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民币汇率安排的几点思考

一、关于人民币汇率安排的几点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管涛^[1]（2021）在《加强人民币升值情形下的汇率预期管理》文中认为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人民币缺乏汇率弹性,一度成为全球主要利差交易货币,埋下了"8.11"汇改初期跨境资本流动逆转冲击的隐患。近年来随着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程度提高,及时释放了市场压力,避免了预期积累,低买高卖的汇率杠杆调节作用正常发挥。未来可继续优化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并研究适时扩大乃至取消汇率浮动区间。

叶伟^[2]（2020）在《金融开放、新兴经济体特征与货币国际化》文中提出自从1994年外汇储备开始实行统一管理以来,我国外汇储备始终坚持多元化、分散化的投资理念。外汇储备结构日益分散,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年报（2019）》,美元占比从1995年的79%下降至2015年的58%,同期非美元货币从21%上升至42%。本文首先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内涵及其特征进行界定,再分析了新兴经济体特征中货币替代率的影响因素。结合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经验后,本文将重点转向对于主要储备货币份额影响因素的新兴经济体特征与货币参照锚的研究。结合储备货币国、新兴经济体、全球宏观风险等对于储备货币份额及货币参照锚视角分析货币国际化。从而为受贸易摩擦及全球化面临威胁影响下中国推进货币国际化提供政策建议。第一章为引言部分,对全文的研究背景及意义进行了概括,阐明整体文章的研究思路及内容,并引出研究方法、概述研究创新及贡献。第二章为文献综述分析,本章梳理概括了金融开放及货币替代的成因、影响因素。资本项目开放与货币国际化关系,在总结已有文献的主要结论、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做出评述并总结概括本文的改进并提出本文的创新。第三章分析了新兴经济体货币替代的影响因素。新兴经济体国家普遍存在的货币替代的现象。本章基于传统货币替代模型进行了一定的扩展,避险情绪和资本开放度对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替代具有深刻的影响。在传统货币替代模型中加入的避险情绪及资本项目开放度变量证明了,在全球资本流动的宏观经济条件下,投资者的避险情绪间接加深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货币替代。相比而言通货膨胀率似乎还不是新兴市场经济体投资者选择货币的主要原因。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新兴经济体已经能够有效防御其对货币替代率加深的负面影响。第四章运用时间序列VECM模型的检验分析对于汇率与经济景气度联动中的货币替代及贸易开放的作用。对中国而言,货币替代主要是显着影响到国内的工作生产指数变动率。贸易开放度对国内工业增加值指数变动率没有显着影响,但显着影响到汇率的变动率。我国在2010Q1-2018Q3期间基本保存在很小的货币替代率,均值为2.57%,且我国的对外贸易开放度为22.6%。总体上我国保持着经常项目顺差的局面。对我国而言,货币替代与贸易开放度呈现出负向相关关系,中国经济逐步走向繁荣,经济景气度较高,在一定程度下可以降低我国的货币替代,提升贸易开放度。在宏观经济内外均衡中,中国应通过稳定经济增长,通过经济景气度的稳定来带动汇率变动率,使得汇率稳定在均衡水平。第五章结合金融开放度以及货币替代等因素对美元储备货币份额进行了面板数据线性分析。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美国金融市场规模对美元储备货币份额表现没有直接显着的影响。在1%的显着性水平下,美国金融市场的深度会正向影响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美国的进口贸易全球占比的上升有效妨碍了美元储备货币的霸主地位,具有显着的负面效应。而加强出口贸易全球占比则会提升有效促进美元在新兴经济体中的储备货币份额。从贸易角度来看,近些年来中美贸易战以及欧美贸易摩擦等,都是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为维持美元货币地位而致力于减少逆差。降低进口、促进出口是当下美国当局所努力的方向。在新兴经济体特征因素方面,新兴经济体的资本账户开放度提升有利于提升美元的储备货币份额。而在货币替代层面上,货币替代削弱了美元储备份额。可能的解释是居民的外汇存款不算外汇储备,货币替代是外币计价的存款（主要为美元）在广义货币供给量中的占比。在一定的资产配置规模需求下,美元存款的增加对官方的美元储备有负向影响作用。在债务方面,短期债务产出占比明显不如外债存量占比。整体上债务的流量不如外债的存量的影响。另外,全球恐慌指数vix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美元作为储备资产的份额。而在全球恐慌条件下,新兴经济体的财富很多配置到美元债券上,美元债券的避险性质使得收益率一度出现走低甚至倒挂的现象。