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与抵抗——作为知识分子的孙力

一、守护与反抗——作为知识分子的孙犁（论文文献综述）

陈颖^[1]（2021）在《在“边缘”处坚守 ——孙犁晚年创作研究》文中提出

赵晶晶^[2]（2021）在《“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现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纵观中国小说发展历程,叙事表达始终与诗化现象相伴而行。无论史传文学、唐传奇,还是宋元话本、明清小说,诗化现象或隐或现存在。小说诗化书写现象并非简单的表现为文本结构的散文化、语言的诗意化、意象的抒情化等特征。而是指小说叙事表达之外存在诗性气质的诸多层面,具体表现在文本空间、小说世界、作家及个体追求的精神气质等维度。因此,笔者将诗化书写现象定位为三个层面:1.作为一种诗性的文本追求,主要体现在小说诗意话语的呈现、风景书写等。2.作为一种诗性的生存状态,主要体现于个体日常生活世界的诗化存在。3.作为一种诗性的个体精神气质,主要体现在作家及人物个体的生命态度与精神气质层面。本文以此贯穿十七年时期小说文本的研究,意在打破人们对十七年时期相关小说的认知惯性,从文学的当代性与历史性视域来理解新时期以来的小说诗化书写现象。本文将“十七年”时期小说作为研究对象,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从多个维度探析其中的诗化书写现象。论文将研究的关注点转向人情、人性的角度上,试图在坚硬的叙事话语中找寻柔软的诗意追求,通过诗化书写探知此时作家的艺术人生如何体现在主流的文学导向中。或者从宏大的革命历史叙事中,挖掘诗性日常生活场景及细节,让大众从作品表现中体会到独属“十七年”时期的诗意生活状态。研究“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现象,并非将此时一些小说定位为诗化小说,而是将其置于中国文学的诗化传统之中,分析当代文学的诗化品格之走向。新时期初小说的诗化之风,正是作家直接承续十七年文学中或隐或显的诗化追求之体现。如铁凝、贾平凹在新时期初创作中,深受孙犁的影响。铁凝结合自己的特性形成诗化较强的创作风格,将笔下的女性塑造为如从“荷花淀”中走出的淳朴善良女性。贾平凹继承孙犁“简洁、清新”的语言魅力,以及孙犁的艺术人生般的精神世界,并以此作为自己创作作品的精神支撑。这些作家的创作既体现了新时期以来诗化书写的传承,也呈现了当代文学诗化追求的路径与走向。论文主体部分共六章:第一章对“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现象源流做大致梳理。此部分主要探讨“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现象的文化来源与流变发展。诗化书写现象源自国内儒释道的传统文化,以及国外诗学文化的传承。对诗化书写现象发展脉络展开研究,厘清古代文学到近、现代文学、“十七年”文学诗化书写现象这条发展主线。第二章主要论述“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的民俗风景。该部分分别从现实原则、快乐原则、道德原则对“十七年”时期小说中民俗风景的诗化表现展开分析。坚持以现实原则的“自我”表现,描绘“十七年”主流政治下的本真的民俗及生态环境。以快乐原则的“本我”突破“自我”,在民间传统中突出民俗的魅力。以道德原则的“超我”实现诗意的栖居,从而构建“十七年”时期的理想世界。第三章主要探讨“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的日常生活。此部分分别从革命战争题材、乡村变革题材、城市生活题材等方面研究“十七年”时期小说日常生活的诗化表现。本文以诗化书写的叙述风格展现革命环境中英雄的另一面,探知乡村“生活化民间”的日常空间。通过挖掘“异质性”写作方式,表达在城市知识分子特定的历史氛围中寻找家国情怀之外的感情归属。第四章主要论述“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的情感结构。该部分从情感结构的角度表现“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的体征。本文试图从不同的情感角度构建十七年小说的情感模式,排除仅就一种静态的情感论述的可能性。该部分将主流叙事中的“异质类”作品,通过个体情感来呈现独特的情感结构。“十七年”小说中城乡之间情感的流动,成为时代情感的体现。第五章主要分析“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的女性形象。此部分主要挖掘“十七年”时期小说中的成长中知识女性、农村传统妇女、“落后”女性等形象并研究其诗化表现。“十七年”时期小说中女性的存在作用如诗化书写那般淡化或缓解激烈的矛盾,或者中和宏大叙事及男性象征的阳刚之气。知识女性自带独特的诗性话语,以及农村妇女常态化的表现,“落后”女性形象独特的存在,不但是源自现实生活的创作,同时也丰富了“十七年”文学的诗意空间。第六章主要探讨“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的叙事伦理。该部分从个体伦理、民间伦理、情爱伦理等方面突出“十七年”时期小说叙事的诗化伦理。文学复杂性生成的个体伦理,与人民伦理形成共存的张力现象。“十七年”时期国家伦理的主导下渗离而出的民间伦理,将传统文化的厚重性从主流文化中分离而出。“十七年”小说中的情爱伦理带着时代话语的重负,又潜在地表现出情爱追求的个人气质。论文通过对“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现象的研究,把握其中一些文本的诗化风格,探究主流话语规约下的诗性生活状态,并深入理解文本中传达出来的作家及人物个体身上的诗性精神与气质。研究的根本就在于将其置于百年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把握新时期以来文学诗化追求的美学走向。

