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积极财政政策需要完善（论文文献综述）
卢泳斯[1]（2020）在《广州市政府落实新一轮“减税降费”财政政策的效果评析》文中研究指明新一轮的“减税降费”公共财政政策旨在财力许可的范围之内,切实减轻企业税负,释放市场及民间活力,提高人民福利,促进我国社会平稳发展,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公共政策重在执行落地,评析新一轮“减税降费”财政政策对地方社会经济的影响对于进一步完善政策执行,发挥政策效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根据凯恩斯学派和供给学派的减税理论分析,“减税降费”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以及投资消费之间的效应存在密切关系。从2008年中央提出结构性减税政策,至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8年至2015年,该阶段出台各类结构性减税政策,但效果欠佳;第二阶段为2016年至2017年推行“营改增”;第三阶段为2018年至今,全面推出新一轮“减税降费”财政政策。本文将着力研究第三阶段,即广州市政府落实新一轮“减税降费”财政政策对广州市社会及经济产生的效果。从社会发展层面,新一轮政策的实施缓解了就业压力、降低百姓负担提高了福利,但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平衡压力大及结构调整将面临挑战。从经济发展层面,新一轮政策的实施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促进创新转型和增强出口竞争力。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运用规范分析与调查方法,对目前广州市“减税降费”财政政策总体实施状况、不同类别企业减负幅度、及社会发展情况进行评析。研究发现,超五成企业“减税降费”获得感明显,表示该政策对企业发展有积极影响,同时发现,“减税降费”政策在制定和实施环节存在改进空间。主要表现在政策实施后效果不明显、政策覆盖面不足及“减税降费”政策调节能力降低。背后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财政负担大税收任务重、财税体制存在不足及“减税降费”空间小难度大等。为进一步促进广州市新一轮“减税降费”政策的有效实施,本文提出了完善落实绩效考核、提高征管水平、精简政策执行、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合理调节财政支出优化财政收入等相关建议,以完善减税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存在的不足,推动广州市社会和经济发展规范运行,提升政府公信力及执行力。
龙俊鹏[2]（2020）在《财政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文中提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国内外金融风险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加强两大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重点研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过程中“救什么”（应对范畴）、“何时救”（介入标准）、“怎么救”（政策手段）等问题,对国内外经验做法进行了梳理,通过成本收益法分析了政策介入和退出的标准,通过引入风险溢价和预期的IS-LM-BP模型,结合对现代货币理论的借鉴与批判,分析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选择问题,运用VAR模型、VEC模型、ARCH类模型,对2008年至2019年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当前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及应对作了探讨。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应对范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目标是消除市场失灵、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包括救金融机构、救金融市场、救实体经济、救社会预期四个方面。二是介入标准。需要考虑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政策预期收益和成本,收益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实体经济、社会预期等领域,成本包括直接成本、超调成本、道德风险成本、机会成本等方面,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即可介入,并探讨了最优政策资源投入规模。三是政策手段。除传统工具外,必要时财政可为央行资金提供担保,央行为财政政策扩张提供低利率环境和间接融资支持。四是政策效应。在IS-LM-BP模型中引入风险溢价和预期后,持续实施力度过大的政策刺激,可能引发汇率危机和产出下降。五是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面临的挑战。应急决策和协调机制有待完善,央行利润上缴国家财政的机制执行存在灵活性,货币政策调控与财政政策的联动性有待加强。六是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效果。2008年至2019年,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支持经济增长效果比较显着,对市场预期具有一定影响,但对股票市场走势和波动性影响不明显。七是新形势下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及应对。主要包括中美经贸与金融关系、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杠杆资金、城投债集中违约、以城商行为代表的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启示:一是加强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分析。二是制定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预案。三是建立完善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应急机制。四是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内生联系。五是正常情形下尽量保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常态化,危机初期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力度可以超预期,实施中把握好力度与节奏。六是稳妥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必要时,财政政策可突破赤字率限制、为央行担保,货币政策为财政政策间接提供流动性或融资支持,更直接地支持实体经济。对于金融市场风险,一般情况下由市场自行调节,政府不作行政干预,如市场失灵、出现流动性危机并可能导致更大危机,必要时政府可适当入市,但不能试图改变市场趋势。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明确金融机构及股东、地方政府的责任,必要时中央给予适度支持。七是坚持风险处置与改革开放相结合,在发展中逐步解决风险问题。八是加强国际合作,形成政策合力。
吕品[3]（2020）在《财政政策对去杠杆与企业价值关系影响的研究 ——基于钢铁行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文中认为2008年以来,我国企业高杠杆运行的现象普遍存在,杠杆过高导致企业财务风险增加,盈利能力下降,严重可致企业破产。为此,2015年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去杠杆”。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在2016、2017和2018连续三年不断下降,去杠杆已初见成效。为了更好地推进去杠杆,2018年4月我国再次提出结构性去杠杆。目前公司经营的目标已由追求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转变为企业价值最大化。企业价值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公司资本结构,尤其是杠杆决定着公司的经营风险和绩效,是影响企业价值的重要因素之一。财政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决定着公司经营的外部环境,影响着企业的微观行为,进而影响企业的资本结构、杠杆率与价值。基于上述分析,研究财政政策对去杠杆与企业价值关系的影响,对探寻企业去杠杆及提高企业价值的有效路径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运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杠杆率较高的钢铁行业为研究对象对财政政策对去杠杆与企业价值关系的影响进行研究。首先对我国钢铁行业去杠杆现状进行分析;然后以资本结构相关理论和财政政策传导机制理论为基础,分析去杠杆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财政政策不确定性、不同财政政策以及积极财政政策不同方式对去杠杆和企业价值关系的调节作用,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假设,构建计量模型,通过实证分析验证假设的正确性;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得出了本文的研究结论,并且在政府和企业两个视角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本文以2009—2018年沪深A股钢铁行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通过主成分分析法衡量企业价值作为被解释变量,以资产负债率作为解释变量,最终实证结果表明:去杠杆可以有效提升钢铁企业的价值,并且财政政策对去杠杆和企业价值的关系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其中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财政政策不确定性较强时更有利于钢铁行业去杠杆,进而提升企业价值。此外,实证结果还表明税负结构中降低企业所得税对去杠杆和企业价值的调节作用更显着,并且存在低于现行企业所得税税率的最优税率,既能保障国家财政收入又能促进企业去杠杆。财政支出结构对钢铁企业去杠杆和企业价值的调节作用会因产权性质的不同而不同,其中购买性支出对国有企业的调节作用更显着,而转移性支出对非国有企业的调节作用更显着。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将财政政策纳入去杠杆对企业价值影响的分析框架,以财政政策作为调节变量,研究财政政策对去杠杆与企业价值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通过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现有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微观行为的研究,而且可以为国家在选择对企业更有利的财政政策以及企业如何以财政政策为导向去杠杆提供合理的对策建议。
龙小燕[4]（2019）在《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时代、新常态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最重要的两大经济政策,加强协调配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阐述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概念、梳理相关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上,对比了我国宏观调控和西方国家干预、供给学派等理论的区别与联系,提出应统筹兼顾处理好短期与长期、供给与需求、总量与结构、速度与质量四大关系,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两大政策应加强协调配合,以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为核心导向,短期应着力熨平经济周期波动,适时适度发挥政府投资的需求管理优势,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长期应着眼优化经济结构,通过供给管理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持续优质增长;同时应加强两大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论文回顾了美国自大萧条后、日本和德国自二战后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发展历程,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运用两大政策应对金融危机的相关措施;介绍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总结了各国运用两大政策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增长、利用国债助力实现两大政策目标的经验做法。论文运用不同的实证模型分析了两大政策在维护经济平稳增长、促进结构优化和加强政策工具协调配合的现状,探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首先,运用VAR模型分析实际GDP增速、赤字率与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关系。研究证明,货币供给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正相关;财政赤字率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负相关。赤字财政政策短期可能会诱导货币供给增加,但长期会因挤出效应有损于经济增长;货币供给对赤字影响较小,但在增加产出的同时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类型的组合形式取决于具体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目标的综合权衡。分析认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大政策效力都有期限约束;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宏观政策执行需把握好力度,尤其是应充分考虑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在政策传导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第二,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就两大政策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两大政策各自对各地区各次产业结构的影响力均不一样,在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中难以发挥合力。分析认为,单靠任一政策调整结构的作用有限,两大政策缺乏全面系统的协调配合机制,缺乏两大政策实施的配合端口,且各地情况和执行方式差异较大,效果不一。第三,从央行资产负债表角度分析,认为利用国债丰富外汇投资未能解决外汇波动带来的基础货币供给调节难题。运用VECM模型就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流通中的现金（M0）、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的冲击总体有限:国库现金对M0变动影响的最大贡献率为35%,对M1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为10%,对M2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仅为6%。分析认为,我国央行持有国债占央行总资产的比重低、流动性弱,国债市场尚不完善,国债期限结构与发行管理难以满足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需求等因素制约了国债各项功能的发挥。同时,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中央国库资金转化为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的管理有待提高。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着力从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结合我国面临的国内外新形势,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总体战略基调、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机制及相关政策建议。两大政策短期应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的优势,应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适当发挥政府投融资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利用国债优势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长期应注重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优质增长,发挥供给管理的优势,支持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加大端口扶持力度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在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优化国债管理的同时,应利用国债打破外汇占款与人民币发行的直接联系,增加利用国债、国库现金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主动权,完善人民币发行机制,促进国债和人民币国际化。
