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横山天然大石佛经造像研究——与龙门同类造像的比较

一、二横山天然大石佛经像碑考——兼与龙门同类经像之比较（论文文献综述）

王诗晓^[1]（2020）在《汉魏晋南北朝墓室壁画佛教图像研究》文中提出汉魏晋南北朝是佛教进入中国的第一个阶段,学术界关注已久,成果丰硕,不过,目前成果存在着地面研究成果多而地下研究成果少的不平衡。这一时期,墓室壁画已经进入兴盛阶段,佛教图像也出现于其中。一个初传的外来宗教图像如何进入到成熟的本土宗教图像体系之中?显然,墓室壁画中的佛教图像已不仅仅是一个美术现象,同时也是一个包含着宗教传播等更多内容的艺术现象、文化现象和历史现象,需要更加开阔的学术视野。本学位论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强调考古材料的梳理,希望在图像证史的层面上获得一些新的认识。从宏观层面看,这一时期墓室壁画有两个特征:其一,本土的彼岸图像体系已经成熟。两汉时期,墓葬图像普遍反映西王母信仰,包含好生恶死的长寿体验以及以死论生的重生体验,这一图像体系在魏晋南北朝沿革继续发展。其二,佛教图像弥足珍贵。这一时期墓室壁画佛教图像数量不多,反映出外来图像体系与本土图像体系存在差异,同时也对本土图像体系提出了包容和接受的要求。这样的语境中,本学位论文讨论佛教图像所具有的图像证史价值。第一章,考察中国墓室壁画中佛教图像源流。运用图像谱系的方法考察佛塔图像源流、飞天图像源流、佛陀图像源流,同时通过考古成果考察汉代墓室壁画佛教遗存。本章全面梳理佛教图像的母题来源,重点讨论佛教传入中国之前的艺术特征,为认识佛教图像本土化打下基础。印度佛教在创立之初是反对偶像的,佛教义理自身的去偶像化要求使原始佛教艺术的构图中心缺少拟人化的宗教偶像,而“窣堵坡”、“菩提树”等象征符号成为画面的中心,这些图像也成为佛教艺术的最早母题。之后,随着佛教的发展,佛教由反对树立偶像过渡到大力制造偶像的阶段。贵霜王朝前后,佛教造像的三大流派形成——西北部犍陀罗艺术、中部秣菟罗艺术以及南部阿玛拉瓦蒂艺术,为佛教艺术提供了大量的拟人化偶像。通过梳理,本章提出以下观点:从考古材料看,佛教母题图像在墓室壁画中出现,偶像图像多于象征符号的图像,应当与贵霜王朝的东传影响有一定的对应关系。第二章,梳理汉至西晋墓室壁画中的佛教图像。由佛教艺术的整体发展与地下墓室壁画发展两个方面入手,提出了佛教及佛教艺术初传阶段的三个转化:由外来文化向“本土化”转化,由上层性向“普及性”转化,以及由地面佛教仪式空间向地下墓葬仪式空间的转化。本章讨论两个观点:其一,根据域外以及川渝地区出土佛教图像形制的关联,可以发现川渝地区墓室壁画佛教图像主要由中亚而非缅甸传入中国,这个现象说明这一时期墓室壁画佛教图像存在两个体系,一是川渝佛教图像体系,一是东部沿海佛教图像体系。其二,西晋时净土信仰已经开始流行,并获得墓葬信仰的初步认可和接纳,江苏盱眙地区发现的西晋太康九年坐佛画像砖,可能是“死后往生净土”宗教观念的最早艺术实践作品。第三章,梳理东晋、南朝墓室壁画中的佛教图像。重点关注佛教被普遍接受而带来的影响,特别关注“本土化飞天”、“双手合十千佛”等本土化图像。由时代背景看,一方面,“帝王贵族奉佛”与“名士学佛”之风盛行,使得佛教进入到国家支持的阶段;另一方面,在本土化佛教图像的宗教功能方面,千佛图像的宗教内涵与死后世界关联,其内容指向净土信仰。本章提出飞天图像本土化的一个视角:飞天图像的本土化现象引人关注,除了继承汉代羽人引魂升天而指向“不死之境”的功能以外,同时佛教信仰的介入与净土信仰的流行,又使飞天图像兼具往生净土的宗教功能。第四章,梳理北朝墓室壁画中的佛教图像。重点关注北朝石窟体系对墓室壁画的影响。这一时期北朝石窟艺术取得了很大成就,也为之后隋唐时期中国佛教艺术风格最终确立做好了充分准备。其一,佛教信仰与艺术影响日益增加,佛教特有的石窟艺术得到全面繁荣,佛教艺术审美向统治阶层靠拢。其二,佛教信仰影响死后世界观带来了佛教艺术的新发展,促进了北朝时期墓室壁画佛教图像区域特征、民族特征与艺术特征的形成,同时也促进了墓葬艺术反哺石窟艺术。本章强调:北朝墓室壁画中的佛教图像与南朝有别,石窟与墓室壁画的互相影响有了明显增加。通过全面梳理,本学位论文对汉魏晋南北朝墓室壁画中的佛教图像形成了整体认识,在强调佛教传入中国早期阶段这一非常特殊的语境下,主要有以下观点:首先,这一时期墓室壁画的彼岸图像体系已经成熟,但没有完全拒绝佛教图像,而是逐步接受,也因此,墓室壁画中的佛教图像与地面的石窟、寺庙图像有了不一样的面貌,也明确表现出另一种佛教传播轨迹。其次,这一时期地面佛教遗存受到历代学者的关注,成果及其丰富,而地面之下的墓室壁画图像主要是依靠近百年来的考古成果,因此也有了与以往有所不同的研究路径,对佛教初传的遗存也有了对应的新认识。再次,这一时期墓室壁画代表着当时最高艺术水平,主要是中上阶层参与其中,这也是早期佛教首先争取的阶层,因此墓室壁画的佛教图像具有代表性。概言之,墓室壁画的佛教图像可以提供描述佛教初传的路径,说明本土宗教对佛教的接纳以及佛教本土化的努力,在图像证史的层面上获得一些创新认识。

