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粮食种植结构调整势在必行（论文文献综述）
陶源[1]（2021）在《农户减施化肥行为及其效应研究 ——以果园水肥一体化和有机肥替代化肥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化肥是农业生产的重要投入要素,在促进农作物产量提高、保障粮食安全方面为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然而,长期过量且低效施用化肥造成的土壤板结、水体富营养化、空气质量酸化等农业面源污染和环境质量衰退问题十分普遍,农业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为阻止生态环境继续恶化,切实加强环境污染防治,适当减少化肥等物质要素的投入势在必行。农户作为农业生产活动的主体和经营决策的实施者,其生产行为对面源污染的防治具有重要影响,研究农户减施化肥行为机理是减少化肥施用量的关键所在。本文运用因素分解、随机前沿、结构方程、双变量Probit、二元Logit、二阶段IV Probit、内生转换和博弈等模型,在分析化肥施用现状及减量潜力的基础上,以山东省苹果种植户为例,研究农户减施化肥行为及其效应,并阐明农户减施化肥行为的激励机理。同时结合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提出农户减施化肥的政策建议,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借鉴。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990-2018年间,我国化肥施用总量和施用强度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虽然在2016年首次出现减少的态势,但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的差距。从时间特征来看,我国的化肥施用强度变化趋势与施用总量类同;从空间分布来看,整体上我国化肥施用强度相对较大,基本处于中度化肥施用水平之上。并且不同地区之间差异显着,主要表现为华南、黄淮海地区和个别省份（江苏省、陕西省）存在更大的施用强度;从不同农作物的化肥施用强度来看,除大豆外,其他农作物都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化肥施用安全上限。同时,依据我国12种农作物平均施用强度的中位数468.93千克/公顷界定高耗肥农作物和低耗肥农作物。此外,对化肥施用强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分解发现,种植结构偏向水果、蔬菜和化肥利用效率低共同促进了化肥施用强度的增加。因此,减施化肥的重点应该放在水果和蔬菜等农作物上。进一步研究苹果等高耗肥农作物的化肥投入技术效率与化肥减量潜力对我国化肥面源污染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通过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测算可知,苹果生产技术效率为0.8645,但化肥投入技术效率仅为0.3873。这意味着在保持产量和其他投入要素不变的条件下,还能够节约61.27%左右的化肥施用量。换言之,当前苹果生产中超过一半的化肥投入是无效率的,减少化肥的投入量并不会对苹果产量造成负面影响。并且不同主产省间差异显着,但整体水平有所提升。苹果生产化肥最优施用量为21.35千克/亩,过量施用程度为63.16%,远高于粮食作物,存在较大的化肥减量潜力。不论从化肥投入技术效率还是化肥过量施用程度方面,都表明苹果生产中存在远高于粮食作物的化肥减量潜力,在农作物种植中需要着重加强对其化肥施用管理。因此,苹果生产的化肥减量增效势在必行。农户采纳水肥一体化技术的行为逻辑遵循“认知—意愿—行为”的基本路径,农户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均直接影响其采纳意愿,行为态度对采纳意愿的影响较大,路径系数为0.394;主观规范对采纳意愿影响的路径系数为0.247;知觉行为控制不仅对采纳意愿有正向影响,还直接作用于农户的采纳行为,对采纳意愿和采纳行为影响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480和0.119,并且对采纳行为的标准化总效应,大于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的效应之和。对于水肥一体化技术而言,农户的采纳意愿在其认知与行为之间具有中介效应,是促进农户采纳行为顺利实现的关键点。此外,行为态度与主观规范、行为态度与知觉行为控制之间均存在显着的相关关系,仅主观规范与知觉行为控制之间影响较小,并且未能达到预期的显着性水平。农户采纳水肥一体化技术实现了节肥增收的目的。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后,样本农户能够节约化肥施用量11.79%-20.98%,提高农产品收入8.15%-9.07%,并且不同规模农户的水肥一体机技术节肥增收效应存在显着差异。对于水肥一体化技术采纳的规模户而言,其化肥减量作用强度明显高于小规模农户。与此同时,水肥一体化技术的采纳只对规模户的农产品增收有明显作用。实际调研中,47.83%的农户施用有机肥具有替代化肥的作用,但在52.17%农户的施肥行为中,出现了施用有机肥后仍不减施化肥的现象,与有机肥替代化肥的常规关系发生“悖离”。从风险感知和社会信任对有机肥替代化肥的影响中可以看出,风险感知对农户有机肥替代行为有显着的负向影响,社会信任对其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并且社会信任在农户风险感知对有机肥替代行为的影响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能够缓解风险感知对有机肥替代行为的负向影响。此外,风险感知和社会信任在不同农户群组中的作用差异较大。相较于种植规模,风险感知在家庭总收入和受教育水平不同的农户间作用差异更为显着。其中低收入与低学历农户的有机肥替代行为更容易受到风险感知和社会信任的影响;对高收入、大规模和高学历的农户而言,制度信任不仅能够降低风险感知程度而且有利于有机肥替代行为的发生。农户有机肥替代行为与化肥施用量和农产品收入相关。总体来看,农户施用有机肥替代化肥基本实现了节肥增收的目的。施用有机肥替代后,样本农户能够节约化肥施用量7.91%-10.55%,但仅提高农产品收入2.11%-2.27%,从中可看出减少化肥施用量的效应优于提高农产品收入的效应,对农户收益的改善幅度并不大。农户减施化肥行动中的利益相关者主要是农户和政府,通过对农户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分析,主要说明政府应该根据农户合理需求给予补偿,降低农户减施化肥的额外成本,从而提高在政府主导下农户积极主动减施化肥的有效性。在基于政府补偿的激励机理分析中,为避免逆向选择行为发生,政府应该按照不同的农户类型设计不同的补偿标准。对于低效率农户而言,政府提供的补偿标准应该小于农户的边际努力产值,以此降低高效率农户效仿低效率农户的概率;对于高效率农户而言,政府设计的补偿标准应满足向农户支付一定的超额补偿来促使农户付出较高的努力程度。这是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双方能够实现的最优结果,能够保障政府在节约监督成本的同时激励农户在减施化肥行动中付出更多的努力。为避免道德风险行为发生,补偿标准的设计应使农户在不努力时获得负效用,且当农户从不努力向努力转变时能够获得正的效用增加值,从而激励农户在减施化肥行动中付出最优努力水平以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使政府和农户形成双赢的局面。依据农户节肥型农业技术的采纳行为和基于政府补偿的激励机理分析,提出农户减施化肥的政策建议。从促进水肥一体化技术采纳的政策建议来看,应当构建水肥一体化技术社会化服务机制;规范水肥一体化技术采纳行为控制;创建有利于水肥一体化技术推广应用的土地规模条件;合理有效运用“助推”机制。从推动有机肥替代化肥的政策建议来看,应该实施降低风险感知程度的多元化推进机制;营造有利于有机肥替代化肥的社会认同机制;增强政府的公共服务和有效供给;实施满足异质性农户需求的差异化激励政策;完善市场流通机制下农产品质量监督体系。从实现外部性内部化补偿的政策建议来看,应该构建利益诉求响应补偿表达机制;设立多渠道的化肥减量生态补偿专项资金;构建异质性动态补偿标准。
刘余,周应恒[2]（2021）在《粮地租金变动对种粮行为调整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构建农户种粮行为决策的分析框架,基于江苏省621户粮食种植户的调查数据,运用多值选择模型和非观测效应综列数据模型,考察粮地租金变动对粮食种植规模和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粮地租金上涨导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下降的概率增强,其中农户在粮食生产中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对该影响存在负向调节作用;种粮面积的缩减最终体现为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所占比例的下降,其中农户前期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对该影响有约束作用。这表明,短期内粮食生产固定资产投资与粮食经营规模对"去粮化"趋势存在抵挡作用,下一步要通过推动粮地租金理性化、市场化,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调整对规模种粮户的支持政策,防止短期"非粮化"压力转变为长期趋势。
李佳明[3]（2021）在《河北省主要粮食供给侧结构调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摩擦,将我国以往粮食生产的隐性结构矛盾显现出来,2020年伊始的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各粮食大国间的粮食贸易基本停滞,同时催生了“粮食民族主义”的出现,导致我国粮食供给出现新的矛盾,粮食安全问题再现,2021年作为“十四五”的开局之年,为实现新时期国内国外两大循环,两会期间再次重申了我国粮食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要性,为实现国家粮食安全,我国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入新阶段。作为粮食产出大省,河北省积极响应国家在2015年提出的农业供给侧改革政策,初步调整优化了粮食作物种植比例。本文为验证和再次明确河北省供给侧结构性调整中的优势和改革方向,首先通过中国经济社会大数据研究平台的省级面板统计数据,了解各类主要粮食作物大省,近十年主要粮食生产情况,通过描述统计,对比分析河北省主要粮食作物在全国的位置,发现河北省小麦产量处于全国前十省份的平均水平;玉米产量大约是1.2倍,玉米种植地位高于小麦,但已呈现出下降势头;马铃薯产量偏低,但2018年播种面积和产量实现双增长,未来发展空间较大;大豆作为中美贸易战首当其冲的谈判筹码,在我国大力扶持下我省大豆产业发展较快,同样实现双增长,且势头较好。与其他粮食大省对比分析耕地面积与产量,发现河北省小麦产出比,处于微弱的优势,玉米种植比重过高,大豆、马铃薯种植比重仍然有较大的调整空间;同时通过各省相关文献,分析制定了粮食生产效率评价体系,通过Deep2.1软件进行投入产出的数据包络模型分析,首先得出河北省在小麦、玉米、大豆和马铃薯种植的DEA效率分别为0.896、0.928、0.987、0.629,在样本主产区的排名分别为3、3、2、4,其次发现河北省四种主要农产品种植过程中规模效益情况,其中规模报酬分别为,递减、递增、递减、递减。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为,河北省主要粮食的优势排名,依次为大豆、玉米、小麦和马铃薯。依据上述数据实证分析结果和河北省现阶段主要粮食生产结构存在的问题,为我省粮食结构性调整提出以下对策与建议,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前提下,落实粮食种植结构调整的前提、实施合理调整粮食种植结构、推进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实现降低粮食生产风险等方面提出建议。