黄菲蒂^[3]（2020）在《时代语境与百年中国报告文学主题话语嬗变》文中研究表明报告文学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以来,始终以现实和历史的在场者身份参与着百年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显示着独特而重要的文体价值。报告文学是社会和时代发展的重要文学参照,不但取得了丰厚的创作实绩,而且在一些重要历史时期成为时代文学主潮之一。但报告文学理论研究却相对缓慢和单薄,未能给如此丰厚的创作提供足够的理论阐释与话语支撑,这不仅使这一特殊文学样式难以获得应有的文学史认同,还使文体在合法性上遭遇危机。现代以来的文学理论话语建构在以小说为主体的文学创作之上,报告文学因其纪实性特征与小说等虚构文学在文化立场、价值取向、话语方式上都存在很大差异,就相对处在这一理论评价体系的边缘。因而,建构起从报告文学自身特性出发的、符号自身创作规律的理论话语就显得尤为重要。报告文学的纪实性、社会性、公共性等基本特征决定了其与虚构文学把握现实的方式不尽相同。报告文学对现实的把握主要表现为对时代主题和现实问题的真实书写上,时代主题和现实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报告文学的写作主题。这充分说明报告文学的主题话语是报告文学创作的一个核心问题,而把握报告文学主题话语则是抵达文体本质的一个重要途径。同时,报告文学与时代紧密互动,其主题话语必然随时代语境变迁而嬗变。因而,本文试图从时代语境与百年来报告文学发展的互动关系,考察以主题话语嬗变为问题意识的报告文学核心价值,同时为认识百年以来中国社会的时代主题提供一个报告文学的参照系,并尝试为报告文学自身理论话语的建构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基于以上观点,除绪论和结语,本文主体部分设置五章内容。第一章论述近现代语境与发生期报告文学的启蒙主题书写。论文将从文体孕育的前提条件、阶级属性、时代语境、作家主体意识觉醒等方面来考察报告文学的发生。重点论述发生期报告文学以实录和写实文学观为宗旨的创作特征,并以梁启超等代表性作家作品为中心着重考察启蒙主题在报告文学创作中的有力表达。第二章阐释1930-1940年代报告文学对民族救亡主题的深入书写。第一节重点考察“左联”对报告文学的倡导和推动,着力分析1930年代救亡主题在报告文学中写作中的多维表现;并以《包身工》等经典文本为重点阐释对象探讨这一主题在报告文学书写中达到的高度。第二节论述1940年代报告文学的救亡书写和文艺大众化运动,结合抗战背景、文艺政策分别考察解放区与国统区、沦陷区救亡书写的不同情形。另外还要专门论述这一时期大规模群众性写作活动及“一日”体报告文学现象。第三章重点论述建国后十七年及文革时期报告文学以新中国建设和抗美援朝战争为中心的主题书写。新中国成立,报告文学热情歌颂社会主义新生活和时代英雄人物,形成了以祖国建设和时代人物为中心的第一个主题话语。其次,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在数以千计的报告文学作品中被记录和传唱,形成一个重要写作主题,《谁是最可爱的人》正是这一主题书写的经典文本,值得深入解读。此外,报告文学随时代政治风浪起伏,一方面在“双百”方针短暂的宽松氛围下出现了一些“干预生活”的写作,一方面在紧张压抑的氛围中走向文体异化,对这两种主题书写的变奏我们也将单独进行阐释。第四章论述新时期以新启蒙和史志录为主题话语的报告文学创作。第一节重在阐释新时期启蒙语境与报告文学自觉之间的重要关系。文革结束后,一场重新发现人和人道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正在到来。作家重新对现实发声,“文学主体性”观念确立。《哥德巴赫猜想》与伤痕小说、朦胧诗一道成为新时期到来的先声,也是报告文学复兴的标志。报告文学的现实精神和批判意识开始回归。接下来重点阐释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对新时期启蒙主题的宏观呈现。在1980年代的文学创作中,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将启蒙主题推向高潮,一时间成为文学主潮。社会问题报告文学作家在对问题的写作中体现出对民众启蒙的强烈愿望,以启蒙为目的的问题意识正是社会问题报告文学问题意识的核心。赵瑜是这一写作的代表作家,不论从创作时间跨度、作品成就、思想深度还是文体探索上,他的写作都已具备某种经典的意义。第三节论述史志性报告文学的历史主题书写。1990年代启蒙落潮,“人文精神的危机”出现,报告文学一方面陷入沉寂,一方面仍有少数作家坚守现实书写的品格。更重要的是,以历史书写为主题的史志性报告文学出现,一批有历史意识,又有当代价值的文本产生。第五章论述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国是和民生主题书写。2014年,新的文艺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以此为节点本章分为前后两个部进行论述。第一节重在阐释新世纪初报告文学的国是主题写作。一方面,以讲好中国故事、书写中国梦的主题被集中表达;一方面,报告文学对社会问题给出谏言,“为人生”的文体自觉在创作中显现。我们还将探讨国是主题书写上的“歌颂与暴露”的问题,并重点分析何建明国是主题书写的代表性意义。第二节阐释2014年以来报告文学的民生主题书写。习近平一系列有关文艺的论述最终形成“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创作导向,报告文学作家积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事关民生的主题书写集中涌现,形成民生文学的报告文学写作现象。