李雯雯^[2]（2017）在《中印“初说法”图像研究》文中指出"初说法"是佛陀生平事迹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整个佛教而言,"初说法"的发生代表着佛、法、僧三者的联结,三宝俱足,佛教成为宗教的开始。"初说法"的故事通俗且具有重要意义,从古印度至中亚、南亚,乃至整个佛教艺术中都有表现。本篇论文围绕以"初说法"佛传故事的文本与图像为主要内容,并对相关图像中变化的各个要素如闻法听众、说法印与释迦"初说法"到"说法"主尊变化的问题详细探讨。结合两次实地考察印度与多次考察国内各大石窟获得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同时对比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力图建构"初说法"题材的造像系统。首先,梳理各种佛典经本中"初说法"故事,并对故事所涉及的人物如梵天、五比丘、外道以及重要的组成部分鹿野苑、轮宝、"法"等展开讨论,分析经本之间的差异性与图像艺术间的互文性,同时确立"初说法"图像的主要构成要素,且对各经典中的"初说法"故事的记载与"五比丘"的确切姓名有所探讨。其次,详细讨论中印相关美术遗存的"初说法"图像。"初说法"图像主要分为无佛像时期象征物时代与佛陀形象出现以后的贵霜、笈多时期及以后的相关造像。早期雕刻虽未出现佛陀形象,但以法轮或者法轮柱的图案来代替。主要包括桑奇三塔、巴尔胡特佛塔、阿玛拉瓦蒂艺术流派的艺术作品与早期石窟寺的雕刻,以及较新的考古材料康纳冈娜哈里（Kanganhallii）佛教遗址中的有关图像;佛陀的人形形象出现以后,本文主要梳理犍陀罗艺术、秣菟罗艺术、阿玛拉瓦蒂艺术、后期石窟寺艺术表现"五比丘会见"、"鹿野苑说法"等主题的图像脉络。并分析讨论中国的"初说法"图像,涉及各大佛教石窟、造像碑等。再次,通过佛教艺术造像"初说法"图像中的法轮、双鹿的形式、侍从人物配置与主尊手印的变化,从而探讨相关主尊的身份、造像意图等问题并将此图像主题背后的佛教思想的变化进行解读。探讨初说法"的图像中闻法听众从早期的礼拜者发展到比丘,再到胁侍菩萨的出现,手势从最开始遵从经本的"触摸法轮"到无畏印、说法印的变化。同时比较分析犍陀罗式说法印与萨尔那特样式说法印的特点、说法手印的样式演变,整体对说法印的产生进行梳理。中国的"初说法"图像则从新疆云冈石窟中早期的盛大场景到敦煌晚唐五代宋的法华经变中的简单的附属,已经不是传统意义的度五比丘,宣传法理的意义,而是展现了佛教中的小乘"罗汉果位"到大乘思想"上证菩提"转变。最后,通过东西往来的求法僧与使者的文献记载,以及相关的东南亚流传"初说法"像与中巴边境的"初说法"岩画等图像,力图探寻中印佛教之间的传播路线。同时,对鹿野苑瑞像图与鹿野苑初说法之间的差异进行分析。

