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展望2004河南(论文文献综述)
郝辑[1](2021)在《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与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认为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和工业文明负效应的集聚,全球生态问题愈发凸显,引发了人们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思考。联合国在最新的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不应只注重经济发展,而要坚持以人为本,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2021年,联合国提出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再次将生态问题引入,把生态问题放在了衡量新人类发展指数的重要位置。可持续发展是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的一大研究方向。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持续向上向好,人均收入大幅增加,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发展不均衡,资源和生态过度消耗等问题,人类发展水平畸轻畸重。其中,生态问题曾经一度成为影响中国发展质量的短板。对此,党的十八大确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大发展理念,将绿色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党的十九大又面向全世界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倡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成为我国持续推进建设发展、开展对外交往的重要指导思想。近年来,在党和国家大力治理、全体人民共同努力下,中国生态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整体发展趋势向上向好,绿色发展、和谐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以此为突破口,收入、教育和医疗等领域也取得了长足进步,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得到了较大提升,为世界人类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区域发展水平不尽相同,各地区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也千差万别,这就为我们开展人类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了有益样本。研究表明,人类发展水平不仅与本地区地理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等综合因素有关,而且与周边地区的发展情况有关,忽视空间地理区位因素在人类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可能使研究结果出现偏差。因此,本文从空间分异格局角度分析不同省际、相近省际、相邻省际是否存在一致的发展规律和收敛性,以及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和影响因素,为进一步推动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提供意见建议。本文首先结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我国生态发展情况,利用德尔菲法反复筛选,确定生态指标;运用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AHP)确定指标权重;将面板数据熵值评价法的标准化部分采用阈值替代,提出了“阈值+层次分析法(AHP)”相结合的新算法,将AHP方法对各个指标产生的新权重与改进的熵值法组合,应用于后续的综合评价。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的权威指数——人类发展指数(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的基础上,引入了生态指数,构建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HSDI—Hum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ex),弥补原有人类发展指数对于生态指标衡量测定的缺陷与不足,并围绕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为导向,构建了包含“总指数—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的中国省际层面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框架,对人类发展指数只关注健康、教育、收入的局限性进行了优化。从基于HDI的中国人类发展水平来看,中国的人类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各个地区的人类发展差距也越发突显。从基于HSDI的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来看,中国的生态质量呈现不断恶化的发展趋势,2010年以后的发展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省份内和省份间的生态发展水平也不尽相同,不同省份面临的生态问题也有差异。通过研究可以得出,本文构建的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是评价中国生态质量的重要指标,生态因素是影响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其次,为进一步研究中国省际可持续发展水平,本文在对指标数据进行收集处理的基础上,通过α收敛、绝对β收敛、PS收敛和俱乐部收敛等方法,对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水平在空间上进行了收敛性分析。通过分析表明:中国各个省际不存在较明显的α收敛和绝对β收敛。从PS收敛的检验结果来看,对于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HSDI),b对应的估计系数t统计量为—26.1366,小于临界值,这说明HSDI不具有PS收敛特征;对于生态指数(EI),b对应的估计系数t统计量为—10.7075,小于临界值,这说明EI不具有PS收敛特征。对于俱乐部收敛结果来看,中国HSDI只存在3个类型的俱乐部收敛,EI存在8个俱乐部收敛。不难看出,经济发展与生态质量的高低情况不匹配,产生的正空间溢出效应和生态指数的收敛特征提高了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收敛速度和收敛程度。然后,应用Geoda、ArcGIS软件,利用Moran’s I指数、Moran散点图、LISA集聚图、雷达图等方法研究对中国31个省份(不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进行空间分异格局研究,研究发现,Moran’s I均为正且显着,在Moran散点图和LISA集聚图结果下,中国约四分之三的省份落在了高高集聚区(HH)和低低集聚区(LL)。其中,高高集聚区(HH)在2001年前后主要集中在海南、新疆、云南地区,到了2010年以后发生了空间格局变化,向京津冀、长三角和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这些省份是中国区域人类发展的“传统高地”。低高集聚区(LH)在2001年前后主要集中在福建、广西、四川等中部地区,到了2010年以后向新疆、浙江等省份发展。低低集聚区(LL)主要集中于中国的西部地区、少数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低低集聚区是省份最多的集聚区,大约在15个省份左右。髙低集聚区(HL)主要集中在西南、中部地区。说明中国省际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差异性并存。整体来看,全国发展趋势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分异格局,中国东高西低、沿海高、内陆低、东北高、西北低,具有“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现象。局部来看,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增长速度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非均衡的空间分异格局将长期存在。最后,利用Stata软件对新构建的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进行面板回归分析,剔除不显着和不相关的指标,发现:中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呈现集聚状态;省际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分异格局存在一定的空间依赖性;整体上,具有较明显的空间分异性,呈现非均衡空间分布特征。同时,本文找到了影响31个省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影响因子,即:人均GDP、GDP增速、教育经费支出占比、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就业人数、医疗卫生机构数,并对其进行分类解读,提出进一步推进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的基础上,将技术与经济相结合、研究方法上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生态指标选择上将静态与动态相结合、数据分析上将宏观数据与微观数据相结合,采用文献分析、实证研究,运用德尔菲法、熵值法、层次分析法、地图分类法、空间效应格局研究法、面板回归等统计分析方法构建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运用技术手段研究经济问题,宏观上站在可持续发展视角,微观上聚焦到我国各个省份,并对其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本文的创新点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本文将原有的HDI、HPI等概念集成,增加了一个二级指标,即生态影响因子,构建了新的指数体系即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HSDI,研究了由三维到四维的转变。集合了技术经济领域研究的发展经济学前沿问题、生态学和地理学,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结合现阶段的人类发展指数(HDI)、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中国生态可持续发展现状及趋势,深入探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意义及理论价值。第二,本文形成了新的指数体系,在测算方法上引入了新的因子,提出了新的测算方法。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原有对HDI算法的基础上,将面板数据熵值评价法的标准化部分采用阈值替代,提出了“阈值+层次分析法(AHP)”相结合的新算法。将层次分析法(AHP)对各个指标产生的新权重与改进的熵值法组合,应用于后续的综合评价。第三,运用上述产生的新算法,对中国31个省份(不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测评,应用Geoda、ArcGIS软件,利用Moran’s I指数、Moran散点图、LISA集聚图、雷达图等方法研究对中国31个省份进行空间分异格局研究,探寻中国各个省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收敛性、空间分异格局和空间分异规律。第四,为进一步探究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存在高低不同的差异原因,利用Stata软件面板回归方法分析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的影响因子,结合地域因素提出推动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探索了以往研究评价的盲区。本文的主要结论有以下六个方面:第一,为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加入生态因素势在必行。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对不同地区的人类发展水平而言,可以借助指数评价体系来做分析,但之前的体系有所不足——即无生态指标要素。一个地区的生态指标是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因素,缺乏这一因素会导致评价的精准度和客观性不够。在对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判断时,需要将生态因素引入其中,能够更为客观合理的反应发展程度。第二,本文形成了新的指数体系,在测算方法上引入了新的因子,并提出了新的测算方法。