曹志文[5]（2019）在《财政支出政策的生态保护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又一个奇迹。然而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生态环境也急剧恶化,高能耗的产业伴随着严峻的资源约束,高污染的企业伴随着生态系统的退化,对人民福祉、民族未来都产生了严重威胁。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并将其纳入“五位一体”的全面布局当中,提出了对自然和谐友好的生态文明理念,并将建设美丽中国作为奋斗目标。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通篇贯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随后出台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了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并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将“绿色发展”列入五大发展理念,提出设立统一规范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确定了福建、江西、贵州作为第一批试点省份,逐步开展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综合试验,为其制度建设提供样本示范。2016年中国“十三五”规划纲要将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同时列为规划期间的重点内容。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但生态文明建设仍然任重道远,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报告中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伟大构想。2018年5月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召开,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新形势新任务,必须加强生态保护、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可以看出,政策变迁时刻反映着中国政府对生态保护的重视,而且生态保护理念也在不断完善和升华。生态保护是关系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是关系到文明兴衰的根基所在,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政府作为国家治理的主体,实现生态保护的重要支柱之一就是财政,财政政策在生态保护领域的作用不容忽视。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其中关于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和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内容与生态保护政策的实施密切相关。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提出了改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建立现代化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等重要内容。结合现阶段加强生态保护、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新任务,如何认识财政政策特别是财政支出政策在生态保护领域发挥了哪些作用,其政策效应程度大小,是否有效推进了生态保护,是否促进了生态文明建设迈向新的台阶。这些疑问都亟待解决,本文基于上述背景,尝试对中国财政支出政策的生态保护效应进行探索研究,尝试分析财政支出政策效应大小,为加强生态保护、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益的研究成果和可供参考的政策建议。本文以财政支出政策的生态保护效应为研究对象,针对目前加强生态保护、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对中国财政支出政策在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上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基于多重研究视角,利用多种理论和实践方法尝试找出其生态保护效应的实际程度大小,具体研究内容如下。首先,基于文献检索结果,针对污染治理、财政分权、区域竞争等多重视角下的财政支出政策生态保护效应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综述。利用文献研究方法、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和比较分析方法、实证分析方法等展开研究。介绍了本文的基本概念,阐释了财政支出政策内涵和生态保护的现实需要,指明了本文研究对象的现实条件所在。介绍了本文的主要理论来源,包含了可持续发展理论、外部性理论、公共产品理论、财政分权理论、区域竞争理论等。剖析了财政支出政策的生态保护效应的作用机理,分析了财政支出政策及其内在因素与生态保护的相互关系,以及政策效应如何发挥作用。其次,分析了生态保护领域的财政支出政策实施现状。基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和基础数据梳理,介绍了加强生态保护、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情况,其中水污染治理效果显着、大气污染治理能力明显加强、固体废物治理效果逐步显现、国土空间布局明显优化、产业结构渐趋合理;在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中央政府加强顶层设计,进一步完善了制度体系,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内容逐步丰富。详细归纳了财政支出政策在生态保护领域的基本内容,其中全国财政支出的总体规模不断上涨,生态保护领域的环保支出规模略有提升,科学技术支出规模逐步扩展,教育支出规模明显增加。指出了生态保护领域财政支出政策可能存在的问题。然后,针对污染治理、财政分权、区域竞争视角下,利用相关基础数据（生态保护水平、各类财政支出、其他相关经济社会因素等市级面板数据）,分别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双重差分模型、空间动态面板模型分析财政支出政策的生态保护效应的实际程度大小。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财政支出政策生态保护效应存在且显着;财政支出政策对三类污染主体的回归分析均表明了财政支出政策效应的显着性;说明中国现行财政支出政策的整体影响是正向的,能够对环境污染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财政支出政策能够有效降低污染排放水平,其降低幅度达到了9.4%,说明这一阶段实施的财政支出政策有效,而且相较于前一时期的效应显着增加;财政支出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优化等因素也在其中起到了助推器的作用;动态持续性分析结果显示,改革后第1年减排幅度为10.3%,改革后第2年减排幅度8.7%,改革后第3年减排幅度6.5%,改革后第4年减排幅度11.7%;财政支出分权度越高的地区所能获得的政策效应越明显,地方政府拥有更多的财政资源加强生态保护,推动其财政自主权的提升很有必要。空间动态面板模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财政支出政策在生态保护领域存在显着的空间外溢效应;其中同期空间效应在较高分位点的显着性更突出,但其整体空间外溢性影响不够强烈;时间滞后系数证实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水平的上升在时间上是具有累积性的;跨期空间效应显着为负,说明地方政府受到明显的预算约束;地区经济发展对降低污染排放水平总体效应是正向的,财政支出分权度的提升并不一定带来生态环境的改善,区域竞争的效果具有两面性。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结合前文的理论基础,现状分析,污染治理、财政分权、区域竞争三个视角下的实证分析结果,根据现阶段财政支出政策在生态保护领域的实际效应及其存在的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具体包括了:建立生态保护领域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制度,建立和完善生态保护领域财政支出的新机制,构建政府间生态转移支付制度,加强生态保护领域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加强生态保护领域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健全生态保护领域财政监督机制等。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研究视角上。本文结合已有研究成果、相关理论基础以及中国财政支出政策和生态文明建设现实情况等,基于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财政支出政策作用机理,选择了污染治理、财政分权、区域竞争三个角度分别对财政支出政策在生态保护领域的政策效应进行实证分析。还在污染防治的具体内容、时间和空间上进行比较分析,尝试从多重视角分析中获得更为准确全面的财政支出政策生态保护效应结论。多重研究视角的选择能够更加清晰地判断财政支出政策效应在生态保护上的作用大小和程度,相较于以往的研究有所创新。第二,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分别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模型、双重差分模型、空间动态面板模型,尝试得出不同情况下的生态保护效应实际效果,为解决现阶段存在的诸多现实问题提供可靠依据和具体思路。其中污染治理视角下的多元回归分析方法的创新主要体现在区分了不同污染物的来源,能够有效获取更加明确的政策效应结果,提供精确的污染防治财政支持政策;财政分权视角下的实证分析方法应用,主要是在双重差分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了动态化政策效应分析工具,为进行政策效应的比较分析提供有利支撑;区域竞争视角下的实证分析方法主要是借鉴了目前较新的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工具——分位数回归,进一步考虑了跨期预算约束的影响,采用了时间变迁和空间外溢的空间动态面板模型,解决了空间分析中的异质性问题,更加全面地反映财政支出政策生态保护效应的实际情况。第三,在研究内容上。本文发现在财政支出政策的生态保护效应相关文献研究中,一般涉及到实证分析的研究数据多数集中在省级层面,部分研究涉及到市级层面（不过受制于信息公开不足等因素,市级层面的数据存在较大缺失）。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利用政府信息公开、课题实地调研等渠道,搜集整理完善了中国市级层面的基础数据（包括各类污染物防治情况、生态保护水平、各类财政支出数据、其他社会经济数据）,形成了较为完善具有连贯性的数据库,为进行财政支出政策的生态保护效应分析提供了多层级的数据支撑,数据更新工作有所成效。相较于以往学者的研究内容上有着更多拓展,从市级层面数据分析结果上也得出了更加详细可靠的结论,相关政策建议的提出更加有针对性。
黄彦琳[6]（2019）在《财政在我国普惠金融发展中的作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论断: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生活水平显着提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强烈,提出了更平衡、更充分发展的需求,但目前金融发展存在诸多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普惠金融的研究对解决这个难题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普惠金融致力于解决上述不平衡、不协调的发展的问题。普惠金融旨在推进金融服务更加普及,使低收入人群、小微企业等群体都能获得更加便利、更加快捷、更加实惠和更加安全的金融服务。普惠金融的服务目标群体为那些较少享受传统金融服务的低收入人群及中小企业,在我国这部分群体主要为农户、城镇弱势群体和中小企业。财政一方面通过资源配置来作用于普惠金融的发展:普惠金融可以视为一种金融资源,财政天然具备的资源配置职能,可以将部分金融资源引入弱势产业、落后地区和弱势群体,从而实现国家宏观层面更为有效的资源配置;另一方面财政可以缓解普惠金融的市场失灵问题,帮助其更好地发展。财政具有经济稳定发展的职能,从中长期角度看,普惠金融的发展也能助推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最终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此外,普惠金融的普惠性本质与促进收入公平分配的目标高度契合。与传统金融相比,普惠金融更加强调公平（居民无论收入高低都能够享受到金融服务）,金融机构可以为高收入者提供理财、保险、投资等高端服务,也可以为低收入人群提供其所需要的储蓄、结算、贷款等收入,满足所有人群的需要。中国在发展社会经济中提倡公平、和谐、可持续发展,这与普惠金融所倡导的观念一致。本文紧紧围绕“财政在我国普惠金融发展中的作用研究”这一主题,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分析两者的作用关系,理顺财政对普惠金融发展的作用机理,最终得出研究结论,财政通过对“量”、“质”和“结构”等多方面作用,可以更好地支持普惠金融的发展,实现普惠金融从规模数量转向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财政推动我国普惠金融供需平衡,促进普惠金融规模的增长,另一方面财政积极营造发展环境实现普惠金融发展质的提升,并不断优化结构,全方位多层次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的最终现实目标是实现收入的再分配,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帮助弱势群体增加收入,发挥普惠金融造血功能,实现财政解决分配问题的生产性手段,促进创业就业、助推脱贫攻坚。本文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是“绪论”。本章主要对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基本研究思路和方法等进行了简要介绍和阐述。同时,本章还对文章的创新与不足进行了说明。第二章是“文献综述”。本章本文的文献综述部分按照“什么是普惠金融?——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如何,如何进行测度?——财政如何影响普惠金融?”的逻辑展开,从普惠金融发展、普惠金融的测度与影响因素、财政与普惠金融发展的关系等四个方面递进阐述。通过总结国内外专家学者对普惠金融问题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已有文献较少地从财政政策角度分析对普惠金融的作用,且多数都是仅仅停留在定性分析层面上,从定量的层面上分析的较少。第三章是“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理论基础”。本章主要分析了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理论分析基础。从西方经济学中福利经济学和市场失灵的角度分析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必要性,财政通过产生正外部性企业补贴来缓解普惠金融的市场失灵问题,帮助其更好地发展。从国家分配论的角度分析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有效性,财政通过资源配置来作用于普惠金融的发展:普惠金融可以视为一种金融资源,财政天然具备的资源配置职能,可以将部分金融资源引入弱势产业（中小企业等）、落后地区（农村地区等）和弱势群体等,从而实现国家宏观层面更为有效的资源配置。财政的职能主要有四个方面:资源配置职能、收入分配职能、经济稳定和发展职能、保障社会和谐稳定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财政拥有经济稳定发展的职能,通过制度性的安排,发挥“自动稳定”的作用,普惠金融的发展也能助推包容性增长,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与财政的职能高度契合,最终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财政发挥收入分配的作用,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通过财政收入分配职能积极实现公平分配的目标,普惠金融的普惠性本质与促进收入公平分配理念高度契合,此外,普惠金融也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分配,帮助财政发挥收入分配的职能,最终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第四章是“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现状”。本章主要对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我国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是农村及偏远地区低收入群体、城镇低收入群体、中小微企业。我国普惠金融主要经过几个重要阶段的发展:（1）20世纪90年代:公益性小额信贷阶段;（2）2000年-2005年:发展性微型金融阶段;（3）2006年-2010年:综合性普惠金融阶段;（4）2011年之后,创新性互联网金融阶段,目前在普惠金融机构体系、支付体系建设、金融创新以及互联网金融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发展。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的制度安排包括税收优惠及减免、贷款贴息（扶贫贷款奖补和贴息、小额担保贷款贴息等）、专项资金（技术创新基金、中小企业发展专项基金、普惠金融发展专项基金等）和其他的相关财政政策,并且也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但财政扶持普惠金融政策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如:普惠金融专项资金的利用率受限、财政专项资金申报门槛较高、财政专项资金反向激励问题,总体来看,普惠金融的财政政策的受益面有限。下一步发展中亟需解决信用体系建设不完善、普惠金融风险逐渐暴露、和普惠金融可持续性发展等问题。第五章是“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机理分析”。财政对普惠金融发展的作用主要在量的增长、质的提升和结构优化等方面。财政推动我国普惠金融供需平衡,促进普惠金融规模的增长。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供给方和需求方,从而缓解目前我国普惠金融市场存在供需不平衡的问题。财政积极营造普惠金融发展环境。一是加强培育竞争性市场,推进普惠金融市场健康发展。二是完善担保体系,实现普惠金融发展与风险防范双重效果。三是鼓励发展征信系统,构建普惠金融受众群体依法诚信履约的环境。财政有效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结构优化主要体现为财政积极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平衡。一是加强普惠金融区域发展的平衡,推进普惠金融在各区域间平衡发展。二是加强普惠金融城乡发展的平衡,努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和金融排斥,推进普惠金融在城乡平衡发展。