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的代价与科学发展观

一、社会发展代价与科学的发展观（论文文献综述）

姬莉丹^[1]（2020）在《习近平有关社会发展代价问题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发展作为人类历史的主旋律,是社会进步的必然选择,而代价也一直伴随着发展而存在。我们在对社会发展重点关注的同时,更应该看到发展背后隐藏的代价问题。如何正确认识社会发展的代价,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如何寻求代价更少、更健康的发展,成为了人们日益迫切想要解决的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在逻辑和理论体系是科学且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理论,其中有关社会发展代价问题的重要论述以及观点、看法对于我们更加正确、科学的理解社会发展与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关系有着指导意义。当前我国在生态环境恶化、国家间政治较量加深、经济发展问题颇多的背景之下,深入的研究习近平有关社会发展代价的重要论述不仅能使我们进一步加深对社会发展与代价问题的思考,更对于我国目前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态领域存在问题的解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基于习近平有关社会发展代价问题的看法,分为四个部分阐释:第一章对社会发展与代价问题做了理论梳理,主要包括代价概念内涵的说明、代价的不同分类以及发展与代价两者关系的分析等内容。第二章对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发展代价观理论进行梳理,主要从马克思关于代价的成因、特征和与发展的辩证关系等理论观点出发进行探讨。第三章主要在习近平有关社会发展代价问题的观点之上,阐述习近平代价问题研究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四个方面的观点论述,并结合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中四个领域存在的代价问题的现状进行剖析。第四章作为本文的重点,主要立足于习近平社会发展中代价问题研究的基本内容,针对习近平社会发展代价问题研究的四个领域,指出习近平有关社会发展代价问题研究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领域的当代价值,对今后的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启示作用。

崔一帆^[2]（2020）在《低代价发展观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意义》文中提出发展,是人类永恒追求的时代主题。但不可否认的是,人类追寻各种发展的同时付出了过于惨痛的代价。到如今,能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各种问题层出不穷,已经严重威胁到人类正常的可持续生存与发展。当务之急是如何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寻求一种合理有效的发展之路,达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低代价发展观”应运而生。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以历史和逻辑相统一为原则,从发展哲学的视角,对低代价发展观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首先,论文通过梳理低代价发展观产生的现实和理论来源,深入分析了低代价发展观产生的历史依据,剖析了高代价发展下的困境和难以实现的现实和理论双重根源。其次,阐明了低代价发展观的理论内涵和本质特征,重新解读了低代价发展观在历史进程中发展的基本观点以及理论支撑点。在此基础上,论证了由于资源的有限性、环境破坏的现实性等人类生存面临的危机,以往的高代价发展之路是不可取的,人类必须转向低代价发展之路。最后,提出了低代价发展观的理念和实现模式,阐释了低代价发展观对于当今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面对人类的可持续生存与发展困境,在新时代坚持低代价发展观观,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满足生态文明建设的评价标准,更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这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和构建美丽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

