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北五省区2003年十月份金融运行情况（论文文献综述）
张磊[1]（2021）在《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研究（1945-1948）》文中认为对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而言,无论接收东北或统治东北,莫不以沈阳为大本营,沈阳成为当时国民党统治东北的军事政治重心。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东北所进行的接收重建工作中,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以沈阳为中心的东北教育接收重建不仅具有特殊性,而且其成败影响人心向背和政权兴亡。本文研究时段集中在1945-1948年,研究地域集中在沈阳市,旨在运用档案、报刊等文献史料,重点考察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同时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国民党在东北统治的严重危机,进而揭示国民党以教育为其内战服务的本质以及国民党在国共东北争夺中失败的历史必然性。除绪论和结语外,本文共分为六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阐述抗战胜利后沈阳市教育接收的背景。抗战胜利后中共鉴于沈阳市重要的战略地位,先于国民党进驻沈阳。中共撤出沈阳后,国民政府派出董文琦等人于1945年12月底到达沈阳,直到1946年3月13日,驻沈苏军全部撤离,国民党军进驻沈阳,才开始正式接收。受日本十四年殖民统治,沈阳市教育呈现畸形发展状态,后又经苏军抢掠,各学校建筑设备饱受摧残。第二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接收的政策与实施。为指导东北教育接收,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东北区教育复员辅导委员会,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通过《接收东北教育事业决议案》,国民党辽宁省政府也相继颁布各类学校复员暂行办法。辽宁省教育接收工作由东北敌伪事业物资统一接收委员会辽宁省分会教育组负责,该教育组由教育部东北区特派员办公处及辽宁省政府共同派员组成,专科以上学校由处派员接收,中等以下学校由省市派员接收。沈阳市教育接收工作逐次推进大体完成,但在接收中无论是中小学还是高等院校,都面临着经费短缺、师资不足、校舍残破、校具不全、教材匮乏等问题,尤其在高等教育方面,在东北临大学生分发过程中,由于东大开学日期未定,致使千余有为青年棉衣无着、煤斤无源、课业荒废,给教育重建带来极大困难。第三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初等教育的重建。接收后国民党沈阳市划定教育辅导区设置国民学校,进行教材编审和课程的重新设置,但仍存在较多的问题。在国民党沈阳市政府财政支出中,教育文化支出以22.75%居于第二位,不仅并未达到市县不得少于35%的规定,且不及保安警察支出47.86%的一半,这与蒋介石喊出的“抗战时期,军事第一;建国时期,教育第一”的响亮口号严重不符。国民学校通过周会、课程内容、壁报等形式对学生进行“戡乱”教育,教育为内战服务的目的昭然若揭。献校运动口号喊的轰轰烈烈,最终结果却是徒有虚名,每区试办两保国民学校的计划也未能实现。受战乱影响失学儿童日益增多,政府措施失当收容效果甚微。由于叙级未定1946年国民党沈阳市政府仅向教员发放维持费等生活补助,同时向学生征收尊师米。但维持费极其微薄,且存在拖欠发放、公教人员不平等问题。教员叙级甄审工作办理完竣后所发薪俸虽有增加,但仍不及物价升腾之速,教员生活难以为继,引发请愿罢教斗争。第四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中等教育的重建。战后东北青年失学过多亟待收容,国民政府教育部筹办了大学先修班,国民党辽宁省设立临时中学,沈阳市接办东北青年中学并筹办暑期补习学校,并制定公立中等学校公助生暂行办法以及奖助金办法等。但中等教育重建中最大的问题是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致使奖助金有名无实,教育救济收效甚微,教学设施匮乏,教师薪俸低微。甚至个别校长贪污公款以及一些教员教学无力、师德败坏等事件也屡有发生。为扭转军事战场颓势及补充兵源,国民党对沈阳市高中以上学生实施军事训练,初中以下学生实施童子军训练。发动知识青年从军,举办冬令营,动员学校组建青年工作队,为实施“戡乱”服务,其结果是教育环境更加恶化。第五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高等教育的重建。国民政府对沈阳市高等院校的复员重建方式有回迁国立东北大学、接收国立沈阳医学院,以及创办私立东北中正大学、私立辽东学院、私立辽宁医学院和辽宁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国民政府教育部对沈阳市高等教育的支出捉襟见肘,教学设备奇缺,教职员待遇微薄。在教师管理上存在任人唯亲,师资不齐,教授缺少。教育部所欠学生公费不能全部下拨,学生生活难以为继。教育部实行奖学金制度,但因为奖学金名额数量较少,引起学生的抗议和不满。加之战后东北物价飞涨,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具有强烈爱国情怀和政治敏感性的学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第六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社会教育的重建。为推行社会教育,在沈阳设置的社教机构有民众教育馆、图书馆、民众学校、学校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以及国民教育研究会等,这些社教机构相互配合,对民众实施识字教育、注音符号教育、电化教育、国民体育等。受经费限制沈阳市社会教育的推动十分困难,电化教育的器材设备不仅严重缺乏,对社会教育的人才培训也仍显不够。结语部分,对沈阳市教育接收与重建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总结。在教育接收中缺乏计划,并以军方和政治势力插手为主要特征。在教育重建中由于国民党在东北率先挑起内战,导致战后物价飞涨,经济殆于破产,教育经费被军事挤占,失学儿童和青年益众,种种弊端致使教师学生对国民党政权的离心力加速运转,并将政治信任投向了共产党一方,加速了国民党在东北统治的灭亡。
李鹏怀[2]（2021）在《兰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研究》文中认为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如何迅速稳定兰州市的社会秩序,建立人民民主政权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迫切任务。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在兰州实行军事管制,设立兰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作为军事管制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统一领导地方党委、地方政府和警备部队开展一系列接收与管理活动。兰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在军事管制时期内对兰州市的接管活动是兰州市发展史中的一段重要历程。本文首先通过对解放前夕国民政府在兰州的统治进行论述,说明中共设立兰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必要性;其次以兰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和组织机构为切入点,论述它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最后从兰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工作内容出发,讲述其根据工作任务设置下属委员会,各委员会根据职能分设几处,各司其职,分工协作,向各接管对象分别派遣军事代表,按照相关政策和接管办法,进行了接收国民政府机构和企事业单位,建立和巩固社会秩序、恢复生产、保障兰州市民正常生活等基本活动。兰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尽管由于设立时间较短、干部缺少、财政困难等影响,许多工作尚未全面展开,仍然顺利完成了接管工作,建立和巩固了革命秩序,恢复了城市生产,保障了兰州市基本经济活动正常开展。兰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作为在军事管制时期内设立的临时机关,成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为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建设奠定了基础,对新时期城市管理体系的建设有深远影响。