三是加强普惠金融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平衡,普惠金融的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天然存在高度一致性,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是提倡全面共享,鼓励“人人享有”的概念,普惠金融致力于解决发展的不充分和不平衡问题。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来缩小收入差距是最终的现实目标。一是财政可以通过作用于普惠金融,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帮助弱势群体增加收入;二是财政可以通过作用于普惠金融,发挥普惠金融造血功能,实现财政解决分配问题的生产性手段,促进创业就业;三是财政可以通过作用于普惠金融,推进生活性补助和生产性金融服务措施并举,助推脱贫攻坚。第六章是“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实证分析”。本章主要是从实证分析的角度来论证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首先,本章对普惠金融发展规模指数进行了测算,测算的步骤主要有是无量纲化、确定权重分析和指数合成。本文测算的普惠金融发展规模指数基本特征有:（1）在各省的发展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缩小;（2）指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程度的地区差异,一般而言,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普惠金融发展规模指标的程度也越高。本文指数框架和指标选取维度主要参考了国内学者的相关文献,在此基础上,引入了保障性金融服务覆盖程度,弥补了对保障性金融服务测度的不足;该指数与焦瑾璞等2015年编制的传统金融普惠指数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8,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本文编制的中国普惠金融发展规模指数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可靠性,但指数更多地侧重于描述普惠金融发展规模情况。本章通过实证的方法研究了普惠金融专项资金对普惠金融发展规模的作用。首先建立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理论模型,然后运用2016年-2017年我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定量刻画财政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因果关系。最后,对实证结论进行分析和解读。本文实证分析的主要结果有:1.财政对普惠金融发展的整体作用。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实证结果表明,财政对普惠金融发展变动情况存在正向冲击,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证实普惠金融发展受到财政的正向作用。2.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量”、“质”方面。目前我国在普惠金融发展的渗透性、使用性和保障性金融服务的覆盖程度方面成效较大（更多地体现为“量”的方面）,而普惠金融服务的效用性效果较弱（更多地体现为“质”的方面）。此外,财政的普惠金融专项资金与普惠金融发展“量”的维度得分的相关性系数更大,与普惠金融发展“质”的维度得分的相关性系数更小。可以从一定程度说明:普惠金融发展量的增长（规模方面的增长）是更容易通过财政的普惠金融专项资金来促进其发展,而普惠金融质的提升（服务质量、服务环境等方面）仅仅从财政的普惠金融专项资金支持的方法提升更困难。3.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结构方面。在经济发达的组别,财政的普惠金融专项资金与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之间的相关系数更大,在经济欠发达的组别,系数较小。可以从一定程度说明:经济发达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更容易通过财政的普惠金融专项资金支持来促进,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仅仅从财政的普惠金融专项资金支持的方法提升更困难。第七章是“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的案例分析”。本章主要聚焦在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案例和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来缩小收入差距的案例分析。案例分析的方法有助于阐述财政助推普惠金融发展,以及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缩小收入差距的现实目标。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方面选择了“财政引导农业保险服务”和“江苏农业风险补偿基金缓解农民合作社融资难”的案例。“财政惠农信贷通助力家庭农场规模翻番”的案例印证了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而增加居民收入的观点;“财政惠农信贷通圆创业梦”的案例印证了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而促进创业的观点;“宁夏固原市蔡川村早拔穷根”的案例印证了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而助推脱贫攻坚的观点。第八章是“国际普惠金融发展经验”。本章主要是介绍国际普惠金融发展经验。普惠金融的发展主要从代理银行、移动支付、多样化的供应商、国有银行改革、消费者保护、金融身份认证等6个方面开展,且目前国际上致力于全球普惠金融发展的组织主要有国际金融公司（IFC）、扶贫协商小组（CGAP）、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UNCDF）等。欧美发达国家、亚洲和美洲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全球的其他国家都在为普惠金融的发展做出努力。国际发展经验为我国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提供了一些借鉴意义。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政府对普惠金融相关立法制度的支持、以政府为主导的普惠金融体系建设、通过财政政策加强金融服务设施建设、税收优惠政策、财政支持科技创新以及政府对相关行业进行监管、财政支持小额信贷和新型普惠金融产品的发展等。第九章“结论和政策建议”,是全文研究的落脚点。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财政从“量”、“质”和“结构”多方面影响普惠金融的发展,且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来实现收入差距缩小的现实目标。财政通过对“量”、“质”和“结构”多重作用,来支持普惠金融的发展。一方面财政推动我国普惠金融供需平衡,促进普惠金融规模的增长,另一方面财政积极营造发展环境实现普惠金融发展质的提升,且不断优化结构,多层次多角度支持普惠金融的发展。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的最终现实目标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帮助弱势群体增加收入,发挥普惠金融造血功能,实现财政解决分配问题的生产性手段,促进创业就业、助推脱贫攻坚。2.实证结果表明,财政对普惠金融发展的整体水平存在正向作用。此外,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实证结果显示,财政对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变动存在正向冲击,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证实普惠金融发展受到财政的正向影响。3.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量”、“质”方面。目前我国在普惠金融发展“量”的增长（规模方面的增长）方面成效较大,而普惠金融“质”的提升（服务质量、服务环境等方面）效果较弱,从下一步计划和中长期发展角度看,还需要在普惠金融“质”的方面加大扶持力度。普惠金融发展“量”的增长是更容易通过财政的普惠金融专项资金来促进其发展,而普惠金融“质”的提升仅仅从财政的普惠金融专项资金的方法提升更困难。“质”的提升更多需要综合性财政手段的协同配合,以及中长期的持续发展。4.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结构方面。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发达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更容易通过财政的普惠金融专项资金来促进,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仅仅从财政的普惠金融专项资金的方法提升更困难,更多需要财政金融手段的协同配合。此外,不考虑直辖市的地区普惠金融发展受到财政的正向冲击程度更小。因此,在直辖市增加财政对普惠金融的支出,可能取得效果更佳。5.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来缩小收入差距。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来缩小收入差距是最终的现实目标。一是财政可以通过作用于普惠金融,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帮助弱势群体增加收入;二是财政可以通过作用于普惠金融,发挥普惠金融造血功能,实现财政解决分配问题的生产性手段,促进创业就业;三是财政可以通过作用于普惠金融,推进生活性补助和生产性金融服务措施并举,助推脱贫攻坚。6.财政政策需要兼顾“量”、“质”和“结构”,保持和优化作用于普惠金融“量的增长”的相关政策、发展和创新作用于普惠金融“质的提升”的相关政策,不断进行“结构优化”,才能更好地实现我国普惠金融从规模数量转向高质量发展、质效全面提升的局面。针对我国普惠金融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了具体建议:一是应通过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促进普惠金融的供给。可以通过适当调整财政政策扶持的门槛和力度,通过推进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来促进基础金融服务条件的完善;此外,拓宽财政支持的覆盖面,有助于推进普惠金融区域性的协调发展。二是应优化财政投入的结构,明确普惠金融的创新导向。多支持普惠金融业务模式的创新,多鼓励金融机构创新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积极培育科技创新企业等。此外,运用金融科技创新为普惠金融事业赋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有助于流程精简、改善融资慢和资金需求时效性强之间的矛盾。三是应丰富财政支持的形式,积极营造普惠金融良好的发展环境。首先,财政具有分类引导金融资源的重要作用,推动城乡平衡发展。财政可以积极支持大中型金融机构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积极开展普惠金融业务;引导中小金融机构的金融资源流向普惠金融体系;财政应积极引导县域金融机构加大涉农贷款投放力度;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服务项目的投资等。财政可以支持担保、征信体系的完善,积极培育多层次资本市场等,帮助企业获得直接融资渠道。此外,财政政策应该保证这方面政策的持续性、连贯性和一致性。四是需要理顺普惠金融发展的“量”、“质”和“结构”之间的关系,使得“量”、“质”的发展相统一,相互促进、“结构”不断优化的良性循环,财政推进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可以有效地提高普惠金融服务效率,支持创业带动就业,充分发挥普惠金融的生产性功能。财政通过拓宽普惠金融受益面,可以积极营造金融服务机会公平的良好局面。综上所述,普惠金融的财政政策支持要有战略性的思维和眼光,为力争实现我国普惠金融发展规划要求的“2020年建立相匹配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提供高效的保障,强有力地支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张晖[7]（2019）在《政府间财政政策动态一致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经济转轨过程中,在中央统一领导和财政分权的模式下,中央与地方两级政府产生了不同的利益诉求、政策目标和激励措施,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财政政策进行选择性执行,采取局部性改革策略,其采取的财政政策并不总是与中央政府财政政策相一致。而且,由于财政政策工具的限制、多级政府的存在和其他因素影响下,使得政府间财政政策动态一致性问题,比在单级政府下的情况更为复杂。由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偏好和效用函数的不一致,一些地方政府具有基于自身效用函数最大化目标而不执行中央政府财政政策的主观可能性,这极有可能引起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在财政政策方面的博弈,从而大大抵消中央政府的财政政策效力,甚至使其成为政府间实施下一轮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起点。因此,对于像中国这样正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国家来说,政府间财政政策的动态一致性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财政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一般具有自动稳定和相机抉择两种策略。对于财政政策来说,如果在两种策略下的均衡解相同,则财政政策就是动态一致的,否则就会存在动态不一致的问题。自动稳定政策也可以称为规则策略,对于以市场机制为主配置资源的经济体来说至关重要。因为理性个体的差异,造成的分散决策可能使得资源配置出现效率损失,而规则可以尽量减少由于个体差异而造成效率损失。但是,从理论研究和经济实践来看,完全的自动稳定策略或者完全的相机抉择策略,都没有受到政策制定者的垂青。相反政策制定者更愿意选择较为中庸的政策,即在保持相机抉择权利的同时,又要在一定条件下承诺施行确定的规则。理论表明,财政政策的制定及实施,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以及社会公众之间的动态博弈过程,忽视博弈参与者任何一方都将导致财政政策出现动态不一致,从而偏离党和国家制定的最优计划,进而造成整体社会福利的损失。在实践中,任何政府都不存在理想状态的永远不违约的承诺和完全符合承诺的行动。动态一致性问题揭示的就是客观世界理性参与者之间的真实关系,它抛弃了传统经济理论中的若干假设,而代之以更加符合真实世界的约束条件,使得传统经济学逐渐从理想状态回归到现实中来。本文运用规范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比较研究与综合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分别对中央政府财政政策和地方政府财政政策的产出缺口、经济周期、财政政策性质以及相机抉择部分财政政策与经济周期波动关系等进行分析比较。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可能存在创新:一是将动态一致性理论应用于研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政策关系,而不是仅仅研究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自身财政政策的动态一致性。传统理论认为,地方政府采取的是与中央政府相同的财政政策,两者之间的关系仅仅是政策制定者与政策执行者,因此一般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二是本文采用GMM动态面板模型对1998年2017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政政策一致性进行实证检验。研究显示,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政策虽然统计分析显示出一定程度的顺周期趋势,但是在控制相关变量后的实证检验却表现出显着的逆周期特征。同时,我国政府间特别是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财政政策表现出动态一致性,但是东部地区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财政政策具有动态不一致性。与东部和中部地区不同的是,西部地区表现出显着的支出刚性和制度惯性。三是本文利用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分析方法,对政府间财政政策博弈过程进行了分析,求解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进行财政政策博弈预期收益的均衡结果。分析表明:一般来说,当UL-PL>θC时,地方政府会选择实施与中央政府动态不一致的财政政策;当UL-PL<θC时,地方政府会选择实施与中央政府动态一致的财政政策。地方政府制定实施的财政政策是否与中央政府财政政策保持一致,主要取决于实施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后地方政府的福利大小,也取决于中央政府对动态不一致地方政府财政政策的惩罚成本及概率。本文希望通过上述分析,能够回答以下三个问题:一是政府间财政政策是否存在动态不一致?二是如果政府间财政政策存在动态不一致,其作用的机理是什么,或者说造成政府间财政政策动态不一致问题的原因是什么?三是政府间财政政策动态不一致对经济周期波动有什么影响?在回答以上三个问题的基础上,把重点放在中央政府在充分考虑地方政府需求基础上,合理制定宏观财政政策,使地方政府基于自身效用函数最大化目标制定的财政政策也与中央政府制定的国家财政政策一致,以最大限度的保证财政政策集合的有效性。本文分为七个部分:导论,从动态一致性理论源起、财政分权对财政政策一致性的影响、财政政策一致性的经济稳定和增长效应等方面,对前期国内外学者相关理论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分析。第一章,全面梳理分析了政府间财政政策动态一致性的相关概念、理论依据及影响因素,对政府间财政政策动态一致性问题的理论基础进行提炼和归纳。第二章,具体分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历年来的财政政策,将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增长率与地方政府滞后一期财政支出增长率直接进行比对,研究表明1998年2017年中央财政支出与滞后一期地方财政支出增长率起伏波动较为一致。即地方政府财政政策一般会根据中央政府财政政策作出相应调整,政府间财政政策总体来说具备动态一致性。第三章,分别对地方政府财政政策与经济周期关系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财政政策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实施的总体偏向逆周期的财政政策,但不同时期、不同地方政府采取的财政政策可能具有顺周期特征。虽然固定效应模型结果显示,政府间财政政策存在显着的动态不一致问题。但是,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内生性问题处理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政策却表现出动态一致性。中央政府与东部地区地方政府间财政政策存在动态不一致性,与中部和西部地区地方政府间的财政政策存在动态一致性。与东部和中部地区不同的是,西部地区表现出显着的支出刚性和制度惯性。第四章,探讨了政府间财政政策动态不一致性的产生机制,利用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分析方法,求解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进行财政政策博弈预期收益的均衡结果。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制定实施的财政政策是否与中央政府财政政策保持一致,主要取决于实施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后地方政府的福利大小,也取决于中央政府对动态不一致地方政府财政政策的惩罚成本及概率。分别基于效用最大化目标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构建效用函数模型,对政府间财政政策动态不一致问题给出可能的解释。第五章,探讨了财政政策动态不一致带来的影响。将财政政策分解为规则性部分（可预期部分）和相机抉择部分（不可预期部分）,然后单独判断相机抉择部分对于经济波动的解释能力。第六章,在前期分析基础上,有针对性的提出改进政府间财政政策动态不一致问题的政策建议。本文在研究中也存在一些遗憾。由于受到数据质量限制,笔者曾经尝试利用相同模型对全国性数据进行分解、估计,但是与各地区数据不同的是,各解释变量之间表现出高度且无法解决的共线性问题。虽然,部分研究体现出了全国性和地方性模型参数的不同方向相关性的巨大差异,但是我们仍然没有足够的理由将其纳入本文讨论范围。
