,一是从地域文化与文学的角度考察近代文学社团与社团成员的地理分布,二是对社团主要成员身份的考察,并进一步探究社团的性质与特征。此外,作为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科举制度在近代被废止之后,伴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而产生的文社,并没有随着科举制度的消亡而消亡,而是发生了一些改变,并继续存在着。第五章为几类特殊的文学性社团研究,在近代文学社团的发展中,既有一些和前代文学社团相似的社团,如怡老类社团,又出现了一些前代没有的社团类型,如诗钟社。现阶段这些社团在学界没有统一的认识,也难以归类,同时又创作有大量的文学作品,具有鲜明的文学性特征。为完整体现近代文学社团发展的全貌。本章针对几类主要的文学性社团进行研究,主要包括怡老类文学社团、季节性文学社团、诗钟类文学社团、哀悼性质的文学社团,以及报刊类和校园文学社团等。
廖华力[10]（2017）在《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的“同构”与“共生”》文中提出文学与传媒的“同构”与“共生”是中国近现代以来一种独特而显着的文化现象。周氏兄弟特别是鲁迅作为中国新文学第一个十年高耸的山峰,其文学活动一直都与现代传媒不可分离地相伴相生、相辅相成。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的“同构”与“共生”正是文学与传媒“同构”与“共生”这一独特文化现象的最好注脚。作为“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在北方的堡垒”,《晨报》副刊在新文化运动由高潮转向落潮的关键时期,对新文学的发展起到的作用与影响,是当时任何一家传媒都无法比拟。《晨报》副刊“黄金时期”的辉煌成就始终离不开周氏兄弟的积极参与与扶持。周氏兄弟在积极参与与扶持《晨报》副刊的过程成功寻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学场”,开展自己各具特色的文学活动,并最终以独一无二、个性彰显的文学实绩与文学建树,成功地从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的众多文化领袖群像中脱颖而出,发展成为“五四”新文学最耀眼的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的“双子星”,奠定各自在现代文学版图的应有位置。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同构”与“共生”的历史与事实,不仅为我们完整理解周氏兄弟“五四”时期的文学活动提供一幅清晰的历史图景,创造重新理解与阐释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的另一种可能性,也为当代文学与传媒的健康发展留下丰富而宝贵的历史经验。本论文主要由绪论、正论与结论三大部分构成。绪论部分指出选择研究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作为研究对象的历史背景与理论依据。从把现代传媒（以报纸杂志为主要代表）视为作家的“文学场”的理论视野出发,论述研究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互动关系的目的与意义;回顾历史文献,总结研究现状。将周氏兄弟的文学活动放置于中国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历史发展格局中,可以清楚地发现他们与现代传媒的“同构”与“共生”意义。正论部分共分五章。第一章探讨《晨报》副刊成为周氏兄弟“文学场”的内外因素。一方面,以梁启超、蒲伯英等为领导核心的研究系在政治活动严重受挫的情况下,决心退出政坛,转入文化活动领域。这使得《晨报》及其副刊率先赞助“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研究系参与新文化运动的舆论阵地与舆论权威。《晨报》副刊的办刊定位与发展基调为周氏兄弟选择进入与对其进行改造,提供理论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新青年》集团因为内部矛盾、分裂与外部反动势力的迫压而面临风流云散的命运,作为《新青年》轮值主编的李大钊适时转战与改革《晨报》副刊,使得周氏兄弟真正地登堂入室、“走进”《晨报》副刊成为现实。