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34例胸腔积液临床检测结果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耿立惠[1]（2022）在《内科胸腔镜联合闭式胸膜活检术在不明原因胸腔积液中的临床诊断价值》文中研究说明目的观察内科胸腔镜联合闭式胸膜活检术在不明原因胸腔积液中的诊断价值。方法对2016年6月至2019年6月江苏省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的150例胸腔积液患者行闭式胸膜活检术和胸腔积液细胞学等检查,不能明确诊断者内科胸腔镜检查。结果 150例胸腔积液患者有44例找到肿瘤细胞,其中3例细胞数太少无法明确病理类型,胸腔积液细胞学阳性率27.3%（41/150）。150例胸腔积液患者均行闭式胸膜活检术,其中33例结核性胸膜炎,38例恶性肿瘤,闭式胸膜活检术阳性率47.3%（71/150）。闭式胸膜活检术联合胸腔积液细胞学阳性率66.0%（99/150）。51例患者内科胸腔镜检查,其中21例结核性胸膜炎,28例恶性胸腔积液,1例炎性胸腔积液,1例未明确诊断,内科胸腔镜阳性率98.0%（50/51）。恶性胸腔积液组外周血CEA、胸腔积液CEA、胸腔积液CEA/血CEA比值高于结核性胸腔积液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结核性胸腔积液组ADA高于恶性胸腔积液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闭式胸膜活检术和内科胸腔镜检查均未发生严重并发症。结论对于原因不明的渗出性胸腔积液,胸腔积液细胞学和胸膜活检应作为常规诊断手段;内科胸腔镜作为补充,提高诊断阳性率。
涂宇琴,吴燕,陆云峰,陈特,毕小云[2]（2021）在《基于胸腔积液生物标志物和CT征象的肺癌风险模型的建立与验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利用生物标志物与CT征象建立肺癌风险模型,以期为伴有胸腔积液的肺部良恶性病变的诊断提供依据。方法纳入1 664例胸腔积液患者中筛选出训练集460例,验证集134例,根据临床-放射学及实验室参数纳入20个危险因素。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建立两个列线图模型（模型1、模型2）,并对模型进行外部验证。用曲线下面积（AUC）来量化模型预测区分能力,以Delong检验进行AUC的比较,并通过校准曲线和决策曲线分析评价模型及其临床应用价值。结果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肿瘤病史,胸腔积液癌胚抗原（CEA）、细胞角蛋白19片段（CYFRA21-1）、清蛋白/球蛋白比值（A/G）,以及肿块最大直径、空气支气管征、分叶征和血管集束征为肺癌的危险因素。模型1与模型2在训练集中AUC分别为0.979（95%CI:0.968～0.991）和0.932（95%CI:0.909～0.955）,两组AUC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在验证集中AUC分别为0.911（95%CI:0.861～0.961）和0.846（95%CI:0.776～0.917）,两组AUC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9）。在诊断分类表中两个模型的正确分类比例分别为86.6%和82.1%。决策曲线分析表明在50%的阈值概率下模型1的净效益为45.0%,模型2为39.8%,并且在校准曲线中前者的预测值与实际值显示了更好的一致性。结论通过验证,胸腔积液生物标志物和CT征象结合构建的模型可用于评估伴有胸腔积液的肺部病变的癌症风险。
冶学燕[3]（2021）在《基于蛋白组学技术筛选结核性胸腔积液的潜在生物标志物》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结核性胸腔积液（Tuberculous pleural effusion,TPE）的诊断通常采用多个技术联合或多个诊断要素联合进行综合诊断,但确诊依然比较困难,寻找高特异度的生物标志物用于TPE的诊断是目前研究的热点问题。本研究采用数据非依赖采集（Data independent acquisition,DIA）定量蛋白组学技术对TPE与其他性质的胸腔积液进行蛋白组学的比较分析,初步筛选出TPE的差异表达蛋白,通过生物信息学研究手段进一步筛选与结核病关系更为紧密的差异表达蛋白,并应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进行验证,旨在为TPE的诊断与鉴别诊断寻找新的潜在标志物。方法:采用DIA定量蛋白组学技术对8例TPE组胸腔积液样本、7例恶性胸腔积液（Malignant pleural effusion,MPE）组胸腔积液样本和5例类肺炎性胸腔积液（Parapneumonic effusion,PPE）组胸腔积液样本进行差异表达蛋白的比较分析,设置表达倍数（Fold change,FC）>1.5倍或FC<0.67倍（P-value<0.05）为标准初步筛选出TPE组的差异表达蛋白,并通过如下步骤进一步筛选出TPE的潜在标志物,即通过Blast2 Go软件和KAAS软件对初步筛选出的TPE组差异表达蛋白进行生物信息学功能分析,选择在PPI网络中交联次数≥5次和KEGG通路中出现次数≥3次的TPE组差异表达蛋白以及TPE组中单独表达的蛋白,并经文献挖掘后筛选出与结核病关系更为紧密的蛋白作为TPE的潜在标志物。应用ELISA方法,通过另外三组胸腔积液样本（TPE组29例、MPE组31例和PPE组22例）对筛选出的TPE潜在标志物进行验证,并评估该潜在标志物在TPE中的诊断价值。结果:（1）TPE组与MPE组比较,筛选了44个差异表达蛋白（10个蛋白在TPE组上调,34个蛋白在TPE组下调）;TPE组与PPE组比较,筛选了74个差异表达蛋白（3个蛋白在TPE组上调,71个蛋白在TPE组下调）。