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罗干会见日本国家公安委员会委员长（论文文献综述）
金度勋[1]（2021）在《国内否决者与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 ——韩日农业贸易自由化比较研究》文中指出论文旨在通过对韩国和日本两国国内行为体的政治行为的比较分析,考察韩日两国农业贸易自由化进程呈现不同结果的原因。为此,论文采用双层博弈论和否决者理论的研究框架,并通过“获胜集合（Win-Set）”概念分析贸易谈判的过程,验证了三个国内政治因素——即“国内行为体的偏好及权力分布”、“国内政治制度”和“谈判代表的战略”——和农业贸易自由化水平之间存在着显着的相关关系,论文进而分析其因果逻辑。作者提出的假设是,韩日两国的农业政治经济结构塑造并影响着政府、国会等国内行为体的偏好结构以及政治制度的设置,而国内行为体的偏好结构以及政治制度的设置又限制着韩日两国谈判代表在农业贸易自由化谈判中可能采取的战略,这最终决定了韩日两国在农业贸易自由化谈判中所达成协议的内容。为检验这一假设,论文以韩国和日本两国所展开的八场谈判为案例进行了比较分析。具体而言,作者将韩日两国的农业贸易自由化进程分为两个阶段进行比较分析,即1980-2000年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框架下的第一阶段和2000年代以来在自由贸易协定（FTA）框架下的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韩国和日本两国的农业贸易自由化进程主要是由美国的压力引发,这一阶段的贸易谈判围绕大米、牛肉等重要农产品市场的开放——即“关税化（Tariff ication）”——问题所展开。在这一阶段,韩日两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差异导致了两国在牛肉和大米市场自由化谈判中得到不同的结果。其中,两国国内否决者对贸易自由化的偏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韩国,总统、政府各部门和国会等决策部门在这个阶段的偏好一致,他们坚决反对国内农产品市场的开放。这种偏好结构使得韩国的获胜集合规模很小,从而加强了政府抵制“外压（Foreign Pressure）”的谈判筹码,也使得韩国最终获得了近乎理想的谈判结果。相反,日本国内各行为体对农业贸易自由化形成了分散的偏好结构,即政府和执政党内部同时存在着对农业贸易自由化持赞成和反对立场的行为体。其中,支持自由化的行为体作为美国“沉默的盟友”通过说服国内鹰派等方式扩大了本国的获胜集合;他们通过扩大获胜集合并向本国政府施加压力的方式促进了日本的农业贸易自由化。在第二阶段,韩国和日本两国以自由贸易协定（FTA/EPA）的形式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但在这个阶段,由于韩日两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差异,两国在农业贸易自由化中又展现了与第一阶段截然不同的面貌。具体而言,韩国的国内政治因素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国内行为体的偏好及权力分布方面,国内行为体对农业贸易自由化问题形成了分散的偏好结构,而且对外贸易谈判的权限集中于通商交涉本部,而标榜保护主义的农林水产部只发挥了有限的作用;在国内政治制度方面,在2008年出现的“一致政府”状态下,在野党的牵制能力处于弱势地位。这些国内政治因素的变化使得韩国同美国、欧盟等农业强国签订了高水平的自贸协定,从而大大开放了国内农产品进口市场。与此相反,日本在这个阶段的三个国内政治因素与第一阶段相比变化不大,这使得日本在这个阶段在农业贸易自由化谈判方面相对于韩国而言表现出保守的特征。在这个阶段,虽然日本政府在农业贸易谈判的政治制度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集中了权力——如于2013年设立“TPP政府对策本部”并统一政府的对外贸易谈判权限,也成功地推进并签署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但是农林水产省依然在“四省共同议长制度”下事实上长期控制着农业领域的贸易谈判权限,而且农林族议员通过农政“铁三角”在国内决策机制中仍发挥强大的影响力,这种情况一直约束着国内农产品市场进一步开放的水平,从而使日本在TPP谈判中成功地阻止了大米、小麦、猪牛肉、乳制品、糖类等五大“圣域”农产品的贸易自由化。综上,韩日两国在农业贸易自由化中,韩国表现出先保守后开放的特征,而日本相对韩国而言表现出先开放后保守的特征。之所以韩日两国在农业贸易自由化过程中会产生这样的差异,其因主要在于韩日两国三个国内政治因素在不同阶段的不同表现。也就是说,韩日两国的国内政治因素存在的差异导致了两国在农业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出现不同的结果,从而验证了三个国内政治因素跟自由贸易政策的协商结果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因果关系。特别地,在三个国内政治因素中,应该优先考虑“国内行为体的偏好和权力分布”,因为它对政治选择具有基础性的导向作用;其次,应考虑“国内政治制度”,如谈判权限是否集中、批准方面是否存在“分治政府”,因为这两方面的内容制约着政治家与谈判代表在政治抉择中的制度空间;再次,在前两大因素的基础上,探讨“谈判代表的战略”,相对而言,“谈判代表的战略”同时受到其他两大因素的制约,也就是说,“国内行为体的偏好及权力分布”和“国内政治制度”决定了“谈判代表的战略”是否能够作为重要变量以及其在谈判中所能发挥出的作用水平。
隋从容[2]（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公安工作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工作。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创造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持续安全稳定的“两大奇迹”,是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取得这样的成就,既凝聚着全国公安战线和广大公安民警的艰苦努力,更彰显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卓越智慧和能力。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公安工作摆在事关国家政权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位置,在汲取国内外公安工作理论思想精华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指导,紧密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时代主题,顺势而为,在逐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安事业的进程中,对公安工作的性质、地位、职责任务、公安工作的着力点以及公安工作主体建设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了深入探索与回答,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科学,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深入挖掘和系统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无论是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还是为进一步推进新时代公安工作提供理论参考,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需要在国际与国内、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相互观照和双向互动中剖析和探讨。为此,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理论基础,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比较研究与归纳总结提炼相融合的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多种因素相互影响、综合发力的必然结果。发生学告诉我们,任何理论和思想的产生与发展都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都有其必然的发生基础,也必然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全球化与社会转型等国际国内因素对公安工作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是其形成和发展的时代背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公安工作的艰辛探索是其形成与发展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毛泽东的公安工作思想是其形成和发展的理论来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其历史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至1992年期间,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起步的历史转折时期,果断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在继承毛泽东公安工作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民主法制思想为统领,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形成了以“稳定压倒一切”为总要求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开创了公安工作思想发展的新局面。第二阶段,1992年至2002年期间,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确立和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历史时期,以依法治国思想为统领,着力加强公安工作法治化建设,形成了以“讲政治、讲法制、讲服务”为总要求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推向一个新高度。