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份·地位·等级──少数民族服饰与社会规则秩序的文化人类学阐述（论文文献综述）
陈斌[1]（2021）在《人文多样性内生活力与社会治理共生秩序研究 ——云贵高原盘江流域案例及其意义阐释》文中研究指明盘江流域由南盘江、北盘江及共同交汇而成的红水河和诸支流构成。该水系所覆盖的地理区域,上可经横断山脉承青藏高原,下可凭广西盆地接东南低山丘陵,总体处于云贵高原向东南低山丘陵过渡的斜坡地带。高原、盆地、丘陵在山脉与河流的交错分布中有序排列。同时,由于该地域主体部分面向海洋,大气湿度极高,导致境内生物多样性水平较高。苗、布依和汉族作为其主体居民,各民族原有的社会文化,在与世居于此的仡佬族相遇之后,再加上多样性生物特征的作用,不仅促生出新文化形态,为多民族共生传统提供人文多样性资源,而且能将人文多样性与生态多样性很好地契合起来,以创造盘江流域社会文化的内生活力。自秦朝以来的历代王朝国家,或间接、或直接地对此区域实施治理。明清承接前朝遗产,在此综合实施土司、卫所、州县等制度,旨在强化中央集权统一,为民国和新中国奠定治理秩序框架。社会发展史暨“单线进化论”者认为,这些自上而下的制度,是王朝国家对其实施治理的主要内容,也是盘江流域发展进步的唯一动力。本文结合历史文献和实地考察,认为上述社会发展史叙事有失偏颇。一方面,忽略了当地居民多民族共生传统的主体能动性和社会文化的内生活力;另一方面,在斗争哲学视野下,有将边疆地方与王朝国家对立二分的嫌疑。美国政治人类学家斯科特（James C.Scott）,采用从边疆看中心的范式,先后推出“弱者的武器”、“佐米亚”（Zomia）等创新概念,彰显东南亚山民文化的主体能动性,以此弥补了社会发展史的缺陷。但他又因为片面强调山民与河谷平原王朝国家的矛盾冲突斗争哲学,忽视了国家大传统与地方小传统的兼容共生机制。事实上,双方除了冲突斗争的消极层面,还有在交往交流和交易博弈中构建共生秩序的积极层面。本文结合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在对盘江流域文史和社会沿革机制有整体认知的前提下,考察该流域内各民族自明清以来的社会文化生活实践,一方面,彰显当地居民多民族共生传统的主体能动性和社会文化的内生活力。另一方面,超越斗争哲学和对立二分视野,在凸显多样主体前提下,通过开放博弈、公平传承方式,实现多元一体的社会治理共生秩序。质言之,探求、理解和维护文化生态多样性体系形态,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可持续机制,乃本文的主要旨趣。为此,本文进而提出三方面创新观察角度。第一,盘江流域是中国大西南山地诸多类型缩影之一。当地居民依托山地文化生态家园和传统资源,相互之间建立起互动互惠交往模式,且在危机时刻能为外来人提供庇护,由此生成多样化民族文化共生机制;第二,元明清以来的中原王朝强化西南山地开发加深统治。这带来了新的发展动力,又因生计资源过度开发而影响到当地可持续发展。面对新的环境压力,山地民族发挥文化多样性社会整合功能,积极地与王朝国家官吏及其代理展开顽强博弈。其实质是山民希望与王朝国家达成新秩序的维权诉求;第三,王朝/国家面对山民的诉求,应是通过双方代理人理性协商推出新制度,形成“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新治理秩序。唯因形格势禁或双方代理人损公肥私,乃至无论羁縻制到土司制、土司制到改土归流及“改卫设县”的制度升级中,都难免出现“反抗镇压+善后安民”的运作机制。但事后看,王朝开发新边疆拓展政治经济利益的诉求,总要通过包容民众维护生态家园、生存环境和社区、生计资源权益的某种自治诉求,才能基于互惠达成长治久安。盘江流域山民与历代王朝/国家的长时段博弈,凸显出如下两方面特征:第一,理论上,盘江流域山民与中原王朝/国家的互动,既非完全的斗争哲学,又非完全的消极顺从。更具体讲,它是界于斯科特（James C.Scott）的“佐米亚逃避”、宋怡明（Michael A.Szonyi）的“积极被统治”与拉铁摩尔（O.Lattimore）的“贮存地对抗”之间的“就地坚守在服从中博弈”。它为各界思考边疆民族与王朝国家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类型样本。第二,实践上,现代国家应对边疆民族基于文化生态家园权益多样性公平传承的博弈诉求,或可借鉴盘江流域互惠双赢的成功经验,致力于边疆民族社区发展与国家治理秩序共建共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关系和主体能动性相互包容意识。本文力图展现盘江流域与王朝国家博弈过程,旨在基于长时段历史经验,探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丰富内涵和机制结构,以此揭示中国筑牢现代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厚文化资源,为“一带一路”沿线项目建设提供有普遍价值的社会产品,进而助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秩序建设。但因笔者志大才疏眼高手低,缺陷漏洞在所难免,恳请前辈导师侪辈同仁鞭策提携批评指正。
宋一凡[2]（2021）在《技术的灵晕：社交媒体中藏族日常生活影像的文化沟通研究》文中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媒介化的社会,媒介改变了人们的生存方式、感知方式和行为方式。早在电影出现时,学界就开始讨论艺术作品的机械复制及影像与文化语境相分离等人类感知方式改变的相关问题,而观看是人类思维的具体体现,并传递了人类的知识和文化模式。当下的社交媒体,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实现了个体作为创作主体对其日常生活影像的生产和传播,重构了人们的文化沟通方式和行为。本文聚焦社交媒体中的藏族影像,采用量化的方法,描述并分析生活在云南迪庆的藏族（中国藏族）和生活在海外的藏族,通过微信、Facebook等社交媒体拍摄、关注并推送的影像（图片和视频）,如何讲述他们的处境,并赋予处境图画的意义,以及这些图画意义的文化沟通的价值,从而为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提供生动具体的案例,对影像传播研究的提供新的视角。本文由六个部分的内容组成:绪论,提出“社交媒体影像的文化沟通功能和价值何以实现?”这一核心问题,全面梳理藏族影像研究的相关文献,建构藏族个体经由社交媒体完成的日常生活影像生产传播实践的分析框架。第一章,采用量化和质化相结合的方法,描绘并分析中国藏族和海外藏族社交媒体影像在影视语言、族群文化和全球文化沟通等方面具有的文化特征,以及藏族文化景观和社会交往等方面的意义。第二章,从“个体化的技术性影像发明”的理论视角出发,分析社交媒体中的藏族影像,如何实践着影像的流通、接受和跨文化沟通,并推动个体的现代性成长和反思。第三章,从“影像的繁殖力和创造力”的理论视角出发,分析社交媒体中的藏族影像,如何实践着影像的族群文化的想象、家乡的想象和多元文化沟通的想象,并推动着群体身份的媒介想象。第四章,从“全球化是一种新的世界无序”的理论视角出发,分析社交媒体中的藏族影像,如何实践着全球文化联结、跨文化对话和地方秩序的重构,并推动着全球文化沟通的实践。结语:技术影像建构了新的灵晕,实现了文化的可沟通。灵晕在本文意味影像生产和传播在传者和接受者之间建构起的丰富的文化意义空间,表达着影像拍摄者和观看者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和情感表达及其丰富的文化沟通的意义。
周芳[3]（2021）在《乡村振兴战略下村落体育表演的发展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村落体育表演是在独特村落地缘空间下产生,以身体动作、身体运动和身体表演为主要展现形式的民间体育活动,是中国式村落风土人情、价值观念、文化习俗和生活情趣在民族传统体育领域的集中体现,是对接乡村振兴战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本论文运用逻辑分析、田野调查、个案研究等研究方法,在对村落体育表演实践案例进行充分挖掘、整理基础上,深入探讨乡村振兴战略下我国村落体育表演的实践价值、生存困境和发展路径,为完善村落体育表演理论,指导村落体育表演发展,助力健康中国和美好生活实现,加快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益参考。研究结论如下:1.村落体育表演是人类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载体,也是宗教仪式人神对话的媒介和节庆活动情感表达的重要方式。村落体育表演体现了人类对于真善美的追求,具有健身健体、教育教化、娱乐健心、社会治理、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等价值;表现出表演动作模仿性、表演特色差异性和表演形式朴素性等三大特征;并按参与人员数量分为竞技对抗类、休闲娱乐类和信仰图腾类表演;按表演人数分为单人类、双人类和群体类表演;按照项目来源分为生产生活类、宗教祭祀类和军事训练类表演。2.村落体育表演呈现出表演目的由悦神祈禳转向娱人娱心、表演地点由朴素空间转向专业舞台、表演性质由全民表演转向专业表演、表演结构由完整呈现转向多元展示、表演功能由自娱自乐转向他者娱乐等变化指征,充分彰显了村落体育表演对接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价值。村落体育表演与乡村振兴具有互融互通关系,村落体育表演为乡村振兴提供思想基础和行动支持,以集体行动和个体行动两种方式推动乡村振兴实践;乡村振兴在村落体育表演中的现象表达主要体现在促进村落产业振兴、提升村落社会治理和加速村落文化共同体构建等层面。3.依据助力村落体育表演发展的主体差异,将村落体育表演分为精英引领型、政府推动型和自组织型。（1）袁窦村鼓子秧歌表演依靠村落精英的积极引领,袁窦村遵循“古村旅游+秧歌表演”的发展思路,将秧歌古村打造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并带动袁窦村由省级贫困村发展为省级乡村旅游特色村。袁窦村鼓子秧歌助推乡村振兴面临经费来源渠道较为单一,经营用地难以扩大;演员年龄老化,人才断档,高层次发展受制约等困境。（2）尚寨竹马表演依靠各级政府推动,尚寨村遵循“文化景观旅游+竹马表演”的发展思路,依托遗址文物、竹马文化残存复现,重构形成省级非遗民俗村,并带动了村落产业振兴和文化振兴。尚寨竹马助推乡村振兴面临经费来源渠道少,村民功利性较强;文化自觉性弱,权益集中化严重,日常化发展受阻等困境。（3）大梭庄舞龙表演依靠村落自组织、借助村民文化惯习、自觉意识和项目魅力,大梭庄舞龙表演实现了自我传承、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但项目带动产业振兴和文化反哺作用尚需提高。大梭庄舞龙表演助推乡村振兴面临申报非遗评选意识弱;地方政府参与度不高,政策及经费支.持不足;管理组织不稳定;与教育、经济发展结合不紧密等困境。4.精英引领型村落体育表演可通过寻求政府支持,对接社会需求,稳定精英团体,优化村落体育表演的品牌化、特色化和创新化发展。政府推动型村落体育表演可通过引导村落精英积极作为,合理开发村落体育表演文化;鼓励村落力量参与,借力村落旅游发展村落体育表演;拓展衍生产业,提高村民的文化自觉意识等优化路径。自组织型村落体育表演可通过加强自组织建设,提高村落体育表演核心竞争力;动员全员参与,筑牢村落体育表演的群众基础;获取政府帮助,提升村落体育表演的影响力等优化路径。研究提出了多元主体协同型村落体育表演类型,探讨了深化多元主体协同发展村落体育表演的理念认同、强化多元主体协同发展的部门协同、明晰多元主体协同发展的责任分担等机制,并提出了拓展村落体育表演在学校教育中的传承空间,加大村落体育表演组织化、日常生活化融入,延续村落体育表演制度化、谱系化非遗传承,开展村落体育表演信息化、科学化创新发展和扩大村落体育表演竞赛化、标准化项目开发等路径选择。5.研究提出了（1）政府部门联动协作,促进村落体育表演发展;（2）村落精英主动参与,加快村落体育表演文化向村落文化产业转化;（3）积极引导村落体育表演自组织内生性发展,提高自我造血、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能力;（4）提升村落村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塑造良好的村落文化氛围;（5）借助商业化、产业化发展机遇,将村落体育表演与产业振兴和文化振兴相结合,促进村落文化和村落体育表演的良性发展;（6）专家学者科研助力,挖掘村落体育表演的文化价值,提高村落体育表演的文化影响力等乡村振兴战略下村落体育表演的六大发展保障体系。