初步共筛选出TPE组118个差异表达蛋白。（2）GO功能注释显示118个差异表达蛋白主要定位于细胞外区、细胞区等区域,参与了细胞过程、刺激反应、免疫系统调节、黏连、分子功能调节等功能。KEGG通路分析显示上调的差异表达蛋白主要富集在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肺结核、NOD样受体信号通路等通路,下调的差异表达蛋白主要富集在突触囊泡循环、生物素代谢等通路。PPI网络分析显示,TPE组与MPE组的44个差异表达蛋白PPI网络的蛋白节点数为37个;TPE组与PPE组的74个差异表达蛋白PPI网络的蛋白节点数为46个。（3）初步筛选出的118个TPE差异表达蛋白在PPI网络中蛋白交联次数≥5次的有33个,进一步KEGG通路分析出现次数≥3次的有10个,另外TPE组中单独表达蛋白有5个,对15个差异表达蛋白经文献挖掘后,最终筛选出了7个TPE潜在标志物（CORO1A、TUBB、SAA1、AGT、ICAM-1、HSPG2和IGF-2）。（4）ELISA结果显示,TPE组的CORO1A、TUBB、SAA1和AGT浓度均高于MPE组和PPE组（P<0.05）,MPE组与PPE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TPE组中ICAM-1和HSPG2浓度均高于MPE组（P<0.05）,TPE组与PPE组、MPE组与PPE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IGF-2浓度在三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CORO1A、TUBB、SAA1和AGT的ROC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分别为0.857、0.935、0.833和0.875,灵敏度分别为0.724、0.862、0.724和1,特异度分别为0.962、0.981、0.962和0.774。结论:（1）本研究采用DIA定量技术能够对TPE、MPE和PPE的蛋白组学进行有效分析,并通过生物信息学研究手段进一步筛选出TPE的差异表达蛋白。（2）本研究初步验证的CORO1A、TUBB、SAA1和AGT在TPE的诊断中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特异度,为TPE的诊断与鉴别诊断提供了新的方向。
谈洁[4]（2021）在《白细胞介素-6、白细胞介素-12对结核性胸腔积液的诊断价值》文中研究表明目的:通过测定不同类型胸腔积液中IL-6和IL-12的浓度水平,探究其对结核性胸腔积液的诊断价值。方法:根据纳入标准,从2019年9月至2021年1月间在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住院治疗的不明原因胸腔积液患者中,选取行胸腔穿刺引流术或内科胸腔镜检查取得明确病理诊断的患者66例,排除2例不符合本次研究标准的患者,最终纳入64例患者进入本研究。收集患者胸腔积液,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胸腔积液中IL-6和IL-12浓度。根据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画出受试者工作特殊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根据曲线下面积对比检测指标的诊断效能,并计算出最佳诊断阈值以及相应的灵敏度和特异度,来评价检测指标对疾病诊断价值。结果:1.对4组胸腔积液中的IL-6水平进行比较,其中脓胸组最高为685.447（548.55,811.36）pg/m L,其次为结核性胸腔积液组（简称为结核组）为492.728（330.60,653.16）pg/m L,恶性胸腔积液组（简称为恶性组）134.88（71.72,253.32）pg/m L,类肺炎性胸腔积液组（简称为类肺炎组）为48.55（35.82,68.95）pg/m L。结核组与恶性组、类肺炎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p<0.001）,结核组与脓胸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63）。ROC曲线结果提示:IL-6的曲线下面积为0.767,通过计算得出胸水中诊断结核性胸腔积液IL-6的最佳临界值为281.031 pg/m L（结核组与类肺炎组、恶性组相比,除外脓胸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0.77%和87.10%。2.对4组胸腔积液中的IL-12浓度进行比较,其中结核组最高,为4.62（3.90,5.64）pg/m L,其次是脓胸组为4.257（1.37,5.32）pg/m L、类肺炎性组为2.369（0.46,4.07）pg/m L、恶性组为1.319（0.44,2.480）pg/m L,其中结核组与恶性组、类肺炎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p=0.005）,结核组与脓胸组相比无统计学意义（p=0.261）。ROC曲线结果提示:IL-12曲线下面积为0.843,通过计算得出胸水中诊断结核性胸腔积液IL-12的最佳临界值为3.758 pg/m L（结核组与恶性组、类肺炎组相比,除外脓胸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0.77%和90.32%。3.对测得的胸腔积液IL-6、IL-12水平结果进行平行联合检测,其敏感度、特异度是96.15%、65.38%,进行系列联合检测时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是80.65%、96.77%。