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丁日昌与近代海军（论文文献综述）
马野[1]（2020）在《海防、塞防争论期间的国内舆论研究》文中认为传统上,学术界对“海防、塞防争论”的研究,主要侧重于1874年因“海防议”而引起的“海防、塞防之争”,并没有将这一争论的继续与发展,即收复新疆、解决伊犁问题,作出全面的梳理和考察。也没有对1874年到1881年间的国内舆论,特别是报刊舆论作出系统性研究。1874年至1881年,中国长期面临着西北与东南的边疆危机。在这一时期,以官员为代表的朝堂舆论和以报刊为代表的社会舆论,对于如何处理西北、东南危机表现出了各自的态度。总体上来看,国内舆论更倾向于“急东南缓西北”“重海防轻塞防”。但在不同时期,舆论的侧重点又有所不同。同时,在解决西北、东南两大危机的过程中,舆论面对外部势力的恫吓,更易于妥协。本文通过分析朝堂舆论和报刊舆论,探讨当时国内舆论的总体倾向及动态,试图探索两种舆论之间的关系及影响。正文的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海防、塞防争论的历史背景。第二部分论述1874年底到1875年5月间,清政府决策时期的舆论。第三部分论述1875年5月到1878年间,关于收复新疆和台海局势的舆论。第四部分论述1878年到1881年,有关中俄伊犁问题和中日琉球问题的舆论。最后一部分则是通过朝堂舆论与社会舆论的对比,总体分析当时的国内舆论,探讨舆论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中国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
李水清[2]（2019）在《清季粤籍驻外公使教育思想及实践研究（1877-1911）》文中指出鸦片战争后,因了解外情和交涉的需要,加之外国势力的推动,清廷开始遣使驻外。而广东近代独特的区域风气孕育了一批具有区域特色的早期驻外公使。粤籍驻外公使考察西方教育后,对西方普及教育、教学内容、学校管理制度、教育经费等方面都有了一定的认识与思考。在此基础上结合自身实践经验,粤籍驻外公使提出了一系列的教育思想:对传统教育及文化的批判与继承;致力于为社会培养实业、法律、军事、语言专业人才;积极倡导提高普及教育;推动留学教育及华侨教育发展;对建设相关教育机构、构建知识产权制度积极建言与实践。粤籍驻外公使教育思想与实践从零散感性走向系统理性过程中,凸显务实的价值取向且思想转变速度较快。而与其他区域的驻外公使,则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教育思想都凸显教育救国的社会职能,致力于培养社会上急缺的专业人才,但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粤籍驻外公使教育思想与实践起到了传播西学,开中国教育风气之先的作用。他们积极为国内输送人才,负起了中外教育文化交流的职责。同时作为外交官,其也致力于维护中国的教育主权。回国后,粤籍驻外公使主要通过影响决策层的思想来进行教育改革,但其教育思想与实践无疑推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
熊顺成[3]（2019）在《咸同时期开明士大夫国防近代化的认知与实践研究》文中提出近代以降,西方列强凭借工业革命后形成的强大军事实力,使晚清传统武备力量受到极其严峻的挑战,对中国造成前所未有的威胁。因此,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开明士大夫便发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而庚申之变更使开明士大夫深感震惊,认识到必须“师夷”自强,需要对晚清武备进行一定的变革,才能摆脱威胁。由于中国古代兵学研究灿烂辉煌,加之清朝从立国到鸦片战争之前的赫赫武功,特别是镇压太平军后期,军队经过“以湘淮纪律参用西洋火器”的转变,且在东南战场上取得不错的实践效果,致使开明士大夫在认知上仍然对传统武备思想保持自信。虽然,开明士大夫形成“师夷”共识,但在绾接中西的过程中,既受到传统舆论的猛烈抨击,又遭受清廷的阻碍,同时内心深处“天朝上国”的自信仍在延续,导致其对近代国防建设的认知存在重重困境,因而在认知上存在明显的局限,最终造成开明士大夫在近代国防建设的认知上处于传统与近代之间,呈现出认知上的“二元”并存的特征。开明士大夫倡导国防近代化伊始,由于在认知上的“二元”并存,一方面推动了近代国防建设的展开,并且取得一定的成效,不仅促使了近代国防军工建设的兴起,而且近代海防建设也从舰船制造、人才培养、建军构想三个方面取得了突破,同时陆军也在近代化武器及其应用上进行了相应的转变。另一方面未能推动近代国防体系的建立,事实上,不仅导致了近代国防军工建设“依附”于开明士大夫本身,而且使近代海防建设呈“分散”型发展,更使近代陆军建设“迷失”于湘军部伍营规之中。可以看到,开明士大夫“二元”认知下的近代国防建设有其自身的历史意义,不仅促使晚清国防整体实力的提升,而且也促进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转型,特别是开明士大夫“自强”、“御侮”的国防精神激励着当时及此后的有识之士。但是开明士大夫积极推动的近代国防建设转型并不彻底,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不仅在认知上缺乏宏阔的视野,而且在实践上缺乏总体上的把握,同时在转型模式上陷入了“以旧融新”的困境之中。