吕阳[8]（2019）在《促进养老服务业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国家、社会、单位、家庭、个人等都是老龄化时代发展的重要责任主体,主体间的关系既有共同点,又有差别点,它们共同支撑着养老服务业的协调发展,福利多元主体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的发展中各有侧重点,为维持公平正义的社会生存、生活和发展环境提供了持久保障。养老服务业不仅是一项核心的民生事业,一种未来的潜力行业,而且是诸多经济现象的纽带,是决定经济能否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稳健器。所以,明确政府引导职责功能,充分运用及保证财政政策工具效率尤为关键。当前的实体养老服务业困局已成:一是生育率、死亡率低。需要直面底部顶部老龄化双重压力;二是养老金贮备严重不足。若不投资会导致亏损,投资又会面临潜在风险,养老金的收缴、发放、投资正面临选择性难题;三是代际养老压力大。中年人工作、住房、培养子女的难度陡增,无暇顾及老年人赡养,寿命延长将会面临60岁以上低龄、中龄老年人赡养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四是服务稍好的养老机构远远不足,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落后。养老机构普遍收费高、服务类型单一,精神赡养服务严重缺失,占比90%以上的社区居家养老模式还远未形成发展体系;五是延迟退休、鼓励生育、移民等综合配套措施乏力,财政政策缺失、缺乏、滞后。为什么要研究养老服务业财政政策?显而易见,主要就是为了促进经济的上行发展,可以说,人口问题影响了一切问题,1935年地理学家胡焕庸发表的《中国人口之分布》竟预见了未来百年的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就必然绕不过保障民生,人口主线和财税主线就可以充分阐释。一是计划生育的政策演变。1982年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推行十分合乎当时的经济发展规律,那时的生产力水平无力承担人口指数化增长,于是长达36年的国策间接成了抑制人口快速增长的客观因素,主观上则是为了健康、有序增加人口,倘若调控不及时,就会导致人口老龄化。这不光会影响老年人口所占比重逐步提升,老龄化本身还是个速度问题,当计划生育进行到2007年的时候,并未有任何放开生育的政策动静,使得一代人过后的“底部老龄化”变得异常复杂,长此以往甚至会导致低生育文化养成,阻碍后期政策调控的可行性,也加快了“人口红利”消逝的速率。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埋下的是人口老龄化危机,劳动力、生产要素成本不断攀升,城市群、都市圈疯狂抢人,房价突破“天花板”,这背后却是城乡、区域老龄化的倒挂,劳动增值空间的压缩,资本增值空间的扩张,间接引发收入分配失灵,阶层相对固化,道德观滑坡。但老龄化问题从科技医疗上看,却是任何国家或地区的必经过程,综合国力提升和人均寿命提高就是最好例证,这又是“顶部老龄化”的现实表现,于是“顶部老龄化”和“底部老龄化”不期而遇,所以,当前更有必要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将养老服务体系初级阶段不断推向中高级阶段。二是财税体制的政策演变。“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反作用于经济”,1994年分税制为了扭转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过低及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收入过低的状况,通过分税制实现了中央税、中央地方共享税和地方税的划分,“倒逼”地方财政发展“土地财政”,财税体制发生重大变化,《新预算法》形成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障预算的“四本预算”安排,“营改增”、国地税合并、“新个税”改革等历史阶段过后,2008年有选择的结构性减税正不断转向2018年后大面积地减税减费减基金的实质性减税,税收形成“简税制、低税率、宽税基、严征管”的税制安排,结构性减税为扭转不合理税收结构,提升直接税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推动减税降费,实现“降成本”和“补短板”,与拉弗曲线相呼应,社会保障深刻影响基础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税收优惠和财政支出,税务部门全责征收社保费更是引起企业新成本和政策吸收的激烈讨论,学界普遍认为社保降费可从当前的39%左右降至20%-25%,进度还需测算,细节还需深思。同时,社保全额征收又能有效弥补养老、医疗保险资金缺口,避免养老金等支付对财政补贴的过度依赖,提高征管效率,降低征管成本,提升纳税人满意度,大数据、区块链等信息技术使税收管理员转向税收信息员,此外,擅自利用互联网销售福利彩票为非法彩票,会保证福利彩票公益金安全流入老年人福利。所以,财政政策与养老服务业本身就是内外皆有衔接的互动关系,养老服务业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财政支出和福利彩票公益金,财政政策的积极与否事关养老服务业的科学、有序、协调发展,两者互相影响,密不可分。传统养老服务体系主要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随后护理保险逐步完善,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模式得到推广,“互联网+养老”模式成效显然,这对财政政策的有效发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购买服务充分应对老年人的个性化需求,PPP模式充分应对养老服务机构设施的具体需求,财政投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传统财政政策工具运用也需要不断丰富及完善,养老服务业本就是财政政策所必须强化针对的具体落脚点,巨大的老年消费市场又是未来诸多关联产业结构升级及转化的契机,唯有颠覆劳动力人口下滑的倒退思维,才能够从容把握潜在的发展机遇。除了关注眼前发展现状、问题之外,可研究参考发达国家及地区养老服务财政政策对现今我国养老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启示,发达国家及地区在工业革命的催化下,率先步入人口老龄化,在生产力发达、综合国力强盛的背景下,丰富和发展了近现代的养老服务业财政政策,总结过去、学习先进是时代发展的政策需要。老龄化程度越高,挑战就会越大,但任何事业、行业都会有机遇,对待养老服务业发展问题,也应当迎难而上,单纯从经济角度上看,劳动力比例减少、生产要素调整及资金投入变化都应趁势而为,根据社会现实来解决养老服务发展过程当中的难题是首选之策。尽管如此,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积极应对老龄化问题,毕竟发展的矛盾总需要因地制宜地去消除与化解,这主要得益于我国广阔的养老产业市场,养老服务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其健康稳定发展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及完善至关重要。基于此,才能够化挑战为机遇,变不利为有利,倒逼养老服务业民生事业的迅速发展,将消极影响遏制在最小范围之内,伴随家庭养老能力缺失及不足,社会化、多元化、产业化养老应运而生,家庭结构、代际关系转移及空巢家庭增加,整个社会对养老服务业需求的标准越来越高,各国调节、补充和完善养老服务时限也越来越紧,这无疑会促使政府消费政策、社会保障政策、产业政策及财政政策的提前出台,进而实现家庭单元、社会、市场等主体的协助发展。人口老龄化理论认为,老龄群体日益增加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体现,实质上是社会资源不断倾向老年群体,养老服务业发展的社会基础也始终以老年人口增多为依归,由此带来经济发展形式、社会治理方式、老年收入保障和养老服务供需结构的深刻影响,横梗在逐步崛起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前的是“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构建适宜的社会保障体系与养老服务体系已刻不容缓。本文共分为七个部分,具体内容如下:导论部分,拟对本文的选题背景及选题意义进行阐述,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浩瀚研究文献的综述,学习和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而提出本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探讨设计可能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最后从总体上概括本文的框架及内容。第一章为养老服务业与经济学理论分析,该部分从养老服务业相关概念界定、政府介入养老服务业的理论依据、财政政策促进养老服务业发展的作用机理展开研究,详细讨论相关的理论依据及不足。第二章为养老服务业财政政策现状分析,该部分从养老服务业财政资金投入、政策环境变化、养老服务模式多元、养老服务政策蜕变、统计数据变化、养老服务成就与形势、“全面二孩”及延迟退休等方面,紧密联系财政视角的目标与定位,综合阐述财政政策对养老服务业建设所发挥的作用。第三章为养老服务业发展中的财政政策问题探析,通过分析财政关联体及财政政策作用,及时发现养老服务业当中财政政策执行不力,效果不佳的现实问题,进而为对策输出提供依据。第四章为财政政策对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实证分析,通过筛选有代表性的统计指标,攫取中央民政部层面31个省份2007-2016年的面板数据,并对东中西部地区分别进行分析。结合养老机构发展特点,采取VAR模型和分位数回归,并测算各地的养老机构财政性资金缺口,来简要分析财政政策对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第五章为发达国家（地区）养老服务业财政政策,通过对美国长期照料服务体系、英国社区照顾、德国“多代居”、日本护理供给体系和香港安老服务等不同发展类型经济体的养老服务业及财政政策经验进行借鉴,并准确评价,从中获得启发。第六章为完善我国养老服务业财政政策的建议,该部分从准确定位、设计完备的财政政策体系、有效执行、发展规范、配套措施等方面来论述养老服务业发展所需,试图为未来养老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保障思路。希冀能够对推进积极、健康、和谐的中国建设有所裨益。
蒋炳蔚[9]（2018）在《我国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而经济战略性调整的核心正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产业结构转型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产业结构向合理化与高度化的不断推进,必然会推动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具体到我国,新常态下经济发展过程中仍旧面临着环境污染严重和产能过剩等诸多制约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问题,经济发展方式粗放、产业结构不合理正是此类问题的缘由。放缓增速、调整结构、转换动力是寻求稳定发展的必然要求。此时,作为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的财政应发挥其在调整产业结构中的积极作用。财政政策可以通过引导资源在不同产业和行业间流动,对产业结构产生影响。我国已着手于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特别是运用财政政策对产业结构转型进行宏观调控。财政支出方面,灵活运用财政补贴和政府投资等手段,并逐步完善政府采购制度,不断加强科技、节能环保等重点领域支出以促进产业结构转型。例如,我国政府采购资金分别于2012年和2015年首次突破万亿元和两万亿元,其在扶持本国产业自主创新、提升企业技术能力和落实政府意图等方面正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税收方面,我国利用税收优惠等税制改革不断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进而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如“营改增”通过影响产业间分工协作,提升产业专业化水平,促进产业转型,带动产业结构转型;通过中间投入品的税收可抵减来影响要素成本进而积极作用制造业升级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然而,财政政策作用产业结构转型也曾出现过问题,如我国光伏产业在大量鼓励性财政政策支持下,不利于光伏产业长期发展的诸如骗补、拖工期等不良现象不断出现,我国于2018年又重新调整财政对于光伏产业的支持力度。所以,为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转型,我国的财政政策仍需不断完善。鉴于此,本文将以供给侧结构改革和全面实施绩效管理为背景,以产业结构转型为着力点,解析我国产业结构转型中的财政政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建议。重点关注财政政策对产业结构转型的作用机理和我国财政政策作用产业结构转型的实际效果。前者要求我们理顺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后者要求我们寻求科学的产业结构转型测度指标,测度我国财政政策实际对产业结构转型的作用程度,这也是本文的难点之一。本文利用2007-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使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和门限回归方法分别估计我国财政支出和税收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实际调整效果。实证得到:其一,该阶段内滞后一期的财政支出规模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均作用显着,其反向作用产业结构合理化,正向作用高度化;不同的支出项目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作用方向及程度存在差异。其二,宏观税负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作用随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呈先正向后反向作用效果,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呈先反向后正向作用效果。税收结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也均具有非线性效应。其三,控制变量中投资、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水平等一系列指标均对产业结构转型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们均可作为财政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作用着力点。具体来看,本文的研究内容——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可划分为以下五方面内容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1）我国财政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理论分析。首先,厘清产业结构的概念和特点,产业结构转型内涵、规律、依据和判断标准。其次,阐明财政政策可以作用产业结构转型的理论依据。进而在清楚界定本文财政政策的研究范围的基础上,阐明本文所关注的财政政策对产业结构转型的作用机理。之后再分析财政政策作用产业结构转型的其他影响因素。（2）我国财政政策与产业结构的演变路径及现状分析。从历史沿革的角度定性描述我国产业结构和财政政策各自的变迁过程,在客观事实中发掘两者间的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重点对我国财政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为之后实证结果的原因分析和政策建议均打下基础。（3）我国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财政政策实际作用效果的实证检验。这部分从本文重点关注的财政支出与税收两方面对财政政策作用产业结构转型的实际效果进行测度。在确定测度产业结构转型程度的科学指标值后,通过内生联立方程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分别检验我国财政支出和税收作用产业结构转型的实际效果。（4）典型国家和地区财政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经验借鉴。这部分主要通过梳理产业结构转型中政府干预取得—定成效的国家和地区（如美国、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它们曾经或者正在使用的作用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及相关制度安排,对其经验进行总结与提炼。得到“精准定位政策对象”、“注重政策间协调配合”和“依托财税法律体系提供制度保障”这三条经验。（5）完善我国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的建议部分。这部分既包括财政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应遵循的客观性原则、协调性原则和适用性与时效性原则,也包括分别从财政支出和税收两方面出发所提出的完善促进产业结构转型财政政策的路径与措施,具体措施中又都分别从总量和结构两方面进行。最后,从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推进财税法制化进程、加强与其他经济政策包含货币政策协调四方面给出完善配套措施的建议。
