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生活与政治

一、秦汉的诸生与政治（论文文献综述）

倪晓明^[1]（2021）在《《论衡》会通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从“会通”的角度切入《论衡》的研究。文章从书与人两条线交融的视角出发,试图挖掘作家身份与文本形态的融会贯通属性。总体上,文章又分文体、文本、文心、文脉四个范畴,而王充的士大夫身份是勾连四个范畴的桥梁。第一章谈王充的文体意识及其文化动因。《论衡》是王充创作实践与认识观念的统一体。在“论”体层面,王充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文体意识。与兰台文人作家群相比,王充的批判气质使其能对“论”体进行深入探索。从王充到刘勰,展现的是文体探究由朦胧模糊到逐渐清晰的文体发展历程。“论”体的正俗功能,促使王充将其作为“疾虚妄”的选择;王充的博通之学,则为其驾驭“论”体提供客观保障。越文化、书肆、班氏家族,共同铸就王充的博通学风。王充的个人气质与学术素质使其与“论”体交融为一,相互成就。第二章从文本素材角度还原了王充的士大夫身份。《验符》篇涉及的素材大多是汉代的文书,王充对文书内容进行节录与转写处理后,将其移入《论衡》的文本之中,而官吏身份是其能够阅读官方文书的前提,他对文书的熟悉也是其官吏身份的反映。这表明王充的真实身份应当是融“文人”与“官吏”于一身的士大夫。王充征引文书有两大意义:其一是文书的史料价值。《论衡》所载汉事与常见史书存在详略不同、文字出入等差异。其二是征引素材的宣汉意义。王充将政府公文用于文章写作,含有宣汉的政治意味。此举致力于匡正儒生的复古观念,是从素材到理念的双重纠偏。第三章谈王充颂汉的文化意味。为汉辩护是王充创作《论衡》的首要动机,是其为文之用心。首先,王充的颂汉理念与其对《春秋》的继承密不可分。《春秋》“惩恶劝善”的理念为王充“颂汉”提供坚实的学术基础。其次,王充与东汉前期的其他文士存在颂汉理路的细微差异。王充依违五经,东汉文士依附五经。东汉其他文士对汉德的歌颂不出经义的范畴,王充的颂汉则超出了五经的界限。东汉文士通过依附往圣的方式抬高汉圣,王充则通过对比往圣的方式以凸显汉帝王的优越性。第四章谈《论衡》在后世的接受。总体来讲,20世纪以前的《论衡》评价呈现出褒贬不一的态势。由于历代的文章评判标准不同,《论衡》的评价也随之起伏不定。黄晖撰写的《论衡校释》是融“会校”与“通释”于一体的“会通型”学术专着。张舜徽先生对《论衡》之接受大致包括四个方面:其一,张氏由《论衡》崇博尚通的学风奠定自身博通的治学路径。其二,张氏服膺《论衡》贬斥师法与其自身转益多师的学术阅历有关。其三,张氏以《论衡》“作”、“述”、“论”三科为依托,由考辨体例到编纂语选,实现了体用的会通。其四,张氏由认同《论衡》“反是古非今”理念,到推崇知今之学,将教学与科研、时代与学术融会贯通,知行合一。