在国际货币体系不断变革的国际背景下,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需综合贸易渠道和金融渠道,在国内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中国需要有序的推进资本项目开放,增强人民币的回流能力。第六章分析了新兴经济体货币参照“隐性锚”,从“隐性锚”的视角分析货币国际化的驱动及影响因素。本章研究表明:新兴市场经济体汇率变动参照锚排序的系数大小依次为美元、欧元、英镑、日元、人民币。货币变动参照传统的四大国际货币较为显着且基本符合旧版（人民币尚未正式纳入到篮子）SDR货币篮子权重中各货币权重排序。新兴经济体货币汇率变动参照人民币汇率变动不显着。表明,人民币目前还没有起到稳定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参照锚的作用。新兴市场经济体贸易开放度、货币替代率以及资本项目开放度并没有起到促进人民币货币汇率锚参照的作用。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常账户余额占比GDP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显着促进其货币变动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参照。由于中国最初的与美元脱钩的外汇体制改革在2005年,再到2016年,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人民币才最终纳入到SDR货币篮子中,截止到2017年的样本研究表明,人民币成为具有代表性的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汇率“参照货币锚”任重而道远。第七章对全文的研究结论做了总括并给出政策实践建议。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为我国未来的金融开放以及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双边合作的渠道提供政策建议。第一、中国需要为人民币国际化深化金融市场改革,同时提升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设施,便利跨境资金的流动。另外,有序通过货币政策调整推进资本项目的可兑换,完善人民币跨境业务配套的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框架,更好的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全面开放格局,做好人民币“走出去”“引进来”的相关工作同样也非常的重要。第二、在贸易方面,中国需要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巩固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李其成^[3]（2019）在《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文中认为中央与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的核心是金融监管权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是否需要以及应该如何配置。中国金融行业的发展,尤其是金融混业经营、金融创新以及地方金融业的繁荣,对中国现有中央集权垂直式的监管权力配置模式提出了巨大挑战,现有监管模式已经不能适应金融业的剧烈变化。当前各国都在着力加强对金融整体性风险的防范,如何对新型金融活动进行有效监管是亟需解决的问题。中国过去对于金融监管体制的研究都相对集中在中央一级政府部门间金融监管权的配置上,对地方政府能否享有以及如何享有金融监管权问题的研究相对缺乏。面对市场的新变化,地方政府实际已广泛参与到了地方金融监管之上,承担着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但不同地方金融监管模式差异较大,尚未形成成熟统一的模式,且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在定位、正当性、内容等重要问题上仍有待进一步研究。研究地方政府及其部门能否享有以及如何行使金融监管权,应首先明确金融监管权的性质、地位、特征等问题。金融监管权的根本属性是公权力,并呈现多元性与多重性特征,这决定了其行使需要合理配置。在权力的配置过程中,中央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配置以权力的“功能性”理论为基础,而监管权力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配置则以“结构性”理论为理论基础。在“结构性”理论下,我国金融市场、权力结构、政府职能等因素共同决定并创生了中国进行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迫切内在需求,其中地方金融业的发展状况是第一大动因,地方政府的金融竞争是直接动力,维护金融安全是根本目的,而国家权力结构改革是其政治背景。我国现有监管模式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和国情条件。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的配置状况及其得失,对现有配置模式的建构和完善有重要意义。