唐家凯[3]（2021）在《沿黄河九省区水资源承载力评价与障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水资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随着各行各业对水资源需求量的不断剧增,如何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与水资源可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已成为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可持续发展中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水情复杂是我国水资源的基本国情,在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水资源供需矛盾、水体污染、水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等问题尤为突出,严重制约着区域的可持续发展。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期间提出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为新时期我国沿黄河流域保护与发展指明了方向。由于区域的自然禀赋、社会经济发展和空间特征不同,导致水资源承载力水平低下因素和特征不尽相同,多维度综合评价和精准识别区域水资源承载力变得越来越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多维度综合评价区域水资源承载力是精准识别水资源困境的前提,也是制定差别化区域水资源开发与利用政策的基础。因此,对区域水资源承载力时空演变特征及障碍因素进行系统研究,对提高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促进流域水生态安全及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依据。本文在梳理国内外学者关于水资源承载力内涵、水资源承载力测评研究、水资源承载力障碍因素相关研究进展基础之上,综合考虑了沿黄河九省区宏观、中观、微观层面的实际现状,以影响区域水资源承载力提升的复杂多要素作为研究视角,基于“水资源—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理论框架模型,构建了沿黄河九省区水资源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和层次分析法组合赋权法,对沿黄河流域九省区2004-2018年间水资源承载力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引入物理学常用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模型理论,对沿黄河流域九省区“水资源-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系统及两两子系统承载力之间耦合协调性,从时间序列和空间分布进行全面系统的评价;进一步利用障碍度函数,定量研究了影响沿黄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提升的主要障碍因素,系统、全面揭示了沿黄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的现状及成因所在。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及研究结果如下:（1）沿黄河流域九省区水资源承载力均向协调、健康方向不断推进,但整体水体仍处于发展欠佳水平。2004-2018年15年间,沿黄河九省区水资源承载力水平呈逐年上升态势,整体朝有序良好方向发展。2004-2018年九省区四个子系统承载力水平均呈逐年提高态势,但不难看出,社会和经济子系统承载力水平的增速是水资源和生态环境子系统的四倍,社会和经济子系统在流域水资源承载力系统中逐渐占据主导型地位,水资源、生态环境逐渐成为沿黄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提升的瓶颈和制约因素。沿黄河流域上中下游地区水资源承载力在时间序列上均呈现逐年稳步提升趋势,但上中下游地区水资源承载力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区域性波动特征,区域间表现出的差异性明显,水资源承载力最高地区分布在上游的四川和青海,水资源承载力水平最低区域主要聚集在上游宁夏、甘肃和下游的河南,总体来看,沿黄河九省区间水资源承载力水平差异性呈现逐年变小趋势。（2）沿黄河流域九省区水资源承载力系统整体水平处于高水平耦合、初步协调阶段,空间差异性明显,两两子系统间的耦合协调性呈现明显的分异特征。2004-2018年15年间,沿黄河流域九省区水资源承载力耦合度时序变化特征为稳步降低趋势,但整体处于高耦合阶段,流域上游和中游地区水资源承载力耦合度明显高于下游地区;2004-2018年沿黄河流域九省区“水资源-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性整体呈现上升态势,耦合协调性从勉强协调过渡到初步协调。水资源承载力耦合协调性最高地区分布在上游的四川和青海,水资源承载力耦合协调性最低区域主要聚集在上游宁夏、甘肃和下游的河南和山东;两两子系统间耦合度均处于高度耦合阶段,九省区“两两”子系统间内部耦合指数范围在[0.8674,0.9903];2004-2018年九省区“两两”子系统间耦合协调性均向有序协调方向发展,但差异性明显,水资源承载力系统内部协同机制亟待完善。（3）通过运用障碍度函数模型分析影响因素,水资源准则层是影响沿黄河流域九省区水资源承载力的主要准则层。上游四省份主要障碍因素有城市化率、人均GDP、森林覆盖率、当年造林面积、水土流失治理程度、有效灌溉率、高等院校在校学生人数。中游三省份主要障碍因素有人均水资源量、水资源开发程度、产水模数。下游两省份主要障碍因素有自然保护区面积占比、森林覆盖率、人均水资源量、化肥施用强度、当年造林面积、产水模数。（4）水资源系统需加强顶层设计,促进流域水资源协同治理。具体建议包括:（1）建立健全沿黄河九省区水资源治理体制机制,总体上形成文化引领、以水定需的协同治理原则以及“生态、经济、资源、民生、文化”的“五大要素”、“多元治理”为主要内容的协同治理体系（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公民等）。（2）建立健全总量控制与定额管理相结合的用水管理制度;（3）加强节约用水宣传教育,强化全民节水意识。社会经济系统需充分利用科学技术,保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体建议包括:（1）改进农业用水技术,转变农业生产方式;（2）调整产业结构,缩小上中下游经济社会水平差距;（3）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推动教育均衡发展。生态环境系统需强化生态环境管控,提高生态环境质量。具体建议包括:（1）构建公众参与机制,完善“河长制”,激励“民间河长制”在黄河流域治理中的独立作用,形成政府主导、环境社会组织引领公众深度参与的公众参与新机制;（2）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制定跨省补偿、跨流域补偿及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补偿等精准补偿机制;（3）创新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机制,以水污染、水土流失治理为核心目标,监测评估沿黄九省的水污染和水土流失程度,探索总量控制、排污权交易及税收激励等综合治理机制,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奠定理论和制度基础。
王龙[4]（2020）在《西北干部训练团研究（1939-1945）》文中研究说明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为适应“抗战建国”和加强地方自治的需要,于1938年成立中央训练委员会,负责统一管理全国干部训练工作,并制定相关训练法规、政策,以规范各地干部训练,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干部训练体系。干部训练成为国民党加强党治和基层政权建设的主要途径之一。1939年2月,西北干部训练团正式设立,负责调训甘宁青等各省中级干部,并兼办甘肃省行政人员之训练。1941年改隶中央训练委员会,成为中央一级的干部训练机构。西北干部训练团的设立,以训练忠诚于国民党统治的干部人才,充实地方社会,改造地方基层政权为目的。在组织机构方面,西北干部训练团下设团长、团附、教育长、总务会长、教育委员会等机构,并附设特别党部,三青团甘肃支部西北干部训练团分团部、审计考核委员会、西北问题研究室、团刊编辑室、毕业生通讯处。学员招调程序较为严格,受训学员以甘肃省各基层行政干部为主。训练内容包括:精神与政治训练、军事训练、业务训练、训育实施等。训练教材由中央训练委员会统一编订,同时根据西北各地具体情形,编写地方性教材,以供学员学习。对学员进行日常教学与管理,包括学习进度安排、制定学习计划、成绩考核、日常训练等内容。对学员的考核以训练课程内容为主,学员训练结束后,统一分发至原单位或依据训练成绩予以擢降。1945年西北干部训练团停止办理,干部训练工作宣告结束。客观来讲,训练对于干部的行政素质有一定的提升,但成效并不明显。首先,训练的时间过短,基本行政知识、技能无法及时讲解。其次,地方派系势力对训练的阻挠,特别是宁夏、青海拒绝选送干部统一受训,反而利用干部训练来培植自己的势力。再次,训练经费不足,以致无法负担更多基层干部训练的任务。最后,训练体制存在弊端,无论是课程设置,还是训练内容都过于繁杂。由于国民党权势的衰弱,内部矛盾的加剧,加之各地方实力派的暗中阻挠,国家权力无法延伸至基层,致使其地方治理难如人意。
蒋函秀[5]（2020）在《西北盐务管理局研究（1937-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西北盐政,在民国以前未设专管机关,至1914年,始设花定榷运局于兰州,总揽征榷缉私全权。1917年,盐务稽核总所添设花定收税局,专司征税及稽核事宜。1927年4月,甘肃军政当局,合并榷运收税两局改设花定盐运使署,管理西北盐政。1929年1月,甘肃、宁夏、青海划分三省,各设榷运局,不相统属,纠纷迭起。财政部鉴于盐政有统一的必要,1935年在兰州正式成立西北盐务收税总局。1937年奉命改称西北盐务管理局,并行政与缉私,成为甘肃、宁夏、青海、绥远四省盐务最高主管机关,综理西北区盐务产、运、存、销等各项事宜。西北盐务管理局上设局长帮办,下设总务、会计、产销、税警四课;外设宁夏分局,及三陇、中条、凉州、青海4个公署,并在各省分设税警区部,颁布《盐工管理通则》,形成严密的组织管理系统。全面抗战以来,伴随着战线的不断推移,沿海各盐场相继沦陷,陕西省所依赖的川盐不能运达,河南省潞盐来源断绝,两省食盐均赖西北区运输接济。西北作为我国主要产盐区之一,盐产蕴藏丰富,采捞容易,盐本低廉,在战时为大后方食盐供应重要生命线之一。但在地区偏僻、交通不便之条件下,西北盐务管理局管辖的盐场区域辽远,场池星散,而且西北盐运路线绵延数千里,运道分歧,加上当时走私隘道甚多,各场池走私之风,日炽一日,管理之难莫过于此。西北盐务管理遵循各项买卖条例和储盐、运盐、放盐等规则,产、存、运、销各个环节紧密相扣。西北盐务管理局的成立在西北盐政上为划时代之改革,其积极承担时代赋予的重要使命,增裕库收,接济周边,安定民生,社会与财政双方并重。