与单独测定胸腔积液中IL-6、IL-12的灵敏度相比,平行联合检测的灵敏度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c2=11.586,p=0.001;c2=11.586,p=0.001）;与单独测定胸腔积液中IL-6、IL-12水平相比,系列联合检测时的特异度升高,其中系列联合检测时的特异度与单独测定IL-6水平的特异度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c2=6.306,p=0.012）;与单独测定IL-12水平的特异度相比差异无明显统计学意义（c2=3.445,p=0.063）。结论:1.结核性胸腔积液中IL-6水平明显高于恶性及类肺炎性胸腔积液组,但与脓胸组差异不明显,若作为结核性胸腔积液的诊断价值的辅助实验室指标时应注意除外脓胸。2.结核性胸腔积液中IL-12水平明显高于恶性组及类肺炎性胸腔积液组,但与脓胸组差异不显着,若作为结核性胸腔积液的诊断价值的辅助实验室指标时应注意除外脓胸。3.胸腔积液中IL-6和IL-12的诊断价值进行平行联合检测时,更有助于诊断结核性胸腔积液;进行系列联合检测时,更有助于排除结核性胸腔积液的诊断,因此,此两项指标对于诊断结核性胸腔积液有意义。
吕美慧[5]（2021）在《胸腔镜术在40例儿童胸膜腔疾病中的诊治应用》文中认为目的:对40例存在胸膜腔疾病的患儿进行病因诊断分析,并探究胸腔镜术在胸膜腔疾病患儿中的诊断与治疗意义。方法:研究对象为2016.3月-2020.10月于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小儿呼吸二科住院治疗的存在胸膜腔疾病,且符合胸腔镜术检查适应证的患儿共40例。对其临床表现、常规辅助检查以及胸腔镜检查及治疗等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1、本研究中行胸腔镜术患儿的适应证如下:通过胸部超声或肺部影像学检查可明确,40例患儿存在不同程度的胸腔积液;均于术前积极行抗感染治疗,效果欠佳。其中提示胸腔积液呈包裹性或其内可见网格状、蜂窝状者25例;胸膜增厚者4例;40例患儿中有13例,于手术前行胸腔穿刺术下胸腔闭式引流术,其结果均为失败或引流效果不佳;2、胸腔镜术检查结果:本研究中40例患儿行胸腔镜术检查后24例（60.00%）患儿做出明确诊断。其中确诊结核性胸膜炎者17例（42.50%）;化脓性胸膜炎7例（17.50%）;余下16例（40.00%）结合临床表现,诊断不同病因引起的纤维分隔型胸腔积液,其中10例病原学提示支原体感染。3、胸腔镜术治疗:40例患儿均行胸腔镜术治疗17例结核性胸膜炎患儿于镜下使用腔镜无损伤钳、抓钳和吸引器等剥离、抓取纤维分隔和粘连,钝性分离胸膜;胸膜粘连严重处予以电钩烙断分离;留取胸水样本送检,选取炎性结节较多的脏层胸膜处,电钩环形烧灼后,用无损伤钳抓取胸膜送检病理科,明确诊断。16例胸腔积液患儿于镜下打开纤维素分隔,清除胸腔积液,使胸膜腔由多房变成一个腔,从而达到便于引流及冲洗的目的;部分患儿选取炎症较重胸膜处,用无损伤钳抓取胸膜送检病理;7例化脓性胸膜炎患儿,均于镜下使用清除大量脓苔及胸膜腔纤维素分隔,对于部分胸膜表面形成纤维板患儿,造成肺膨胀不良者,行纤维板剥脱术,减少肺不张的发生。结论:胸腔镜术是诊断及治疗胸膜腔疾病的重要方法;
兰玉珠[6]（2021）在《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中SHOX2和RASSF1A DNA甲基化检测对肺癌的诊断价值》文中指出目的评价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中人矮小同源盒基因（SHOX2）和RAS相关结构域家族1A基因（RASSF1A）甲基化对肺癌的诊断价值。对比分析BALF中SHOX2和RASSF1A基因甲基化、BALF液基薄层细胞病理学以及外周血癌胚抗原（CEA）的检测结果,评价这三种方法对肺癌的诊断效能和临床应用价值。方法选择2019年6月～2020年1月在我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和胸外科门诊及住院的符合纳入标准的60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支气管镜下收集研究对象的BALF,通过实时荧光定量甲基化特异性PCR（q MSP）测定BALF中SHOX2和RASSF1A基因甲基化状态。同时收集肺组织标本驱动基因EGFR、ROS1、ALK、BRAF突变检测结果、BALF中液基薄层细胞病理学和外周血CEA的检测结果。依据组织病理学结果,将研究对象分为肺癌组及非肺癌组,分析BALF中SHOX2和RASSF1A基因甲基化、BALF中液基薄层细胞病理学和外周血CEA对肺癌的诊断的灵敏度及特异度,并构建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计算曲线下面积（AUC）以评价不同检测方法对肺癌的诊断效能。使用Spearman相关分析及Fisher确切概率法分析肺癌患者中不同病理类型、TNM分期、影像学特征以及肺组织驱动基因检测与BALF中SHOX2和RASSF1A基因甲基化状态的相关性。结果1.BALF中SHOX2和RASSF1A基因甲基化诊断肺癌灵敏度为45.5%,特异度为100.0%,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BALF中SHOX2和RASSF1A基因甲基化诊断肺癌的AUC值为0.727（95%CI:0.598～0.856）,与BALF中液基薄层细胞病理学（AUC值为0.716,95%CI:0.584～0.847）和外周血CEA（AUC值为0.565,95%CI:0.398～0.732）相比,对肺癌的诊断效能更佳。将BALF中SHOX2和RASSF1A基因甲基化与BALF中液基薄层细胞病理学以及外周血CEA联合检测时,AUC值可提高至0.813（95%CI:0.706～0.921）,诊断效能进一步提升。