第二章回顾周氏兄弟探寻完全属于自己的“文学场”的历史进程与艰难步履,这是周氏兄弟选择进入与改造《晨报》副刊的内部动因。周氏兄弟从留学日本时期筹办《新生》杂志开始,就梦想拥有一块完全属于自己的“文学场”,但是经过《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直到《新青年》逐渐分裂与转向,周氏兄弟都未曾完全彻底地实现最初的夙愿。周氏兄弟不得不继续探寻与前进的脚步,而在李大钊、孙伏园先后主持下的《晨报》副刊无疑成为周氏兄弟开辟“文学场”的最佳选择。第三章和第四章重点研究周氏兄弟积极建构“文学场”的具体过程与多种维度。周氏兄弟通过为《晨报》副刊命名（此处特指鲁迅）、指导《晨报》副刊发展、创作与发表文学作品、初步塑造文学作品的经典化、发起与组织文学论争与批判、培养文学新人、形成文学团体、引导读者阅读与培育读者的新型审美趣味等具体的文学活动与实践,成功开展各自的文学活动,极大推动“五四”新文学快速向前发展的同时,确立自己在新文学领域独特的历史地位与历史贡献。第五章旨在分析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分道扬镳的详细过程与复杂原因。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的互动关系是一个“双向选择”的必然结果。在紧密携手发展五年多,缔造双方的辉煌成就后,周氏兄弟不得不在1924年10月无可挽回地面临退出“文学场”的历史命运。随着中国时局动荡的不断加剧,各种反动势力益加猖獗,《晨报》副刊在研究系核心人物刘崧生、刘勉己的主持下逐渐地转向,背离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初衷与轨道,丧失蒲伯英、孙伏园主持时期坚持思想自由与理性批判的办报精神与宽容空间;与此同时,周氏兄弟经过十几年的不断积累与发展,在学问、同志、资本、时间、读者、编辑出版管理经验等诸多方面都已具备独立开辟完全属于自己的“文学场”的自信、能力与条件。与逐渐转向反动的《晨报》副刊彻底分道扬镳,开辟全新的“文学场”成为周氏兄弟的必然选择。周氏兄弟也在《语丝》的“文学新场”上又一次成为“新文坛双柱”。结论部分主要阐明现代传媒并不仅是文学作品的发布平台,仅仅承担传播文学作品的单一功能,它在真实呈现作家身处其中的复杂外部世界、激励与同构作家的文学创作、塑造文学作品的外在表现形态、推动文学作品的经典化、组织文学争鸣与论争、培养文学新人、集结文学队伍与社团、增强成名作家的文学声誉、吸引文学读者与引导读者的阅读审美趣味等多个方面都发挥重要作用。仅仅把现代传媒作为文学传媒看待,并不能完全展现它与作家文学活动关系的全体面貌与多样特征,只有把现代传媒看作作家以其为联系纽带从而开展类型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学场”,才能准确把握现代文学与现代传媒“同构”与“共生”的关系。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携手发展、相互成全的历史事实与历史经验,必将为我们全面理解周氏兄弟“五四”时期完整的文学活动图景提供一种全新的可能。
二、一个不该忽视的社团——狂飙社研究的意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一个不该忽视的社团——狂飙社研究的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1）国企“单位文艺”的生成及功能变迁研究 ——以S市112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概念界定 |
| 1.3.1 单位文艺 |
| 1.3.2 单位文艺组织 |
| 1.3.3 单位文艺人 |
| 1.4 理论基础 |
| 1.4.1 结构功能主义 |
| 1.4.2 艺术场域理论与文艺生成理论 |
| 1.5 研究设计 |
| 1.5.1 研究对象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田野过程介绍 |
| 1.6 研究框架与篇章结构 |
| 1.6.1 研究框架 |
| 1.6.2 篇章结构 |
| 1.6.3 阶段划分依据 |
| 1.7 研究意义 |
| 1.7.1 理论意义 |