张心怡^[2]（2021）在《政治制度史视野下的东汉鸿都门学》文中研究表明鸿都门学创立于东汉灵帝光和元年,作为一个借学术机构名义而行储备、输送人才之事的特殊政治机构,鸿都门学的创立成为灵帝官制改革及政治组织结构调整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内容。鸿都门学的创立主要在于,东汉后期豪族官僚阶层离心倾向的急剧膨胀,导致了桓灵时期专制皇权发起党锢,以期实现对外朝豪族势力的压制以及皇权支配下的秩序调整。但党锢之后,豪族世家虽受冲击却凭借其渗透于中央、地方间的内在根基,对东汉政权的运行体系仍发挥重要影响。面对这一现实,以灵帝为代表的统治者认识到,要想真正实现对朝政的有效控制,必须跳出以往用扶植内朝来实现对外朝业已膨胀离心势力的制衡这一惯性思维,在既有的内朝难以完全依靠、外朝难以彻底制约的情况下,引入一股新的政治力量,以实现朝政的平稳运行和皇权对其的高度控制,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灵帝创立鸿都门学。作为皇权高度控制下的新型政治群体,鸿都门生既可充任侍中寺这一内朝核心机构参与决策,又可任职地方,出任地方机构中的行政要位的这一职权规划,实际反映出东汉统治者对于外朝豪族官僚政治限制的进一步加剧。即希望凭借鸿都门生这股新型政治势力从中央、地方两个层面对长期把控于此的豪族官僚群体所构筑起的权力体系进行打击甚至突破。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豪族官僚阶层对其的内在抵制、鸿都门生政治理想的让步、现实土壤及配套制度的缺乏等现实困境均导致鸿都门生对于东汉政治的参与并不能够真正实现统治者赋予其身的政治目的,鸿都门学的运行最终也以失败而告终。这也使得鸿都门学的推行虽在东汉王朝具体官制的人事任用方面,一定程度上打开了阶层流动的关卡,但基于这一政治革新的失败,其所带来的社会效应与政治影响实际是非常有限的,而对其创立意义的考察更多还是应反映在灵帝政治思维的革新性上。