高珂[10]（2018）在《我国经济动能转换的财政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经历了长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我国经济已经成长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动能转换新时代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固有的经济发展模式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与挑战。如何破解当下难题,顺利实现我国经济新旧动能接续转换,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和完善,实现现代化国家的长治久安。这是时代之问,也是历史之责。201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接受路透社采访时第一次提到新旧动能,自此新旧动能开始出现在国家领导人讲话中,并被反复提及。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是国家治理的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更是中央政府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正确深刻判断。本文以动能转换中的财政政策为主线,围绕经济新旧动能转换、财政政策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等内容进行了研究阐述。导论部分综述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解释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新动能、经济传统动能、经济动能转换的内涵。经济动能转换理论分析框架部分,提出了经济动能转换的理论逻辑和思考方法,从劳动力结构、资本结构、技术结构、创新驱动等多角度分析经济动能转换;从内在动力和外在动力两个方面分析了我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必然性和可行性;分析了我国经济动能转换过程中应坚持长期、短期相结合以及供给侧、需求侧相结合的实施机制;剖析了财政政策与经济动能转换的关系,财政政策的传导途径,政策科学的思想演变,财政收入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的作用机理等。我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实践部分总结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三次动能转换历程;从需求侧、供给侧两个角度分析了我国经济的结构特征;结合当下的实际情况,分析我国新一轮经济新旧动能转换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成因,提出优化思路和方向;对“亚当·斯密模式”和“凯恩斯模式”两个中国模式进行论述并展望了未来我国经济发展趋势。我国经济动能转换中的财政政策支持部分总结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政策的七次转型;分析了新时代财政政策面临的挑战,包括财政收入增速下降,税收弹性系数走低,财政支出需求上升,刚性支出日益增长,财政赤字规模较大,政府债务存在风险,调控方式有待改进,政策“碎片化”问题突出等;针对我国财政政策面临的挑战,需从多方面进行改进,包括注重顶层设计,改革财政政策的调控方式,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逐步解决财政越位与缺位的矛盾,财政支持提高国家综合竞争力等。典型发达国家经验借鉴部分阐述总结了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的财政政策经验,对它们不同时期采取的不同财政政策进行总结概括,并梳理出我国可以借鉴的内容。财政收入政策部分主要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分析了宏观税负、政府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税制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政策建议。财政支出政策部分主要通过构建DSGE模型分析我国财政支出政策中投资性支出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效应;构建VAR模型分析教育支出、科学技术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节能环保支出等几项重点财政支出变动对经济的影响效应;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政府补贴性支出政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本文希望通过对我国的经济动能转换和财政政策进行详实的分析,总结探索出我国经济增长与动能转换的路径。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思路就是通过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实现效率型经济增长,通过加强供给管理和调整结构实现平稳型经济增长,牢固树立并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积极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政府通过有效的运用财政政策等宏观调控措施对经济行为进行引导、激励和约束,可以释放促进经济动能转换的更多潜力和空间。我国宏观调控目标应由短期内的促进经济增长转向中长期的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当前我国经济的主要矛盾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供需错配,是“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积极财政政策作为新常态下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应改变传统的依靠大规模投资刺激有效需求的凯恩斯主义思路,转向增加有效供给,以有效供给满足有效需求、以新供给引领新需求。结合我国经济动能转换的实际,我国实施现代财政制度框架下的财政政策调控应根据经济环境和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财政政策调控目标应注重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整相结合;财政政策调控应注重短期和中长期结合;财政政策调控应注重政策工具的协调配合;财政政策调控要依据经济形势变化相机抉择;财政政策调控应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以间接调控为主;加强政策协调配合,增强宏观调控的综合效果等。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征程正向着未来延续,通过持续不懈的努力,通过制定合理的财政政策等宏观调控政策顺利渡过新旧动能转换阶段,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二、积极财政政策需要完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积极财政政策需要完善（论文提纲范文）
（1）广州市政府落实新一轮“减税降费”财政政策的效果评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由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问题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核心概念 |
| 一、“减税降费” |
| 二、新一轮“减税降费” |
| 三、积极财政政策 |
| 四、政策效果评价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文献评析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内容与结构 |
| 第二章 “减税降费”财政政策原理与政策评价理论方法 |
| 第一节 “减税降费”财政政策原理 |
| 一、凯恩斯学派的减税理论 |
| 二、供给学派的减税理论 |
| 第二节 政策分析及政策效果评价理论 |
| 一、政策分析 |
| 二、政策评价 |
| 三、政策执行效果评价 |
| 第三节 政策执行效果评价方法 |
| 一、定性评价方法 |
| 二、定量评价方法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广州市落实新一轮“减税降费”财政政策举措 |
| 第一节 国家新一轮“减税降费”财政政策内容与目标 |
| 一、国家新一轮“减税降费”财政政策内容 |
| 二、新一轮“减税降费”财政政策目标 |
| 第二节 广州市执行新一轮“减税降费”财政政策具体措施 |
| 一、重点优化税收业务环境 |
| 二、落实增值税留抵退税 |
| 三、扩大电子办税范围 |
| 四、服务粤港澳大湾区 |
| 第三节 广州市新一轮“减税降费”财政政策执行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广州市落实新一轮“减税降费”财政政策效果分析 |
| 第一节 全国“减税降费”财政政策总体效果简析 |
| 第二节 广州市“减税降费”财政政策的社会效果评析 |
| 一、广州市社会发展现状及特征 |
| 二、政策执行对广州市社会发展效果分析 |
| 第三节 广州市“减税降费”财政政策的经济效果评析 |
| 一、广州市经济发展现状及其特征 |
| 二、广州市税负水平 |
| 三、政策执行对广州市经济发展效果分析 |
| 第四节 广州市企业对新一轮“减税降费”财政政策满意度评价 |
| 一、“减税降费”财政政策对社会影响评价 |
| 二、“减税降费”财政政策对经济影响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广州市落实完善“减税降费”财政政策思路措施 |
| 第一节 广州市落实执行新一轮“减税降费”政策存在问题及原因 |
| 一、存在问题 |
| 二、原因分析 |
| 第二节 广州市完善“减税降费”财政政策思路 |
| 一、完善税收体系 |
| 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
| 三、继续规范各类收费 |
| 第三节 广州市完善“减税降费”财政政策措施 |
| 一、落实绩效考核 |
| 二、提高征管水平 |
| 三、精简政策执行 |
| 四、加大宣传力度 |
| 五、合理调节财政收支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2）财政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思路、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与重点 |
| (二)重点研究框架 |
| (三)研究方法 |
| 三、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定义与成因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定义 |
|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成因 |
| 二、政府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和金融危机救助相关研究 |
| (一)政府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必要性 |
| (二)政府救助范畴 |
| (三)政府救助措施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相关研究 |
|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方式 |
| (三)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四)研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理论方法 |
| 第三章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理论分析(一):介入和退出标准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范畴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标准 |
| (一)预期收益分析 |
| (二)预期成本分析 |
| (三)预期成本收益曲线分析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退出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标准 |
| (一)退出原则 |
| (二)退出标准与时机 |
| (三)政策退出的次序与方式 |
| 四、小结 |
| 第四章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理论分析(二):作用机制 |
| 一、蒙代尔—弗莱明IS-LM-BP模型 |
| 二、加入风险溢价因素的IS-LM-BP-RP模型 |
| 三、加入风险溢价和预期因素的IS-LM-BP-RP-AE模型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预期对IS曲线的影响 |
|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预期对LM曲线的影响 |
| (三)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预期对BP曲线的影响 |
| (四)IS-LM-BP-RP-AE模型中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应 |
| 四、极端情形下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选择 |
| (一)对现代货币理论(MMT)理念的借鉴 |
| (二)对现代货币理论(MMT)理念的批判 |
| (三)IS-LM-BP-RP-AE 模型与现代货币理论的结合 |
| 五、小结 |
| 第五章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国际经验 |
| 一、美国应对“大萧条” |
| (一)背景概况 |
| (二)采取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措施 |
| (三)政策效果 |
| (四)政策退出 |
| 二、香港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 (一)背景概况 |
| (二)采取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措施 |
| (三)政策效果 |
| (四)政策退出 |
| 三、美国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
| (一)背景概况 |
| (二)采取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措施 |
| (三)政策效果 |
| (四)政策退出 |
| 四、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做法与建议 |
| 一、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做法 |
| (一)上世纪90年代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资产风险 |
| (二)清理整顿金融“三乱” |
| (三)全国农信社风险处置 |
| (四)本世纪初国有银行风险处置与股份制改革 |
| (五)2015年应对股市异常波动 |
| (六)包商银行接管 |
| 二、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不足及原因 |
| (一)传统机制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突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需求 |
| (二)央行向国家财政上缴利润机制执行的灵活性加大 |
| (三)货币政策调控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内生联系有待进一步加强 |
| 三、完善机制的政策建议 |
| 第七章 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实证分析 |
| 一、变量数据与模型说明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VEC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协整检验与VEC模型 |
|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
| (四)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 |
| (五)小结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股市走势的影响(VAR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VAR模型的构建 |
|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
| (四)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 |
| (五)小结 |
| 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股市波动性的影响(ARCH类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ARCH效应检验 |
| (三)模型拟合 |
| (四)结果分析 |
| (五)小结 |
| 五、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股市波动性的影响(VAR模型) |
| (一)VAR模型的构建 |
| (二)格兰杰因果检验 |
| (三)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 |
| (四)小结 |
| 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投资者信心的影响(VAR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VAR模型的构建 |
|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
| (四)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 |
| (五)小结 |
| 第八章 新形势下中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及应对 |