周杨[4]（2021）在《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与农户生产行为响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农业发展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和粮食供给不足,但随着技术进步和农业制度的改革与完善,粮食生产逐渐由总量供给不足转向结构性供给冗余。突出表现在2003—2015年粮食产量实现“十二连增”,但种植结构扭曲的问题也随之显现,即玉米面积的快速增加、大豆面积的快速减少。为了缓解种植结构扭曲问题,我国2016年开始施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在次年探索大豆收储制度改革,即2017年将大豆目标价格制度改为实施与玉米相同的生产者补贴政策。统筹大豆、玉米的补贴机制,兼顾大豆、玉米的比价关系,通过远高于玉米补贴标准的方式实现“增大豆、减玉米”的目的。然而,我国大豆没有比较优势,基于新时代粮食安全战略的长期考虑,大豆生产面积不能过度增加,应将更多的土地份额提供给口粮作物。所以从长期来看,我国大豆的振兴还是应在有限的土地上提高产出效率。那么,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能否改善大豆、玉米的种植结构（短期目标）和提高大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长期目标）?其背后的影响机制又有哪些?如何促使当下及未来的大豆政策发挥积极的“种植结构调整效应”和“生产率效应”?回答这些问题对于促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现行的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以及推进大豆振兴计划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农户行为、新古典经济增长等理论,构建了“政策激励—行为响应”的理论分析框架,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分析了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背景下,农户种植结构调整和大豆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情况,并从农户视角出发,考察了农户对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的回应性。具体而言,首先,对中国粮食价格支持政策调整的思路与效果进行了梳理,对大豆目标价格制度到生产者补贴政策的变迁逻辑进行了分析,并对这两个政策进行了比较,为后文的研究做了基础性工作;其次,基于政策原理的均衡分析,使用2013—2018年446个县域宏观面板数据,构建倾向得分双重差分模型（PSM-DID）,具体沿着“政策激励——比较收益变化——种植结构调整”的分析思路,考察了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的影响,并讨论了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的局限性;第三,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使用2013—2018年446个县域宏观面板数据,构建超效率数据包络模型（SE-DEA）和倾向得分双重差分模型（PSM-DID）,具体沿着“政策激励——要素配置变化——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分析路径,考察了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对大豆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检验了直接和间接两条影响路径;第四,基于2018—2020年黑龙江省和吉林省的微观调研数据,构建超效率数据包络模型（SE-DEA）和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模型（IVQR）,对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影响农户生产行为进行了再检验,并对不同种植结构水平、不同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不同经营主体进行了异质性考察;最后,以豆农对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的认知为切入点,构建了政策认知—期望与现实偏差—政策满意度的分析框架,并利用多元有序Probit模型和多元有序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户对政策满意度的评价。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目标价格制度的弊端。从政策构想与设计上而言,其政策初衷更多地表现为扩大大豆种植面积、调整大豆、玉米种植结构,且在市场机制之外可以提高农户的种植收益,降低市场价格造成扭曲,符合我国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市场化转型、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大豆振兴等诸多时代发展要求。（2）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可以显着促进农户种植结构调整,但持续性不强。由于种豆预期相对收益的提高,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可以促进农户调整种植结构,但受限于农户对种植玉米的路径依赖、补贴错位、地租的不合理增长以及大豆、玉米相对价格不理想等原因,调整效果持续性不强。（3）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促进了大豆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效提升,但存在显着的时间异质性。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可以显着改善2017年的大豆全要素生产率,但对2018年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效果不佳。产生异质性的原因在于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未带来有效的收益激励,财富水平和市场扭曲不利于提高豆农改善生产要素配置状况的积极性。（4）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优化种植结构和改善大豆全要素生产率,但不同农户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具体而言:农户家庭种植大豆的比重越低或越高,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越不利于激发该家庭增种大豆的积极性;生产者补贴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处于低位和生产率处于高位的农户作用更大;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仅能促进普通农户和家庭农场Ⅰ型调整种植结构,而对家庭农场Ⅱ型的效果不佳,并且随着土地规模的扩大,政策调整种植结构的作用程度在减小;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仅能够改善新型经营主体的大豆全要素生产率,并且对家庭农场Ⅰ型大豆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程度显着强于家庭农场Ⅱ型。此外,研究中还发现,引起家庭农场Ⅰ型种植结构调整的原因不是大豆种植比重的增加,而是总经营规模的减少,现行的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可能不利于大豆规模化发展。（5）豆农对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的认知程度较高,但对政策目标认知程度较低。豆农对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补贴标准的认知程度越高,则其对政策的满意度越高;豆农对优化种植结构意愿越强,则其对政策的满意度越高;倾向于提高大豆生产要素配置水平的农户几乎与政策的满意度无关,这就意味着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对农户改善大豆全要素生产率的激励作用不足;豆农对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了解较多,但对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的具体内容了解较少,黑龙江省豆农对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的了解程度明显好于吉林省;当大豆/玉米的补贴标准提高时,相较扩大大豆面积,豆农更愿意将资金用于提高大豆产出水平。黑龙江省农户扩大大豆面积的意愿明显强于吉林省,而农户提高大豆产出水平的意愿,除四平市外,其它地区均相差无几;样本农户种植大豆最主要的三个原因是:轮作倒茬、种植习惯和政策支持;豆农对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的补贴标准、补贴发放时间、申报方式和发放方式相对较为满意,而对政策宣传相对不够满意;除生产者补贴政策外,豆农最主要的三个政策需求为:金融信贷支持、农业信息和技术推广以及土地流转服务。据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首先,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的政策目标应以粮食安全目标为前提,尤其要保障口粮绝对安全。虽然短期内恢复大豆生产、促进粮食品种的种植结构调整仍然是政策的必然选择,但长期来看,大豆种植面积不应过度增长,应将大豆“扩面”目标逐步转为“增效”;其次,对大豆的支持方式应以新型经营主体为重,发挥新型经营主体种豆的示范作用,促进大豆的规模化生产;第三,单纯的依靠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对持续优化种植结构和改善大豆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有限,未来对大豆的支持方式,应由单一化的补贴激励转向多元化的政策支持;最后,较长期的结构失衡固化了农户的农业生产模式,加大了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的调控难度,因此应加大政策的宣传力度,尤其是对老龄化的农户而言,应使其充分理解政策精神。