作为国家公权力之一的金融监管权,是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一部分,服从并深受国家权力央地分配的制约。具体到金融领域,其历程可总结为:从金融中央集权到有限的地方竞争——中央逐渐削弱地方政府对金融行业的影响力——为应对全球局势而进一步向中央集中——金融领域市场化改革之路确立。当前,坚决走市场化道路,应是最大的国情,亟需金融监管权配置模式改革与之适应。中国当前监管模式为中央“一行两会”为主体、多头分工式的中央一级金融监管,中央监管权在地方通过地方派出机构履行职能,权力主要集中于中央一级,存在协调不力、监管真空、限制创新、制约发展等突出问题,亟需向地方政府配置权力,让地方政府参与监管,弥补中央政府监管的不足。当前地方政府通过中央政府及其部门政策、文件等方式获得一定的金融监管权,是一种实用主义做法,虽无法律、法规明确、具体的授权,但有模糊的事实上的监管权力。国家最新政策明确了地方政府金融监管的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呈现了双层监管的发展趋势。中国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模式发展至今,已经明显不能适应市场化的需求,存在诸多的困境。地方政府缺乏法定的金融监管权,对于金融监管事务的参与,均是通过中央行政管理部门的个别授权,或地方政府的主动承担,缺乏制度化、体系化的权力配置。这种监管权集中于中央一级的配置模式,不论是应对传统金融模式及其创新,还是应对发展迅猛的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都力不从心。其中最关键的缺陷在于地方金融监管权的合法性危机,导致监管对象覆盖不足、制度弹性缺失、地方立法权缺位、责任不明等问题。就央地分权而言,世界上现存在分权型多层监管模式以及单层监管两种模式,前者以美国和加拿大为典型,后者是大多数国家采用的监管模式。美国和加拿大存在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两级金融监管机构,各自在金融监管的事务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英、德、日等国均为非典型的金融监管央地分权模式,仍以中央政府监管为主。总体而言,其他国家或地区金融监管央地分权模式之于中国的启示,在于其权力配置方式和依据的法治化。相比较而言,中国地方政府并非完全不存在金融监管权,但在中国现有配置模式中,除个别地区通过地方法规形式予以确定之外,均是行政式的、实用主义的配置模式,缺乏法治化的特征。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启示还在于其无论何种央地配置模式,并不存在优劣之分,只有与国情合适与否。央地分层的监管体制与中央集权式的监管体制,受到联邦制或单一制国家形式的极大影响,但是二者并非一一对应,最终决定其模式的,是一国的金融市场及金融制度赖以存在的整个国情。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实用主义配置的现实,已经显着表明向其配置权力的必要性。而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制度化,应该在重新厘清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动因、目标、价值及原则的基础上,将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的首要价值定位于维护地方金融市场的安全稳定;其次要有利于提升金融监管的效率;最后,还应有利于实现地方经济民主。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的目标,则是实现金融监管权理论上的结构化、制度上的法治化和实践中的高效率。为此,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应当以合理分权、依法分权和权责对等为主要原则,坚持法治化的根本路径。中国当前最根本症结并非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有无的问题,而在于法治化的缺失。考虑到地方金融市场的特殊性,依据法律的相关规定,应当充分发挥各地方权力机构的作用,通过地方立法进行地方金融监管权的配置。金融监管权主体、对象、内容的配置,应把握以下原则:主体上,要坚持地方监管机构的独立化、专业化和责任化,并建立地方统筹监管、中央指导的央地监管机构关系;内容上,必须厘清地方金融市场与政府监管之间、地方监管与中央监管之间的两个界限。此外,任何规范的有效运行都离不开其所在的制度体系,金融监管权的科学化央地配置,应当以完善的顶层权力配置为依托,改严格分业式监管为统筹式监管、完善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的关系、完善金融机构破产制度、国家救助制度和存款保险制度等,从而培育强大而稳健的市场机制,从根本上减少市场失灵。