杨静静^[4]（2020）在《延安文艺的妇女想象 ——以延安文学与版画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延安文艺的特殊性决定了它的重要性,它既是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文艺的组成部分,又是新中国文艺的基本雏形和未来走向,其文学亦如此。作为革命战斗工具的延安版画展示出一幅幅历史画卷,同样属于延安文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本文以延安文学与版画为中心,从跨学科研究的角度出发,运用女性主义理论、互文理论、历史学、社会学、艺术学、文本分析等理论资源和方法来考察其中的妇女形象,探讨研究延安文艺的妇女想象。本文对延安文艺妇女形象的考察,以其文学和版画为中心,运用互文性的研究方法,发现延安文学作品与版画中的妇女形象既有独立、并列的关系,也构成了重复、转移、强调、补充等互文关系。二者在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民间文化、文艺政策、接受者的期待视野等因素的影响下,对所塑造的妇女形象形成了高度的一致性,具有政治文艺的特点;同时,由于文学与版画的形式不同,即“诗与画”在构思与表达上的差异,“诗中的画不能产生画中的画,画中的画也不能产生诗中的画”（莱辛）,以及创作者的生活经历、情感和性别身份等的不同、创作诉求的侧重有别,形成了延安文学与版画在妇女形象“书写”上同质建构下裂隙出的异质效应。本文主要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延安文艺对妇女地位的表现。主要论述解放区延安对妇女身份的形塑,使之成为革命参与者、财产拥有者、政治选举者,实现了妇女从无到有的身份认同;在科学文化的启蒙语境中塑造了妇女的新形象——剪发放足、读书识字、讲究科学卫生;具体表现了妇女地位由过去的依附之物到从身体到精神的现在有“权”之人的转变。第二部分:延安文艺妇女形象的类型塑造。对延安文艺妇女形象进行分类探究:第一类是封建落后型妇女;第二类是英雄母亲型妇女;第三类是革命新生型妇女。封建落后的妇女形象与革命先进的妇女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体现了传统夫权社会对女性的戕害以及新政权对封建落后妇女的改造;英雄母亲送子参军,舍私为公、不惧牺牲,同时,战争中的母子因共同的民族主义价值观超越一般血缘伦理关系,重新缔结了新母子关系;以革命为大义的革命新生型妇女被纳入社会公共空间,一方面知识女性接受革命话语的改造,家庭情感变得公共化、组织化与政治化;另一方面农村妇女在边区政府的帮助下展开新生活,表现其思想状态和精神面貌的改造过程。第三部分:延安婚恋题材的互动与悖论。在延安语境下,边区政府以法律条例的形式让女性拥有婚姻自主权,妇女获得婚恋自由;文学作品与版画展示的美满婚姻形成呼应,突出表现政治力量对婚姻关系的强势主导作用。文学作品既书写了女性的婚恋自由,也表现了妇女解放的有限性,揭示了男性贞操观对女性身心的桎梏;在革命队伍中,婚配资源自动向男性干部倾斜,年轻的知识女性陷入被组织“分配”好的婚姻关系中,以及男性以“革命”、“进步”为政治正确理由抛弃“落后”的“糟糠之妻”,遮蔽女性的生命诉求。

庞婧^[5]（2020）在《在意识形态规约与个人体验之间 ——梁斌现象研究》文中认为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以一个作家命名的文学现象并不多见,类似的有“何其芳现象”、“路遥现象”、“柳青现象”等。这些作家所体现的文学现象,均显示出作家自身或作品创作的独特性,又具有某种代表性、对整个文学领域产生与众不同的影响力。如果一个作家能成为“现象”,就意味着他是一个蕴涵着丰富审美内涵并具有相当典型意义和研究价值的文学史存在,值得作为个案予以具体深入的学理分析。梁斌的文学创作在时代和政治的夹缝中大放异彩,其代表作《红旗谱》成为经典中的经典;与此同时,梁斌的创作又独成一体,其文本既是时代的产物,又具有超越时代的审美内涵。因此,与同时代其他作家相比,梁斌的文学创作确实具有值得专门探究的独特价值。本论文所谓“梁斌现象”是指,梁斌的创作既合乎主流意识形态规约,又坚持“美化生活”的文学观,坚守现实主义立场,将自我独特的生命体验融入到文学创作之中,并最终寻找到意识形态规约与个人体验表达的最佳契合点,进而使文本在“十七年”与新时期都保有独特的文学史位置。“美化生活”的文学观是促使“梁斌现象”形成的首要因素。梁斌与主流意识形态存在着“契合”与“疏离”的微妙关系。梁斌虽然一再强调对于毛泽东“文艺源泉论”的认同,实际上他所认同的观点是符合其自我主体表达的部分。“政治生活”是梁斌书写的重要内容,但并非全部,梁斌所理解的“生活”概念范围更广,囊括了社会风俗、生活图景、各类人、各种事。他写阶级斗争,但并不忽视“非斗争”的、和谐的日常生活。同时梁斌强调作家的主体作用、文学贵在独创,认为文学所书写的“生活”具有特殊性、审美性,即熔炼了作家独特的生命体验,而作家的审美体验、思考所得同样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来源,因此,文学的功能绝不仅限于政治与宣传功能。“美化”的目的并非迎合政治需要,它由作家自我的思想和对现实的美好愿景所决定;作家对于自己所塑造的对象有着强烈而深切的感情,这既是他的理想所在,也是作者生命体验的真挚表达。“美化”的标准不得违背现实主义的原则,梁斌始终关注典型人物与时代、历史、现实生活的关系,强调每个文学人物都应具有独立的个性和正常的、现实的成长过程,作家的夸张和虚构要合乎生活规律和历史情境。独特的生命体验直接影响了梁斌的文学创作。“革命体验”使得梁斌对于政策与革命实践有着深入地了解和自我的思考,梁斌既能从“阶级”的观点认识“人”,又不限于以阶级身份划分人;丰富的情感体验让梁斌致力于书写一个“有情”世界;梁斌热爱生活并能品味生活,“日常生活情趣”成为其文学书写的特点之一。与“冀中三杰”的另外两位王林、孙犁相比较可以发现,梁斌的确在书写理想农民形象、突出党的正面领导、强调阶级斗争主题等方面更加契合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要求,但这与梁斌的文学观念并不存在根本性冲突。梁斌将自己的个人体验与“美化”追求融入革命叙事中,形成了革命话语与日常生活话语交融、独具个性的文学景观。由于坚守现实主义立场,执着于自我创作个性,梁斌的小说创作保留了生活原生态场景,流露出某些非主流意识形态因素,拓展了文本的阐释解读空间。