杨伟荣^[3]（2020）在《中国乡村发展伦理研究》文中指出农村和农民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村和农民的发展问题,农村和农民发展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否取得根本成功、国家现代化发展能否获得顺利实现。不可否认,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推动农村和农民“更好”发展的政策性安排的确是党和国家对西式城市化进行批判性反思的新时代成果,但当下各地方振兴战略的规划方向和实施重点仍延续了发展主义话语下乡村经济如何实现快速发展的老问题。鉴于以往乡村发展被发展主义裹挟的客观结果是乡村更加边缘化,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如果不转变思路,很可能会再次遭遇过去那些乡村建设运动所面临的发展主义困境。为此,本文以发展伦理学为学理依据,从“发展”的流动性特点切入,通过系统梳理“发展”意蕴的伦理呈现和乡村发展概念的价值彰显过程,分析了国际发展伦理的建构瓶颈以及乡村发展伦理的出场语境和当代使命,并以乡村振兴的发展主义遭遇为突破口,对发展主义在乡村发展目标、发展主体、发展动力以及发展方式等方面的“问题化”表现进行深层的伦理考量和价值确认,提出了应对乡村增长主义、精英主义、消费主义以及城市中心主义的伦理策略,确立了乡村“整体美好持续共生”的价值取向,力求在推动乡村现代化发展的现实语境下建构符合中国乡村发展实际的发展伦理体系。首先,就乡村发展目标的“问题化”而言,经济增长至上的乡村增长主义给农民带来了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物质条件的改善,同时也使乡村面临“负增长”困境、农民陷入无意义的价值危机。为此,必须以乡村“美好发展”对乡村发展目标进行伦理定位,明确农民美好生活作为乡村发展价值目标的基本内涵,并在推动农民劳动休闲化和休闲劳动化融合统一的过程中落实农民美好生活的实践逻辑。其次,在乡村发展主体的“问题化”方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凭其较高的经济贡献率主导了乡村发展,并对分散小农群体产生“排斥”,导致了不同阶层之间发展权益的不平等。为此,必须以乡村“整体发展”对乡村发展主体进行伦理审视,坚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并共享乡村发展成果的伦理要求,发挥“中坚农民”的主体联结功能以克服弱势小农群体“被组织”、“被合作”的主体建构困境。再次,在乡村发展动力的“问题化”方面,刺激农民消费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被人为建构并无限扩张,最终出现了资本逻辑宰制的、不可持续的乡村发展动力谱系。为此,必须以乡村“可持续发展”对乡村发展动力进行伦理整合,明确资本逻辑在乡村发展中的双重作用,并以“社会运行与发展的总体逻辑”整合多元化的乡村发展动力要素,实现内、外源动力之间的互动转换和有效聚合。最后,在乡村发展方式的“问题化”方面,以城市（镇）化为核心的乡村发展方式使我国城乡发展长期处于一种非均衡、不协调的状态,乡村难以享受到公平的发展机会和权益。为此,必须以城乡“共生发展”对乡村发展方式进行伦理调适,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的属人性、平等性和多样性价值,并通过践行平等公正的“对称性”发展准则、双向合作的“互惠性”发展路径及五位一体的“共赢性”发展格局推动新时代乡村振兴实践。当然,发展主义在乡村发展中的“问题化”表现并非仅有乡村增长主义、精英主义、消费主义和城市中心主义四种形式,发展伦理对社会发展的伦理考量和价值确认也不止是发展目标、发展主体、发展动力和发展方式四个方面。只有在更深层发掘“问题域”和更广泛拓展“价值面”的基础上推动乡村发展伦理体系的建构,才能真正实现农村和农民“更好”的发展。