陶旭佳[4]（2019）在《同光之际郭嵩焘海防观研究（1874-1875）》文中研究表明同治十三年（1874）的中日台湾交涉引发朝野震动,清廷随即便展开海防筹议。对于这场讨论,学界既往重心在于“海防与塞防之争”,比较忽视讨论所达成的共识。为回应这场争论,郭嵩焘写就《筹议海防事宜疏》,表达了其对海防六事和洋务的看法。然学界往往侧重郭氏之洋务观和富强观,却鲜见对该疏原意的探讨,若从海防史的视角去解读其海防疏之内涵,也许更符合当时的语境。集新旧、南北身份于一身的郭氏,其海防取向可作为观照近代海防史的一个切面。在鸦片战争后的两次海防讨论中,部分士人试图以着书宣传海防观念。报刊舆论、海防译书和西方海防观念的传入也在形塑着国人的海防认知,“筹海与制夷”逐渐得到认可。而早年的郭氏经历了数次战争,于海防有切身的体会。在其赋闲家居时,便对北廷辩争中朝廷的海防人才培养方案感到困惑,认为总署和诸臣皆失。台事专约签订后,朝廷谕令海防六事交予沿海军政官员妥议。由此引发的讨论持续了七个月之久,从地方到中央,沿海督抚和京官各叙己见,一时争论迭起。筹议的余波也蔓延到中下层,社会舆论议论纷纷。光绪元年（1875）,正值筹议喧嚣之际,郭氏因台事被召入都,其奏陈的海防折即为回应筹议中的各方观点。此折亦是其海防术略的集中体现,包括筹防三策和本源四计,“三宜四计”互为表里、不可分割。他继而推导出“海塞防并重”、“政教为海防之本”、“资商贾之力以兵”的主张。种种言论均显露出郭氏不同于李鸿章等海防要员的取向,中下层人士和中央也给予了回应,进而推进海防政策的调整。赴闽后他着手处理台事,折射出海防观的延伸——海岛观。在海防视域下的郭嵩焘与李鸿章有诸多异同,李氏作为海防重臣,他主张“废塞防、重海防”无可厚非,而郭氏则据时势推出“海塞防并重”论,亦颇具新意。在具体战术上,两者于重点设防、以守为战和以守为款上较为一致,于富强本图和船炮购置有分歧,但均主张师法西洋,师法之别在器物和政制。最特别之处在于郭氏之本末论,有三层含义,首以“政教为本,防边为末”为要,后实转变为以“人心风俗”为本。两种取向各自代表了晚清海防观念史的不同路径,对理解近代人物海防观念的转变有诸多裨益,亦可彰显郭氏海防观的独特处。由上述种种论述,可推出郭嵩焘的海防观在溯本与开新之间。溯本,意指其观念立足点仍在传统,他并未超出传统陆基海防体系的构想,但将通商融入海防中确是近代海防观念史中的创见。开新,意指其“本末之辩”超出了主流话语模式,提供了另一种取法西洋的途径,这一途径在沉寂多年后才为后世发掘。在近代海防与洋务的交融态势下,诸多海防观念的合力处汇成一股主流,郭氏海防观即是这股洪流中的支流,也是反思海防和洋务近代化的一面镜子。这印证了晚清海防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艰难,亦可供当代海防术略构建的鉴戒。
李婵玉[5]（2019）在《福建船政学堂的留学活动与清末北洋水师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福建船政学堂作为中国军事教育史上浓墨重彩的篇章,是19世纪下半叶中国现代化征途中艰难的日出,同时对当下加快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价值。探讨福建船政学堂,不禁令人追忆官派福建船政学堂的优等生赴欧留学活动,回到历史现场,描绘留欧学生的集体画像,考察留欧学生回国后的历史贡献,进而分析其对中国近代新式教育和海军事业的开创性意义。本文在搜集大量史料,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析和探讨了洋务运动时期福建船政学堂官派留欧学生的留学情况以及留欧生对于清末新式海军建设的贡献。十九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为尽快培养西学人才,在官派幼童留美的经验基础上,再次派遣学生出国势在必行。在派遣留欧学生前,福建船政学堂接连派遣多批洋员及船政学生出国采买器械或出使别国考察。此外,船政学堂在开授多年近代化课程后,对于留学人员严加选拔,并进行专门培训。1877年,中国近代首批官派留欧生终于乘上开往欧洲的轮船。此次留学,与几年前的幼童留美在留学生年龄、监督选派、留学经费以及日常管理方面均有所不同。出国留学只是开始,身在异国的学子竭尽所能将先进的科技带回祖国。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留欧生陆续回国,其中有大量人员被选派到北洋海军任职。他们或在新式学堂任教,为近代海军发展培养后备人才,或担任舰船指挥官训练新式海军舰队,或担任军舰设计工程师,为近代海军制造世界水平的战舰,抑或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方面启迪民智。船政留欧生是清末光绪年间较为特殊的群体,他们多数来自福建,少年接受中国传统教育,青年时期留学海外,中西文化在其心中不断调和,寻求平衡。本文也选取了三位具有代表性的船政留欧生:严复、萨镇冰与陈季同进行深入研究。萨镇冰是船政第一届留欧生,在海军界任职达半个世纪,直至民国年间依旧试图建设近代化的海军队伍;严复是一名出色的教育家和思想家,从教北洋水师学堂二十年;而陈季同是杰出的外交家,开辟了中国近代外交之路。三人代表了船政生不同的发展方向,在近代中国解放与独立的历史中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北洋水师是船政留欧生归国后施展才华的重要舞台,以北洋水师为开端,中国近代新式海军建设开始起步。本文在探究洋务运动时期福建船政学堂留欧生派遣始末、船政留欧生与北洋水师发展关系的基础上,发现船政学堂留欧生的作用不仅在于一时、一事,其对于中国教育近代化、近代留学教育、近代军事教育以及海军建设都有着重要的奠基意义。