田野[5]（2020）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文中认为纵观美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然而,在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中,虚拟经济的发展逐渐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撑,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并且因其特殊的全球影响力,最终引发了自“大萧条”以来收缩时间最长、损失最为严重的的全球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为化解危机,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措施及其成效、特别是危机后产业结构发生的变化,受到国际社会和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基于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导致美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因此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进行深入研究,其理论意义主要在于:有助于推动我们对美国产业结构、特别是对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以及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论研究。其现实意义则主要在于:全球金融危机后,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是中国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而由于中美两国经济之间处于深度的相互依赖和融合,因此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必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由此决定了深入研究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对于中国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论文第2章论述和分析了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在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是主导产业;工业特别是制造业获得了发展但是其规模和比重低于农业。到了工业经济时代,制造业代替农业成为主导产业,并呈现出现重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等特点;金融业亦逐渐发展并且出现了金融资本。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后,服务业迅速发展并成为主导产业;制造业依然强大但是其比重则开始下降;特别是随着部分产业的对外转移,整个经济中的实体成分有所减少而虚拟成分则开始增加,但是二者基本上还是平衡的。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逐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产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并对产业结构的演进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产业结构因此出现了软化与服务化;但与此同时,产业出现了空心化,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失衡。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遵循着“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一般规律。在产业结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过程中,资源禀赋、分工状况、贸易条件、市场规模以及需求结构等因素,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科技进步则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科技进步不仅是历次主导产业更替的核心推动力,而且深刻影响着不同时期各个产业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基于大国开放模式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全球金融霸权的出现和不断巩固,使其产业结构的演进呈现出明显的特殊性,即具备了独特的优势;而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之前被推崇的结构软化、服务化、技术化相结合的“稳定性较强”的现代型产业结构遭到质疑。论文第3章回顾了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过程,阐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特点及其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通过分析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说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美国利率和资产价格的逆转,直接诱发了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蔓延导致流动性短缺和信贷紧缩的加剧,进一步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按照经济学家余永定的观点,此次危机实际上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华盛顿共识”的危机。危机既具有以往危机的周期性特点,又在传导路径、损失承担、警戒标准和全球扩散等方面出现了新的特征。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抑制了美国的消费和投资,而且影响了全球贸易和投资,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危机不仅使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持续扩散,金融机构蒙受巨大损失;而且对虚拟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以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其内部失衡主要体现在国内投资、消费和储蓄的失衡,以及巨额的财政赤字;而外部失衡则主要体现在持续扩大的经常账户逆差、国际市场上过剩的流动性和美元本位制的内在脆弱性。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主要体现在总量的不平衡、产业空心化以及经济金融化。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证明了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论文第4章论述和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与措施。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与冲击,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国家创新战略、清洁替代能源战略以及国家出口战略。其中“再工业化”的提出并非偶然:除了过度依赖金融创新从而导致了经济的过度金融化以外,而且还包括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美国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低端产业,进而造成了产业发展的“空心化”等问题。国家创新战略对于维持美国在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方面的优势,具有重要的意义。清洁替代能源战略直接推动了美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为美国从能源替代走向能源独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国家出口战略之下的贸易融资便利和商业外交,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危机后美国的对外贸易状况。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主要体现在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制造业回流”、贸易保护以及移民政策等方面。万亿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计划不仅旨在直接促进就业与经济增长,同时也为改善基础设施落后状况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立法提供了基本框架。在“制造业回流”方面,其意图更加明显,手段也更为直接,如规定钢铁原料占比和关税措施等。在贸易保护方面,不仅与欧盟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冲突加剧,而且与中国展开了双边经济关系史上空前的贸易战。其移民政策的进一步收紧,也充分体现出了所谓的“美国优先”。然而,无论是奥巴马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的战略与措施,都由于技术、制度、人力和政治斗争等方面的原因而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论文第5章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进行了统计分析和实证研究。不仅厘清了其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与基本情况,而且也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的基本效果进行了检验。就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增长的总体表现来看,其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并未受到危机的严重显影响,但是其第一产业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大,第二、三产业也出现了一些不同于长周期的发展趋势。其就业增长主要出现在第三产业领域,而第一、二产业的就业增加有限;至于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性,也十分显着。从经济失衡的情况来看,不论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还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都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而只是有所缓解。在农业方面,危机后美国农业产出和价格下滑,农产品出口受到较大的影响。美国政府不仅维持了较高的支持强度,而且逐步扩大了价格与收入支持、农业保险、食品援助、贸易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的覆盖范围,在农业支持政策上做出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场的规模和结构也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中等规模农场数量有不断减少趋势,而特大农场和小微型农场均有所增加。在制造业方面,“制造业回流”等政策推动了制造业产值与利润的恢复与增长,但从制造业内部结构看,则存在显着的非均衡态。其中汽车及零部件、木制品和塑料与橡胶等行业的增长极为显着,而服装与皮革、印刷和原生金属等则出现了下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对于促进制造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有着较为显着的积极作用,从而部分地验证了这一期间的政策支持效果。在服务业方面,由于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金融、保险以及房地产业在整体上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呈现了波动发展的态势。金融危机使批发零售、运输仓储、信息和商业服务等行业的增加值显着减少。