薛涵予^[4]（2019）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既汲取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金融思想的精华,也继承了自中国革命时期至党的十八大前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同时结合现代金融理论,根据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与时俱进地创新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地将它运用到具体的金融工作当中。实践证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是推动新时代中国金融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将原理和现实相结合,使真理和价值相统一,以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强调稳中求进,守正创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以经济为本源,以改革促发展,以市场为机制,以人民为中心,以开放为重点,以治理为手段,以安全为底线,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它以原则,方法,对象,目标等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指导体系,它融合传统和现代,协调主体和客体,兼顾国内和国际,突出重点和难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主要欲解决金融安全和效率问题。为抵御金融风险,我国金融必须服务实体经济,始终将人民利益摆在第一位,加强对外开放与合作,完善监管与法治;为提高金融效率,我国金融必须深化体制改革,让市场为配置资源起决定性作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本文试图通过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相关内容的阐述和论证,展现一个完整的思想形成过程,并且详细说明根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需要采取哪些有效的措施,指导我国金融工作,解决实际金融问题。我认为,当代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极其复杂,中国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国内推行着“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金融工作面临着重大的风险与挑战。在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金融体制也亟待全面深化改革,此时研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司登奎,李小林,葛新宇,刘镇宁^[5]（2019）在《泰勒规则、国际资本流动与人民币汇率动态决定》文中研究说明在人民币国际化逐步推进及资本账户渐进开放的现实背景下,厘清国际资本流动在人民币汇率动态决定中所发挥的作用,对于完善货币政策调控及优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具有重要的启示。文章以开放泰勒规则货币政策为研究框架,内生地植入国际资本流动以考察人民币汇率的动态决定机制。理论分析表明,国际资本流动、汇率预期、利差、通胀差、产出缺口差对即期汇率的影响均取决于利率平滑操作程度、本国与外国货币政策对汇率偏离的相对敏感程度,而且国际资本流动、产出缺口差及通胀差对汇率的影响还与货币政策的反应程度有关。进一步采用TVP-SV-BVAR模型分别从不同时点和不同时期进行多维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包含国际资本流动的泰勒规则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具有显着的时变性,其中产出这一基本面因素是决定汇率变动的最重要因素,产出扩大在长期会引发人民币汇率升值;国际资本流入在短期和长期内均会助推人民币汇率升值,且其对汇率的影响仅次于产出;利差扩大和通胀率相对上升也会导致汇率升值,但两者对汇率的影响小于国际资本流动;汇率预期与即期汇率短期内呈现"相互印证、相互实现"的关系,但长期内与汇率的动态变化出现背离。文章不仅能为准确捕捉人民币汇率变动特征提供理论解释,而且对于优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以及维持其有序波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胡君^[6]（2019）在《两部门视角下经济增长的汇率条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开放环境下实际汇率是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近年来,在汇率与增长的研究中,存在着两个富有争议的典型事实:一方面,部分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伴随着“实际汇率低估以及不断积累的经常账户顺差”,而另一方面,通过跨国比较发现,并非所有国家都能实现实际汇率低估,甚至一些拉美国家出现了持续的汇率高估,从而形成了不同国家的“汇率低估之谜”。以上两种典型事实发生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成为讨论实际汇率与增长问题的现实基础,贸易开放通过促进一国贸易部门相对非贸易部门的快速扩张,推动一国工业化的进程。因此,本文从两部门视角出发,研究经济增长的汇率条件,并试图回答三个重要问题,即“什么是经济增长的汇率条件”、“为何有些国家不能实现汇率条件”以及“经济增长的汇率条件能否持续”。