桂雨维[6]（2018）在《丁日昌的仕宦生涯 ——兼论其与李鸿章的关系》文中研究说明十九世纪,中国正值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值维艰,外有列强觊觎,内有农民起义,外患未平,内忧又起。清廷为求自强开始起用锐意革新之人,同时又不欲洋务派独大,刻意以守旧派进行制衡。丁日昌作为自强运动中的实干家,因善于处理洋务,精于筹饷,深受李鸿章赏识。他前期依靠李鸿章提拔晋升,封疆后又与李鸿章在政见上互相支持,引为同道。文章以丁日昌在仕途上的发展和丁、李关系为线索,探究晚清地方政局以及守旧派与洋务派之间的斗争,亦可见丁日昌为淮军发展和自强事业所做的努力。丁日昌以精通洋务脱颖而出,深得李鸿章青睐,继而步步升任,位列封疆。通过研究丁日昌的仕宦生涯,论述非正途出身的丁日昌得以步步晋升的原因和过程,探讨丁、李关系以及晚清中央与地方,湘系与淮系,顽固派与洋务派之间的政争,可进一步认识晚清政局。丁日昌早年科举不顺,由军功任知县,遭革职后入曾国藩幕府,次年以督办洋炮局转至李鸿章幕中,此举成为他仕途上的转折点。同治三年（1864）李鸿章因欣赏丁日昌的才识将其保荐为上海道,次年又将其保荐为两淮盐运使,丁日昌则兢兢业业地为淮军筹饷制器,助李鸿章剿平捻乱。同治六年（1867）十二月,李鸿章为保证江苏对淮军的供饷,同时培植自己的势力以减少自强事业的阻力,保荐丁日昌为江苏巡抚。同治九年（1870）年丁日昌因丁母忧开缺,三年后在李鸿章的激励下重新出山任职。于光绪元年（1875）出任福建巡抚,其间蓄意整顿台湾,发展自强事业,因闽浙总督何璟思想保守,事事掣肘,丁日昌无法与之共处,最终以病辞官,此后再未应诏出山。
成璐[7]（2017）在《论丁日昌在洋务运动中的历史作用》文中研究指明洋务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一场着名的革新运动,丁日昌作为洋务运动中的先行者、创新者与实干者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江南制造总局创办的各个阶段中,丁日昌积极参与其中,是该局的实际创办者之一。其近代海防思想符合国家近代化的要求,促进了我国近代新式航运业的起步和发展。在教育近代化上,丁日昌大胆对科举制度提出变革,并积极促成了出洋留学计划。丁日昌在洋务运动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
张莼洋[8]（2016）在《丁日昌海防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清朝政府传统海疆经略之弊端暴露无遗,此时一部分中国人逐渐产生了朦胧的海权意识,丁日昌便是其中颇有影响力的一个人物。他较早意识到中国海疆面临的严峻局势,建议清政府尽早筹建海防,对海防的战略布局、台湾的战略地位以及如何建立强大的海军,他都有确切的见解和切实可行的构思。通过分析丁日昌的海防思想,能够深度地把握晚清政府海防战略和海军建设的发展历程,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他的很多思想没有实践,但却对中国海防思想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对当下海疆建设不无深刻的历史启迪。
张晓宇[9]（2015）在《国际法律视野下的清末教案研究（1860-1912）》文中研究指明自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后,传教士得以进入中国内地传教设堂,租房买地。随着教会在内地的扩张,教案层见迭出。传统学术界对于教案史的研究主要着重于对教案事实的梳理和对教案发生原因的探究,其论述模式也实现了从“反侵略”向“文化冲突”模式乃至当前“多学科视野”的转型,同时学术界对于近代国际法传入中国历史过程及其在外交交涉中的历史应用也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只是将法学以及国际法史与教案史研究相进行的并不多见。本文之立意在于,将教案视作一种司法、外交事件,考察中外各方在教案交涉之中的国际法观念及其应用,探析“文明”的近代西方法律话语下教案的交涉和审判过程,揭示“宗教信仰自由”从国际法、外国法成为本国法的历程。在近代国际法理论中,禁止对基督徒进行迫害,否则基督教国家即可予以干涉。此外,根据维托里亚原则,传教权是“文明国家”的三大标准之一,禁止传教、迫害传教士都将引发他国之干涉。同时,外国人生命财产不得侵犯,否则即视同对其国籍国权利的侵犯。而近代来华传教士身兼前述二重身份,并受到以近代国际法所代表的自然法理论和近代中外不平等条约所代表的实在法体系的双重保护。在教案之交涉中,西方国家也屡屡引用国际法理论和条约来论证其行为的合法性。在教案交涉中西方列强采用炮舰政策对中国进行威胁,同时又引用国际法理论,称中国为不文明国家,因此对待中国无需适用欧洲严格之国际法规则。庚子事变中,西方国家积极引用自然法理论和实在法规则对其出兵和惩凶之行为进行辩护,在地面战场胜利的同时也要争取舆论的制高点,相反清政府则堕入“势不如人理亦亏”的双输境地。在“文明”对“野蛮”的国际法二元话语下,炮舰政策被传教士视为上帝打开中国大门的有效手段,因此在庚子之前,传教事业和政治特权之间的张力并未在大多数传教士身上凸显。