孙家丰[6]（2020）在《“包裹里的税收”：近代邮包税研究（1903-1931）》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的邮递系统源远流长,当周之时,即有官邮,号为“邮置”,步传、马传递送简书。此后历代封建王朝为加强统治起见,对于邮驿通信都十分重视。在明清时期还出现了专门服务于民间的通信机构——民信局,它寄递邮件、包裹、汇兑,以商业行庄为主要服务对象,收费也相对低廉,对于经济发展和商品流通起到了促进作用。但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邮递,都无法适应近代以来中国商品流通的快速发展,无法满足社会内外的发展需求。因对外条约的承诺,由海关兼办的邮政,成为近代中国邮政制度的滥觞。海关创设的邮政在全国渐次推广,但是由于邮政包裹运输的特性——邮政局中所寄送的物件往往是小量的贵重品或奢侈品等,所以在普通税关中每易漏税,严重损害了地方厘金局卡的利益,双方之间矛盾日益加剧。赫德领导的海关,为了避免因与地方势力冲突导致海关对邮政的掌控而减弱,主动制定了包裹税条例,来对海关和地方厘金局卡的权益进行划分。民国肇建之后,各省的邮包业务越加发达,邮包税也成为各省关注的焦点。以甘肃邮包税创设为契机,邮包税开始逐渐在全国不少省份内推广。但是由于此时中央政府并没有统一的制度安排,各省的邮包税设计各行其是。北洋后期,一些省份开始和海关进行谈判,将海关代征的邮包厘金权力收回,设局自征。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作为“厘金变相”的邮包税本应成为裁厘的对象,但是由于财政的需求,竟然摇身一变划出厘金范畴,成为一种“良好之新税”,并收归财政部,在全国推广开来。直到1930年,由于交通部、各商业团体、各邮务公会的极力提议,再加上国民政府创建统税作为弥补厘金裁撤后的损失以及关税自主后税率的提升,关税收入的极大增加,自1931年1月1日起,厘金制度才被明令裁撤,邮包税也因重新划入厘金范畴,终被加以取缔。邮包税制度变迁的背后,是复杂社会关系的交织与互动,这种互动经常以博弈和妥协的形式表现出来。不管是邮包税推广全国时期,邮包税与产销税、认捐包括二五内地税之间的冲突,还是邮包税被明令裁撤后,西南、西北各省对于中央政令的消极抵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既有中央与地方利益上的纠葛和权限的划分,也有因共同目标——“剿匪”而作出的妥协退让。
邱铁鑫[7]（2020）在《文化自信视域下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研究》文中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余年来,中华民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着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彰显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新中国的成立,使原本带有“铁路弱国”枷锁的中华民族有了朝着“铁路大国”“铁路强国”迈进的坚实基础。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铁路逐步实现了由落后于世界、到追赶世界、再到走在世界前列的历史性飞跃。在此过程中,中国大地上形成了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铁路文化,这些文化蕴含于新中国铁路的历史发展逻辑之中,不仅影响着新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走向,对于中国全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深刻影响和改变人类生活方式及思想观念的现代工业文明成果,铁路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近代中国一大批仁人志士的关注,形成了一系列关于铁路建设的相关论述,构成了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事业的思想渊源。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铁路建设相关论述、传承铁路人创造的革命文化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国情,充分发挥了铁路文化在发展经济、巩固国防、稳定社会、改善民生、转变民风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推动了中国铁路的大发展,促进了铁路文化建设事业的繁荣兴盛。习近平同志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新中国铁路文化事业的发展,反映了中国铁路自觉—自立—自强—自信的历程,更从侧面彰显出了中华民族走向文化自信的发展逻辑,是中国人民文化自信史的缩影。论文通过研究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问题,可以看到关乎新中国经济建设、文化发展、社会变迁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逐步坚定文化自信的全局性问题;可以看到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高度重视文化建设作用的伟大实践。从文化自信的视角探究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发展历程,回答新中国铁路文化是什么、其建设的内容有哪些、体现了什么样的价值以及怎样建设新时代铁路文化等理论和现实问题,对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有着重要意义。立足于此,在文化自信的视域下,探究新中国铁路文化的内涵、特征、功能等基础理论问题,理顺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发展脉络,并重点梳理铁路物质文化建设、精神文化建设、制度文化建设以及行为文化建设的历程和内容,从物质承担、价值内核、制度保障和形象展现四个层面阐释新中国铁路文化何以自信:一、铁路物质文化是铁路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具有以物质为载体的显着特点,与人类在铁路领域进行生产生活的实践联系得最为紧密,是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在铁路领域进行实践活动所创造的最直观的成果。从铁路建筑文化建设和收藏文化建设两个方面对新中国铁路物质文化建设进行了探究,反映了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物质成果。二、铁路精神文化是铁路文化形成和发展的精神实质,是人类在铁路领域长期进行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形成的基本理念、思维方式、价值标准、职业道德、共同目标、精神风貌以及文艺作品等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精神文化理念,它彰显了铁路文化的价值内核。从铁路精神、铁路文艺、铁路思想政治工作等三个方面梳理了新中国铁路精神文化建设的历程和内容,凸显了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价值导向。三、铁路制度文化作为铁路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既是铁路物质文化的工具,又是铁路精神文化的产物,还是铁路行为文化的本质体现。它既不是纯物质形态的,也不是纯精神形态的,更不是纯行为形态的,而是一定的物质文化活动、一定的精神文化活动和一定的行为文化活动相结合的综合系统。从新中国铁路法规制度建设、铁路体制建设和铁路党建工作制度建设等方面理顺其脉络,总结其经验,揭示了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制度因素和路径选择。四、铁路行为文化并不能与铁路企业文化划等号,它是铁路管理理念、精神风貌、经营态度、职工文化活动等文化因素的动态体现,也是铁路所塑造的精神状态、价值观念的折射,更是展示铁路形象的重要文化因素。从安全文化建设、服务文化建设和职工业余文化活动建设三个方面呈现了新中国铁路行为文化建设的丰富内容,展示了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良好形象。在总结70余年来新中国铁路文化的价值及其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结合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新要求,探讨新时代铁路文化建设的原则、具体举措以及在建设过程中如何更加坚定文化自信,使中国铁路不仅有“速度”,而且更加有“深度”。进而,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推动中国铁路文化的国际传播;在“交通强国”的战略目标下,助力新时代铁路软实力建设。