2.肺癌组BALF中SHOX2和RASSF1A基因甲基化状态与影像学中病灶大小、病灶部位、病灶性质、胸膜增厚、支气管截断征、胸膜凹陷征以及肺气肿之间具有相关性（P<0.05）;按胸部CT病灶直径大小进行分组,病灶直径为1～3 cm以及3～5 cm分组中,BALF中SHOX2和RASSF1A基因甲基化对肺癌的灵敏度高于BALF中液基薄层细胞病理学和外周血CEA检测。3.针对进行驱动基因检测的31例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基因检测结果分析:EGFR基因突变率为80.6%（25/31）;在BALF中SHOX2和RASSF1A基因甲基化检测阳性患者中,EGFR基因突变率72.7%（8/11）,BALF中SHOX2和RASSF1A基因甲基化检测结果与NSCLC患者驱动基因EGFR突变无相关性（P>0.05）。结论1.BALF中SHOX2和RASSF1A基因甲基化在肺癌患者中阳性率明显高于非肺癌患者且特异性高,SHOX2和RASSF1A基因甲基化检测可辅助鉴别肺部良恶性病变。2.BALF中SHOX2和RASSF1A基因甲基化对肺癌有较好的诊断效能,其联合BALF中液基薄层细胞病理学以及外周血CEA检测,可以进一步提高对肺癌的诊断效能。3.针对肺部病灶直径为1～3 cm、3～5 cm的患者,BALF中SHOX2和RASSF1A基因甲基化检测诊断灵敏度优于BALF中液基薄层细胞病理学以及外周血CEA检测。BALF中SHOX2和RASSF1A基因甲基化可辅助影像学疑似肺癌患者进一步明确诊断。4.BALF中SHOX2和RASSF1A基因甲基化检测结果与NSCLC患者肺组织驱动基因EGFR突变无相关性。
赵贻君[7]（2021）在《892例儿童胸腔积液临床特征分析》文中研究指明目的:探讨住院儿童胸腔积液的病因及临床特征。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9月-2020年9月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收治892例儿童胸腔积液的住院患儿临床资料,通过分析其临床表现及辅助检查,总结儿童胸腔积液常见病因及临床特点。结果:（1）892例儿童胸腔积液的病因中,感染因素最常见（97.53%）。不同年龄阶段的患儿,其感染的病原不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X2=255.102,p=0.001）。≤3岁的婴幼儿以化脓性细菌感染和混合感染为主;3-7岁的儿童中肺炎支原体感染最常见（25.27%）,但肺吸虫、化脓性细菌感染以及混合感染均占有较高比例（分别为22.42%、19.93%和19.93%）;>7岁的儿童中,肺吸虫感染和结核感染比例最高（分别为31.10%和24.93%）。（2）892例儿童胸腔积液中,包裹性胸腔积液50例,大量胸腔积液113例（12.67%）,中量胸腔积液166例（18.61%）,少量胸腔积液563例（63.12%）。其中,结核感染的患儿以中至大量胸腔积液最常见（60.80%,76/125）,包裹性胸腔积液以化脓性细菌感染和结核感染最常见,分别占比46%和24%（23/50和12/50）。（3）胸腔积液定位中,左侧269例（30.22%）,右侧301例（33.74%）,双侧322例（36.10%）。合并其他浆膜腔积液以肺吸虫感染最常见,占比55.68%（98/176）。（4）215例患儿可检出细菌,最常见的细菌为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MRSA（三者在检出细菌中分别占比41.22%、18.32%和8.40%）。123例患儿检出病毒,最常见的病毒为腺病毒（41.30%）。（5）胸水培养中仅有24例患儿细菌培养结果阳性,主要细菌为肺炎链球菌、MRSA、铜绿假单胞菌,分别占比50%（12/24）、16.67%（4/24）和16.67%（4/24）。其胸水培养结果中占首位的细菌为肺炎链球菌,与痰培养结果一致。（6）治疗上,行外科手术治疗的患儿中以肺吸虫感染（48.65%,90/185）和化脓性细菌感染（36.70%,80/218）多见。结论:（1）儿童胸腔积液以感染因素为主,其主要病原依次是化脓性细菌、肺炎支原体、肺吸虫、结核分枝杆菌。（2）不同年龄阶段其病原分布不同,≤3岁的婴幼儿以化脓性细菌感染为主;3-7岁的儿童中肺炎支原体感染最常见;>7岁的儿童,肺吸虫感染最常见。（3）中至大量胸腔积液的病原主要为肺吸虫及结核分枝杆菌。（4）病毒感染也可引起胸腔积液,以单侧、少量胸腔积液为主,临床中较为少见,其病原以腺病毒为主。
王影[8]（2021）在《不同检查技术诊断恶性胸腔积液的阳性率》文中研究说明目的:探讨胸腔积液细胞学、CT引导穿刺活检及内科胸腔镜等不同检查技术诊断恶性胸腔积液（malignant pleural effusion,MPE）的阳性率,并分析临床意义。方法:收集大连市中心医院自2012年1月至2018年12月临床资料完整、已确诊的MPE。收集所有病例的年龄、性别、吸烟史、基础疾病史等临床资料以及肿瘤标志物、影像学检查、胸水常规、脱落细胞涂片、细胞块病理、内科胸腔镜（medical thoracoscopy,MT）、CT引导胸膜活检、电视辅助胸腔镜手术（video-assisted-thoracoscopic-surgery,VATS）等检查结果,分析恶性胸腔积液的临床特征以及不同检查技术的阳性检出率。结果:纳入MPE病例304例,包括男性150例,女性154例,平均年龄（68.23±12.51）岁。单侧胸腔积液255例,双侧胸腔积液49例,以胸腔积液为首发症状的79例。1.304例MPE病因分布:肺癌202例（66.5%）、乳腺癌19例（6.3%）、恶性间皮瘤17例（5.6%）、女性生殖系统肿瘤11例（3.6%）、消化道肿瘤9例（3%）、血液系统肿瘤7例（2.3%）、泌尿系统肿瘤2例（0.7%）、胸腺瘤4例（1.3%）、其他6例（2%）、原发灶不明27例（8.9%）。肺癌和乳腺癌为MPE的最常见病因,其次为恶性间皮瘤和女性生殖系统肿瘤。2.