本文构建的中国省际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经过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AHP)的赋值赋权后,发现结果依然是客观的、公正的,这充分说明了构建的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的科学性。第三,本文将中国31个省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分为低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6.45%)、中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51.61%)、下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19.35%)、上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12.90%)、极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9.68%)五类,结果表明:中国各省人类发展可持续发展水平呈现不平衡性。通过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可以看出,中国各省人类发展可持续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极高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区域分布在直辖市和东部沿海城市,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以及中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区域分布在中部地区以及西部地区。在同层次的内部各省中,极高人类可持续发展区间各省的差距小于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区间各省的差距,而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区间各省的差距又小于中等人类可持续发展区间各省的差距,这一表现为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的差距。收入指数以及教育指数在各区间内有很明显的地理位置规律,但是教育指数的地理位置规律并不明显。在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区,人们的健康指数差距较小,收入指数差距较大;但是在中等人类可持续发展区,人们的收入差距并没有明显的不同,而教育指数的差距很明显。根据指数对不同区域人们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同时与地理空间区位进行比较,从而得出较为科学、合理的观点。第四,通过空间分异格局来看,中国31个省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水平不存在整体收敛,但存在俱乐部收敛。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区域之间和区域内部的生态存在明显的地域差距,不同区域面临的生态问题不近相同。Moran’s I为正且显着,Moran散点图和LISA集聚图显示中国约有四分之三的省份集聚在高高集聚区(HH)和低低集聚区(LL),位于第二象限(LH)和第四象限(HL)的省份较少,位于第三象限(LL)的省份多于第一象限(HH)。说明中国省际人类可持续发展存在空间正自相关,将空间地理因素的影响考虑到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第五,经过本文面板回归研究发现,人均GDP、GDP增速、教育经费支出占比、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就业人数、医疗卫生机构数与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健康指数、教育指数、收入指数、生态指数具有正相关性。我们使用面板回归研究了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HSDI)、生态指数(EI)、健康指数、教育指数、收入指数的影响因素,由分析过程可知,模型回归的效果较好,R2均大于0.600,说明拟合度很好,其中,人均GDP与HSDI呈现正相关关系,人均GDP每提高1%,HSDI提高0.0222;GDP增速与HSDI呈现正相关关系,GDP增速每提高1%,HSDI提高0.0006;教育经费支出占比与HSDI呈现正相关关系,教育经费支出每提高1%,HSDI提高0.0016;人均社会保障支出与HSDI呈现正相关关系,人均社会保障支出每提高1%,HSDI提高0.0825;ln就业人数及ln医疗卫生机构数的估计系数为正且在0.05的显着性水平下可以拒绝原假设,这说明就业人数及医疗卫生机构数越高,HSDI就越高。从整体来看,人均GDP、GDP增速、教育经费支出占比、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就业人数及医疗卫生机构数越高,中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越高,可以说,以上因素构成了中国省际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影响因子。第六,新的指数评价体系可以为政府提供决策支撑。这也体现出了政府公共政策系统的社会价值,分析不同省区的发展水平以及发展状况,能够及时的对各区域政府公共政策的整体效果做出判断,这样政府在制定发展策略时便有了参考依据。本文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各地方政府可以鼓励地方统计局完善大数据,从而算得精准的生态指数,进而科学的指导地方开展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工作。
黎育生[2](2021)在《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研究(1949-1978)》文中提出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是从1951年开始的。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工程。我国高校辅导员制度不但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精神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制度,而且是一项典型的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然而,当我们回顾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70年来的历史时发现,人们对高校辅导员制度中国首创性历史地位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显然,这是一种缺少历史知识和文化自信的表现。史实表明,前苏联并没有高校辅导员制度。不过,前苏联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并且业已成为事实。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被默认为从清华大学开始,但最早建立实施高校辅导员制度的高校并不是清华大学。对这些观点进行学理爷正,这绝非件小事易事,因为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研究不但是一项历史科学工作,而且一项科学历史工作。而这些工作恰恰证明,高校辅导员队伍是中国共产党红色工作队伍,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骨干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要力量,是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艰辛探索者、勇敢创新者和坚强奋斗者。遗憾的是,当我们在推动伟大工程稳步前行时,人们还没有真正清醒认识到站起来时期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的重要性,至少目前实践探索层和学术研究界是这样。尽管当下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已进入职业化、专业化发展快车道,但对于一个具有近70年实践探索的历史进程来说,这仍然难说是一个满意的交代,更不能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庆幸的是,我们没有忽略对改革开放以来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经验总结和价值发挥。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研究改革开放前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不管从历史角度说还是从现实视角看,不管是从实践角度看,还是从理论角度说,对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都有重要价值和深远意义。本文以“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1949-1978)”为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政策制度和具体史料为依据,坚持以时间为线索,以史带论,史论结合的原则,采用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等研究方法,通过对1949到1978年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实践进行历史梳理和理论分析,力图从史学角度揭示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客观规律,总结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获得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重要启示,有效推动新时代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新发展。文章由导论、正文和结论三部分组成。导论阐明了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研究的背景、目的和意义,分析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研究现状,提出了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明确了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点,为深入开展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研究提供了前提。正文分为四章,第一章论述的是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历史开端问题,主要探索了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逻辑起点和历史流变,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情况,确证了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开始于我国之历史地位,介绍了清华大学“双肩挑”政治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实践经验,分析了初创时期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主要特点。第二章论述的是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艰辛探索问题,主要透视了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艰辛探索历史背景,通过分析清华大学“双肩挑”政治辅导员队伍建设的生命力和局限性,探索了高校辅导员队伍专职化制度化建设的曲折历程,考察了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政治挂帅”倾向,分析了艰辛探索时期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主要特点。第三章论述的是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曲折发展问题,主要考察了“文化大革命”发生使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遭遇的曲折发展,探讨了高校辅导员队伍缺失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分析了挫折时期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主要特点。第四章论述的是改革开放前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及启示问题。改革开放前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之所以能取得较好成绩,最关键的是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最重要的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最基本的是坚持了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最主要的是坚持了服务中心工作的发展逻辑。