孙延青[8]（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文中认为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政权的基础,承载着国家管控基层社会、关爱基层民众的重要使命。中国自宋朝开始“王权止于县”,形成了传统“皇权—绅权”二元权力控制型社会。但近代以降,传统社会在内外交困中开始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发端于清末新政以来国家现代化基层政权重构实践从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在“自治化”与“行政化”的路径选择中,在由“无为”转向“有为”的历程中,国民政府力主推行“乡闾保甲”、“新县制”等举措,但不仅未能完全实现国家权力的下延,相反在攫取资源过程中进一步造成农村社会“内卷化”。而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方面将马克思列宁国家政权学说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对基层政权建设理论进行摸索。另一方面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基层政权实践探索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建政经验。1949年8月湖南省长沙专区获得了和平解放。在此过程中国家并未“用完成革命的力量来非程序地、权威式”的渗入社会的各个角落,社会情况较为复杂。从1949年到1954年间,中共长沙地委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及湖南省委领导下,历时五年,立足于“行政化”路径下的“党治国家”模式,通过诉诸于“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核心的国家权力下延,对专区基层政权进行建构,实现了近代以来历届政权的未竟之业。在“政党下乡”过程中,通过培养基层干部、健全党委制度等“内部耦合”方式,实现了“政党”这一内生性权威从无到有的建构与渗透。长沙专区高度重视干部选拔、培养和整训工作。一方面通过采取审查甄别、建立学习机制、干部整风举措及开展“三反”等运动,选拔和培养了大批基层干部,提高了干部的素质和思想觉悟,整顿了工作作风,奠定了干部组织基础。另一方面在党组织建设方面则通过“审查党员”、“公开建党”、“整党建党”等举措,健全了党委机构,纯洁了党的组织,发展了党员,实现了党组织权威在乡（镇）乃至村级的确立。伴随着基层干部的“党员化”,基层干部和党员的有机契合保证了中共的坚强领导。在“政权下乡”过程中,中共长沙地委相继进行了以“接管建政”、“废除保甲”、“土地改革”和“人民普选”为核心的基层建政运动。力图以“外部嵌入”方式实现对专区基层政权组织和外延性权威的破旧立新。这既是持续的建政步骤,也是逐步完善的过程。四个阶段之间相互协同衔接,呈现出明显的步骤性和系统性。具体而言,长沙专区成立后,在“接管建政”历程中,实现了县级、区级政权的接管和建制。在随后以“废除保甲”为核心的建政运动中,主要通过开展“武装剿匪”、“支前筹粮”、“双减退押”运动,破除了地方军事权威及政治权威,延续千年之久的保甲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在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运动中,破除了经济权威乃至文化权威。与此同时,通过在运动中启发民众政治觉悟和参政意识,民众在认识自身力量的基础上,逐步成立了农民协会、青年团、民兵、妇联等群团组织,实现了对民众基础的重塑和改造。最终在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运动中,通过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与建立乡人民政府,建构了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地方基层民主政权,确立了以乡（镇）为核心的基层政权。最终伴随着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发,新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结构和职能获得了制度性安排和法理保障。长沙专区完成了以“乡（镇）”为主体的基层政权建设历程,乡村权力结构和乡村社会乃至基层民众也实现了权势转移。在这一系列“短平快”的运动治理方式主导下,长沙专区在破除旧有基层政权和权威的基础上,实现了以“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标志的基层政权的合法性重构,完成了自清末以来国家政权的下延和权威重塑历程。而民众在建政改造的过程中逐步被纳入到“党、政、群、团”等组织中来,专区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但这种基于国家偏好的选择性建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乡村简单化和片面化认知,延续千年的传统乡村模式在“布新”和“除旧”中被批判而被“他者化”,对农村传统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本文选取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湖南省长沙专区为个案研究,在占有广泛档案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历程进行全景式描绘,力图梳理出中共长沙地委对农村基层政权的逐步控制和重塑过程,进而考察分析中共由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建政运动模式和内在治理逻辑。不仅有利于拓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视域,进一步增强学界对于农村基层政权重构研究的广延性,同时通过总结建政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主义实践提供资鉴价值。
聂选华[9]（2019）在《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文中指出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灾害在不同时空范围内呈现出普遍性、连续性、积累性和重叠交错的分布特征,灾害的持续性和衍生性造成饥荒蔓延。面对严重的灾荒,清朝政府和云贵地方当局以国家完备的荒政制度为蓝本,积极开展灾荒赈济工作。荒政作为清代国家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国家府库银钱和粮食等救灾物资的调拨,灾荒赈济举措的协调推行,以及云贵地区毗邻省区之间赈灾物资的应急补给,较大程度上拓展了云贵地区被灾民众的生存空间。清代国家荒政的制度化和灾荒赈济实践路径的系统化,为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和灾后重建提供了重要条件。清朝统治者高度重视对云贵地区灾荒期间的社会治理和经营,清朝中央政权在云贵地区的设治经营及自上而下的“国家化”进程,为云贵地方的灾荒治理提供了制度支撑。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迁,不同程度地加剧了云贵两省自然灾害暴发的频次,并对清政府加强西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进程造成影响。荒政制度作为清代国家治理西南边疆的重要路径,为清朝中央政权巩固和经营西南边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清代云贵地区与周边乃至中原地区的灾赈资源整合与融通,加强了清政府在西南边疆灾荒治理期间的协调联动能力和应急响应能力,并从根本上加快了清代国家“一体多元”的发展进程。边疆治理是当前学界研究的理论与现实热点议题之一。本文以清代云贵地区作为研究的特定时段和区域,以清代国家灾荒赈济的社会治理及其效应为研究对象,对西南边疆地区灾荒期间社会治理的国家应急响应能力进行分析,以多角度地认识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各个面向。同时,基于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的历史维度和现实维度,深入分析清代国家的西南边疆治理能力和基本谱系,对清代国家的西南边疆治理体系以及云贵地区的底层认同和国家认同进行探讨,藉此系统阐释清代灾荒赈济在西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过程中得到深入施行的深层机理和积极效应。
张恒[10]（2018）在《近代甘肃畜牧业转型研究》文中提出19世纪末,在“国门被迫打开”、“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下,在以试验为特征的西方农牧业科学技术的强势介入中,中国传统农牧业也逐渐向近代农牧业曲折迈进。偏居西北内陆而相对闭塞的甘肃,其畜牧业的近代化转型则略显迟滞。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华北危急,南京政府内部及社会各界知识精英,倡议“开发西北”、“建设西北”,以应对外部侵略势力的威胁。政府官员、中外专家学者纷纷组成科学考察团前往甘肃等西北省份调查研究。自此,国民政府内外掀起了开发甘肃在内的西北各省的热潮。通过各类科学考察后,时人提出诸如发展交通、开办教育、移民实边及发展畜牧等开发西北之设想。但经过激烈的讨论之后,其中发展具有传统优势且能因地制宜的畜牧业成为全社会共识。尽管传统畜牧业发展过程中蕴含着诸多优秀的生产手段和技巧。但传统畜牧业的发展确实面临诸多老办法无法解决的难题,故而吸收西方先进的畜牧科学技术以改造本国畜牧业成为一种必然趋势。由于其交通条件相对优越、畜牧资源禀赋高、社会经济环境相对稳定,甘肃成为国民政府畜牧业改良的中心区域。在“开发西北”的战略背景催化下,一大批畜牧改良、推广、教育机构以及畜牧合作社和加工企业在甘肃境内落地。国民政府旨在依托各类不同层次的畜牧机构,采用西方的畜牧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以改良传统畜牧业、培植畜牧人才、推广先进科技,并以甘肃为中心进而辐射西北诸省,继而实现改良和发展甘肃乃至西北畜牧业之目标,最终达成抗战建国之目的。国民政府一系列的畜牧科技改良、教育推广以及畜产加工贸易实践活动,给处于传统落后状态的甘肃畜牧业带来了科学空气和发展契机,使得甘肃畜牧业的发展更为规范、有序和科学。在这一过程中,甘肃地区兴起了科学考察和试验之风;逐渐构建起了畜牧科技改良体系、畜牧教育与科技推广体系;为开发和发展畜牧业催生了合作社、新式加工企业等新因素,促成了甘肃畜牧业贸易的高度商品化和外向化趋势。以上成体系的实践活动成为甘肃畜牧业近代转型的主要标志。尽管由于抗战军兴以及人事浮动所造成的人力财力投入不足,甘肃的畜牧改良事业进行的艰辛异常且收效甚微,致使甘肃畜牧业近代化转型很不彻底,传统畜牧业生产方式依然在该地区占主导地位,并长期处于传统与近代因素并存的状态。但这类实践活动仍值得肯定,在十分艰难的时局下,各级政府即通过近代科学试验等手段使甘肃畜牧业生产方式步入了近代化历程,为新中国成立后甘肃畜牧业的发展奠定了科学基础。
二、西北五省区2003年十月份金融运行情况（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西北五省区2003年十月份金融运行情况（论文提纲范文）