在教案交涉的刺激下,清政府资助丁韪良完成了对《万国公法》的翻译,标志着西方近代国际法正式传入中国。不过由于文本和路径之限制,在教案交涉早期,清廷直接适用国际法进行抗辩的事例并不多见。随着国际法观念的宣传,进入1890年代后,清政府在教案交涉中屡次引用国际法,并在一些交涉中取得了成功。传统教案史的研究更为关注以中国人为被告的教案审判,致使以传教士为被告的教案审判几乎成为教案史研究的盲点。而乌石山教案和湖州教案的交涉、审判,证明了对于中国人和中国政府而言,在领事裁判权体系下,教案交涉仍然存在成功解决的可能。乌石山教案中,丁日昌将“毁堂”案与“争地”分开处理,先将前者迅速审结以杜绝外交勒索之机会,随后将后案诉至英国在华最高领事法庭,为此积极搜集证据,寻找证人,聘请律师,最终获得事实上的胜诉,成功达到将传教士逐出福州城的目的。在湖州教案的交涉中,湖州士绅尝试了在当时所有可能的合法途径来解决教案,最终在美国驻华法院中与南监理会达成庭内和解,也成功的收回了湖绅最为看重的府学公地。乌石山教案和湖州教案的成功证明了教案“去宗教”化而回归其法律面向,方为教案解决之有效的途径。教案的交涉和审判对晚清司法体制构成了巨大的冲击。将宝坻县司法档案中的教案审判与中央交涉档案中的教案审判进行对比,我们可以发现教案审判的层级化特征,即审判结果的恰当性与审判层级呈反比,这是教案审判被外交化后的恶果。庚子之后,为调和民教关系,清政府着力思考的即是如何限制传教士干预词讼,规范民教争讼案件的审理,实现教案审理的“去外交化”,对此朝野内外提出了诸多建议,地方督抚也与传教士达成了诸多协议以规范教会、教士、教民之行为,新教传教士在这方面付出了较多之努力,地方士绅也在地方自治之风潮下设立民教调解机构,承担起民教调和的重任。要想解决教案审判和中外审判不平衡的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废除领事裁判权,为此中国启动了司法改革。1910年北京真武庙产之争是新式法律体制下,以东正教会为幕后原告进行的庙产争讼案,在该案中,大理院等司法机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顶住了俄国公使和外务部之压力,发出了自己独立的声音,最终迫使东正教会重新履行合法租买手续。该案之审判也凸显了教案审判“去外交化”的重要性。庚子之后,西方之宗教自由观念传入中国并为新式知识分子和中国基督徒所接受。在修订后的刑律中,清政府详细规定了对宗教场所和礼拜活动的保护,不过在《奏定咨议局章程》等中强调政教分离,限制华人传教士的参政权,1908年宣布的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中也未能确立宗教自由原则。此外,新式学制和入仕中的祭拜礼仪,也引发了中国基督徒之不安。为了消弭教案,重构稳定的民教关系,新式知识分子也倡导实现宗教自由。相对而言,教外知识分子更为推崇欧式君主立宪制国家的宗教自由模式,强调宗教不得干预政治和国家对宗教有一定管制;而中国基督徒则更愿意选择美式共和制度下的宗教自由模式,强调禁设国教,以免除孔教对其的威胁。随着晚清立宪运动之展开,中国基督徒也发起了一系列运动,以实现传教自由和信仰平权,其核心目的即为宗教自由入宪。1906年清政府派遣大臣出洋考察时,旅美华人基督徒即上书要求宗教自由写入宪法,1909年开始,俞国桢积极组织了由华人基督徒为主体的圣经呈递运动,详细阐释了中国基督教自立化“挽回教权”的目标。受晚清国会请愿运动之影响,1911年,俞国桢、诚静怡等中国基督徒发起了宗教自由请愿运动,影响重大,遍及中国十六个省和26万中国新教徒。尽管支持者众多,反对声浪也非常强劲,有从神学立场之反对,亦有方法策略上之质疑。同时,革命与改良“赛跑”的景象同样存在于教会界。在时局之影响下,教会内部对于清廷之态度也分为立宪派和革命派,最终以俞国桢为代表的“立宪派”完成了从追求立宪到革命的转变,而基督徒长久以来对革命的支持,也最终成就了美式宗教自由的入宪。从近代传教条约所确立的“宗教宽容”到1912年宗教自由的入宪,宗教自由在中国经历了从国际法、外国法到本国法的艰难历程。宗教自由的入宪,也在宗教与外交之间有效地竖起了一道隔离墙,意义重大。
翁飞[10]（2014）在《从两次海防大筹议看李鸿章的海防思想与海军建设》文中研究表明自1874年日本侵台引起第一次海防大筹议起,在甲午战前20年,晚清政府对于近代海防和海军建设,经历了一个步履蹒跚的过程。作为身处近代国防、外交冲要地位的淮系集团领袖李鸿章,在两次海防大筹议中,尽可能利用其个人影响和本集团成员相呼应,通过诸般谋划、运作以及激烈的思想交锋,艰难而缓慢地推动着中国近代海防与海军的建设。期间种种曲折,足可作为今天的镜鉴。第一次海防大筹议与《筹议海防折》的产生
二、丁日昌与近代海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丁日昌与近代海军（论文提纲范文）
（1）海防、塞防争论期间的国内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前言 |
| 1.1 选题的目的及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第一个研究热潮 |
| 1.2.2 第二个研究热潮 |
| 1.2.3 现今的研究 |
| 1.3 研究内容及要解决的问题 |
| 第2章 海防塞防之争的背景 |
| 2.1 西北边疆危机 |
| 2.2 东南海疆告急 |
| 2.3 清廷内部矛盾 |
| 第3章 清政府决策时期的舆论 |
| 3.1 筹备海防之议 |
| 3.1.1 朝内舆论 |