| 一、新形势下中国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一)实体经济领域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二)金融市场领域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三)金融机构领域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二、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储备 |
| (一)应对实体经济领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
| (二)应对金融市场领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
| (三)应对金融机构领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
| 三、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与启示 |
| 一、主要结论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范畴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介入与退出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标准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手段 |
| (四)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效果 |
| (五)当前中国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二、政策启示 |
| 中外文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攻读博士期间的学术成果 |
（3）财政政策对去杠杆与企业价值关系影响的研究 ——基于钢铁行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钢铁行业杠杆畸高,去杠杆势在必行 |
| 1.1.2 企业价值最大化成为企业追逐的目标 |
| 1.1.3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功能发生变化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内容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内容框架 |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早期资本结构理论 |
| 2.1.2 MM理论 |
| 2.1.3 新的资本结构理论 |
| 2.1.4 财政政策传导机制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企业价值 |
| 2.2.2 去杠杆与企业价值 |
| 2.2.3 财政政策与去杠杆 |
| 2.2.4 文献述评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钢铁企业去杠杆现状分析 |
| 3.1 钢铁企业历史杠杆分析 |
| 3.1.1 钢铁企业历史杠杆水平 |
| 3.1.2 钢铁企业高杠杆成因分析 |
| 3.2 钢铁企业去杠杆现状分析 |
| 3.2.1 钢铁企业去杠杆相关政策 |
| 3.2.2 钢铁行业去杠杆成效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财政政策对去杠杆与企业价值关系影响的机理分析 |
| 4.1 去杠杆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
| 4.2 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对去杠杆与企业价值关系的影响 |
| 4.2.1 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对去杠杆与企业价值关系的调节作用 |
| 4.2.2 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对去杠杆与企业价值关系的调整速度 |
| 4.3 不同财政政策对去杠杆与企业价值关系的影响 |
| 4.3.1 积极财政政策对去杠杆和企业价值关系的调节作用 |
| 4.3.2 紧缩财政政策对去杠杆和企业价值关系的调节作用 |
| 4.4 积极财政政策不同方式对去杠杆与企业价值关系的影响 |
| 4.4.1 减税对去杠杆和企业价值关系的调节作用 |
| 4.4.2 扩大财政支出对去杠杆和企业价值关系的调节作用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财政政策对去杠杆与企业价值关系影响的研究设计 |
| 5.1 财政政策对去杠杆与企业价值关系影响的研究假设 |
| 5.1.1 去杠杆对企业价值影响的研究假设 |
| 5.1.2 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对去杠杆与企业价值关系调节作用的研究假设 |
| 5.1.3 不同财政政策对去杠杆与企业价值关系调节作用的研究假设 |
| 5.1.4 积极财政政策不同方式对去杠杆与企业价值关系调节作用的研究假设 |
| 5.2 变量设计和定义 |
| 5.2.1 被解释变量——企业价值 |
| 5.2.2 解释变量、调节变量和控制变量的选取 |
| 5.3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3.1 样本选择 |
| 5.3.2 数据来源 |
| 5.4 模型设计 |
| 5.4.1 资本结构动态调整模型 |
| 5.4.2 目标资本结构估计模型 |
| 5.4.3 回归模型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财政政策对去杠杆与企业价值关系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1 企业价值的衡量 |
| 6.2 描述性统计和共线性检验 |
| 6.2.1 描述性统计 |
| 6.2.2 共线性检验 |
| 6.3 相关性分析 |
| 6.4 回归结果分析 |
| 6.4.1 去杠杆对企业价值影响的回归分析 |
| 6.4.2 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对去杠杆和企业价值关系调节作用的回归分析 |
| 6.4.3 不同财政政策对去杠杆和企业价值关系调节作用的回归分析 |
| 6.4.4 积极财政政策不同方式对去杠杆和企业价值关系调节作用的回归分析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对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2.1 政府制定对去杠杆更有利的财政政策以及相关制度 |
| 7.2.2 企业以财政政策为导向合理利用杠杆 |
| 7.3 研究不足 |
| 7.4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取得的相关科研成果 |
| 致谢 |
（4）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维护经济稳定,为“五位一体”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
| 1.2.2 发挥合力共同优化结构调整,促进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
| 1.2.3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共同实现宏观调控总目标 |
| 1.3 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1 宏观调控的基本概念 |
| 1.3.2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3 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
| 1.4.2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
| 1.4.3 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相结合 |
| 1.5 研究框架 |
| 1.6 创新与不足 |
| 1.6.1 论文创新点 |
| 1.6.2 论文难点与不足 |
| 2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国外相关研究 |
| 2.1.2 国内相关研究 |
| 2.2 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关于宏观调控的理论 |
| 2.2.2 经济周期理论 |
| 2.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2.4 凯恩斯主义流派 |
| 2.2.5 其他理论 |
| 2.3 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理论模型 |
| 2.3.1 IS-LM曲线——封闭经济下财政与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
| 2.3.2 米德冲突——单一政策无法兼顾内外均衡 |
| 2.3.3 丁伯根法则——不同经济目标需要不同的政策工具 |
| 2.3.4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开放经济下财政货币政策效果不同 |
| 2.4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启示与不足 |
| 2.4.1 我国宏观调控与西方国家干预等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
| 2.4.2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不足 |
| 2.5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 |
| 2.5.1 短期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侧重需求管理 |
| 2.5.2 长期注重优化结构提高经济质量,侧重供给管理 |
| 2.5.3 加强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和效率 |
| 3 世界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经验与启示 |
| 3.1 美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1.1 “罗斯福新政”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2 二战期间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3 二战后至7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4 20世纪8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5 20世纪9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6 21世纪国际金融危机前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2 日本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2.1 财政政策的演进 |
| 3.2.2 货币政策的演进 |
| 3.2.3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3 德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情况 |
| 3.3.1 二战后到60年代中期中性的财政政策和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2 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3 80年代初至2008年紧缩的财政政策与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4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概况 |
| 3.4.1 美国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2 日本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3 德国应对金融危机中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5 国际经验的启示 |
| 3.5.1 两大政策共同维护经济基本稳定 |
| 3.5.2 两大政策配合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
| 3.5.3 充分利用国债功能助力两大政策实现各自目标 |
| 4 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 |
| 4.1 从双松到双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3年—1997年) |
| 4.1.1 从双松转向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1.2 两大政策共同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 |
| 4.1.3 央行试行以国债为公开市场操作对象 |
| 4.2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8年—2004年) |
| 4.2.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2.2 共同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经济总体稳定 |
| 4.2.3 利用特别国债注资国有商业银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 4.2.4 国债期限结构受限央票成为公开市场业务主力 |
| 4.3 双稳健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5年—2008年) |
| 4.3.1 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3.2 两大政策引导经济结构调整 |
| 4.3.3 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进行投资 |
| 4.4 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8年—2011年) |
| 4.4.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
| 4.4.2 共同支持4万亿投资应对经济下滑 |
| 4.4.3 共同支持结构调整促进出口、投资和消费 |
| 4.4.4 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逐步增加 |
| 4.5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11年—今) |
| 4.5.1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5.2 两大政策定向扶持相关领域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4.5.3 两大政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
| 4.5.4 两大政策加大国债、国库现金工具协调配合力度 |
| 5 两大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与原因探析 |
| 5.1 实际GDP增速、赤字率及货币供给M2增速关系的实证研究 |
| 5.1.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5.1.2 基本检验 |
| 5.1.3 VAP模型建立及检验 |
| 5.1.4 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 |
| 5.1.5 实证分析结论 |
| 5.2 原因探析 |
| 5.2.1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 |
| 5.2.2 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 |
| 5.2.3 货币政策目标与执行传导力度需合理把握 |
| 6 两大政策促进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与原因解析 |
| 6.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6.1.1 样本数据选取及说明 |
| 6.1.2 计量方法 |
| 6.2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1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2 两大政策促进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3 两大政策促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4 两大政策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5 实证分析结论 |
| 6.3 原因解析 |
| 6.3.1 单靠任一政策作用有限,难以发挥合力促进结构调整 |
| 6.3.2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的机制和端口支撑 |
| 6.3.3 各地差异较大,执行财政、货币政策的方式和效果不一 |
| 7 两大政策工具在协调配合中的实证分析及原因分析 |
| 7.1 国债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分析 |
| 7.1.1 外汇占款大幅波动使货币供给较为被动 |
| 7.1.2 外汇占款过多影响金融机构资金效率和货币政策有效贯彻 |
| 7.1.3 利用特别国债创新外汇管理仍未解决货币供给难题 |
| 7.1.4 利用“央票”等货币政策工具对冲“外汇”效率低于国债 |
| 7.2 国库现金对货币供给量的VECM模型实证分析 |
| 7.2.1 变量选择及单位根检验 |
| 7.2.2 国库现金影响流通中的现金(M0)的实证分析 |
| 7.2.3 国库现金影响狭义货币供给量(M1)的实证分析 |
| 7.2.4 国库现金影响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实证分析 |
| 7.2.5 实证分析结论 |
| 7.3 原因分析 |
| 7.3.1 央行持有国债规模和比例过低 |
| 7.3.2 国债规模的安全区间难以确定,国债管理有待提高 |
| 7.3.3 国债市场尚不完善 |
| 7.3.4 缴税周期性特征使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 |
| 7.3.5 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有待提高 |
| 7.3.6 中央国库现金进行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管理有待进一步提高 |