付海莲^[4]（2019）在《共享发展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共享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总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性成就、吸取其他国家改革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发展问题而提出的核心发展理念。作为我国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共享发展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谁发展、如何发展以及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的问题,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我们决胜全面小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是各种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也日益突显: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一部分人的“获得感”建立在另一部分人的“失落感”或“被剥夺感”的基础之上;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各种社会矛盾潜滋暗长,社会不稳定性因素加大;传统粗放高代价的发展方式遗留下大批历史欠账,整个社会文明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面对各种问题和挑战,推进共享发展,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不仅成为一种伦理价值的取向,而且成为一定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形态方面的现实诉求。在这一背景下,加强对共享发展理念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共享发展为研究主题,综合运用多维研究方法,论述了共享发展理念提出的时代背景,分析了共享发展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阐述了共享发展理念的主要内涵和基本特征。此外,本文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在对共享发展进行理论探讨的过程中,注重把理论的功能引向实践的领域,对我国共享发展的现状特别是推进共享发展过程中的现实困境进行了详细论述,总结了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教训对我国推进共享发展的启示,在此基础上阐明了我国实现共享发展的现实路径。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首先,共享发展理念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其次,共享发展理念能够有效化解我国在发展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和矛盾,是解决我国当前发展问题的需要。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围绕共享及其相关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践探索,为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在人类社会自古至今的思想流变中,蕴含着丰富的共享思想萌芽,充分体现出共享是人类一直以来的理想价值追求。共享发展正是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共享发展思想、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与共享相关的有益思想、借鉴国外社会发展思想合理成分的基础上而提出的科学发展新理念。共享发展是内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基因,普惠性和公平性是其基本属性,实质上体现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根本上是要解决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共享发展理念包括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和渐进共享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具有整体协同性、开放包容性和人民主体性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顺应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价值导向,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新方向,为促进每个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受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当前我国在推进共享发展的过程中还面临着一些现实的困境:一是传统粗放高代价的发展方式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共享发展的推进进程;二是由于利益博弈和利益瓜分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社会逐步呈现出利益分化的格局,增加了整合各方面利益关系的难度;三是目前我国共享发展的相关制度体系还不够健全,甚至有些地方还存在缺陷,给共享发展的实现带来了一些体制机制方面的障碍;四是受以往财富分配关系中固定思维的影响,人们对共享发展的认知还存在一些误区和偏差。如何更好地发展是世界各国共同关心的课题。尽管不同国家由于文化、历史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等方面的差异会导致发展的方法和路径各不相同,但各个国家在推动社会发展方面的实践经验和教训都可以为其他国家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因此,从其他国家的发展实践入手,总结他们兴衰成败和发展得失的经验教训,对更好地推进我国的共享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要突破困境,使共享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必须在借鉴和吸取其他国家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共享发展的现状,从多方面入手积极探索共享发展的实现路径。第一,要夯实共享发展的基础。追求发展是推进共享发展的关键,要在坚持发展的基础上转变发展方式、走低代价发展之路,在整体推进中实现我国的整体性发展,以此提升发展的整体效能。第二,要健全共享发展的体制机制。制度问题是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问题,要加强和完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制度体系建设,为共享发展提供坚强的制度体系保障。第三,要建立共享发展的考核评价体系。要在充分把握共享发展内涵要求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发展实际建立共享发展考核评价体系并加以科学合理的运用,为推进更高层次的共享发展提供可供参考的指标体系标准和行动指南。第四,要高扬共享发展的精神。共享发展的精神是新时代支撑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要在共享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塑造和构建共享发展精神,以共享发展精神引领新时代的共享发展实践。共享发展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以及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必须牢牢把握共享发展的科学内涵及其精神实质,切实把共享发展理念落实到各项改革发展行动之中。尽管当前我们在推进共享发展过程中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但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聚合起十三亿多中国人民的磅礴之力,在共建共享中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赢得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