| 1.7.2 现实意义 |
| 第2章 “单位文艺”溯源 |
| 2.1 中国传统文教思想与文艺社会功能说 |
| 2.1.1 为治世而兴诗教 |
| 2.1.2 “文以载道”理念的形成与沿用 |
| 2.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教思想的传承与文艺使命的延展 |
| 2.2.1 从“文以载道”到“文以化人” |
| 2.2.2 文艺跃升为革命战斗的武器 |
| 2.3 苏联模式中的文艺工作经验 |
| 2.3.1 文艺是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 |
| 2.3.2 开辟工人阶级的学校和乐园 |
| 2.3.3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本土化探索 |
| 小结 |
| 第3 章 生成期:“单位文艺”的早期萌生 |
| 3.1 “单位文艺”早期生成的历史语境 |
| 3.1.1 “单位文艺”形成的宏观社会语境 |
| 3.1.2 “单位文艺”形成的地域环境 |
| 3.2 “单位文艺”的生成动因与功能预期 |
| 3.2.1 国家层面:价值理念的形塑与传播工具 |
| 3.2.2 单位层面:助力单位组织动员机制有效实施 |
| 3.2.3 个人层面:满足多元精神文化诉求的主要路径 |
| 3.3 “单位文艺”的早期文艺景观与功能实现 |
| 3.3.1 爱国主义教育与爱国情感抒发 |
| 3.3.2 弘扬集体主义劳动精神 |
| 3.4 “单位文艺组织”的早期雏形 |
| 3.4.1 “自发原生型”业余文艺团体 |
| 3.4.2 “路径依赖型”业余文艺团体 |
| 3.4.3 “模式借鉴型”文艺活动阵地 |
| 3.4.4 “辅助拓展型”文艺活动空间 |
| 小结 |
| 第4 章 过渡期:“单位文艺”的震荡式过渡 |
| 4.1 过渡期的“别样文艺景观” |
| 4.1.1 “大跃进”时期的“文艺跃进” |
| 4.1.2 “文革”时期的“模式化”文艺生产 |
| 4.1.3 绑缚“政治胞衣”的“单位文艺” |
| 4.2 过渡期的常态化“单位文艺”实践 |
| 4.2.1 “单位文艺”的检阅与提升 |
| 4.2.2 文化主管部门与权威大众媒体联合树立舆论导向 |
| 4.2.3 单位组织自有媒体助力“单位文艺”的传播与推广 |
| 4.3 功能预设与功能实效的偏差 |
| 4.3.1 不同利益主体对“单位文艺”的功能预期的博弈 |
| 4.3.2 个体对功能实效的感知与内化的偏差 |
| 小结 |
| 第5 章 成长期:“单位文艺”的蓬勃发展盛景 |
| 5.1 改革开放初期:“单位文艺”的发展新契机 |
| 5.1.1 文艺政策制度调整 |
| 5.1.2 单位组织体制变革 |
| 5.2 成长期:“单位文艺”的发展态势 |
| 5.2.1 文艺活动常态化与文艺形态多样化 |
| 5.2.2 文艺活动组织规模日趋扩大 |
| 5.2.3 发挥“典型单位制”区域的引领与示范作用 |
| 5.3 “单位文艺”的功能延展:单位组织文化的系统构筑 |
| 5.3.1 自制影视剧——单位组织文化的影像呈现 |
| 5.3.2 厂歌、厂旗和厂徽——单位组织文化的识别符号 |
| 5.3.3 厂庆文艺活动——单位组织历史的文艺呈现 |
| 5.3.4 文艺公关——维系单位组织公共关系的纽带 |
| 小结 |
| 第6章 转型与发展期:“单位文艺”发展中的挑战与自我调适 |
| 6.1 转型期“单位文艺”发展中的现实挑战 |
| 6.1.1 国企单位组织的角色转换 |
| 6.1.2 代际更迭导致“单位文艺组织”的凝聚力下降 |
| 6.1.3 文化多元化与“单位文艺”的效用困境 |
| 6.2 多元功能诉求促成“单位文艺”的功能转向 |
| 6.2.1 国家层面:重塑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担当 |
| 6.2.2 单位层面:“内聚外展”双向驱利力下的功能延展 |
| 6.2.3 个人层面:搭建情感融入与情感记忆的桥梁 |
| 6.3 “单位文艺”的自我调适与功能的演变进路 |
| 6.3.1 “单位文艺”的自我调适 |
| 6.3.2 “单位文艺”功能的演变进路 |
| 小结 |
| 第7章 “单位文艺”的评价 |
| 7.1 “单位文艺”的民间记忆与功能解读 |
| 7.1.1 “单位文艺人”对“单位文艺”的功能解读 |
| 7.1.2 “非单位文艺人”对“单位文艺”的功能解读 |