从服务业内部的就业结构变化来看,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企业管理和住宿餐饮等行业有较为明显的增长。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和服务业发展存在均衡关系,并且前者对后者构成了单向的因果关系。论文第6章为全文的结论和启示。作者认为,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符合基本经济规律,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其产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尽管美国实施的战略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历程及其相关经验和教训,为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的平衡以及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第一,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第二,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优势;第三,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第四,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第五,着力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第六,进一步提升开放合作的层次水平。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本文聚焦于美国各产业内部结构的系统分析,把产业内结构作为重要的因素,对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行深入的研究。第二,观点的创新。本文认为,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外部失衡以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失衡,是导致其次贷危机并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既是美国经济失衡的表现,更是其结构性原因。本文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是为了重塑实体经济的主导地位以恢复整个经济的均衡发展;然而以高端制造业为核心的产业调整战略,可能促使美国经济结构进一步软化,从而弱化实体经济对经济失衡的修正作用。
史晓玲[6]（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指出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李玲[7]（2020）在《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及应对策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日益稀缺的自然资源,水资源对粮食安全和农业经济发展影响巨大。中国水资源总量虽居世界前列,但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2018年人均水资源量仅为1971.8立方米（国际公认标准人均水资源量小于2000立方米为中度缺水）,是世界13个贫水国家之一。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仅黑龙江、江西、西藏、新疆等10个省份人均水资源量大于2000立方米。13个粮食主产区平均人均水资源量仅为1458.2立方米,逼近重度缺水（人均水资源量小于1000立方米）,其中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4个冬小麦主产区人均水资源量小于500立方米,属于极度缺水地区。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造成工业用水和城市用水需求不断增加,非农业用水挤占农业用水的趋势日趋显着,农业供水量呈下降态势,势必会加剧粮食生产用水安全,影响粮食生产的稳定性。如何破解水资源短缺对粮食生产日益增强的硬约束,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生态环境和粮食生产的均衡发展是中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基于此,本论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首先运用经济学中资源优化配置理论、农户行为理论、要素稀缺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等分析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机理;其次利用统计数据梳理了中国粮食生产与水资源现状,测算水资源与各地区粮食生产的匹配度,厘清区域间差异特征,刻画了中国水资源非农化的演变趋势,利用泰尔指数、σ收敛、β收敛方法及空间计量分析等模型测度了中国水资源非农化的区域差异、收敛态势、空间关联特征及空间溢出效应;然后通过个案分析及调查问卷从实证方面研究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最后从效率提升与空间布局优化两个方面提出应对策略:通过Global超效率DEA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测算各省份粮食生产用水效率以及各地节水潜力,识别不同因素对不同地区粮食生产的影响程度,利用GIS软件刻画水资源非农化与粮食生产重心的轨迹演变,进而为实现水资源非农化和粮食安全协同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全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机制较为复杂,从理论上看,水资源非农化体现了效率导向的水资源优化配置目标,对粮食生产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具有节水技术替代效应与农业劳动生产率改进效应,农业水资源利用收益与非农业用水收益的巨大差距可以诱发地方政府部门将稀缺的水资源投放到边际效益更高的工业等领域,实现地方收益最大化,进而提高政府对农业的公共投资和服务水平,加强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节水设施的使用,节约农业水资源,保证粮食生产;劳动力非农化能促进粮食生产中投入要素的技术替代,同时有利于土地流转形成规模经营,促进节水技术的使用,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另一方面,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构成潜在风险:通过减少粮食生产用水量造成粮食生产用水短缺,诱发农户种植结构调整,农户利益最大化目标驱使下通过减少灌溉次数及调整种植结构等行为影响粮食单产和播种面积,从而威胁粮食安全。本文通过个案分析及问卷调查从微观层面上印证了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的负面影响,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等综合因素影响农户节水技术的采纳行为。宏观层面上,根据13个粮食主产区的面板数据测算得出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区域间差异明显。第二,中国粮食生产与水、土资源匹配程度的区域间差异显着。粮食主产区的水土匹配与水粮匹配度均较低,呈现出“粮多水少”的特征。2000-2017年中国13个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生产集中度呈持续增长态势,但其水粮匹配系数则呈现波动下降趋势,进一步说明中国水资源对粮食生产的保障作用持续下降,中国未来粮食生产与水资源的不匹配态势将愈发明显。粮食产量占比与有效灌溉面积呈现正相关,说明灌溉对粮食产量具有显着推动作用,提高有效灌溉率是保证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第三,水资源非农化利用水平区域差异明显,南方地区高于北方地区,中部及东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与水资源禀赋及城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密切关系。水资源非农化利用的收敛性检验表明,全国层面不存在明显的σ收敛态势,但全国及各区域均呈现绝对β收敛,说明假设水资源非农化利用水平相同,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地区水资源非农化利用的内部差异会自动消失,也说明不同地区的水资源非农化利用可以保持相对同步的增长。中国31个省份的水资源非农化程度存在显着的正向空间自相关和空间集聚现象,表明全国各地区的水资源非农化水平存在“高高”聚集与“低低”聚集格局,地理空间分布因素应予以重视。选取相关变量考察水资源非农化在区域内和区域间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各因素在省域范围内的直接效应多呈现正向溢出效应,省域间的溢出效应方向有正有负,各因素的空间总效应中显着的多为正向,说明地区之间影响水资源非农化的各个因素互相牵制带动,区域之间应加强协同,形成良性竞争状态。第四,在水资源非农化趋势不可逆的情况下,解决粮食生产用水短缺风险的关键在于提高农业用水效率,为粮食生产节流更多的可用水量。分析结果显示,全国粮食生产用水效率未达到最优前沿,粮食生产还有较大的节水潜力。多数省份的粮食生产用水效率呈增长态势,粮食主产区的水资源效率相对较高。基于分区域测算的各地区粮食生产用水效率及粮食生产过程中的用水冗余量来看,粮食生产水资源利用效率与地区水资源禀赋关系密切,水资源充沛地区的粮食生产水资源利用效率亟待提高,粮食生产节水潜力巨大。基于全局基准技术框架测算的粮食用水全要素生产率结果表明,技术进步对粮食用水效率增长的驱动作用较大,技术成为制约中国粮食用水效率提升的主导因素,农业灌溉设备更新、技术改进对粮食用水效率的提高起主要作用。粮食生产用水效率影响因素的地理加权回归结果显示,年降水量、地下水占供水总量比例、小麦播种面积比例及农业用水占比的回归系数均为负,有效灌溉面积的回归系数为正,各因素对不同地区的影响程度呈现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因此各地区应有的放矢的采取措施提高粮食生产用水效率。第五,在中国粮食生产重心逐步由南向北、由东部向中部移动的同时,东部、南部地区以及京津地区等非粮食主产地区的水资源非农化水平逐步提高,水资源非农化的空间演进态势与粮食生产重心演变反向发展,因此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的负面影响被稀释。水资源非农化是与社会经济水平发展相一致的必然趋势,但其具有典型的空间异质性,对不同区域粮食生产能力的影响程度也不同,因此国家应加强对水资源非农化速度和“农转非”水资源数量的严格控制,同时也要基于粮食生产重心格局,依据比较优势和空间效率均衡原则进行水资源的空间优化配置,因地制宜做好水资源的“开源”与“节流”工作。