张灏^[5]（2018）在《绿色发展观视野下的我国科技风险治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人类社会科技飞速的进步,在当代社会背景下,由于人类活动频次的增强和活动区域的扩展,人类的决策与行为对人类自身、人类社会及自然界的影响力也逐步加大,由此产生的各种风险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威胁逐渐增强。科技作为推动当代生产力发展的主导甚至是决定性因素,在不断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存在着巨大的负面效应,由科技应用而引发的风险问题也日益凸显。科技使人类改造自然与控制自然的能力不断加强,其具有的各种特性也带来了许多风险,需要多元利益相关主体共同参与科技活动治理。自上世纪50年代后,关于风险问题的研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形成了有关的风险理论与风险学说,一般说来,科技风险可以分为内部风险与外部风险。内部风险是科技自身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以及人类认识与控制能力有限性等因素所造成的风险。这些风险使科技治理增加困难,甚至导致创新失败的可能。内部风险的受体主要是科技活动的直接主体。外部风险是科技治理与应用等过程中,科技活动或人工物对已有物（如生态环境、有限资源等）、人自身以及社会结构所产生的危害（如科技活动主体不愿承担相应的风险或转嫁各类风险,导致风险分配不正义而成为影响社会与世界稳定的风险源）。外部风险受体除了直接参与活动的主体外,还有各类非直接参与的主体,以及自然生态等非人主体。科技风险的存在就需要治理。科技风险治理具有复杂性。不同行动者对科技风险的识别具有差异性。而且长期以来,有些风险无法进行归责。科技与社会的相互融合和全球化的快速推进,使当代科技正成为当代社会最大的风险源之一。当前由科技应用引发的风险问题已然成为当代人文社会学科的主题之一,如何进行有效的防范和控制,将科技风险的危害降至最低,成为事关人类发展的重要议题。从现阶段科技风险研究领域来看,全社会对于科技风险的关注程度明显不足,相关基础理论还不够完善,难以有效地指导科技风险治理的具体实践。在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指导下,通过对科技风险的成因、属性及主要内容等进行分析和说明,积极探索在风险社会下治理科技风险的新型模式,尽可能地降低科技所带来的风险和危害,促进人类社会能够持续和稳定的发展进步。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当代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的选题是在总结中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在绿色发展观——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引领下,综合当代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对科技风险做出新的界定,由于科技的高度复杂性和其本身固有的不确定性而使科技在其应用过程中或应用后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不能被人们充分认识,并且任何专家都不能完全准确地预测、计算和控制的潜在的、不确定的危害。我们需要把握科技风险的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更大隐蔽性、更强危害性、更快的扩散性、连锁反应性和生成的渐进性等特征,就科技风险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性以及成因进行详细的分析,努力克服或降低人类主体性的过分张扬、工业社会中科技的工具理性的片面夸大、市场经济中急功近利的利益驱动,以及对科技盲目崇拜的价值观和科技道德的滑坡等导致科技风险增大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关于科技风险的治理,主要从内部和外部对科技风险进行有效的治理,根据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对社会和公众在科技成果的应用方面要加强法制控制、道德控制、科技控制、完善科技风险评估机制、全球协同治理科技风险等一系列的控制措施和手段,期望达到更有效的控制科技风险的目的。本研究的基本逻辑思路如下:生态危机引起了人类对工业文明社会的反省,加快人类改变传统的发展观念与经济增长方式,使之朝着绿色的路径发展。只有以绿色发展观作为指导建设现代科技风险治理的创新机制,才能完成这一任务。科技风险治理创新机制有利于防范和控制科技风险,加快社会架构的调整,将绿色社会从理论变为现实。为此首先界定什么是科技风险:科技风险就是指在科技价值实现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可能对社会造成巨大损害的负面效应。科技所带来的风险表现为多种形式,包括生物、信息、核能等新材料和新能源在实际消费和享受过程中所存在的显性危害、隐性危害和潜在危害。科技风险主要分为狭义风险和广义风险。科技既能够把自然力转化为绿色环保、高效能的产品,减少环境污染,让人类获得更多的社会财富与使用价值,也会给人类带来科技风险,带来灾难。任何一个社会工业文明的发展都不可避免的会遭遇到科技风险。为了治理科技风险,我们需要树立绿色发展观,绿色发展观念的产生,是当代社会发展观念创新的结果,彰显了由科学发展观直至五项发展观念的改变,不但是意识领域创新的体现,还是实践形成的结果,这给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前行的道路和方向,也就是利用绿色发展带动生态文明建设,以达到人类和自然和谐共处的理想目标。以绿色发展观审视我国科技风险治理,我们看到,以绿色发展观审视我国科技风险治理,在承认“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基础上,同时发现科技不仅会带来风险,而且其自身本身也存在风险。传统的治理方式存在着诸多的不合理,不能回应来自当前各方面所提出的挑战。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促进科技进步的现实转向:坚持绿色发展:指向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代际之间的和谐与自由。坚持绿色发展,解决如何引导科技发挥积极动力。在以绿色发展观为指导治理我国的科技风险,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达到“他山之玉,可以攻玉”的目的。在以绿色发展观指导探讨中国科技风险治理的对策时,我们初步提出了基本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以及主要对策。我们认为,风险是科技的内在属性之一,虽然科技风险不可能完全消除,但通过人类的共同努力,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可以将科技风险的负效应得到有效的控制和监督,最终促使科技为人类社会造福。坚持绿色发展观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重要体现,也是经济大国的重要担当。我们应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和绿色发展理念,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为实现美丽中国做出应有的努力!