| 3.1.1.1 关于海陆军的认识 |
| 3.1.1.2 海军的分设 |
| 3.1.1.3 购办船舰 |
| 3.1.1.4 海军经费来源 |
| 3.1.1.5 顽固派的言论 |
| 3.1.2 报刊舆论 |
| 3.1.2.1 中日和议 |
| 3.1.2.2 琉球归属 |
| 3.1.2.3 台湾善后 |
| 3.2 弃复新疆之争 |
| 3.2.1 朝内舆论 |
| 3.2.1.1 主张放弃新疆 |
| 3.2.1.2 倾向收复新疆 |
| 3.2.1.3 对东北的关注 |
| 3.2.2 报刊舆论 |
| 3.2.2.1 英俄干涉 |
| 3.2.2.2 战事新闻 |
| 3.2.2.3 对西征的表态 |
| 第4章 1875年—1878年的国内舆论 |
| 4.1 收复新疆 |
| 4.1.1 朝内争论 |
| 4.1.1.1 筹借洋款 |
| 4.1.1.2 寻求和谈 |
| 4.1.2 报刊干预 |
| 4.1.2.1 筹备阶段 |
| 4.1.2.2 作战阶段 |
| 4.2 台海局势 |
| 4.2.1 闽抚驻台 |
| 4.2.1.1 沈葆桢、王凯泰时期 |
| 4.2.1.2 丁日昌时期 |
| 4.2.2 台湾建设 |
| 4.2.2.1 抚辑民众 |
| 4.2.2.2 开办矿务 |
| 第5章 1878年—1881年的国内舆论 |
| 5.1 中俄伊犁问题 |
| 5.1.1 朝堂舆论 |
| 5.1.1.1 对“崇约”的态度 |
| 5.1.1.2 对崇厚的处理 |
| 5.1.1.3 曾纪泽赴俄期间的论战 |
| 5.1.2 报刊舆论 |
| 5.1.2.1 崇厚赴俄前后 |
| 5.1.2.2 曾纪泽使俄期间 |
| 5.2 中日琉球问题 |
| 5.2.1 朝堂舆论 |
| 5.2.1.1 交涉方针 |
| 5.2.1.2 开始交涉 |
| 5.2.1.3 谈判后期 |
| 5.2.2 报刊舆论 |
| 5.2.2.1 驳斥日本 |
| 5.2.2.2 反对战争 |
| 第6章 国内舆论分析 |
| 6.1 两种舆论的关系 |
| 6.1.1 舆论概况 |
| 6.1.2 西方影响 |
| 6.2 报刊舆论分析 |
| 6.2.1 舆论互动 |
| 6.2.2 报刊立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2）清季粤籍驻外公使教育思想及实践研究（1877-1911）（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对象概念及时间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资料来源及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粤籍驻外公使对西方教育的认识与考察 |
| 第一节 出使前对西方教育的认识 |
| 一、清廷遣使背景 |
| 二、出使前对西方教育的认识 |
| 第二节 出使时对西方教育考察与文化碰撞 |
| 一、考察普及教育 |
| 二、考察西方教育的学制及教学内容 |
| 三、考察教育相关机构及知识产权 |
| 四、考察西方教育经费 |
| 五、关注囚犯教育的教化效果 |
| 第三节 出使后对西方教育的认识与思考 |
| 一、“用夏变夷”观念的变化 |
| 二、教育为国家富强之本原 |
| 第二章 粤籍驻外公使传统与新式教育的思想与实践 |
| 第一节 对传统教育的批判与继承 |
| 一、对科举制度的批判与变通 |
| 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 |
| 第二节 推动新式教育的发展 |
| 一、培养专业人才,设立新式学堂 |
| 二、重视与提倡普及教育 |
| 三、提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 |
| 四、提倡教学管理方式的改进及教科书改革 |
| 五、提倡知识产权保护奖励及相关教育设施的建设 |
| 第三章 对留学教育及华侨教育的推动及管理 |
| 第一节 留学教育的开创与管理 |
| 一、开创留学教育先河——首批幼童赴美游学 |
| 二、留学教育的管理 |
| 第二节 、推进华侨教育 |
| 一、甲午前:华侨教育的肇始与发展 |
| 二、甲午后:华侨教育转变与推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3）咸同时期开明士大夫国防近代化的认知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4 相关问题的阐释 |
| 第2章 “千年变局”与“师夷”共识 |
| 2.1 鸦片战争兵败与“师夷”呼声 |
| 2.2 国防危机的加深及“师夷”共识的形成 |
| 第3章 认知的传统与近代之间 |
| 3.1 传统武备思想的延续 |
| 3.1.1 晚清武备的衰败 |
| 3.1.2 兵学研究的兴盛与清朝前期的“武功” |
| 3.1.3 规复传统武备的努力 |
| 3.2 国防建设认知的窒碍与局限 |
| 3.2.1 国防建设认知的窒碍 |
| 3.2.2 国防建设认知的局限 |
| 3.3 认知“二元”的形成 |
| 3.3.1 传统武备思想与“器物”的初步结合 |
| 3.3.2 认知的“二元”并存 |
| 第4章 “二元”认知下的近代国防建设 |
| 4.1 近代国防建设转型实践 |
| 4.1.1 军工建设的兴起及模式选择 |
| 4.1.2 海防建设的初步构想与实践 |
| 4.1.3 陆军建设的“器物”转变 |
| 4.2 近代国防建设转型的问题 |