陈敏[8]（2020）在《西北生态脆弱区水资源优化配置及生态修复研究》文中提出近年来,全球气温变化,导致降水时空分布更为不均;伴随人口迅速增长、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一系列自然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加剧。尤其在我国西北地区,降水少,蒸发强,水资源极其短缺,加上不合理地开发利用土地资源,导致土壤生产能力下降,水土流失,荒漠化加剧,生态环境极为脆弱敏感。因此,要解决好西北脆弱生态区的环境和经济发展,关键要解决好水的问题,协调好西北地区的水土资源配置问题。本文从“水-土地-粮食”耦联视角出发,通过对西北地区有限的水资源进行科学高效、合理配置,提升水、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开展西北地区水-土地-粮食的协同优化,以水定发展,从而促进对西北生态脆弱区生态环境的修复和保护。全球变暖带来可利用的水资源量预测难度加大,随着人口不断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未来粮食、土地和水资源的需求不确定性随之增加,加上生态系统自身复杂性、人类活动的主观性、盲目性等,这些都导致西北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的难度加大。本文在充分辨识系统不确定性、复杂性的基础上,通过数学模型以及参数设置对这些不确定信息加以表征和处理,并选择三江源区、疏勒河流域为研究对象,建立该地区草地生态系统修复、水资源优化配置和农业种植结构优化的模型,在考虑地区水资源承载力的前提下,兼顾经济发展和社会环境效率,对水土资源进行合理高效配置。具体包括:（1）开发耦合条件价值风险的区间两阶段随机规划方法,用于三江源地区草地生态系统的修复与管理,在区域可用水量和产草量未知条件下,对不同区域超载畜牧面积和草地治理面积进行优化。考虑决策者对风险所持有不同的态度将对草地生态恢复方案的制定有很大影响,引入条件风险因子,以表征决策者做决策时考虑风险概率的大小,计算结果供决策者在经济收益与系统风险之间进行权衡,以便更好协调地区经济发展与生态系统的修复关系。（2）开发区间相对遗憾分析方法,构建水资源优化配置模型,解决地区不同用水部门之间竞争、协调问题;西北地区的农业灌溉用水占比较高,挤占生态用水。模型设置在预留生态保护区生态用水后,再对剩余水量进行分配,并且对生活、工业、生态用水的优先顺序做出安排,设定地下、地表水联合调度的不同情景方案,设定最大最小可开采地下水量,引入最小最大遗憾分析方法,计算不同来水情景下,最大遗憾值最小农业灌溉用水量,也是最有利于地区生态环境的保护,并且能带来最大的经济收益的灌溉方案。（3）开发了机会约束分式规划方法用于玉门市农业种植结构优化,建立机会约束条件下的种植结构分式规划模型,解决多目标模型中权重设定过于主观的缺陷,计算得到最小用水量前提下最大种植收益的方案,并得出不同作物的种植面积、配水量、产量和收益。结果表明在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在满足本区域基本粮食需求条件下,尽可能大力发展低耗水高收益的经济作物（如枸杞）值得提倡,高耗水的作物（如蔬菜）建议外调来满足当地居民的需求,如此可以保障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产积极性的提高,进而促进地区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4）将作物水足迹理论引入作物种植结构优化模型中,在农业、粮食、社会经济和自然资源约束条件下,提出基于水足迹的分式规划模型来协调管理水-土地-粮食三者的关系,通过计算不同作物的蓝绿水足迹,将最佳粮食需求转化为最佳种植方案。指出要从根本上解决西北生态脆弱区的生态修复问题,需要从水-土地-粮食耦联关系入手,重视三者之间的互馈关联作用,开展地区的水-土地-粮食的协同优化,提供优化方案,供科学决策参考。本文开发的系列优化模型可有效地应用于西北生态脆弱区的水资源管理与生态修复实践中,也可供其他干旱半干旱地区借鉴参考,研究结果可为西北生态脆弱地区的水资源、土地管理部门政策制定、管理提供依据,通过水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提升水、土地资源的利用率,保护生态环境,确保地区粮食安全。
韩学伟[9]（2020）在《种植结构调整背景下河北省鲜食玉米种植经济效益研究》文中提出河北省是重要的玉米生产基地之一,为响应国家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一系列政策,近年来河北省不断优化调整玉米产业种植结构,发展多种替代作物,鲜食玉米作为优势替代作物得以迅速发展。作为较早种植鲜食玉米的省份之一,河北省鲜食玉米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传统种植优势。近年来,河北省通过发展特色替代作物调整优化种植结构,逐步压缩籽粒玉米种植面积,出台一系列鲜食玉米发展政策,通过打造产业园区、扶持农业龙头企业等方式推动鲜食玉米产业链纵向延伸。如何在较高的玉米种植成本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下,寻找解决问题的突破口,提升鲜食玉米种植户的收益成为能否持续推动鲜食玉米产业发展的重点。本文通过对河北省鲜食玉米种植户的调研,分析影响河北省鲜食玉米种植户经济效益的因素,通过研究河北省鲜食玉米种植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分析鲜食玉米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从而找出优化河北省鲜食玉米种植效益的路径,为提升河北省鲜食玉米产业竞争力促进鲜食玉米产业健康发展提出对策建议。本文以成本收益理论、比较优势理论为指导,以河北省鲜食玉米种植户的调研数据为基础,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对河北省鲜食玉米种植经济效益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论文首先对河北省鲜食玉米的生产现状进行梳理分析,通过实地调查走访和发放电子问卷,对鲜食玉米种植的成本收益情况进行汇总,对鲜食玉米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并以调研样本为基础对鲜食玉米收益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的计量方法,将净利润作为被解释变量,经营者特征、市场环境、政策环境、投入产出为解释变量,找出了主要影响鲜食玉米收益的因素,并根据相关系数分析其影响程度,并对各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进行解释分析。最后,以实证分析结果为基础,提出了提高鲜食玉米种植经济效益的对策建议。通过深入研究,本文得到以下结论:第一,河北省鲜食玉米发展较好,但是也存在一定问题,如农户年龄结构偏大、受到的培训较少;投入成本较高,吞噬了农户的种植效益;农户对相关农业政策了解不深,获得的服务支持较少等;第二,种植结构调整背景下,发展鲜食玉米具备明显的经济效益优势;第三,影响河北省鲜食玉米种植经济效益的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不同,其中投入产出因素影响最大,其次为市场因素,再次为政策环境因素,最后为经营者特征。提高鲜食玉米种植经济效益需要种植主体、政府和市场的共同作用。因此,本文从种植主体、政府和市场三个角度提出促进鲜食玉米产业发展的针对性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首次对河北省鲜食玉米种植经济效益的政策环境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依托“种植结构调整”政策背景,运用多元逐步回归方法对河北省鲜食玉米种植经济效益进行测算,得出政策因素对河北省鲜食玉米种植效益的影响程度,并根据测算结果,指出部分政策因素影响未通过显着性检验和效果欠佳的原因,以此针对政策环境影响因素对河北省鲜食玉米产业发展提出改进意见和提高建议,为河北省鲜食玉米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刘洋[10]（2019）在《作物产量与区域水资源响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华北平原是我国主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该地区的粮食生产将直接影响我国的粮食供应情况。华北地区地表水资源短缺,长期的地下水超采导致地下水埋深不断加大。作物的生长状况与水分条件息息相关,为了实现华北地区农业生产的稳定,有必要分析地下水埋深对作物的影响,并对不同种植结构下的水资源响应情况进行研究。本文以石津灌区为研究区域建立AquaCrop与Visual MODFLOW联合模型,研究不同地下水条件对作物生长的影响及未来地下水条件下的产量响应情况,从节水角度出发,寻求灌区适宜的种植结构。论文主要研究工作和成果如下:（1）AquaCrop与Visual MODFLOW联合模型的建立。AquaCrop模型的建立包括气候、作物、管理、土壤及模拟设置五个方面。本文以Visual MODFLOW模型的输出项作为AquaCrop模型的输入项,研究未来作物产量对地下水的响应情况。Visual MODFLOW模型通过时间离散、空间离散、水文地质参数分区等设置对地下水进行数值模拟,模型率定验证的结果表明联合模型的建立是合理的。（2）地下水埋深对作物产量的影响研究包含现状条件与未来地下水条件两个方面。现状条件下,全生育期地下水埋深情景的研究结果表明:石津灌区的适宜地下水埋深为2m左右。以棉花为例,分阶段研究结果表明:棉花对地下水埋深最敏感的阶段为蕾期和花铃期。未来地下水条件下,采用Visual MODFLOW模型对地下水动态进行预测并设定6种压采方案进行模拟,结合AquaCrop模型研究产量对地下水变化的响应情况,基于适宜地下水埋深,对压采方案进行优选,并讨论雨养农业的可能性,结果表明灌区可以雨养的作物为夏玉米,最适宜地下水埋深情景下,雨养农业将造成夏玉米减产10%左右。（3）在对区域供需平衡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建立种植结构优化模型,分别以作物耗水量最小、作物经济效益最大、雨养农业下作物耗水量最小、冬小麦休耕实现节水为目标函数下对种植结构进行调整,四种目标下的调整对水资源的影响分别为:节约水资源3167万m3、不会对区域水资源产生影响、节约水资源3333万m3、节约水资源5亿m3。
二、粮食种植结构调整势在必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粮食种植结构调整势在必行（论文提纲范文）
（1）农户减施化肥行为及其效应研究 ——以果园水肥一体化和有机肥替代化肥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英文缩略词对照表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农户化肥施用行为的研究 |
| 1.2.2 关于化肥投入技术效率及最优施用量的研究 |
| 1.2.3 关于农户节肥型农业技术采纳行为的研究 |
| 1.2.4 关于农户技术采纳效应研究 |
| 1.2.5 关于农户减施化肥的激励政策研究 |
| 1.2.6 相关文献研究述评 |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2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化肥施用强度 |
| 2.1.2 化肥投入技术效率 |
| 2.1.3 水肥一体化技术 |
| 2.1.4 有机肥替代化肥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农户行为理论 |
| 2.2.2 农业技术扩散理论 |
| 2.2.3 计划行为理论 |
| 2.2.4 外部性理论 |
| 2.2.5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 中国农业化肥施用现状分析 |
| 3.1 中国农业化肥施用量的变化趋势 |
| 3.1.1 化肥施用总量变化分析 |
| 3.1.2 化肥施用强度变化分析 |
| 3.2 中国农业化肥施用的区域特征 |
| 3.3 中国农业化肥施用的农作物结构特征 |
| 3.3.1 不同农作物化肥施用强度差异分析 |
| 3.3.2 农作物种植结构与区域化肥施用强度差异的耦合关系 |
| 3.3.3 种植结构对化肥施用强度的驱动作用 |
| 3.4 本章小结 |
| 4 农户化肥投入技术效率与减量潜力分析 |
| 4.1 农户化肥投入技术效率分析 |
| 4.1.1 理论分析与模型构建 |
| 4.1.2 化肥投入技术效率测算 |
| 4.2 农户化肥减量潜力分析 |
| 4.2.1 理论分析与模型构建 |
| 4.2.2 化肥减量潜力测算 |
| 4.3 本章小结 |
| 5 农户采纳水肥一体化技术行为及其效应分析 |
| 5.1 农户采纳水肥一体化技术决策机理分析 |
| 5.1.1 水肥一体化技术的技术属性分析 |
| 5.1.2 农户采纳水肥一体化技术路径分析 |
| 5.1.3 农户对水肥一体化技术需求分析 |
| 5.1.4 农户响应水肥一体化技术行动分析 |