此外,在贸易与金融双重开放的背景下,实际汇率的稳定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是本文进一步考虑的问题。围绕研究的主要目标,本文基于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的两部门模型,研究汇率条件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汇率条件的内生化决定与汇率条件的动态化过程,从而形成了如下四个方面的研究探讨:（1）通过典型事实的跨国比较,是否实现实际汇率低估似乎成为了工业化成功的必要条件。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过程面临着协调失灵与市场失灵的问题,劳动力的跨部门转移不足、幼小工业部门的资本短缺以及先进部门的技术外部性都成为工业化水平不足的重要原因。本文通过构建了一个两部门的分析框架,解释实际汇率低估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包括三个部分,其一,实际汇率低估通过“工资溢价”促进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其二,实际汇率低估可能通过一种“补贴机制”,弥补工业部门资本短缺的问题;其三,实际汇率低估能够形成一种对技术外部性的差异化补偿,从而使得贸易部门生产率快速提高,最终带动经济体整体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2）从汇率条件的内生性出发,研究实际汇率低估的形成机理。研究巴萨效应的传统观点认为伴随着经济增长,部门间生产率差异导致了非贸易部门工资水平的大幅上升,推动实际汇率升值。但本文通过构建两部门框架下拓展的汇率条件内生性模型,发现两部门结构转型一方面会释放大量的生产要素,另一方面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这会通过降低非贸易部门的价格上升来削弱巴萨效应,继而维持实际汇率低估,具体研究为:一方面构建基于要素禀赋影响实际汇率变动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模型,研究发现劳动力剩余与高储蓄率将通过降低劳动力成本与资金成本,实现实际汇率的低估;另一方面,基于劳动力市场管制与金融抑制的制度变量,研究发现,两者都通过政府干预要素市场,同样成为导致实际汇率低估的重要原因。（3）从汇率条件的动态化出发,基于发展中国家实际汇率与经济增长的三种路径,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会经历“巴萨效应—反巴萨效应—巴萨效应”的动态过程。依赖要素禀赋与制度变量成功实现“反巴萨效应”是亚洲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但随着要素条件的恶化与制度约束的加强,实际汇率的“过早高估”又使一国重新回到“巴萨效应”的实际汇率升值的路径上来,导致“过早去工业化”现象,这意味着一国在中等收入阶段工业增加值占比出现过早的下降。未来需要通过进一步促进要素市场的资源配置与促进非贸易品部门的技术进步来创造实际汇率低估的持续性汇率条件。（4）在双重开放背景下,通过实际汇率低估形成竞争性的汇率已不再是唯一的政策目标,汇率的稳定性是需要关注的补充性汇率条件。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汇率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向的,且在金融开放的经济体中更为明显,这些结果对发展中国家汇率政策的设计具有重要意义。考虑到国际贸易和投资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性,这些国家必须努力实行一种主要旨在稳定汇率的汇率政策。通过研究我们得到以下结论与启示:（1）实际汇率低估通过促进工业化进程实现经济增长。东亚国家的快速工业化与拉美国家的工业化停滞与各国实际汇率条件紧密相关。当前,中国需要警惕实际汇率的“过早高估”导致“过早去工业化”现象。（2）一国能否实现实际汇率低估是内生决定,要素禀赋与制度变量都能够通过降低要素市场的成本,抑制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维持实际汇率低估。拉美国家的“过度城市化”与“高利率水平”阻碍了实际汇率低估的实现。（3）实际汇率低估的增长效应取决于工业化阶段,当跨过工业化水平的临界值,实际汇率低估将阻碍经济增长。但多数国家出现“过早高估”与“过早去工业化”,这主要来源于要素禀赋条件的快速恶化,以及制度变量所带来的效率损失。劳动力剩余与高储蓄率是支撑实际汇率低估的重要条件,将会带来要素配置效率提高,即“好的低估”;但长期依赖制度约束将降低要素配置效率,带来“坏的低估”。未来随着要素禀赋条件的恶化,一国需要破除制度约束,并通过促进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增强金融深化与加快非贸易品部门的技术进步来实现实际汇率低估的持续。（4）考虑到贸易开放与金融开放的双重背景,高度的资本流动会带来汇率的大幅波动,以实际汇率低估为目标的竞争性实际汇率政策,将向竞争性与稳定性兼顾的目标转变。未来还需要加强资本账户的管理,促进汇率的稳定性。