张国^[3]（2017）在《大足宝顶大佛湾刻经研究 ——以《大方便佛报恩经变相》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宝顶山石窟,位于大足县城东北15公里宝顶镇,是大足石刻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宋淳熙至淳佑年间（1174-1252年）,由大足僧人赵智凤主持营造的一座摩岩造像,以大、小佛湾为中心,包括方圆五里古道旁凿造结界像近万身。其特点之一就是变像与变文并举,且规模宏大,在所有中国石窟群中也是独一无二,其中龛刻经目、经文、偈颂等文字数以万计,并且多数与藏经存在明显差异,这无疑是研究佛教经典发展、变化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在宝顶山石窟中尤以大佛湾内的龛刻经文较多,故而,笔者将刻经的研究视角锁定在大足宝顶大佛湾内的刻经研究,选取了位于宝顶大佛湾北岩中部的第17号《大方便佛报恩经变相》（以下简称《报恩经变》）龛内的刻经（龛刻经文）为中心,并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讨论。首先,是对龛内出现刻经的再次梳理,对其中存疑、不定的经文、字句进行释读和讨论;在对龛内的造像进行整体描述之后,着重于对其中身份不明、数量不等的造像做出说明和判定。本章对刻经的介绍和梳理无疑是后文所要展开研究的基础,相应的在全文的第一章节中占有一定的篇幅。其次,在对龛刻刻经文本内容基本确定之后,进而对刻经的文本来源进行分析和讨论,即将龛刻刻经的文本置于《大方便佛报恩经》（以下简称《报恩经》》）和《如来广孝十种报恩道场仪》（以下简称《报恩科仪）)之中,进行文本内容的仔细对照、祥读,理清其中刻经文本与《报恩经》和《报恩科仪》之间存在的关联性,再结合对龛内各经品的叙述顺序分析之后,初步提出龛刻经文与《报恩科仪》之间存在更为直接联系的观点。最后,对大足的《报恩经变》内各经品在位置分布上的情况进行分析,联系到敦煌、山西地区遗存的《报恩经变》,着重对其中不同经品的增减、替换情况进行分析、讨论,试图理清《报恩经变》的文本内容方面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发展演变的基本情况,并且还认为大足的《报恩经变》的主旨虽以“报恩”（其中尤以“父恩”为主）为缘起,但是其中却包含着强烈的“求法”观念,这其中或许一定程度上是《报恩经变》自身故事内容不断的演变的结果,但更应该是设计者赵智凤在《报恩科仪》基础之上对《报恩经变》整体的升华,尤其是在观念表达上的主动遴选和改动。文章的最后同时关涉到龛内“卷发人”形象的出现以及“云—山”背景的运用。综合看来,《报恩经变》不仅在其报恩内容方面有了很大改动,而且在主题主旨的传达重点上有所转移,并辅以更具新意的视觉呈现形式。