不过,受“左倾”错误思想泛滥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遭遇曲折发展,教训十分深刻,主要表现在: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要有良好的发展环境;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要有严格的质量标准。由此,我们得到这样的重要启示:新时代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要实现持续新发展,就要坚持历史、现实和将来相结合的发展定位;要坚持选拔、培养和使用相结合的发展价值;要坚持专业化、职业化和专家化相结合的发展目标;要坚持老新、专兼和红专相结合的发展模式;要坚持以点为先、由点及面和点面相结合的发展程序;要坚持顶层设计、分类实施和健全制度相结合的发展机制。结论部分对文章的研究理路、主要内容、创新观点、存在问题和发展方向进行了归纳点拨。选择“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研究(1949-1978)”这样一个还没有人系统研究过的问题作为论题,这是一个大胆的创新,简称为“选题新”。没有前人研究可借鉴,新研究就显得非常困难,这主要表现在对文献史料的搜集与把握难,学界之所以避而让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而本研究能克难而成是因为充分占有了1949到1978年的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历史文献史料,其中包括党和国家政策文件、高校校史和地方年鉴等,大量文献史料的占有与引用使文章内容丰新,这简称为“内容新”。通过对大量文献史料的对比、分析与研究发现,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是从我国开始的,而并不是从原苏联传入;清华大学“双肩挑”政治辅导员队伍建设被大众默认为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开始,但最早开始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高校却并不是清华大学,等等,这简称为“观点新”。新选题的完成所带来的新内容和新观点,必将使人们对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带来新认识,从而推动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新发展。
李婷婷[3](2021)在《中国玉米空间格局演变及其驱动因素贡献份额研究》文中认为玉米作为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在粮食生产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玉米生产的快速发展对保障我国粮食安全、饲料安全和玉米产业的健康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玉米生产的迅速发展,玉米生产面临着环境压力、资源约束等一系列新问题,对玉米生产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中央一号文件”曾指出,要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和区域布局。因此,对玉米生产布局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首先采用经验模态分解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比较优势分析法对1978—2018年玉米生产空间格局演变的特征进行研究,揭示玉米生产的时序变化特征、空间格局特征和比较优势情况,总结玉米空间格局演变规律;其次对玉米空间格局演变的驱动因素进行探究,并运用域值法和埃塔平方法对驱动因素贡献份额进行测算,对比两种方法的研究结果,探讨不同驱动因素对玉米空间格局演变的影响程度;最后对未来玉米空间格局演变的趋势进行展望,并提出优化我国玉米空间格局的对策建议。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1)从时序变化特征看,1978年以来,我国玉米生产总体上呈波动增长态势,且有先缓慢增长后快速增长的趋势。从空间格局特征看,玉米生产呈北高南低的分布态势,且有先向东北后向黄淮海地区集中,最后高度集中于两地区的演变趋势。玉米主产区的空间集聚情况基本保持不变,始终以东北、华北地区为核心。(2)从区域比较优势看,1978—2018年,玉米生产在东北、华北地区具有较强规模比较优势和综合比较优势,在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具有较强效率比较优势。就三大产区而言,北方春玉米和黄淮海夏玉米区一直具有规模比较优势,而西南玉米区从1990年开始基本不具有规模比较优势。(3)技术进步和社会经济因素对玉米空间格局演变的影响始终较为显着。在全时段中,技术进步、生产投入和社会经济因素对玉米生产有较为显着的影响;在分时段中,社会经济、技术进步因素对玉米生产的驱动作用始终较大;在不同区域中玉米生产受驱动因素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因此,要因地制宜进行合理的玉米生产。(4)未来的玉米生产中,要把握玉米空间格局演变规律,发挥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提高玉米生产投入和技术水平,提升其综合生产能力;充分利用自然要素禀赋优势,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促进玉米稳产增产。
李杰霞[4](2021)在《黄河源高寒草甸景观破碎化过程及其对两种扰动的响应》文中研究表明高寒草甸裸露斑块的出现导致高寒草甸景观破碎化,而裸露草甸斑块的扩大连通是高寒草甸退化的主要表现。高寒草甸景观空间指标的详细描述,对于理解高寒草甸退化及其景观破碎化的过程,将提供非常重要的信息,为有效的高寒草甸科学管理提供依据。高寒草甸的景观格局演变始终受到自然和人类因素的影响,且其变化在各个阶段或不同尺度的驱动因素不同。本研究利用微观样地尺度下双因素三水平控制试验(即高原鼠兔数量和刈割强度因素分别设置为高、中、无三个干扰水平)的低空超细分辨率无人机(UAV)影像和宏观县域尺度的1972年-2019年13期卫星影像,研究黄河源区退化高寒草甸的景观动态变化,结合Arc GIS 10.7软件技术对无人机影像和卫星影像进行解译,并利用FRAGSTATS4.2景观生态分析软件提取景观破碎度指数,分别分析不同尺度下研究区裸露草甸斑块景观的时空动态变化及引起裸露草甸斑块景观破碎化的驱动因素,主要获得以下研究结果:(1)在不同尺度的退化高寒草甸上,高原鼠兔数量比放牧强度更能引起裸露草甸斑块的扩大及高寒草甸景观破碎化。(2)微观样地尺度下,高原鼠兔密度和刈割强度对裸露草甸斑块的面积和其他景观破碎化指标均有显着的相关性影响。高密度高原鼠兔和重度刈割的交互效应组对高寒草甸破碎度的影响最大,依次为中密度高原鼠兔的单因素效应组、对照组、高密度高原鼠兔的单因素效应组、其他三个交互效应组、中等刈割的单因素效应组和重度刈割的单因素效应组。(3)微观样地尺度下,在不受高原鼠兔干扰的小区,裸露草甸斑块的总面积相对于初始面积减少了112.05 m2,而其他效应小区的草甸裸露斑块总面积相对于初始面积增加了126.37 m2。在高密度高原鼠兔和重度刈割情况下,裸露斑块面积的最高增长率为89.02%。高原鼠兔的单因素效应超过了刈割干扰和高原鼠兔的交互效应。刈割的单因素效应低于高原鼠兔密度干扰和重度刈割的交互效应,但高于高原鼠兔干扰和中等刈割的交互效应。当刈割强度从中等强度增加到高强度,高密度高原鼠兔干扰(14只高原鼠兔/小区)对裸露草甸面积的影响增加了5倍。高原鼠兔密度对斑块的数量、面积和比例指标的影响比刈割处理更显着,刈割扰动对景观形状指数、形状指数、分维数、连通指数和最近邻指数的影响远远超过高原鼠兔的扰动。(4)微观样地尺度下两种干扰的交互效应中,当刈割强度一致时,裸露草甸斑块的景观破碎化程度随高原鼠兔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在高原鼠兔种群数量相同的情况下,景观破碎化程度随刈割强度的增加而增加。高原鼠兔洞穴数量的变化与裸露斑块面积呈正相关关系(R2=0.538),且P<0.01,每个小区的高原鼠兔洞穴变化与裸露斑块占景观面积的比例之间呈正相关关系(R2=0.541),且P<0.01。(5)宏观县域尺度下河南县1972年-2019年的13期影像的景观破碎度指数显示其平均破碎度较低,平均为5.73。裸露草甸斑块破碎度平均为3.37,健康草甸的平均破碎度最低,只有0.67。在自然扰动因素中,地形因素中坡向对裸露草甸斑块的面积及破碎度影响最大,其次为坡度,地形、海拔;气象因素中的年均风速对退裸露草甸斑块的面积及破碎度影响最大。(6)气象因子中,年均风速与裸露草甸斑块呈正相关关系(R2=0.6943,P<0.01),即年均风速越高,高寒草甸退化越严重,裸露草甸斑块的面积越大。但景观破碎度指数与风速因子的关系呈负相关关系(R2=0.3921,P>0.05)。(7)在海拔因子中,景观破碎度指数(LFI)与海拔分布在3201-3300米、4101-4200米和4201-4300米之间的裸露草甸斑块面积呈反比例关系(R2=0.5164,R2=0.6606,R2=0.6948),且差异极显着(P<0.01),与分布在3401-3500米和3901-4000米之间裸露草甸斑块面积呈正比例关系(R2=0.6693,R2=0.4721),且差异极显着(P<0.01)。在坡向因子中,分布在半阳坡、半阴坡和阴坡的裸露草甸斑块面积与总的裸露斑块面积呈正比(R2=0.9913;R2=0.9698;R2=0.9629),且差异极显着(P<0.01)。在坡度因子中,分布在缓坡地、滩地、陡坡地的裸露草甸斑块面积与总的裸露斑块面积呈正比(R2=0.9369;R2=0.8581;R2=0.5368),且差异极显着(P<0.01)。
朱展望[5](2020)在《利用全基因组连锁分析和关联分析定位小麦赤霉病抗性基因及分子标记开发》文中提出赤霉病是最重要的小麦病害之一,严重影响小麦产量和品质,产生的真菌毒素危害食品安全。选育和利用抗病品种是降低赤霉病危害的有效手段,抗性遗传研究是抗病育种的重要基础。本研究在4个环境下对240份国内小麦品种(系)组成的自然群体进行赤霉病抗性鉴定,用90K SNP芯片进行基因型分析,用TASSEL软件混合线性模型进行全基因组关联分析(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GWAS);在5个环境下对包含174个家系的扬麦16/中麦895加倍单倍体(doubled haploid,DH)群体进行赤霉病抗性鉴定,用660K SNP芯片进行基因型分析,用IciMapping软件进行QTL定位。在自然群体中发现5个较为稳定的抗赤霉病位点,分别位于1AS、2DL、5AS、5AL和7DS上,解释表型变异的5.6%、10.3%、5.0%、5.4%和5.6%,其中5AS、5AL和7DS位点可能为新的抗病位点。在扬麦16/中麦895群体中共检测到7个稳定的抗赤霉病QTL(quantitative trait loci)。QFhb.caas-4AS、QFhb.caas-5AL和QFhb.caas-6BS可能为新位点。QFhb.caas-4BS和QFhb.caas-4DS应分别为矮秆位点Rht-B1和Rht-D1,并与花药外露率(anther extrusion,AE)关联。开发了FHB-1AS-STS、FHB-5AS-KASP、FHB-5AL-CAPS、InDelAX-89588684和KASPAX-110917097等5个抗赤霉病位点连锁的PCR标记。通过分析229份小麦品种(系)Fhb1区段内PFT(pore-forming toxin-like)、HC(HCBT-like defense response protein)和His(histidine-rich calcium-binding protein)基因的多样性与赤霉病抗性的关系,发现His-I为抗病单倍型,开发了功能标记His-InDel。基因检测和系谱分析表明,中国小麦品种所含Fhb1主要源自宁麦9号。在自然群体中筛选了23份农艺性状优良的抗赤霉病品种(系),在扬麦16/中麦895群体中筛选了5份高产抗赤霉病DH系,可以优先用于抗赤霉病育种。本研究发现的抗赤霉病QTL、筛选的抗病种质以及开发的分子标记有助于提高抗赤霉病育种的效率。
李广林[6](2020)在《中国传统生土营建工艺演变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以生土为主要材料的营建传统,在我国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分布亦十分广泛。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生土营建传统正在逐渐被现代建造工艺所取代,最直接的导致我国传统生土营建工艺与建造智慧的逐渐失传。作为我国传统建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有效的更新、传承与保护我国传统生土营建工艺是传统文化保护的重要工作之一。此外,欧美等发达国家对于生土材料的应用机理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果,我国对于现代生土材料的应用与实践同样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作为我国生土材料研究的重要基础,传统生土营建工艺的演变与发展研究对于未来生土建筑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启示作用。本文的研究首先对于生土材料的基本概念、应用机理和性能特点进行相关概述。同时借鉴法国国际生土建筑中心(CRATerre-ENSAG)对于全世界生土材料应用分类的相关研究成果,结合我国传统生土营建工艺遗存现状,将我国常见的传统生土营建工艺分为夯土、覆土、土墼、土坯、草泥和木/竹骨泥墙六种类型,以此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论文的研究侧重于生土营建工艺的材料、加工和应用的演变与发展,以考古学的相关文献记载为重要研究基础,通过对于相关生土遗址考古发现的总结与梳理,以时间为轴线,按照六种我国传统生土工艺营建类型分别进行了从产生、发展到成形的梳理研究。并且从不同时期的社会性质、需求转变和技术条件等方面分析研究我国传统生土营建工艺演变与发展的原因以及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发展的特点。最后,研究梳理出我国传统生土营建工艺基本发展脉络及阶段分期、地域分布。我国传统生土营建工艺成形后,进入了大规模的应用发展时期。论文对于传统生土营建工艺应用与发展的影响要素进行分析研究,从自然要素、人文要素、能力要素三方面进行论述,以我国典型传统生土民居为实例,进一步分析阐述不同要素在我国传统生土营建工艺发展与应用过程中起到的重要影响与作用。试析其在动态演变与发展中的一般规律。当代生土营建工艺发展的影响要素仍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国际及国内关于生土材料的研究与应用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生土营建工艺迎来再发展的契机。论文总结国内外关于生土原料与施工机具方面的优化与发展,以国内在乡村建设和现代建筑中的生土材料的应用实例为佐证,进一步证明了我国传统生土营建工艺的发展潜力与传承价值。为我国传统生土营建工艺未来的优化与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启发。