李良艳^[7]（2017）在《人民币期货发展研究》文中提出外汇期货作为世界上第一个金融期货产品,已经成为近半个世纪以来国际金融市场汇率风险管理中不可缺少的金融衍生工具。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和浮动汇率制度不断盛行,它在促进对外贸易、对外投资便利化和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频发,场内衍生品市场的交易数量和流动性指标大幅提升,外汇期货更加凸显其作为外汇衍生品最重要交易品种的地位,成为当前各大经济体和金融企业对冲汇率风险的热点和风向标。同时,外汇期货属于一种汇率风险管理工具,是汇率价格的发现者,成为反映汇率市场化和金融市场发展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随着我国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的全面深入,汇率的双向波动态势和幅度会更加明显。我国的实体企业和其他市场主体将会面临更大的汇率风险,为规避这种风险,必然寻求汇率衍生工具的多样性和创新性,如果没有相应的风险管理工具进行对冲,就很难应对不确定性所带来得复杂的市场风险。目前,从在岸来看,我国只有人民币汇率衍生品的场外交易市场,场内交易市场仍处于空白,同国际成熟的外汇衍生品市场相比,不管在交易品种还是交易规模上,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就长远发展而言,要加强未来对人民币汇率定价主导权的控制,就需要在完善离岸人民币期货市场同时,逐步建立在岸市场,以形成境内和境外的人民币期货市场互动发展,增强在全球市场上的人民币汇率话语权,深化和丰富我国的外汇市场体系,形成外汇即期、外汇远期、外汇掉期、外汇期货、外汇期权等完整的衍生晶体系,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坚实的市场基础。文章以国际化视野下的人民币期货发展作为核心,沿着过去-现在-未来为时间轴主线贯穿整个人民币期货市场研究过程,以外汇期货的经济功能和外汇理论为指导,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手段,统筹离岸和在岸两个市场来全面分析人民币期货发展状况,以期深入挖掘人民币期货市场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在微观研究层面,本文从人民币期货发展的源头入手,分析在岸和离岸人民币期货发展历程。针对当前离岸人民币期货市场发展,划分为萌芽和逐步推进两个阶段,分别阐述合约内容和交易机制的变化。同时,结合分析在岸人民币期货试点失败的症结所在,深层次剖析影响人民币期货发展的汇率、利率和资本管制三大重要因素。在上述基础上,论证人民币期货发展的实质,采用ECM-BGARCH、VECM和修正信息份额MIS模型、VECM-EGARCH模型对人民币期货的套期保值、价格发现以及波动溢出效应进行实证分析。测度人民币期货的套期保值比率及套保比率的有效性,从期货/现货领先滞后关系和价格贡献度两个角度测量人民币期货的价格发现功能,除此之外,从波动集聚、短期波动溢出和长期波动溢出三个方面研究人民币期货的波动溢出效应。纵观本国市场发展的同时,文章也借鉴了其它国家本币期货发展经验,基于发展阶段的相关性、面临形势的相似性以及结果的一致性,选取了印度、巴西和俄罗斯这三个金砖国家,进一步在国际外汇市场的背景下探究这三个金砖国家本币期货发展的路径以及对人民币期货的启示。作为当前国内人民币期货研究的薄弱区,本文阐发了对于未来深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人民币期货市场化的方向展望,规划了人民币期货发展的市场路径,即在发挥香港交易所在境外人民币期货市场的桥头堡作用,完善离岸人民币期货市场的同时,遵循推出交叉汇率外汇期货、人民币外汇期货先后顺序重建在岸人民币期货市场,构建境内完整的外汇衍生体系。希望此文能引发更多反响和学者同仁的建议,对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加快我国的金融创新,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李维刚^[8]（2012）在《基于内外均衡的人民币汇率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2005年7月人民银行启动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进入了对美元的单边升值通道。人民币汇率的升值以及国际社会对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预期，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进入中国，这些资本与国内宽松的货币政策相配合，最终形成了2007年国内资本市场与房地产市场的过度繁荣。与此同时，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巨大波动，因应次贷危机的冲击，美国政府出台了大规模的救市计划，并至今先后两次推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将联邦基准利率维持在0.25%的水平下。美国这种只考虑自身利益的行为造成了全球美元的泛滥和美元货币的贬值，同时为未来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埋下了祸根。美国金融危机逐渐延伸到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中国政府为防止出现经济的硬着路，出台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并将货币政策由紧缩转为宽松。适应外部均衡的调节再次导致了内部经济、特别是房地产市场的过度反弹。