（1）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研究（1945-194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综述 |
| 四、运用史料 |
| 五、研究方法 |
| 六、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抗战胜利后沈阳市教育接收的背景 |
| 第一节 伪满时期日本对东北的殖民教育 |
| 一、殖民教育的行政机构 |
| 二、殖民教育的基本方针 |
| 三、殖民教育的基本内容 |
| 第二节 接收前沈阳市的教育状况 |
| 一、学校教育破坏严重 |
| 二、社会教育残破不堪 |
| 第三节 国民政府接收沈阳 |
| 一、中共政权在沈阳的建立与撤出 |
| 二、国民政府人员抵达沈阳 |
| 三、国民党军对沈阳的军事接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接收的政策与实施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对东北教育的接收政策 |
| 一、教育部东北青年救济处的《整理意见》 |
| 二、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的《东北教育议案》 |
| 三、国民党辽宁省政府制定《复员准则与办法》 |
| 第二节 沈阳市初等教育的接收 |
| 一、国民学校接收概况 |
| 二、对教职员以训练代甄审 |
| 第三节 沈阳市中等教育的接收 |
| 一、国立东北中山中学的回迁 |
| 二、省立中学接收概况 |
| 三、市立中学接收概况 |
| 第四节 沈阳市高等教育的复员 |
| 一、东北临大补习班的设立与困境 |
| 二、国立东北大学的回迁与窘境 |
| 三、专科以上学校师生的甄审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初等教育的重建 |
| 第一节 沈阳市国民学校的重建 |
| 一、国民党沈阳市教育局的设置 |
| 二、市教育经费的来源与支出 |
| 三、划定辅导区设置国民学校 |
| 四、献校祝寿运动徒有虚名 |
| 五、整顿私立小学与私塾 |
| 六、行政组织与校务处理 |
| 第二节 教学重建 |
| 一、贯彻落实“戡乱”方针 |
| 二、教科书缺乏且价格昂贵 |
| 三、教学设备严重匮乏 |
| 第三节 师资训练与薪俸 |
| 一、重视师资训练 |
| 二、教师薪俸微薄 |
| 三、请愿罢教迭起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中等教育的重建 |
| 第一节 沈阳市中等学校的重建 |
| 一、国民党辽宁省教育厅的设置 |
| 二、划分学区与学校设置 |
| 三、筹办东北大学先修班 |
| 四、设立临时中学收容流亡青年 |
| 五、创设市立师范学校 |
| 六、举办暑假补习学校 |
| 七、行政组织与校务处理 |
| 第二节 学生管理与训练 |
| 一、学生费用高昂 |
| 二、奖助金有名无实 |
| 三、救济学生收效甚微 |
| 四、实施童子军训练及军事训练 |
| 五、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补充兵源 |
| 六、组织青年工作队为“戡乱”服务 |
| 第三节 教学重建与师资薪俸 |
| 一、改订教学科目 |
| 二、教学设施匮乏 |
| 三、教师薪俸微薄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高等教育的重建 |
| 第一节 沈阳市高等院校的概况 |
| 一、国立东北大学 |
| 二、国立沈阳医学院 |
| 三、私立东北中正大学 |
| 四、私立辽东学院 |
| 五、私立辽宁医学院 |
| 六、辽宁省立师范专科学校 |
| 第二节 沈阳市高等院校的师生管理 |
| 一、招生与就业 |
| 二、公费及奖学金短缺 |
| 三、教师管理办法 |
| 四、教师薪俸低微 |
| 五、教学设施不足 |
| 第三节 沈阳市学生运动的浪潮 |
| 一、“六二”罢课斗争 |
| 二、反对冬令营的斗争 |
| 三、迁校与反迁校斗争 |
| 四、抗议“七五”惨案运动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社会教育的重建 |
| 第一节 社会教育机构 |
| 一、民众教育馆 |
| 二、图书馆 |
| 三、民众学校 |
| 四、其他机构 |
| 第二节 社会教育内容 |
| 一、识字教育 |
| 二、电化教育 |
| 三、其他教育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2）兰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重点、难点、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兰州市军管会的设立 |
| 第一节 兰州解放 |
| 第二节 兰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设立 |
| 第二章 接收国民政府机构,建立革命秩序 |
| 第一节 安定社会秩序 |
| 第二节 建立人民民主政权 |
| 第三章 经济系统的接收与管理 |
| 第一节 稳定物价 |
| 第二节 恢复和发展生产 |
| 第三节 确定职工待遇,保障人民生活 |
| 第四章 交通、文化等事业的接管 |
| 第一节 交通事业的接管 |
| 第二节 接管文化、教育等单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3）沿黄河九省区水资源承载力评价与障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1.2.1 理论意义 |
| 1.1.2.2 实践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水资源承载力概念 |
| 1.2.2 水资源承载力地域研究进展 |
| 1.2.3 水资源评价方法研究进展 |
| 1.2.4 水资源承载力影响因素研究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点 |
| 1.4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概念界定 |
| 2.1 水资源承载力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1.2 循环经济理论 |
| 2.2 内涵界定 |
| 2.2.1 水资源承载力的内涵界定 |
| 2.2.2 水资源承载力的特征分析 |
| 第三章 沿黄河流域九省区概况 |
| 3.1 地理区位状况 |
| 3.2 地形地貌状况 |
| 3.3 气候水文状况 |
| 3.3.1 气候条件 |
| 3.3.2 水文条件 |
| 3.4 水资源状况 |
| 3.5 社会经济状况 |
| 3.5.1 人口数量 |
| 3.5.2 城市化进程 |
| 3.5.3 经济发展水平 |
| 3.5.4 科学技术水平 |
| 3.6 生态环境状况 |
| 3.6.1 生态环境质量 |
| 3.6.2 污染排放 |
| 3.6.3 环境保护治理 |
| 3.7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沿黄河九省区水资源承载力综合评价 |
| 4.1 模型构建 |
| 4.1.1 水资源承载力子系统间关系 |
| 4.1.1.1 水资源子系统分析 |
| 4.1.1.2 社会子系统分析 |
| 4.1.1.3 经济子系统分析 |
| 4.1.1.4 生态环境子系统分析 |
| 4.1.2 评价指标构建原则 |
| 4.1.3 水资源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1.3.1 水资源子系统指标选取 |
| 4.1.3.2 社会系子统指标选取 |
| 4.1.3.3 经济子系统选取 |
| 4.1.3.4 生态环境子系统选取 |
| 4.1.4 评价指标体系指标筛选 |
| 4.1.4.1 主成分分析法基本原理 |
| 4.1.4.2 KMO与 Bartlett球形检验 |
| 4.1.4.3 主成分结果分析 |
| 4.1.5 评价指标体系二次优化 |
| 4.1.6 评价指标体系可信度分析 |
| 4.1.7 指标数据标准化及权重确定 |
| 4.1.7.1 熵权法确定评价指标体系权重 |
| 4.1.7.2 层次分析法确定评价指标体系权重 |
| 4.1.7.3 指标综合权重 |
| 4.1.8 综合评价模型及分级标准 |
| 4.2 沿黄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水平评价 |
| 4.2.1 沿黄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时空变化分析 |
| 4.2.1.1 沿黄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时序演化分析 |
| 4.2.1.2 沿黄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空间演化分析 |
| 4.2.2 沿黄河流域水资源子系统承载力时空演化分析 |
| 4.2.2.1 沿黄河流域水资源子系统承载力时序演化分析 |
| 4.2.2.2 沿黄河流域水资源子系统承载力空间演化分析 |
| 4.2.3 沿黄河流域社会子系统承载力时空演化分析 |
| 4.2.3.1 沿黄河流域社会子系统承载力时序演化分析 |
| 4.2.3.2 沿黄河流域社会子系统承载力空间演化分析 |
| 4.2.4 沿黄河流域经济子系统承载力时空演化分析 |
| 4.2.4.1 沿黄河流域经济子系统承载力时序演化分析 |
| 4.2.4.2 沿黄河流域经济子系统承载力空间演化分析 |
| 4.2.5 沿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子系统承载力时空演化分析 |
| 4.2.5.1 沿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子系统承载力时序演化分析 |
| 4.2.5.2 沿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子系统承载力空间演化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沿黄河九省区水资源承载力耦合协调性分析 |
| 5.1 模型构建 |
| 5.1.1 耦合度模型 |
| 5.1.2 耦合协调度模型 |
| 5.2 沿黄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耦合度时空分异特征 |