周晓雪[7](2020)在《农产品贸易开放对中国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农业是最易遭受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的产业,也是全球人为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来源之一,发展低碳农业是实现农业温室气体减排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战略举措。发展低碳农业经济,关键在于促进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全面提升。农产品国际贸易对农业经济增长有举足轻重的重要性,在全球化背景下,外贸政策变动对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日趋凸显。当前,“逆全球化”思潮在部分发达国家不断涌现,农业发展及其碳排放治理面临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显着改变。在此背景下,探讨农产品贸易开放对我国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本文在对农业碳排放绩效进行测度和评价的基础上,对农产品贸易开放对我国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实证检验和政策模拟。(1)为揭示我国农业碳排放绩效的总体变化特征,论文采用SBM模型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模型相结合的方法,对农业碳排放绩效进行测度并将农业碳排放绩效指数分解为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分别从时序动态变化和区域差异两个方面探究农业碳排放绩效的结构特征。研究表明,中国农业碳排放绩效整体改善速度呈下降趋势,具有阶段性特征,区域差异明显。全国总体及区域的农业碳排放绩效的提升主要依赖于广义的技术进步,部分地区农业碳排放绩效下滑的主要原因是规模效率的恶化。(2)为研究农产品贸易开放对农业碳排放绩效的总体影响,本文构建了贸易环境变化、技术进步与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内生增长模型,发现农业碳排放绩效受到贸易环境变化、农户生产规模和减排技术三种因素的共同影响。通过使用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模型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农产品进出口贸易与农业碳排放绩效在长期和短期都存在一定的均衡关系和动态影响。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有利于维持农业碳排放绩效的长期均衡,短期内,农产品出口对农业碳排放绩效是负向抑制作用,农产品进口对农业碳排放绩效是正向促进作用。(3)为进一步探究农产品贸易开放对农业碳排放绩效影响的区域异质性,本文构建门槛模型对农产品贸易开放对农业碳排放绩效影响的区域差异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农产品贸易开放对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存在基于环境规制、人力投入、基础设施投入的单门槛效应,各区域不同的环境规制、人力投入、基础设施投入水平是导致农产品贸易开放对农业碳排放绩效影响产生区域差异的重要原因,各区域的适度规制及投入有助于农产品贸易开放对农业碳排放绩效发挥正向作用。(4)鉴于近年来中美贸易冲突问题日渐复杂,为探究贸易政策改变对我国不同地区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本文利用动态GTAP-E模型进行模拟分析,采用降维技术探究了农产品贸易对各省(市、区)农业发展及其碳排放的影响,预期各区域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变动趋势。研究结果表明中美两国农业互征25%关税的情景下,2020—2030年中美两国累计GDP相比基准情景分别下降0.023%和0.001%,累计农业出口分别下降0.096%和0.331%,中美累计碳排放分别下降0.010%和0.024%,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经济区的农业碳排放绩效的提升压力较大,大西南、黄河中游经济区的农业碳排放绩效具有较高的提升潜力,长江中游、大西北、东北经济区的农业碳排放绩效比较稳定。农业碳排放绩效提升是农业绿色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碳排放绩效具有短期和长期的影响且具有区域差异,中美贸易冲突会对各区域农业碳排放绩效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建议建立科学合理的农业碳排放绩效评价体系,制定绿色农产品贸易发展战略,各区域通过适度规制、差异化投入以及改进农业低碳生产技术来提高农业碳排放绩效,实现农业绿色经济增长。
宋哲琦[8](2020)在《《装饰》杂志设计文化发展研究(1958-2018)》文中提出《装饰》作为国内重要的艺术设计类核心期刊,从1958年创刊起,与中国设计共同成长,记录了工艺美术与现代设计的发展历程,汇集了国内外着名专家学者。以《装饰》作为展现学术思想、指导学科实践的平台。本文以《装饰》发展历程为线索,通过期刊分析、文献分析、表格梳理、人物访谈等的研究方法,根据不同时期不同的内容侧重点将杂志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来进行分析,论述《装饰》与中国设计文化发展之间的关联,并对20年来的杂志内容进行系统的整理,更全面的阐述该杂志的发展历程与时代背景下相互影响的关系,以及对《装饰》、对中国设计文化、教育的作用与影响进行总结。
刘素娟[9](2020)在《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文中指出鸦片战争以降,外国列强侵入中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中华民族面对侵略,勇敢地走上了救亡图存的道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人们对中西冲突的思考和探索,从物质层、制度层转向了文化层,自此之后,中西文化问题成为国人讨论的热点话题。冯友兰是我国着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他曾以“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概括自己一生的主要学术成就,作为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热血青年,冯友兰的哲学研究始终围绕中西文化进行。他的文化探索随着时代脉搏而跳动,随着时代思潮的发展而起伏。20世纪初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人们关于“中西文化异同”、“中国文化向何处去”有着广泛的讨论。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探索,主要围绕“中国文化为什么会落后、中西文化有什么不同”来进行,冯友兰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没有科学,中国没有科学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向内寻求的历史选择,它走的是“自然”路线,关注的是人的内心需要,注重的是人伦日常。与之相反,西方产生科学的原因在于西方文化向外追求,走的是“人为”路线,注重向大自然寻求力量,追求确实性。20世纪20年代,冯友兰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通过深入了解西方哲学,他发现中西文化有许多相同之处,都同时存在着几种人生哲学派别,冯友兰以老子所谓“损益”问题为主线,将中西人生哲学按照“损道”、“益道”、“中道”三个大类分为了十个派别,提出中西哲学都有“损道”,主张人类的幸福在于约束人的欲望;也都有“益道”,主张向外探寻幸福;还都有“中道”,主张有限度地向外探索。回国后,冯友兰接续人生哲学之同的发现,参与了“科玄论战”,提出了一种新的人生观。20世纪30年代,受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广泛传播的影响,冯友兰逐步接受了唯物史观,认识到社会从低到高的发展规律。欧洲游学的观察和思考促使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看法从“中西之异”转向了“古今之异”,认识到中西文化的不同在于时代差别,中国是古代文化,西方是近代文化。冯友兰文化观从“中西之同”到“古今之异”的辩证发展,让他认识到中西互释的可能。20世纪40年代,面对抗日战争和建国问题,冯友兰认为工业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中,冯友兰接续“古今之异”,根据共相殊相理论,提出了文化的类型说,认为西方是以社会为本位的工业社会,其文化是工业类文化,中国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农业社会,其文化是农业类文化。中国向西方学习,不是“全盘西化”,也非“中国本位”,而是要学习其工业类文化,保持中国的基本道德不变,保留中国民族文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冯友兰主动接受改造,努力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实践,进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从此,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讨论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因素。面对1950年代文化改造和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和批判,冯友兰勇敢地提出了“抽象继承法”,旨在传承中国文化的传统命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冯友兰在这个时期重新获得了学术生命,他认为,中西文化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向西方学什么”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新阶段在于如何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建立新的文化体系。围绕“中国古典哲学有哪些成份可为新的文化体系所吸收”,冯友兰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为中国文化的新发展输送营养。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和思考长达近一个世纪,折射出了二十世纪的风云变幻,展现了冯友兰的爱国热忱和民族情怀。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观始终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评价及对中国文化未来的思考,经历了一个从不自信到自信的过程,表现了冯友兰在中西文化冲突面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着力和用心。冯友兰的中西文化探索,不仅涉及到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还关照到了马克思主义,冯友兰对中、西、马三者关系的探索,也为后人铺好了基石。