第三阶段,2002年至2012年期间,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时期,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统领,着力加强公安工作的正规化建设,形成了以“立警为公,执法为民,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为总要求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全面推进公安工作思想的蓬勃发展。第四阶段,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判断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准确把握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中国,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平安中国思想为统领,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等更高需求为目标,着重从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层面全面深化公安改革,形成了以“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为总要求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推进公安工作思想的创新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具有丰富的内容。其基本内容是:围绕着“什么是公安工作”的问题,说明了公安工作的性质地位使命任务;围绕着“为什么要做公安工作”的问题,说明了公安工作的价值取向;围绕着“怎样做公安工作”的问题,说明了公安工作的根本原则,方针策略和举措;围绕着“谁来做公安工作”的问题,说明了公安工作的主体建设。关于公安工作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使命任务,回答了公安工作“是什么”的问题。关于群众路线是公安工作的生命线、维护社会治安要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人民满意是公安工作的根本标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努力建设平安中国,回答了公安工作“为什么”的问题。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持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切实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坚持改革强警、科技兴警战略,回答了公安工作“怎么做”的问题。政治建警,全面加强公安队伍思想政治建设;从严治警,依法加强公安队伍纪律规矩意识和正规化建设;素质强警,切实提高公安队伍的战斗力,回答了公安工作“谁来做”的问题。上述内容的组成部分,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具有鲜明的特征。其总体特征是:从生成方式和过程来看,具有时代性、继承性、实践性特征;从内容构成上来看,具有科学性、政治性、法治性特征;从本质属性和价值取向上来看,具有人民性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强烈的现实意义。其理论价值主要在于: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公安工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公安工作的思想指南;其实践意义主要在于:科学统领了公安工作的全面发展,有效推动了公安制度改革创新,有力推进了法治公安建设,为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民安宁提供了坚强保障,在党的公安工作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该思想无论是对公安工作的定性定位问题,还是公安工作应该坚持的原则、路线、方针、策略,抑或是公安工作的主体建设等方面,都对毛泽东的公安工作思想有所发展,同时,也有效地统筹了公安工作的全面发展,为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要在新的实践中进一步坚持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要在总结经验中坚持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就该思想发展的基本经验,概而言之,主要表现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指导思想,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坚持服从和服务党的中心工作这一根本立足点,坚持人民公安为人民这一根本价值指向,坚持辩证思维、法治思维这一方法论等;要在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中坚持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通过强化公安民警的理论信仰,改进公安民警教育方式、强化理论武装,将党的公安工作思想转化为公安工作的政策、制度、运行体系,转化为公安干警的需要等手段,让思想掌握广大公安民警,在解决现实问题中、在回答时代之间中坚持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要在正确认识坚持与发展的关系中坚持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既不能认为它具有历史条件的局限就认为它已过时,弃之不用,也不能认为是终极的理论,而教条僵化,生搬硬套,要坚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精神,尤其是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习近平关于公安工作的重要思想。
陈阵[3]（2019）在《战后日本修宪运动研究》文中提出二战结束后,日本在美国的占领下,进行了一系列民主化改革,其中《日本国宪法》的制定也是民主化改革的重要一环。《日本国宪法》作为日本近代立宪主义的延续,既对《大日本帝国宪法》中的“封建专制”、“军国主义”赖以滋生的制度进行了剔除;又确立了“国民主权”、“和平主义”、“民主主义”三大原则。《日本国宪法》的“和平主义”的主旨是日本彻底杜绝“由政府的行为发动战争”,决意“放弃战争”、“不保持战力”,最终实现“恒久和平”。《日本国宪法》第9条“放弃战争”、“不保持战力”的规定是“和平主义”最具实质意义的制度设计,也是“和平主义”的制度保障,因此也被称为“绝对和平主义”、“非武装和平主义”。战后,日本在《日本国宪法》第9条的荫庇下,日本能重新被国际社会所接受,而又以“轻武装、经济优先”的国家发展模式踏上战后复兴和经济高速发展之路,经济总量曾一度跃居世界第二。日本长期以来,因“和平主义”的荫庇,而实现经济高度发展的同时,又在政治上形成与宪法相脱离的趋势。日本的修宪政治势力以《日本国宪法》是“强加宪法”,宪法第9条使日本国家主权不完整,《日本国宪法》的“和平主义”不足以保障日本的国家安全,第9条不适应当下的国际环境等借口,主张修改《日本国宪法》第9条,鼓噪和推动了此起彼伏的修宪运动浪潮。战后日本的修宪围绕着两条主线展开:一是“明文修宪”。明文修宪是以宪法所规定的程序,启动“修宪权”,对宪法第9条进行修改。但由于修宪程序的严格限制,在不具有多数日本国民支持的情况下,“明文修宪”非常困难。二是“解释修宪”。“解释修宪”在宪法学上是伪命题,却是日本的现实政治中存在的宪政实态。日本政府正是在无法达到明文修改宪法目的的情况下,通过对宪法第9条的“解释”,来证明拥有自卫权、自卫队的存在、海外派遣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等不违反宪法第9条,进而通过立法来架空宪法第9条。从整个战后日本修宪运动的历史来看,“明文修宪”与“解释修宪”相互交叉与转换深受国际环境变化和日本国家战略调整的影响。冷战时期,在美苏两极格局对峙的国际环境下,美国要求日本承担本国的防卫责任,要求日本政府重新武装。日本政府在这一要求下对宪法第9条的解释也从“否定自卫权”到“不否定自卫权”,再到防卫政策的“最低限度的防卫”、“专守防卫”,以“有限度的武装”迎合日本政治主流的“以经济为中心”的国家战略。虽然出现日本政治支流的鸠山一郎、岸信介修宪内阁,试图修改宪法重新武装日本,但在日本国民的反对声中宣告失败。20世纪80年代,日本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日本对“政治大国”的诉求愈来愈强烈,中曾根康弘内阁提出日本要进行“战后日本总决算”,把“以经济为中心”的国家战略调整为“政治大国”的国家战略。军事正常化是政治大国化的前提,而限制日本重新武装的宪法第9条成为政治大国化的障碍。中曾根试图对宪法第9条进行修改,但在日本国内舆论的压力下宣告流产,而事实上突破了防卫预算GNP百分之一的限制。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加之中国的崛起,日本为在国际社会中减少对抗和对自身的重新评估,将“政治大国化”国家战略调整为“正常国家”战略,但“正常国家”战略其实质还是追求政治大国化。“军事正常化”是“正常国家”应具有“战争权”之意,日本政府为实现“军事正常化”,修宪被提上政治日程,实现自卫队海外派遣的合法性、推进和制定“有事法制”,特别安倍晋三上台以来,试图从明文修改宪法着手,为修改宪法做准备,制定《国民投票法》,主张修改宪法第96条“修宪程序”,将修改程序“软化”,但也面临诸多困难,日本修宪的未来走向尚存诸多变数。关于日本修宪运动的趋势,从宪法保障制度体系来看,即存在修改程序上保障,也存在救济制度上的保障——违宪审查制度。宪法第96条为宪法设置修改程序上的保障是修宪无法逾越的限制,是最为严格的制度保障。日本违宪审查制度缺位造成违宪的案例屡屡发生。严格恪守修宪程序,完善违宪审查制度,才能确保日本宪法在民主主义原则下,进行变革。《日本国宪法》规定修宪权由主权者国民行使,国民通过国民投票的方式决定是否修改宪法。《日本国宪法》自1947年实施至2014年,修宪派政党在国会一直未能占有“各议院的三分之二以上”的议席。2014年众议院选举中所谓的“修宪势力”政党,其所属国会议员占有众议院的三分之二以上议席;2016年参议院选举中,修宪宪势力占据参议院三分之二以上的议席。但是,所谓“修宪势力”政党所属的国会议员对修改第9条的具体方案未必能形成一致的意见,故此,未能启动修宪程序。战后,日本主流民意经历从“护宪”到“论宪”的转变,虽然在某一时期,支持修宪的国民比例高于“护宪”国民的比例,但长期以来日本主流民意仍是反对修宪。日本修宪如能在民主主义原则下进行,日本主流民意是未来修宪运动趋势的决定性因素。在整体的和平国际环境下,日本主流民意是维护和平宪法的中坚力量。和平的国际环境是《日本国宪法》第9条存续下去的重要外部条件。当今的国际环境中,地区冲突此起彼伏,存在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威胁,而东亚地区的朝核问题,美国远东战略部署使远东地缘政治趋于紧张,尤其是日本政府极力渲染的“朝鲜威胁论”、“中国威胁论”,对日本修宪运动的趋势给予重要的影响。美国对日本与其“亚太战略”及“全球战略”的同步性要求,使日本修宪运动具有显着的“从美”特征。但是,从日本的国家发展战略来看,必然与美国的国际战略同步性要求存在矛盾。故而,日本修宪运动的趋势显现出日本在政治上摆脱美国操控的动向。