基于当前内外复杂的经济环境，如何将人民币的汇率政策与中国经济的内外均衡结合起来，成为亟待研究的问题。本文基于这样一个出发点，在回顾总结内外均衡政策搭配的理论和汇率决定与管理的理论的基础上，分析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与内外均衡调节之间的作用机理及其调节效果。通过分析笔者认为，经济转轨初期的人民币汇率贬值并没有像转轨后期那样队外部均衡发挥明显的调节作用；在人民币名义汇率钉住美元时期，对外均衡的调节主要是通过调节内部均衡的货币政策影响实际有效汇率来间接实现的；人民币进入汇改升值后，由于投机与套利资本的进入，扭曲了内外均衡的作用机制，人民币汇率政策制定既需要考虑内部经济因素，也要考虑国际协调。基于人民币汇改升值后套利资本涌入与经济过热的现实，本文从比较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与中国当前经济相似的日本泡沫经济前后的内外均衡政策与汇率波动的作用机理，并对基于巴拉萨-萨缪尔逊模型对人民币汇率和日元汇率的升值原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日元、人民币升值的部分原因都是由于中日相对美国快速增长的生产率差异，这对今后人民币汇率的调整提供了指导方向。综合中日经济过热时期的原因与宏观经济走势的相似性，本文提出日本因应泡沫经济的内外均衡调节与汇率政策对指导中国处理当前局部过热（主要是房地产行业）具有借鉴意义。之后，本文对人民币均衡汇率与汇率失调程度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失调并不是一直保持着高估或者低估，个别时间接近均衡汇率；汇率失调与资本市场因子和产品市场因子的矛盾有关，实际汇率失调程度既取决于资本市场与产品市场两种相反预期作用的大小，也取决于资本市场价格因子和数量因子内部力量的作用结果。在研究人民币均衡汇率与汇率失调的基础上，本文对中国经济内外均衡与人民币汇率调整机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短期内，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产生影响的主要是贸易顺差、货币供应量和经济增长的因素；长期来看，决定长期汇率均衡走势的是实体经济的体量因素。据此本文建议，与其重视向长期均衡汇率接近，不如放宽短期波动，稳定短期投机预期，从而实现长期均衡汇率的稳定，为将来人民币的国际化创造条件。另外，名义汇率渐进式的升值要同消除资产市场高估的政策措施相结合。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没有必要硬钉住均衡汇率进行调整,调整力度和成本不但同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以及经济可承受程度相关,更多的还同一个国家整体经济以及国家竞争力有关。随着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和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的上升，人民币汇率政策还应该包括对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参与与协调。本论文研究认为，由于当前我国金融市场改革尚未完成、资本项目尚未开放，人民币汇率的协调路径应该是先区域化后国际化。在区域化的措施方面，首先应该加快推动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的职能，并推动人民币作为部分大宗商品定价的尝试；其次要加快国内金融市场改革，扩大人民币的回流通道和投资通道；最后要采取稳定措施，防止人民币的过度投机。综合中国内外均衡的政策协调与人民币汇率的相互作用机制，并借鉴日本对泡沫经济所采取措施形成的教训，本文就围绕内外均衡的可持续发展和与这可持续发展相适应得人民币汇率政策提出三个建议：一是转变经济结构、扩大内需，实现内部均衡的同时，减轻外部失衡的压力；二是完善货币政策、深化金融市场改革；三是稳步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陈曦^[9]（2009）在《中国货币一体化的模式与步骤研究》文中认为自香港、澳门回归后，中国形成了特有的“一国四币”的局面，CEPA签署后大陆与港澳地区的经济合作与交流被提升到制度化建设的层面，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两岸关系在2008年实现“大三通”后有了一个质的变化，并为两岸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新的机会；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促使两岸经济必然要进一步融合，以应对危机的挑战；这些都为中国货币一体化奠定了现实基础，且货币一体化将有助于中国实现统一，促成人民币国际化和是中国参与亚洲货币合作的战略平台，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从多个不同角度论证了中国货币一体化的必要性，考察了中国货币一体化的现实经济基础，即两岸三地间的经贸往来现状，与港澳台三地的汇率制度演变与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并分析了在东亚货币合作的背景下，中国货币一体化与东亚货币合作的相互关系，通过SVAR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两岸三地目前并不构成最优货币区，在参考、借鉴了国际区域货币一体化和东西德货币统一的经验后，文章最后提出了中国货币一体化的复合模式，即人民币与港澳币以美元化形式，而人民币与新台币间则采用欧元模式，在两岸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逐步达到货币一体化的阶段，最后货币统一进程则依据现实情况，可采用以人民币或创建新货币为统一货币。