包海波[4]（2021）在《蒙古国社会转型中的萨满教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立足宗教人类学萨满教研究的理论视角,对蒙古国社会转型中的萨满教进行了综合性考察。通过对乌兰巴托市蒙古包区萨满教职业群体的社会生活及其信仰观念、领神出道、降神治疗、建立合作组织等信仰实践的立体呈现,探究了蒙古国当代社会转型中传统萨满教信仰的复兴、传承与调适过程。论文是一部关于萨满教当代转型发展的海外民族志研究,对于认识和分析传统信仰文化的当代适应问题具有理论启示。在现实层面,关注邻国包括宗教政策、宗教发展现状和趋势的研究对维护中国的社会稳定、文化安全以及和平崛起均有深远意义。20世纪90年代,蒙古国推行了民主改革。激进式社会转型危机和放任型宗教自由化政策背景下,萨满教信仰在城市环境中得到了迅速复兴。本文在介绍了蒙古国萨满教复兴的社会文化和政策环境的前提下,首先详细梳理了萨满教与藏传佛教的交融历史,交代了变迁中的萨满教世界观及核心神灵信仰体系。其次,笔者结合案例细致描述了城市蒙古区萨满候选人从“患病者”到“萨满治疗师”的出道过程。再次,介绍了萨满教职业群体基于蒙古国民众的疾病认知,试图以“祖先智慧”、“山水神灵性”和“腾格里气力”等信仰观念应对个人、群体及国家面临的全球化与现代化引发的新型社会问题的各类仪式活动。最后,揭示了蒙古国当代萨满教失范化和无序性复兴发展的综合特点,讨论了城市萨满教团体所采取的规范化措施及其相应功能。论文主要观点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萨满教信仰在蒙古国的复兴与民主改革后出现的社会危机以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有着密切联系。随着改革中传统生计方式遭到彻底改变,牧民不断迁移至乌兰巴托城市边缘的蒙古包区,导致城市中爆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面对城市生存环境中的不确定性、易变性和无序性,产生焦虑和不安感的人们开始将“危机”归咎于被遗忘的祖先和被抛弃的故乡诸神之惩罚。与此同时,与民主和自由思想一齐兴盛起来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下,蒙古国不少民众将国力强弱、民族认同感的聚散与萨满教信仰的兴衰相结合,呼吁对原生性信仰给予应有的关注和扶持。另外,面对以基督教为代表的外来宗教在青年人中的迅速传播,一些藏传佛教信徒以及民族主义者因担心蒙古国民特质及文化风貌的西化而强调复兴蒙古传统信仰形态,为萨满教的复兴创造了机遇。第二、经济贫困和身患疾病是萨满领神出道以及民众信仰萨满教的最主要因素。首先,萨满教信仰观念和治疗仪式,使得一部分身患疾病、生活不顺者将自己苦难的现实生活与天命、山水神和祖灵“戏谑”等神圣概念联系在一起。通过成为萨满,他们不仅可以获得“治愈”,更拥有了神圣资本来平衡世俗生活。其次,萨满教治疗仪式结合了超自然信仰、巫术逻辑和蒙医疗法。萨满的治疗实践为信众不明原因的疼痛、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激发矛盾的反常状况提供了较为有效的解释和疏解途径。最后,在社会意识形态层面,广大民众将当代蒙古国的国际地位低下、经济落后以及道德崩塌等社会“病痛”归因于对传统生计方式的抛弃和对祖先信仰习俗的遗忘。在宗教社会实践中,萨满教职业群体宣扬保护生态平衡,强调祖先记忆和民族独立,以应对全球化和社会转型所造成的社会失范。第三、随着萨满人数持续激增、萨满教治疗仪式的不断多样化,蒙古国萨满教的当代复兴和发展呈现出了混乱、无序的征兆。为了应对混乱局面,草根萨满和学者型萨满联合起来,建立萨满教团体,对各类萨满进行教学、考核和认证等工作。众多萨满教团体以萨满师徒的裙带关系为组织基础,缺乏相互协调,故而并未起到规范萨满教发展的社会作用。现阶段,这些萨满教团体逐渐发展成萨满共修和具有商业化运营性质的仪式展演平台。这些现象加剧了当代蒙古国萨满教整体发展的无序性,从而造成其社会文化功用难以提升、局限于服务底层民众的性质。
向月婷[5]（2020）在《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写作研究》文中提出自21世纪以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研究普遍出现人类学转向,在这样的趋势下,文学与人类学的交叉研究随着综合性的文化研究的兴盛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和关注,当代的“人类学”与“文学”在理论和研究范式上都发生了深刻的转变,之间的互动对话也变得更加密切,因此对文学人类学的研究范式和方法也变得更加清晰。学者最开始是从闻一多先生的神话研究、弗莱的“原型理论”以及以弗雷泽（J·G·Frazer）为代表的剑桥仪式学派出发去把握中国现代文学人类学的历史脉络和学术传统的。中国当代的文学人类学研究和实践,大多是以文化人类学为切入点,对显性文化做出阐释,然后从原始思维和神话思维角度出发,深入到文化内部的隐性部分。并且,当代文学人类学对“口头传统”“文本与田野”进行了价值重估,探索出一条“原始神话思维——民间仪式叙事——人类叙事”的路径。阿库乌雾是以作家和人类学家的双重身份进行文学创作的彝族诗人。他的作品中充溢着浓郁的彝族特色,大凉山彝区的山川河流、风土人情、自然风貌和彝族民间的史诗传说、风俗习惯、仪式展演自然地贯穿在阿库乌雾的写作中。最具有文学人类学意义的部分,是对本族人民情感与命运的深情观照。本论文将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创作观念的发生及发展、创作背景及创作实践放置在文学人类学视域中进行研究,以当代文学人类学理论为指导,并且结合徐新建提出的“本文与文本”理论,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资料,深入研究阿库乌雾写作中的文学人类学元素、文学人类学特点和文学人类学意义。该论文的研究从五个部分依次展开:首先,阐述论文的研究背景、意义和目的,梳理国内外相关的研究现状,讨论论文的研究思路和理论方法,反思本论文研究的难点、创新点和不足之处;其次,本论文运用文学地理学的相关研究视角,论述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观念的发生及发展,围绕“本籍文化”和“文化身份认同”两个问题来进行讨论,在研究中发现,阿库乌雾的成长经历、教学过程和科研反思以及各类的社会实践对他的文学人类学观念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再次,研究梳理总结了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写作的背景。阿库乌雾的“凉山—混血世系”是他写作的广阔背景。在这一背景之下,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的创作实践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探索期、塑造期和丰收期。第四,通过对文本的细读,再结合笔者的田野调查,分析阿库乌雾写作中蕴含的文学人类学因子。主要从他写作中涉及到的彝族民间文化、民俗文化和信仰文化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分析了阿库乌雾写作的文学人类学特点和功能;第五,在后现代的价值视野和文化语境中,总结了阿库乌雾的书写方法和特点、辨析了田野与文本、口头文化与书写文化中的价值偏颇问题、肯定了阿库乌雾的书写对彝族文化“再生产”的积极作用。另外,文章还基于阿库乌雾的“多民族文学史观”,对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写作的文学观和价值观做一考量。通过研究,论文得出以下结论:首先,阿库乌雾的文学人类学写作研究对现今的文学人类学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他打通文学与人类文化的内在联系,揭示文学与人类文化生活的共生性,阿库乌雾的文学人类学写作是具有全球视野的书写模式和文化实践,具有深刻的文化人类学意义。其次,阿库乌雾文本中深刻地表达了他对现代性的反思与审视,阿库乌雾用与时俱进的眼光和创作手法对文学进行现代性的观照,拉近了自己的作品与世界的距离。向外,他客观从容地分析看待世界,向内他达观平和地观察剖析自心。最后,阿库乌雾的文学人类学写作体现了彝族文化的存在和发展、自身管理与社会调控就是一个文化解构和建构的过程。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写作的成功和走向世界,标志着彝族人对自身文化阐释能力的提高和外界对于彝族文化的认识以及接受,这带给了彝族人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和促进了面向未来推陈出新的文化“再生产”。
木粲成[6]（2020）在《实践中的时间 ——方南苗族多样时计与时间性的民族志研究》文中指出时间是人类在生活中必须倚赖的基本观念之一。人类的实践既建构着时间,也展开于时间中,受时间形塑。时间最重要的两个方面是时计与时间性。时计是人类在人与人、人与物的互动中习得或创造而成的各式各样用于标定过去、现在、未来的手段。时间性则是由回忆、感知、预期三种机能触发的统一于当下的过去、现在、未来意识。时计既展开于时间性中也影响人们的时间性,时间性既化育时计也受时计牵动。时计与时间性统一于时间实践。时间实践与社会文化互构。不同社会文化群体的时间实践会所有不同,同一社会文化群体内部的时间实践也会因社会身份与实践场景的不同而有所差别。本文是一项以时间为中心论题,以聚居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境内清水江中上游两岸的苗族方南支系为考察对象的民族志。通过考察方南苗族的基本时间概念,时计类型,不同社会角色的时间实践方式,不同社会场景的时间特点,以及不同社会角色在不同场景之中时间交叠、时间冲突、时间协调的具体过程,本文既从方南苗族的社会文化生活来理解时间,也以时间为核心论题来呈现方南苗族的社会文化生活。本文依照如下框架展开。第一章系统梳理了百余年来社会文化人类学时间研究的主要脉络,明确随之形成的主要问题、概念、理论、方法,确认当前社会文化人类学时间研究的主要趋势为探究多样场景中不同行动者在实践中牵涉的多样时计、时间性及其相互关系,并强调,本文涉及的时计主要是方南苗族在生活中频繁使用且与其社会制度与文化观念具有密切关联的时间参照,并将对时间性的呈现锁定在方南苗族运用时计而展开的具体实践之中。第二章,从生态人文区位、生计方式、亲属制度、社会组织、信仰观念等层面勾勒方南苗族的社会文化概况,强调方南苗族的核心社会理想是在祖先、神灵护佑下,维系家户、宗族、村落团结,建设跨家户、跨宗族、跨村落交换,实现并延续物与人的丰产。第三章,概要呈现方南苗族的基本时间概念,时间起源论,主要时计类型,各类时计的内容、来历、功能、意义,不同时计掌握程度与运用状况的社会差别,多样时计划分的各级时间单位及其内部多样性,彰显方南苗族的时计愈发数值化、便携化的代际趋势。接下来,以多个民族志个案剖析嵌合着时计与时间性的时间实践过程,讨论方南苗族时间实践的社会差别与场景特征,呼应方南苗族社会文化图景与多样时计概貌。第四章讨论生计场景中的多样时计与时间性,呈现由基本社会分工带来的老年男性、中青年男性、妇女、儿童的时间实践之别及其交叠、冲突、协调,其中可见中青年男性的市场经济时间如何强势于老年男性的务农时间,在校儿童的国民教育时间如何强势于妇女的家务时间,体现出生计时间的可变性。第五章讨论仪式化场景中的多样时计与时间性,一类为仪礼时间,以一个葬礼为例,呈现仪礼时间的突发阈限性与宗教专家的时间权威;另一类为节庆时间,以三个节庆为例,呈现方南苗族节庆的时间特点,突出本地节庆时间的固定阈限性与集体惯习的时间效力;两类时间共同体现仪式化时间的固定性。第六章,以龙舟节这一既与生产活动紧密相关又具备高度仪式化特征的大型区域性丰产节庆为个案,呈现方南苗族的生计时间、仪式化时间,家户时间、村落时间,以及不同社会角色的时间,通过一系列协调混溶到趋于一致的区域时间之中的具体过程,其中不仅分析了龙舟节时间之区域性、周期性与复杂性的由来,也呈现了村民集体议定的出龙之时的强制力,村领导的时间纪律监督权威,以及宗教专家的时间权威,并强调,这种足以将多样时间实践混溶为一的根本动因,乃是方南苗族希望在祖先与神灵的护佑下,维系秩序稳定,延续两种丰产的社会文化理想。