郭建设^[4]（2012）在《太行山南麓几处石窟与摩崖石刻及相关问题》文中研究说明位于太行山南麓的河南省焦作市,佛教历史源远流长,基础深厚,在北魏隋唐时期,是平城与洛都、洛阳与邺城的重要通道。该地区青天河摩崖线刻观音经像、悬谷山太平寺石窟及摩崖造像和石佛滩摩崖石刻造像三处佛教遗迹,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对研究西域和中原佛教艺术的融合与交流有着重要的意义。

释见证（古骐瑛）^[5]（2011）在《佛教题材展览规划与效能探析》文中研究说明佛教题材的展览普见于艺术类与历史类博物馆中,以常设综合展、专题展、特展的形式呈现,展示陈列方式以着重佛教文物之艺术鉴赏为主；在佛教遗址地或高僧曾经驻锡之寺院,则有佛教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展览；近年则有佛教专题展馆的成立,或侧重教义之阐述,或以佛教文化为题,铺陈佛教基础知识。此题材之展览最显着的特色在于展览主题与展览内容各有所表,可归结为四大类：艺术赏析导向、历史叙事导向、教义内涵导向、佛教文化导向。在博物馆所具备的各项功能中,最直接与观众接触的即是展览。博物馆戮力办展,希冀提供社会公众一个兼具学习与娱乐之场所。然而,费心筹划之展览,效益如何?国内博物馆缺乏评鉴制度,展览效益往往无从得知,从而也无法发现问题,改进缺失。本研究聚焦于佛教题材之展览,力求通过有针对性的研究与深入细致之剖析,探究各类型展览特色与展览效益,进一步针对问题提出改善建议。研究思路为：通过对国内佛教题材展览的现状分析,提出四种内容导向的展览类型；经由对各展览类型典型案例剖析,归纳共性特色；藉由检测,寻绎出影响展览效益之症结；针对问题进行具体辨析,对症施策,提出改善建议。文分七章节,第一章绪论在于确立研究对象、范围、目的、研究流程,以及相关研究之回顾与分析；第二章为研究之顺利开展奠定基础,进行展览现况梳理、展览分类、建立展览效益检测指标；第三章至第六章着重对四类型展览开展有针对性与深入性的研究和探讨。四种展览类型独立成章,文分四节,第一节为展览类型之概念界定与现状梳理,第二节解析典型案例之展览规划,归结出特色,第三节进行展览效益评估,归结现存问题与影响展览效益之成因,第四节具体辨析问题之形成与症结所在,根据问题对症施策,提出改善建议与解决途径。第七章为研究成果之具体体现与检验,总结前述四种展览类型之特色、借鉴处,与改善建议,进行从具体到一般的分析与研究,归纳出具有通用性与具普遍指导意义的策展原则与模式,并尝试进行自我检验,以所建立之策展模式进行仿真案例策划,将理论落实。研究表明：四类展览各具特色,各有所长,不存在孰优孰劣之等级区分。若能互取所长,规避己短,在充分发挥本展览类型所独具之优势,同时借鉴其它展览类型之特色,将有效提高展览效益,创造出寓教于乐,普受欢迎的展览,佛教题材的展览亦将日益多元,异彩纷呈。

王振国^[6]（2006）在《龙门石窟刻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龙门石窟的摩崖刻经达19部之多,全部为初唐所刻。这些佛教刻经,对研究唐代佛教宗派、佛教信仰的流行情况等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陈琳^[7]（2006）在《魏晋南北朝小说复音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文章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代表性小说中的复音词语为研究对象,对几部代表性小说中的复音词（不包括人名、地名、职官名、书篇名、天文名、朝代名等专名）作了穷尽的考察。以意义、语法关系等为标准,共切分出复音词8022个。 论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阐述本课题的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 第二部分对这些复音词的形态结构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运用定量统计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首次对魏晋南北朝小说复音词的构成、类别作了穷尽性的统计和全面描写,通过各种类型的具体数据,勾画出魏晋南北朝小说复音词汇的基本面貌。 第三部分分析了魏晋南北朝小说复音词中的新词新义。其中共有新词856个,其中《汉语大词典》（以下简称《大词典》）未见334个,书证偏晚522个。共出现新义428个。其中《大词典》未见84个义项,书证偏晚344个。 第四部分总结魏晋南北朝小说复音词的特点。