| 7.2 引入时间维度解析“单位文艺”的功能实效 |
| 7.2.1 即时性实效 |
| 7.2.2 阶段性实效 |
| 7.2.3 积累性实效 |
| 7.3 “单位文艺”与“单位意识”的形塑 |
| 7.3.1 “单位意识”的内涵与形塑过程 |
| 7.3.2 “单位文艺”的运行特质 |
| 7.3.3 “单位文艺”的形塑策略 |
| 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讨论 |
| 8.1 “文艺生产场”的运行逻辑与“单位文艺”的功能变迁 |
| 8.1.1 结构的附属:“权力场域”中的“单位文艺” |
| 8.1.2 “文艺场域”的内部结构 |
| 8.1.3 作为行动者的“单位文艺人” |
| 8.2 “单位文艺”的未来发展趋向 |
| 8.2.1 “单位文艺”的“回潮”现象 |
| 8.2.2 “单位文艺”发展的合理性与持续性 |
| 8.2.3 “单位文艺”发展的适用性与局限性 |
| 8.3 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单位文艺爱好者访谈提纲 |
| 附录2:单位文艺管理人员的访谈提纲 |
| 附录3:受访者基本信息表 |
| 在读博士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 致谢 |
（3）北新书局及其“文学丛书”研究（192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北新书局概况及其编辑经营策略 |
| (一)北新书局发展历程 |
| (二)出版方针及经营特点 |
| (三)“文学丛书”出版情况 |
| 二、创作类“文学丛书”与新文学的出版与传播 |
| (一)周氏兄弟与“文学丛书”的出版与传播 |
| (二)新进作家作品与新文学的出版与传播 |
| (三)赵景深对新文学传播的贡献 |
| 三、翻译类“文学丛书”与中国新文学的外国资源 |
| (一)“未名丛刊”与鲁迅的翻译出版工作 |
| (二)“欧美名家小说丛刊”与俄法文学的译介 |
| (三)“自修英文丛刊”等对中国现代散文的影响 |
| (四)多产的译者:张友松与梁遇春 |
| 四、其他“文学丛书”考辑与研究 |
| (一)其他“文学丛书”考述 |
| (二)其他“文学丛书”的主要特点 |
| (三)北新书局新文学出版的转向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北新书局“文学丛书”书目及版本整理(建国前)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二十世纪初山西工人阶级形成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为什么是山西工人;选题缘起及问题意识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第三节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近代山西工人的产生 |
| 第一节 近代山西工业的兴起 |
| 第二节 山西工人的主要来源 |
| 第三节 山西工人的生存状况 |
| 第二章 山西工人的抗争 |
| 第一节 山西工人早期的自发斗争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在山西工人中的传播 |
| 第三节 山西工人运动的初兴 |
| 第三章 中共山西地方党组织对工人的塑造 |
| 第一节 启发“觉悟” |
| 第二节 “反帝反封”的“阶级斗争” |
| 第三节 山西工人阶级的形成及其特点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5）现代教育与五四乡土文学（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缘起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研究方法和意义 |
| 四、国内外关于该课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
| 第一章 现代教育与乡土中国 |
| 第一节 知识新变引发的乡土关注 |
| 一、“别求新声”的教育经历 |
| 二、平民教育、职业教育的兴起 |