| 4.2.1 “依附型”的军工建设 |
| 4.2.2 “分散型”的海防建设 |
| 4.2.3 “迷失型”的陆军建设 |
| 第5章 历史意义与时代局限 |
| 5.1 历史意义 |
| 5.1.1 提升了整体国防实力 |
| 5.1.2 促进了中国社会近代化 |
| 5.1.3 践行了“自强”“御侮”的国防精神 |
| 5.2 时代局限 |
| 5.2.1 宏阔视野的缺乏 |
| 5.2.2 整体统筹思路的缺位 |
| 5.2.3 转型模式的困境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4）同光之际郭嵩焘海防观研究（1874-187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资料、时段、概念与方法 |
| 四、重难点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海国时代与郭嵩焘行迹 |
| 第一节 海疆多事与中日交锋 |
| 一、海权、海防与“海战” |
| 二、“岛夷要约”的冲击 |
| 第二节 士人与民众的海防观念 |
| 一、筹海与制夷:《海国图志》与《瀛寰志略》 |
| 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之海防译书考 |
| 三、《防海新论》的引介和传播 |
| 四、《申报》视野下海防舆论的塑造 |
| 第三节 海涛扬波:郭氏初悟海防 |
| 一、游幕生涯:浙江、天津 |
| 二、北廷辩争中的困惑 |
| 第二章 “海塞防并重”:郭嵩焘海防观的构建与术略 |
| 第一节 海防筹议论争(1874-1875) |
| 一、亡羊补牢:总署海防六事 |
| 二、备御之策:甲戌督抚复奏 |
| 三、风波再起:乙亥京师廷议 |
| 第二节 筹防三策:郭氏之海防战略 |
| 一、“据要地,扼海口” |
| 二、“正朝廷,因民利” |
| 三、“察事变,任人才” |
| 第三节 本源四计:郭氏之海防战术 |
| 一、“急通官商之情” |
| 二、“通筹公私之利” |
| 三、“兼顾水陆之防” |
| 四、“先明本末之序” |
| 第三章 郭嵩焘海防术略的诉求与回应 |
| 第一节 海防筹议中郭氏的诉求 |
| 一、筹饷事宜的处理 |
| 二、本在政教,末在防边 |
| 三、船炮的购置问题 |
| 第二节 郭氏海防观的回应 |
| 一、刘锡鸿之评论 |
| 二、中枢采纳与海防政策的调整 |
| 第三节 台地抚番中的海岛观念 |
| 第四章 海防视域下的郭嵩焘与李鸿章 |
| 第一节 海防观念的共性特征 |
| 一、“理势合一”:经世传统的承继 |
| 二、“以守为战”与“以守为款” |
| 三、由天下到万国的地理观 |
| 第二节 海防观念的不同面相 |
| 一、海防与边防之偏重 |
| 二、富强之本图何在 |
| 三、铁甲船能设与否 |
| 第三节 潮流的归趋:海防与洋务的交融 |
| 一、主流与支流 |
| 二、“本末论”的演变 |
| 结语 溯本与开新之间：晚清士人海防观的转变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福建船政学堂的留学活动与清末北洋水师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历史文献中的洋务运动时期赴欧留学教育与海军建设 |
| 1.2.2 相关专着与期刊论文中的洋务运动时期赴欧留学教育与海军建设 |
| 1.3 概念界定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5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福建船政学堂学生赴欧留学的前期准备 |
| 2.1 福建船政学堂学生赴欧留学背景 |
| 2.1.1 国内背景 |
| 2.1.2 国际背景 |
| 2.2 福建船政学堂学生赴欧留学前的游学活动 |
| 2.3 福建船政学堂的留学前教育 |
| 第3章 福建船政学堂学生赴欧留学的具体实施 |
| 3.1 福建船政学堂的留学管理制度 |
| 3.1.1 留学监督的选派 |
| 3.1.2 留学生的选拔与奖惩 |
| 3.1.3 留学生的经费计划 |
| 3.2 福建船政学堂留学生的派遣 |
| 3.2.1 第一、二批留学生的派遣 |
| 3.2.2 第三、四批留学生的派遣 |
| 3.3 福建船政学堂留欧学生留学期间课程安排 |
| 3.4 福建船政学堂生赴欧留学与幼童留美比较 |
| 3.4.1 福建船政学堂生赴欧留学与幼童留美之相同点 |
| 3.4.2 福建船政学堂生赴欧留学与幼童留美之不同点 |
| 第4章 福建船政学堂留欧学生与北洋水师建设 |
| 4.1 留欧学生归国与现代文化理念引入 |
| 4.1.1 留欧学生与新式教育 |
| 4.1.2 留欧学生归国与现代知识引入 |
| 4.2 留欧学生归国与北洋水师建设 |
| 4.2.1 北洋水师发展概况 |
| 4.2.2 留欧学生归国与北洋水师前期发展 |
| 4.2.3 留欧学生归国与北洋水师后期发展 |
| 4.3 福建船政学堂留欧学生群像及杰出人物 |
| 4.3.1 福建船政学堂留欧学生群像 |
| 4.3.2 船政留欧生中的杰出人物 |
| 第5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6）丁日昌的仕宦生涯 ——兼论其与李鸿章的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丁日昌整体相关研究 |