邴波[7]（2020）在《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国家形象建构研究》文中指出在现代国家体系中,国家形象的建构关乎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声誉。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如何建构中国国家形象已经成为中国崛起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并将深刻影响中国的内政外交及国际地位。作为国家形象的重要体现,新疆的独特地缘及多元文化所塑造的新疆形象对建构国家形象的意义重大。而在中国电影中占据独特地位的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是参与建构新疆形象乃至国家形象的一支重要力量,它不仅重塑了人们对新疆少数民族的文化想象,而且成为建设中国政治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国家形象认知具有多维性,从文化维度来看,建构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基础之上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形象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国家理想与现实中“和谐中国”建设目标相融合的产物。建构与传播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形象既有利于国内各民族确立文化共同体,又与中国和平崛起的东方大国形象相一致。本文主要以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生产的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细读、田野调查、史论结合等方法,结合文艺学、电影学、文化人类学、影视民俗学、影视传播学等理论,将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发展历程与国家形象的生产、传播、影像化变迁相结合,分析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如何塑造与传播国家形象的不同侧面,挖掘电影译制、发行、放映、“走出去”、获奖对国家形象传播的重要意义,重点探究空间、性别、导演及民俗如何建构理想化的国家形象,思考国家形象的影像化建构及传播策略。通过这一研究,一方面对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60余年的发展历程进行总结,另一方面发现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塑造国家形象的内在表现规律,为其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走出去”提供理论支持。全文主要内容分为三大板块:绪论、正文和结语,正文又分为四个方面,即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国家形象的生产与传播、表达、策略,重点在于生产、传播及表达。绪论部分是全文的引言,阐释本选题的背景、意义和价值,概述本文的研究中心,界定相关概念和梳理文献,阐明本论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一章是全文的理论基础建构部分。通过新疆形象与国家形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形象与“和谐中国”国家形象、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与国家形象之间的内在关联,阐明建构新疆形象对国家形象的意义,为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建构国家形象提供理论支持。第二章是文章的历史回顾部分。梳理了社会历史语境中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生产、传播及国家形象的影像变迁。依据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生产的时代烙印,将国家形象的影像生产与传播分为“新中国”（1949—1966）奠基期、“新时期”（1977—1999）拓展期及“新世纪”（2000年以来）繁荣期三个阶段,探讨各阶段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生产、传播及国家形象的演变轨迹,指出国家形象塑造与各时期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事实,其建构过程既是对历史的追寻,也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第三章到第六章是论文重点展开部分。采取文本分析法,定位不同变量空间、性别、导演及民俗在国家形象形成中的作用和地位,且分别展开论述:第三章借鉴媒介地理学、文化地理学及生态人类学的“空间”理论挖掘地理空间、地理景观及生态空间意义上的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空间表达意义上的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以多向度方式展示了国家形象,使观众可以通过空间认同获得国家归属感。第四章借鉴性别理论,通过不同历史时期的性别观念和两性生存境遇的差异性分析,展示性别与国家形象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从性别话语系统中透视国家形象的塑造策略。第五章借鉴身份理论,探讨文化传统及民族身份多元化的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导演,如何在中华文化的长期浸染下,通过文化互动实现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以作品中导演的家国情怀及融化于叙事中的家国同构模式实现对国家的认同,完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形象坚守者的导演形象塑造,从而表现出鲜明的一体化倾向。第六章借鉴文化人类学及影视民俗学相关理论,将影视民俗表达的多元一体作为建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形象的重要内容,“多元化”侧重于各少数民族电影的繁荣发展与同一少数民族电影中不同类型（物质、社会、精神）民俗文化的多层展演,而挖掘民俗和谐文化因素及以集体记忆方式建构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记忆则成为实现民俗文化“一体化”表达的有效途径。第七章针对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建构及传播国家形象上出现的问题,提出影像化建构及传播策略。新疆的特殊地缘性决定了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一直是维护“民族团结”与“稳定”的意识形态主战场,要考虑如何将“战场”与“市场”有机融合,最大限度回归电影产业的本质属性。因此针对电影在影像化建构及传播方面存在的不足,分别从创作者与传播者的角度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即从创作者来说要提升内容质量,书写真实新疆故事,汇聚新疆正能量;从传播者来说,架设好电影桥梁,传播和谐国家形象。结论部分是全文的总结部分。对全文作出总结,展望未来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发展,且对实现国家形象的理想化表达提出遵循或借鉴的原则。
薛浩[8]（2020）在《自由与秩序：民间武术意义的建构 ——基于沛县武术的历史人类学考察》文中研究表明民间武术是中国武术发展的历史缩影,是地方社会的文化标识,是窥视地方社会运行的微观窗口。它源于生产、扎根民间、相伴生活,并穿梭于中国历史长河中。但民间武术在时空维度的结构性变动中,也必然巧妙地编织成一个关系网络和意义结构。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民间武术长期嵌套于地方社会管理和运行中,在推进地方社会的公共事务、净化社会道德秩序、维持地方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长期以来,学术界、武术界对民间武术关注颇多,但主要基于本体论视角下考察其“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问题,或在体育学框架下说武议武,或对其叙事性研究,都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但却未曾充分把握研究对象的社会文化前提下进行研究,因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拟从“民间习武所为何来?”为支点对民间武术结构与功能意义的历史人类学考察,运用“四因说”解构不同历史时期的沛县武术,以窥探民间武术是如何将个人、社会及国家勾连起来,由此进行结构生产和功能转换。这或许是对武术史学研究范式的一种新的尝试,并以此学术自觉为基础,有可能对武术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或可对民间武术历史勾画出一幅新的图景。在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与体育学等学科理论指导下,以四因说、自然秩序理论、社会控制理论和国家治理理论为理论基础,综合运用文献研究、田野考察、历史分析、案例研究、口述史等方法,遵循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研究理路,全面考察沛县武术的历史演进、结构与功能变迁,来呈现不同时空坐标下沛县武术“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并以此来探讨民间武术在自由与秩序框架下是如何参与身体秩序和社会秩序建构的,进而对民间武术进行现代文化图景的意义建构。其得出主要结论:（1）在传统时期,民间武术扮演着村落自治与管理的非官方组织。不仅具有传承武术拳种、发扬武术精神的作用,还兼具促进社会认同、参与社会治理、调试社会秩序等功能。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其功能选择由国家、社会与个人需求来判定,并在一个整体框架内适时调整。（2）民间习武作为世人追求自由的惯常手段,既有历史必然性,也有其自身主动选择性。习武是一种价值指向性的积极自由行为,并以此来满足自身价值预设。但价值达成之余,因人之欲的驱使而不断扩张,以掠获更大的资源与权力空间等,但必然受到武林制衡、社会控制与国家治理,从而使之走向秩序。（3）民间武术既是社会控制的目标,又是社会控制的手段。在地方社会秩序的建构中起着一种精神性的情感纽带作用,其能够很好地实现一种彼此接近的互通或一种高度自觉的共同,从而产生自我与他人的无形制约。从社会控制的价值取向上来看,民间武术相较于行政干预或强权政治,则能更加根本地、更加有效地触及人们的精神、情感世界,从而实现基于价值达成概念下的社会控制。（4）民间武术在不同时期被国家征用是一个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过程。其根据国家主题的转换、政府性质的变迁与人民生活的需求来采择其结构功能,而使之为国所用、为社会服务以及满足人民美好生活。与此同时,民间武术自身依照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需适时调整自身角色和定位。（5）民间武术的演进与变迁是地方社会秩序建构与变动过程的缩影,也是国家意志行为向地方性社会延伸、管辖、治理的具体应现,具有鲜明的国家在场、社会治理与精英行动互为共治的特点,并由此体现出民间武术从自由到秩序的意义建构过程。（6）民间武术意义的现代建构是其依据自身的调适与更新机制,对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变化的自然生态与社会文化环境所作出的积极回应,是一种由文化主体依靠自身能动性所进行的文化创新和发展,是文化变迁的一种积极形式。