孙克诚^[3]（2020）在《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研究》文中认为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发展中一个特殊时期,封建时代又到存亡交替关口。当此之际,因政治腐败明王朝急剧没落,以武力血腥清政权勃然兴起,社会变乱四起,战争频发,阶级矛盾激化,民族矛盾尖锐。人们经历着政治黑暗导致的生活失序,感受着朝代更替带来的心理失落,体会着华夷错位生就的思想阵痛,这是一个令人精神痛苦、心灵扭曲的时代。置身巨大社会变迁中,生性敏感的知识分子的感受尤为深刻。失望于现实的腐霉黑暗,感慨于社会的狂澜难挽,诸多不肯出卖节操以求荣利,不愿屈膝以事异族的高洁之士,此时纷纷走向了遁世之途。与时代沉浮相协应,隐逸历史渊源流长的崂山亦于明末清初,迎来了隐逸文化的繁盛时期。一批士子各有不同出身与经历,或为朝中高官,或为地方官员,或为东林党人,或为复社成员,或为进士举人,或为布衣士子,或为宫廷太监,或为义军领袖,为了驱除胸中郁闷、排解思想痛苦、保全气节操守、苟全身家性命,受到了崂山所承传的隐逸精神的感召,先后来到崂山,隐遁丛林之中,僻居海滨之侧,托身佛道之门,选择了远离尘俗、固守德操、持养心志的隐逸生活。但是他们并非全然忘怀世事,消极以避世,在纷乱时代中,仍然关怀世情民生,持有家国情怀与社会责任。他们互通声气、彼此支持,结友仁人志士,交往文化名流,形成了一个有较大影响力的隐逸文人群体,从而对地方多有作为,于社会多有贡献。啸傲在崂山,作为特殊时代中有德操之士的代表,他们的人生之终,或从容赴死,或慷慨就义,或守志终老,各自成就了人生的价值,光扬了崂山文化的精神。栖息在崂山,他们以传承民族文化为使命,披荒榛、筑屋舍,修造藏读场所,创办书塾书院,兴造佛庵道庙。于此读书治学、赋诗论艺、习书抚琴、教授生徒、参禅修道,于学术、教育、艺术、宗教上,都有突出的作为与贡献。他们传延了崂山文脉,发展了区域文化。歌哭在崂山,他们以文学为生活方式,记事抒情议论,创作了大量的散文与诗歌作品。这些作品题材多样、内容丰富、意蕴深厚,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他们创办诗社,相聚一起,联吟酬唱、论诗谈艺,主导了崂山及周边的文学风气,繁荣了区域性文学创作,留下了诸多宝贵的文学遗产。因为隐逸文人的入驻,崂山文化呈现出鼎盛之势。在崂山,隐逸文人们拓建了新的文化空间,营造了新的文学景观,使崂山文化地理的精神内涵再得丰富。明末清初之时,社会种种变局均对崂山产生了深远影响。政治之博弈、奸邪之斗争、生活之动荡、易代之变化、强权之暴虐等诸般时代风雨,都波及到了这边隅海陬之地。旧恩之眷恋、亡国之哀痛、恢复之图谋、出处之矛盾、生死之抉择等诸般文人情思,都在崂山丛林中留下了深深印痕,崂山实已成为整个社会的缩影与表征。此时的崂山隐逸文化与文学蕴含着时代的品质与精神,超越了一时一地之局限,具有了普遍性与永恒性的意义。论文各部分主要内容简述如下:绪论:论析了选题提出的意义,对与选题相关研究成果作了述评,明确了论文研究任务及采用的研究方法,对论文涉及的主要概念作了界定,说明了文献资料的搜集、准备及使用情况。第一章崂山隐逸文化历史传统的形成:首先对崂山隐逸文化的历史发展作了考述,对从秦汉到明前中期二十余位进入崂山隐居人物隐居始末作了探析;其次论析了崂山隐逸文化精神传统的形成及其内涵,分析了影响其形成的自然与文化原因。第二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的兴盛及其特点、原因:首先对此际崂山隐逸文人群体概况作了考述,对三十余位人物的生平及隐居崂山情况作了考析;其次对此际崂山隐逸文化兴盛的表现及特点作了论析;最后对此际崂山隐逸文化兴盛的原因作了分析。第三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地理考析:对此际崂山隐逸文化地理的空间存在及其内涵作了论析。首先对崂山隐逸文化精神地标的形成作了阐析,指出一些文化景观蕴含着独有的精神内涵,因而成为隐逸文人崇尚的精神地标;其次对隐逸人物密集的地理空间所在与变迁情况作了考述,明晰了自然与宗教隐逸空间的创建及历史变动情况。第四章明末清初文化名士与崂山隐逸文人交游考探:对当时文化名士如施闰章、顾炎武、王士禛、钱谦益、蒲松龄、高珩、王铎、朱彝尊、张英等人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游情况,及其对崂山作出的文化贡献,分别作了考析。第五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代表研究:从隐逸文人中选择高弘图、黄宗昌、张允抡、黄培、胡峄阳等五人为代表人物作了个案研究,对其生平、隐居崂山始末、文化贡献与文学创作情况作了较详备的考述。第六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的文化贡献:论析了崂山隐逸文人对区域文化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对其在学术、教育、艺术、宗教等方面所作出重要的贡献作了整体性考析。第七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的文学创作（上）——散文成就:对隐逸文人的散文创作情况及其成就作了论析。首先对他们散文创作及作品传世情况作了考察;其次从文体角度,对其创作的各种散文类别,分别就其思想意蕴、艺术特点等方面做了分析;最后对其散文的总体艺术特色、社会影响及学术价值作了总括性论析。第八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的文学创作（下）——诗歌成就:对隐逸文人诗歌创作情况及其成就作了论析。首先就其诗歌创作及作品传世情况进行了考察;其次对其诗歌结社、诗论建树情况作了考论;再次从题材角度,对其所创作各种诗歌类别,分别就其思想意蕴、艺术特点等方面做了分析;最后对其诗歌整体艺术特色、社会影响及其学术价值作了总括性论析。结语:就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作了回顾性的概括总结。明晰了此际崂山隐逸文化在中国隐逸文化发展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历史地位,及其所具有的普遍性意义与现实性价值。