| 5.2.1 沿黄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耦合度时序变化 |
| 5.2.2 沿黄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耦合度空间演化分析 |
| 5.3 沿黄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耦合协调性时空分异格局 |
| 5.3.1 沿黄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耦合协调性时序变化 |
| 5.3.2 沿黄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耦合协调性空间演化分析 |
| 5.4 沿黄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子系统间耦合度时空分异格局 |
| 5.4.1 沿黄河流域子系统水资源承载力耦合度时序变化 |
| 5.4.2 沿黄河流域子系统水资源承载力耦合度空间分异特征 |
| 5.5 沿黄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子系统间耦合协调性时空分异格局 |
| 5.5.1 沿黄河流域子系统水资源承载力耦合协调度时序变化 |
| 5.5.2 沿黄河流域子系统水资源承载力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特征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水资源承载力障碍因素及政策建议 |
| 6.1 模型构建 |
| 6.2 沿黄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障碍度诊断 |
| 6.2.1 准则层障碍因子分析 |
| 6.2.2 沿黄河流域上游省份障碍因子分析 |
| 6.2.3 沿黄河流域中游省份障碍因子分析 |
| 6.2.4 沿黄河流域下游省份障碍因子分析 |
| 6.3 提升沿黄河九省区水资源承载力的对策建议 |
| 6.3.1 青海省水资源承载力提升对策建议 |
| 6.3.2 四川省水资源承载力提升对策建议 |
| 6.3.3 甘肃省水资源承载力提升对策建议 |
| 6.3.4 宁夏水资源承载力提升对策建议 |
| 6.3.5 内蒙古水资源承载力提升对策建议 |
| 6.3.6 陕西省水资源承载力提升对策建议 |
| 6.3.7 山西省水资源承载力提升对策建议 |
| 6.3.8 河南省水资源承载力提升对策建议 |
| 6.3.9 山东省水资源承载力提升对策建议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4）西北干部训练团研究（1939-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创新点与难点 |
| 四、研究设计 |
| 五、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国民党干部训练的缘起与发展 |
| 第一节 国民党干部训练的缘起与演变 |
| 第二节 干部训练的全面开展 |
| 第二章 西北干部训练团的设立与发展 |
| 第一节 西北干部训练团的设立 |
| 第二节 训练工作的开展 |
| 第三节 受训学员的管理 |
| 第三章 训练内容及课程设置 |
| 第一节 精神与政治训练 |
| 第二节 军事训练与军事管理 |
| 第三节 业务训练与业务实习 |
| 第四节 训育实施 |
| 第四章 训练教材与教学管理 |
| 第一节 训练教材的编审与讲授 |
| 第二节 训练成绩的核算与登记 |
| 第三节 学员的日常管理 |
| 第四节 训练经费的管理 |
| 第五章 训练的成效与困境 |
| 第一节 训练成效探析 |
| 第二节 存在的不足 |
| 第三节 问题溯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附录一 :全国各训练机关训练纲领 |
| 附录二 :县级干部人员训练大纲 |
| 附录三 :中央训练团调训办法 |
| 附录四 :《全国各训练机关受训人员类别及其阶层》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5）西北盐务管理局研究（1937-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主要创新点及难点 |
| 四、研究设计 |
| 五、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西北盐务管理局的成立背景 |
| 第一节 盐务组织机构的沿革 |
| 第二节 西北盐务管理概况 |
| 第二章 西北盐务管理局的成立与发展 |
| 第一节 西北盐务管理局的成立 |
| 第二节 西北盐务管理局的组织系统研究 |
| 第三章 西北盐务管理局之产储概况与盐工管理 |
| 第一节 西北盐产概况与收储问题 |
| 第二节 西北盐务管理局之盐工管理与福利问题 |
| 第四章 西北盐务管理局之运营情况与缉私管理 |
| 第一节 西北盐务管理局之运营管理情况 |
| 第二节 私盐与缉私管理 |
| 第五章 西北盐务管理局的作用与影响 |
| 第一节 支援抗战、增税裕国之效 |
| 第二节 保障后方、安军便民之益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6）“包裹里的税收”：近代邮包税研究（1903-1931）（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回顾 |
| (一) 厘金的研究 |
| (二) 邮政的研究 |
| (三) 研究状况评述 |
| 三、研究方法、视角及相关界定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视角 |
| (三) 相关界定 |
| 四、重难点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厘金、邮政与海关:邮包税的诞生与其制度运行背景 |
| 第一节 邮包税的开征背景 |
| 一、“无物不征”的厘金 |
| 二、近代邮政的发展 |
| 三、防杜偷漏:邮政与税收的关联 |
| 第二节 邮包税征收的制度化 |
| 一、邮包税的制度设计 |
| 二、海关邮包税、子口税与邮包税的关系考辩 |
| 三、海关对邮包税的复杂态度 |
| 第二章 渐次推广:北洋政府时期邮包税的演化 |
| 第一节 北洋政府前期邮包税的推广与比较 |
| 一、“国税漏卮”、“复业善后”与甘肃邮包税的创制 |
| 二、各地邮包税的开征及其比较 |
| 第二节 北洋政府后期邮包税的扩张与分析 |
| 一、设局自办与海关、客邮的交涉 |
| 二、邮包税和铁路火车捐:两种运输方式承载的厘金制分析 |
| 第三章 收归部办: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邮包税的国税化 |
| 第一节 出尔反尔:邮包税由裁到收归部办 |
| 一、不断推进的裁厘活动 |
| 二、全国财政会议上官方的定调:“非通过税,与厘金不同” |
| 三、社会各方的反映 |
| 第二节 财政部的制度安排与地方实效窥探 |
| 一、邮包税局的组织及其法规章程 |
| 二、全国邮包税总局对地方分局的管理控制 |
| 三、实效对比:天津邮包税的成功与东三省邮包税的旋起旋灭 |
| 第四章 利益纠葛:邮包税实行中的各种困境 |
| 第一节 税与税之间的冲突 |
| 一、江苏邮包税与产销税之间的矛盾 |
| 二、浙江邮包税与丝绸认捐之间的交涉 |
| 三、邮包税与二五内地税以及统税的瓜葛 |
| 第二节 来自民间的抗议 |
| 一、国货与免税 |
| 二、商业团体的抗争 |
| 第三节 邮包税演进中的自身流弊 |
| 第五章 裁撤厘金:邮包税的裁撤及其后续 |
| 第一节 裁撤厘金背景下各方的呼吁 |
| 一、交通部的推动 |
| 二、商业团体的努力 |
| 三、邮务工会的请求 |
| 第二节 邮包税裁撤后的后续考察 |
| 一、西南、西北地方政府的顽强抵抗 |
| 二、邮资费用是否因邮包税裁废而变化 |
| 三、邮包税局对包裹的查验功能谁来弥补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文化自信视域下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境)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境)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现状评述 |
| 1.3 研究目标、方法及创新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思想渊源与指导思想 |
| 2.1 近代中国铁路倡导者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1.1 盛宣怀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1.2 詹天佑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1.3 梁士诒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1.4 孙中山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1.5 张嘉璈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2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铁路观 |
| 2.2.1 马克思关于铁路的相关论述 |
| 2.2.2 恩格斯关于铁路的相关论述 |
| 2.2.3 列宁、斯大林关于铁路的相关论述 |
| 2.3 中国共产党人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3.1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3.2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3.3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3.4 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3.5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铁路建设的相关论述 |