滕希望[9]（2020）在《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研究 ——基于海阳大秧歌仪式展演的文化人类学考察》文中研究表明文化融合是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诸多文化类别都是在交流、碰撞中实现融合的,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即是文化融合的典型现象。武术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载体,其以多种形式存在、发展,呈现拳种繁多、地域分布广泛的特征,与中华文明同源同步,逐渐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文化样态。武术拳种呈现出地域特征的同时,也与民俗文化活动产生了融合。为了探究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的起源与形成,推进武术历史与文化研究,本文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并选择兼具地方民俗特色和武术特征的海阳大秧歌仪式展演进行研究。海阳大秧歌是典型的武术与民俗活动融合的文化样式,但已有研究侧重其舞蹈、娱乐、表演功能及其在族群交往中实现人际关系和谐的作用,忽略了对海阳大秧歌中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的学术探寻,而这种文化溯源,可提供武术文化的形成历史和学术依据。海阳大秧歌既属于民俗同时也具有武术活动的典型特征,其中“斗秧歌”是其武术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斗秧歌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主要动因就是武术技术的融入。研究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的文化现象,对于揭示武术在民俗活动中的作用和价值、武术文化起源和多元化形态以及武术文化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均具有学术价值。本文是以海阳大秧歌中的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及仪式展演为研究对象的民族志报告。本研究从仪式展演入手,综合运用文献资料法、田野调查法、口述史研究法、逻辑分析法以及身体动作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海阳大秧歌中的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现象进行文化人类学的考察。具体而言,主要从海阳大秧歌中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的历史、拳坊在其中的作用、斗秧歌仪式三个方面对其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问题进行探究,以寻求武术融入民俗文化活动的原因与价值,并由此提出文化人类学解释,为武术文化形成提供学理依据。本文通过深度调研海阳大秧歌中的武舞融合与巫术祭祀仪式,证实海阳大秧歌是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的产物,具体表现为武舞融合与巫术的交融样态,其本质上是具有巫术祭祀功能的武舞。从巫术祭祀仪式与武舞融合两个维度发现,海阳大秧歌的巫术祭祀仪式由祭祖与祭海仪式组成,武舞融合则包括对军事武术与民间武术的融合两部分。其中,巫术祭祀仪式与武舞融合象征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民间下移,即推广礼乐以教化百姓、民间演武以保境安民。其一方面源于国家层面的“祀”与“戎”向下的强力推行,另一方面是民间地方对“祀”与“戎”的主动模仿,形成双向互动过程。因此,武舞融合是武术与其他文化形态如巫术交融的重要形式,也是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的具体表现形式,延至当代仍是武术的活态文化样式。拳坊是海阳地区特有的地域武术文化景观,它是农耕文化的产物,也是海阳地域武术拳种如螳螂拳等传承与传播的重要场所,具有行业兼商业双重属性。以流传于海阳乡间的俗语“不喝两冬油,不能唱秧歌”为线索,研究发现,拳坊是海阳大秧歌的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的文化空间。海阳大秧歌的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是武术文化转换的结果,从融合机制来看,是一种文化的涵化现象。拳坊具有一定的权力表征,带有权力的隐喻。根据“权力——知识”的理论框架,可以用“权力——武术知识”的框架来解释师徒关系中的权力内容。拳坊的权力隐喻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货卖帝王家:向国家权力的主动依附;二是游离于庙堂与江湖:民间权力的在野;三是侠以武犯禁:压迫与反抗权力的隐喻。拳坊的权力隐喻也映射进海阳大秧歌中,包括以下三个部分:角色赋予的权力、制胜对方的权力、权力的复利效应。对海阳大秧歌中的民俗武术活动“斗秧歌”仪式进行考察,通过对“斗秧歌”的过程及民俗语境的分析。认为:海阳大秧歌吸收了古代军事武术中的兵法谋略与民间武术如螳螂拳、八卦掌等拳种的技术动作,族群生存斗争与比武较技是“斗秧歌”吸收武术元素的重要动因,其逻辑形式表现为礼法约束下由“文斗”到“武斗”的递进。“文斗”体现兵法谋略智慧,武术是“武斗”的主要支撑力量。“斗秧歌”受到礼法约束,以强化乡间社会秩序的稳定,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治理中的礼法并施思想。剖析其民俗语境发现,“斗秧歌”是族群生存抗争的仪式手段、护卫生存环境的民间演习、展示个人魅力的艺术舞台,同时也是地域武术传播的民俗载体。随着时代的发展,斗秧歌表现出由野蛮走向文明的时代特征:即由斗秧歌必动武到不动武的变化;偶发的冲突仅限于集体情绪的宣泄,具有一定的限制性;避免了肢体的暴力对抗。这是适应社会发展的自然选择。海阳大秧歌的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研究对当代武术传承的启示:第一,民俗活动是武术展演的平台,是武术民间与社会传播的路径。民俗文化活动展演的现场直接展示武术文化,可以使观众近距离感受武术文化的魅力。在仪式性节日庆典中,民间武术不断呈现于观众面前,强化了武术的艺术价值与文化意象。这种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互动的关系,推动了二者彼此的交相辉映。第二,乡土社会是武术孕育的文化生境,是武术文化保护的基点。文化生境是一种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海阳大秧歌就是在多重文化要素作用下的文化生境中形成的。以武术基本功为表演秧歌前提的规定,强调了武术与海阳大秧歌的密切关系。海阳乡土社会是二者融合的土壤,也是武术孕育的土壤和文化生境。第三,武术文化的包容性与融合性,有利于多元文化的共生与融合。多元文化共生与融合是武术文化的显着特点,诸多传统文化事象从武术文化的宝库中汲取养分,造就其艺术风格。海阳大秧歌的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也是武术与多元文化共生及融合的典型。通过对这一现象的诠释,可揭示武术的多元价值与多样化的发展路径,了解民间武术在乡土社会的真实生存状态,也可为地域武术及村落武术研究等提供借鉴,并丰富武术文化理论体系。总之,深挖武术的民俗文化根源,将民俗武术活动展演作为弘扬武术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路径,对武术的当代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笪玲[10]（2020）在《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研究》文中指出脱贫攻坚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对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民族地区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和决战区,贫困人口分布的新格局使得扶贫开发工作必须下沉到村、扶持到户。传统的扶贫思路缺乏对贫困社会复杂性的充分认识,破解贫困的过程中脆弱性、无力感及排斥等社会问题严重。村寨旅游扶贫过程中暴露的种种问题正在消弭扶贫成效,迫切需要重新审视村寨旅游扶贫的发展轨迹,科学分析其内生的减贫因子,探索新时期让经济增长成果精准“滴落”到贫困阶层的可持续途径。贵州村寨旅游扶贫经过40余年的发展,在探索减贫道路、培育乡村业态、弘扬民族文化、保护传统村落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全国性经验。梳理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发展历程及经验,探索村寨旅游扶贫在新形势下的新任务和新命题并有效激活其创新发展的动力,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研究整合民族学、经济学、旅游学、地理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按照“背景思考—文献梳理—案例分析—实地调研—咨询交流—专题研究—重点突破”的程序,形成“理论研究—样本分析—案例田野”的研究思路。首先,分析村寨旅游扶贫的研究背景及意义,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锁定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研究的核心命题,确定研究的主要内容、思路、技术路线,整合研究方法,明确论文创新,形成数据来源、案例选择及调研过程的依据;第二,厘清相关概念及理论,对村寨旅游扶贫的功能及特点、可行性及局限性等要素进行系统辨识,为后续研究搭建平台;第三,选择贵州这个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最为典型的省份为研究对象,分析发展村寨旅游扶贫的现实选择及主要阶段;第四,依托“省级层面的整体效果-特定区域的扶贫绩效-样本村的福利感知”搭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评价体系,运用统计描述、扶贫绩效（经济、社会、文化及生态）、福利评估等要素,对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效果进行科学、全面的量化评估;第五,系统总结贵州村寨旅游扶贫中政府主导、国际合作、生态补偿、管护机制、文旅融合、村民主体等成功做法,生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减贫经验。辨析民族村寨旅游扶贫中乡村异化、机会萎缩、贫富差距、公地悲剧、文化消弭等现实挑战,洞悉深层次的约束缺陷;第六,以贵州传统村寨旅游扶贫模式中暴露的问题为逻辑起点,对资源、资金、技术等影响旅游扶贫的常规因子进行分析,把基层治理、产权制度、土地改革、文化资本、政策整合、产业融合等纳入分析框架,锁定“乡村治理”、“土地产权（产业发展）”、“文化增值”三个视角,分别选择典型的案例村寨,探索提升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质量的科学路径;第七,在理论研究、数据分析及案例调查的基础上,分析未来减贫的任务及特点,形成村寨旅游扶贫质量提升的战略体系、创新模式、差异化路径及文化价值实现机制。