蒋欣欣[4]（2018）在《中国“第一夫人”的媒介形象变迁研究 ——基于《人民日报》新闻报道的框架分析（1949-2018）》文中研究指明已有研究认为,新闻媒体上的“第一夫人”新闻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第一夫人”的公共活动及其所展现的国家形象,也可以反映新闻媒体的建构方式和意图。本文采集《人民日报》1949-2018年关于中国“第一夫人”的新闻报道,以框架理论为研究方法论,以内容分析法为研究方法,从高、中、低三个层次对中国“第一夫人”的媒介形象及其变迁做了研究。研究发现:（1）中国官媒重视“第一夫人”的媒介形象建构,其媒介形象变迁呈现两个主要特征。一是报道数量方面,呈现出“n”形、“N”形和“M”形特征,“M”形特征还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二是报道方式方面,中国“第一夫人”的媒介形象实现从“脸谱式”刻画到“生动式”呈现转变,尤其是在新媒体时代和中国政治发展新时代,彭丽媛的“第一夫人”的媒介形象更为丰富、立体和生动。（2）中国“第一夫人”的媒介形象主要通过报道议题与报道框架表现。中国“第一夫人”独立参加公共活动时,其报道议程主要集中在社会公益和文化艺术等相关事务;此外,陪同性框架是建构中国“第一夫人”媒介形象的主要框架,政策性框架、礼仪性框架和义务性框架居于次要位置。（3）彭丽媛时期媒介形象的框架在不变中有变,此阶段形成中国“第一夫人”热,媒介形象全面体现在“量”、“质”、“议题”、“框架”等角度。彭丽媛时期的“第一夫人”报道总量、年均报道量都达到历史最高值,将“第一夫人”作为报道主要对象的新闻报道占比远远高于其他“第一夫人”,此时期政治外交议题有所下降,社会公益和文化艺术议题大幅度提升,陪同性框架占比减少,义务性和礼仪性框架占比明显提升。中国第一夫人媒介形象遵循了世界通行框架,但也突出了自己的政治风格和文化色彩。研究发现媒介形象所反映的“第一夫人”活跃程度与国家发展和政治运行有关,文化差异是导致中国“第一夫人”媒介形象与他国同中有异的重要因素,个人魅力和时代背景促成了彭丽媛引发中国“第一夫人”热。研究认为要重视“第一夫人”在与最高领导人角色互补、提升国家软实力、对女性的示范等方面的作用,建议在塑造“第一夫人”的媒介形象时将要根植于本土传统文化,也要做好跨文化传播,讲好中国故事,同时,要积极推进“‘第一夫人’外交”的制度化,给予“第一夫人”更多自主空间。
张光润[5]（2018）在《袁同礼研究（1895-1949）》文中研究表明袁同礼,字守和,祖籍直隶安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北京南横街本宅,1965年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在他出生之年,造就“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已在甲午海战中幻为泡影,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变迁的大事件已是山雨欲来。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发轫”于三年后的戊戌维新。他在这场巨变中养成了新知和旧学,并以发展图书馆事业回应了那个时代,成就了自己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中的先驱地位。1949年初旅美定居之前,他不仅领导全国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并将它带向了世界,深度参与了近代社会的变迁。有关袁同礼的研究,近三十年来逐渐受图书馆界关注,相关专题论述层出不穷,至今仍是方兴未艾,但由于资料和视野所限,历史学界有关他在近代社会变迁上的讨论,尚不多觏。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镜图书馆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他学问和事业中的若干大事件作深入研究,着重强调其在近代变迁中的独特意义,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袁同礼研究应有的内涵。全文除绪论、结语和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外,主体部分由四个专题研究组成,分别从家世、成学、学问和事业方面作系统论述。第一章论述袁同礼家世及成长的时代,分析袁家由农村迁居城市的近代意义,及袁同礼童年成学时的新旧知识比重。第二章研究袁同礼近代知识结构的形成,既详论北大预科的成学背景及成绩,也重视在清华学校的第一份图书馆职业,及游学欧美对近代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清华学校部分,也简单梳理了近代图书馆史的发展特征;游学美欧部分,则着重讨论他在近代群学意义上广泛参与各种学术组织,及以近代目录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第三章学问篇以《永乐大典》的访求和研究为例,结合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北平图书馆的任职经历,系统研究他的15篇研究成果,详述其中的编目方法的近代转变,典籍观念的新旧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永乐大典》由流散史到阅读史的转变。第四章事业篇则以他去国之前精力所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从他宣示中外的三条立馆宗旨出发,分节论述他带领北平图书馆走向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文末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是撰写本文的资料长编,也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为研究袁同礼在近代巨变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相对翔实的背景。
王海滨,蔡亮[6]（2017）在《蔡英文上台后日本对台政策新趋势探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日本通过频繁会晤台湾民进党要员、鼓吹共享"价值观"理念、"选战"暗助蔡英文、支持岛内政界对日渠道整合等手段,极力拉拢民进党向日本靠拢。特别是2016年5月蔡英文当局上台之后,安倍政权极力迫使其对此前争议议题让步,努力提升彼此经济及安保合作层次,并强化与"台独"势力的勾结。日本此举将进一步强化其在台湾问题上的影响力,与其"正常国家化"加快转型、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意图直接相关,亦与蔡英文当局"媚日反中"政策不无联系。不过,鉴于美国政府"不支持台独"的持续表态、对华关系在日本外交战略中的重要性、蔡英文当局尚不敢在"台独"问题上公然冒进等制约性因素的影响,近期内,日本提升与蔡英文当局关系的范围仍较为有限。
韩晓晔[7]（2013）在《中国新闻语言中的指称序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既是一项新闻语言学的工作,也是一项语用学和批评语言学的工作。任何学术都是目标、问题、方法的统一。中国语言学对新闻语言的研究往往只是将其作为一种语法修辞分析的语料或是语体研究的文本加以分析,但新闻语言也是一种公共信息的传播过程,更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传播过程。新闻语言的现代性既是社会生活现代性的一种标志,更是对于社会语言生活现代性的一种型塑,新闻语言已经明显承担起为社会意识形态现代化的发展导夫先路的任务。因此,本文的基本目标是：第一,通过对于中国新闻语言中指称序列的分析,了解新闻语言在指称序列问题上的性质、类型特征及其形成动因,丰富语言学对于指称序列的认识：第二,更要通过对新闻语言中指称的序列问题的具体考察,有效地认识中国新闻语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认识中国新闻语言现代性艰难而有效的进步,认识如何推进中国新闻语言乃至整个社会语言生活的现代化、民主化、国际化的进一步发展。本文的核心问题是：中国新闻语言是如何揭示着同时也型塑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的?中国具有几千年宗法制传统,当代中国正大步迈向现代化；中国的新闻生活是一个具有高度的信息垄断性,中国新闻正在发生强烈的现代变革；汉语是一种孤立语,汉语最重要的语法手段是语序,“序列”正是语序问题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我们选择中国新闻语言的指称序列问题,这既是一个中国当代生活中一个非常“自己”的重要问题,也是汉语研究中一个更加“自己”的问题.本文的主要方法是：以批评语言学、“新言语行为分析”、观念史学等为主要理论工具,以创刊至今的《人民日报》为主要语料来源。由此,我们从对“新闻语言”“指称序列”的重新定义出发,讨论了新闻语言学的基本性质和基本类别,指出“新闻语言中的指称序列”就是“新闻媒体语言中由若干成员按一定维度在线性过程中排列的集合而构成的一种图式。这一图式不断的强烈反映社会意识形态也不断的重塑社会的意识形态”。由此,新闻语言指称序列应该分为两种类型：普通序列和重要序列。他们的语用规律非常不一致,前辈学者研究发现的制约汉语序列的规则,通常只适用于新闻语言中的一般序列,而重要序列则需要另加分析。