田帅^[4]（2020）在《出土文献视野下战国后期至秦代儒学流变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出土文献为切入点,结合传世文献,以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根据出土文献中所见的诸子及儒家典籍文献情况,对战国后期至秦代的学术概况和儒学流变发展进行研究,本文由以下六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战国后期的学术概况。战国后期,百家争鸣进入尾声,以齐国稷下学宫为代表的学术中心,诸子宣扬学说的方式由春秋及战国前期的周游列国、游说诸侯开始转变为进行集中的学术交流,同时也开始进行了学术政治化实践的尝试。以儒学、黄老之学、法家及阴阳家为代表的学派内部的整合和学派间互相交流融合的趋势愈发明显,以韩非、邹衍为代表进行的学术政治实践化,也使得法家、阴阳家思想更具有政治实践性。第二部分,出土文献所见的儒学传播。自孔子殁后,儒家后学开始向各地进行儒学传播,对中原及南方列国产生了极大影响。从出土文献中发现的儒家文献分析,战国后期的儒学已经对三晋地区、吴越地区、秦楚地区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保留了诸多儒家经典文献。战国后期,荀子对诸子学和儒家内部诸学派提出了批判与整合,提出了独特的天人观、礼法观,激发了儒学的实用性,开创了儒法融合之先河。第三部分,秦统一后的学术思想与制度。秦始皇统一后延续了秦国的重法传统,并辅以阴阳家思想来证明秦统一的合理性与正统性,从出土《秦律》中可以看到秦统一后的法家思想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调整,其中所体现的思想也延续了战国后期法家思想的高度融合状态。但是这一时期的出土文献如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篇中的儒学因素及《秦律》中的伦理观,结合传世文献中记载秦礼内容和秦始皇陵出土的相关文物中也可以看到秦人对儒学的应用。第四部分,秦代儒学的生存样态及影响。由于秦始皇统治中期采用了严苛的文化政策,限制了民间儒学的发展,导致秦代儒学生存样态被迫发生了变化。除官方的博士官及其保存的儒家典籍外,民间儒生的生存空间遭到了挤压,儒生选择了隐居或入仕秦政府;民间儒家典籍或藏入壁中保存,或因遭焚毁而只能口耳相传;为秦亡之后儒学重新发展和儒家典籍重新流传提供了契机。第五部分,汉初出土文献对秦代儒学传播的印证。由于汉初的文化政策有所放宽,汉惠帝废除了挟书律,文景时期重新设立儒学博士且放宽民间学术限制,同时汉初政府积极向民间征集图书典籍,促进了儒家的重新发展;同时,汉初的儒生多从秦代的严苛法令下生存而来,故汉初儒生的生存样态可以反证秦代儒学的发展;此外,近年来出土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和定州汉简《论语》也可以看到秦代至汉初的儒学虽然受到了极大的阻碍,但是向南北方向均有了充足的发展,且儒家典籍文献也得到了保护。最后的结语部分,对战国后期至秦代的儒学流变研究进行了总结。在战国后期诸子学开始进入内部整合和相互融合阶段,儒学在这一时期由荀子对儒家思想及黄老之学、法家思想等诸子学术进行了较高程度的整合,提出了独到的礼法观、天道观和天人关系理论。秦统一后,儒学在秦代的严苛文化政策下艰难发展,儒生和儒家典籍得以保存。儒学主动地与诸子学进行融合,不仅丰富了先秦儒学,同时为汉代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徐小茜^[5]（2020）在《《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中山东语文学家梳理与分析》文中指出语文学是我国传统的以文字或书面语言为研究对象,注重文献资料考证和故训寻求的一门学科。其研究范围涉及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和古典文献学等,与经学的联系十分紧密。本文认为,凡在小学（文字、音韵、训诂）、古典文献学和儒家经典、诸子学说的研究、传承中有所建树的人都应算作语文学家,其中也包括在教育方面做出较大贡献的人物。《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记载了先秦两汉时期的史事,这一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山东地区在先秦两汉时期一直是中国文化的重镇,涌现出了大批语文学家,他们参与了儒学、黄老之学等学派的创立与延续,在稷下学宫、汉朝石渠阁会议等大型学术文化活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文献学等领域建树颇丰,对中国语文学和语言学的传承与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学术界对山东地域的语文学家尚无系统研究,基于此,本文对《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中的514位山东语文学家进行了穷尽性的梳理分析,总结其学术活动和学术贡献,力求为古代山东语文学家和山东语文学史的研究打好基础。本文主体包括八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对山东区域和语文学家进行界定,说明在前四史中确定山东语文学家应遵照的标准,明确本文的研究对象,介绍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与研究意义,说明本文的创新之处。第二部分至第五部分:对前四史中的山东语文学家一一辑录。将山东语文学家分成籍贯属于山东（373）与客居山东（141）两大类,分别辑录其籍贯或客居山东的经历、语文学相关学术活动等。第六部分:对上述山东语文学家所参与过的重要学术活动与学术成就进行梳理。先秦两汉时期,山东语文学家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以及文献的收集与整理等方面都有丰富的学术活动,其中不乏首创性的学术成就。在学术传承与语文学教育方面,山东语文学家在儒学、黄老之学等重要学术流派与儒家经典的传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孔子及其弟子形成的儒家学派和齐国稷下学派以及汉朝石渠阁会议等是影响中国语文学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学术团体或学术活动,山东语文学家在其中发挥了独特作用。第七部分:分析山东语文学家在语言理论、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语文教育与文献学等方面对语文学的突出贡献。先秦两汉时期,山东语文学家对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学科的孕育与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孔子首开私学教育,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孔子及其弟子首开大规模文献收集与整理之风,汉朝时经过刘歆、郑玄等语文学家的推动,中国文献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第八部分:结语。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指出本文研究中的不足之处。