介永强^[8]（2004）在《西北佛教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宗教问题是当今中国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从全国范围看，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在现阶段，我国西北地区的宗教问题尤为突出。如何做好西北地区的宗教工作，不仅需要宗教学、民族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深入研究，也需要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进行探讨。因为当代的宗教文化现象大都植根于历史时期，不了解历史时期宗教时空变迁的状况，也就很难准确把握当代宗教的区域特征。历史上，多种宗教广泛流行于西北地区，然而，就其对西北历史文化的影响来说，佛教影响最大。今天，除了伊斯兰教，佛教仍是西北地区分布最广、教徒最多的宗教。因此，研究历史时期佛教文化在西北地区的分布及其变迁，对于我们全面深刻认识当今西北宗教问题的由来和演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寺院是僧众弘法布道的的主要场所，是佛教文化的重要载体。不同历史时期，西北佛教寺院的地理分布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公元前1世纪，佛教越过葱岭，首先在塔里木盆地广泛传播，塔里木盆地是汉魏时期西北佛教寺院分布的重心所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寺院在西北地区渐渐增多，在以凉州（今甘肃武威）为中心的河陇地区形成了一条较为狭长的佛寺分布带，长安成为两晋南北朝西北佛教寺院分布的新兴密集地区。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隋唐王朝多次敕令“按州置寺”，佛教寺院覆及了整个西北地区。京畿道和陇右道是唐代西北佛教寺院分布的密集地带，京兆府是寺院分布的密集中心，唐长安城寺院分布的密度在中国佛教史上尚不多见。宋辽夏金时期，陕西关中、甘肃河西、宁夏银川、青海玉树、新疆吐鲁番创建的佛教寺院较多，亦是那时西北佛教寺院分布较多的地区。元代西北关陇地区佛教寺院较多，西宁卫（今青海西宁）、甘州（今甘肃张掖）和凉州（今甘肃武威）是藏传佛教寺院分布较多的地区。明清西北佛教寺院的地理分布以河湟地区最为密集，规模也最大，河西地区次之。 石窟是开凿于山崖峭壁间的特殊形式的佛教寺院，是西北佛教文化的重要遗存。西北地区石窟寺规模宏大，数量众多，分布广泛。从现有遗存来看，西北石窟寺按地域特征可分为西域区、河西区、陇中区、陇东南区、陇东区、宁南区和渭北区。由于地理条件的不同，不同区域的石窟在建筑形制和造像手法上异彩纷呈，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西域的岩石质地较松，为防止石窟倒塌，所以把印度支提窟中的舍利塔改造为中心柱，使之起支撑窟顶的作用，同时也便于僧徒右旋礼拜诵经，中心柱形支提窟成为西域石窟的主要窟形。基于同样的原因，西域早期的大立佛可能是用泥土塑造代替雕刻。河西石窟石雕造像极少，这是因为受到岩石松散等自然条件的限制，而且接近西域，故采用了西域石窟塑像和壁画并举的方法，造像绝大部分为泥塑和石胎泥塑。以河西姑减为中心的“凉州模式”石窟，最主要的特点是出现了中心方柱，并把中心方柱的四面分开数层开盒造像。陇中和陇东南地近中原，石窟造像的本土化色彩比较明显，表现出更多的中原艺术风格。往往利用天然洞穴建窟，较完整的佛盒尚未出现，造像尚未形成整体布局，这不仅是陇中区而且是陇东南区石窟形制和造像的特点。陇东地区的山岩多属砂岩，比较坚硬，宜于雕刻，石窟造像大多以石雕为主。宁南须弥山石窟是内地保留中心柱最晚、最多的石窟，石雕造像采用密集平行线阴刻，这种技法被称为“黄土高原”雕刻风格。西北地区幅员辽阔，地理条件千差万别，石窟造像多姿多彩。总体看来，越靠近西域的石窟，越有印度的特色;越靠近中原的石窟，本土化色彩越强。 佛典之翻译是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基础。历史上，大规模的佛经翻译活动在西北地区持续了将近1000年。初期的佛经翻译多为一人暗诵传译或数人讲译同施。随着译经事业的发展，翻译佛经成为一种有组织的活动。十六国北朝时期，西北各地开始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译场。隋唐政府特设翻经院和弘法院，皇家寺院亦常常辟为译经场所，译事极盛，译场组织益臻完备和精密。中古时期，大大小小的译场在西北形成了西域、河西、关中三大译经文化区，长安是中古时期西北地区最大的译经中心。佛教律藏的翻译完成于东晋时代，律学的弘传主要在南北朝隋唐时期。北朝隋唐时期，(十诵》、《五分》、《僧抵》、《四分》诸律之学率皆流行西北地区。十六国时代，鸡摩罗什在长安时，弗若多罗等人译出《十诵律》，莫定了此后长安成为西北地区《十诵律》之重镇。隋唐以前，关内素奉《僧抵律》，《五分律》亦在关陇局部地区流行一时。追至隋唐，《四分律》成为律学之正宗，长安成为西北地区律学之巨镇，关中律学如日中天。佛教义学以南北朝时期最为兴盛，以隋唐时期最为繁荣。十六国北朝隋唐时期，众多王朝定都长安，义僧大德普会京举，拥经讲肆，长安义苑蜂次栉比，关中聚集一时名宿，佛教义学高于风云，河西地区稍逊一筹，其它地区义理不名。中古西北佛教学术文化以关中最为发达，河西和西域次之，其它地区大为逊色。 佛教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众多流派，不同时期西北地区盛行的佛教流派不同，同一时期佛教流派在西北地区的传播亦非千篇一律。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