本文贡献有以下几点：第一，目前全面涉及“两岸四币”、且论述货币一体化模式与步骤的文献基本上没有，本文首次提出中国货币一体化的模式应是复合模式，并对此做了相应的分析，具有一定的开拓性；第二，本文首次提出以欧元形式，从经济一体化起步逐渐发展到货币一体化阶段，从而实现人民币与新台币的一体化；第三，首次应用演化博弈模型，并结合当前国际现实，从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趋势角度来解释中国货币一体化的必要性。

曾伟^[10]（2006）在《人民币汇率升值及其汇率制度的取向选择》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从2002年日本财政大臣盐川对人民币汇率问题发难以来，关于人民币汇率升值的争论此起彼伏，高潮迭起。有的主张升值，有的反对升值；有的主张固定汇率制度，有的主张浮动汇率制度：有的主张应继续保持美元挂钩，有的主张与货币篮子挂钩；等等。人民币汇率升值究竟是何根源?人民币和汇率升值对我国经济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对我国未来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将具有怎样的借鉴意义?本文将试图就这些问题做些工作。其结构安排主要包括：第一部分，系统论述了自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人民币汇率体制以及调控的主要历史进程；第二部分详尽论证人民币汇率升值的理论以及制度原因，证明人民币汇率升值是一个不可规避的趋势；第三部分论述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我国经济的主要影响；第四部分根据前面就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所引发的人民币汇率制度问题的分析和思考，进一步考察人民币汇率制度未来的取向，充分肯定低频的有管理的渐进性汇率浮动方案，希望积极而谨慎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二、关于人民币汇率安排的几点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人民币汇率安排的几点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加强人民币升值情形下的汇率预期管理（论文提纲范文）

（2）金融开放、新兴经济体特征与货币国际化（论文提纲范文）

（3）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两部门视角下经济增长的汇率条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人民币期货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基于内外均衡的人民币汇率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货币一体化的模式与步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人民币汇率升值及其汇率制度的取向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四、关于人民币汇率安排的几点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加强人民币升值情形下的汇率预期管理[J]. 管涛. 清华金融评论, 2021(09)
• [2]金融开放、新兴经济体特征与货币国际化[D]. 叶伟.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3]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D]. 李其成.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7)
• [4]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研究[D]. 薛涵予. 兰州大学, 2019(02)
• [5]泰勒规则、国际资本流动与人民币汇率动态决定[J]. 司登奎,李小林,葛新宇,刘镇宁. 财经研究, 2019(09)
• [6]两部门视角下经济增长的汇率条件研究[D]. 胡君. 云南大学, 2019(09)
• [7]人民币期货发展研究[D]. 李良艳.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8]基于内外均衡的人民币汇率政策研究[D]. 李维刚. 上海交通大学, 2012(03)
• [9]中国货币一体化的模式与步骤研究[D]. 陈曦. 厦门大学, 2009(11)
• [10]人民币汇率升值及其汇率制度的取向选择[D]. 曾伟. 云南师范大学, 2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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