研究方法依托文献收集与综合集成有机结合、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综合运用、案例研究及统计分析法系统集成等思路。质性研究,采用多案例研究的视角,锁定深度田野调查村寨三个,通过“案内分析”及“案间较差”的程序,提高案例研究的有效性;定量研究,设计三个研究层面:（1）全省范围内的统计描述。刻画民族村寨旅游对贫困减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及生态优化等方面的贡献;（2）典型区域的计量分析。选取典型样本（黔东南州）,构建村寨旅游扶贫绩效评价模型,运用层次分析法（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AHP）,对扶贫绩效进行科学评估;（3）问卷统计及分析。通过问卷跟踪及田野调查,运用重要度-满意度（Importance-Satisfaction Analysis,IPA）分析模型进行村寨旅游扶贫的福利效应评价。随着绝对贫困的消除,民族村寨旅游扶贫进入由单维走向多维、由非均衡走向均衡、由效率走向共享、由产业单一走向产业协同的重要时期,理顺乡村治理夯实减贫基础、释放资源能量推动产业发、依托地方基因推动文化振兴,是提升村寨旅游扶贫质量、实现振兴战略目标的重要途径。研究获得以下结论:第一,村寨旅游扶贫是民族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重要创造,这一扶贫模式在民族地区具有可行性,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二,村寨旅游扶贫是贵州的重要选择,是民族地区减贫的重要经验;第三,将基层政府的公共性扎根于乡村社会是推动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重要基础;第四,土地是重要的减贫资本,产权制度改革是实现产业融合的重要力量;第五,文化资本是内生的减贫资本,旅游是促进文化资本增值并减缓贫困的重要动力;第六,我国未来的减贫特征,决定贵州村寨旅游扶贫必须形成以巩固主体多元的减贫格局、构建资源联动的减贫体系、撬动资金整合的投资机制、落实“益贫”的制度安排、建立公平发展的产业格局及激活贫困人口的生计资源为核心质量提升战略,落实创新多元化的村寨旅游扶贫模式、探索差异化的村寨旅游扶贫路径、推动市场化的文化价值实现机制等质量提升举措。
二、身份·地位·等级──少数民族服饰与社会规则秩序的文化人类学阐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身份·地位·等级──少数民族服饰与社会规则秩序的文化人类学阐述（论文提纲范文）
（1）人文多样性内生活力与社会治理共生秩序研究 ——云贵高原盘江流域案例及其意义阐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边疆发展和治理研究前沿探索 |
| 一、选题定义:边疆发展与治理研究 |
| 二、理论成果综述 |
| (一) 政治人类学 |
| (二) 边疆治理研究 |
| (三) 贵州特色经验 |
| 三、本文创新进路 |
| 四、资料来源概说 |
| 五、总体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盘江流域人文生态 |
| 第一节: 区位沿革与居民构成 |
| 一、内涵四至 |
| 二、边关通道 |
| 三、居民层累 |
| 第二节: 资源耕作与混融秩序 |
| 一、山水田土资源 |
| 二、生计耕作结构 |
| 三、治理秩序混融 |
| 第二章: 集市、生计与互惠 |
| 第一节: 集市类别与功能 |
| 一、形成机理 |
| 二、集市类别 |
| 三、集市功能 |
| 第二节: 族际互惠:青岩案例 |
| 一、名称及区位 |
| 二、形成及变迁 |
| 三、辐射及职能 |
| 四、物源及去向 |
| 第三节: 社会互惠:营屯案例 |
| 一、区位.村名.村史叙事 |
| 二、集市、物产与社会关系 |
| 三、为社会而互惠:WXH的生活史 |
| 第三章: 社会整合绘事后素 |
| 第一节: 拟血亲拓展村寨圈 |
| 一、源起与内涵生成 |
| 二、云顶村案例 |
| 三、营屯村案例 |
| 四、鸟王村案例 |
| 第二节: 结姻亲拓展交际网 |
| 一、婚姻制度与结构功能 |
| 二、“坐花园” |
| 三、“射背牌” |
| 四、姻亲即社会 |
| 第三节: “主客-陪客”丧葬礼制 |
| 一、内涵概说 |
| 二、传统形式 |
| 三、现代沿革 |
| 四、文化逻辑 |
| 第四章: 维权抗争:卫所制度下的民意表达 |
| 第一节: 被“再域化”的日常生活 |
| 一、卫所营建及过程 |
| 二、“借地设防”以牟利 |
| 三、被“再域化”的日常生活 |
| 第二节: 原住民维权抗争类别 |
| 一、常态抗争 |
| 二、非常态抗争 |
| 三、逻辑特征 |
| 第三节: 天顺石门战事 |
| 一、事件过程 |
| 二、社会背景 |
| 三、边政疏失 |
| 四、经验教训 |
| 第五章: 博弈求秩序:流官治理下的民意表达 |
| 第一节:“改土归流”得失辨析 |
| 一、土司制属性 |
| 二、招抚之策 |
| 三、改土归流 |
| 第二节 :控告土官 |
| 一、韦清澜联名控告 |
| 二、云顶村民联合智斗 |
| 三、“均衡三角” |
| 第三节 :抵制胥吏 |
| 一、村名叙事 |
| 二、村庄茶产 |
| 三、胥吏苛征 |
| 四、案例启示 |
| 第六章 :观念秩序:民间传说中的共生超越 |
| 第一节 :背牌图案印章叙事 |
| 一、背牌型构 |
| 二、隐序图案 |
| 三、认同与区分体系 |
| 第二节 :印章起源传说与衍文 |
| 一、青山长官司与副长官司 |
| 二、“倒停王”与“看家虎” |
| 三、牛作为山民祖先化身 |
| 四、“牛虎相争” |
| 结语:内生活力与共生秩序 |
| 一、盘江流域的发展与治理 |
| 二、边疆发展与治理研究的主要范式 |
| 三、盘江流域发展与治理中的共生秩序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活动及成果 |
（2）技术的灵晕：社交媒体中藏族日常生活影像的文化沟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和研究问题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问题 |
| 第二节 藏族影像研究综述 |
| 一、藏族影像研究的阶段性特征 |
| 二、藏族影像研究的内容特征 |
| 第三节 研究价值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的价值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藏族影像的社交媒体景观 |
| 第一节 媒体景观和族群景观 |
| 第二节 内容分析的编码和操作 |
| 第三节 藏族社交媒体影像的数据描绘 |
| 第二章 藏族社交媒体影像中的现代性沟通 |
| 第一节 影像中的现代性:社会生活与组织模式 |
| 第二节 藏族社交媒体影像中的现代性展现 |
| 第三节 社交媒体中藏族影像的现代性特征 |
| 第三章 藏族社交媒体影像的文化想象 |
| 第一节 想象与影像研究 |
| 第二节 社交媒体影像中的族群文化想象 |
| 第三节 多个文化空间的想象 |
| 第四章 藏族社交媒体影像的全球文化沟通 |
| 第一节 影像的全球化传播 |
| 第二节 全球化与文化再造 |
| 第三节 环境和空间:单城性的具体体现 |
| 结语:社交媒体影像的技术灵晕 |
| 参考文献 |
| 一、专着 |
| 二、论文 |
| 附录 视频分析类目表 |
| 致谢 |
（3）乡村振兴战略下村落体育表演的发展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依据和意义 |
| 一、研究依据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创新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创新 |
| 第五节 理论基础 |
| 一、表演理论 |
| 二、社区理论 |
| 三、社会变迁理论 |
| 四、文化资本理论 |
| 第二章 村落体育表演论略 |
| 第一节 村落体育表演本体论 |
| 一、村落体育表演概念 |
| 二、村落体育表演源流 |
| 三、村落体育表演本质 |
| 第二节 村落体育表演的演进 |
| 一、古代社会村落体育表演 |
| 二、近代社会村落体育表演 |
| 三、当代社会村落体育表演 |
| 第三节 村落体育表演的分类 |
| 一、按照表演目的分类 |
| 二、按照表演人员数量分类 |
| 三、按照表演项目来源分类 |
| 第四节 村落体育表演的特征 |
| 一、表演动作的模仿性 |
| 二、表演特色的差异性 |
| 三、表演形式的朴素性 |
| 第五节 村落体育表演的价值 |
| 一、健身健体价值 |
| 二、教育教化价值 |
| 三、娱乐健心价值 |
| 四、社会治理价值 |
| 五、经济发展价值 |
| 六、文化传承价值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乡村振兴与村落体育表演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乡村振兴战略阐释 |
| 一、乡村振兴发展历程 |
| 二、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维度 |
| 第二节 乡村振兴中的村落体育表演 |
| 一、乡村振兴为村落体育表演提供发展环境 |
| 二、乡村振兴为村落体育表演提供发展契机 |
| 第三节 村落体育表演中的乡村振兴 |
| 一、村落体育表演促进乡村振兴的理论依据 |
| 二、村落体育表演推动乡村振兴的实践形式 |
| 三、村落体育表演中的乡村振兴现象表达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乡村振兴战略下村落体育表演个案 |
| 第一节 个案选择原则与方法 |
| 一、个案选取原则 |
| 二、个案选取方法 |
| 第二节 个案一: 山东商河袁窦村鼓子秧歌 |
| 一、田野概况 |
| 二、袁窦村鼓子秧歌表演 |
| 三、袁窦村鼓子秧歌源起 |
| 四、社会变迁视域下的袁窦村鼓子秧歌发展历程 |
| 五、袁窦村鼓子秧歌的文化内涵 |
| 六、精英引领: 乡村振兴中袁窦村鼓子秧歌表演的路径选择 |
| 第三节 个案二: 山东邹城尚寨竹马 |
| 一、田野概况 |
| 二、尚寨竹马表演 |
| 三、尚寨竹马源起 |
| 四、社会变迁视域下的尚寨竹马发展历程 |
| 五、尚寨竹马的文化内涵 |
| 六、政府推动: 乡村振兴中尚寨竹马表演的路径选择 |
| 第四节 个案三: 山东祝阳大梭庄舞龙 |
| 一、田野概况 |
| 二、大梭庄舞龙表演 |
| 三、大梭庄舞龙源起 |
| 四、社会变迁视域下的大梭庄舞龙发展历程 |
| 五、大梭庄舞龙的文化内涵 |
| 六、自组织: 乡村振兴中大梭庄舞龙表演的路径选择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乡村振兴战略下村落体育表演发展路径优化 |
| 第一节 乡村振兴战略下村落体育表演发展的原则与目标 |
| 一、指导思想 |
| 二、发展目标 |
| 三、基本原则 |
| 第二节 乡村振兴战略下村落体育表演发展路径的优化设计 |
| 一、精英引领型村落体育表演发展路径的优化设计 |
| 二、政府推动型村落体育表演发展路径的优化设计 |
| 三、自组织型村落体育表演发展路径的优化设计 |
| 四、多元主体协同型村落体育表演发展路径的创设 |
| 第三节 乡村振兴战略下村落体育表演发展路径的运行保障 |
| 一、政府部门联动协作 |
| 二、村落精英主动参与 |
| 三、村落自组织积极发展 |
| 四、村落文化认同增强 |
| 五、村落文化产业发力 |
| 六、专家学者科研助力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4）蒙古国社会转型中的萨满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与问题意识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问题意识 |
