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民工的城市适应

一、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论文文献综述）

刘韵嫣^[1]（2020）在《家庭服务从业人员的城市适应研究 ——基于广州市的调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工业化和城镇化引起大量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而社会空间转变会给个体带来一种全新生活体验,使之面临全新生活环境,作为外来务工人员的农民工不得不面对城市适应的问题。学界在关注农民工整体的城市适应情况时,也应该看到不同性别或职业的农民工在城市适应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具体情况。伴随着城市家庭服务行业的发展,许多农村女性离开家乡从事家庭服务工作,逐渐成为进城就业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从事其他职业的农民工,家庭服务从业人员显然更多时间、也更近距离接触到城市社会的方方面面,适应对于他们既是完成工作的要求也是融入社会的条件。适应城市并非只是行为和规则的单向学习,还包括深层次的接受与认同。因此对于家庭服务从业人员来说,他们在适应城市的实践过程中会遇到更加多样化以及“时差”和“代差”问题,有必要更加深入开展针对家庭服务从业人员的城市适应研究。广州的家庭服务业是国内发展情况较好的城市之一,从事家庭服务工作的保姆主要为外来农村妇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研究的代表性和典型性。论文通过现有的文献资料以及对十位广州保姆的深度访谈,从经济、社会、文化、心理四个层面研究家庭服务从业人员城市适应的现状、特征以及面临的问题,结合场域理论分析影响城市适应的主要因素,发现城市适应的变化趋势,并得出相关结论和政策建议。从农村到城市,家庭服务从业人员经历的不止是场域的转移还有生活实践的转型。于是论文将城市适应形象地看作场域转移的过程,农村、城市和具体的实践场域分别对城市适应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城市适应则会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适应状态和特点,呈现出一种趋势性适应。当前广州市家庭服务从业人员的城市适应状态主要处于过渡适应期阶段,即表现为具备基本的经济基础、适应意识逐渐增强、多维度的主动适应和身份认同冲突。研究显示,经济适应是实现城市适应的最重要指标,适应城市的生活要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社会适应并不理想,表现为职业主导下的选择性适应;文化适应为半同化状态,基本停留在表面的理解与模仿;心理适应有待提高,现实环境制约进一步的城市认同与融入。总体而言,广州市家庭服务从业人员的城市适应已脱离完全的生存理性。尽管离真正的城市适应还有一定差距,但自我肯定与认同相对提高,权利和平等逐渐凸显,共同促使他们更加积极和能动地适应城市,朝着更全面、深度的适应状态发展。面对城市适应过程中政策安排滞后、城乡惯习差异、个体资本不足、过客心理阻碍,社会各方包括家庭服务从业人员应该积极主动地通过学习提升城市适应能力、各级政府应该从社会公平正义、权益保障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制度和政策方面营造有利于社会融合的大环境,努力化解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矛盾,共同促进城市文明进步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王琳佳^[2]（2020）在《外卖骑手的城市社会融入状况研究 ——以杭州市为例》文中指出在国家积极推动外来人口城市社会融入的相关政策背景下,加上餐饮外卖行业快速发展,造成城市中“外卖骑手”这一新型外来人口人数呈现爆发式增长的态势。外卖骑手作为城市社会结构中的重要部分,其城市社会融入却仍存在问题。一方面是外卖骑手高强度、高风险和高不稳定的工作特质,另一方面是社会制度与城市居民对骑手的限制作用,导致相较于传统外来人口有所不同的外卖骑手,陷入城市融入的尴尬境地。本文通过定量与定性方法相结合来对外卖骑手的城市社会融入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试图描述并阐释骑手在城市中的融入现状、特征及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关建议与对策。从经济、社会、心理和文化三个角度出发,结合社会互动理论、社会资本论和社会认同理论,来研究外卖骑手的社会融入现状。研究发现,外卖骑手的社会融入特征表现在主观融入意愿低、文化和心理维度的融入较难。总结来说,影响外卖骑手城市社会融入的因素有两大方面:一是制度层面,如户籍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对外卖骑手的阻碍等;二是非制度层面,如城市居民对骑手的排斥和偏见,外卖骑手自身的社会资本短缺、自身总体素质不高等。笔者认为为改善城市外卖骑手的社会融入情况,为城市能够健康和谐地向前发展,首先政府要推动制度的优化与改善,完善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其次企业要完善和优化平台关系,提升骑手的福利待遇,完善员工关怀;最后是城市居民与骑手之间要加强社会互动,城市居民逐步消除对骑手的偏见,骑手要拓宽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