李成宇[10](2020)在《中国工业绿色发展质量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取得成就的背后是依托于粗放式工业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在促进工业发展的同时,也致使我国面临资源、能源枯竭,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在此背景下,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把绿色发展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发展方式之一。2016年“十三五”规划纲要把绿色发展作为主基调,同时,工信部也针对工业领域,颁布《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年)》以促进工业绿色发展。但是,由于我国幅员广阔,地理、历史等方面原因导致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存在巨大差异,工业化水平也处于不同阶段,因而各区域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状况也会有显着不同。因此,科学评价我国区域工业绿色发展质量,深入探讨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空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积极寻求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提升路径,不仅对于探索工业绿色发展理论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有助于政府识别工业绿色发展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为制定工业绿色发展政策提供参考依据,对促进我国工业绿色发展的全面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内容与取得成果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1.工业绿色发展质量测度分析。首先,分析工业绿色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原则,以此为基础,构建工业绿色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其次,从综合评价和投入产出两个角度出发,运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和非期望产出SBM模型测度我国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和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最后,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工业绿色发展水平与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协调程度,以此表征我国工业绿色发展质量,并对其空间分布特征和发展趋势展开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空间差异性明显,整体呈现出东部>东北>中部>西部逐步减弱的格局,30省市呈现出明显的“俱乐部现象”;我国整体工业绿色发展质量呈逐年上升趋势,东北、中部、西部地区呈现上升态势,东部地区呈现轻微下降态势,30省市则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我国整体协调等级一直稳定在中级协调,东部地区协调等级均稳定在良好协调状态,中部地区协调等级稳定在中级协调状态,而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协调等级实现跨越,30省市呈现出五种协调等级的分布特征。2.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空间效应检验。首先,基于空间效应的相关理论及方法,构建邻近距离、地理距离、经济距离、地理距离与经济距离嵌套四种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其次,基于四种空间权重矩阵,运用ESDA方法测算中国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Moran’s Ⅰ指数、Geary’s C指数,以此来判断其空间效应是否显着。最后,基于四种空间权重矩阵,通过Moran散点图、时空跃迁动态分析以及LISA图来分析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时空演变特征。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工业绿色发展质量存在显着的空间效应,呈现出显着的正自相关的空间关联模式,大部分省市与其邻近省市表现出相似的集聚特征;我国工业绿色发展质量在空间地理分布上有严重的路径依赖性,具有明显的集聚性和低流动性的特征,各省市想要脱离原来的集群存在着一定的困难;我国工业绿色发展质量在空间分布上已形成北京、天津为中心的高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空间集群区域和以四川、甘肃为中心的低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空间集群区域。3.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首先通过文献分析对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影响因素进行有效识别,明确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并分析各影响因素对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作用机理。其次将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空间效应纳入研究框架,建立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模型,并对选取的影响因素进行多重共线性及平稳性检验。再次,运用Matlab软件对四种空间权重矩阵下我国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并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等来分析各因素对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影响。最后运用面板Tobit模型对我国四大区域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在考虑空间效应的基础上,经济发展水平、外资利用、技术进步、工业能源强度、工业结构、工业集聚、所有制结构和禀赋结构8个因素会对我国工业绿色发展质量产生显着影响,而四大区域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影响因素则各不相同。4.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提升策略。首先介绍了美国、德国、丹麦、日本四个发达国家工业绿色发展的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结合前文得出的分析结论,提出我国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提升策略,主要包括深入贯彻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工业绿色发展;积极优化工业结构,大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大绿色技术创新力度;提高FDI环境准入门槛,推动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增加治理环境污染投资,制定差异化环境规制政策;促进工业集聚发展,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建立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加强工业人才队伍建设;实施差别化的区域工业绿色发展质量提升策略。
二、展望2004河南(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展望2004河南(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与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3.3 技术路线图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人类发展指数概述 |
2.1.2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概述 |
2.1.3 空间效应概述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2.2.1 生态文明理论 |
2.2.2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 |
2.2.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2.2.4 人类发展理论 |
2.2.5 区域间非均衡发展理论 |
2.3 相关文献回顾 |
2.3.1 国内研究现状 |
2.3.2 国外研究现状 |
2.3.3 现有文献述评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与中国省际人类发展现状 |
3.1 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 |
3.1.1 人类发展指数编制原则 |
3.1.2 人类发展指数计算方法 |
3.1.2.1 1990 年至2009 年的人类发展指数 |
3.1.2.2 2010 年至今的人类发展指数 |
3.2 人类发展指数重要纪年及最新发展情况 |
3.2.1 人类发展指数重要纪年 |
3.2.2 人类发展指数最新发展情况 |
3.3 中国省际人类发展现状比较 |
3.3.1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横向对比分析 |
3.3.2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纵向对比分析 |
3.3.3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国际对比分析 |
3.3.4 中国东三省人类发展指数对比分析 |
3.3.4.1 健康维度比较分析 |
3.3.4.2 教育维度比较分析 |
3.3.4.3 收入维度比较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构建 |
4.1 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指标 |
4.2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构建 |
4.2.1 指数体系的构建原则 |
4.2.2 指数体系的指标内涵 |
4.2.3 指数体系的筛选与确立 |
4.2.3.1 德尔菲法 |
4.2.3.2 熵值法 |
4.2.3.3 层次分析法(AHP) |
4.2.3.4 改进的面板数据熵值评价法 |
4.2.4 指数体系计算公式与计算结果 |
4.2.4.1 AHP专家评分结果 |
4.2.4.2 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评价结果 |
4.3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与人类发展指数省际排名差异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发展趋势研究 |
5.1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收敛趋势的检验方法 |
5.1.1 α收敛 |
5.1.2 绝对β收敛 |
5.1.3 PS收敛模型 |
5.1.4 俱乐部收敛检验方法 |
5.2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收敛趋势的实证分析 |
5.2.1 整体收敛检验 |
5.2.2 俱乐部收敛检验 |
5.2.3 俱乐部合并检验 |
5.3 本章小结 |
第6章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研究 |
6.1 空间自相关测度方法 |
6.1.1 全局Moran’s I指数 |
6.1.2 Moran散点图 |
6.1.3 LISA集聚图 |
6.2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现状分析 |
6.2.1 数据来源 |
6.2.2 整体态势 |
6.2.3 发展现状 |
6.2.4 空间依赖性分析 |
6.2.5 类型评定 |
6.3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自相关性分析 |
6.3.1 基于全局Moran’sI指数的空间分异 |
6.3.2 基于Moran散点图的空间分异 |
6.3.3 基于LISA集聚图的空间分异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及对策建议 |
7.1 数据来源 |
7.2 数据处理 |
7.2.1 影响因素的变量选择 |
7.2.2 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
7.2.2.1 全国范围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
7.2.2.2 东部、中部、西部区域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
7.3 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分析 |
7.3.1 HSDI的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 |
7.3.2 生态指数的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 |
7.3.3 健康指数的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 |
7.3.4 教育指数的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 |
7.3.5 收入指数的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 |
7.4 提升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对策建议 |
7.4.1 建立跨区合作制度,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 |