| 5.2 农户采纳水肥一体化技术的意愿与行为分析 |
| 5.2.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说 |
| 5.2.2 数据来源、样本分析与模型构建 |
| 5.2.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3 农户采纳水肥一体化技术的节肥增收效应分析 |
| 5.3.1 理论分析 |
| 5.3.2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5.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6 农户施用有机肥替代化肥行为及其效应分析 |
| 6.1 农户施用有机肥行为决策机理分析 |
| 6.1.1 农户施用有机肥行为决策动机 |
| 6.1.2 农户施用有机肥行为决策特征 |
| 6.1.3 农户施用有机肥行为决策模式 |
| 6.1.4 农户特征与施用有机肥行为决策 |
| 6.2 风险感知、社会信任与农户有机肥替代化肥行为悖离分析 |
| 6.2.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说 |
| 6.2.2 样本分析与模型构建 |
| 6.2.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3 农户施用有机肥替代化肥的节肥增收效应分析 |
| 6.3.1 理论分析 |
| 6.3.2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6.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农户减施化肥行为的激励机理分析 |
| 7.1 农户减施化肥的利益相关者分析 |
| 7.1.1 农户的利益诉求与行为取向 |
| 7.1.2 政府的利益诉求与行为取向 |
| 7.2 农户与政府的利益博弈分析 |
| 7.2.1 博弈模型构建 |
| 7.2.2 博弈均衡分析 |
| 7.3 信息不对称下农户减施化肥的激励机理分析 |
| 7.3.2 逆向选择下农户减施化肥的激励机理分析 |
| 7.3.3 道德风险下农户减施化肥的激励机理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促进水肥一体化技术采纳 |
| 8.2.2 推动有机肥替代化肥 |
| 8.2.3 实现外部性内部化补偿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山东省苹果种植户减施化肥行为调查问卷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2）粮地租金变动对种粮行为调整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理论分析、研究假说及数据来源 |
| (一)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说 |
| (二)数据来源 |
| 三、粮地成本上涨对粮食经营规模调整的影响 |
| (一)模型设定和变量选择 |
| (二)结果分析 |
| 四、粮地成本上涨对经营结构调整的影响 |
| (一)模型设定和变量选择 |
| (二)结果分析 |
| 五、结论与建议 |
（3）河北省主要粮食供给侧结构调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及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结构框架 |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创新点 |
| 2 相关概念和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粮食安全 |
| 2.1.2 规模报酬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 |
| 2.2.2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 |
| 2.2.3 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 |
| 2.3 国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文献综述 |
| 3 河北省主要粮食生产现状 |
| 3.1 自然环境条件 |
| 3.2 主要粮食生产基本情况 |
| 3.2.1 主要粮食播种面积及产量 |
| 3.2.2 主要粮食机械化情况 |
| 3.3 主要粮食进出口情况 |
| 3.3.1 主要粮食进口情况 |
| 3.3.2 主要粮食出口情况 |
| 3.4 本章小结 |
| 4 河北省主要粮食作物产量分析 |
| 4.1 小麦产量分析 |
| 4.2 稻谷产量分析 |
| 4.3 玉米产量分析 |
| 4.4 大豆产量分析 |
| 4.5 马铃薯产量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5 河北省主要粮食结构性调整比较 |
| 5.1 模型介绍 |
| 5.2 粮食生产效率评价体系及数据来源 |
| 5.2.1 粮食生产效率评价体系 |
| 5.2.2 具体指标说明及数据来源 |
| 5.3 主要粮食品种成本收益与DEA效率分析 |
| 5.3.1 小麦种植成本收益与DEA效率分析 |
| 5.3.2 玉米种植成本收益与DEA效率分析 |
| 5.3.3 大豆种植成本收益与DEA效率分析 |
| 5.3.4 马铃薯种植成本收益与DEA效率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6 河北省主要粮食供给侧存在的问题 |
| 6.1 耕地面积得不到有效保障 |
| 6.2 粮食种植结构不合理 |
| 6.2.1 大豆种植规模过小 |
| 6.2.2 马铃薯种植规模不足 |
| 6.2.3 小麦供需不平衡、玉米供给出现缺口 |
| 6.3 农业现代化程度不高 |
| 6.3.1 农村居民劳动力文化程度低 |
| 6.3.2 农业机械化程度有待提高 |
| 6.4 农村居民粮食生产风险大 |
| 6.4.1 市场风险 |
| 6.4.2 环境风险 |
| 6.5 本章小结 |
| 7 完善河北省主要粮食供给侧的对策建议 |
| 7.1 粮食种植结构调整前提 |
| 7.2 合理调整粮食种植结构 |
| 7.2.1 合理扩大大豆种植规模 |
| 7.2.2 优化马铃薯种植方式 |
| 7.2.3 优化小麦生产结构 |
| 7.2.4 优质玉米合理适量增产 |
| 7.3 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 |
| 7.3.1 提高农村居民劳动者文化水平 |
| 7.3.2 科学合理的使用农用机械 |
| 7.4 降低农村居民粮食生产风险 |
| 7.4.1 深化粮食市场化改革 |
| 7.4.2 进一步升级粮食产业 |
| 8 总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致谢 |
（4）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与农户生产行为响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6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3 理论分析框架:政策激励——行为响应 |
| 第三章 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的实施分析 |
| 3.1 中国粮食价格支持政策调整的思路和效果 |
| 3.2 大豆“目标价格”到“生产者补贴”的政策变迁 |
| 3.3 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与目标价格制度的比较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对种植结构调整的影响 |
| 4.1 问题的提出 |
| 4.2 机理分析: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如何影响种植结构调整 |
| 4.3 特征性事实:种植结构变化与特征 |
| 4.4 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
| 4.5 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影响种植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4.6 影响机制分析: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的局限是什么? |
| 4.7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对大豆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 5.1 问题的提出 |
| 5.2 机理分析:生产者补贴政策如何影响大豆全要素生产率 |
| 5.3 模型设定、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4 大豆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
| 5.5 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影响大豆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分析 |
| 5.6 生产者补贴政策影响大豆全要素生产率的路径 |
| 5.7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异质性分析: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与农户生产行为——基于微观数据再检验 |
| 6.1 数据来源与模型构建 |
| 6.2 生产者补贴政策对不同农户种植结构调整的影响 |
| 6.3 生产者补贴政策对不同农户大豆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 6.4 生产者补贴政策对不同经营主体农业生产行为的影响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豆农对生产者补贴政策的回应性:认知、评价与期望 |
| 7.1 问题的提出 |
| 7.2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说 |
| 7.3 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
| 7.4 豆农对生产者补贴政策的认知及评价 |
| 7.5 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 |
| 7.6 豆农的政策需求 |
| 7.7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不足及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实施效果研究农户调研问卷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5）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1.2.2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1.2.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其措施 |
| 1.2.4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1.2.5 对相关文献的评述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结构安排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本文的创新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2.1 农业经济时代(1776—1860年)的产业结构 |