陆燕南^[6]（2020）在《秦汉儿童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儿童教育的奠基时期,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的儿童教育体系已经初具雏形。本文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材料,主要从文化知识教育、行为规范与道德教育、专业技能与生产生活技能教育三个方面对秦汉儿童教育进行探究。秦汉儿童的文化教育通常要经历基础文化教育和进阶文化教育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所学以识字习字、计数算数为主,亦涉及时间、方位等方面的知识。第二阶段所学因各时期文教政策变化而有所不同。总的来说,秦代儿童主要学习律令之学,汉代儿童以经学为重点学习内容。除此之外,儿童中也有修习黄老、历算、文辞、兵学等学问者。教育场所上,秦汉儿童多在家庭和学校学习文化知识。家庭教育和官学教育主要面向社会中上层儿童且办学规模小;私学教育不限出身、办学规模相对较大,在秦汉儿童文化教育领域的作用至关重要。对比而言,能够接受文化教育的平民儿童在数量和比例上皆大幅少于社会中上阶层儿童,但也有一部分出身寒微的平民儿童通过教育改换阶层。另一方面,秦汉男童学习文化知识的机会多于女童,在学习场所上亦不受限制。女童的受教育场所被限定于家庭内部,在修习妇业之余方能学习文化知识。此种教育内部的性别差异加剧了男女之别和内外之防,使得男女有别的儒家观念进一步固化。秦汉儿童行为规范教育可分为仪节教育和立身处世教育两部分,具体施行何种教育受到时代背景、时代主流价值观念、教育主导者人生经历及社会地位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道德教育方面,秦汉两代道德内涵不一。要言之,秦人奉行法家道德,汉人推崇儒家道德。但秦代统治者也强调贵贱分明、父慈子孝和男女有别的道德观念,带有一定儒家色彩。两汉儿童道德教育以儒家伦理纲常为中心内容,主要表现在推行孝道教育和女教两方面。汉代统治者将家庭人伦道德层面的“孝”与国家政治道德层面的“忠”联系起来,在对儿童进行孝亲教育的同时融入忠君教育。就女教而言,秦汉两代要求女童柔弱顺从、专一贞洁的道德教育始终如一,对女童的道德规训不断加深并最终被女性内化。行为规范教育与道德教育两者在秦汉儿童教育领域密不可分,教育者常在行为规范教育中渗透道德教育。此方面教育存在家庭教育和社会教化两种途径。家庭教育的对象多为中上阶层儿童,内容兼及行为规范与伦理道德。社会教化覆盖所有阶层儿童,内容主要是道德教化。秦汉专业技能教育涵盖学室教育、医药教育、卜筮教育等多个方面。学室教育是秦汉政府培养行政人才的专门教育,通常持续三年时间。在此期间,学佴担任学室的管理者和授课教师。学童在学室内要进一步接受识字教育和数学教育,同时分史、卜、祝三个专业学习对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通过考试和实习考察后方能授予相应职位。秦汉学室在教育内容上似乎各有侧重,秦之学室偏重数算教育,汉之学室则更重视文字文书教育。学习医药、卜筮等技能的儿童或从家传、或从师传,学成后一般也会从事相关职业。多数平民儿童出于谋生需求学习与日常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技能。这类教育主要由家中长辈传授给儿童,儿童在实践中进一步掌握。但也存在设学教导生产生活技能的情况。考察秦汉时期的儿童教育,可以发现政府在其中的巨大影响力,其主要目的在于选拔统治人才和施加教化。在这两方面,两代教育形式不一,内容和标准也有所差异,但教育意图是大体一致的。