现代社会是“信息爆炸”的社会,不是所有的信息都值得成为“新闻”传播,只有“目标受众最需要的”的才最有资格成为“新闻”,由此,我们必须首先分析直接影响社会生活的重要人物、重要地名、重要机构和重要术语等类指称序列的特征。在此基础上,首先,我们通过分析新闻语言中重要人物指称序列,考察了指称序列与国家民主化进程的关系。指出新闻报道中多是比较僵化、死板、固定的按照官衔或者职衔的高低来排序,忽略了新闻的关联性和易读性等原则。接着,我们通过分析新闻语言中重要争议地名的指称序列,考察了指称序列与外交的主体化之间的关系。指出,对于一个国家间有争议地区的地名,究竟是称为“独岛”、“竹岛”、“独岛（日本称为‘竹岛’）”或“竹岛（韩国称‘独岛’）”,这不仅仅是如何有效地坚持新闻语言客观性的问题,也是如何准确而恰当地表达新闻立场与话语权力的问题,更是一个如何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形象的问题。在这部分内容中,我们分析了有争议地区地名指称形式的语用原则应该遵循“新闻客观”、“国家利益”、“语用有序”三大原则,以及“原叙转述分别”、“行为主体与行为匹配”、“间接引语直接引语分别”、“标题正文分别”等具体原则。其次,我们通过分析新闻语言中重要权力机构指称序列,考察了我国权力机构指称序列的变化与我国社会法制化进程提高的关系。再次,我们通过分析政治核心术语指称序列,考察了其变化与我国社会思想的现代化进程的关系。此外,我们还通过对新闻语言中其他的特殊序列,包括我国现代宗教的排序、各民主党派的排序以及国际事务中行为主体的指称序列的分析,考察了序列变化与生活多元化的关系。最后,我们从“新言语行为分析”和范畴化、关联理论等角度讨论制约新闻语言指称序列的动因和语用原则,对如何促进中国新闻语言的现代性提出我们的认识。并汇总出改革中国新闻语言重要指称序列的一系列建言。
崔进文[8]（2012）在《警察行政权的失范及其控制 ——以权力配置为视角》文中指出警察行政权失范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常态问题。警察行政权失范的根本原因是：警察行政权过于“强大”与“自主”，既压缩了公民权利，也使得其他权力无法对其有效发挥制约作用。因此，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是通过权力的重新配置，消除这种特点，即：一是缩减公安机关的行政管辖事项；二是通过“令状制度”实现由检察机关控制警察行政强制措施；三是通过“处罚司法化”实现由法院主要行使警察行政处罚权；四是对基层公安机关实行民主化的领导体制。本文分六章分别论述了警察行政权失范的概念和表现形式、警察行政权失范的原因、警察行政权配置的理论基础及如何重新配置等。在第一章，首先，基于警察行政权的概念是全文的出发点，我们将警察行政权的概念厘定为：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依据行政法律、法规、规章和其它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和为社会成员提供服务的权力；其次，我们引入了“失范”范畴，即用“警察行政权失范”对“孙志刚事件”、“躲猫猫”事件等予以概括与称谓，并将“警察行政权失范”定义为：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违反法律规范和合理性要求运行警察行政权；第三，我们对实际中发生的警察行政权失范现象进行了研究、分类，将其表现形式概括为超越职权、滥用职权、行政不作为、错误地履行职责、通过“立法”扩权和违反法定程序共六大类。在第二章，我们介绍了有关警察行政权失范原因的一些主要观点，并将这些观点的研究方法归纳为权力结构模型、环境模型、阻力模型三个分析模型。基于这三个分析模型所存在的不足，我们从权力与权力、权力与权利关系视角，创设了运动模型――警察行政权在运动状态下，从其自身的动力与阻力方面找寻失范的原因。在运动模型下，我们认为警察行政权失范的几个主要原因是：公民价值理念得以迅速提高、警察行政权自身过于“强大”与“自主”、公民权利弱小、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监督制约作用不足。其中警察行政权自身过于“强大”与“自主”是根本原因。在第三章，我们用理想类型的方法，从权力与权利关系的视角，结合世界典型国家的警察制度，架构了“监护人”型警察角色、“守夜人”型警察角色和“经理人”型警察角色。“监护人”型警察角色的特征是：奉行国家主义；超级中央集权；警察行为不受司法控制；大量采取秘密监视手段；职能宽泛。“守夜人”型警察角色的特征是：奉行古典自由主义；保持政治中立；警察机构呈现分散、独立、自治特性；警察行为严格受到司法控制。“经理人”型警察角色的特征是：奉行现代自由主义；集权与自治相结合的管理体制；警察即时强制权大，处罚权小。“监护人”型警察角色呈现了警察权远超公民权的一种极端状态。“守夜人”型警察角色表明警察权过于羸弱，也是一种极端状态。“经理人”型警察角色呈现了警察权与公民权利的动态平衡，既可保证警察有所作为，又有利于保护公民权利，应作为我国重新配置警察行政权的目标和理论基础。在第四章，我们认为，公安机关确立行政事项的管辖标准是“需强制力的紧急危害防止”，即只有需经常采取紧急强制措施的行政事项才归公安机关管辖，其它的由其他行政机关管辖，在必要时公安机关可予以协助。在此标准下，公安机关仅负责危害即将发生的预防，危害发生的较前期预防由别的行政机关负责。具体而言，公安机关应将户口管理、看守所监管、边防管理等移交给其他行政机关管辖，接收由城管管辖的商贩无证经营、占道经营、乱设摊点等事项。在第五章，首先讨论了警察行政强制措施的控制，即对拘传、强制抽血、检查（搜查）、秘密监视等严重涉及公民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的强制措施，需事先取得由检察机关签发的令状。但对是否采取即时强制措施的判断上，采取合理怀疑标准，增强警察的现场处置能力；其次，讨论行政处罚权的分配，即警告、较小数额的罚款、没收较小数额的财物等行政罚由公安机关径行裁决；对劳动教养、收容教育、拘留、责令停产停业、吊销执照、较大数额的罚款、限止出入境等关涉公民人身自由和较大财产利益的行政罚，由公安机关直接移送至法院，由法院裁决。但对生效裁决的执行，仍由公安机关负责。在第六章，我们论述了我国当前公安机关领导体制所存在的弊端，介绍与评价了当前学界关于完善我国公安机关领导体制的观点，分析了法国、韩国、日本和英国的警察领导体制，得到四个方面的启示：一是人事任免和经费承担是控制警察的主要手段；二是警察必须体现地方性；三是民主化管理是一种趋势；四是警察领导体制受国情的影响较大。进而，我们认为，对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从人事任免和经费承担两个方面强化上级公安机关的领导权；对县级公安机关，成立由非警察人员组成的“公安委员会”，实行民主化的领导体制。
陆永[9]（2012）在《当代中国警政与现代国家成长》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代国家的现代性集中体现为民族国家、民主国家、法治国家的构建和成长。当代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民族国家的物理建构,之后迈上现代国家成长之路。警察是看得见的政府,是国家权力的象征之一,警政即有关警察的国家和政府事务,则具体而真实地反映国家权力运行的规律和价值取向。现代国家成长,无论是政府集权扩大的面相还是政治参与扩大的面相,都可以从警政发展中加以深刻把握。1949年之后,中国全面开启了警政发展进程。本文试图从警政话语与执政理念、警政制度与公民权利、警政策略与国家能力、警政组织与政府职能等四个层面,考察警政与国家的关系,搭建基于警政这个微观观测平台来研究现代国家成长问题的分析框架。同时从现代国家成长的角度,对当代中国警政作一较为全面的审视。当代中国警政话语在始终强调党的领导、群众路线的同时,其核心词汇从革命、专政、斗争、镇压转换为稳定、执法、为民、服务,反映出执政理念从人民民主专政向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变化；警政法律法规逐步健全,由重点保障警察权,朝着保持警察权和公民权适度平衡的方向发展,中国公民权利的法制保障明显加强；警政策略历经了从镇反、严打、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社区警务战略、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再到平安建设的变革过程,警政重心从维护治安转向了维护稳定,国家能力建设亟待优化；警政组织科学化程度逐步提高,专政、管理和服务职能全面拓展,适应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要求。这此,都表明中国正在推动发达国家曾经历经的现代警政变革进程,在政治整合、人权保障、民主法治等方而取得了明显进展,有力促进了现代国家成长。但是警政话语强调执法为民,警政法规实际执行不力,警政策略以维护稳定为中心,警政组织过于趋向集权,显示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并非沿袭西方发达国家程式,而是走向了一条带有中国特色的威权与民本交织的现代国家成长之路。执政者谋求的更多的是如何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周遭环境,保持对社会的有效控制。警政乃至整个国家政治的威权主义和民本主义特征,源于社会主义制度、中国本土文化和世界潮流大势这三大因素的共同影响。发展中国家对政绩合法性的依赖,决定了威权主义的历史合理性。但是国际经验表明,一国经济增长可能会出现一个长波,但终有经济增长的拐点,威权主义体制容易受到经济绩效变化的冲击,未必带来长治久安。按照国家能力建设理论,应当从缩减权力控制范围、增强核心控制能力出发,对当下中国威权主义的警政策略和治国策略予以优化。与传统社会“仁政”思想如出一辙的民本主义,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政府的道德形象、缓解社会对抗,但是民本主义喜好人治、排斥法治,很难从根本上改变政府趋利、官场腐败的固有弊端,亦非长久之计。现代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植根于民主法治,现代国家成长的治本之道在于扩大政治参与,实行民主宪政。在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经济起飞关键阶段的有着10多亿人口的多民族的超大规模国家,维护社会稳定和公众安全有着超乎寻常的价值意义,推进现代国家的建设成长,更宜志存高远而脚踏实地,兼顾治本之道与权宜之计的平衡,以推进司法独立为突破口,由法治而民主,发挥执政党示范作用,增强全民法治观念,不断扩充民主法治增量,在保障必要的安全秩序、防止因社会剧烈动荡带来民生灾难的前提下,渐进达致善政良治的境界。
