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司规模与信息披露的交易量反应（论文文献综述）
邓志燕[1]（2021）在《微博信息披露、市场关注度和年报市场反应》文中研究表明李克强总理在2020年9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中指出,要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和披露质量,帮助监管机构加强对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管,提高公司信息披露治理水平。上市公司年报则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关乎信息披露质量的一环,但是由于年报这种强制性信息披露方式的固化性和缺乏时效性,不能满足广大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因此投资者急需一种更新式的、更具有时效性的信息披露方式。与此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社交媒体在社会公众和公司的信息发布方面得到了广泛运用,微博作为当代主流媒体,成为了社会大众浏览信息和发布信息的聚集地,也成为了上市公司进行自愿性信息披露的渠道。但是现有文献多关注于微博的信息披露对上市公司所有公告的非常笼统宽泛的研究,而且这种文献也无法区分微博的传播效应和策略性信息披露效应。本文以年报这一上市公司最重要的信息披露事件为切入点,以2010年到2018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的年报披露日为事件日,用公司在微博信息平台上的信息发布数量来刻画上市公司的社交媒体信息发布强度,探究微博信息对年报这种强制性信息披露事件期间股价波动的影响,以此来分析微博在年报事件期间对公司股价的主要作用,以及这种作用受何种因素的影响。结合手动搜集的微博数据和市场关注度数据,使用面板回归的方法进行研究,循序渐进地回答了以下四个问题:（1）在年报公告期间,上市公司的微博信息发布行为是否会影响年报市场反应;（2）这种影响是来源于微博的信息传播效应还是策略性信息披露效应;（3）上市公司既有的市场关注度是否会影响微博的信息发布行为;（4）在不同的市场关注度下,企业在年报期间发布微博是如何影响公司股价的。本文的实证发现:（1）在年报公告期间,公司超额收益率与微博信息数量成正比,说明上市公司发布越多的微博信息,会带来越大的市场反应;（2）而加入未预期盈余之后,微博数量与非预期盈余的交乘项系数不显着,而微博数量本身系数显着,这意味着微博主要起着策略性信息披露的作用,而不是传播作用,体现了微博自身的影响;（3）年报公布期间,市场关注度越高的公司,年报期间会发布更多微博,这说明市场关注度高的上市公司会倾向于发布更多微博,进行策略性信息披露;（4）年报公告期间,市场关注度越高的公司,发布越多微博信息,能产生越大的超额收益,说明市场关注度越高的公司,进行更多的策略性信息披露越能带来更大的市场反应;并且正面媒体信息越多,越能促进微博信息对年报市场反应的正向作用;（5）在短期,微博信息披露能起到策略性信息披露的作用,而在长期作用失效。为保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按照上市公司业绩、上市公司规模和信息不透明程度进行了分组回归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本文的研究贡献在于:（1）基于年报这一重要事件,有效区分了微博的传播效应和策略性信息披露效应,探究了自愿性信息披露渠道微博对年报市场反应的影响,拓宽了社交媒体的信息披露作用方面的文献;（2）探究了上市公司不同的市场关注度下社交媒体策略性信息披露的作用差异,深化了关注度与社交媒体策略性信息披露之间的关系;（3）有助于监管机构对上市公司微博信息发布的约束和监管,也有利于大众正确使用微博信息。本文的政策建议是:（1）投资者要提高对微博信息的甄别能力和风险识别能力,正确利用微博信息获取收益;（2）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应正确运用微博进行信息披露,加强对公司的运营和风险监管;（3）监管机构应该规范和监督上市公司在微博和其他公告处披露的信息内容。
毕鹏[2]（2021）在《证券市场开放与资产定价效率》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伴随我国证券市场不断地壮大与发展,我国证券市场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影响力日益凸显。不同于发达国家资本市场,我国证券市场具有典型的“政策市”、“散户市”特征,市场中存在着较大噪音与摩擦,表现出较高的换手率和股价波动率,资本市场效率低下。资本市场的核心功能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而资产定价效率在某种程度上代表并反映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因此,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证券市场开放持续发展情境下,探讨如何提高资本市场资产定价效率,完善股票价格信号机制,对提高我国资本市场资源优化配置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先后开放了本国证券市场。我国A股市场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后也加入到证券市场开放的行列中来。