胸腔积液细胞学的阳性率:脱落细胞涂片检查258例,有147例（57%）阳性,细胞块病理检查118例,有87例（73.7%）阳性,细胞块病理比脱落细胞涂片具有更高的阳性检出率（?2=9.668,P=0.002）。103例病例同时行脱落细胞涂片及细胞块病理检查,脱落细胞涂片阳性38例（36.9%）,细胞块病理阳性76例（73.8%）,两者联合诊断阳性83例（80.6%）,两种技术联合应用可进一步提高检出率（?2=42.238,P=0.000）。3.肿瘤标志物阳性率:肺癌组中血清癌胚抗原（s CEA）、血清细胞角蛋白19片段（s CYFRA21-1）、胸腔积液癌胚抗原（p CEA）阳性检出率明显高于其他肿瘤组,差异存在统计学显着性（?2=26.676,41.421,24.777,P=0.000,0.000,0.000）。胸腔转移（包括胸膜、肺及纵隔淋巴结）肺癌的s CEA、s CYFRA21-1、p CEA表达水平明显低于远处（包括肝脏、骨骼、脑部等）转移,两者的差异存在统计学显着性（Z=-4.837,-3.622,-2.321,P=0.000,0.000,0.020）。4.内科胸腔镜（MT）检查的阳性率及镜下特征:73例进行了MT检查,67例（91.8%）为阳性。70例同时行MT和胸腔积液细胞学检查,MT阳性64例（91.4%）,胸腔积液细胞学阳性22例（31.4%）,MT的阳性率明显高于胸腔积液细胞学阳性率（?2=36.75,P=0.000）。MT镜下提示结节样病变69例（90.8%）,胸膜粘连49例（64.5%）,胸膜充血21例（27.6%）,胸膜增厚4例（5.3%）。MPE内科胸腔镜下特征以结节样病变及胸膜粘连最常见,其次是胸膜充血及胸膜增厚。5.CT引导下穿刺活检（包括胸膜穿刺活检、肺穿刺活检）阳性率:经CT引导下胸膜活检25例,阳性25例（100%）。CT引导下肺穿刺活检25例,阳性23例（92%）,总阳性检出率96%。与内科胸腔镜阳性率（91.8%）相比,两项检查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显着性（?2=0.869,P=0.350）。43例同时进行了胸腔积液细胞学和CT引导下穿刺活检,胸腔积液细胞学阳性18例（41.9%）,CT引导穿刺阳性41例（95.3%）,两种诊断方法阳性检出率的差异存在统计学显着性（?2=19.592,P=0.000）。6.其他检查阳性率:经支气管镜检查49例,阳性20例（40.8%）。VATS检查16例,阳性16例（100%）。超声引导颈部或锁骨淋巴结穿刺6例,阳性6例（100%）。外科开胸手术1例,阳性1例（100%）。46例同时行支气管镜和胸腔积液细胞学检查,胸腔积液细胞学阳性27例（58.7%）,支气管镜阳性20（43.5%）例,两种诊断方法阳性检出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显着性（?2=2.130,P=0.21）。结论:胸腔积液细胞块病理检出MPE的阳性率显着高于脱落细胞涂片,两者联合可进一步提高阳性率。内科胸腔镜与CT引导下穿刺活检阳性率优于胸腔积液细胞学检查。对可疑MPE患者首选胸腔积液细胞学检查,其次为CT引导穿刺活检或内科胸腔镜检查。
闫金芳[9]（2021）在《胸腔积液诊疗现状及疾病负担单中心真实世界研究》文中认为目的系统分析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住院患者胸腔积液的病因分布、诊疗现状及疾病负担。方法收集并整理2018年01月-2018年12月收治于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的1028例胸腔积液患者的临床资料,并进行回顾性统计分析。结果1.恶性胸腔积液（233例22.7%）、类肺炎性胸腔积液（214例20.8%）、充血性心力衰竭（140例13.6%）、结核性胸腔积液（98例9.5%）、肝硬化（97例9.4%）为胸腔积液前5位病因;恶性胸腔积液中肺癌（146例62.7%）、乳腺癌（22例9.4%）、消化道恶性肿瘤（22例9.4%）最为常见。2.在胸腔积液的诊断方式中,行胸水检查的患者有445例（68.15%）、纤维支气管镜检查的患者有168例（25.73%）、胸膜活检的患者有25例（3.83%）,内科胸腔镜检查的患者有15例（2.29%）;胸水细胞学诊断恶性胸腔积液的总阳性率为81.4%,其中肺腺癌阳性率为96.6%,卵巢癌阳性率为92.3%,乳腺癌阳性率为77.8%;结核组胸水腺苷脱氨酶（adenosine deaminase,ADA）活性（37.37±2.80）U/L明显高于恶性组（9.29±0.61）U/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应用ROC曲线确定胸腔积液ADA诊断结核性胸腔积液的灵敏度为83%,特异度为92%;以N末端B型利钠肽原（N-terminal pro-B-type natriuretic peptide,NT-pro BNP）1342.5pg/ml作为诊断充血性心力衰竭所致胸腔积液的临界值,其灵敏度为71%,特异度为88%。3.在共212例接受治疗的恶性胸腔积液患者中,胸腔置管引流的患者有204例（96.2%）;在214例接受抗感染治疗的类肺炎性胸腔积液患者中,使用β内酰胺类和（或）喹诺酮类抗生素的患者共170例（79.4%）;98例结核性胸腔积液患者中采用全身抗结核、激素和（或）腔内尿激酶治疗的患者共90例（91.8%）。4.1028例胸腔积液患者其平均住院时间为13.46天,平均住院费用为2.30万元。结论1.在宁夏地区引起胸腔积液最常见病因为恶性肿瘤、肺炎、充血性心力衰竭、结核、肝硬化,其中恶性肿瘤中以肺癌、乳腺癌、消化道恶性肿瘤最为常见。2.在宁夏地区诊断胸腔积液的常用方式为胸水检查,而胸腔镜的应用较少;胸水细胞学是诊断恶性胸腔积液最常用且敏感度较高的方法;胸水ADA是鉴别恶性和结核性胸腔积液的灵敏指标;血清NT-pro BNP对充血性心力衰竭引起的胸腔积液有较高的临床诊断价值。3.目前胸腔置管引流是恶性胸腔积液的主要治疗方式;β内酰胺类、喹诺酮类抗生素是目前类肺炎性胸腔积液最常用的抗感染药物;全身抗结核、激素、腔内注射尿激酶为结核性胸腔积液主要治疗方式。4.在宁夏地区,胸腔积液患者住院时间长,总住院费用高,为患者带来了严重的疾病负担。