樱井秀成[10]（2011）在《冷战后日本外交决策过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鉴于日本外交决策过程对日本外交政策本身产生的重大影响和冷战后在日本外交决策过程中出现的新变化的重要意义,对冷战后日本外交决策过程进行系统、细致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本论文以冷战后至今的日本外交决策过程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冷战后日本外交决策过程的模式化与其案例分析,阐明冷战后日本外交决策过程中出现的变化,趋势及其原因。本文共分为三大部分：绪论、正文（共五章）和结论。在绪论部分,笔者主要是界定研究对象,阐述研究意义,评估研究现状,提出研究思路,交代理论工具和研究方法,以及介绍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和重难点。第一章是本文的理论探讨。笔者先对研究日本外交决策过程所需要的概念和术语进行定义；然后,对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外交决策的论述做出概括,并指出论述的主要成就和不足；接着探讨适合研究冷战后日本外交决策过程的理论框架,提出本课题建立三种模式来进行研究；最后阐述模式的基本形象、相关变量及重要概念。第二章至第四章详细论述了三种决策模式的理论概念及其案例分析。在第二章中笔者详细陈述了“官僚先例决策模式”的理论概念及其历史渊源,并进行其具体的案例分析。本章试图阐明官僚在日本外交决策过程中占中心位置,依照先例进行的决策过程。此章案例分析包括对海湾战争的经济援助、中国与印度的核试验问题。在第三章中,,笔者详细陈述了“政治收拢决策模式”的理论概念及其历史渊源,并进行其具体的案例分析。本章试图阐明多个行为体的不同意见,通过政治过程收拢到平衡点的外交决策过程。此章案例分析包括联合国和平协力法案与PKO法案、发动暂时进口限制措施的决策过程。在第四章中,详细陈述了“首相官邸支配模式”的理论概念及其历史渊源,并进行其具体的案例分析。本章试图阐明首相官邸有效控制决策过程,基本按照首相官邸的意向进行的决策过程。此章案例包括反恐特措法、伊拉克特措法的决策过程。在第五章中,笔者讨论各个模式之间的相互关系。首先探讨了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会出现各个模式,其次讨论了可能出现的混合模式、子类模式,最后阐述了三种模式的历史变迁及其原因。第三部分是结论部分,首先将各种模式的优点和缺点进行讨论,并对冷战后日本外交决策过程的变化趋势阐述一引起笔者的意见,其次提出一些政策启示,最后指出本课题后续研究的方向与意义。
二、罗干会见日本国家公安委员会委员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罗干会见日本国家公安委员会委员长（论文提纲范文）
（1）国内否决者与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 ——韩日农业贸易自由化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政治制度与对外贸易政策 |
| 1.2.2 有关韩国和日本FTA政策的研究 |
| 1.3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意义及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分析框架:双层博弈论 |
| 2.1 双层博弈和获胜集合 |
| 2.1.1 双层博弈:国内政治与对外谈判的互动 |
| 2.1.2 获胜集合 |
| 2.2 偏好、制度和战略 |
| 2.2.1 国内行为体的偏好、权力分配和可形成联盟 |
| 2.2.2 国内政治制度 |
| 2.2.3 谈判代表的战略 |
| 第三章 韩日农业政治经济比较 |
| 3.1 韩日农业结构比较 |
| 3.1.1 韩国的农业结构 |
| 3.1.2 日本的农业结构 |
| 3.2 韩日官僚组织的决策模式比较 |
| 3.2.1 韩国的官僚体系及其变迁历程 |
| 3.2.2 日本的官僚体系及其变迁历程 |
| 3.3 韩日国内批准制度比较 |
| 3.3.1 韩国的批准程序 |
| 3.3.2 日本的批准程序 |
| 第四章 多边贸易体制下的韩日农业贸易自由化(1980-1990 年代) |
| 4.1 韩国的农业贸易自由化 |
| 4.1.1 韩美牛肉进口自由化谈判 |
| 4.1.2 乌拉圭回合和韩国的大米关税化 |
| 4.2 日本的农业贸易自由化 |
| 4.2.1 美日牛肉/柑橘进口自由化谈判 |
| 4.2.2 乌拉圭回合和日本的大米关税化 |
| 4.3 多边贸易体制下韩日农业贸易自由化的异同及其原因 |
| 4.3.1 多边贸易体制下农业贸易自由化的异同 |
| 4.3.2 贸易自由化进程不同的原因 |
| 第五章 自由贸易协定下的韩日农业贸易自由化(2000 年代以来) |
| 5.1 韩国的自由贸易协定与农业贸易自由化 |
| 5.1.1 部分开放时期(2001~2006):以韩国智利FTA为例 |
| 5.1.2 全面开放时期(2006~至今):以韩国美国FTA为例 |
| 5.2 日本的自由贸易协定与农业贸易自由化 |
| 5.2.1 部分开放时期(2001~2013):以日本墨西哥EPA为例 |
| 5.2.2 全面开放时期(2013~至今):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为例 |
| 5.3 自由贸易协定下韩日农业贸易自由化的异同及其原因 |
| 5.3.1 自由贸易协定下韩日农业贸易自由化的异同 |
| 5.3.2 贸易自由化进程不同的原因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研究对象 |
| (三)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综述 |
| (一) 国内研究综述 |
| (二) 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点与不足之处 |
| (一) 创新之点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生成逻辑 |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生成的时代背景 |
| (一) 国际背景:全球化和国际警务改革对公安工作带来新影响 |
| (二) 国内现实:社会转型对公安工作提出新要求 |
|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生成的实践基础 |
| (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安工作的历史实践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公安工作的现实实践 |
|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生成的理论来源 |
|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公安工作的相关理论 |
| (二) 毛泽东关于公安工作的重要思想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 |
| 一、改革开放起步与全面展开时期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1978年-1992年) |
| (一) 在拨乱反正中初步形成 |
| (二) 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中走向成熟 |
| (三) 在党的十三大以后至邓小平南巡讲话这一时期的进一步发展 |
|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时期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1992年-2002年) |
| (一) 党的十四大至党的十五大这一时期初步形成 |
| (二) 党的十五大以后至党的十六大召开这一时期走向成熟 |
| 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2002年2012年) |
| (一) 党的十六大至党的十七大这一时期为形成期 |
| (二) 党的十七大至党的十八大召开这一时期为进一步发展期 |
| 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2012年至今)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基本内容 |
| 一、关于公安工作的性质任务 |
| (一) 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依然需要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 |
| (二) 在党和国家的全部工作和工作大局中公安工作处在很重要的位置 |
| (三) 公安机关肩负着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重大使命任务 |
| 二、关于公安工作的根本原则 |
| (一) 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不能动摇 |
| (二) 全面加强和改善党对公安工作的领导 |
| 三、关于公安工作的价值取向 |
| (一) 群众路线是公安工作的生命线 |
| (二) 人民满意是公安工作的根本标准 |
| (三) 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
| 四、关于公安工作的实现路径 |
| (一) 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做好公安工作的首要问题 |
| (二) 坚持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切实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
| (三) 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
| (四) 坚持改革强警、科技兴警战略,增强公安工作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 |
| 五、关于公安工作的主体建设 |
| (一) 政治建警:全面加强革命化建设确保公安队伍政治过硬 |
| (二) 从严治警:全面强化纪律规矩意识确保公安队伍纪律作风过硬 |
| (三) 依法治警:全面推进正规化建设确保公安队伍责任过硬 |
| (四) 素质强警:积极推进专业化职业化建设确保公安队伍本领过硬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总体特征 |