| 第3章 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基础理论探析 |
| 3.1 基本概念界定 |
| 3.1.1 文化 |
| 3.1.2 铁路文化 |
| 3.1.3 新中国铁路文化 |
| 3.1.4 文化自信 |
| 3.2 新中国铁路文化的结构、特征与功能 |
| 3.2.1 新中国铁路文化的结构 |
| 3.2.2 新中国铁路文化的特征 |
| 3.2.3 新中国铁路文化的功能 |
| 3.3 新中国铁路文化与资本主义国家铁路文化的异同比较 |
| 3.3.1 新中国铁路文化与资本主义国家铁路文化的共同点 |
| 3.3.2 新中国铁路文化与资本主义国家铁路文化的不同点 |
| 3.4 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历程彰显文化自信 |
| 3.4.1 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内涵 |
| 3.4.2 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发展脉络 |
| 第4章 反映文化自信物质成果的新中国铁路物质文化建设 |
| 4.1 新中国铁路建筑文化建设 |
| 4.1.1 有着鲜明时代印记的车站文化建设 |
| 4.1.2 展现深刻时代价值的铁道文化建设 |
| 4.2 新中国铁路收藏文化建设 |
| 4.2.1 有着卓越历史贡献的铁路机车 |
| 4.2.2 有着特殊历史回忆的铁路车票 |
| 4.2.3 有着重要历史价值的铁路纪念章(碑) |
| 第5章 彰显文化自信价值内核的新中国铁路精神文化建设 |
| 5.1 新中国铁路精神生产 |
| 5.1.1 革命斗争精神的传承 |
| 5.1.2 铁路建设精神的彰显 |
| 5.2 新中国铁路文艺创作 |
| 5.2.1 难以消解的文化矛盾心理 |
| 5.2.2 浓郁的红色文化气息 |
| 5.2.3 多样性的铁路文艺表达 |
| 5.3 新中国铁路思想政治工作 |
| 5.3.1 加强理论学习,坚定理想信念 |
| 5.3.2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培育爱国精神 |
| 5.3.3 加强思想政治宣传,增强思想性和政治性 |
| 5.3.4 加强路风教育,展现“人民铁路为人民”的宗旨 |
| 第6章 体现文化自信制度保障的新中国铁路制度文化建设 |
| 6.1 新中国铁路法规制度建设 |
| 6.1.1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铁路法制建设 |
| 6.1.2 改革开放到新时代以前的铁路法制建设 |
| 6.1.3 新时代的铁路法制建设 |
| 6.2 新中国铁路体制建设和党建工作制度建设 |
| 6.2.1 新中国铁路体制建设 |
| 6.2.2 新中国铁路党建工作制度建设 |
| 第7章 塑造文化自信良好形象的新中国铁路行为文化建设 |
| 7.1 新中国铁路安全文化建设 |
| 7.1.1 新中国铁路安全文化建设理念 |
| 7.1.2 新中国铁路安全文化建设实践 |
| 7.2 新中国铁路服务文化建设 |
| 7.2.1 新中国铁路服务文化建设理念 |
| 7.2.2 新中国铁路服务文化建设实践 |
| 7.3 新中国铁路职工业余文化活动建设 |
| 7.3.1 新中国铁路职工业余文化活动建设的意义 |
| 7.3.2 新中国铁路职工业余文化活动建设的实践 |
| 第8章 新中国铁路文化的价值及新时代建设路径探析 |
| 8.1 新中国铁路文化的价值 |
| 8.1.1 国家建设的动脉 |
| 8.1.2 时代精神的表征 |
| 8.1.3 释放人情的场域 |
| 8.1.4 国际舞台的名片 |
| 8.1.5 中国故事的素材 |
| 8.2 加强新时代铁路文化建设的路径 |
| 8.2.1 加强新时代铁路文化建设的原则 |
| 8.2.2 加强新时代铁路文化建设的几点举措 |
| 8.3 创造新时代铁路文化建设新辉煌以增强文化自信 |
| 8.3.1 注入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底气 |
| 8.3.2 “一带一路”倡议下推动中国铁路文化的国际传播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博览轨迹”——铁路文化的实地考察 |
| 附录2:近代中国铁路车站文化略谈 |
| 附录3:改革开放以来部分铁路文学杂志创刊表 |
| 附录4:新中国铁路安全主要法规名录表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及参与科研情况 |
（8）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 0.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0.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0.4 相关概念界定 |
| 第1章 长沙专区社会历史背景 |
| 1.1 长沙专区的人文历史和建制沿革 |
| 1.2 中国历代基层政权的历史变迁 |
| 1.3 晚清及北洋政府时期“自治化”实践 |
| 1.4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自治化”向“行政化”过渡 |
| 1.5 “国家政权内卷化” |
| 第2章 中共基层政权建设的理论来源与实践探索 |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理论来源 |
| 2.2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实践探索 |
| 2.3 “行政化”路径下“党治国家”模式的确定 |
| 第3章 长沙专区的解放与面临的复杂形势 |
| 3.1 长沙专区的解放 |
| 3.2 长沙专区各县人民政府的成立 |
| 3.3 长沙专区新生人民政权面临的复杂形势 |
| 第4章 长沙专区成立初期基层干部队伍建设 |
| 4.1 中共长沙地委领导机构的组建与南下 |
| 4.2 中共南下长沙地委与地下党的会师 |
| 4.3 长沙专区基层干部选拔 |
| 4.4 基层干部的培训与整风 |
| 第5章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与党的权威重塑 |
| 5.1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现状 |
| 5.2 审查党员:保持组织纯洁性 |
| 5.3 公开建党:公开党的组织与发展基层党组织 |
| 5.4 整党建党:健全党委制度与整风整党 |
| 第6章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建政 |
| 6.1 以“城乡兼顾”为工作中心的确定 |
| 6.2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政权的初创 |
| 6.3 区、乡政权的接管和区政府、党委的成立 |
| 6.4 保甲制度的暂时保留 |
| 第7章 “剿匪”及“清匪”运动 |
| 7.1 匪患的形成原因与目标指向 |
| 7.2 剿匪运动的历程 |
| 7.3 主力地方化和地方人民武装的建立 |
| 7.4 全面发动群众,进行清匪斗争 |
| 7.5 镇压反革命 |
| 第8章 “支前征粮” |
| 8.1 征粮运动的必要性 |
| 8.2 “夏借”工作的开展 |
| 8.3 “秋征”工作的开展 |
| 8.4 党政群组织的初建与对民众的初步动员 |
| 8.5 阶级斗争下的“加征大户”和“查挤黑田” |
| 8.6 征粮运动与基层政权的建设 |
| 第9章 “双减反霸” |
| 9.1 “双减反霸”运动的缘起 |
| 9.2 “双减反霸”运动历程 |
| 9.3 双减反霸与党群团组织的初建 |
| 9.4 保甲制度的废除与乡政权的初建 |
| 第10章 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 |
| 10.1 土改的必要性 |
| 10.2 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 |
| 10.3 .土地改革对民众的动员与改造 |
| 10.4 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改造 |
| 第11章 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和乡基层政权的确立 |
| 11.1 乡基层政权的逐步确立 |
| 11.2 民主建政工作的开展 |
| 11.3 《宪法》的颁布与乡(镇)基层政权的正式确立 |
| 第12章 长沙专区基层政权建政特点与历史影响 |
| 12.1 建政特点 |
| 12.2 历史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9）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二、灾荒史研究的问题导向及既有研究成果 |
| 三、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 |
| 四、研究重点和难点 |
| 五、创新与写作基本思路 |
| 第一章 清代云贵地区灾荒发生的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清代云贵地区灾荒发生的自然因素 |
| 一、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 |
| 二、气候变迁的驱动 |
| 三、生态环境变迁的负面效应 |
| 第二节 清代云贵地区灾荒发生的社会因素 |
| 一、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化 |
| 二、云贵地区民族起义的扰动 |
| 三、西方近代化势力的入侵 |
| 第二章 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特征 |
| 第一节 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差异 |
| 一、气象灾害 |
| 二、地震灾害 |
| 三、地质灾害 |
| 四、疫疾灾害 |
| 五、农作物病虫害 |
| 第二节 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灾害产生的后果及影响 |
| 一、灾害对云贵地区农业生产的冲击 |