梁土坤^[3]（2019）在《二律背反: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的变化趋势及其政策启示》文中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的主体,绝大部分人处于婚恋和生育的黄金阶段,其生育意愿对中国城镇化发展和人口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纵向和横向对比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具有明显的现代性特征。相对于老生代农民工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显着降低,并趋近新生代城—城流动人口;其生育意愿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差异等内部分化显着弱化。而且,基于城市适应理论视角,从经济适应、社会适应、心理适应、制度适应4个维度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城市适应对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的影响呈现代际显着增强的态势。经济适应、社会适应、心理适应程度的提高会显着地降低新生代农民工期望生育子女数。这使得中国城镇化发展与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降低的现象并存,存在城镇化发展与人口可持续发展之间二律背反的矛盾困境。而制度适应却能显着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这为促进城镇化发展和人口可持续发展相协调提供了可能和路径。

史敏^[4]（2018）在《阶层化视角下的农民工社会融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民工规模越来越大,并进入了社会融入阶段。在经历了二十余年的流动后,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形成了我国社会特殊的阶层。他们流动的生命历程有诸多相似之处,在新的社会背景下,产生了阶层化趋势。本研究拟从阶层化的视角探讨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阶层化的过程使不同阶层的人在社会行为、生活方式上有非常明显的差别。阶层化一般有两种研究取向:一是个人社会地位的某些层面如职业、经济收入、生活方式;二是社会阶层的成员资格。阶层化理论认为社会群体的阶层化决定个人采取的社会行动。本研究梳理了中国的阶层理论和农民工的阶层化研究后,将结合阶层化的两种取向,从就业场域、私人生活场域、社区公共场域三个方面研究农民工的阶层化,并分别提出了研究假设。就业场域中,由于劳动力市场分割,农民工的就业以次属劳动力就业和非正规就业为主。生活场域中,农村传统文化和生活习性在农民工的个人生活史上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这种习惯在他们流动到城市后面临现代化的生活生产方式处于劣势状态。农民工进入城市后,社区是其落地的场所,也是除了工作之外,活动时间最多和频率最高的场域,鉴于农民工在目前的城市户籍管理体制下城市身份和资格的问题仍然存在,在社区中仍然存在“外地”、“农村”双重劣势。本研究将使用在厦门、深圳、苏州、东莞四个城市通过问卷调查收集到的农民工数据,建立社会融入的指标体系,包括经济融入、生活融入、心理融入和社会关系融入四个维度,采用CGSS2010城市市民部分的数据进行统计,与农民工阶层化的相关维度进行比较。研究结果显示,农民工处于半融入状态。与城市市民相比,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工作大多处于次属劳动力市场中,劳动权益保障较差,失业风险也偏大,社会保障也差强人意;生活方式上,农民工处于与现代性城市文化较为疏离的状态,消费负担重,休闲上以放松式休闲为主;社区公民身份维度上,农民工已经习得城市基本道德素养,在社区中涉及到资格和权利的社区参与和社区认同要素上,则还没有完全实现。就业维度上,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就业稳定性、就业所有制和就业状态对社会融入有显着性影响,就业稳定性和劳动权益是通过就业满意度的中介效应而影响社会融入。生活方式上,农民工的消费负担限制了农民工经济融入;休闲中的发展型休闲不论是对农民工经济融入还是心理融入都有促进作用;社区公民身份维度上,普遍意义的道德素养并不能提高农民工的社会融入,而涉及到权利的社区参与则能有效促进社会融入,社区认同作为农民工在社区中的主观评价要素也能促进农民工实现社会融入。研究在分析结果的基础上深化农民工阶层化理论和社会融入的相关讨论。不同地区的农民工社会融入差异很大,在经济融入和生活融入上尚可,但是社会关系融入成为短板,农民工出现自我隔离现象。农民工的阶层固化现象非常明显,在制度与市场、社会与个人的共同作用下,被塑造成城市的“打工阶层”,被“区隔”在城市社会体系之外并形成自我隔离。由于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的影响,农民工通过就业向上流动的通道非常窄,只能通过非规就业达到中小企业主的形式达到中产阶层。农民工被固化在城市社会底层,成为“外来底层”,无法实现长距离的社会流动。户籍制度在农民工的阶层固化中扮演了重要作用,城市中心主义使户籍制度在地方层面上变形,农民工在社区仍然被区别对待,被区隔在城市公共生活之外无法实现实质的社区公民身份,社会排斥仍然存在。阶层固化现象在农民工自身生活方式的不断演绎下被不断强化和稳定,农民工被动生存型的生活方式成为身份区隔的内在机制,无法获得社会性成长,并导致其自我排斥。多重劣势累加效应下,农民工遭受的不平等被再次巩固。这种“粘地板”的阶层固化趋势限制了他们融入城市。最后,研究者提出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政策建议。