李洋洋^[7]（2020）在《明代陕西提学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明英宗正统元年设专管地方教育的官员—提学官,以解决府、州、县官员分理地方教育时所产生的教官怠职以及生徒不贤等问题。作为“总一方之学、为一方之师”的明代提学,提学官的尽职与否,直接关系地方人才的“致仕之路”,也间接影响着一个地区的学风士气。陕西地处西北内陆腹地,经济与地方教育均和南方经济强势区域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其作为中华民族以及华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文教历史渊源流长,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也是明代中期文学界何景明、康海等人倡导“诗必盛唐,文必秦汉”学说的核心地带,同时由于“南官北任”的官员选任原则,在陕西督学的提学官多来自教育强势的江浙地区,这种督学体制,有助于促进南北文化的交流。明廷对于陕西提学的任期因具体问题而灵活应变,不拘泥于考满期限的规定。以地方教育的稳步发展为目标,根据政绩决定升降迁转。这种合理而有效的人才调任体系,有利于督促提学官在任职期间认真履职,为陕西地方教育的进步提供了监管上的保障,而官员离任去向也主要是以监察机构为主,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明廷在灵活用人上的智慧。有明一代,在陕西任职的学政大臣有68位,多为德才兼备之士。透过提学官在陕督学的成效一是可以窥见提学制度在西北文教落后地区的施行效果,学校的兴建、书院讲学的兴起以及明代中后期陕西进士数目的稳步增加,都是提学官履职成效的体现;二是可以了解督学在任对于明代中叶陕西文学复兴运动的作用,以何景明、李攀龙等人为代表在陕西督学,以陕西为主阵地宣扬“文学复古”,陕西生员在一定程度上受提学官点拨和影响,形成了具有陕西地域特色“雄深雅健”的文学风格;三是可以明晰提学官一职在改善陕西社会教育风气的作用,提学尽职、教官严格、生员勤勉,使得陕西一地出现了乔世宁、吕柟等优秀生员,文学士风一度得到改善。