| 2.1.1 农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2 制造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3 服务业及金融业的发展 |
| 2.2 工业经济时代(1860—1945年)的产业结构 |
| 2.2.1 制造业的发展壮大 |
| 2.2.2 农业的稳步发展 |
| 2.2.3 金融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
| 2.3 后工业化时代(1945年—1980年代)的产业结构 |
| 2.3.1 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 |
| 2.3.2 制造业相对衰落但仍占据重要地位 |
| 2.3.3 农业继续发展但是其相对地位开始下降 |
| 2.4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产业结构变化 |
| 2.4.1 信息技术产业主导产业结构的变化 |
| 2.4.2 产业结构趋于软化 |
| 2.4.3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空心化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1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
| 3.1.1 从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 |
| 3.1.2 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和特点 |
| 3.2 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 |
| 3.2.1 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
| 3.2.2 对美国虚拟(金融)经济的影响 |
| 3.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3.1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 |
| 3.3.2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外部失衡 |
| 3.3.3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措施 |
| 4.1 奥巴马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1.1 奥巴马政府的“再工业化”战略 |
| 4.1.2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创新战略 |
| 4.1.3 奥巴马政府的能源战略 |
| 4.1.4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出口倡议”与贸易保护 |
| 4.2 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2.1 特朗普政府的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 |
| 4.2.2 特朗普政府的“制造业回流”政策 |
| 4.2.3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 |
| 4.2.4 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5.1 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总体变化 |
| 5.1.1 危机后美国的经济增长表现 |
| 5.1.2 危机后国内生产总值产业构成变化 |
| 5.1.3 危机后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构成变化 |
| 5.1.4 危机后美国经济失衡的状况 |
| 5.2 危机后美国农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2.1 农业的总体变化 |
| 5.2.2 农场及生产条件的变化 |
| 5.2.3 农业产值与农产品的变化 |
| 5.3 危机后美国制造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3.1 制造业的总体变化 |
| 5.3.2 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3.3 政府支出与制造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4 危机后美国服务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4.1 服务业的总体变化 |
| 5.4.2 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4.3 政府支出与服务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启示 |
| 6.1 主要结论 |
| 6.1.1 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与发展符合基本经济规律 |
| 6.1.2 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美国产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
| 6.1.3 美国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
| 6.2 对中国的启示 |
| 6.2.1 从美国经济的失衡与调整看中国经济的失衡与加剧 |
| 6.2.2 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及应对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英文缩略词对照表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关于水资源非农化问题的研究 |
| 1.2.2 关于粮食生产与水资源关系问题的研究 |
| 1.2.3 关于水资源利用效率及其影响因素问题的研究 |
| 1.2.4 关于农业用水效率及其空间差异问题的研究 |
| 1.2.5 简要述评 |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2 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影响的理论分析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水资源非农化 |
| 2.1.2 粮食生产用水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资源优化配置理论 |
| 2.2.2 农户行为理论 |
| 2.2.3 要素稀缺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 |
| 2.2.4 空间经济学理论 |
| 2.3 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的双重效应 |
| 2.3.1 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诱致效应 |
| 2.3.2 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的潜在风险 |
| 2.4 水资源非农化与粮食生产空间格局的关系 |
| 2.4.1 区域水资源禀赋 |
| 2.4.2 区域粮食生产地位 |
| 2.4.3 区域水资源非农化程度 |
| 2.4.4 区域农业节水空间 |
| 2.5 本章小结 |
| 3 中国粮食生产与水资源的时空分布及其匹配度分析 |
| 3.1 中国粮食生产的现状分析 |
| 3.1.1 中国粮食生产的时空特征分析 |
| 3.1.2 影响粮食生产的主要因素分析 |
| 3.2 中国水资源的时空分布特征分析 |
| 3.2.1 中国水资源总量与供给现状 |
| 3.2.2 中国水资源时空分布状况 |
| 3.3 中国水资源开发利用强度分析 |
| 3.3.1 水资源禀赋的区域差异分析 |
| 3.3.2 水资源利用的区域差异分析 |
| 3.4 粮食生产水土资源匹配度与区域特征 |
| 3.4.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3.4.2 水土匹配系数计算结果与分析 |
| 3.4.3 水粮匹配系数计算结果与分析 |
| 3.4.4 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与水土资源匹配状况分析 |
| 3.4.5 粮食主产区水利设施与粮食生产的匹配性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4 水资源非农化的区域差异、收敛趋势与空间效应分析 |
| 4.1 中国水资源利用结构变化趋势 |
| 4.1.1 中国用水指标变化情况 |
| 4.1.2 中国农业用水变化趋势 |
| 4.1.3 中国用水结构变化趋势 |
| 4.2 水资源非农化的驱动因素分析 |
| 4.2.1 经济发展水平及产业结构调整 |
| 4.2.2 城镇化发展水平 |
| 4.2.3 不同行业水资源利用比较收益变化 |
| 4.2.4 水资源禀赋特征 |
| 4.2.5 生态环境保护 |
| 4.2.6 农业节水技术发展水平 |
| 4.3 水资源非农化的区域差异及收敛性分析 |
| 4.3.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4.3.2 水资源非农化的时空特征分析 |
| 4.3.3 水资源非农化利用总体差异的测算及结果分析 |
| 4.3.4 水资源非农化区域差异的成因分析 |
| 4.3.5 水资源非农化的收敛趋势检验 |
| 4.4 水资源非农化的空间效应分析 |
| 4.4.1 研究方法 |
| 4.4.2 数据来源与指标设定 |
| 4.4.3 空间自相关结果分析 |
| 4.4.4 空间面板杜宾模型估计结果 |
| 4.4.5 空间溢出效应分解 |
| 4.5 本章小结 |
| 5 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个案分析 |
| 5.2 水资源非农化对农户粮食生产用水行为的影响:基于农户的问卷调查 |
| 5.2.1 理论分析 |
| 5.2.2 研究假设 |
| 5.2.3 变量设定、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5.2.4 数据描述性分析 |
| 5.2.5 实证结果分析 |
| 5.3 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基于13 个粮食主产区的面板数据 |
| 5.3.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5.3.2 实证分析 |
| 5.3.3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5.4 水资源非农化与农业节水空间变化趋势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应对策略之一:提升粮食生产用水效率 |
| 6.1 粮食生产用水效率测度 |
| 6.1.1 模型选择与构建 |
| 6.1.2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
| 6.1.3 结果与分析 |
| 6.2 粮食用水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 6.2.1 研究方法 |
| 6.2.2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
| 6.2.3 粮食生产用水效率影响因素的地理加权回归分析 |
| 6.3 提高粮食生产用水效率的政策建议 |
| 6.4 本章小结 |
| 7 应对策略之二:优化粮食生产空间布局 |
| 7.1 水资源非农化与粮食生产重心迁移路径分析 |
| 7.2 基于空间视角稳定粮食生产的政策建议 |