张子璇^[6]（2020）在《中学语文教材中孙犁作品的选编和教学研究》文中指出孙犁是现当代着名的小说家、散文家,他的作品清新质朴,展现了壮丽的战争文学图画,塑造了生动的人物形象,营造了诗一般的意境。作品语言同样意蕴无穷,体现出作者对美的追求。孙犁的许多作品收录进不同的语文教材,其作品魅力可见一斑。因此,孙犁作品的语文教育价值及选编和教学问题应当获得重视。本文分为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绪论主要阐述论文的研究意义,针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综述研究,并简述研究方法。正文主要分为三章,第一章分析孙犁作品的语文教育价值,从审美教育价值、文化传承价值以及写作教学价值三个方面对其进行阐释。第二章是以第一章的内容为基础,介绍孙犁作品在中学语文教材中的选编概况,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不同教材的课文编排情况进行分析。主要从单元设置、单元导语以及课后习题的角度展开,了解编者意图,寻找选编的异同点,并提出相应的选编建议,旨在更好地发挥孙犁作品的语文教育价值。第三章是对孙犁作品的教学个案进行探讨,选取代表性作品《荷花淀》《芦花荡》,在对作品进行充分文本解读的基础上了解教学价值,通过分析不同地区一线教师的课堂实录,寻找利弊,提出教学策略,以此指导课堂教学,使孙犁作品的语文教育价值得到充分体现。

陈疏石^[7]（2020）在《延安文学的风景书写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现代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延安文学的风景书写具有其独特性,延安文学开始于1935年10月中共中央领导的红军到达陕北,结束于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召开。而真正出现大量的文学创作,可能要延迟到1937年文艺团体陆续进驻延安之时。笔者仅以狭义的延安文学——以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为中心开展的文学——为研究对象,对延安时期文学创作中的风景书写进行梳理和探究,并发掘风景书写的特质和内涵深意。本研究的关键词之一——“风景”一词远远超过了其表意的自然属性,而是基于“风景”+“书写”等文本建构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隐喻,从而让延安文学进入到具有现代性意义的文化建构层面。研究认为,通过将“风景”及其相关的文学技术引入到文学研究之中,以风景书写、风景叙事的视角重新审视延安文学其内在的文化张力,从而呈现延安文学的历史复杂性、独特性。论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章主要是发掘延安文学中的风景书写以及风景书写的特点,在自然风景中,主要以“大地”和“太阳”为重点关注对象,并阐释两者是如何进入人类的视线而成为风景的,两者又是以怎样的形式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大地作为一种与人民劳动共同构成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人文景观,它承载着自然有机生命体和人类生存的希望,描写土地开荒和粮食丰收的景象在延安文学中大量存在,人们在改造大地景观中得知人类是与大地休戚与共的。太阳作为一种生来就具有光明和温暖的物质,它与大地共同构成一个良性生态的生命体,将光明和温暖照进人类生活,将生长的自然食物给予人类养料。在人文风景中,由于现代社会模式的出现,人民的日常活动和文化活动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致使人文风景中新的关系链生成,风景书写的含义被扩大,人文风景在延安文学的风景书写中占据主要地位。基于现实主义的革命创作,延安文学有其历史使命,这时的风景书写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审美范式,走向了一种现实功能化表达,并且由原来自由的、多元的风景,转变为规范化、统一化的风景,风景书写在审美上由一种天然的人性感知变成一种政治性感知,风景的审美功能被弱化。第二章关注于风景作为非自在之物,其在文学作品中具有叙事功能,特别是在“人物作为风景”之后,风景更加参与了叙事的全过程,此时的风景书写基本呈现一种“无风景”状态。在人的主体性审视之下,风景处在一种“看”与“被看”的关系之中。在女性叙事中,女性作为一道反抗封建、争取自由和毅然走向革命的风景,其实处在一种半光明的状态下,即女性获得自由的未来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在革命叙事中,风景书写将人物形象的崇高性幻化为一种精神风景,用革命者的意志与精神构筑起一片祖国充满希望的神圣风景,通过塑造一系列英雄人物图景来弥补人民心中精神家园的缺失,并且通过人的主体性建构,将原本血腥的革命暴力风景转化为具有正义感的革命崇高风景。第三章分析延安作为“民族想象的共同体”,是如何以其地域风景给予延安人民光明的憧憬和美好的想象,而延安文学正是在这样一座拥有权力机制的城市上重新打造了一个与现实世界平行的属于人民大众的理想国。在这座理想国上,人民可以通过积极勤奋的劳动获得自己的粮食,人民可以通过新型社会的文化建设来改造自己。在延安文学中,文人努力打造了一座具有文化氛围和生命活力的延安风景图,而这些精神风景筑造起了人们对革命和生活的光明向往。