张飞^[8]（2020）在《明遗民书家群体与书法观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明清易代,从政治社会变迁到学术风气转变,从文人群体思变到文艺思潮革新,极大反映了“大变革”的时代背景。基于遗民现象有着自身的特点与发展理路,寻求在艺术社会学范畴内厘清遗民社会现象与书法之关系问题。因此本文围绕社会变迁与艺术思潮、群体交往与书法活动、观念转变与书风变革等关系展开,并以“群体”与“书法观念”两条主线阐论“明遗民现象”:一是“遗民书家群体”是从交往活动与互动关系层面进行研究,突出本体的呈现;二是“书法观念”是从“接续”与“嬗变”两个层面进行研究,突出遗民书家群体独有的审美内涵,进而审视其共性与差异。明清之交,书坛的总体大势仍然接续明末之余风,遗民书家除了有“接续”之功,亦有新的革新与创变。研究易代之际遗民书家这一特殊的群体,首要了解遗民的相关性问题,如政治立场、价值取向、生命状态、生存环境、民族情怀、节义操守等,其次是群体的界定、群体内部的差异、群体书风的特质与差异、传统文化对遗民书家人生选择的影响程度等相关问题,最后考察遗民交往的地域性问题,将遗民重镇划分为晋、陕、江浙、岭南一带,有目的地选择遗民书家具体个案,考察遗民社会的书法交往活动。遗民脱离政治场合,形成“无功利”的艺术生态,其艺术作品更趋于纯粹化、个性化特征,形成具有遗民色彩的“野逸”“孤峭”“荒率”书风,甚至是走向“丑怪”的极端表达。遗民书法观念的转向上,有几条脉络值得我们关注:一是书学思想中掺杂民族观念尤为强烈,遗民书家注重人格的建设,尤重气节,反对“奴俗”之气;二是部分遗民书家试图突破“二王”传统阵营,渐从拟古转向师心;三是遗民书家本身就有传统的书学功力,在新的社会背景下表现出遗民特有的气质,加之书画家的双重身份,将“画法”引入“书法”之中,有着从正统向闲逸的转向;四是朴学的兴起而形成的金石书法观念,使得书坛的局势逐渐由行草向隶书过渡,从而审美上逐渐转向汉隶中“丑拙古朴”与“不衫不履”意味。本文主旨在考证明遗民书家的诸多问题,展现明遗民书家群体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交游活动等,以凸显特殊时代的书法创作活动,从而剥茧抽丝,把握其创作的观念,揭示其创作的规律,以期对明清之际书法史的研究有所补益。

胡明珠^[9]（2020）在《明代浙江地区诗文集序跋整理与研究》文中提出明代印刷技术高度发展,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学着作。本论文主要针对明代浙江地区文人文集的序跋进行整理与研究,从另一个角度走进观察明代浙江地区的文人世界。随着现代研究的不断深入,序跋在文献解读中发挥的作用也愈发凸显。笔者首先从史传、方志、书目诗文总集、四库全书等资料中查找到明代从事文学活动的浙江文人,总计约3280多人。除戏曲、小说外,明代浙江籍文人尚有约260人有文集存世,大多收入于四库全书之中。在四库全书系列书籍中又主要集中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四库全书禁毁丛刊集部之中。由于文人本身多才多艺,在许多序跋中采用了行书或者是草书的书写形式,才疏学浅,恐有疏漏,本论文并未选取书法类的序跋,还有剔除了一些由于年代久远,字迹模糊不易辨认的序跋,从中挑选出最为重要的五十一人的诗文集,摘录其序跋,作为主要参考资料。本篇论文除导论结语外共分为四章,文末余论一章。第一章主要讲述的就是对于出仕入仕有着不同看法的文人阶级形象。其中主要有三类型:一类为积极入世的文人形象,一类为疏离避世的文人形象,最后一类是游离在出世与入世之间的文人形象。第二章主要讨论序跋中展现的作序者的文学思想观念。第三章主要讲述文人之间自发形成的文人交际圈。最后一章主要讲述文集的版本流传之不易,文脉薪火相传的精神。在余论中主要针对序跋这一文体本身所具有的文学色彩进行分析。序跋中展现了一个丰富多彩而又别具一格的文人世界,有其友人对他深切的怀念,有弟子对于师长的孺慕之情,有家族兄弟之间的手足亲情,后辈对长辈的浓浓的景仰,甚至是跨越朝代的源远流长,润物细无声的影响,都在序跋中一一体现出来。虽然序跋的文字相对于全集而言,略显微薄,然而其内涵是无比丰富的。从序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由文人凝聚起来的师门群体、友谊群体,阐述着他们对于文学,对于社会的理想抱负。在一些序跋中还有对于文本的校订,考据,流传,让我们感受到文学的脉搏的延续与跳动,感慨着文人们薪火相传的伟大精神。本论文只是选取了明代浙江地区较为典型的文人及其群体进行展开的论述,在论文外的附录部分还有我所收集到的序跋原文整理,那里有着更为广阔而又浩瀚的文人世界,等着我们去一一探索和发现。……