| 1.2.2 丁日昌与洋务运动、洋务思想的相关研究 |
| 1.2.3 丁日昌的人才观和海防建设研究 |
| 1.2.4 丁日昌的社会关系及对台湾建设相关研究 |
| 1.3 主要内容与结构 |
| 1.4 史料、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2 丁日昌早年经历 |
| 2.1 坎坷入仕 |
| 2.2 入曾国藩幕 |
| 2.3 转至李鸿章幕 |
| 2.4 裁撤常胜军 |
| 3 升任上海道与两淮盐运使 |
| 3.1 李鸿章保荐丁日昌为上海道 |
| 3.2 为淮军筹饷备器 |
| 3.3 升任两淮盐运使 |
| 4 任职苏藩、苏抚主持筹饷 |
| 4.1 升任江苏布政使 |
| 4.2 裁厘引发争议 |
| 4.3 为李鸿章协饷 |
| 4.4 丁忧离职 |
| 5 起复后赴闽履任 |
| 5.1 丁日昌复出 |
| 5.2 出任福州船政大臣 |
| 5.3 福建巡抚任上的官场纠纷 |
| 6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论丁日昌在洋务运动中的历史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丁日昌与洋务军用工业——以江南制造总局的创办为例 |
| 二、丁日昌与洋务民用企业——新式航运业的建立 |
| 三、丁日昌与洋务海防近代化 |
| 四、丁日昌与洋务教育近代化 |
| 五、结语 |
（8）丁日昌海防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课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同类课题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
| 三、研究重点、难点及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丁日昌海防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国际背景 |
| 第二节 国内背景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丁日昌海军和海防建设思想 |
| 第一节 丁日昌的海军建设思想 |
| 一、力主添置铁甲舰 |
| 二、提出“三洋”舰队计划 |
| 三、呈递《海洋水师章程》和《海防条议》 |
| 第二节 丁日昌的海防建设思想 |
| 一、台湾防务计划 |
| 二、“闽台水师一军”计划 |
| 三、炮台建设计划 |
| 第三节 丁日昌海防思想的局限性及其原因 |
| 一、丁日昌海防思想中的局限性 |
| 二、导致丁日昌海防思想缺憾的原因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丁日昌海防思想的历史影响和时代地位 |
| 第一节 丁日昌海防思想对清末海防的影响 |
| 一、对晚清台湾海防的影响 |
| 二、对晚清海军制度建设的影响 |
| 三、对晚清海防思想的影响 |
| 第二节 丁日昌海防思想对当代海防建设可鉴之处 |
| 一、台湾的战略地位不容小觑 |
| 二、海上军事力量建设要与时俱进 |
| 三、适时制定和实施国家海洋安全战略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国际法律视野下的清末教案研究（1860-1912）（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理论范式的转换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 教案史研究 |
| (二) 与教案有关的法学部分研究 |
| 三、研究路径与论文架构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相关概念界定 |
| (三) 史料与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国际法理论与传教特权 |
| 第一节 基督教与早期国际法 |
| 一、基督教与早期国际法之关系 |
| 二、早期国际法理论中的宗教干涉 |
| 第二节 近代国际法之中的宗教干涉与外国人权利 |
| 一、近代国际法之中的宗教干涉 |
| 二、近代国际法中的外国人权利 |
| 三、宗教干涉与不平等条约---中国人的观点 |
| 本章小结:“文明”与“野蛮”---近代国际法的片面话语逻辑 |
| 第二章 教案交涉与国际法 |
| 第一节 炮舰政策的国际法分析 |
| 一、炮舰外交的运作模式 |
| 二、从“炮舰政策”到“自护之权” |
| 三、炮舰政策的国际法评价 |
| 第二节 传教士与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炮舰政策之态度 |
| 一、传教士对待炮舰政策的态度---以戴德生为例 |
| 二、炮舰与福音之间的张力 |
| 三、中国新式知识分子的认知 |
| 四、从“野蛮排外”到“文明排外”的转变 |
| 第三节 庚子前后教案交涉中的国际法应用 |
| 一、1891年长江教案与热河起事中的交涉 |
| 二、巨野教案与国人国际法观念的进步 |
| 三、庚子之后教案交涉中的国际法应用 |
| 四、朝野对教案交涉和国际法律知识的宣传 |
| 第四节 庚子事变后“惩凶”问题的国际法分析 |
| 一、廷雍之死背后的法律逻辑 |