| 第二节 身份危机催生的乡土认同 |
| 第三节 乡土中国再发现 |
| 第四节 乡土志(教科书)形塑的“乡土中国” |
| 一、由爱乡到爱国:乡土中国的同理推衍 |
| 二、《中国矿产志》与鲁迅的乡土中国观 |
| 第二章 教育变革与文学启蒙 |
| 第一节 白话文学观念的形成 |
| 第二节 外语教学与异域文学启迪 |
| 第三节 现代思想内涵的确立 |
| 一、科学教育思潮引领的思想启蒙 |
| 二、现代校园培养的民主自由思想 |
| 第三章 现代教育影响下的五四乡土文学 |
| 第一节 “儿童本位”教育观与儿童的发现 |
| 第二节 “归乡”模式新变 |
| 第三节 文化空间下的乡愁书写 |
| 一、乡愁意象的转换运用 |
| 二、主体性建构下的两种乡愁与风景 |
| 第四节 作为知识的民俗书写 |
| 一、民俗知识与家国想象 |
| 二、庙产兴学运动影响下的乡村信仰--以庙宇祠堂为例 |
| 第四章 互为镜像的教育与文学 |
| 第一节 “学生-教师-作家”三位一体 |
| 第二节 现代学校:“乐园”与“窘境” |
| 一、解放天性的乐园 |
| 二、窘境:封闭乡村中的异质化存在 |
| 第三节 教师角色与启蒙职责 |
| 第四节 学生、女学生的乡村境遇 |
| 第五节 乡绅与教育变革中的乡村权势变迁 |
| 一、教育变革下的乡绅形象流变 |
| 二、从《孔乙己》到《离婚》:乡绅权势的常与变 |
| 第五章 现代教育与五四乡土文学的经典化 |
| 第一节 《中国新文学大系》的遴选评介 |
| 一、文学史教学研究的基本格局 |
| 二、乡土文学概念的确定 |
| 第二节 教科书编写与文学史叙事 |
| 一、教科书编写的权力 |
| 二、文学史叙事的力量 |
| 第三节 教育与知识生产 |
| 一、知识教授与文学传承 |
| 二、作为教师的鲁迅与五四乡土文学 |
| 余论 民族再造:教育与文学的殊途同归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着 |
| 致谢 |
（6）狂飙斗士 ——高长虹的形象研究（1898-1954）（论文提纲范文）
| 附图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写作缘起及选题意义 |
| 1、写作缘起 |
| 2、选题意义 |
| 二、目前学界的研究状况 |
| 1、研究高长虹与鲁迅关系的成果 |
| 2、有关高长虹及其创办的狂飙社的成果 |
| 3、从文学角度、思想史角度研究高长虹的成果 |
| 4、其他方面的成果 |
| 三、本文的思路、理论及研究方法 |
| 四、相关概念的界定与人物生平介绍 |
| 1、“狂飙”及“狂飙斗士”的缘起 |
| 2、“形象”一词的界定 |
| 3、人物生平介绍 |
| 第一章 青少年时期的高长虹形象(1898-1921) |
| 第一节 家人与老师看高长虹 |
| 一、家长眼中的“逆子” |
| 二、弟弟眼中的“孤独者” |
| 三、老师眼中的“异端” |
| 第二节 “我”说:青少年时代的“反抗者” |
| 第三节 青少年时期长虹的形象成因 |
| 一、鲜明的个性是突出因素 |
| 二、“新知识”的摄入是重要因素 |
| 第二章 狂飙时代的高长虹形象(1921—1930) |
| 第一节 他者看长虹 |
| 一、狂飙社员眼中的“好伙伴” |
| 二、《狂飙》读者眼中的“知音” |
| 三、文化界同仁眼中的“狂人”、“浪子” |
| 四、“高鲁冲突”前后鲁迅眼中的“信赖者”与“卑劣者” |
| 第二节 “我”说:作品中的“战士” |
| 一、北京时期的文学“斗士” |
| 二、上海时期的行动“壮士” |
| 第三节 狂飙时代长虹的形象成因 |
| 一、“新青年”的特质贯穿其中 |
| 二、话语权的争夺暗含其中 |
| 三、坦率而不知变通的个性显露无遗 |
| 第三章 海外游学时代的高长虹形象(1930—1938) |
| 第一节 朋友眼中的“行动派” |
| 第二节 “我说”:作品中的“爱国者” |
| 第三节 海外游学时代高长虹的形象成因 |
| 时代和社会的召唤是主要原因 |
| 第四章 抗战时期的高长虹形象(1938—1945) |
| 第一节 后辈、同仁看长虹 |
| 一、后辈、同仁眼中的“老者” |
| 二、后辈、同仁眼中的“孤独者” |
| 第二节 “我说”:长虹的自我刻画 |
| 一、作品中的“政论家” |
| 二、作品中的“革命者” |
| 第三节 抗战时期高长虹的形象成因 |
| 一、以抗战为第一要务的时代主题 |