| 7.3.7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机制 |
| 8 完善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建议 |
| 8.1 宏观经济面临的国际国内新形势 |
| 8.1.1 国际经济新形势 |
| 8.1.2 国内经济新形势 |
| 8.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的总体战略基调 |
| 8.3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机制 |
| 8.4 短期维护经济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优势 |
| 8.4.1 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8.4.2 发挥政府投融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 |
| 8.4.3 利用国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
| 8.5 长期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侧重供给管理 |
| 8.5.1 两大政策协调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 |
| 8.5.2 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 |
| 8.6 加大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力度,提高政策效率 |
| 8.6.1 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进一步优化政府债务管理 |
| 8.6.2 善于利用国债、国库现金增加货币供应量调控的主动权 |
| 8.7 进一步完善其他制度供给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5）财政支出政策的生态保护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言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污染治理、财政支出与生态保护研究综述 |
| 1.2.2 财政分权、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研究综述 |
| 1.2.3 区域竞争、空间溢出与生态保护研究综述 |
| 1.2.4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 |
| 1.4.1 在研究视角上 |
| 1.4.2 在研究方法上 |
| 1.4.3 在研究内容上 |
| 第2章 财政支出政策生态保护效应的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财政支出政策 |
| 2.1.2 生态保护 |
| 2.2 基本理论 |
| 2.2.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2 外部性理论 |
| 2.2.3 公共产品理论 |
| 2.2.4 财政分权理论 |
| 2.2.5 区域竞争理论 |
| 2.3 作用机理 |
| 2.3.1 基本作用机理推导 |
| 2.3.2 污染治理视角下财政支出政策的生态保护效应实施路径 |
| 2.3.3 财政分权视角下财政支出政策的生态保护效应实施路径 |
| 2.3.4 区域竞争视角下财政支出政策的生态保护效应实施路径 |
| 第3章 生态保护领域的财政支出政策实施现状 |
| 3.1 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情况 |
| 3.1.1 生态环境质量的基本情况 |
| 3.1.2 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体系的基本情况 |
| 3.1.3 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的基本情况 |
| 3.2 财政支出政策在生态保护领域的应用 |
| 3.2.1 财政支出政策的基本情况 |
| 3.2.2 环保支出的基本情况 |
| 3.2.3 科学技术支出的基本情况 |
| 3.2.4 教育支出的基本情况 |
| 3.2.5 社会保障支出的基本情况 |
| 3.2.6 转移支付的基本情况 |
| 3.3 财政支出政策在生态保护领域中的问题 |
| 3.3.1 财政支出结构存在不合理之处 |
| 3.3.2 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存在缺陷 |
| 3.3.3 财政支出政策实施机制仍显不足 |
| 3.3.4 转移支付功能有所缺失 |
| 第4章 污染治理视角下财政支出政策的生态保护效应实证分析——基于多元回归模型 |
| 4.1 财政支出政策影响下的水污染防治效应分析 |
| 4.1.1 背景介绍 |
| 4.1.2 理论推导 |
| 4.1.3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
| 4.1.4 实证分析 |
| 4.1.5 稳健性检验 |
| 4.1.6 小结 |
| 4.2 财政支出政策影响下的大气污染防治效应分析 |
| 4.2.1 背景介绍 |
| 4.2.2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
| 4.2.3 实证分析 |
| 4.2.4 稳健性检验 |
| 4.2.5 小结 |
| 4.3 财政支出政策影响下的固体废物治理效应分析 |
| 4.3.1 背景介绍 |
| 4.3.2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
| 4.3.3 实证分析 |
| 4.3.4 稳健性检验 |
| 4.3.5 小结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财政分权视角下财政支出政策的生态保护效应实证分析——基于双重差分模型 |
| 5.1 财政分权视角下的背景介绍 |
| 5.2 双重差分模型的基本原理 |
| 5.2.1 理论推导 |
| 5.2.2 模型假定 |
| 5.3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
| 5.3.1 变量选取 |
| 5.3.2 数据来源 |
| 5.4 实证分析和稳健性检验 |
| 5.4.1 适用性检验 |
| 5.4.2 实证分析 |
| 5.4.3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区域竞争视角下财政支出政策的生态保护效应实证分析——基于空间动态面板模型 |
| 6.1 区域竞争视角下的背景介绍 |
| 6.2 空间动态面板模型的基本原理 |
| 6.2.1 空间动态面板模型的推导 |
| 6.2.2 分位数回归估计 |
| 6.3 变量选取、数据来源和空间权重矩阵设定 |
| 6.3.1 变量选取 |
| 6.3.2 数据来源 |
| 6.3.3 空间权重矩阵设定 |
| 6.4 实证分析 |
| 6.4.1 描述性统计 |
| 6.4.2 极大似然估计 |
| 6.4.3 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政策建议 |
| 7.1 建立生态保护领域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制度 |
| 7.1.1 尽快出台中央与地方生态保护领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 |
| 7.1.2 明确生态保护领域中央和地方共同财政事权范围 |
| 7.1.3 制定生态保护领域的国家基本标准 |
| 7.1.4 推进省以下各级政府生态保护责任划分改革 |
| 7.1.5 坚持适度的财政支出分权体制 |
| 7.2 建立和完善生态保护领域财政支出的新机制 |
| 7.2.1 扩大生态保护领域财政支出规模 |
| 7.2.2 优化生态保护领域财政支出结构 |
| 7.2.3 创新生态保护领域财政支出手段 |
| 7.3 构建政府间生态转移支付制度 |
| 7.3.1 加强中央转移支付制度改革 |
| 7.3.2 完善省以下生态转移支付 |
| 7.3.3 完善横向生态转移支付制度 |
| 7.4 加强生态保护领域预算管理制度改革 |
| 7.4.1 推进预算公开制度化 |
| 7.4.2 着力加强预算约束 |
| 7.5 加强生态保护领域财政支出绩效评价 |
| 7.5.1 构建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体系 |
| 7.5.2 进一步加强绩效评价考核力度 |
| 7.6 健全生态保护领域财政监督机制 |
| 7.6.1 坚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 |
| 7.6.2 加强财政资金监管 |
| 7.6.3 落实监督主体责任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结论 |
| 8.2 不足之处 |
| 8.3 展望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博士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6）财政在我国普惠金融发展中的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概念界定 |
| 1.3.1 普惠金融概念的提出 |
| 1.3.2 普惠金融概念辨析 |
| 1.4 论文逻辑和研究方法 |
| 1.4.1 论文逻辑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文章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1.5.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2 文献综述 |
| 2.1 普惠金融内涵及发展的文献综述 |
| 2.2 普惠金融测度与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
| 2.2.1 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测度 |
| 2.2.2 普惠金融的影响因素 |
| 2.3 财政政策扶持普惠金融发展理论的文献综述 |
| 2.4 财政政策影响普惠金融发展的文献综述 |
| 2.5 文献研究动态评述 |
| 3 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理论基础 |
| 3.1 财政的必要性:财政解决普惠金融市场失灵的问题 |
| 3.1.1 正外部性理论 |
| 3.1.2 不完全信息理论 |
| 3.2 财政的有效性:财政对普惠金融发挥资源配置作用 |
| 3.2.1 国家分配论 |
| 3.3 财政职能与普惠金融属性 |
| 3.3.1 财政与经济发展:财政职能与普惠金融促进经济稳定发展的属性 |
| 3.3.2 财政与社会和谐发展:财政职能与普惠金融促进收入公平分配的属性 |
| 3.4 本章小结 |
| 4 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 |
| 4.1 我国普惠金融发展阶段和基本情况 |
| 4.1.1 普惠金融机构体系建设 |
| 4.1.2 支付体系的建设 |
| 4.1.3 金融创新与互联网金融的发展 |
| 4.2 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的制度安排及成效 |
| 4.2.1 税收优惠及减免 |
| 4.2.2 贷款贴息 |
| 4.2.3 专项资金 |
| 4.2.4 其他财政政策 |
| 4.3 我国普惠金融发展面临的问题 |
| 4.3.1 财政支持普惠金融的相关政策存在的问题 |
| 4.3.2 普惠金融未来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 |
| 4.4 本章小结 |
| 5 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机理分析 |
| 5.1 量的增长:财政推动我国普惠金融供需平衡 |
| 5.1.1 普惠金融市场供需不平衡的问题 |
| 5.1.2 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供给方 |
| 5.1.3 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需求方 |
| 5.2 质的提升:财政积极营造普惠金融发展环境 |
| 5.2.1 加强培育竞争性市场,推进普惠金融市场健康发展 |
| 5.2.2 完善担保体系,实现普惠金融发展与风险防范双重效果 |
| 5.2.3 鼓励发展征信系统,构建依法诚信履约的环境 |
| 5.3 结构优化:财政促进普惠金融平衡发展 |
| 5.3.1 财政促进普惠金融区域发展平衡 |
| 5.3.2 财政促进普惠金融城乡发展平衡 |
| 5.3.3 财政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与社会发展平衡 |
| 5.4 现实目标: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来缩小收入差距 |
| 5.4.1 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 |
| 5.4.2 发挥普惠金融“造血式”的生产性功能,促进创业 |
| 5.4.3 生活性补助与生产性金融服务并举,助推脱贫攻坚 |
| 5.5 本章小结 |
| 6 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实证分析 |
| 6.1 普惠金融发展规模的测算 |
| 6.1.1 指数测算的作用 |
| 6.1.2 指数测算的基本框架 |
| 6.1.3 指标的选取与数据采集 |
| 6.1.4 指标权重确定方法 |
| 6.1.5 指标的无量纲化 |
| 6.1.6 指数的计算 |
| 6.1.7 指数的主要结果 |
| 6.1.8 指数评价 |
| 6.2 普惠金融专项资金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规模的计量分析 |
| 6.2.1计量分析框架 |
| 6.2.2 模型的设定 |
| 6.2.3 变量的选取与数据说明 |
| 6.2.4 计量方法的选择 |
| 6.2.5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2.6 稳健性检验 |
| 6.2.7 模型结论与评价 |
| 6.3 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量”、“质”维度的实证分析 |
| 6.3.1 普惠金融发展情况的分维度测算 |
| 6.3.2 普惠金融发展情况的分维度分析 |
| 6.4 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结构的实证分析 |
| 6.4.1 普惠金融发展情况的地域性分析(行政区域划分) |
| 6.4.2 普惠金融发展情况的地域性分析(经济发展划分) |
| 6.5 实证结论 |
| 7 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的案例分析 |
| 7.1 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案例分析 |
| 7.1.1 财政引导农业保险服务“三农”见成效 |
| 7.1.2 江苏农业风险补偿基金缓解农民合作社融资难 |
| 7.2 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缩小收入差距的案例分析 |
| 7.2.1 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来增加居民收入的案例分析 |
| 7.2.2 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来促进创业的案例分析 |
| 7.2.3 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来助推脱贫攻坚的案例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8 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的国际发展经验 |
| 8.1 国际普惠金融发展概况和发展阶段 |
| 8.2 普惠金融国际组织 |
| 8.3 欧美发达国家 |
| 8.3.1 发展概况 |
| 8.3.2 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的重点案例 |
| 8.4 亚洲发展中国家 |
| 8.4.1 发展概况 |
| 8.4.2 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的重点案例 |
| 8.5 美洲、非洲发展中国家 |
| 8.5.1 发展概况 |
| 8.5.2 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的重点案例 |
| 8.6 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
| 9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9.1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促进普惠金融的供给 |
| 9.1.1 适当调整财政政策扶持的考量标准和力度 |
| 9.1.2 推进互联网金融发展,支持基础金融服务条件的完善 |
| 9.1.3 拓宽财政支持覆盖面,推进普惠金融区域性协同发展 |
| 9.2 优化财政投入结构,明确普惠金融的创新导向 |
| 9.2.1 鼓励金融机构创新普惠金融产品 |
| 9.2.2 运用金融科技创新为普惠金融发展赋能 |
| 9.2.3 大力支持小微企业中的科技创新企业 |
| 9.3 丰富财政支持形式,营造普惠金融发展环境 |
| 9.3.1 财政分类引导金融资源,推动城乡平衡发展 |
| 9.3.2 支持保险行业发展,持续完善担保、征信体系 |
| 9.3.3 进一步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 |
| 9.4 统筹财政资源,激发普惠金融生产性来缩小收入差距 |
| 9.4.1 理顺普惠金融量、质、结构关系,合理配置财政资源 |
| 9.4.2 支持创业带动就业,充分发挥普惠金融的生产性功能 |
| 9.4.3 财政拓宽普惠金融受益面,营造金融服务机会公平的良好局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7）政府间财政政策动态一致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提出 |
| 二、文献综述 |
| 三、思路与结构 |
| 四、方法与创新 |
| 第一章 政府间财政政策动态一致性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基本概念 |
| 二、主要内容 |
| 三、表现形式 |
| 第二节 理论依据 |
| 一、经济活动参与人偏好不一致 |
| 二、经济活动参与人偏好不断变化 |
| 三、经济活动参与人效用函数存在差异 |
| 第三节 影响因素 |
| 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信息不对称 |
| 二、地方政府具有部分财政自主权 |
| 三、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预算软约束 |
| 四、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经济发展竞争 |
| 第二章 政府间财政政策动态一致性的历史分析 |
| 第一节 中央政府财政政策的历史变迁 |
| 一、政策背景 |
| 二、政策实践 |
| 三、政策效果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财政政策的统计分析 |