| 一、生成过程的时代性实践性和继承性 |
| 二、内容构成的科学性政治性和法治性 |
| (一) 严密的科学性特征 |
| (二) 鲜明的政治性特征 |
| (三) 强烈的法治性特征 |
| 三、本质属性和价值依归的人民性 |
| (一) 价值指向的人民性 |
| (二) 力量源泉的人民性 |
| (三) 评判标准的人民性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价值意义 |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理论价值 |
| (一) 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
| (二) 丰富发展了毛泽东公安工作思想 |
| (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增添了新的内容 |
|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实践意义 |
| (一) 科学统领了公安工作的全面发展 |
| (二) 有效推动了公安制度改革创新 |
| (三) 有力推进了法治公安建设 |
| (四) 为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民安宁提供了思想保障 |
| 第六章 在新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 |
| 一、在不断总结经验中坚持和发展 |
| (一) 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 |
| (二) 以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为根本原则 |
| (三) 以坚持服从和服务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为立足点 |
| (四) 以坚持人民公安为人民为根本价值指向 |
| (五) 以坚持辩证思维法治思维为方法论 |
| 二、在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中坚持和发展 |
| (一) 让思想掌握广大公安民警 |
| (二) 在解决现实问题和时代之间中不断深化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 |
| 三、在正确认识坚持和发展的关系中坚持和发展 |
| (一) 坚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精神 |
| (二) 坚持好发展好习近平关于公安工作的重要思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战后日本修宪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研究的背景 |
| 二、研究现状及相关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意义和创新 |
| 第一章 《日本国宪法》的制定过程 |
| 第一节 制定《日本国宪法》的背景 |
| 一、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宣布无条件投降 |
| 二、占领下的非军事化、民主化改革 |
| 第二节 日本自主起草宪法草案作业 |
| 一、日本统治层自主的起草宪法草案作业 |
| 二、日本各政党、民间组织的起草宪法草案活动 |
| 第三节 从“GHQ草案”到日本政府宪法草案 |
| 一、GHQ起草宪法草案的动机 |
| 二、GHQ民政局起草宪法草案作业 |
| 三、GHQ与日本政府共同作业 |
| 第四节 《日本国宪法》成立及其“和平主义” |
| 一、宪法草案众议院审议 |
| 二、日本国会关于“放弃战争”条款的议论 |
| 三、《日本国宪法》的“和平主义”与第9条 |
| 第二章 冷战前期的日本修宪运动 |
| 第一节 20世纪50年代初“再军备”修宪运动 |
| 一、日本“再军备”议论与吉田茂宪法政策 |
| 二、“宪法强加”论的兴起 |
| 第二节 20世纪50年代中期“制定自主宪法”运动 |
| 一、从“强加宪法”论向“自主宪法”论转换 |
| 二、政府宪法调查会的设置与调查活动 |
| 第三节 20世纪60年代修宪运动 |
| 一、岸信介的修宪论 |
| 二、岸信介内阁修改《警察职务执行法》 |
| 三、20世纪60年代的“安保斗争”与修宪运动 |
| 第四节 20世纪60年代修宪运动的挫折 |
| 一、池田勇人内阁的扩充自卫队战力政策 |
| 二、日本政府宪法调查会提出《宪法调查会报告书》 |
| 第三章 冷战后期的日本修宪运动 |
| 第一节 修宪运动的沉寂期 |
| 一、日本政府的“解释修宪”政策 |
| 二、宪法第9条的约束力与“自卫力”的限定 |
| 三、防卫政策的转换与“防卫力”增强 |
| 第二节 20世纪80年代的修宪运动 |
| 一、20 世纪80年代日本修宪运动的背景 |
| 二、20 世纪80年代的修宪运动的展开 |
| 第三节 宪法第9条政策的调整 |
| 一、从“个别自卫权”转向“集体自卫权” |
| 二、宪法九条解释与解禁集体自卫权 |
| 第四章 后冷战时代的日本修宪运动 |
| 第一节 90年代的日本修宪运动 |
| 一、90年代的修宪论——“国际贡献”论 |
| 二、“国际贡献”论与自卫队海外派遣、《PKO协力法》成立 |
| 第二节 21世纪初日本修宪运动 |
| 一、日本众、参两院宪法调查会的设置与宪法调查活动 |
| 二、小泉纯一郎内阁推动的宪法运动 |
| 第三节 安倍内阁时期的修宪运动 |
| 一、“摆脱战后体制”的修宪论 |
| 二、先行修改宪法第96条的议论 |
| 第五章 日本修宪运动的趋势 |
| 第一节 突破程序的保障 |
| 一、《日本国宪法》修改程序导入国民投票制度的理论支撑 |
| 二、日本国民投票法的成立过程 |
| 三、日本国民投票法制度设计的局限 |
| 第二节 自卫队宪法条文化 |
| 一、“自卫队宪法条文化”构想的形成 |
| 二、自卫队与九条并存的实态 |
| 第三节 争取国民的支持 |
| 一、政党在修宪问题上的协调与对抗 |
| 二、国民在修宪问题上的盲从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中国“第一夫人”的媒介形象变迁研究 ——基于《人民日报》新闻报道的框架分析（1949-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 1.2.1 国外相关研究述评 |
| 1.2.2 国内相关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与论文框架 |
| 1.4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2 理论述评与研究命题 |
| 2.1 “第一夫人”与国家形象 |
| 2.2 媒体与政治人物形象构建 |
| 2.3 “第一夫人”的报道框架与议程 |
| 2.4 中国政治文化环境与“第一夫人” |
| 3 研究设计 |
| 3.1 研究方法论 |
| 3.2 研究方法 |
| 3.3 研究对象与样本获取 |
| 3.4 编码规则 |
| 3.4.1 高层次编码规则 |
| 3.4.2 中层次编码规则 |
| 3.4.3 低层次编码规则 |
| 3.5 研究过程与分析工具 |
| 4 高层次研究结果 |
| 4.1 “第一夫人”报道数量呈现“N”“N”和“M”特征 |
| 4.2 “第一夫人”报道主要对象 |
| 4.2.1 横向：报道主要对象“是‘第一夫人’”占比较低 |
| 4.2.2 纵向：“第一夫人”单独报道比例呈总体上升趋势 |
| 5 中层次研究结果 |
| 5.1 “第一夫人”报道议题 |
| 5.1.1 横向：报道议题主要集中在政治外交领域 |
| 5.1.2 纵向：彭丽媛时期所有报道议题比例均高于其他时期 |
| 5.2 “第一夫人”报道框架 |
| 5.2.1 横向：陪同性框架在报道框架中占主导地位 |
| 5.2.2 纵向：彭丽媛时期义务性和礼仪性框架占比明显提升 |
| 5.3 报道主要对象、报道议题、报道框架的交叉分析 |
| 6 低层次研究结果 |
| 6.1 报道高频词分析 |
| 6.1.1 主要运用陪同性框架建构“第一夫人”媒介形象 |
| 6.1.2 陪同性框架在政治外交议题中具有差异化表现 |
| 6.1.3 陪同性框架在王光美时期有四种特殊表现形式 |
| 6.2 中心词社会网络分析 |
| 6.2.1 中国“第一夫人”单独参与社会公益和文化艺术活动 |
| 6.2.2 “第一夫人”依附于最高领导人开展独立活动 |
| 6.2.3 “第一夫人”独立参与的活动带有女性符号特性 |
| 7 研究结论与讨论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中国官媒历来重视“第一夫人”媒介形象建构 |
| 7.1.2 中国“第一夫人”媒介形象的呈现逐步“生动化” |
| 7.1.3 中国“第一夫人”独立承担社会公益和文化艺术事务 |
| 7.1.4 陪同性框架是中国“第一夫人”媒介形象的主框架 |
| 7.1.5 彭丽媛时期形成中国“‘第一夫人’热” |
| 7.2 研究讨论 |
| 7.2.1 中国“第一夫人”媒介形象建构的政治因素 |
| 7.2.2 中国“第一夫人”媒介形象建构的文化因素 |
| 7.2.3 新时代“‘第一夫人’热”的个人和时代因素 |
| 7.3 研究启示与建议 |
| 7.3.1 研究启示 |
| 7.3.2 研究建议 |
| 7.4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B.新中国历任国家主席和夫人* |
| C.《人民日报》中国“第一夫人”报道样本及编码 |
（5）袁同礼研究（189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研究综述 |
| 三 主要史料和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1895-1913) |
| 第一节 家世考 |
| 一 曾祖移居京师 |
| 二 祖父定居京师 |
| 第二节 童年 |
| 第二章 成学之路(1913-1924) |
| 第一节 北大预科 |
| 一 入学前的北大预科 |
| 二 入学后的预科调整 |
| 三 预科成学 |
| 第二节 以图书馆为志业(1916-1924) |
| 一 水木清华四寒暑 |
| 二 游学美欧 |
| 第一节 缘起 |
| 一 《永乐大典》的编纂和流传 |
| 二 全祖望和缪荃孙的研究 |
| 第二节 袁同礼的调查与研究 |
| 二 系列调查研究及影响 |
| 第四章 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1948) |
| 第一节 作中国文化之宝库 |
| 一 访购中西书籍 |
| 二 使受学之士观摩有所 |
| 第二节 通中外图书之邮 |
| 一 出版品交换 |
| 二 善本寄美保存 |
| 第三节 树长治久安之基 |