王立国^[10]（2019）在《汉代齐鲁经学与关中文化 ——以经学的传播影响为主体》文中研究表明无论从历时、空间的维度来观照,齐鲁经学在汉代经学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作用,可谓汉代经学的起源、开端与总汇。一方面,齐鲁经学源于齐鲁文化,两种不同的学术风格,与齐“尊贤尚功”、鲁“尊尊亲亲”的立国之策与相应的文化政策关系大焉。另一方面,齐鲁经学的关中传播,不仅对关中之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以关中的政治枢纽功能,由此影响到全国。学术的传播与影响最后落实于政治层面。因此,本文主要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观照汉代齐鲁经学与关中文化之关系,具有经学史与文化史的双重意义。论文共分四章,前有绪言,后有余论。本文首先对“齐鲁经学”“关中文化”的概念作了界定。“齐鲁经学”不惟以地域分,更以两种不同的学术风格分,对应于相应经学典籍。“关中文化”主要着眼于以“长安”为地域核心的政治性特征,与汉代政治相应,逐步成为文化核心。汉代经学与齐鲁文化之关系,主要以齐鲁经学为枢纽来展开,齐鲁经学源于齐鲁文化,齐鲁经学与汉代经学二者密切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讲,汉代经学与齐鲁文化渊源深远。关中地理与文化,一方面为“天下之中”的地理与政治中心,另一方面为农耕文明的“先儒故地”。秦汉之际,这种根基在楚汉之争的战火中遭涂炭。（齐鲁经学的关中传播,一则齐鲁经师的长安授业,二则经生受业齐鲁经学后为官长安。此既涉及经学的传授谱系,又包含经学本身的若干问题,并产生重要政治、文化影响。本部分及《汉代齐鲁<五经>授业表》因未尽完善故,暂从略）齐鲁经学家与关中政治的关系,在概论基础上,选取叔孙通、公孙弘、董仲舒为代表,他们的经学实践与理论创新直接推动与影响了关中朝堂与汉代政治。并以政治为枢纽,奠定此后中国政治、文化面貌的基本格局。这种传播与兴盛的背后,有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移民等诸种因素的合力。最终通过以齐鲁经学为纽带的齐鲁文化与关中文化的影响与互动,成就文化双子地位,且在文化品格、精神气质上相辅相成。在经学传播与影响上实现了“以人观之”范式的建构,通过人、群、类、时、地的五重链接与包涵,实现从“齐鲁一地”到“关中一统”的文化过程,汉代政治生态、文化形态同步“更化”。为理论之总结,更可引发进一步思考。

二、秦汉的诸生与政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秦汉的诸生与政治（论文提纲范文）

（1）《论衡》会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政治制度史视野下的东汉鸿都门学（论文提纲范文）

（3）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出土文献视野下战国后期至秦代儒学流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中山东语文学家梳理与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6）秦汉儿童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明代陕西提学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明遗民书家群体与书法观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明代浙江地区诗文集序跋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汉代齐鲁经学与关中文化 ——以经学的传播影响为主体（论文提纲范文）

四、秦汉的诸生与政治（论文参考文献）

• [1]《论衡》会通研究[D]. 倪晓明. 吉林大学, 2021(01)
• [2]政治制度史视野下的东汉鸿都门学[D]. 张心怡. 延安大学, 2021(12)
• [3]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研究[D]. 孙克诚.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3)
• [4]出土文献视野下战国后期至秦代儒学流变研究[D]. 田帅.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5]《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中山东语文学家梳理与分析[D]. 徐小茜. 山东大学, 2020(10)
• [6]秦汉儿童教育研究[D]. 陆燕南. 武汉大学, 2020(04)
• [7]明代陕西提学官研究[D]. 李洋洋.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8]明遗民书家群体与书法观念研究[D]. 张飞. 南京艺术学院, 2020(01)
• [9]明代浙江地区诗文集序跋整理与研究[D]. 胡明珠.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10]汉代齐鲁经学与关中文化 ——以经学的传播影响为主体[D]. 王立国.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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