关雯文^[6]（2018）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引航下的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公共服务快速发展,嵌入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问题显得尤其突出,这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高等教育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发展方式转变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地方本科院校的转型发展,应当借助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睿智和深邃,对我国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中的诸多问题进行价值观及方法论的指导和统摄,在“理念”上进行转型和澄明,这是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开启转型发展之要。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是论文研究得以开展的理论先导,一方面从史论论证维度阐述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演进及创新,另一方面运用这一方法论探讨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对策思路。其要义:一是追本溯源。首先对马克思发展观的历史生成、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贡献进行了简要阐述,接着概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中国化的主要历程,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初步探索、邓小平的开拓创新到江泽民的推进拓展、胡锦涛的深化突破直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超越与升华,为研究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转型发展敞开了宽广的理论视野。二是理论论证。论证了事实求是的理论基点、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反思批判的理性追求、改变世界的致思路向、以人为本的价值旨趣和交往实践的基本视界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理论品质,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结合、发展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协调、发展的连续性与超越性的同一、发展目的与发展手段的一致、发展的科学性与价值性的叠合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鲜明特征。从对中国传统发展思想的传承与升华、与不同发展理论的殊异甄析、发展过程中累积的经验教训、当下社会发展中涌现出的问题等方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时代价值。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指导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实践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做了较为扎实的理论论证。三是现实思考。从转型的缘起入手,指出我国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遵循了大学功能历史演进的必然逻辑、顺应了当下世界高等教育变革的主要趋势、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我国实现高等教育多样化和教育体系现代化的应势之举、是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之后突破自身发展瓶颈的理性诉求。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内、外部困境,并对这一困境进行归因分析。四是理论建构。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指导下,从七个方面进行了具体运用: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南,制定学校战略规划;运用社会有机体理论,找准自身“生态位”;以基本矛盾为动力,统筹推进学校全方位转型;遵从内外部关系规律,形成“校地互动”的良好机制;利用意识的能动作用,创建高品位的大学文化;应用普遍联系原理,创设有利于转型的内、外部环境;践行“以人为中心”理念,力促高级应用型人才全面自由发展。在此基础上,从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两方面探讨了转型发展中的教育价值诉求重建,并指明其理性承担。五是实践探索。以金陵科技学院作为转型发展的个案进行剖析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它有助于对我国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已经占据半壁江山的、正处于实践探索中的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有具体的感性认识,并就这一类型的高校如何更好地开展“转型发展”从办学理念、发展战略、人才培养、课程体系、教学方式、学科转型、师资队伍、科研导向、服务社会等方面进行了路径探索。

赵鹏^[7]（2017）在《马克思社会发展观研究》文中提出发展是人类有史以来面临的永恒主题。只不过,进入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和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发展问题愈来愈受到人们广泛而深刻的关注。如何认识社会发展的实质,探寻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就成为世界各国倍加关心的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承继和批判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阐述了一系列有关社会发展的思想。近些年来,学界关注“社会发展”在马克思理论中的地位,探讨社会发展的代价、社会发展的模式、道路,以及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关系等问题,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总体来说,这种研究还须进一步深入和深化。因此,对马克思“社会发展观”的文本解读、内涵理解和价值挖掘,不仅是创新和发展马克思理论的一个新的理论生长点,而且是马克思理论与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展开对话的重要平台,同时也是使马克思理论走向当代和彰显其时代价值的重要路径和通道。本文研究不求面面俱到,只求对马克思社会发展观蕴涵的主要问题加以探讨,并尝试在某些问题的阐发中有所见解或创新。除导论外,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章主要是关于社会发展问题的一般阐述,包括基本概念辨析、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社会发展观与唯物史观的关系等。第二章主要讨论社会发展是否可能的内在依据——社会发展规律问题。包括历史上关于社会领域有无规律的争论及评价,马克思关于社会规律的存在论证明,以及把握社会规律应有的多维视角等。第三章接着阐述了与规律相关的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包括马克思的历史动力论思想,历史动力论与历史合力论的关系等。第四章主要阐述社会发展必然要付出代价,社会发展代价的主要特征,马克思社会发展代价思想的价值旨趣。第五章主要阐述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和统一性,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东方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以及马克思社会发展道路思想的深刻启示。第六章立足于马克思社会发展观,分析了现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缘起与得失,全球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困境与出路,最后结合实际阐明了中国发展道路的合理抉择及其启示。