| 结语 |
| 附录一 ：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6）蔡英文上台后日本对台政策新趋势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近年来日本拉拢台湾民进党的政策及行为表现 |
| 二、蔡英文上台后日本对台政策新趋势 |
| 三、日本强化与蔡英文当局发展关系的动因及制约因素 |
| 四、结语 |
（7）中国新闻语言中的指称序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问题的提出 |
| 第一章 新闻指称序列的研究现状、分析思路和论文框架 |
| 1.1 研究现状 |
| 1.1.1 新闻语言问题的研究现状 |
| 1.1.2 指称问题的研究现状 |
| 1.1.3 序列问题的研究现状 |
| 1.2 分析思路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理论资源 |
| 1.2.3 技术路径 |
| 1.3 论文框架 |
| 第二章 新闻语言中指称序列的基本属性和基本类型 |
| 2.1 序列的基本性质 |
| 2.1.1 序列的基本要素 |
| 2.1.2 序列的一般特性 |
| 2.1.3 新闻语言指称序列的特殊属性 |
| 2.2 新闻语言指称序列的基本类型 |
| 2.2.1 一般序列与重要序列 |
| 2.2.2 固化序列、半固化序列、非固化序列 |
| 2.2.3 显性序列和非显性序列 |
| 2.2.4 单一序列和非单一序列 |
| 2.3 小结 |
| 第三章 人物身份指称序列与国家的民主化——中国新闻语言重要指称序列分析之一 |
| 3.1 新闻语言中人物身份指称常见类型 |
| 3.1.1 单纯性指称 |
| 3.1.2 复合性指称 |
| 3.2 新闻语言中人物复合身份指称序列研究 |
| 3.3 新闻语言中不同人物身份指称序列研究 |
| 3.3.1 对新闻报道中两份名单序列的解析 |
| 3.3.2 中央领导层指称序列的一般语用规则 |
| 3.3.3 中央领导层指称序列的最新语用规则 |
| 3.4 人物身份指称序列变革的价值、问题和建言 |
| 3.4.1 人物身份指称序列变革的价值 |
| 3.4.2 人物身份指称序列变革的问题 |
| 3.4.3 人物身份指称序列变革的建言 |
| 第四章 争议地名指称序列与外交的主体——中国新闻语言重要指称序列分析之二 |
| 4.1 与中国主权相关的有争议地名序列研究 |
| 4.1.1 “钓鱼岛”与“尖阁群岛”指称分析 |
| 4.1.2 “南沙群岛”与“斯普拉特利群岛”指称分析 |
| 4.1.3 有关“黄岩岛”指称分析 |
| 4.1.4 “中国南海”与“南中国海”指称分析 |
| 4.2 与中国主权无关的有争议地名序列问题研究 |
| 4.2.1 “北方四岛”与“南千岛群岛”指称分析 |
| 4.2.2 “独岛”与“竹岛”指称分析 |
| 4.2.3 “马岛”与“福克兰群岛”指称分析 |
| 4.3 争议地名指称序列变革的价值、问题和建言 |
| 4.3.1 争议地名指称序列变革的价值 |
| 4.3.2 争议地名指称序列变革的问题 |
| 4.3.3 争议地名指称序列变革的建言 |
| 第五章 权力机构指称序列与社会的法治化——中国新闻语言重要指称序列分析之三 |
| 5.1 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指称序列 |
| 5.1.1 “党政军”与“四大班子”指称序列 |
| 5.1.2 “党委”与“人大”指称序列 |
| 5.1.3 “党委”与“政府”指称序列 |
| 5.1.4 “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指称序列 |
| 5.2 国家司法机构的指称序列 |
| 5.2.1 国家司法机构指称序列的类型 |
| 5.2.2 国家司法机构指称序列的解释 |
| 5.3 国务院组成部门的指称序列 |
| 5.3.1 国务院组成部门指称序列的变化 |
| 5.3.2 国务院组成部门指称序列的基本规律 |
| 5.4 权力机构指称序列变革的价值、问题与建言 |
| 5.4.1 权力机构指称序列变革的价值 |
| 5.4.2 权力机构指称序列变革的问题 |
| 5.4.3 权力机构指称序列变革的建言 |
| 第六章 核心术语指称序列与思想的现代化——中国新闻语言重要指称序列分析之四 |
| 6.1 中共指导思想核心术语指称序列分析 |
| 6.1.1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
| 6.1.2 邓小平理论 |
| 6.1.3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
| 6.1.4 科学发展观 |
| 6.2 国家建设目标核心术语指称序列分析 |
| 6.2.1. 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国防并列指称的四个现代化 |
| 6.2.2. 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并列指称的四个现代化 |
| 6.2.3. 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并列指称的新四化 |
| 6.3 社会发展目标核心术语指称序列分析 |
| 6.3.1. “民主”、“文明”两项并列核心术语序列 |
| 6.3.2. 富强、民主、文明三项并列核心术语序列 |
| 6.3.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四项并列核心术语序列 |
| 6.4. 社会发展总布局并列核心术语指称序列分析 |
| 6.4.1. 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二位一体”核心术语序列 |
| 6.4.2. 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三位一体”核心术语序列 |
| 6.4.3.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核心术语序列 |
| 6.4.4.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核心术语序列 |
| 6.5 价值观核心术语序列的变化 |
| 6.5.1. “五讲四美三热爱”指称序列 |
| 6.5.2. “三讲”与“两个治国方略”指称序列 |
| 6.5.3. “八荣八耻”指称序列 |
| 6.5.4. “24字”核心价值观指称序列 |
| 6.6 核心术语指称序列变革的价值、问题和建言 |
| 6.6.1 核心术语指称序列变革的价值 |
| 6.6.2 核心术语指称序列变革的问题 |
| 6.6.3 核心术语指称序列变革的建言 |
| 第七章 其他特殊指称序列与生活的多元化——中国新闻语言重要指称序列分析之五 |
| 7.1 新闻语言中宗教指称序列研究 |
| 7.2 新闻语言中民主党派指称序列研究 |
| 7.2.1 民主党派指称序列的特殊现象 |
| 7.2.2 民主党派指称序列特殊性的成因 |
| 7.3 国际事务中行为主体指称序列 |
| 7.4 其他特殊指称序列变革的价值、问题与建言 |
| 7.4.1 其他特殊指称序列变革的价值 |
| 7.4.2 其他特殊指称序列变革的问题 |
| 7.4.3 其他特殊指称序列变革的建言 |
| 第八章 新闻语言指称序列的认知分析 |
| 8.1 空间及其在时间上的投射：新闻语言指称序列排序的基本原则 |
| 8.1.1 制约新闻语言指称序列的一般原则 |
| 8.1.2 制约新闻语言指称序列的特殊原则 |
| 8.2 范畴化和重新范畴化：新闻语言指称序列的认知心理 |
| 8.2.1 新闻指称的范畴化 |
| 8.2.2 新闻指称序列的重新范畴化 |
| 8.3 型塑与被型塑：新闻语言指称序列意识形态功能 |
| 结语：本文的主要贡献和有待解决的问题 |
| 附录：重要指称序列改革的建言一览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警察行政权的失范及其控制 ——以权力配置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章 警察行政权的失范及其表现形式 |
| 第一节 警察行政权概念的厘定 |
| 一、 学界有关警察行政权概念的界定及其缺陷 |
| 二、 选择警察行政权作为名称的理由 |
| 三、 警察行政权的主体是警察组织和人民警察 |
| 四、 警察行政权的内容包含服务 |
| 五、 警察行政权的概念 |
| 第二节 警察行政权失范的涵义 |
| 一、 “失范”的涵义 |
| 二、 警察行政权失范的概念 |
| 第三节 警察行政权失范的表现形式 |
| 一、 超越职权 |
| 二、 滥用职权 |
| 三、 不作为 |
| 四、 错误地履行职责 |
| 五、 通过“立法”扩权 |
| 六、 违反法定程序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警察行政权失范的原因 |
| 第一节 关于警察行政权失范原因的一般观点 |
| 第二节 警察行政权失范影响因素的分析模型 |
| 第三节 警察行政权失范的主要原因 |
| 一、 公民价值理念在短期内得以迅速提高 |
| 二、 公民权利弱小 |
| 三、 行政复议的监督制约作用乏力 |
| 四、 行政诉讼的监督制约作用有限 |
| 第四节 警察行政权失范的根本原因 |
| 一、 警察行政权远比一般行政权强大 |
| 二、 警察行政权比警察刑事权自主 |
| 三、 警察行政权比域外警察行政权强大、自主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警察行政权配置的目标及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警察角色的建构方法与视角 |
| 一、 现有方法与视角 |
| 二、 本文所采用的方法与视角 |
| 第二节 “监护人”型警察角色 |
| 一、 奉行国家主义 |
| 二、 警察机构独立且超级中央集权 |
| 三、 警察行为不受司法控制 |
| 四、 秘密监视手段使用广泛 |
| 五、 事项管辖宽泛 |
| 第三节 “守夜人”型警察角色 |
| 一、 奉行古典自由主义 |
| 二、 保持政治中立 |
| 三、 警察机构呈现分散、独立及自治特性 |
| 四、 警察行为严格受到司法控制 |
| 第四节 “经理人”型警察角色 |
| 一、 奉行现代自由主义 |
| 二、 集权与自治相结合的领导体制 |
| 三、 警察即时强制权大，处罚权小 |
| 第五节 当代警察角色的发展态势 |
| 一、 “监护人”型向“守夜人”型方向改造 |
| 二、 “守夜人”型借鉴吸收“监护人”型元素 |
| 第六节 重新配置我国警察行政权的理论基础 |
| 一、 我国现行警察角色的特征：偏向于“监护人”型 |
| 二、 平衡论应作为重新配置我国警察行政权的理论基础 |
| 第七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警察行政事项管辖的重新配置 |