7.4.2 提高城市建设和城镇化水平,推进社会均衡化发展 |
7.4.3 着眼缩小贫富差距,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
7.4.4 持续深化教育改革,推进教育公平建设 |
7.4.5 加大医疗卫生投入,提升医疗保险普惠度 |
7.4.6 提升绿色发展意识,加强生态环境建设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8.1 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 |
8.2 创新点 |
8.3 局限性 |
8.4 展望 |
8.4.1 基于新算法的实证研究 |
8.4.2 HSDI计算精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
8.4.3 人类可持续发展仍是未来研究重点 |
8.4.4 对于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的模型改进问题 |
参考文献 |
附表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2)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研究(1949-1978)(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缘由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目的 |
(三)研究意义 |
三、文献综述 |
(一)关于高校辅导员制度发展问题的研究 |
(二)关于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历史起点问题的研究 |
(三)关于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历史分期问题的研究 |
(四)关于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历史经验问题的研究 |
四、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五、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一)研究重点 |
(二)研究难点 |
(三)研究创新点 |
第一章 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历史开端(1949-1956) |
一、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孕育萌芽 |
(一)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逻辑起点 |
(二)萌芽时期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历史流变 |
二、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辅导员的呼唤 |
(一)主渠道的构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 |
(二)主阵地的开辟:高校党团学干部队伍建设 |
三、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顶层设计的提出与落实 |
(一)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顶层设计的提出 |
(二)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顶层设计的落实 |
(三)“双肩挑”:清华大学政治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实践探索 |
四、开端时期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主要特点 |
(一)实行“双肩挑”,培养与使用相结合 |
(二)示范典型突出,借鉴创新一脉相承 |
(三)多重角色并存,工作任务指向统一 |
第二章 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艰辛探索(1956-1966) |
一、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艰辛探索的历史背景 |
(一)思想政治革命: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 |
(二)经济技术革命:重视知识分子和高举“三面红旗” |
(三)文化教育革命:“双百”方针和“教育大革命” |
二、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模式的发展演变 |
(一)“双肩挑”政治辅导员队伍建设的生命力与局限性 |
(二)高校辅导员队伍专职化建设的学理分析与历史演进 |
(三)高校辅导员队伍专职化建设的实践探索 |
三、“政治挂帅”对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影响 |
(一)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政治首要性地位的重申 |
(二)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政治挂帅”的批判定性 |
(三)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政治挂帅”的实践分析 |
四、艰辛探索时期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主要特点 |
(一)“唯政治”倾向出现 |
(二)“专职化”模式初显 |
(三)“大众化”状态显现 |
第三章 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曲折发展(1966-1978) |
一、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曲折发展的历史透析 |
(一)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指导思想出现错误 |
(二)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组织机构瘫痪 |
(三)高校辅导员队伍被宣传队取代 |
(四)高校辅导员身份角色发生颠倒 |
(五)高校辅导员队伍工作成绩遭否定 |
二、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缺失造成的严重影响 |
(一)严重影响了一代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
(二)严重影响了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 |
(三)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
三、曲折发展时期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主要特点 |
(一)队伍建设遭受环境影响 |
(二)队伍建设一度停滞中断 |
(三)队伍建设缺失影响很大 |
第四章 改革开放前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及启示 |
一、改革开放前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基本经验 |
(一)最关键的是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二)最重要的是秉承了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 |
(三)最基本的是坚持了实践检验真理的判断标准 |
(四)最主要的是坚持了服务中心工作的发展逻辑 |
二、改革开放前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历史教训 |
(一)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 |
(二)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要有良好的发展环境 |
(三)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要有严格的质量标准 |
三、改革开放前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重要启示 |
(一)坚持历史、现实和将来相结合的发展定位 |
(二)坚持选拔、培养和使用相结合的发展价值 |
(三)坚持专业化、职业化和专家化相结合的发展目标 |
(四)坚持新老、专兼和红专相结合的发展模式 |
(五)坚持以点为先、由点及面和点面相结合的发展程序 |
(六)坚持顶层设计、分类实施和健全制度相结合的发展机制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后记 |
(3)中国玉米空间格局演变及其驱动因素贡献份额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1.2.1 玉米空间格局演变研究 |
1.2.2 玉米空间格局演变驱动因素研究 |
1.2.3 玉米空间格局演变研究方法 |
1.2.4 玉米空间格局演变驱动因素研究方法 |
1.2.5 研究述评 |
1.3 研究内容、目的与技术路线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目的 |
1.3.3 技术路线 |
第二章 理论依据与测算方法 |
2.1 理论依据 |
2.1.1 生产布局理论 |
2.1.2 比较优势理论 |
2.1.3 新空间经济学理论 |
2.2 研究方法 |
2.2.1 经验模态分解模型 |
2.2.2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
2.2.3 比较优势分析 |
2.2.4 埃塔平方法 |
2.2.5 域值法 |
第三章 我国玉米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分析 |
3.1 玉米生产时序变化特征分析 |
3.2 玉米生产空间格局特征分析 |
3.2.1 全国玉米空间格局 |
3.2.2 三大主产区玉米空间格局 |
3.2.3 全局自相关分析 |
3.2.4 局部自相关分析 |
3.3 玉米生产区域比较优势分析 |
3.3.1 规模优势分析 |
3.3.2 效率优势分析 |
3.3.3 综合比较优势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我国玉米空间格局演变驱动因素及其贡献份额分析 |
4.1 玉米空间格局演变驱动因素 |
4.1.1 自然气象因素 |
4.1.2 生产投入因素 |
4.1.3 社会经济因素 |
4.1.4 技术进步因素 |
4.1.5 政策因素 |
4.2 基于埃塔平方法的玉米生产驱动因素贡献份额分析 |
4.2.1 模型构建 |
4.2.2 数据说明 |
4.2.3 模型结果与分析 |
4.3 基于域值法的玉米生产驱动因素贡献份额分析 |
4.3.1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4.3.2 模型结果与分析 |
4.4 模型结果讨论 |
4.4.1 全国全时段模型结果讨论 |
4.4.2 全国分时段模型结果讨论 |
4.4.3 分区域全时段模型结果讨论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埃塔平方法和域值法方法和结果对比分析 |
5.1 研究方法对比 |
5.2 模型结果对比 |
5.3 研究结果讨论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6.1 研究结论 |
6.2 政策建议 |
6.2.1 把握玉米空间格局演变规律,发挥不同地区比较优势 |
6.2.2 提高玉米生产投入和技术水平,提升其综合生产能力 |
6.2.3 充分利用自然要素禀赋优势,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
6.3 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
6.3.1 创新点 |
6.3.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历 |
(4)黄河源高寒草甸景观破碎化过程及其对两种扰动的响应(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景观破碎化的研究进展 |
1.2.2 景观指标的研究进展 |
1.2.3 景观尺度的研究进展 |
1.2.4 景观破碎度的提取方法 |
1.2.5 高寒草甸的研究进展 |
1.2.6 高寒草甸景观破碎化的驱动因素 |
1.3 研究内容 |
1.4 科学问题 |
第2章 研究方法与材料 |
2.1 研究区概况 |
2.1.1 研究区地形地貌 |
2.1.2 研究区气候 |
2.1.3 研究区土地利用及土壤 |
2.1.4 研究区高寒草甸的景观类型 |
2.1.5 研究区水文状况 |
2.1.6 研究区放牧情况 |
2.1.7 研究区高原鼠兔分布及危害面积 |
2.1.8 研究区高寒草甸景观破碎化情况 |
2.2 试验设计 |
2.2.1 微观样地尺度的试验设计 |
2.2.2 宏观县域尺度的试验设计 |
2.3 景观指数的提取 |
2.4 技术路线 |
第3章 高原鼠兔和刈割扰动对高寒草甸裸露斑块面积的影响 |
3.1 研究区域 |
3.2 试验设计 |
3.2.1 数据采集及预处理 |
3.2.2 数据处理方法 |
3.3 结果和分析 |
3.3.1 裸露草甸斑块面积的年际变化 |
3.3.2 高原鼠兔数量与刈割强度对裸露草甸斑块面积的影响 |
3.3.3 高原鼠兔数量与刈割强度对裸露草甸斑块面积影响的单因素效应 |
3.3.4 高原鼠兔数量与刈割强度对裸露草甸斑块面积影响的交互效应 |
3.3.5 高原鼠兔洞穴数量对裸露草甸斑块的影响 |
3.4 讨论 |
3.4.1 裸露草甸面积和高原鼠兔数量关系的变化 |
3.4.2 刈割与实际放牧的区别 |