刘风^[5]（2018）在《社会资本变迁中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 ——基于广东省N区的实地调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30多年来的人口流动过程,亦是流动人口不断分化与融合的过程。在流动人口分化与融合过程中,社会资本成为支撑其不断发挥主动性与能动性,获得身份认同和社会地位的重要资源。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流动人口,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分析流动人口在现代社会的生产、生活与发展情况,通过解析社会资本的变迁,来讨论流动人口从边缘到中心的迁移以及流动人口主体性地生成。在不同角度下,学者对社会资本做出不同解释,且论述的核心相似。即,社会资本是能够带来价值、收益的一种资本形态。无论布迪厄提到的制度化的网络资源,还是科尔曼认为的人和人之间尚需偿还的关系,抑或是帕特南关注的信任、网络或规范要素,奥斯特罗姆强调的在互动模式中呈现的理解、期望、共享知识、规范和规则,又或者是福山论述的有助于个体间可说明的、相互合作的非正式规范,这些解释视角意涵了社会资本两个重要的类型:制度资源和社会关系网络资源。这两类资源为个体或社会在获得价值或收益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从这个角度上讲,社会关系网络资源和制度资源可作为流动人口在现代社会实现社会融合的重要资本——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在流动人口的社会流动行动中得以变迁,成为当今研究我国人口迁移的重要理论视角之一。本文将个体置于制度背景以及社会关系网络中,考察制度与社会关系网络对流动人口在现代社会的生产、生活与发展的具体影响。从这个意义上看,社会资本是流动人口从社会关系网络和制度环境中所可能获得的各类关系资源和制度资源。那么,在学者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把流动人口的社会关系网络资源称为关系资本,把流动人口的制度资源称作制度资本,以制度资本与关系资本这两个社会资本类型为主要分析理路,将流动人口自身携带的或者能够在现代社会中获得的社会资本分为制度资本和关系资本两类。制度资本主要涵盖了从宏观到微观、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的制度资源,例如户籍制度及其派生出来的相关政策规范、地方政策以及创新性规则等;关系资本则主要意涵了从传统到现代、从内部到外部、由非专业到专业的社会关系网络,例如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业缘关系以及与社会组织建立起来的具有成员资格的组织关系。鉴于制度资本与关系资本分属于以国家为中心和以个体为中心的两个不同层面的主体,二者之间通过一定的要素才能发生联系,产生互动关系,于是在二者之间引入行动视角,建立一个制度资本与关系资本互为型塑的分析框架,继而从行动者的行动出发,借由“过程——事件”的分析逻辑,以广东省N区为分析场域,探讨在现代社会中处于社会边缘空间的流动人口是如何利用各类社会资本,实现自我的主体性,进而完成比较华丽的转型。从制度资本的视角来看,对于流动人口而言,他们没有掌握更多地权力,也不是制度的设计者或者具体的政策法规的执行者,他们是在现代社会从事生产、尝试生活、试图发展的群体。他们有的居于底层,有的游走于边缘,有的向上迁移,有的成为群体中的精英。流动人口各式各样的状态,源于他们在一个规则明确的社会中生产、生活与发展,现有的宏观制度不断阻隔着其获得与流入地居民同等的社会对待,致使他们采取多样化的行动去争取权益。比如,流动人口通过钻制度或者政策法规的漏洞获得一定的利益。那么,从社会秩序良性运行的角度来看,流动人口需要一个相对健全的法治环境、具有明确规则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通俗来讲,他们需要一个公平的游戏规则。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得到满足,或者在当下的社会中暂时不能实现,流动人口则会使用自己认为可行的、有效的办法去谋取利益。也就是说,如若有比较明确的、合理的制度资源能够支持流动人口实现其目标,因流动人口而产生社会问题的发生率则会相应递减,流动人口在现代社会创造的价值则会更大。宏观的二元户籍制度是阻碍流动人口实现最优社会融合的重要制度性原因,其产生的影响深远且力度大,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央权力不断下放给地方,制度改革被逐渐提上日程,地方政府尤其是处于改革前沿、敢于创新的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先后出台一系列为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的政策,创新各项有利于流动人口社会参与的规则。