张新宝,张妍蓓,姚超,洪青青,韩波波,张毕玲[10]（2020）在《结核感染T细胞斑点试验联合胸腔积液Xpert MTB/RIF检测诊断结核性胸腔积液的价值》文中研究指明目的评估结核感染T细胞斑点试验（T-SPOT.TB）联合胸腔积液结核分枝杆菌/利福平耐药实时荧光定量核酸扩增检测技术（Xpert MTB/RIF）在结核性胸腔积液的诊断价值。方法收集胸腔积液患者112例,其中确诊或临床诊断为结核性胸腔积液76例,非结核性胸腔积液36例。所纳入患者治疗前均行胸腔积液T-SPOT.TB、血T-SPOT.TB、胸腔积液Xpert MTB/RIF、胸腔积液腺苷脱氨酶（ADA）检测,并对其检测结果进行分析。结果胸腔积液T-SPOT.TB诊断结核性胸腔积液的敏感度（97.37%,74/76）,高于外周血T-SPOT.TB （76.32%,58/76）、胸腔积液Xpert MTB/RIF（65.79%,50/76）和胸腔积液ADA（28.95%,22/7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14.74、25.22、76.45,P<0.01）。胸腔积液Xpert MTB/RIF检测的特异度（100%,36/36）均高于胸腔积液T-SPOT.TB（77.78%,28/36）、外周血T-SPOT.TB（55.56%,20/36）和胸腔积液ADA（50.00%, 18/3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6.89、20.57、24.00,P均<0.01）。胸腔积液T-SPOT.TB和胸腔积液Xpert MTB/RIF联合检测的敏感度（64.47%, 49/76）低于胸腔积液T-SPOT.TB单独检测（97.37%,74/7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6.63,P<0.01）,但特异度由77.78%（28/36）提高至100%（36/3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5.82,P<0.01）。结论胸腔积液T-SPOT.TB检测结核性胸腔积液具有较高的敏感度和特异度,胸腔积液T-SPOT.TB和胸腔积液Xpert Mtb/RIF联合检测可明显提高诊断的特异度。
二、134例胸腔积液临床检测结果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134例胸腔积液临床检测结果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内科胸腔镜联合闭式胸膜活检术在不明原因胸腔积液中的临床诊断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 1 资料与方法 |
| 1.1 一般资料 |
| 1.2 方法 |
| 1.2.1 胸腔积液细胞学 |
| 1.2.2 闭式胸膜活检术 |
| 1.2.3 内科胸腔镜 |
| 1.2.4 胸腔积液及血生物标志物 |
| 1.3 统计学方法 |
| 2 结果 |
| 2.1 细胞学病理 |
| 2.2 闭式胸膜活检术病理 |
| 2.3 内科胸腔镜检查 |
| 2.4 胸腔积液及血生物标志物结果 |
| 2.5 并发症 |
| 2.5.1 闭式胸膜活检术并发症 |
| 2.5.2 内科胸腔镜并发症 |
| 3 讨论 |
（2）基于胸腔积液生物标志物和CT征象的肺癌风险模型的建立与验证（论文提纲范文）
| 1 资料与方法 |
| 1.1 一般资料 |
| 1.2 仪器与试剂 |
| 1.3 方法 |
| 1.4 统计学处理 |
| 2 结 果 |
| 2.1 训练集、验证集临床资料 |
| 2.2 建立肺癌风险模型 |
| 2.3 模型比较与验证 |
| 3 讨 论 |
（3）基于蛋白组学技术筛选结核性胸腔积液的潜在生物标志物（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中英文缩略词表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1 研究对象 |
| 2 样本收集和处理 |
| 3 诊断依据及纳入、排除标准 |
| 3.1 诊断依据 |
| 3.2 纳入标准 |
| 3.3 排除标准 |
| 4 实验材料 |
| 4.1 主要仪器 |
| 4.2 主要试剂和耗材 |
| 5 实验方法 |
| 5.1 DIA定量蛋白组学检测 |
| 5.2 差异表达蛋白的筛选及生物信息学功能分析 |
| 5.3 潜在标志物的筛选步骤 |
| 5.4 潜在标志物的临床验证 |
| 5.5 统计学分析 |
| 结果 |
| 1 一般临床资料分析 |
| 2 DIA定量蛋白组学检测分析 |
| 2.1 质量控制 |
| 2.2 DIA定量蛋白组学蛋白鉴定分析 |
| 3 差异表达蛋白的筛选及功能分析 |
| 3.1 差异表达蛋白数量统计 |
| 3.2 生物信息学功能分析 |
| 4 潜在标志物的筛选及临床验证 |
| 4.1 潜在标志物标准曲线分析 |
| 4.2 潜在标志物浓度分析 |
| 4.3 潜在标志物诊断价值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 结核性胸腔积液诊断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石河子大学硕士论文导师评阅表 |
（4）白细胞介素-6、白细胞介素-12对结核性胸腔积液的诊断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英文缩略词表 |
| 第1章 引言 |
| 第2章 综述 |
| 2.1 结核病及结核性胸腔积液的介绍 |
| 2.2 结核性胸腔积液产生机制 |
| 2.3 细胞因子在结核性胸腔积液诊断中的应用 |