| 二、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 |
| 三、崇尚自由、民主的天真个性 |
| 第五章 晚年高长虹的形象(1946—1954) |
| 第一节 外人、同仁眼中的“正常人”、“老黄牛” |
| 第二节 领导眼中的“神经病” |
| 第三节 高长虹晚年形象的成因 |
| 一、长虹不切实际的经济设想 |
| 二、周遭人的误解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高长虹“意志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 作为文学家的高长虹及其“意志书写” |
| 2 高长虹文学研究述评 |
| 3 本文研究的目的、意义与方法 |
| 1 “发狂飙之长啸”:“狂人”意志的彰显 |
| 1.1 “癫狂”与“痛苦”:“狂人”的行为内蕴 |
| 1.2 “漂泊”与“疯言”:“狂人”的命运展示 |
| 1.3 “共谋”与“消亡”:“狂人”的意志挑战 |
| 2 “必须变化到别一个时代”:“超人”意志的外化 |
| 2.1 “强力”与“乐观”:“黄金时代”的浪漫构想 |
| 2.2 “激进”与“残酷”:“毁灭一切”的狂飙姿态 |
| 2.3 “一线”与“多元”:“民族生命”的多重探索 |
| 3 “反抗呵,反抗一切的权威”:“强人”意志的构筑 |
| 3.1 借助“权威”:生存策略的考量 |
| 3.2 质疑“权威”:心路历程的演化 |
| 3.3 打倒“权威”:人格意志的超越 |
| 4 “我干,只干我个人的”:“个人”意志的确立 |
| 4.1 反抗“束缚”:对“旧道德”的批判 |
| 4.2 反抗“庸众”:对“酣睡者”的疾呼 |
| 4.3 反抗“合群”:对“泯个体”的反思 |
| 5 “终于要失败的征候”:“病人”意志的透视 |
| 5.1 “穷”与“路”:生命困境的诉说 |
| 5.2 “病”与“梦”:心灵映像的观照 |
| 5.3 “死”与“鬼”:虚无结局的阐释 |
| 结语 |
| 1 动态型、立体化的高长虹“意志书写” |
| 2 高长虹“意志书写”的成就与局限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1 关于高长虹被历史“漠杀”原因的再思考 |
| 2 高长虹研究资料目录 |
| 作者简介 |
（9）近代文学社团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点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论述 |
| 一、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的研究 |
| 二、九十年代至2005年期间的研究状况 |
| 三、2006年以来的研究状况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难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难点 |
| 第四节 相关概念的说明 |
| 一、“近代”时间范围的确定 |
| 二、“文学社团”概念的界定和收录标准 |
| 三、具体文学社团命名的方式方法 |
| 第一章 近代文学社团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 |
| 第一节 “文学社团”源流考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概述 |
| 第三节 近代西方文化思潮的涌入 |
| 第四节 近代文学思想流变与特征 |
| 一、传统文学思想的延续与改变 |
| 二、早期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文学思想 |
| 三、文学界革命 |
| 四、革命派的文学思想 |
| 五、文学特征 |
| 第二章 近代文学社团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近代文学社团恢复阶段 |
| 一、兰心诗社考 |
| 二、泊鸥吟社考论 |
| 三、沽上梅花诗社考 |
| 四、其它文学社团概述 |
| 第二节 近文学社团复兴阶段 |
| 一、江东词社考论 |
| 二、言社、益社考论 |
| 三、其它文学社团概述 |
| 第三节 近代文学社团低落阶段 |
| 一、支社考论 |
| 二、翠屏诗社考论 |