制度政策环境从约束到开放的转变,为制度资本的变迁、制度资本的整合提供了更多的空间,从而也为流动人口在规范的制度资本环境中,创造和投资各类关系资本提供了可能性。从关系资本的视角来看,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是流动人口在现代社会生存与发展过程中所拥有的最重要的社会资本。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增加了流动人口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流动的勇气,为流动人口进入完全陌生的社会搭建熟人圈子的桥梁,让流动人口能够获得相对具有安全感的社会环境。毋庸置疑,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是流动人口维持人情、面子的关键关系网络,为促使其进入流入地的落脚区打下基础。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社会规则不断解构原本牢固的熟人圈子时,具有传统社会特征的人情、面子以及各类由此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都被揭开面纱,露出其中的无力感和困顿,新的社会关系网络被需要。因为只有重新建构适应现代社会特征的关系网络,才能实现流动人口较为长远的目标以及扞卫更为重要的、多元的权益。于是,业缘关系、社会组织为载体的组织关系纷纷登场,并显示出更多的优势,帮助流动人口从无力感和困顿中走出。业缘关系与组织关系突出了流动人口工具理性选择的特点,为流动人口的合理性流动以及获得身份认同与向上流动的机会提供了更加稳固且丰富的关系资源,增加了流动人口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在新的、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关系资本引领下,流动人口得以创造更多财富,获得更多权益,实现向上流动,逐渐摆脱边缘性地位,完善主体性意识,完成社会融合。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在现代社会,其关系资本与制度资本是互为型塑的。制度资本离不开关系资本,关系资本也必须在制度资本的制约下才能发挥其最大功能。故而,关系资本与制度资本只有在相互影响中,才会发挥最优的效果。行动是连接制度资本与关系资本的内在逻辑链条:流动人口通过行动来表达自身的需求,促使政府与社会发挥制度资本的正面效应;政府与社会通过行动来推动各项制度资源的合理化,确保流动人口可以搭建更多具有工具理性特点的社会关系网络,满足流动人口的需求。制度资本与关系资本互为型塑的过程,完成了流动人口与现代社会及现代社会居民之间的互动、交换与合作,实现了不同主体间的社会融合,反过来又推动了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变迁、加快实现流动人口的主体性生成目标。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旨在强调:第一,社会资本变迁的过程,即是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过程,主要是因为社会资本逐渐发挥积极的效应,推动着流动人口不断表达自身的需求,激发流动人口从“外围”意识向“内核”意识转变,主动性和能动性逐渐提高;第二,制度资本和关系资本作为社会资本的两个主要类型,二者具有积极效应也有消极效应,消极效应阻碍着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积极效应推动着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现代化、城镇化改变了现代社会固有的社会结构,人口结构出现倒挂、社会分层逐渐调整,经济、社会以及政治环境的转变,促使制度资本和关系资本的消极效应日渐式微,转而发挥更多积极效应,从而推动流动人口获取更多权益。第三,制度资本与关系资本相互依赖,单方面的资本功能不能发挥其最大的价值,也不能解决流动人口所有的社会问题,只有制度资本与关系资本相互配合,共同发挥作用,.才能够从根本上推动流动人口在现代社会的生产、生活和发展。第四,行动要素不可忽视,其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产生的能量较大。行动主体之间只有通过不断地互动、交往,才能够表达最真实的意愿,获得最精准的信息,从而规划最合理的制度,搭建最有效的关系网络。行动对制度资本与关系资本这两种社会资本类型具有粘合性效应。总的来说,社会资本的变迁过程是流动人口在现代社会由被排斥到融合的过程逻辑,投资社会资本,对流动人口在融合过程中的主体性生成具有前瞻性意义。