| 2.4 结核性胸腔积液中白细胞介素的分类及研究 |
| 2.4.1 白细胞介素-1 |
| 2.4.2 白细胞介素-2 |
| 2.4.3 白细胞介素-6 |
| 2.4.4 白细胞介素-8 |
| 2.4.5 白细胞介素-10 |
| 2.4.6 白细胞介素-12 |
| 2.4.7 白细胞介素-17 |
| 2.4.8 白细胞介素-18 |
| 2.4.9 白细胞介素-22 |
| 2.4.10 白细胞介素-23 |
| 2.4.11 白细胞介素-27 |
| 2.4.12 白细胞介素-33 |
| 2.4.13 白细胞介素-35 |
| 2.5 展望 |
| 第3章 实验对象与研究方法 |
| 3.1 研究对象 |
| 3.1.1 研究对象及纳入标准 |
| 3.1.2 研究对象排除标准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胸腔穿刺术操作方法 |
| 3.2.2 内科胸腔镜操作方法 |
| 3.2.3 标本采集 |
| 3.2.4 实验试剂与器材 |
| 3.2.5 胸腔积液中IL-6 的水平测定 |
| 3.2.6 胸腔积液IL-12 的水平测定 |
| 3.3 统计学方法 |
| 第4章 结果 |
| 4.1 研究人群基本资料 |
| 4.2 不同类型胸腔积液的镜下表现、病理结果及术中、术后并发症 |
| 4.2.1 内科胸腔镜下表现及病理检查结果 |
| 4.2.2 内科胸腔镜术中及术后并发症情况 |
| 4.3 不同类型胸腔积液中IL-6、IL-12 检测结果及比较 |
| 4.3.1 不同类型胸腔积液中IL-6、IL-12 水平的分析 |
| 4.3.2 不同类型胸腔积液中IL-6、IL-12 检测结果比较 |
| 4.3.3 不同类型胸腔积液中IL-6、IL-12 结果的ROC曲线及诊断效能 |
| 4.4 胸腔积液中IL-6、IL-12 对于诊断结核性胸腔积液的结果 |
| 4.5 胸腔积液中IL-6、IL-12 联合检测诊断结核性胸腔积液的效果评价 |
| 第5章 讨论 |
| 5.1 内科胸腔镜对不同类型胸腔积液的诊断价值 |
| 5.2 IL-6 水平测定对于结核性胸腔积液的诊断价值 |
| 5.3 IL-12 水平测定对于结核性胸腔积液的诊断价值 |
| 5.4 IL-6、IL-12 联合检测对TPE的诊断价值 |
| 5.5 实验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第6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胸腔镜术在40例儿童胸膜腔疾病中的诊治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第2章 综述 |
| 2.1 儿童胸膜及胸膜腔解剖特点 |
| 2.2 儿童胸膜腔疾病的概述 |
| 2.3 儿童胸膜腔疾病的分类 |
| 2.3.1 胸膜炎 |
| 2.3.2 胸腔积液 |
| 2.3.3 气胸 |
| 2.3.4 血胸 |
| 2.3.5 乳糜胸 |
| 2.3.6 胸膜腔肿物 |
| 2.3.7 胸膜腔异物 |
| 2.4 胸腔镜术在儿童胸膜腔疾病中的应用 |
| 2.4.1 胸腔镜术在儿童胸膜腔疾病诊断中的应用 |
| 2.4.2 胸腔镜术在儿童胸膜腔疾病治疗中的应用 |
| 2.5 儿科胸腔镜术的发展与应用前景 |
| 第3章 资料与方法 |
| 3.1 一般资料 |
| 3.2 检查方法 |
| 3.2.1 胸腔镜术检查方法 |
| 3.3 研究方法 |
| 3.3.1 回顾性分析 |
| 3.3.2 统计学方法 |
| 第4章 结果 |
| 4.1 本研究中胸腔镜术检查适应证 |
| 4.2 临床表现 |
| 4.3 影像学检查 |
| 4.3.1 肺部高分辨率CT |
| 4.3.2 胸水彩超 |
| 4.4 实验室检查 |
| 4.5 胸腔镜检查结果 |
| 4.5.1 胸水常规 |
| 4.5.2 胸水生化 |
| 4.5.3 胸水x-pert检测及培养 |
| 4.5.4 胸腔镜术下所见形态学改变 |
| 4.5.5 胸腔镜术治疗 |
| 4.5.6 胸腔镜术病理学检查 |
| 第5章 讨论 |
| 5.1 一般资料分析 |
| 5.2 胸腔镜术诊断分析 |
| 5.3 胸腔镜术治疗分析 |
| 第6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中SHOX2和RASSF1A DNA甲基化检测对肺癌的诊断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 缩略词中英文对照表 |
| 附录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前言 |
| 第2章 对象与方法 |
| 2.1 对象 |
| 2.1.1 研究对象 |
| 2.1.2 样本量估计 |
| 2.1.3 主要实验仪器 |
| 2.1.4 主要实验试剂 |
| 2.2 方法 |
| 2.2.1 胸部CT检查 |
| 2.2.2 外周血CEA检测 |
| 2.2.3 电子支气管镜检查 |
| 2.2.4 基因组DNA提取和基因检测 |
| 2.2.5 液基薄层细胞病理学检测 |
| 2.2.6 DNA提取 |
| 2.2.7 亚硫酸盐修饰 |
| 2.2.8 PCR荧光法测定SHOX2和RASSF1A基因甲基化 |
| 2.2.9 统计学方法 |
| 第3章 结果 |
| 3.1 人群特征 |
| 3.1.1 肺癌组人群基本特征与BALF中SHOX2和RASSF1A基因甲基化检测结果的相关性 |
| 3.2 BALF中SHOX2和RASSF1A基因甲基化检测结果 |
| 3.2.1 BALF中SHOX2和RASSF1A基因甲基化、液基薄层细胞病理学、外周血CEA检测结果分析 |
| 3.2.2 BALF中SHOX2和RASSF1A基因甲基化对肺癌的诊断价值 |
| 3.2.3 肺癌组影像学特征与BALF中SHOX2和RASSF1A基因甲基化检测结果的相关性 |