| 二、灾害对云贵地区财政经济的损耗 |
| 三、灾害对云贵地区民众生活的扰动 |
| 四、灾荒对云贵地区社会文化的影响 |
| 第三章 清代云贵地区荒政制度的施行 |
| 第一节 清代云贵地区荒政的基本程序 |
| 一、清代云贵地区的报灾 |
| 二、清代云贵地区的勘灾 |
| 三、清代云贵地区的审户 |
| 四、清代云贵地区的发赈 |
| 第二节 清代云贵地区救灾的基本措施 |
| 一、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蠲免 |
| 二、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 |
| 三、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借贷 |
| 四、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抚恤 |
| 第四章 清代云贵地区的备荒仓储制度建设 |
| 第一节 清代云贵地区的常平仓建设 |
| 一、清代云贵地区的常平仓设置 |
| 二、云贵地区常平仓的功能 |
| 三、云贵地区常平仓的管理 |
| 第二节 清代云贵地区的社仓建设 |
| 一、清代云贵地区的社仓设置 |
| 二、清代云贵地区社仓的功能 |
| 三、云贵地区社仓的管理 |
| 第三节 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建设 |
| 一、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建设 |
| 二、清代云贵地区义仓的功能 |
| 三、清代云贵地区义仓的管理 |
| 第四节 清末西南边疆地区积谷备荒制度建设 |
| 一、清末西南边疆地区积谷备荒制度推行的原因 |
| 二、清末西南边疆地区积谷备荒制度的建设 |
| 三、清末西南边疆地区积谷备荒制度的实践成效 |
| 第五章 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赈实践路径 |
| 第一节 清代云贵地区的官方救灾实践路径 |
| 一、减免额赋以纾民困 |
| 二、平粜米谷以平市价 |
| 三、赈给银米以裕口食 |
| 四、鼓励垦殖以补种杂粮 |
| 五、捐给养廉银两以资赈济 |
| 第二节 清代云贵地区的民间救灾实践路径 |
| 一、地方官宦倾力捐输 |
| 二、民间绅商慷慨捐赀助赈 |
| 三、民众祭拜神灵以禳弥消灾 |
| 第三节 清代云贵地区的灾后恢复重建实践 |
| 一、修缮城墙以资扞卫 |
| 二、疏挖河道以广“东作” |
| 三、修复桥梁设施以利行旅 |
| 四、修复盐井以利税课征收 |
| 第六章 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案例探讨 |
| 第一节 危机与应对:清道光十三年云南地震灾害救济 |
| 一、清道光十三年云南地震灾情 |
| 二、道光十三年云南地震灾害赈济 |
| 三、道光十三年云南地震灾后重建 |
| 第二节 清光绪朝云南昭通以工代赈的实践路径及成效研究 |
| 一、清朝“以工代赈”在西南边疆实施的原因 |
| 二、光绪十八年昭通府“以工代赈”实践的主导措施 |
| 三、光绪十八年昭通府“以工代赈”实践的辅助举措 |
| 四、光绪十八年昭通府“以工代赈”实践的社会成效 |
| 第三节 清代贵州“新疆”地区自然灾害应急响应 |
| 一、清代贵州“新疆”的开辟 |
| 二、清代贵州“新疆”地区自然灾害发生的背景 |
| 三、清代贵州“新疆”地区自然灾害时空分布特征 |
| 四、清代贵州“新疆”地区的自然灾害应急响应 |
| 第七章 清代云贵地区灾赈实践的区域联动效应 |
| 第一节 清代云贵地区灾赈实践的区域协调联动 |
| 一、云贵地区灾赈物资的应急调运和供给 |
| 二、云贵地区灾荒赈济的“国家干预” |
| 三、云贵地区灾赈期间的乡村秩序维系 |
| 第二节 清光宣时期云南灾赈近代化转型的联动效应 |
| 一、清光宣时期云南灾赈近代化转型的困境 |
| 二、清光宣时期云南的灾赈近代化转型路径 |
| 三、清光宣时期云南灾赈近代化转型的社会效应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及荣获奖励情况 |
| 致谢 |
（10）近代甘肃畜牧业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1.1 学术层面 |
| 1.1.2 现实层面 |
| 1.2 核心概念的说明与界定 |
| 1.2.1 甘肃地区 |
| 1.2.2 畜牧和畜牧业 |
| 1.2.3 畜牧业近代转型 |
| 1.3 研究现状 |
| 1.3.1 甘肃畜牧业近代化问题研究 |
| 1.3.2 甘肃畜牧科技引进与改良研究 |
| 1.3.3 甘肃皮毛加工与贸易研究 |
| 1.3.4 甘肃其他畜产品出口贸易研究 |
| 1.4 研究理论与方法 |
| 1.4.1 研究理论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论文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甘肃传统畜牧业发展环境与困境 |
| 2.1 甘肃传统畜牧业发展的自然环境 |
| 2.1.1 地形多山,草原广袤 |
| 2.1.2 干旱少雨,最宜畜牧 |
| 2.2 甘肃传统畜牧业发展的社会、经济及政治环境 |
| 2.2.1 “畜牧为天下饶”的历史传统 |
| 2.2.2 畜牧为“衣食住行”所需 |
| 2.2.3 政局动荡,治安不靖 |
| 2.3 甘肃传统畜牧业发展困境 |
| 2.3.1 牧民养殖与经营不善 |
| 2.3.2 草原生态系统脆弱 |
| 2.3.3 畜病疫灾害应对能力弱 |
| 2.3.4 畜牧产品开发与贸易方式弊端 |
| 第三章 甘肃传统畜牧业改良思想之酝酿 |
| 3.1 科学考察：畜牧改良的先声 |
| 3.1.1 综合性科学考察 |
| 3.1.2 专业性调查研究 |
| 3.2 开发西北应以畜牧事业为先锋 |
| 3.2.1 时人对开发西北畜牧业的认识 |
| 3.2.2 开发西北畜牧业的设想与计划 |
| 3.3 发展西北畜牧以甘肃为中心 |
| 3.3.1 甘肃畜牧业基础深厚 |
| 3.3.2 甘肃区位条件较优 |
| 第四章 近代甘肃畜牧兽医科技改良 |
| 4.1 各类畜牧科技改良机构的设立 |
| 4.1.1 畜种改进机构 |
| 4.1.2 畜病疫防治机构 |
| 4.1.3 草原及牧草改良机构 |
| 4.2 优良牲畜品种的引进与选育 |
| 4.2.1 西北种畜场的畜种改良 |
| 4.2.2 西北羊毛改进处的羊种改良 |
| 4.2.3 其他畜牧机构的畜种改良 |
| 4.3 西式兽病疫防治科技的应用 |
| 4.3.1 西北兽疫防治处的病疫防治 |
| 4.3.2 西北种畜场的畜病疫防治 |
| 4.3.3 西北羊毛改进处羊只疫病防治 |
| 4.3.4 甘肃省畜牧兽医研究所的疫苗研发 |
| 4.4 牧草的改进及草原的改造 |
| 4.4.1 西北畜牧改良场的牧草培育 |
| 4.4.2 甘肃省农业改进所牧草的引进与试验 |
| 4.4.3 西北羊毛改进处牧草的改良 |
| 4.4.4 水土保持试验区牧草的选育和繁殖 |
| 4.4.5 陇东、河西草原改良实验区草原及牧草改良 |
| 第五章 近代甘肃畜牧教育及牧业科技推广 |
| 5.1 科研院所畜牧人才培养及牧业科技研究 |
| 5.1.1 畜牧兽医人才培养 |
| 5.1.2 畜牧科学技术研究 |
| 5.2 专门机构的设立及畜牧科技推广 |
| 5.2.1 甘肃省农业改进所 |
| 5.2.2 甘肃省农业推广处 |
| 5.2.3 甘肃省农业推广繁殖站 |
| 5.3 畜牧改良机构的生产培训与科技推广 |
| 5.3.1 西北羊毛改进处的养羊科技推广 |
| 5.3.2 西北兽疫防治处举办兽医培训班 |
| 5.3.3 水土保持实验区的科技示范与推广 |
| 第六章 近代甘肃畜牧产品开发与贸易转型 |
| 6.1 畜牧业开发新动力 |
| 6.1.1 畜牧业合作社 |
| 6.1.2 畜牧业贷款 |
| 6.2 畜牧产品加工新形式 |
| 6.2.1 官资畜产品加工企业的兴起 |
| 6.2.2 民间投资兴办的牧场及加工企业 |
| 6.2.3 畜牧改良机构的畜产品加工 |
| 6.3 畜牧产品商品化与市场外向化 |
| 6.3.1 以美欧各国为主要市场的抗战前畜产品贸易 |
| 6.3.2 以苏联为主要市场的抗战后畜产品贸易 |
| 第七章 余论 |
| 7.1 甘肃畜牧改良机构对周边诸省的辐射影响 |
| 7.2 甘肃畜牧业近代化转型的积极意义 |
| 7.3 传统畜牧业生产方式依然占主导地位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读研期间的主要成果 |
四、西北五省区2003年十月份金融运行情况（论文参考文献）
- [1]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研究（1945-1948）[D]. 张磊.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兰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研究[D]. 李鹏怀. 西北师范大学, 2021
- [3]沿黄河九省区水资源承载力评价与障碍因素研究[D]. 唐家凯. 兰州大学, 2021(09)
- [4]西北干部训练团研究（1939-1945）[D]. 王龙.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5]西北盐务管理局研究（1937-1949）[D]. 蒋函秀.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6]“包裹里的税收”：近代邮包税研究（1903-1931）[D]. 孙家丰.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7]文化自信视域下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研究[D]. 邱铁鑫.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6)
- [8]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D]. 孙延青. 湘潭大学, 2019(12)
- [9]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D]. 聂选华. 云南大学, 2019(09)
- [10]近代甘肃畜牧业转型研究[D]. 张恒.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