李荣彬^[6]（2016）在《女性农民工的阶层差异与社会融合——基于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利用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调查数据对女性农民工的阶层差异与社会融合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女性农民工社会融合与其所处社会阶层呈正相关关系;经济能力是女性农民工实现社会融合的基础;经济的异化作用和马太效应导致数量巨大的中下层女性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相比之下,身处上层的女性农民工则常常陷入"不是不愿融入,而且拒绝向下融入"的境地。因此,需要打破各种制度壁垒,实施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改革户籍制度;提供良好就业平台,增加经济收入,为中下层女性农民工提供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减少机会不均等,缩小女性农民工群体的内部差异。

陈永亮^[7]（2016）在《新型城镇化视域下人的观念现代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目前正处于从传统城镇化向新型城镇化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城镇化发展理念的转变、发展模式的创新、发展质量的提升,都离不开人的现代观念与科学思维方式的引领和带动。然而,从目前来看,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还不长,国家的整体现代化水平还不高,人们思想观念的传统性与滞后性还比较强大,与国家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要求还不相适应,阻碍和制约了我国城镇化的持续健康发展,这就凸显了在城镇化中加强人的观念建设、推进人的观念现代化的重要性。本文主要运用理论联系实际和逻辑分析的方法,系统考察了新型城镇化与人的观念现代化的辩证关系,突出强调了人的现代观念对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并根据当前城镇化中人的观念现代化的目标任务、发展现状、面临的风险与困境,集中探讨了在城镇化中如何有效地加强人的观念建设,充分发挥人的观念现代化对新型城镇化的促进作用,意在为城镇化的健康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他山之石”。全文共分七个部分,其逻辑结构和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为引言。着重阐述了本文选题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在梳理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概述本文的主要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点及不足。第二部分考察了新型城镇化与人的发展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城镇化是由人来主导和推动的,人的素质是影响城镇化发展质量的关键因素,人的现代化是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另一方面,城镇化也有利于人的发展。人建设城市,推动城镇化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自身更好的生存与发展。新型城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实现人的现代化、增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己任。由此可见,人的现代化既是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又是新型城镇化本质属性的必然要求,是新型城镇化所承担的重要历史使命,而人的现代化的统帅和灵魂又是人的观念现代化,从而为进一步探讨人的观念现代化与城镇化的辩证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前提。第三部分阐述了人的观念现代化的基本理论,并对新型城镇化与人的观念现代化的辩证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地论证。一方面,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城市以其特有的现代化特质,极大地推动了人的观念进步。新型城镇化为人的观念现代化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和重大的机遇;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也离不开人的观念现代化。人的现代观念是城镇化转型升级、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二者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这样看来,在城镇化中推进人的观念现代化既有极端重要性,又有现实可能性,从而为进一步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理论和现实依据。这一部分是文章的立论基础。第四部分分析探讨了在新型城镇化中,人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思想观念,从而指明了人的观念现代化的目标任务。城镇化是以市场化为基本动力的,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是新型城镇化阔步前行的基本前提。除此以外,推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还需要不断破除制约城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营造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制度环境以及和谐、包容、以人为本的社会氛围。而这些都有赖于人的思想观念的不断文明与进步。因此,符合新型城镇化发展要求的人的现代观念,必须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契合政治文明发展方向、有利于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现代观念体系,从而确立了城镇化中人的观念现代化的目标和方向。第五部分对照新型城镇化中人的观念现代化的目标要求,有针对性地考察审视了当前我国人的思想观念现状。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观念文明程度有了长足进展,但是从目前来看,人们思想观念中的传统性因素还很顽强,与现代化的发展要求还不相适应,人的意识观念整体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尚未从根本上得以改变,给城镇化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人的观念现代化依旧任重而道远。第六部分考察了当前城镇化中人的观念现代化所面临的风险和现实困境。城镇化时期正值我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因此,城镇化发展和人的发展也明显呈现出社会转型期所特有的阶段性特点,即“过渡性”和不完善性。该部分较为系统地考察了这一时期我国在文化发展、社会形态和制度建设方面所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矛盾,以及这些问题给人的观念现代化所带来的现实困境与挑战。由此看来,当前人的观念建设既面临重大机遇,又存在着一定的风险与挑战,这将是我们在新型城镇化中推进人的观念现代化所长期面临的现实语境。第七部分是对新型城镇化中人的观念现代化的原则与对策的研究。这是文章的最终落脚点,也是本文的重点。针对城镇化中人的观念现代化的自身特点和发展规律、目标要求和现实差距、内在机制与外部环境、本质属性与发展趋势,文章提出了当前推进人的观念现代化的指导原则和具体对策,以期能够抓住发展机遇,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困境,以更加文明和现代的思想观念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徐高鹏^[8]（2015）在《传播学视野下新生代农民工公民意识萌芽研究》文中提出在当代政治权利的话语体系中,农民工与“公民”是相互区隔的身份概念。在探讨公民问题时,我们习惯于把农民工群体排除在外,然而这却背离现代政治社会的基本规范。台湾学者吴介民认为,在一个成熟的政治共同体中,每个公民都应享有平等的身份与公民权利,这是现代民主社会政治理论的一项规范性预设。可见,户籍制主导下的公民身份排除机制并不合理,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也并不天然地被排斥于“现代公民”之外。事实上,在多元媒介环境中,新生代农民工正通过构建新的人际网络、接受组织规训等途径,重塑主体意识、习得现代规则观念并进一步获取公共理念。追求平等和包容的公民意识,已成为他们顺利融入城市的重要推动力。本文通过观察传播学视域下新生代农民工公民意识的萌芽和生成的过程,来分析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及大众传播三种不同层级的传播形态对他们公民意识形成有何差异化影响。研究发现,公民意识由萌芽到形成是一个不断深化的动态过程,这表现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就主要包括主体意识觉醒、规则观念习得和公共理念获取等几个阶段。在不同的公民意识发展阶段,人际、组织和大众传播各自发挥不同影响。粗略来说,在主体意识觉醒阶段,人际传播起主导作用;在规则观念习得阶段,企业和NGO的培训最为重要;而公共理念的获取则和大众媒介密不可分。随着新媒体的兴起,新生代农民工开始在公共空间发声,新媒体成为他们提出政治诉求、维护个人权益的重要工具。可以说,传播环境的变化,对新生代农民工公民意识的产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杨菊华^[9]（2015）在《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通过对2013年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个人数据和社区数据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以经济整合、社会适应、文化习得和心理认同四个维度测量,发现流动人口的总体社会融入水平一般,且各维度的融入状况差别较大:制度约束和结构排斥使得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融入进程严重滞后于文化和心理方面的融入,凸显融入的差异性;乡—城流动人口的融入水平不如城—城流动人口的融入水平,表现出融入的分层性;良好的社区服务与接纳环境可有效推进融入进程,凸显融入的社区依赖性;流入地和流出地以及流动人口和本地市民的联接影响流动人口的融入进程,凸显融入的互动性。推进融入既需要个人的努力,更需要消除歧视、排斥的制度障碍,以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社区氛围。