| 7.2.1 加强对水资源非农化进程的监控管理 |
| 7.2.2 基于效率原则优化区域间及产业间配水方案 |
| 7.2.3 区域水资源高效利用与粮食安全协同发展 |
| 7.3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8）西北生态脆弱区水资源优化配置及生态修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草地生态系统修复 |
| 2.1.1 草地生态系统修复介绍 |
| 2.1.2 草地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价值 |
| 2.2 水资源优化配置 |
| 2.2.1农业水资源配置研究 |
| 2.2.2 西北生态脆弱区水资源配置研究 |
| 2.3 水足迹理论 |
| 2.3.1 水足迹研究进展 |
| 2.3.2 水足迹理论在农业种植结构优化中的应用 |
| 2.4 不确定性优化方法 |
| 2.4.1 区间数学规划方法 |
| 2.4.2 模糊数学规划方法 |
| 2.4.3 随机数学规划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基于条件风险价值区间两阶段随机规划的草地生态系统修复 |
| 3.1 研究方法 |
| 3.1.1 区间两阶段随机规划 |
| 3.1.2 条件风险价值理论 |
| 3.1.3 基于条件风险价值的区间两阶段随机规划方法 |
| 3.2 案例研究 |
| 3.2.1 地理位置 |
| 3.2.2 气候特征 |
| 3.2.3 降水特征 |
| 3.2.4 土壤植被 |
| 3.3 模型构建 |
| 3.3.1 草地生态系统修复模型构建 |
| 3.3.2 数据收集与整理 |
| 3.3.3 三江源草地生态服务价值计算 |
| 3.4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3.4.1 畜牧超载面积及生态经济损失 |
| 3.4.2 草地治理面积及增加效益 |
| 3.4.3 不同情境下生态服务价值变化 |
| 3.4.4 系统收益及风险损失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基于区间相对遗憾分析的水资源优化配置 |
| 4.1 研究方法 |
| 4.1.1 最小最大相对遗憾分析方法 |
| 4.1.2 区间相对遗憾分析方法 |
| 4.2 案例研究 |
| 4.2.1 地理位置 |
| 4.2.2 气候条件 |
| 4.2.3 土壤植被 |
| 4.2.4 水资源状况 |
| 4.3 模型构建 |
| 4.3.1 水资源优化配置模型构建 |
| 4.3.2 数据收集和整理 |
| 4.4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4.4.1 情景设置 |
| 4.4.2 不同情境下水资源优化配置结果 |
| 4.4.3 基于区间相对遗憾分析的水资源配置结果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耦合区间机会约束分式规划方法的种植结构调整 |
| 5.1 研究方法 |
| 5.1.1 分式规划 |
| 5.1.2 机会约束规划 |
| 5.1.3 基于区间机会约束的分式规划模型 |
| 5.2 案例研究 |
| 5.3 模型构建 |
| 5.3.1 机会约束分式规划模型构建 |
| 5.3.2 模型求解 |
| 5.3.3 数据收集与整理 |
| 5.4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于水足迹理论分式规划的种植结构调整 |
| 6.1 作物水足迹理论 |
| 6.2 案例研究 |
| 6.3 模型构建 |
| 6.3.1 基于水足迹计算的分式规划模型 |
| 6.3.2 “土地-水-粮食”关联关系 |
| 6.3.3 模型求解 |
| 6.3.4 数据收集与整理 |
| 6.4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6.4.1 作物水足迹计算结果 |
| 6.4.2 区域作物种植结构优化结果 |
| 6.4.3 讨论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贡献与创新 |
| 7.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与其他成果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加的科研工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9）种植结构调整背景下河北省鲜食玉米种植经济效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文献综述 |
| 1.2.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1.3 研究方法与数据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数据来源 |
| 1.3.3 技术路线图 |
| 1.4 论文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2 相关概念和理论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鲜食玉米 |
| 2.1.2 种植成本 |
| 2.1.3 种植收益 |
| 2.1.4 经济效益 |
| 2.2 相关理论 |
| 3 种植结构调整背景下河北省鲜食玉米种植现状 |
| 3.1 河北省鲜食玉米发展背景 |
| 3.1.1 河北省种植结构调整的基本情况 |
| 3.1.2 河北省发展鲜食玉米的相关政策 |
| 3.2 河北省鲜食玉米种植现状 |
| 3.2.1 鲜食玉米种植区域分布 |
| 3.2.2 鲜食玉米种植面积和产量 |
| 3.2.3 鲜食玉米种植主体的基本特征 |
| 3.2.4 鲜食玉米种植的政策环境 |
| 3.2.5 鲜食玉米种植的市场环境 |
| 3.3 鲜食玉米种植存在的问题 |
| 3.3.1 经营者方面 |
| 3.3.2 政策环境存在的问题 |
| 3.3.3 市场环境存在的问题 |
| 4 种植结构调整背景下河北省鲜食玉米种植经济效益分析 |
| 4.1 鲜食玉米种植成本 |
| 4.1.1 鲜食玉米种植成本构成 |
| 4.1.2 鲜食玉米与籽粒玉米成本对比 |
| 4.2 鲜食玉米种植收益 |
| 4.2.1 收益 |
| 4.2.2 鲜食玉米与籽粒玉米种植收益比较 |
| 4.3 鲜食玉米与籽粒玉米种植经济效益对比 |
| 4.4 本章小结 |
| 5 种植结构调整背景下河北省鲜食玉米种植经济效益影响因素分析 |
| 5.1 模型构建 |
| 5.1.1 变量选取的原则 |
| 5.1.2 变量选取 |
| 5.1.3 模型的构建 |
| 5.2 模型计算结果 |
| 5.3 回归结果分析 |
| 5.3.1 影响因素分析 |
| 5.3.2 影响程度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6 研究结论与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1.1 鲜食玉米种植经济效益具备明显优势 |
| 6.1.2 鲜食玉米种植经济效益的影响因素存在问题 |
| 6.1.3 影响鲜食玉米种植经济效益的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不同 |
| 6.2 对策建议 |
| 6.2.1 提高鲜食玉米种植效益需要提升种植主体经营能力 |
| 6.2.2 提高鲜食玉米种植效益需要政府扶持 |
| 6.2.3 提高鲜食玉米种植效益需要发展和完善鲜食玉米市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发表的论文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10）作物产量与区域水资源响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地下水对作物产量的影响研究 |
| 1.2.2 地下水动态模拟及预测研究 |
| 1.2.3 调整种植结构对水资源的影响研究 |
| 1.3 研究内容及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 |
| 第2章 石津灌区概况 |
| 2.1 灌区自然地理情况 |
| 2.2 灌区水文地质条件 |
| 2.3 灌区水资源情况 |
| 2.3.1 地表水资源 |
| 2.3.2 地下水资源 |
| 2.4 灌区水循环及种植结构特征 |
| 2.5 小结 |
| 第3章 基于AquaCrop和 MODFLOW的联合模型构建 |
| 3.1 模型简介 |
| 3.1.1 AquaCrop模型简介 |
| 3.1.2 Visual MODFLOW模型简介 |
| 3.2 AquaCrop模型的建立 |
| 3.2.1 气象数据 |
| 3.2.2 作物数据 |
| 3.2.3 土壤数据 |
| 3.2.4 管理参数数据库 |
| 3.2.5 地下水与土壤初始条件 |
| 3.3 AquaCrop模型的率定与验证 |
| 3.3.1 参数敏感性分析 |
| 3.3.2 模型的率定与验证 |
| 3.4 Visual MODFLOW模型的建立、识别与验证 |
| 3.4.1 水文地质概念模型 |
| 3.4.2 模型的建立 |
| 3.4.3 模型的识别 |
| 3.4.4 模型的验证 |
| 3.5 AquaCrop和 MODFLOW的联合关系 |
| 3.6 小结 |
| 第4章 地下水埋深对作物产量的影响研究 |
| 4.1 研究方法 |
| 4.2 地下水埋深对作物产量的影响 |
| 4.2.1 降水典型年的确定 |
| 4.2.2 全生育期地下水埋深对作物产量的影响 |
| 4.2.3 生育期各阶段地下水埋深对棉花产量的影响 |
| 4.3 地下水动态预测及产量响应研究 |
| 4.3.1 不同压采方案下未来地下水变化及产量响应情况 |
| 4.3.2 基于适宜地下水埋深的压采方案优选 |
| 4.3.3 基于适宜地下水埋深雨养农业的可能性分析 |
| 4.4 小结 |
| 第5章 种植结构调整对区域水资源影响研究 |
| 5.1 区域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 |
| 5.1.1 石津灌区作物耗水量 |
| 5.1.2 石津灌区作物可用水量及供需平衡分析 |
| 5.2 种植结构调整目标的确定 |
| 5.3 种植结构调整对水资源的影响分析 |
| 5.3.1 基于作物耗水量最小的种植结构调整 |
| 5.3.2 基于经济效益最大的种植结构调整 |
| 5.3.3 基于雨养农业的种植结构调整 |
| 5.3.4 基于冬小麦休耕的种植结构调整 |
| 5.4 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及参加科研状况说明 |
| 致谢 |
四、粮食种植结构调整势在必行（论文参考文献）
- [1]农户减施化肥行为及其效应研究 ——以果园水肥一体化和有机肥替代化肥为例[D]. 陶源. 山东农业大学, 2021(12)
- [2]粮地租金变动对种粮行为调整的影响[J]. 刘余,周应恒.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3)
- [3]河北省主要粮食供给侧结构调整研究[D]. 李佳明. 河北经贸大学, 2021(09)
- [4]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与农户生产行为响应研究[D]. 周杨. 吉林农业大学, 2021
- [5]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D]. 田野. 吉林大学, 2020(03)
- [6]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7]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及应对策略研究[D]. 李玲. 山东农业大学, 2020(08)
- [8]西北生态脆弱区水资源优化配置及生态修复研究[D]. 陈敏.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2020(01)
- [9]种植结构调整背景下河北省鲜食玉米种植经济效益研究[D]. 韩学伟. 河北农业大学, 2020(01)
- [10]作物产量与区域水资源响应研究[D]. 刘洋. 天津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