| 第一节 确立警察行政事项管辖的标准 |
| 一、 警察机关与其它行政机关事项管辖分工标准的观点 |
| 二、 对上述观点的评析 |
| 三、 确立公安机关行政事项管辖的标准 |
| 第二节 户籍管理应由公安机关划归民政部门管辖 |
| 一、 警察参与户籍管理的历史 |
| 二、 建国以来我国户籍管理的功能及其消极作用 |
| 三、 户籍管理交由民政部门管辖的理由 |
| 第三节 城管的部分事项应交予公安机关管辖 |
| 一、 城管与商贩的冲突成了常态 |
| 二、 城管与商贩冲突的原因 |
| 三、 解决冲突问题的方案 |
| 四、 城管应移交给公安机关的行政事项 |
| 第四节 公安机关应缩小特种行业管理的范围 |
| 一、 特种行业的概念及其全国统一的范围 |
| 二、 特种行业在地方的实际范围 |
| 三、 公安机关进行特种行业管理的手段 |
| 四、 关于公安机关应缩小特种行业管理范围的意见 |
| 第五节 消防机构的部分种事项应移交出去 |
| 一、 消防机构的职能 |
| 二、 消防机构应移交出去的事项 |
| 第六节 看守所应移交司法行政机关管理 |
| 一、 看守所隶属公安机关所产生的弊端 |
| 二、 移交给司法行政机关管理的理由 |
| 第七节 本章小结：公安机关应移交和接管的具体行政事项 |
| 第五章 警察行政强制权与处罚权的重新配置 |
| 第一节 警察行政违反行为与轻罪违反行为、违警行为之比较 |
| 一、 警察行政违反行为是违法情节和危害后果轻微的行为 |
| 二、 轻罪违反行为和违警行为是受社会责难较轻的行为 |
| 三、 警察行政违反行为与轻罪违反行为、违警行为具有广泛的相似性 |
| 第二节 针对警察行政强制措施的令状制度架构 |
| 一、 域外令状制度概况 |
| 二、 我国大陆地区令状制度的架构 |
| 第三节 针对警察行政处罚司法化的制度架构 |
| 一、 关于入罪模式的讨论 |
| 二、 关于德国模式的讨论 |
| 三、 关于台湾地区模式的讨论 |
| 四、 关于我国的模式设计 |
| 第四节 警察行政执行模式的建构 |
| 一、 我国行政执行模式及相关争论 |
| 二、 域外的主要执行模式 |
| 三、 我国当前警察行政执行模式及司法化后的模式建构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警察行政权的纵向关系重构——以公安机关领导体制为例 |
| 第一节 当下我国公安机关的领导体制及其弊端 |
| 一、 领导体制 |
| 二、 所产生的弊端 |
| 第二节 相关完善观点及其评析 |
| 第三节 国外警察领导体制 |
| 一、 法国 |
| 二、 韩国 |
| 三、 日本 |
| 四、 英国 |
| 第四节 国外警察领导体制的启示 |
| 第五节 我国公安机关领导体制的完善方案 |
| 一、 与基层公安机关对应设立公安委员会 |
| 二、 对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强化上级的控制权 |
| 三、 地方公安机关的经费由两级政府各半分担 |
| 四、 强化公安部对专门公安机关的控制力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9）当代中国警政与现代国家成长（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当代中国警政的背景与起源 |
| 1.1 中国王朝警政的文化积淀 |
| 1.2 西方现代警政对中国的影响 |
| 1.3 当代中国警政的源起 |
| 1.4 小结 |
| 第二章 从警政话语看现代国家成长中的执政理念变迁 |
| 2.1 三代政治精英的警政话语 |
| 2.2 警政文本的叙事话语 |
| 2.2.1 建国以来20次全国公安会议概述 |
| 2.2.2 有代表性的6次全国公安会议主要精神解读 |
| 2.3 警政话语嬗变中的执政理念传承更张 |
| 2.3.1 一以贯之:党的领导、群众路线 |
| 2.3.2 逐步调适:专政色彩淡化、服务理念扩张 |
| 2.3.3 执政理念变迁的文化渊源与历史脉络 |
| 2.3.4 词语透视:"敌人"、"坏分子"、"坏人"涵义辨析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从警政制度看现代国家成长中的公民权利规制 |
| 3.1 当代中国警政法规的演进过程与内容特征 |
| 3.1.1 警政政策法规立改废概况 |
| 3.1.2 警政法规的主要内容 |
| 3.1.3 警政法规的基本特征 |
| 3.1.4 案例写照:孙志刚事件 |
| 3.2 纵向比较:以治安管理处罚法规为例 |
| 3.2.1 从"条例"到"法"的演进 |
| 3.2.2 从只要秩序、淡化自由到秩序优先、兼顾自由 |
| 3.2.3 警察权在范围、种类和幅度上的扩展 |
| 3.2.4 警察权在程序、监督和自由裁量上的收缩 |
| 3.3 横向比较:以中国大陆地区与台湾地区的刑侦制度为例 |
| 3.3.1 两岸侦查目的任务比较 |
| 3.3.2 两岸侦查程序比较 |
| 3.3.3 两岸侦查强制措施比较 |
| 3.4 从警政法规执行效果看公民权利实际保障 |
| 3.5 小结 |
| 第四章 从警政策略看现代国家成长中的国家能力建设 |
| 4.1 西方国家警政策略演变的基本历程 |
| 4.2 当代中国警政策略的调整 |
| 4.2.1 保卫新生政权与镇反运动 |
| 4.2.2 改革开放后社会风尚的变迁与"严打" |
| 4.2.3 治理理论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
| 4.2.4 社区警务与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
| 4.2.5 社会治安问题的复杂化与推进平安建设 |
| 4.3 警政重心由"治安"向"维稳"的移转 |
| 4.3.1 当代中国警政的两次重心移转 |
| 4.3.2 当下中国警政重心转向维稳的具体表现 |
| 4.3.3 维稳与警察职能泛化 |
| 4.4 国家能力建设与警政策略优化 |
| 4.4.1 对社会治安实际状况的剖析 |
| 4.4.2 当代中国警政策略的优化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从警政组织看现代国家成长中的政府职能转换 |
| 5.1 组织结构功能的多向度发展 |
| 5.1.1 建国后警政机构沿革概况 |
| 5.1.2 专政、管理和服务职能的同步扩展 |
| 5.1.3 窗口缩影:派出所职能定位的演变 |
| 5.2 组织管理体制的现代化走向 |
| 5.2.1 世界各国警政管理体制综述 |
| 5.2.2 当代中国警政管理体制的基本原则 |
| 5.2.3 管理体制的科学化 |
| 5.2.4 管理体制的集权化 |
| 5.3 组织成员身份的多重性趋势 |
| 5.4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10）冷战后日本外交决策过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图表目录 |
| 中文概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及选题的价值 |
| 二、研究成果概述 |
| 三、论文的基本内容及主要逻辑思路 |
| 四、研究的基本方法 |
| 五、研究的创新点及重难点 |
| 注释 |
| 第一章 研究外交决策过程的理论 |
| 第一节 概念与定义 |
| 第二节 研究外交决策的理论 |
| 第三节 冷战后日本外交决策过程的理论构建 |
| 注释 |
| 第二章 官僚先例决策模式 |
| 第一节 官僚先例决策模式的的历史背景 |
| 第二节 官僚先例决策模式的范式 |
| 一、官僚先例决策模式的基本决策程序 |
| 二、官僚先例决策模式的范式 |
| 第三节 官僚先例决策模式的案例分析 |
| 一、对海湾战争的经济援助 |
| 二、中国核试验问题 |
| 三、印度核试验问题 |
| 注释 |
| 第三章 政治收拢决策模式 |
| 第一节 政治收拢决策模式的历史背景 |
| 第二节 政治收拢决策模式的范式 |
| 一、政治收拢决策模式的基本决策程序 |
| 二、政治收拢决策模式的范式 |
| 第三节 政治收拢决策模式的案例分析 |
| 一、联合国和平协力法案与PKO法案的政治过程 |
| 二、发动暂时进口限制措施的决策过程 |
| 注释 |
| 第四章 首相官邸支配模式 |
| 第一节 首先官邸支配模式的历史渊源 |
| 第二节 首相官邸支配模式的范式 |
| 一、首相官邸支配模式的基本决策程序 |
| 二、首相官邸支配模式的范式 |
| 第三节 首相官邸支配模式的案例分析 |
| 一、《反恐特措法》的决策过程 |
| 二、《伊拉克特措法》的决策过成 |
| 注释 |
| 第五章 模式间关系 |
| 第一节 模式的条件 |
| 一、官僚先例决策模式的条件 |
| 二、政治收拢决策模式的条件 |
| 三、首相官邸支配模式的条件 |
| 第二节 子类模式与混合模式 |
| 一、特定政治家支配模式 |
| 二、非首相官邸支配模式 |
| 三、政治收拢决策模式的各种分类 |
| 第三节 决策过程的发展趋势 |
| 注释 |
| 结论 |
| 一、各模式的优点和缺点 |
| 二、本文的政策启示 |
| 三、本文后续研究的意义 |
| 注释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罗干会见日本国家公安委员会委员长（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内否决者与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 ——韩日农业贸易自由化比较研究[D]. 金度勋. 北京大学, 2021
-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研究[D]. 隋从容. 山东大学, 2020(09)
- [3]战后日本修宪运动研究[D]. 陈阵.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9)
- [4]中国“第一夫人”的媒介形象变迁研究 ——基于《人民日报》新闻报道的框架分析（1949-2018）[D]. 蒋欣欣. 重庆大学, 2018(04)
- [5]袁同礼研究（1895-1949）[D]. 张光润.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7)
- [6]蔡英文上台后日本对台政策新趋势探析[J]. 王海滨,蔡亮. 太平洋学报, 2017(02)
- [7]中国新闻语言中的指称序列研究[D]. 韩晓晔. 华东师范大学, 2013(08)
- [8]警察行政权的失范及其控制 ——以权力配置为视角[D]. 崔进文. 苏州大学, 2012(10)
- [9]当代中国警政与现代国家成长[D]. 陆永. 南京大学, 2012(07)
- [10]冷战后日本外交决策过程研究[D]. 樱井秀成. 复旦大学, 201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