王朱杰^[8]（2020）在《乡土文学写作中的劳动伦理研究（1942-2010）》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选取劳动伦理作为进入乡土文学论述的关口,是因为在中国近代以来的语境之中,劳动这一语词有其独特的历史意味。它既在革命历史叙述中成为执行阶级分层、推进革命在“暴力斗争”中前行的强劲的叙事动力,也在革命现代性实践全面铺开时升华为一个过于负重的哲学语词。而当时间进入1980年代,这样一种劳动伦理在充满乐观精神的解放叙事中仍然担纲了似曾相识的历史角色,使文学迁延为中规中矩的意识形态的演绎。即使在“共名”基本模糊的90年代,对于在乡土中浸润良久的作家来说,革命年代的劳动经历仍是组成其心理记忆的重要内容,厚积的劳动经验转化为他们最可宝贵的创作资源,为当时成为潮流的历史重述提供了坚实的现实支撑和饱满的情感蕴涵,甚至构成了他们观察、把握、认知时代现实的潜在思维角度。论文主要分五个部分:绪论部分对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介绍了论文的选题目的和意义,并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综述、评析。第一章主要围绕延安文学,从劳动伦理的乡土性与政治性、政治性劳动伦理对传统的借用和民间德性对政治德性的负向反馈、劳动伦理与农民主体生成三个方面进行论证。在延安文学所描述的劳动伦理中,针对土地的劳动不仅是一种基本的生存方式,更被视为一种天经地义的农民“本分”,衍生出安土重迁、自食其力、克勤克俭等乡土性道德意义。所以,即便在一种政治外壳的包裹下,仍能看到乡土性劳动伦理的意义结构所发挥的某种限制、支撑作用。但在总体上,这一时期的文学所欲建构的劳动伦理,仍是一种政治性伦理。在建构过程中,叙述者试图通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引入,抬升劳动的地位,使其由一个传统的具体的伦理范畴蜕变为现代性的抽象的政治经济学概念,由一种农耕时代的乡土德性转化为政治德性,为建国后整体性、统制性政治经济结构下乌托邦劳动伦理的提出做了一种思想或者说逻辑上的准备。政治性劳动伦理在进入民间文化的意义场域时,往往通过对传统的借用,获得自身传播的合法性,同时,其本身质的规定性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某种损耗,在落地之时得到一种似是而非的转换,在理解的同时被消解,最终造成南橘北枳的结果。在劳动主体上,此时延安文学建构的是一种乡土性伦理主体,即符合传统道德要求的本分的“庄稼人”,在这个“庄稼人”身上,我们看不到像后来“十七年文学”塑造的劳动新人身上那种物质与意识、肉体与精神的现代二元对立,以及后者对前者的克服,而是二者混融后所呈现出的一种灰色状态。第二章重点论述“十七年文学”对劳动乌托邦的建构。在这一时段,劳动伦理中政治德性的一面,即公共性的、诉诸彼岸的、精神性的劳动价值观不断克服利己性的、世俗的、物质化的乡土德性,直至定于一尊。劳动乌托邦伦理在建构和传播过程中,为了增强自身的说服力和合法性,借助了科学、性别解放、国家计划等现代性知识话语。“劳动光荣”是结构劳动乌托邦伦理的重要意义维度。“劳动”不再仅仅被视为一种传统美德和农人本色,而是由传统伦理视域下的“劳动本分”转换为国家政治所推崇的“劳动光荣”——一种政治品性,具有了传统道德价值之外的政治以及相应的美学价值。劳动改造是结构劳动乌托邦伦理的另一维度,它的目的在于改造、纯化、提升此岸人民的人性质素,重塑一种崭新的历史主体和阶级主体,以获得通往未来世界的通行证。遵循劳动乌托邦的伦理逻辑,“十七年文学”建构出一种无私的、完全“生产性”的阶级主体——劳动新人。对劳动新人的塑造和想象实际上是后发国家在现代性焦虑支配下的“赶超心态”的反映,也出于应对社会治理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现实考量。第三章着眼于1980年代这一时段,以崩解和延续为关键词,剖析出解冻时期劳动伦理的拐点心态,一方面对革命年代的劳动乌托邦表现出修复、乃至重构的意图,但另一方面,劳动光荣又在一定程度上逸出了这一意义系统,而显现出传统乡土固有伦理的精神底色。“劳动改造”这样一种以人本身为对象的革命现代性实践话语,在新时期文学中非但没有得到扬弃,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它在“归来者”的叙述中,得到一种改头换面的重新理解,由一种较为纯粹的意识形态话语,扩展为一个极具哲学意味的象征性语词。与“十七年文学”的乌托邦劳动不同,指向日常的、此岸的、以满足世俗欲求为旨归的“劳动致富”成为劳动伦理新的合法性依据。相应地,与“十七年文学”对土地动的推崇相反,在改革文学中,劳动的等级次序被反转,受到推崇的是脱离土地的商业劳动。与传统的小农生产相比,这种劳动形式能快速累积财富,显着提高劳动者的物质生活水平,契合人们关于改革开放年代的种种物质想象。另外,在一个刚刚解冻的年代,对后发国家来说,现代化被首先等同于市场化,市场语境中的商业劳动,一方面,会迅速累积起巨大的物质财富,达致国富——整个国家现代化的目的。另一方面,这种先进的生产方式被认为会生成一种全新的现代性人格,达到民强——个人现代化的目标。但这种有关劳动和精神关联的话语,随着市场机制的形成和消费逻辑的推进,二者的破裂再次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实。改造世界、劳动光荣、解放生产力、共同富裕、现代化等等劳动的精神性后缀渐次弱化、凋落,而经济的面向日益凸显,蠕动在底层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作为现代化尺度的农民作为一个阶层,始终没有跃进社会的中心,其身上也并没有生发一种与现代化劳动方式相伴随的、与传统人格从根本上相区别的现代性主体人格。相反,在一种实利主义时代氛围的裹挟下,被重新召回的人性原欲日益凸显其陈旧的、本我的底色,并渐渐显现出狰狞的一面,乃至搅动了历史文化传统中沉滓的泛起,这甚至可以被描述为现代化乐观想象的最初的幻灭。80年代中期以后,寻根文学出场,先民们的生存样式或者劳动方式成为寻根文学文化分析的重要表征,其所内涵的伦理精神成为文化之根的重要隐喻。第四章横跨1990年代直至新世纪之初,重点围绕现实主义基质的现代乡土叙事,从历史祛蔽、自为的劳动主体、揉入现实质地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说。在这类有着现实主义基质的现代乡土叙事文本中,曾由“十七年文学”所形塑的劳动乌托邦得以全面重述甚至是被颠覆。书写者从自我的体己经验和在场的乡土故事出发,将被意识形态固化的历史叙述重新历史化,从劳动乌托邦的反现代性和乡土时间的空间化两个角度着手,将大写的、符号的、单向度的历史还原为小写的、具象的、纷芜的人性心相,将劳动乌托邦下的政治狂欢还原为一场场掺杂着或卑劣或崇高人性的生存折腾,呈现其迷狂、怪诞而又不乏激越的复杂面貌。与历史的重述相比,现实主义基质乡土叙事捕捉到了劳动伦理在现实乡土中所发生的变异:80年代改革开放启动之际改革叙事中得以张扬的劳动致富、致强的现代性想象被置换为商业化浪潮里的物欲竞逐,权力寻租和市场逻辑互为渗透又互为犄角,劳动在实现祛魅的同时,几乎褪尽了所有的政治抑或文化神性,对物质欲望永无止境、花样翻新的餍足成为其唯一的动力和效能尺度。在现实主义基质乡土叙事中,劳动的肉体消耗本质得以刷新,劳动成为身体的劳动,身体也成为劳动的身体,劳动与身体互为抵抗又互为确证,在一种互文的意义上,历史风云中的乡土疼痛得以清晰传递,乡村因此由此前受难的客体跃居为受难主体。