| 三、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基本概念与先行研究 |
| 一、民族学人类学的萨满教研究 |
| 二、国内萨满教研究历程与特点 |
| 三、聚焦蒙古国的萨满教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论文框架 |
| 一、民族志的研究方法 |
| 二、田野工作介绍 |
| 三、论文结构与内容 |
| 第二章 社会转型中萨满教复兴的文化政策环境 |
| 第一节 蒙古国社会转型 |
| 一、蒙古国生态人文概况 |
| 二、社会转型与民众生计变迁 |
| 三、从乡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 |
| 第二节 蒙古国城市生境 |
| 一、亦城亦乡的蒙古包区居住环境 |
| 二、蒙古包区的居民及其生活状况 |
| 三、困境中居民对宗教解禁的呼吁 |
| 第三节 蒙古国宗教政策与宗教复兴现状 |
| 一、当代蒙古国宗教政策法规 |
| 二、传统与非传统宗教发展现状 |
| 三、蒙古国的宗教格局与萨满教复兴 |
| 第三章 萨满教观念体系的变迁与调适 |
| 第一节 蒙古萨满教发展史 |
| 一、大蒙古国至元朝时期的萨满分层 |
| 二、明清时期的萨满教衰落与萨满分类 |
| 三、蒙古人民共和国宗教肃清时期的“佛博一体” |
| 四、宗教解禁后蒙古国边区的萨满教遗存 |
| 第二节 萨满教世界观的调适 |
| 一、对三界宇宙观的新型解释 |
| 二、灵性自然观的代际传承 |
| 三、城市居民的灵魂观 |
| 第三节 萨满教核心神灵信仰的传承 |
| 一、不断丰富的腾格里信仰 |
| 二、山神、水神与山水神 |
| 三、驱使萨满领神的翁滚祖灵 |
| 第四章 萨满领神出道的过程及其调适策略 |
| 第一节 作为神圣资本的萨满病 |
| 一、萨满病与加入式梦境 |
| 二、萨满师徒关系的缔结 |
| 三、唤醒萨满特性与入迷的康复治疗 |
| 第二节 体现圣俗身份转换的萨满服饰和法器 |
| 一、萨满神服及其象征意涵 |
| 二、脱魂与附体的工具:口弦琴和单面鼓 |
| 三、进攻与防护的法器:神杖、铜镜及其他 |
| 第三节 确立正统萨满身份的领神出道全过程 |
| 一、确立萨满身份的初次公开领神 |
| 二、获得社会认可的祭祀山水神仪式 |
| 三、巩固萨满身份和强化族人信仰的祭灶仪式 |
| 第五章 萨满教治疗仪式类型及其功能调适 |
| 第一节 地方性疾病认知 |
| 一、大众疾病观 |
| 二、医院条件与治疗缺陷 |
| 三、萨满教的病因论 |
| 第二节 平衡个体身心的祛污净化仪式 |
| 一、亲历净化仪式 |
| 二、治疗躯体性污染的仪式 |
| 三、治疗心性污染的仪式 |
| 第三节 调节个体与他者关系的治疗仪式 |
| 一、缓解家庭矛盾的治疗仪式 |
| 二、了结邻里恩怨的萨满教仪式 |
| 三、破除萨满诅咒的降神仪式 |
| 第四节 重塑人与自然关系的禳灾祈福仪式 |
| 一、向自然神祈福的祭祀圣湖仪式 |
| 二、禳解新冠疫情的血祭大地仪式 |
| 三、为国祈福的不儿罕山祭天仪式 |
| 第六章 应对与调适失范状态的萨满教社团 |
| 第一节 当代萨满教复兴发展的失范状态 |
| 一、萨满教传承的失范性 |
| 二、萨满教仪式与治疗实践的无序性 |
| 三、萨满牵线“病人”的随意性 |
| 第二节 萨满教社团及其创立 |
| 一、萨满教组织的创立流程及发展现状 |
| 二、学者与草根萨满合作创办的“灶火中心” |
| 三、统合萨满教组织的联合会及其创新型社会角色 |
| 第三节 萨满教组织领导人物的互动与博弈 |
| 一、共推的“典型”:国家大萨满边巴道尔吉 |
| 二、萨满之父:奥德格日乐 |
| 三、共谋与博弈的领导关系 |
| 第四节 规范萨满教复兴发展的团体性活动 |
| 一、对萨满的教学、考核与认证 |
| 二、组织恢复萨满教传统祭祀与祈福的习俗 |
| 三、推动多元社会文化活动的萨满教组织 |
| 结论 |
| 一、蒙古国社会转型中的萨满教传承与调适 |
| 二、萨满教当代复兴与若干宗教社会问题 |
| 三、蒙古国萨满教研究的学术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西里尔体及畏兀儿体蒙古文字母的拉丁转写表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5）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写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意义和目的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论文研究思路、主要理论与研究方法 |
| 一、论文研究思路 |
| 二、相关研究理论 |
| 三、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的难点、创新点和不足 |
| 一、研究难点 |
| 二、本文的创新点 |
| 三、本文的不足 |
| 第一章 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创作观念的发生与发展 |
| 第一节 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创作观念的发生 |
| 一、“本籍文化”对阿库乌雾及其创作的影响 |
| 二、文化身份认同对阿库乌雾及其创作的影响 |
| 第二节 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创作观念的发展 |
| 一、文学人类学创作积累与思考 |
| 二、文学人类学创作探索与启悟 |
| 三、文学人类学创作实践与族群书写 |
| 第二章 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的写作背景及实践 |
| 第一节 阿库乌雾的“大凉山-混血世系” |
| 一、凉山彝区及阿库乌雾文学世界中的“凉山彝区” |
| 二、混血世界及阿库乌雾文学世界中的“混血世界” |
| 第二节 阿库乌雾的文学人类学写作实践 |
| 一、探索期 |
| 二、塑造期 |
| 三、丰收期 |
| 第三章 阿库乌雾作品中的彝族文化书写 |
| 第一节 鲜活的彝族民间文化 |
| 一、彝族民间生活的自然展现 |
| 二、彝族民间神话的有机穿插 |
| 三、彝族民间歌谣的天然撷取 |
| 第二节 丰富的彝族民俗文化 |
| 一、仪式 |
| 二、彝族禁忌 |
| 第三节 神秘的彝族宗教文化 |
| 一、图腾崇拜 |
| 二、自然崇拜 |
| 三、祖先崇拜 |
| 第四章 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写作的功能与价值 |
| 第一节 阿库乌雾写作的神圣治疗与祈福纳吉 |
| 一、阿库乌雾写作与神圣治疗 |
| 二、阿库乌雾诗作与文学禳灾 |
| 第二节 后现代文化观下的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写作 |
| 一、田野与文本之间 |
| 二、口语文化与书写文化之间 |
| 三、“多民族国家文学观”下的阿库乌雾写作 |
| 第三节 阿库乌雾写作的文学人类学价值观 |
| 一、文学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学观 |
| 二、文学人类学意义上的审美价值观 |
| 结论 |
| 一、阿库乌雾的书写方法和特色 |
| 二、阿库乌雾对民族及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现代性审视 |
| 三、阿库乌雾书写与彝族文化“再生产”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笔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实践中的时间 ——方南苗族多样时计与时间性的民族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社会文化人类学时间研究回顾 |
| 一、涂尔干及其学派:时间作为社会观念 |
| 二、马林诺夫斯基:时间作为文化工具 |
| 三、延续与拓展:“异域化”的“他者”“时间观念” |
| 四、研究的转向:时间与行动者 |
| 五、人类学时间研究的专门化:认知、实践与象征 |
| 六、余论:21世纪的人类学时间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方南苗族社会文化概况 |
| 第一节 生态人文区位 |
| 第二节 社会文化概况 |
| 一、生计与分工 |
| 二、家庭与继嗣 |
| 三、宗族与拟亲 |
| 四、婚姻与交换 |
| 五、村寨与公职 |
| 六、信仰与膜拜 |
| 本章总结 |
| 第三章 方南苗族的多样时计 |
| 第一节 基本时间概念 |
| 第二节 时间起源论 |
| 第三节 多样时计 |
| 一、天象与物候 |
| 二、历 |
| 三、钟表 |
| 小结 |
| 第四节 时间单位及其内部多样性 |
| 一、秒、分、时 |
| 二、日 |
| 三、场 |
| 四、月 |
| 五、季 |
| 六、节 |
| 七、年 |
| 本章总结 |
| 第四章 生计场景中的多样时计与时间性 |
| 第一节 务农之时与务工之时 |
| 一、老年男性、稻作与节气 |
| 二、中青年男性、工资与工时 |
| 三、交叠、冲突与协调:中断的合耕 |
| 第二节 家务之时与课业之时 |
| 一、妇女、家务与“没空” |
| 二、儿童、课业与课时 |
| 三、交叠、冲突与协调:弃置的兼职 |
| 本章总结 |
| 第五章 仪式化场景中的多样时计与时间性 |
| 第一节 仪礼之时 |
| 一、死亡:突发的阈限时间 |
| 二、择时:占时者的时间权威 |
| 三、下葬:追赶预占之时 |
| 小结 |
| 第二节 节庆之时 |
| 一、可挪的妇女节 |
| 二、不变的敬桥节 |
| 三、避不开的年关 |
| 小结 |
| 本章总结 |
| 第六章 诸时混溶:一个龙舟节的案例 |
| 第一节 龙行区域之时 |
| 一、龙的周期性复活与区域联祭 |
| 二、水稻拔节孕穗期与夏旱频发时 |
| 三、节期轮流与区域格局 |
| 小结 |
| 第二节 村寨出龙之时 |
| 一、时机构成:村领导权威与村民荣誉感 |
| 二、连败与出龙时间纪律诞生 |
| 三、出龙:诸时归一 |
| 小结 |
| 本章总结 |
| 结论 |
| 一、方南苗族时间实践概观 |
| 二、社会文化人类学时间研究论疏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7）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国家形象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主要概念界定 |
| 三、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分析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现状分析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与国家形象建构 |
| 第一节 新疆形象与国家形象 |
| 一、国家整体形象 |
| 二、新疆局部形象 |
| 第二节 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与国家形象 |
| 一、电影塑造国家形象 |
| 二、电影中的国家形象内涵 |
| 三、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与国家形象 |
| 第二章 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国家形象的生产与传播 |
| 第一节 新中国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国家形象的奠基(1949—1966) |
| 一、奠基期国家形象的生产 |
| 二、奠基期国家形象的传播 |
| 第二节 新时期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国家形象的拓展(1977—1999) |
| 一、拓展期国家形象的生产 |
| 二、拓展期国家形象的传播 |
| 第三节 新世纪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国家形象的繁荣(2000年以来) |