王洁^[9]（2003）在《二横山天然大石佛经像碑考——兼与龙门同类经像之比较》文中提出 一、前言 2002年4月×日的《焦作日报》上刊登了“博爱青天河峡谷北魏摩崖石刻”一文,因涉及早期摩崖刻经与造像,故引起业内人士的关注,国家文物局古建专家罗哲文先生亦前往实地踏察。本人由于前两年曾做过龙门刻经洞窟和经幢资料的整理与调查工作,因此对早期经碑、经幢等格外留心。为获取资料遂于2002年9月下旬只身前往博爱青天河谷地进行实地考察,现将考察资料撰文刊出,不当之处,恳请方家指正。

二、二横山天然大石佛经像碑考——兼与龙门同类经像之比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二横山天然大石佛经像碑考——兼与龙门同类经像之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1）汉魏晋南北朝墓室壁画佛教图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印“初说法”图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大足宝顶大佛湾刻经研究 ——以《大方便佛报恩经变相》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4）太行山南麓几处石窟与摩崖石刻及相关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5）佛教题材展览规划与效能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7）魏晋南北朝小说复音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西北佛教历史文化地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二横山天然大石佛经像碑考——兼与龙门同类经像之比较（论文参考文献）

• [1]汉魏晋南北朝墓室壁画佛教图像研究[D]. 王诗晓. 东南大学, 2020
• [2]中印“初说法”图像研究[D]. 李雯雯.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9)
• [3]大足宝顶大佛湾刻经研究 ——以《大方便佛报恩经变相》为中心[D]. 张国. 四川美术学院, 2017(03)
• [4]太行山南麓几处石窟与摩崖石刻及相关问题[J]. 郭建设.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03)
• [5]佛教题材展览规划与效能探析[D]. 释见证（古骐瑛）. 复旦大学, 2011(12)
• [6]龙门石窟刻经研究[J]. 王振国. 华夏考古, 2006(02)
• [7]魏晋南北朝小说复音词研究[D]. 陈琳. 湖南师范大学, 2006(09)
• [8]西北佛教历史文化地理研究[D]. 介永强. 陕西师范大学, 2004(04)
• [9]二横山天然大石佛经像碑考——兼与龙门同类经像之比较[J]. 王洁. 敦煌学辑刊, 2003(02)

标签：佛教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上海展览论文;  文化论文;  大方便佛报恩经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