| 3.2.4 NSCLC患者驱动基因检测与BALF中SHOX2和RASSF1A基因甲基化检测结果分析 |
| 第4章 讨论 |
| 第5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SHOX2和RASSF1A基因甲基化在肺癌中的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892例儿童胸腔积液临床特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英汉缩略语名词对照 |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 资料与方法 |
| 1.1 研究资料 |
| 1.1.1 研究对象 |
| 1.1.2 入选标准 |
| 1.1.3 除外标准 |
| 1.2 研究方法 |
| 1.2.1 分析方法 |
| 1.2.2 统计方法 |
| 2 结果 |
| 2.1 一般资料 |
| 2.2 临床表现 |
| 2.3 病因 |
| 2.3.1 病原分析 |
| 2.3.1.1 细菌 |
| 2.3.1.2 病毒 |
| 2.3.1.3 肺炎支原体 |
| 2.3.2 病因分布 |
| 2.3.2.1 儿童胸腔积液的病因分布 |
| 2.3.2.2 儿童胸腔积液病因分布与年龄的关系 |
| 2.4 实验室检查 |
| 2.4.1 胸水检查 |
| 2.4.2 胸膜活检 |
| 2.5 影像学检查 |
| 2.5.1 胸腔积液定位 |
| 2.5.2 胸腔积液定量 |
| 2.5.3 合并其他浆膜腔积液 |
| 2.6 治疗及预后 |
| 2.6.1 治疗 |
| 2.6.2 预后 |
| 3 讨论 |
| 全文总结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 儿童坏死性肺炎最新诊治进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文章 |
（8）不同检查技术诊断恶性胸腔积液的阳性率（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常用缩写词中英文对照表 |
| 前言 |
| 1.研究方法 |
| 2.结果 |
| 3.讨论 |
| 4.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恶性胸腔积液诊断方法及新进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胸腔积液诊疗现状及疾病负担单中心真实世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符号说明 |
| 前言 |
| 资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 结核性胸腔积液的治疗现状 |
| 综述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个人简介 |
| 开题、中期及学位论文答辩委员组成 |
（10）结核感染T细胞斑点试验联合胸腔积液Xpert MTB/RIF检测诊断结核性胸腔积液的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 1 资料与方法 |
| 1.1 一般资料 |
| 1.2 入选标准 |
| 1.3 排除标准 |
| 1.4 检验方法 |
| 1.4.1 胸腔积液T-SPOT.TB |
| 1.4.2 外周血T-SPOT.TB |
| 1.4.3 T-SPOT.TB |
| 1.4.4 胸腔积液Xpert MTB/RIF |
| 1.4.5 胸腔积液腺苷脱氨酶(ADA)检测 |
| 1.5 统计学方法 |
| 2 结果 |
| 2.1 4种方法检测结果情况比较 |
| 2.2 4种方法单独检测和胸腔积液Xpert MTB/RIF与胸腔积液T-SPOT.TB联合检测的比较 |
| 2.2.1 4种单独检测的效能分析 |
| 2.2.2 两种联合检测方法的效能分析 |
| 2.3 受试者工作曲线分析 |
| 3 讨论 |
四、134例胸腔积液临床检测结果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内科胸腔镜联合闭式胸膜活检术在不明原因胸腔积液中的临床诊断价值[J]. 耿立惠. 中国现代医生, 2022(01)
- [2]基于胸腔积液生物标志物和CT征象的肺癌风险模型的建立与验证[J]. 涂宇琴,吴燕,陆云峰,陈特,毕小云.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2021(18)
- [3]基于蛋白组学技术筛选结核性胸腔积液的潜在生物标志物[D]. 冶学燕. 石河子大学, 2021(02)
- [4]白细胞介素-6、白细胞介素-12对结核性胸腔积液的诊断价值[D]. 谈洁. 吉林大学, 2021(01)
- [5]胸腔镜术在40例儿童胸膜腔疾病中的诊治应用[D]. 吕美慧. 吉林大学, 2021(01)
- [6]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中SHOX2和RASSF1A DNA甲基化检测对肺癌的诊断价值[D]. 兰玉珠. 福建医科大学, 2021(02)
- [7]892例儿童胸腔积液临床特征分析[D]. 赵贻君. 重庆医科大学, 2021(01)
- [8]不同检查技术诊断恶性胸腔积液的阳性率[D]. 王影. 大连医科大学, 2021(01)
- [9]胸腔积液诊疗现状及疾病负担单中心真实世界研究[D]. 闫金芳. 宁夏医科大学, 2021(02)
- [10]结核感染T细胞斑点试验联合胸腔积液Xpert MTB/RIF检测诊断结核性胸腔积液的价值[J]. 张新宝,张妍蓓,姚超,洪青青,韩波波,张毕玲. 广东医学, 20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