王鑫^[9]（2019）在《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文中研究表明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在文艺交流和创作实践中开启了一个新阶段。延安时期戏剧、电影、美术、音乐领域所孕育的艺术作品,在开拓了延安文艺形式、承载着延安文化精神的同时,形成了多元化本土艺术资源向世界传播的新方向;在文学实体的双向译介行为之外,延安时期扩展出了“文学旅行”或“观察笔记”等表现形式的“域外作家的延安书写”新路径;1940年代中期以来,丁玲、赵树理、周立波等延安作家的文学作品,在域外学界收获了广泛传播与可观成果,进入了对外输出与域外研究的新高潮。故此,我们可以说,延安时期首次启开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双向、多元、平等的文学交流与对话的新历程。如今,对于世界文学范围的延安文艺形态的研究进行适当清理、重新反思与有效回应,是十分必要的。在文化文学的互动与交汇中,是时候重启对于延安文艺的跨时空与跨文化研究,以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话语资源有所助益。本文呈“导言”,正文六个章节,“结语”等,分别讨论了“延安文艺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成果”、“延安艺术作品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域外作家在延安”、“从延安走向世界的丁玲”、“延安重要作家的域外研究”以及“域外延安文艺研究引发的反思与回应”。第一章,将延安时期取得的丰厚的文学成就放置在世界传播与研究的视野中作一概览,从总体上廓清延安文艺的世界传播进程、特征及其所集中的问题。域外学界涉及译介传播与评论研究两大方面,结合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以详实的文献材料为基础,对延安文艺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情况,进行体系化的整理、归纳与简述。第二章,关于延安时期取得的多元的艺术成就,以戏剧、电影、美术、音乐四大领域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情况为讨论对象,追溯现代以来各艺术领域的发展沿革,以及延安艺术作品在域外引发的反响。择取延安各艺术门类的典型成果作为域外研究的核心内容,诸如歌剧与电影形式的《白毛女》、延安木刻、《黄河大合唱》,力图挖掘延安艺术为世界所带来的新资源。第三章,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前来延安的大批域外作家所创作的延安文本,及其触及并自觉传播的延安精神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时空的基本线索论述这批域外的延安文学作品,研讨其中蕴含的叙述主题与审美意味。通过域外观察者的延安叙述,映现出延安精神对其文学观与世界观的深层影响,以此折射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第四章,由于域外学界的丁玲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故而将丁玲的域外研究作为再研究的典型个案,分别论述域外丁玲研究中的“真实性问题”、“两极断裂论”与“情感研究问题”;着重讨论梅仪慈的丁玲研究,在意识形态话语与隐喻书写等方面的新发现;此外,以女性文学研究、作家传记研究与人文心理学研究为视角,力图开掘域外丁玲研究中的新可能。第五章,围绕域外学界对于延安重要作家赵树理与周立波的研究成果展开讨论。分析日本“人民文学”视野下的赵树理,以及日本延安文艺研究的复杂境遇;并在“声音媒介”的传播方式与“文化自信”的执着守护中透视赵树理的文学态度。域外学界的周立波研究呈现出不同的评价趋向,针对农民语言与农民意识之间复杂关系的探讨,强化了作家在创作中的主体性延伸。第六章,进一步从理论的层面对域外延安文艺研究进行反思与回应,讨论了“回心型”文学传统与文学“抒情传统”为延安文艺研究所带来的理论资源;进而从“艺术生产同物质生产的不平衡”和延安文艺的“现代性”问题,分析域外延安文艺研究所面临的困境;最后,以“政治与文学二元论”的典型论调为反思对象,从关于文学创作与作者形象意义上的“崇高”概念,揭示出献身革命的延安作家在其自我崇高化历程中的复杂性,并以此重构延安文艺所带来的积极的精神重生与文化重建价值。总之,对于域外延安文艺研究的再研究,需要以关系研究为前提,辩证理解域外研究者的理论尝试与思维局限,反思学界为延安文艺与“政治话语”之间建立的必然关系,将延安文艺从“政治话语”的唯一背景中解脱出来,进而发现延安文艺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所提供的革命文化资源与现代性张力。