| 二、被占领地区的司法审判 |
| 三、未占领地区的“惩凶”交涉 |
| 四、“恃势”与“恃理”--国际法话语有效性的再思考 |
| 本章小结---教案交涉中国际法的应用 |
| 第三章 领事裁判权体系下的教案审判(上)—乌石山教案的法律审判 |
| 第一节 乌石山地产争讼案的缘起与起诉 |
| 一、乌石山教案之缘起 |
| 二、起诉与答辩 |
| 三、证人询问阶段 |
| 第二节 最后陈述与判决结果 |
| 一、被告律师哈南最后的辩护 |
| 二、原告律师希尔的结案陈词---谁代表了自然正义? |
| 三、英国驻华最高法庭之判决 |
| 第三节 “风水”与“自然正义”的对决---乌石山审判的法律分析 |
| 一、乌石山教案审判的影响与讨论 |
| 二、“民刑分理”与丁日昌在乌石山教案中的作用 |
| 三、乌石山教案审判的法律意义 |
| 本章小结---宗教与文化冲突案件的法律化 |
| 第四章 领事裁判权体系下的教案审判(下)---湖州海岛教案交涉的法律分析 |
| 第一节 湖州教案之缘起与初期交涉 |
| 一、湖州教案之缘起 |
| 二、案件之初期交涉与上海谈判 |
| 三、杭州审判与柔克义的裁定 |
| 第二节 蓝华德合同与上海审判 |
| 一、蓝华德合同的签订 |
| 二、美国驻华法院的审判 |
| 三、庭内和解协议的达成 |
| 第三节 湖案诉讼的历史与法律分析 |
| 一、关于湖案的既有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 |
| 二、湖州教案交涉的法律分析 |
| 三、新派士绅的参与及“去官府化”特征 |
| 本章小结---晚清教案的另类模式 |
| 第五章 教案审判对晚清司法制度之影响 |
| 第一节 庚子事变后顺天府地方的民教诉讼---以宝坻司法档案为中心 |
| 一、禁止教民追诉 |
| 二、善后赔款的摊纳 |
| 三、民教对峙中官员与传教士的协作 |
| 四、对教民略有倾斜的司法审判 |
| 五、教案审判的层级化特征 |
| 第二节 民教调和机制的构建 |
| 一、中央层面的努力 |
| 二、朝臣之奏议 |
| 三、成议与各方之努力 |
| 四、先进的呼声 |
| 第三节 新式法律制度下的教案审判---1910年北京真武庙产之争 |
| 一、教案审判与晚清司法改革的关系 |
| 二、真武庙产争讼案之缘起 |
| 三、三审终审与强制执行 |
| 四、法律机构对判决的坚持 |
| 五、教案审判的法律化 |
| 本章小结:晚清法律改革与教案交涉的“去外交化” |
| 第六章 从外国法、国际法到国内法---近代宗教自由原则的确立 |
| 第一节 政教分离与宗教自由原则的历史考察 |
| 第二节 庚子后关于政教分离与宗教自由的讨论和立法 |
| 一、尊孔与学制引发的讨论 |
| 二、教务政策的反思与立宪的推动 |
| 三、晚清修律与立宪中关于教案的立法 |
| 四、请愿之前奏--圣经呈递运动 |
| 第三节 宗教自由请愿运动的发起与辩论 |
| 一、宗教自由请愿的发起与组织过程 |
| 二、宗教自由请愿的宣传讨论与实施方法 |
| 三、一则电文引发的大讨论 |
| 四、传教自由权与本土法律资源的发掘 |
| 五、政治角度的反对 |
| 六、神学上的怀疑 |
| 七、方法策略上的争议 |
| 八、革命之达成 |
| 本章小结:从条约到宪法---近代宗教自由原则的确立 |
| 结语 |
| 附录 |
| 表一: 庚子年后宝坻县民教争讼案件表 |
| 表二: 庚子年后顺天府关于义和团和教务的部分官方文书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从两次海防大筹议看李鸿章的海防思想与海军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次海防大筹议与《筹议海防折》的产生 |
| 大筹议与大争论 |
| “分洋分任”与“南款北让” |
| “权自我操”办海军 |
| 第二次海防大筹议与北洋海军成军 |
四、丁日昌与近代海军（论文参考文献）
- [1]海防、塞防争论期间的国内舆论研究[D]. 马野. 新疆大学, 2020(07)
- [2]清季粤籍驻外公使教育思想及实践研究（1877-1911）[D]. 李水清. 暨南大学, 2019(12)
- [3]咸同时期开明士大夫国防近代化的认知与实践研究[D]. 熊顺成. 南昌大学, 2019(02)
- [4]同光之际郭嵩焘海防观研究（1874-1875）[D]. 陶旭佳.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5]福建船政学堂的留学活动与清末北洋水师建设研究[D]. 李婵玉.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7)
- [6]丁日昌的仕宦生涯 ——兼论其与李鸿章的关系[D]. 桂雨维. 四川师范大学, 2018(12)
- [7]论丁日昌在洋务运动中的历史作用[J]. 成璐.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03)
- [8]丁日昌海防思想研究[D]. 张莼洋. 黑龙江大学, 2016(02)
- [9]国际法律视野下的清末教案研究（1860-1912）[D]. 张晓宇.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6)
- [10]从两次海防大筹议看李鸿章的海防思想与海军建设[J]. 翁飞. 江淮文史, 201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