李强,李凌^[10]（2014）在《农民工的现代性与城市适应——文化适应的视角》文中研究指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是我国城镇化建设中的重要议题,如何处理乡土性和现代性的关系是城市适应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文化适应的研究视角在理论和方法上均能为我国农民工城市适应的研究提供借鉴。首先,个人的现代性与乡土性并非彼此对立,而是相互独立、可以共存的两个独立维度,农民工接受城市文化的同时也可以适度地保持原有文化。其次,农民工的城乡双重文化经验对其城市适应具有双重作用,研究中应更着意于挖掘其对培养现代性和提高适应能力的积极价值,避免消极作用。第三,在关注农民工自身特点的同时,不可忽视城市社会和城市居民的态度在农民工适应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最后,在探讨城市适应这一论题时,应对三个方面的异质性给予足够的重视,即研究对象的不同特点、适应结果的不同层面以及不同的生活领域。

二、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论文提纲范文）

（1）家庭服务从业人员的城市适应研究 ——基于广州市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2）外卖骑手的城市社会融入状况研究 ——以杭州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3）二律背反: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的变化趋势及其政策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4）阶层化视角下的农民工社会融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社会资本变迁中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 ——基于广东省N区的实地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6）女性农民工的阶层差异与社会融合——基于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新型城镇化视域下人的观念现代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传播学视野下新生代农民工公民意识萌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农民工的现代性与城市适应——文化适应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论文参考文献）

• [1]家庭服务从业人员的城市适应研究 ——基于广州市的调查[D]. 刘韵嫣.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2020(02)
• [2]外卖骑手的城市社会融入状况研究 ——以杭州市为例[D]. 王琳佳.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3]二律背反: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的变化趋势及其政策启示[J]. 梁土坤.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3)
• [4]阶层化视角下的农民工社会融入研究[D]. 史敏. 厦门大学, 2018(07)
• [5]社会资本变迁中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 ——基于广东省N区的实地调查[D]. 刘风.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 [6]女性农民工的阶层差异与社会融合——基于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实证研究[J]. 李荣彬. 青年研究, 2016(05)
• [7]新型城镇化视域下人的观念现代化研究[D]. 陈永亮. 辽宁师范大学, 2016(05)
• [8]传播学视野下新生代农民工公民意识萌芽研究[D]. 徐高鹏. 南京大学, 2015(06)
• [9]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研究[J]. 杨菊华. 中国社会科学, 2015(02)
• [10]农民工的现代性与城市适应——文化适应的视角[J]. 李强,李凌.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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