李振刚^[10]（2019）在《孙梨《芸斋小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孙犁以真实的笔法陆续写成了一组以《芸斋小说》为总题的短篇小说。在作品中,孙犁回忆了自己在抗日战争、十年大病以及“文革”期间发生在自己以及身边亲人和友人之间的人和事。其中既有民间艺人对艺术的执着与热情,也有造反派对善良人们的打压与欺辱;既有专注于做买卖的独特当权者,也有大发国难之财的女相士。故事的内容稍显繁杂,但小说始终围绕着对生命的哲思与对人性的深深思考。除了对哲学、历史等学科营养的积极汲取,建国后一系列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中痛苦的死亡体验使得孙犁不断构建着自己的人生哲学,这种对生命和艺术的哲思则贯穿在其整个生命历程中,并表现在芸斋小说的创作中。坎坷的人生经历尤其是“文革”中痛苦的生命体验使孙犁对人性的认知更加深刻,晚年孙犁更以独特的视角对文革进行了深刻的审视与思考。芸斋小说作为晚年孙犁唯一的小说创作,始终贯穿其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更实践着其“真善美”的文学理念。而小说对作者生活经历的真实记录以及在文体方面的特点,更是传承着中国古代笔记小说的文学传统。同时,作为回忆性质的创作,芸斋小说与同样是对生活和情感真实记录的“书衣文录”、怀人散文相比较,在理性追求以及结构体例等形式方面具有相通性。本论文共分五章,前有绪论,后有结语。绪论部分阐述本论文选题的缘起与研究意义,相关研究成果以及研究现状,以及论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结论部分是对本论文的小结。第一章论述芸斋小说所体现的孙犁人生哲学思想,紧扣其哲学思想形成的条件以及人生哲学的几个思想维度,重点阐释芸斋小说所蕴含的人生哲学,从而深入理解作者如此重视此部小说的缘由。第二章在阐释孙犁文艺思想的基础上,细致解析芸斋小说所体现的文艺思想。第三章从新时期“文革”叙事入手,考察芸斋小说与“文革”叙事的关系,重点剖析小说独特的文革叙事。第四章从文体方面论述芸斋小说所具备的中国笔记小说的特征与内涵,并具体阐释其新思想与新内涵。第五章细致阐述芸斋小说与书衣文录、怀人散文在思想、情感与形式体例等方面的异同,从而更加全面的阐释和理解芸斋小说。第一章,芸斋小说与孙犁人生哲学思想。本章从作家孙犁人生哲学思想形成的条件以及具体内涵入手,重点阐释芸斋小说所具备和体现的人生哲学。从中学开始,孙犁便主动地接触并学习哲学、历史、文学等学科,多学科的丰富营养夯实了其人生哲学的理论根基。建国后一系列政治与文艺运动则在客观上提供了其人生哲学构建的现实因素。而其人生哲学主要体现在对名利与交友,作家与命运以及启蒙与人道主义等方面,芸斋小说作为孙犁其晚年创作的重要收获,在叙述自己真实生活经历的基础上深入阐释了作者对命运及启蒙等思想主题的理解与思考。第二章,芸斋小说与孙犁的文艺思想。本章从孙犁的文艺思想以及芸斋小说对其重要文艺思想的体现两个方面入手,在全面分析其一系列文艺思想的基础上,细致阐释其对小说文本的影响。作家兼文论家的孙犁,其文艺理论创作贯穿其整个文学创作的始终,而其核心的思想即是现实主义。为人生的文学观以及对真善美的追求等文论思想既包含在其理论着作中,同时又在芸斋小说等创作中予以具体的实践和体现。具有浓郁纪实色彩的芸斋小说,是作者生命历程的真实再现,折射出作者快乐与忧伤,痛苦与矛盾的情感心理,而这些都是其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重要体现。第三章,芸斋小说与新时期文革叙事。本章着力论述芸斋小说对文革的独特叙事。作为从解放区走来的老作家,孙犁格外重视自己生命与文学历程中的两个阶段,即抗日战争与文革,这种特殊的人生经历带给其深刻而复杂的生命体验,孙犁将这种体验融于小说创作中。不同的生活经历与文学理念使得作家们对文革这段特殊岁月的理解与认识不尽相同,在芸斋小说中,孙犁以独特的大院视角以及乡村社会现实的描绘,反映了文革对人们生活与情感的影响,深刻表达了对人性与道德的忧思。第四章,芸斋小说与笔记小说传统。在文体方面,芸斋小说具备中国古代笔记小说的诸多特征,既表现在对生活的实录精神以及作品的理性追求,又体现在作品的形式体例等方面。这与孙犁主动学习和借鉴笔记小说等古代文学是分不开的。但芸斋小说在借鉴古代笔记小说的传统上,对其进行了突破,它在记录生活事件的同时,融入了作者深刻的生命体验与生存困境的探析,更表达了对社会历史的审视以及对民族现实的思考。同时小说创造了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表达方式。第五章,芸斋小说与书衣文录、怀人散文的比较。晚年孙犁在历经“文革”等人生坎坷与磨难之后,以惊人的创造力创作了数以百万字的文字作品,其中既有小说也有散文,更有写在书衣上的书衣文录等,这些作品写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写作背景和写作方式也不尽相同,但是无论对现实的实录精神、理性追求等内容旨趣方面,还是在文本的结构、人物以及语言运用等形式方面,三者都存在很多的相似性。分析研究这些不同类型作品的相似点对整体把握晚年孙犁的创作思想以及人生观念具有重要的文学意义和文化价值。本文是芸斋小说研究的第一个长篇文本,在全面而具体的剖析小说内容与文本特征的基础上,不断地探析作者深邃的生命体验与人生哲思,以及深刻而辩证的文艺思想。透过芸斋小说,我们既可以领悟并体验作者高尚的人文情怀,又可以窥见历史的真实风貌;既可以理解并学习作者深刻的文艺思想,亦可以了解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学及优秀的文化传统,因此具有一定的文学理论价值与文学史意义,而孙犁本人的“大道低回,大味必淡”的做人与创作准则,更为当代社会尤其是作家、学者等树立了标杆与典范。