孙敏敏^[8]（2016）在《浅析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代价问题》文中认为社会发展的代价问题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不可避免的。发展与代价总是如影随形﹑不可分割。了解发展与代价的一般理论,并深刻反思中国社会发展所付出的代价,为如何使中国社会发展最大化而为之付出的代价最小化提供充足的理论基础,从而把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代价降低到最小程度。

姜威^[9]（2016）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代价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提出社会发展是一个创价与代价并存的过程。经过多年的探索,我国已经实现了社会的飞速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是以支付一定代价为基础的,只是长久以来,人们更加关注的是发展,而代价却被遗忘在角落里。致使人们产生了对代价的一些误解,认为发展才是主流,代价对发展构不成威胁,或者认为既然代价是消极的,那么就应该将其彻底解决,所有这些观点都是片面的。发展与代价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体系,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是很复杂的,没有代价的发展是不存在的。对于我国而言,如何妥善处理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代价对于我国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就目前国内外的研究来看,大部分学者都基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代价理论,从研究理论到解决实际问题,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来讲,社会发展与社会发展代价的矛盾仍未彻底解决,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代价理论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白点。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代价理论的研读,首先要明白其“三大意蕴”:真、善、美。这三层意蕴包含了该理论所有内容,涉及到自然、人、社会三大层面,给人们重新认识人与自然、人与人这两大关系提供了新的角度。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代价理论有极强的生命力,体现在其能与我国的具体实际很好的结合在一起,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遇到的代价的面对以及应对提供全新的思路。社会在不断发展,理论也应该不断创新,新的理论衍生新的措施,结合十八届五中全会的“五大发展”理念,为我国尽快、尽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助力。

李作鹏^[10]（2015）在《论低代价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与实现路径》文中指出低代价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前提,其要求在发展过程中必须要以人为本、同时实现代价承担的公平性与发展的全面可持续性。当前,实现低代价的发展道路的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其一树立科学的代价意识,这是走低代价发展的思想基础;其二是构建低代价的发展模式,包括实现生产方式的转变,完善社会发展成果共享机制与代价公平承担的机制,以及构建代价调控机制等主要措施。

二、社会发展代价与科学的发展观（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社会发展代价与科学的发展观（论文提纲范文）

（1）习近平有关社会发展代价问题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低代价发展观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乡村发展伦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共享发展论（论文提纲范文）

（5）绿色发展观视野下的我国科技风险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引航下的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马克思社会发展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浅析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代价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9）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代价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论低代价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与实现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四、社会发展代价与科学的发展观（论文参考文献）

• [1]习近平有关社会发展代价问题的研究[D]. 姬莉丹. 延安大学, 2020(12)
• [2]低代价发展观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意义[D]. 崔一帆. 北京邮电大学, 2020(05)
• [3]中国乡村发展伦理研究[D]. 杨伟荣.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2)
• [4]共享发展论[D]. 付海莲.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5]绿色发展观视野下的我国科技风险治理研究[D]. 张灏. 武汉理工大学, 2018(07)
• [6]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引航下的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研究[D]. 关雯文.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8(01)
• [7]马克思社会发展观研究[D]. 赵鹏.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1)
• [8]浅析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代价问题[J]. 孙敏敏. 科技视界, 2016(20)
• [9]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代价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姜威. 曲阜师范大学, 2016(02)
• [10]论低代价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与实现路径[J]. 李作鹏. 绥化学院学报, 2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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