| 一、繁荣期国家形象的生产 |
| 二、繁荣期国家形象的传播 |
| 第三章 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国家形象的空间表达 |
| 第一节 “空间”概述 |
| 第二节 地理空间中的领土与边界 |
| 一、领土认同 |
| 二、地理形象 |
| 三、国防意识 |
| 第三节 地理景观中的城市与乡村 |
| 一、地理景观 |
| 二、城市与乡村 |
| 三、城市、乡村空间中的新疆与新疆的城市、乡村空间 |
| 第四节 生态空间中的绿洲与草原 |
| 一、生态空间、生态人类学与新疆生态空间 |
| 二、绿洲生态空间 |
| 三、草原生态空间 |
| 第四章 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国家形象的性别表达 |
| 第一节 新中国的女性形象与男性形象 |
| 一、“被突出”与“被遮蔽”的女性形象 |
| 二、“被压抑”与“被潜藏”的男性形象 |
| 第二节 新时期的女性形象与男性形象 |
| 一、寻找女人 |
| 二、寻找男子汉 |
| 第三节 新世纪的女性形象与男性形象 |
| 一、多元化的女性形象 |
| 二、理想化的男性形象 |
| 第五章 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国家形象的导演表达 |
| 第一节 多元化的导演形象 |
| 一、作为国家形象启蒙者与维护者的汉族导演形象 |
| 二、作为民族文化传承者与探索者的少数民族导演形象 |
| 三、文化互动 |
| 第二节 不同民族导演共同的“家国情怀”与“家国同构”叙事 |
| 一、家国情怀 |
| 二、家国同构叙事 |
| 第六章 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国家形象的民俗表达 |
| 第一节 民俗与电影 |
| 一、民俗 |
| 二、影视民俗 |
| 三、影视民俗与国家形象 |
| 第二节 民俗文化的多元化表达 |
| 一、物质民俗文化 |
| 二、社会民俗文化 |
| 三、精神民俗文化 |
| 第三节 民俗文化的一体化表达 |
| 一、挖掘影视和谐文化因素 |
| 二、建构中华共有文化记忆 |
| 第七章 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国家形象的影像化建构及传播策略 |
| 第一节 影像化建构及传播困境 |
| 一、内容创新不足 |
| 二、传播渠道障碍 |
| 三、“走出去”路途曲折 |
| 第二节 影像化建构及传播策略 |
| 一、书写真实新疆故事 |
| 二、传播和谐中国形象 |
| 结语 |
| 附录: 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自由与秩序：民间武术意义的建构 ——基于沛县武术的历史人类学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2.2.1 理论意义 |
| 1.2.2.2 实践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中国武术研究述评 |
| 1.3.1.1 武术的起源和概念研究 |
| 1.3.1.2 武术的价值和定位研究 |
| 1.3.1.3 武术的保护和发展研究 |
| 1.3.2 地域武术研究述评 |
| 1.3.3 武术人类学研究述评 |
| 1.3.4 民间武术研究述评 |
| 1.4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1.4.1 概念界定 |
| 1.4.1.1 民间武术 |
| 1.4.1.2 自由 |
| 1.4.1.3 秩序 |
| 1.4.1.4 自由与秩序的辩证 |
| 1.4.2 理论基础 |
| 1.4.2.1 四因说 |
| 1.4.2.2 自然秩序理论 |
| 1.4.2.3 社会控制理论 |
| 1.4.2.4 国家治理理论 |
| 1.5 研究问题与创新 |
| 1.5.1 研究问题 |
| 1.5.2 研究创新 |
| 1.5.2.1 研究视角的创新 |
| 1.5.2.2 研究思路的创新 |
| 1.5.2.3 学术观点的创新 |
| 1.6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1.6.1 研究对象 |
| 1.6.2 研究方法 |
| 1.6.2.1 文献研究法 |
| 1.6.2.2 田野调查法 |
| 1.6.2.3 历史分析法 |
| 1.6.2.4 案例研究法 |
| 1.6.2.5 口述史方法 |
| 1.7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7.1 研究思路 |
| 1.7.2 研究内容 |
| 1.8 研究重点与难点 |
| 1.8.1 研究重点 |
| 1.8.2 研究难点 |
| 2 历史与田野:江苏沛县的历史文化与区域图景 |
| 2.1 历史情景中的田野 |
| 2.2 地理场景中的田野 |
| 2.3 现实图景中的田野 |
| 2.4 沛县域景中的武术 |
| 3 演进与变迁:江苏沛县武术的历史考察 |
| 3.1 古代沛县武术(秦汉—1840年) |
| 3.1.1 古代沛县武术的社会基础 |
| 3.1.2 古代沛县武术的组织形式 |
| 3.1.2.1 兵操演练 |
| 3.1.2.2 隐匿民间 |
| 3.1.2.3 寓于舞中 |
| 3.1.3 古代沛县武术的支撑体系 |
| 3.1.3.1 战事之需 |
| 3.1.3.2 武举制度 |
| 3.1.3.3 任侠尚武 |
| 3.1.4 古代沛县武术的目标体系 |
| 3.1.4.1 统一天下 |
| 3.1.4.2 治国理政 |
| 3.1.4.3 竞逐自由 |
| 3.2 近代沛县武术(1840年—1949年) |
| 3.2.1 近代沛县武术的社会基础 |
| 3.2.2 近代沛县武术的组织形式 |
| 3.2.2.1 流转授拳 |
| 3.2.2.2 民间结社 |
| 3.2.2.3 湖团组织 |
| 3.2.3 近代沛县武术的支撑体系 |
| 3.2.3.1 自然环境 |
| 3.2.3.2 政权迭变 |
| 3.2.3.3 社会变迁 |
| 3.2.4 近代沛县武术的目标体系 |
| 3.2.4.1 驱除鞑虏 |
| 3.2.4.2 强国强种 |
| 3.2.4.3 自由放任 |
| 3.3 现代沛县武术(1949年—2000年) |
| 3.3.1 改革开放前沛县武术 |
| 3.3.1.1 改革开放前沛县武术的社会基础 |
| 3.3.1.2 改革开放前沛县武术的组织形式 |
| 3.3.1.3 改革开放前沛县武术的支撑体系 |
| 3.3.1.4 改革开放前沛县武术的目标体系 |
| 3.3.2 改革开放后沛县武术 |
| 3.3.2.1 改革开放后沛县武术的社会基础 |
| 3.3.2.2 改革开放后沛县武术的组织形式 |
| 3.3.2.3 改革开放后沛县武术的支撑体系 |
| 3.3.2.4 改革开放后沛县武术的目标体系 |
| 3.4 当代沛县武术(21世纪—至今) |
| 3.4.1 当代沛县武术的社会基础 |
| 3.4.2 当代沛县武术的组织形式 |
| 3.4.2.1 竞技武术 |
| 3.4.2.2 群众武术 |
| 3.4.2.3 学校武术 |
| 3.4.3 当代沛县武术的支撑体系 |
| 3.4.3.1 国家战略 |
| 3.4.3.2 政策利好 |
| 3.4.3.3 续写传统 |
| 3.4.4 当代沛县武术的目标体系 |
| 3.4.4.1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
| 3.4.4.2 搞活沛县武术产业 |
| 3.4.4.3 提升全民健身健康 |
| 3.4.4.4 助力地域品牌建设 |
| 3.4.4.5 参与现代社会治理 |
| 4 记忆与表达:江苏沛县武术的门派纷呈 |
| 4.1 沛县武术门派的历史形成 |
| 4.2 沛县武术门派的纷呈图景 |
| 4.2.1 纷呈图景 |
| 4.2.2 地理分布 |
| 4.2.3 传承谱系 |
| 4.3 沛县武术门派的拳械套路 |
| 4.3.1 沛县武术内容存量丰厚 |
| 4.3.2 沛县武术器械五花八门 |
| 4.4 沛县武术门派的拳种特点 |
| 4.5 民间武术门派的纷呈根源 |
| 4.5.1 家国同构的政治思维是武术门派纷呈的重要因素 |
| 4.5.2 血缘宗法的传承脉络是武术门派纷呈的制度根源 |
| 4.5.3 宋明理学的文化内核是武术门派纷呈的思想源泉 |
| 4.5.4 门户空间的社会建构是武术门派纷呈的动力机制 |
| 4.5.5 偏于一偶的武学追求是武术门派纷呈的直接动因 |
| 5 追问与悬搁:民间习武所为何来? |
| 5.1 始末缘起:自由的嵌入 |
| 5.2 反本溯源:自由的追问 |
| 5.3 实证考察:自由的达成 |
| 6 扩张与制约:民间武术的社会控制 |
| 6.1 民间武术中的自由扩张 |
| 6.1.1 自利则生 |
| 6.1.2 以正求反 |
| 6.1.3 自由扩张 |
| 6.2 社会控制中的民间武术 |
| 6.2.1 利他方能利己 |
| 6.2.2 制衡利益格局 |
| 6.2.3 正义穿插其中 |
| 7 平衡与秩序:民间武术的国家征用 |
| 7.1 国家强权与军事征用 |
| 7.2 国家形象与政治征用 |
| 7.3 立德树人与育人征用 |
| 7.4 全民健康与身体征用 |
| 8 从自由到秩序:民间武术意义的建构机制 |
| 8.1 精英行动 |
| 8.1.1 武术精英在社会秩序构建中的行动策略 |
| 8.1.1.1 日常生活交往积累了良好的乡性 |
| 8.1.1.2 原发性人力资本增加了社会威望 |
| 8.1.1.3 介入村落公私事务树立公共威望 |
| 8.1.2 武术精英在基层协商民主中的行动策略 |
| 8.1.3 武术精英在村落纠纷调解中的行动策略 |
| 8.2 地方社会 |
| 8.2.1 湖田之争与地方社会 |
| 8.2.1.1 建国前湖田之争 |
| 8.2.1.2 建国后湖田之争 |
| 8.2.1.3 事件之何以形成 |
| 8.2.2 门派林立与地方社会 |
| 8.2.2.1 门派林立彰显社会伦理规训 |
| 8.2.2.2 武术门派参与村落社会治理 |
| 8.2.2.3 武术门派协同调试社会秩序 |
| 8.3 国家在场 |
| 8.3.1 国家权力机构与民间武术 |
| 8.3.2 国家权力代理人与民间武术 |
| 8.3.3 国家权力符号与民间武术 |
| 8.4 相互在场 |
| 9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1 :访谈提纲Ⅰ |
| 附录2 :访谈提纲Ⅱ |
| 附录3 :访谈提纲Ⅲ |
| 附录4 :碑文选录Ⅰ |
| 附录5 :碑文选录Ⅱ |
| 附录6 :碑文选录Ⅲ |
| 附录7 :碑文选录Ⅳ |
| 附录8 :文件Ⅰ |
| 附录9 :文件Ⅱ |
| 附录10 :民事纠纷案例Ⅰ |
| 附录11 :民事纠纷案例Ⅱ |
| 附录12 :口述访谈选录 |
| 学习简历与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9）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研究 ——基于海阳大秧歌仪式展演的文化人类学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一)海阳大秧歌研究 |
| (二)民俗武术研究 |
| (三)人类学与武术文化研究 |
| (四)文化融合研究 |
| 四、研究对象、方法与说明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民族志报告与田野调查说明 |
| 五、研究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三)研究创新点 |
| 六、研究思路与框架 |
| 第一章 海阳大秧歌的文化生境 |
| 第一节 海阳大秧歌的历史人文背景 |
| 一、海阳的历史文化追溯 |
| 二、海阳的传统文化习俗 |
| 第二节 海阳大秧歌的自然地理背景 |
| 一、海阳市自然地理环境 |
| 二、田野调查村落的背景 |
| 第三节 海阳大秧歌的武舞文化土壤 |
| 一、祭祀乐舞 |
| 二、民间武术 |
| 小结 |
| 第二章 海阳大秧歌的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 |
| 第一节 海阳大秧歌仪式展演的田野调查记录 |
| 一、没有秧歌不叫年 |