3.4.3 围栏对高原鼠兔洞穴数量的影响 |
3.4.4 高原鼠兔与刈割强度对裸露草甸斑块面积影响的阈值 |
3.5 小结 |
第4章 高原鼠兔和刈割扰动对高寒草甸景观破碎化的影响 |
4.1 研究区域 |
4.2 试验设计 |
4.2.1 数据采集及预处理 |
4.2.2 数据处理方法 |
4.3 结果与分析 |
4.3.1 景观破碎度指标的差异 |
4.3.2 对照组的效应 |
4.3.3 高原鼠兔数量的单因素效应 |
4.3.4 刈割强度的单因素效应 |
4.3.5 高原鼠兔与刈割的交互效应 |
4.3.6 高原鼠兔洞穴对破碎度的影响 |
4.4 讨论 |
4.4.1 景观指标变化与原始条件的关系 |
4.4.2 高原鼠兔洞穴数量对高寒草甸破碎化的影响 |
4.4.3 破碎度与退化的关系 |
4.5 小结 |
第5章 宏观县域尺度高寒草甸景观破碎化指标的时空动态变化 |
5.1 研究区域 |
5.2 试验设计 |
5.2.1 数据采集及预处理 |
5.2.2 数据处理方法 |
5.3 结果分析 |
5.3.1 河南县的空间构成及其景观指标的动态变化 |
5.3.2 河南县全域健康草甸景观的时空变化 |
5.3.3 河南县全域裸露草甸斑块景观的时空变化 |
5.3.4 河南县全域城镇居民地景观的时空变化 |
5.3.5 河南县全域景观破碎度指数分析 |
5.4 讨论 |
5.4.1 不同地类的景观指标与景观破碎度的变化差异 |
5.4.2 健康草甸斑块与裸露草甸斑块的破碎度的差异 |
5.4.3 研究方法局限性的解决 |
5.5 小结 |
第6章 宏观县域尺度高寒草甸景观破碎化的驱动因素分析 |
6.1 研究区域 |
6.2 试验设计 |
6.2.1 数据采集 |
6.2.2 影像处理方法 |
6.2.3 外业调查与验证 |
6.2.4 数据处理方法 |
6.3 结果与分析 |
6.3.1 影响裸露草甸斑块破碎度的景观指数动态变化 |
6.3.2 气象因素的影响 |
6.3.3 地理因素的影响 |
6.3.4 人为影响 |
6.4 讨论 |
6.4.1 气象因子在宏观县域尺度的变化 |
6.4.2 地形因子在宏观县域尺度的变化 |
6.4.3 放牧对高寒草甸破碎化的响应 |
6.4.4 鼠害和放牧在微观样地尺度与宏观县域尺度下的变化差异 |
6.5 小结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7.1 结论 |
7.2 展望 |
7.2.1 黄河源高寒草甸破碎化的过程 |
7.2.3 高原鼠兔对高寒草甸破碎化的响应 |
7.2.4 其他因子对高寒草甸破碎化的响应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
作者简介 |
(5)利用全基因组连锁分析和关联分析定位小麦赤霉病抗性基因及分子标记开发(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主要符号对照表 |
第一章 绪论 |
1.1 小麦赤霉病的流行与危害 |
1.2 小麦抗赤霉病遗传研究进展 |
1.2.1 赤霉病抗性分类 |
1.2.2 连锁作图 |
1.2.3 全基因组关联分析 |
1.2.4 Fhb1的图位克隆 |
1.2.5 Fhb7的图位克隆 |
1.2.6 农艺性状与赤霉病抗性的关系 |
1.3 小麦抗赤霉病育种进展 |
1.3.1 中国小麦抗赤霉病育种 |
1.3.2 美国小麦抗赤霉病育种 |
1.3.3 加拿大小麦抗赤霉病育种 |
1.3.4 欧洲小麦抗赤霉病育种 |
1.3.5 CIMMYT小麦抗赤霉病育种 |
1.4 SNP标记技术 |
1.4.1 高通量SNP检测技术 |
1.4.2 基于PCR的 SNP检测技术 |
1.5 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第二章 小麦赤霉病抗性全基因组关联分析 |
2.1 材料与方法 |
2.1.1 材料 |
2.1.2 接种菌液制备 |
2.1.3 赤霉病抗性鉴定 |
2.1.4 基因型分析与质量控制 |
2.1.5 数据统计、群体结构与关联分析 |
2.1.6 分子标记开发 |
2.2 结果与分析 |
2.2.1 表型变异 |
2.2.2 标记分布与群体结构 |
2.2.3 赤霉病抗性全基因组关联分析 |
2.2.4 优异等位基因地理分布 |
2.2.5 抗赤霉病位点对株高和生育期的影响 |
2.2.6 QFhb.hbaas-1AS、QFhb.hbaas-5AS和 QFhb.hbaas-5AL的标记开发 |
2.2.7 候选基因预测 |
2.3 讨论 |
2.3.1 赤霉病抗性的表型变异 |
2.3.2 QFhb.hbaas-2DL的应用价值 |
2.3.3 QFhb.hbaas-1AS对开花期和株高没有影响 |
2.3.4 QFhb.hbaas-5AS、QFhb.hbaas-5AL和 QFhb.hbaas-7DS可能是新位点 |
2.3.5 Fhb1在中国应用现状与展望 |
2.3.6 本研究发现的抗病位点可能抗病机制 |
第三章 扬麦16/中麦895DH群体赤霉病抗性QTL定位 |
3.1 材料与方法 |
3.1.1 材料 |
3.1.2 表型鉴定 |
3.1.3 基因型分析 |
3.1.4 遗传图谱构建与QTL定位 |
3.1.5 分子标记开发 |
3.2 结果与分析 |
3.2.1 表型变异 |
3.2.2 连锁图谱 |
3.2.3 抗赤霉病QTL |
3.2.4 控制株高、花药外露率、开花期的QTL及其与赤霉病抗性的关系 |
3.2.5 所含QTL个数与赤霉病抗性的线性回归 |
3.2.6 抗赤霉病QTL QFhb.caas-5AL和 Qfhb.caas-3BL的标记开发 |
3.2.7 抗病QTL候选基因预测 |
3.3 讨论 |
3.3.1 扬麦16和中麦895赤霉病抗性的遗传基础 |
3.3.2 株高、花药外露率与赤霉病抗性的关系 |
3.3.3 QFhb.caas-3BL可能与花培57-2中3BL QTL为同一位点 |
3.3.4 QFhb.caas-6AL与 QFhs.fal-6AL位置相近 |
3.3.5 QFhb.caas-4AS和 QFhb.caas-6BS可能为新位点 |
3.3.6 QFhb.caas-5AL与 Vrn-A1 连锁 |
3.3.7 所检测位点赤霉病抗性的可能机制 |
3.3.8 抗赤霉病QTL潜在利用价值 |
第四章 抗赤霉病基因Fhb1标记开发与品种检测 |
4.1 材料与方法 |
4.1.1 材料 |
4.1.2 赤霉病田间接种鉴定 |
4.1.3 PFT、HC和 His基因的等位基因分析与标记开发 |
4.2 结果与分析 |
4.2.1 PFT等位基因分析与特异性标记 |
4.2.2 HC和 His的等位基因及Fhb1 诊断性标记 |
4.2.3 PFT与 His基因单倍型抗性 |
4.2.4 我国小麦品种(系)Fhb1鉴定及溯源 |
4.3 讨论 |
4.3.1 Fhb1功能基因标记 |
4.3.2 接种方法对试验的影响 |
4.3.3 Fhb1在我国小麦育种的利用 |
4.3.4 苏麦3号在黄淮麦区的育种利用 |
4.3.5 黄淮麦区抗赤霉病育种建议 |
第五章 抗赤霉病种质筛选 |
5.1 材料与方法 |
5.1.1 材料 |
5.1.2 农艺性状评价 |
5.1.3 产量试验 |
5.2 结果与分析 |
5.2.1 WAPS群体中综合性状优异品种(系) |
5.2.2 扬麦16/中麦895群体优异DH系产量表现 |
5.2.3 扬麦16/中麦895群体优异DH系农艺性状 |
5.3 讨论 |
5.3.1 赤霉病抗源选用 |
5.3.2 筛选的抗赤霉病种质的利用价值 |
5.3.3 南北品种杂交的潜力和应注意的问题 |
第六章 全文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A |
致谢 |
作者简历 |
(6)中国传统生土营建工艺演变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社会背景 |
1.1.2 文化背景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1.2.2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3.1 理论意义 |
1.3.2 现实意义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影响要素简述 |
1.4.3 研究方法与框架 |
第2章 中国传统生土营建工艺概述 |
2.1 基本概念 |
2.2 生土材料的应用机理 |
2.2.1 材料构成 |
2.2.2 物理属性 |
2.2.3 作用原理 |
2.3 生土材料的性能特点 |
2.3.1 性能优势 |
2.3.3 相对缺陷 |
2.4 生土营建工艺类型 |
2.4.1 夯土 |
2.4.2 覆土 |
2.4.3 木/竹骨泥墙 |
2.4.4 草泥 |
2.4.5 土坯/土墼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中国传统生土营建工艺的形成与演变 |
3.1 传统生土营建工艺的产生 |
3.1.1 考古学相关文献梳理 |
3.1.2 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发现 |
3.1.3 传统生土营建工艺的萌芽 |
3.1.4 小结 |
3.2 中国早期生土营建工艺的发展 |
3.2.1 版筑夯土 |
3.2.2 凿穴而居 |
3.2.3 生土砌筑 |
3.2.4 草泥应用 |
3.2.5 小结 |
3.3 中国传统生土营建工艺的成形 |
3.3.1 夯土营建工艺 |
3.3.2 覆土营建工艺 |
3.3.3 土坯/土墼营建工艺 |
3.3.4 泥作营建工艺 |
3.3.5 小结 |
3.4 传统生土营建工艺发展脉络 |
3.4.1 基本发展脉络 |
3.4.2 阶段分期 |
3.4.3 地域分布 |
第4章 传统生土营建工艺发展影响要素及其作用 |
4.1 生土营建工艺发展的影响要素 |
4.2 自然要素影响下的发展与应用 |
4.2.1 气候因素 |
4.2.2 地形地貌因素 |
4.2.3 自然资源因素 |
4.3 人文要素影响下的发展与应用 |
4.3.1 历史因素 |
4.3.2 文化因素 |
4.4 能力要素影响下的发展与应用 |
4.4.1 经济因素 |
4.4.2 技术因素 |
4.5 小结 |
第5章 中国传统生土营建工艺的传承与展望 |
5.1 当代多要素作用下的传承 |
5.1.1 当代多要素的演变 |
5.1.2 生土工艺应用现状 |
5.1.3 再发展的契机 |
5.2 传统生土营建工艺的优化与发展 |
5.2.1 生土原料优化 |
5.2.2 施工机具优化 |
5.3 现代化应用实例 |
5.3.1 在乡村建设中的应用 |
5.3.2 在现代建筑中的应用 |
5.4 小结 |
总结 |
参考文献 |
致谢 |
(7)农产品贸易开放对中国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问题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思路 |
1.4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1.4.1 研究方法 |
1.4.2 数据来源 |
1.5 主要创新点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概念界定与测度 |
2.1.1 农产品贸易开放 |
2.1.2 农业碳排放 |
2.1.3 农业碳排放绩效 |
2.2 理论基础 |
2.2.1 低碳农业理论 |
2.2.2 全要素生产率理论 |
2.2.3 国际贸易的相关理论与假说 |
2.2.4 外部性理论 |
2.3 文献综述 |
2.3.1 农业碳排放绩效的测度与影响因素 |
2.3.2 国际贸易对碳排放绩效的影响 |
2.3.3 文献述评 |
2.4 贸易开放对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机理 |
2.4.1 贸易开放的劳动力效应 |
2.4.2 贸易开放的基础设施效应 |
2.4.3 贸易开放的环境效应 |
2.5 本章小结 |
3 中国农业碳排放绩效的测度与时空异质性分析 |
3.1 中国农业碳排放绩效的测度 |
3.1.1 农业碳排放的测算 |
3.1.2 农业碳排放绩效的测度 |
3.2 中国四大板块八大经济区农业碳排放绩效的时空异质性分析 |
3.2.1 中国四大板块农业碳排放绩效的时空异质性分析 |
3.2.2 中国八大经济区农业碳排放绩效的时空异质性分析 |
3.3 中国省(市、区)农业碳排放绩效时空异质性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4 农产品贸易开放对中国农业碳排放绩效影响的总体时序分析 |
4.1 农产品贸易开放对中国农业碳排放绩效影响的理论分析 |
4.2 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发展历程与问题分析 |
4.2.1 世界农产品国际贸易发展进程及现状分析 |
4.2.2 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发展历程及现状分析 |
4.2.3 中美农产品贸易摩擦发展历程 |
4.3 农产品贸易开放对农业碳排放绩效影响的时间序列分析 |
4.3.1 单位根检验 |
4.3.2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4.3.3 协整分析 |
4.3.4 脉冲响应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5 农产品贸易开放对中国农业碳排放绩效影响的区域差异分析 |
5.1 基准回归与稳健性检验 |
5.2 四大板块八大经济区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分析 |
5.2.1 四大板块农产品贸易开放对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分析 |
5.2.2 八大经济区农产品贸易开放对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分析 |
5.3 门槛效应检验 |
5.3.1 门槛模型构建 |
5.3.2 门槛模型结果与分析 |
5.3.3 四大板块门槛效应的结果比较 |
5.3.4 八大经济区门槛效应的结果比较 |
5.4 本章小结 |
6 中美贸易冲突对中国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分析 |
6.1 农产品宏观经济贸易模型建模 |
6.1.1 动态全球贸易能源-环境分析模型 |
6.1.2 全球贸易的区域影响降维方法 |
6.1.3 农产品出口贸易碳排放测算方法 |
6.1.4 GTAP-E数据库集成 |
6.1.5 政策情景设置 |
6.2 国别尺度模型结果及分析 |
6.2.1 各国及地区实际GDP的变动 |
6.2.2 各国及地区进出口贸易的变动 |