| 一、数据来源 |
| 二、变量设定 |
| 三、典型事实与描述性统计 |
| 第三节 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政策的相关性分析 |
| 一、中央政府财政政策逆周期性特征明显 |
| 二、地方政府财政政策表现出扩张性倾向 |
| 三、相机抉择财政政策是各级政府的主要选择 |
| 第三章 政府间财政政策动态一致性的实证检验 |
| 第一节 地方政府财政政策与经济周期关系的检验 |
| 一、变量设定与模型构建 |
| 二、基准实证结果与相关分析 |
| 三、分样本回归结果与分析 |
| 四、内生性检验 |
| 五、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财政政策关系的检验 |
| 一、变量设定与模型构建 |
| 二、基准实证分析 |
| 三、异质性分析 |
| 四、主要结论 |
| 第四章 政府间财政政策动态不一致的机制分析 |
| 第一节 动态博弈的基本要素 |
| 一、博弈参与人 |
| 二、博弈前提条件 |
| 三、博弈策略选择 |
| 四、博弈主要形式 |
| 第二节 动态博弈的均衡分析 |
| 一、模型构建 |
| 二、博弈顺序与均衡结果 |
| 三、均衡分析与典型事实 |
| 第三节 动态博弈的作用机制 |
| 一、偏好与效用函数差异是政府间财政政策不一致的根源 |
| 二、地方政府相机抉择策略是政府间财政政策不一致的起点 |
| 三、调控失效是政府间财政政策不一致的必要因素 |
| 第五章 政府间财政政策动态不一致的经济影响 |
| 第一节 变量选择和模型构建 |
| 一、数据来源与整理 |
| 二、变量设定与描述性统计 |
| 三、模型设定 |
| 第二节 实证结果与对比分析 |
|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
| 二、回归结果与前期研究的对比 |
| 第三节 实证分析主要结论 |
| 一、地方政府财政政策相机抉择部分对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
| 二、非财政性投资具有正向影响是地方政府扩大隐性债务的依据 |
| 三、真正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地方政府相机抉择部分的财政收入 |
| 四、政府间财政政策动态不一致不必然造成经济效率损失 |
| 第六章 协调政府间财政政策动态不一致的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主要原则 |
| 一、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间的财权事权 |
| 二、强化地方政府财政行动约束规则 |
| 三、赋予地方政府适当的财政自主权 |
| 四、建立与政治晋升挂钩的声誉评价体系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建立符合各级政府预期的财政政策生成机制 |
| 二、健全地方政府财政政策制定执行约束机制 |
| 三、强化各级政府财政监督和治理体系建设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8）促进养老服务业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论文主要内容 |
| 四、论文研究方法 |
| 五、本文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养老服务业与经济学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养老服务业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养老服务业的内涵与外延 |
| 二、养老服务业的特点 |
| 第二节 政府介入养老服务业的理论依据 |
| 一、养老服务业的公共财政运行逻辑 |
| 二、养老服务业的福利多元方式 |
| 三、养老服务业的人口老龄化发展动因 |
| 四、养老服务业发展中的社会正义 |
| 第三节 财政政策促进养老服务业发展的作用机理 |
| 一、政府购买服务促进养老服务业发展的作用机理 |
| 二、税收政策促进养老服务业发展的作用机理 |
| 三、财政直接投入促进养老服务业发展的作用机理 |
| 四、财政补贴促进养老服务业发展的作用机理 |
| 第二章 养老服务业财政政策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养老服务业的发展进程 |
| 一、老龄化对养老服务业财政政策产生直接影响 |
| 二、财政政策促进养老服务业的现状 |
| 三、财政政策实施对养老服务消费结构产生间接影响 |
| 第二节 养老服务业各类投资迅速增长 |
| 一、养老服务业的财政政策环境 |
| 二、养老服务业的财政支持概况 |
| 三、中央财政资金的投入范围 |
| 四、部分地区养老服务的财政差异 |
| 第三节 养老服务体系构造的财政措施 |
| 一、传统养老服务模式的衔接 |
| 二、医养结合的新型养老服务模式 |
| 三、“互联网+养老”的新型养老服务手段 |
| 第四节 养老服务业发展过程中的偏移及侧重 |
| 一、养老服务业财政政策演变 |
| 二、城市养老服务业 |
| 三、农村养老服务业 |
| 第五节 养老服务业的现实发展要素 |
| 一、“全面二孩”对养老服务业的影响 |
| 二、延迟退休对养老服务业的影响 |
| 第三章 养老服务业发展中的财政政策问题探析 |
| 第一节 养老服务业的财政政策执行力不强 |
| 一、法律法规配套不够齐全 |
| 二、财政绩效管理监督不力 |
| 三、财政资金的部门耗损 |
| 四、基层政府分配财政资金的能力羸弱 |
| 第二节 养老服务业政府购买服务存在的问题 |
| 一、受惠群体较小 |
| 二、专业医护人员占比很低 |
| 三、社会组织被动服务 |
| 四、缺乏法制化考核评价 |
| 第三节 养老服务业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 |
| 一、税收政策的立法难题 |
| 二、税收政策的适用范围狭窄 |
| 三、营利性及非营利性养老机构的税收政策差异 |
| 四、税收政策运用还不够严谨 |
| 第四节 养老服务业的财政直接投入乏力 |
| 一、财政性资金支持结构不太合理 |
| 二、财政直接投入养老服务机构床位面临困境 |
| 三、养老服务业的土地供给存在问题 |
| 第五节 养老服务业财政补贴缺乏可操作性 |
| 一、老年人居家选择的财政补贴分类失准 |
| 二、财政补贴形式冗杂 |
| 三、养老机构的财政补贴不均及趋同 |
| 第四章 财政政策对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实证模型构建 |
| 一、模型变量的选取 |
| 二、样本及数据来源 |
| 三、实证模型的构建 |
| 四、Hausman检验及固定效应回归结果 |
| 第二节 分区域实证分析 |
| 一、东部地区样本实证结果分析 |
| 二、中部地区样本实证结果分析 |
| 三、西部地区样本实证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养老机构投资效率的实证分析 |
| 一、VAR模型结果 |
| 二、分位数回归 |
| 三、财政资金缺口测度模型 |
| 第五章 发达国家(地区)养老服务业财政政策与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养老服务业财政政策与经验借鉴 |
| 一、美国长期照料服务体系 |
| 二、美国长期照料服务体系的财政政策经验 |
| 三、美国长期照料服务体系的财政政策借鉴 |
| 第二节 英国养老服务业财政政策与经验借鉴 |
| 一、英国社区照顾 |
| 二、英国社区照顾的财政政策经验 |
| 三、英国社区照顾的财政政策借鉴 |
| 第三节 德国养老服务业财政政策与经验借鉴 |
| 一、德国养老体系及老年安居形式 |
| 二、德国养老体系及老年安居形式财政政策经验 |
| 三、德国养老体系及老年安居形式借鉴 |
| 第四节 日本养老服务业财政政策与经验借鉴 |
| 一、日本养老服务供给体系 |
| 二、日本养老服务供给体系的财政政策经验 |
| 三、日本养老服务供给体系的财政政策借鉴 |
| 第五节 中国香港地区养老服务业财政政策与经验借鉴 |
| 一、香港安老服务 |
| 二、香港安老服务财政政策经验 |
| 三、香港安老服务财政政策借鉴 |
| 第六章 完善我国养老服务业财政政策的建议 |
| 第一节 养老服务业的准确定位 |
| 一、明确养老服务业的财政支出责任 |
| 二、优先发展PPP模式 |
| 第二节 设计完备的财政政策体系 |
| 一、构建合理的央地财政关系 |
| 二、“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构建 |
| 三、完善“涉老”税收政策 |
| 第三节 养老服务业的规范发展 |
| 一、建立财政绩效管理监督机制 |
| 二、加快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
| 第四节 养老服务业发展的配套措施 |
| 一、完善法律法规与标准体系 |
| 二、建立养老金融服务体系 |
| 三、“互联网+养老”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9）我国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财政政策与产业结构转型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产业结构转型的内涵及判断标准 |
| 一、产业结构的内涵和分类 |
| 二、产业结构转型的概念及判断标准 |
| 三、衡量产业结构转型的指标体系 |
| 第二节 财政政策干预产业结构转型的理论依据 |
| 一、市场失灵理论 |
| 二、财政职能理论 |
| 三、新结构经济学理论 |
| 第三节 财政政策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传导机制 |
| 一、财政政策的概念及分类 |
| 二、财政支出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作用机理 |
| 三、税收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作用机理 |
| 第四节 财政政策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相关因素分析 |
| 一、供给侧因素 |
| 二、需求侧因素 |
| 三、外部环境因素 |
| 第二章 我国产业结构与财政政策的演变路径与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产业结构与财政政策的变迁 |
| 一、改革开放初期(1978-1991年) |
| 二、市场经济建立与市场化改革加速期(1992-2003年) |
| 三、科学发展时期(2004-2008年) |
| 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时期(2009年至今) |
| 第二节 我国财政政策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演变路径 |
| 一、1978-1997年:投资和税改为主,注重发展基础产业 |
| 二、1998-2003年:民生支出和税收优惠为主,着力科技和环保产业 |
| 三、2004-2008年:增支调税区别对待,加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
| 四、2009年至今:支出结构与税制不断优化,全面转型产业结构 |
| 第三节 我国财政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成效与问题 |
| 一、我国财政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取得的成效 |
| 二、我国财政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存在的问题 |
| 第三章 我国财政政策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财政支出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实证分析 |
| 一、联立方程模型的设定 |
| 二、变量的选取与数据说明 |
| 三、支出总量与结构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
| 四、稳健性检验 |
| 第二节 我国税收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实证分析 |
| 一、面板门限模型的设定 |
| 二、变量的选择与数据来源 |
| 三、税收总量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
| 四、产业税负和具体税类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
| 第四章 典型国家和地区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典型国家及地区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及效果 |
| 一、美国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及效果 |
| 二、日本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及效果 |
| 三、韩国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及效果 |
| 四、台湾地区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及效果 |
| 第二节 典型国家及地区财政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启示 |
| 一、精准定位政策作用对象 |
| 二、注重政策工具间协调配合 |
| 三、依托财税法律体系提供制度保障 |
| 第五章 完善我国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我国财政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应坚持的原则 |
| 一、客观性原则 |
| 二、协调性原则 |
| 三、适用性与时效性原则 |
| 第二节 财政支出政策完善路径与措施 |
| 一、调控财政支出总规模 |
| 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
| 第三节 税收政策完善路径与措施 |
| 一、适度关注宏观税负 |
| 二、优化税制结构与税制设计 |
| 第四节 配套措施 |
| 一、转变政府职能 |
| 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
| 三、推进财税法制化进程 |
| 四、加强与其他经济政策包含货币政策的协调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10）我国经济动能转换的财政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3 文献综述 |
| 1.4 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点 |
| 第2章 经济动能转换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1 经济动能转换的理论逻辑和思考方法 |
| 2.2 经济动能转换的合理性必然性与可行性分析 |
| 2.3 经济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的两个实施机制 |
| 2.4 财政政策与经济动能转换的关系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我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实践 |
| 3.1 我国经济的三次动能转换 |
| 3.2 我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中的需求侧结构和供给侧结构分析 |
| 3.3 新一轮经济新旧动能转换面临的问题和成因 |
| 3.4 我国经济动能转换的思路和方向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经济动能转换中的财政政策支持 |
| 4.1 促进我国经济动能转换的财政政策 |
| 4.2 新时代财政政策面临的挑战 |
| 4.3 新时代财政政策的调整思路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典型发达国家经验借鉴 |
| 5.1 美国经济动能转换中的财政政策分析 |
| 5.2 日本经济动能转换中的财政政策分析 |
| 5.3 欧盟经济动能转换中的财政政策分析 |
| 5.4 典型发达国家的经验及启示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我国经济动能转换中的财政收入政策分析 |
| 6.1 我国经济动能转换中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测度 |
| 6.2 我国经济动能转换中的税制结构问题 |
| 6.3 完善我国经济动能转换中的财政收入政策建议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我国经济动能转换中的财政支出政策分析 |
| 7.1 财政支出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
| 7.2 不同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关系测度 |
| 7.3 政府补贴性支出政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积极财政政策需要完善（论文参考文献）
- [1]广州市政府落实新一轮“减税降费”财政政策的效果评析[D]. 卢泳斯.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2]财政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D]. 龙俊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3]财政政策对去杠杆与企业价值关系影响的研究 ——基于钢铁行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D]. 吕品.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2020(05)
- [4]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D]. 龙小燕.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9(01)
- [5]财政支出政策的生态保护效应研究[D]. 曹志文.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1)
- [6]财政在我国普惠金融发展中的作用研究[D]. 黄彦琳.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9(01)
- [7]政府间财政政策动态一致性研究[D]. 张晖.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8]促进养老服务业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D]. 吕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9]我国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研究[D]. 蒋炳蔚.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
- [10]我国经济动能转换的财政政策研究[D]. 高珂. 中央财经大学, 201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