二、守护与反抗——作为知识分子的孙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守护与反抗——作为知识分子的孙犁（论文提纲范文）

（2）“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时代语境与百年中国报告文学主题话语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4）延安文艺的妇女想象 ——以延安文学与版画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5）在意识形态规约与个人体验之间 ——梁斌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学语文教材中孙犁作品的选编和教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延安文学的风景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乡土文学写作中的劳动伦理研究（1942-2010）（论文提纲范文）

（9）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论文提纲范文）

（10）孙梨《芸斋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守护与反抗——作为知识分子的孙犁（论文参考文献）

• [1]在“边缘”处坚守 ——孙犁晚年创作研究[D]. 陈颖. 西南大学, 2021
• [2]“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现象研究[D]. 赵晶晶. 江西师范大学, 2021
• [3]时代语境与百年中国报告文学主题话语嬗变[D]. 黄菲蒂.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3)
• [4]延安文艺的妇女想象 ——以延安文学与版画为中心[D]. 杨静静. 华侨大学, 2020(01)
• [5]在意识形态规约与个人体验之间 ——梁斌现象研究[D]. 庞婧. 河北大学, 2020(08)
• [6]中学语文教材中孙犁作品的选编和教学研究[D]. 张子璇. 福建师范大学, 2020
• [7]延安文学的风景书写研究[D]. 陈疏石. 海南师范大学, 2020(01)
• [8]乡土文学写作中的劳动伦理研究（1942-2010）[D]. 王朱杰. 山东大学, 2020(12)
• [9]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D]. 王鑫.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10]孙梨《芸斋小说》研究[D]. 李振刚. 天津师范大学, 2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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