6.2.3 中国进出口去向变动 |
6.2.4 各国及地区碳排放及农业碳排放的变动 |
6.2.5 中美两国分行业产出变动对比 |
6.3 中国省(市、区)级尺度模型结果及分析 |
6.3.1 中国各省(市、区)经济总产出变化 |
6.3.2 中国各省(市、区)出口贸易总额变动 |
6.3.3 中国各省(市、区)农产品出口贸易及其碳排放变动 |
6.4 本章小结 |
7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7.2.1 制定科学合理的农业碳排放绩效评价体系 |
7.2.2 制定绿色农产品贸易发展战略 |
7.2.3 适度规制促进农业绿色转型 |
7.2.4 差异化投入促进农业绿色发展 |
7.2.5 引进农业低碳生产的成功经验与先进技术 |
7.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个人简介 |
导师简介 |
获得成果目录清单 |
致谢 |
(8)《装饰》杂志设计文化发展研究(1958-2018)(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致谢 |
1 绪论 |
1.1 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
1.2 相关领域研究现状 |
1.2.1 期刊论文类 |
1.2.2 专着类 |
1.3 研究的方法、思路 |
1.3.1 研究的方法 |
1.3.2 研究的思路 |
2 百花盛开的工艺美术发展(1958-1961) |
2.1 《装饰》创刊溯源 |
2.2 《装饰》杂志风格主要视觉特点 |
2.2.1 封面文字 |
2.2.2 封面视觉图案 |
2.2.3 内页版面设计 |
2.3 传统工艺美术的发展 |
2.3.1 重新重视民间美术 |
2.3.2 指导工艺美术创作 |
2.4 为美化人民生活服务 |
2.4.1 面向大众生活创作 |
2.4.2 向西方世界开展学习 |
3 求索争鸣的设计萌芽(1980-1996) |
3.1 复刊时代背景 |
3.2 《装饰》视觉元素的变化 |
3.2.1 封面设计形式的探索 |
3.2.2 封面主体立意的变迁 |
3.2.3 内页版式的有序与变化 |
3.3 工艺美术的变革 |
3.3.1 “工艺美术“名词的局限 |
3.3.2 “装饰热”的兴起 |
3.4 现代化的新浪潮 |
3.4.1 科技与艺术的大讨论 |
3.4.2 现代设计的浪潮 |
3.5 《装饰》步伐的“守”与“进” |
4 对话世界文化自信的设计现代化(1997-2018) |
4.1 走入“全球化” |
4.2 《装饰》设计的多元化 |
4.2.1 和谐的整体性 |
4.2.2 现代感的民族美 |
4.2.3 敢于尝试的创意美 |
4.2.4 版式装饰的简洁美 |
4.3 开放视野立足传统 |
4.3.1 工艺美术的新发展 |
4.3.2 设计批评的引入 |
4.3.3 中国创造带来的思考 |
4.4 面向时代关注当下 |
4.4.1 设计的伦理学问题 |
4.4.2 技术与设计的关系 |
4.4.3 从设计艺术到设计科学 |
4.5 《装饰》内容的“质”与“量” |
5 总结 |
5.1 从工艺美术到现代设计 |
5.2 从教育理论到学科实践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采访文字稿 |
附录二 《装饰》1958-2018杂志封面 |
附录三 《装饰》1958-2018文章整理 |
作者简介 |
(9)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一、选题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文献综述与创新之处 |
一、文献综述 |
二、创新之处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基本思路 |
一、研究方法 |
二、基本思路 |
第一章 新文化运动与赴美留学: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初步探索(1919-1923) |
第一节 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的思想渊源 |
一、童年时期接受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 |
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
三、从中国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 |
第二节 冯友兰对中西文化之异的比较 |
一、中西文化差异的具体表现 |
二、中西文化“损益”说 |
三、“心物”、“动静”说 |
第三节 冯友兰对中西文化之异的哲学史阐释 |
一、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 |
二、中西文化之异的阐释 |
三、自然地理与人为选择 |
第四节 如何对待中西文化 |
一、学习西方科学 |
二、评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 |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价值 |
第二章 直击文化核心:冯友兰对中西人生哲学之比较(1923-1926) |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后期的中西文化之争 |
一、动荡不安的政局与社会 |
二、梁启超欧游与“科学的破产” |
三、张君劢的人生观讲演 |
第二节 中西人生哲学之“天人损益” |
一、中西之同的发现 |
二、中西人生哲学比较 |
三、中西之同与中西之异 |
第三节 一种新人生观——对科玄论战的回应 |
一、“科玄论战”的争论焦点 |
二、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探讨 |
三、关于“一种新人生观”的阐释 |
第四节 中西文化近代分歧的人生哲学渊源 |
一、是否以知识权力为好 |
二、是否将个人与宇宙两分 |
三、中国人生哲学之贡献 |
第三章 欧洲游学促转变:冯友兰中西文化古今之异的转向(1926-1935) |
第一节 冯友兰欧洲游学的思想转变 |
一、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
二、冯友兰对唯物史观的接受 |
三、冯友兰在英国感受到“古今之异” |
第二节 冯友兰对中西古今之异的认识 |
一、游欧洲印象 |
二、秦汉历史哲学 |
三、中国无近古哲学 |
第三节 中西文化的互释阶段 |
一、人类进步同一趋势的不同实例 |
二、中西文化发展的第三阶段 |
三、研究史学之新趋势 |
第四节 《中国哲学史》以西释中 |
一、“在中国的哲学” |
二、“了解之同情” |
三、“新瓶旧酒” |
第四章 中西文化论争下的沉思:冯友兰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探索(1935-1948) |
第一节 抗日战争时期的冯友兰 |
一、日本侵华与国民政府的文化政策 |
二、文化救亡运动的兴起 |
三、冯友兰建立“新理学体系” |
第二节 文化类型说对中西文化论争的回应 |
一、“中国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论争 |
二、冯友兰的文化类型说 |
三、文化民族性问题 |
第三节 中国应走工业化道路 |
一、文化现代化问题讨论 |
二、冯友兰倡导的工业化道路 |
三、城里人与乡下人 |
第四节 保持中国文化的民族特性 |
一、改变封建伦理道德 |
二、中国基本道德不变 |
三、保持中国的文艺花样 |
第五章 大变革下的坚守:冯友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1949-1976) |
第一节 新中国的文化政策与知识分子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政策 |
二、对知识分子的改造 |
三、“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
第二节 冯友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与实践 |
一、在新中国建设实践中感悟马克思主义 |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与新理学自我批判 |
三、在国际文化活动中传播马克思主义 |
四、文革中的“冯友兰现象” |
第三节 中国哲学遗产的“抽象继承” |
一、重视整理祖国的哲学遗产 |
二、抽象继承法的提出与讨论 |
三、1980年代“抽象继承法”再评论 |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史研究 |
一、中国哲学史研究对象的讨论 |
二、正确估价唯心主义的价值 |
三、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价值 |
第六章 新时期“文化热”背景下的冷思考:冯友兰对中国文化新发展的展望(1976-1990)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冯友兰重获自我 |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 |
二、1980年代的“文化热” |
三、冯友兰在文化的拨乱反正中重获新生 |
第二节 中西文化对比的新时代 |
一、“旧邦新命”与文化现代化 |
二、中西文化论争主题的转换 |
三、“终结”与“开始” |
第三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 |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与现代价值 |
二、继承很厚的“家底” |
三、两个孔子 |
第四节 “智山慧海传真火” |
一、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 |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的互动 |
三、理论回归与哲学总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致谢 |
(10)中国工业绿色发展质量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变量注释表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问题提出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4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5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6 创新点 |
2 工业绿色发展质量分析的理论框架 |
2.1 内涵分析 |
2.2 理论基础分析 |
2.3 构成要素与基本内容 |
2.4 理论框架 |
2.5 本章小结 |
3 工业绿色发展质量测度分析 |
3.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3.2 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测度 |
3.3 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测度 |
3.4 工业绿色发展协调度测度 |
3.5 本章小结 |
4 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空间效应分析 |
4.1 空间效应检验方法 |
4.2 空间权重设定 |
4.3 空间效应检验 |
4.4 本章小结 |
5 工业绿色发展质量影响因素分析 |
5.1 影响因素识别与机理分析 |
5.2 空间计量分析框架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6 我国工业绿色发展质量提升策略 |
6.1 发达国家工业发展实践经验 |
6.2 工业绿色发展质量提升策略 |
6.3 本章小结 |
7 结论与展望 |
7.1 结论 |
7.2 展望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 |
致谢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四、展望2004河南(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与影响因素研究[D]. 郝辑. 吉林大学, 2021(02)
- [2]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研究(1949-1978)[D]. 黎育生.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3]中国玉米空间格局演变及其驱动因素贡献份额研究[D]. 李婷婷.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1(09)
- [4]黄河源高寒草甸景观破碎化过程及其对两种扰动的响应[D]. 李杰霞. 青海大学, 2021(01)
- [5]利用全基因组连锁分析和关联分析定位小麦赤霉病抗性基因及分子标记开发[D]. 朱展望.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0
- [6]中国传统生土营建工艺演变与发展研究[D]. 李广林. 北京建筑大学, 2020(07)
- [7]农产品贸易开放对中国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研究[D]. 周晓雪. 北京林业大学, 2020(01)
- [8]《装饰》杂志设计文化发展研究(1958-2018)[D]. 宋哲琦. 浙江大学, 2020(12)
- [9]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D]. 刘素娟. 郑州大学, 2020(02)
- [10]中国工业绿色发展质量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D]. 李成宇. 山东科技大学, 20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