| 三、其它文学社团概述 |
| 第四节 近代文学社团再次复兴阶段 |
| 一、希社考论 |
| 二、虞山诗社考论 |
| 三、寒山社考 |
| 四、其它社团概述 |
| 第三章 港台地区及东南亚文学社团发展状况 |
| 第一节 香港、澳门地区 |
| 第二节 台湾地区 |
| 一、发展轨迹 |
| 二、社团目的与主要内容 |
| 三、社团活动简述 |
| 第三节 东南亚地区 |
| 第四章 近代文学社团的新变 |
| 第一节 近代文学社团的地域分布 |
| 第二节 近代文学社团的构成与变化:基于社团成员身份的考察 |
| 一、成员身份的考察 |
| 二、社团成员的籍贯分布 |
| 第三节 科举兴废与近代文社转型 |
| 第四节 近代女性文人结社活动及其影响 |
| 第五章 近代特殊的文学性社团述论 |
| 第一节 诗钟类文学性社团 |
| 一、诗钟渊源考 |
| 二、诗钟的创作方法 |
| 三、近代诗钟类文学社团发展的特点 |
| 第二节 怡老类文学性社团 |
| 第三节 季节类文学性社团 |
| 结语 |
| 附录: 近代文学社团知见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的“同构”与“共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外部条件：《晨报》副刊倡导新文学的动因 |
| 第一节《晨报》副刊历史溯源与内部革新 |
| 第二节《晨报》副刊与蒲伯英的历史贡献 |
| 第三节《晨报》副刊与梁启超的文学观念 |
| 第四节 “五四”文学革命与外部文学生态 |
| 第二章 内部动力：周氏兄弟对文学场的上下求索 |
| 第一节 周氏兄弟的初步尝试与《新生》的“未生” |
| 第二节 周作人的沉潜积累与《绍兴县教育会月刊》 |
| 第三节 周氏兄弟与《新青年》的相互成全 |
| 第三章 “一片崭新的文学场”：鲁迅与《晨报》副刊 |
| 第一节 耀眼的呈现：鲁迅文学作品的创作与发表 |
| 第二节《阿Q正传》：“同构”与“共生”最成功的典范 |
| 第三节 纸上的论争：鲁迅杂感写作与社会批评 |
| 第四节 “凶猛的闯将”：《晨报》副刊与文学新人 |
| 第四章 “自己的”文学场：周作人与《晨报》副刊 |
| 第一节 周作人的贡献与“黄金时期”的《晨报》副刊 |
| 第二节《自己的园地》与周作人的文艺思想及转变 |
| 第三节 读者观念与周作人的表达方式及文章特色 |
| 第五章 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的“双向选择” |
| 第一节 周作人与被低估的“小半件”旧事 |
| 第二节《我的失恋》与周氏兄弟的无声退场 |
| 第三节 分道扬镳是“双向选择”的必然结果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一个不该忽视的社团——狂飙社研究的意义（论文参考文献）
- [1]国企“单位文艺”的生成及功能变迁研究 ——以S市112厂为例[D]. 肖赛玥. 吉林大学, 2021(01)
- [2]青年问题与创造社研究[D]. 黄明姝.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3]北新书局及其“文学丛书”研究（1925-1949）[D]. 许立新.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4]二十世纪初山西工人阶级形成问题研究[D]. 梁晨晖. 山西大学, 2020(01)
- [5]现代教育与五四乡土文学[D]. 丁燕燕.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6]狂飙斗士 ——高长虹的形象研究（1898-1954）[D]. 魏晨飞. 湖北大学, 2019(05)
- [7]1920年代中后期的“青年同盟”——以狂飙社与创造社小伙计的互动为例[J]. 柳怡汀. 现代中文学刊, 2017(05)
- [8]高长虹“意志书写”研究[D]. 张书娟. 浙江大学, 2017(12)
- [9]近代文学社团研究[D]. 王新立. 武汉大学, 2017(06)
- [10]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的“同构”与“共生”[D]. 廖华力. 兰州大学, 201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