| 二、春节邂逅大秧歌 |
| 三、逗秧歌展演 |
| 四、海阳大秧歌的身体动作分析 |
| 第二节 海阳大秧歌巫术祭祀仪式与武舞融合的文化人类学考察 |
| 一、武舞与巫术交融:海阳大秧歌巫术祭祀仪式与武舞融合的文化解读 |
| 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民间下移:海阳大秧歌巫术祭祀与武舞融合的文化人类学阐释 |
| 小结 |
| 第三章 拳坊:海阳大秧歌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的文化空间 |
| 第一节 拳坊的地域武术文化阐释 |
| 一、拳坊的历史变迁 |
| 二、拳坊是海阳大秧歌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的文化空间 |
| 第二节 拳坊的权力隐喻及其在海阳大秧歌中的映射 |
| 一、权力理论分析 |
| 二、权力——知识结构中的武术 |
| 三、拳坊的权力隐喻 |
| 四、拳坊的权力隐喻在海阳大秧歌中的映射 |
| 小结 |
| 第四章 斗秧歌:武术仪式展演的民俗舞台 |
| 第一节 从文斗到武斗:礼法约束下斗秧歌的逻辑阐释 |
| 一、斗秧歌之文斗:兵法谋虑运用的民间舞台 |
| 二、斗秧歌之武斗:礼法制约下的克制性交手 |
| 第二节 海阳大秧歌地方性知识:斗秧歌的民俗语境解读 |
| 一、族群生存抗争的仪式手段 |
| 二、护卫生存环境的民间演习 |
| 三、展示个人魅力的艺术舞台 |
| 四、地域武术传播的民俗载体 |
| 第三节 由野蛮走向文明:时代变迁中的斗秧歌叙事 |
| 一、斗秧歌必动武:关于斗秧歌的历史记忆 |
| 二、斗秧歌不动武:由野蛮走向文明的趋向 |
| 三、集体情绪宣泄:斗秧歌中的限制性冲突 |
| 小结 |
| 第五章 海阳大秧歌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对民间武术发展启示 |
| 一、民俗活动是武术展演的平台,是武术民间与社会传播的路径 |
| 二、乡土社会是武术孕育的文化生境,是武术文化保护的切入点 |
| 三、武术文化的包容性与融合性,有利于多元文化的共生与融合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经历 |
| 致谢 |
（10）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三、研究内容及思路 |
| 四、研究方法及主要创新 |
| 五、资料数据来源与田野调查 |
| 第一章 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相关概念及理论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 |
| 一、贫困 |
| 二、民族村寨 |
| 三、民族村寨旅游 |
| 四、旅游扶贫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环境贫困理论 |
| 二、资源诅咒理论 |
| 三、精准扶贫理论 |
| 四、乡村治理理论 |
| 五、土地产权理论 |
| 六、文化资本理论 |
| 第三节 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功能及特点 |
| 一、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功能 |
| 二、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特点 |
| 第四节 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可行性及局限性 |
| 一、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可行性 |
| 二、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局限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现实选择及发展阶段 |
| 第一节 贵州民族地区的贫困 |
| 一、贫困面积大,贫困程度深 |
| 二、贫困原因错综,贫困治理复杂 |
| 第二节 贵州民族村寨的主要特征 |
| 一、是交融散布于崇山峻岭中的“活化石” |
| 二、拥有着适应山地自然环境的生存智慧 |
| 三、凝固于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结构之中 |
| 四、通过仪式性的活动确定社会结构关系 |
| 五、风险依靠有限自我救助社会组织系统 |
| 第三节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发展条件 |
| 一、资源禀赋 |
| 二、脱贫攻坚 |
| 三、市场驱动 |
| 第四节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发展阶段 |
| 一、起步期(改革开放-1990年) |
| 二、成长期(1991年-2010年) |
| 三、成熟期(2011年-现在)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效果评估 |
| 第一节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整体效果 |
| 一、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大格局形成 |
| 二、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推动经济发展 |
| 三、民族村寨旅游扶贫促进减贫增收 |
| 四、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改善人居环境 |
| 五、民族村寨旅游扶贫重构人地关系 |
| 第二节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绩效评价:以黔东南为样本 |
| 一、绩效评价样本选择依据 |
| 二、扶贫绩效计算 |
| 三、绩效评价分析 |
| 第三节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福利评估 |
| 一、福利的内涵及测量 |
| 二、基于可行能力的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福利评估体系 |
| 三、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福利评估 |
| 四、福利改进方向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经验及挑战 |
| 第一节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经验 |
| 一、政府主导:贫困地区的合理逻辑 |
| 二、搭建平台:高标准开展国际合作 |
| 三、生态补偿:优化旅游及人居环境 |
| 四、长效管护:乡村设施的投管机制 |
| 五、文旅融合:以旅游激活文化传承 |
| 六、村民主体: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 |
| 第二节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挑战 |
| 一、异化与重构:传统乡村社会的“脱嵌” |
| 二、机会与风险:产业机会的盲目与麻木 |
| 三、能人与穷人:精英剥夺与贫富差距 |
| 四、扶贫与养贫:难以避免的“公地悲剧” |
| 五、增长与消亡:贫困减缓中“无根的增长”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案例研究 |
| 第一节 扶贫困境与乡村治理:来自肇兴侗寨的调查 |
| 一、肇兴侗寨概况 |
| 二、肇兴侗寨的传统社会组织及现代意义 |
| 三、肇兴侗寨旅游扶贫历程 |
| 四、旅游扶贫中基层行政与乡村社会的拉锯 |
| 五、破局:村寨旅游扶贫权利的有序归位 |
| 第二节 扶贫质量与土地产权:来自纳灰村的调查 |
| 一、万峰林纳灰村概况 |
| 二、布依族传统的农地习俗 |
| 三、纳灰村旅游扶贫历程 |
| 四、华冠背后:景区核心村寨的尴尬 |
| 五、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提升村寨旅游脱贫质量 |
| 第三节 扶贫创新与文化资本:来自岜沙苗寨的调查 |
| 一、岜沙苗寨民族文化 |
| 二、岜沙旅游扶贫推动民族文化资本化的过程 |
| 三、岜沙旅游扶贫推动民族文化资本化的问题 |
| 四、岜沙旅游扶贫创新激活民族文化资本价值 |
| 第四节 案例思考: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质量提升的方向 |
| 一、重组乡村治理结构是破解村寨旅游扶贫困境的重要基础 |
| 二、重赋乡村产业活力是提升村寨旅游扶贫质量的重要途径 |
| 三、重构乡村文化价值是促进村寨旅游扶贫创新的重要依托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质量提升的战略及举措 |
| 第一节 贵州村寨旅游扶贫质量提升的战略 |
| 一、调整贵州村寨旅游扶贫战略的依据 |
| 二、贵州村寨旅游扶贫质量提升的战略 |
| 第二节 贵州村寨旅游扶贫质量提升的举措 |
| 一、创新多元化的村寨旅游扶贫模式 |
| 二、探索差异化的村寨旅游扶贫路径 |
| 三、推动市场化的文化价值实现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结论、不足及展望 |
| 结论 |
| 不足 |
|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村民访谈提纲 |
| 附录三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村组干部访谈提纲 |
| 附录四 部门及案例点主要访谈人员基本信息 |
| 附录五 “村寨旅游扶贫绩效评价体系的权重赋值”专家打分表 |
| 附录六 田野工作相关照片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四、身份·地位·等级──少数民族服饰与社会规则秩序的文化人类学阐述（论文参考文献）
- [1]人文多样性内生活力与社会治理共生秩序研究 ——云贵高原盘江流域案例及其意义阐释[D]. 陈斌. 中央民族大学, 2021(12)
- [2]技术的灵晕：社交媒体中藏族日常生活影像的文化沟通研究[D]. 宋一凡.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9)
- [3]乡村振兴战略下村落体育表演的发展路径研究[D]. 周芳. 曲阜师范大学, 2021(02)
- [4]蒙古国社会转型中的萨满教研究[D]. 包海波. 兰州大学, 2021(09)
- [5]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写作研究[D]. 向月婷.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3)
- [6]实践中的时间 ——方南苗族多样时计与时间性的民族志研究[D]. 木粲成.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7]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国家形象建构研究[D]. 邴波. 山东大学, 2020(09)
- [8]自由与秩序：民间武术意义的建构 ——基于沛县武术的历史人类学考察[D]. 薛浩. 上海体育学院, 2020(12)
- [9]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研究 ——基于海阳大秧歌仪式展演的文化人类学考察[D]. 滕希望. 上海体育学院, 2020(12)
- [10]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研究[D]. 笪玲. 西南民族大学, 20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