1991年B股市场建立,1992年我国企业境外上市,2002年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准入制度确立,2014-2016年“陆港通”交易机制实施,2019年沪伦通开通,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步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现有研究表明,证券市场开放能够带来一系列积极影响,如降低资本成本、促进经济增长、改善公司治理、提高企业价值等。但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学者们再次将研究视角转移至“资本管制”当中来,认为金融自由化所引致的金融风险不容忽视,尤其对新兴资本市场国家所产生的影响可能更大。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证券市场开放将对我国产生何种影响备受世界各国关注。基于此,本文以我国证券市场开放为背景,试图诠释证券市场开放对我国资本市场资产定价效率产生的影响,以期提供来自新兴资本市场国家证券市场开放对资本市场资产定价效率产生影响的经验证据。本文以我国资本市场股票定价效率为研究对象,在充分回顾我国证券市场开放制度背景后,运用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市场分割理论、有效市场假说、股票流动性理论、投资者有限理性等理论,系统地分析并检验了证券市场开放对我国资本市场资产定价效率的影响。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在综合定性与定量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本文的研究框架。运用多种实证研究方法,探究证券市场开放对资产定价效率产生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拓展研究了证券市场开放、资产定价效率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交叉上市提高了股价信息含量,改善了我国资本市场资产定价效率,该结论在采用Heckman两阶段回归以及相关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其次,交叉上市对资产定价效率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较低组、有研报关注的上市公司中更为显着。进一步研究表明,交叉上市通过提高资本市场股票流动性、投资者认知度进而提高了资产定价效率。第二,QFII持股能够有效缓解股价延迟,提高资产定价效率。该结论在缓解内生性后仍然成立,表明QFII持股与股价延迟之间的确存在着比较稳定的因果关系。异质性研究发现,QFII长期持股、增持、维持,以及持股国有企业时,对股价延迟的缓解作用更强。机制检验表明,QFII持股可以通过改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提高股票流动性进而缓解股价延迟,提高资产定价效率。第三,“陆港通”交易机制的实施有效缓解了我国资本市场上的错误定价,提高了资产定价效率,该结论支持了陆港通信息效应假说。进一步研究发现,“陆港通”交易机制通过改善会计信息质量和分析师预测准确性,缓解资产误定价,进而提高了资本市场定价效率。研究结论为我国进一步扩大证券市场“双向”开放提供了经验借鉴与证据支持。第四,交叉上市与“陆港通”交易机制能够有效缓解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提高企业投资效率;然而QFII持股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缓解作用并不显着。进一步研究发现,“陆港通”交易机制通过提高资产定价效率,影响企业投资决策,进而缓解企业非效率投资。以上结论表明:以“陆港通”机制为代表的证券市场“双向开放”,一方面可以提高资本市场资产定价效率;另一方面,该机制可以有效作用于企业实体,满足金融创新服务企业实体发展的改革初衷。相较于交叉上市与QFII持股等相关机制,“陆港通”作为我国证券市场“双向”开放机制,对促进我国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发展具有显着的效果。综上所述,本文主要探讨了证券市场开放与资产定价效率二者之间的关系,系统地检验了我国证券市场开放过程中,不同开放政策的实施效果,丰富了资产定价效率的研究文献;检验了不同证券市场开放政策与资产定价效率之间的作用路径,并分析了我国证券市场开放通过影响资产定价效率最终作用于企业实体发展的经济后果。主要研究启示在于:我国证券市场的“渐进式”开放提高了我国资本市场资产定价效率,有利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亦是带动实体经济发展的策略性选择。相较于交叉上市、QFII持股等证券市场的“单向开放”,“陆港通”交易机制下的证券市场“双向开放”对我国资本市场资产定价效率发挥的作用与产生的影响更优。因此,应大力推进我国证券市场的“双向开放”,复制“陆港通”交易机制的成功经验,与各国建立更加广泛的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机制。与此同时,进一步强化金融自由化与证券市场的监管,防范金融风险。
李林波[3]（2020）在《异质信念与中国股票市场异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资产定价理论的不断发展,有效市场假说的“理性人”和“同质性”假设受到了广泛质疑,而投资者异质信念无疑更接近于实际。异质信念认为,投资者由于先验的异质性差异或接收的信息不同,对同一资产的预期价格出现了分歧,进而影响了股票价格的形成。中国股票市场上,以“散户”为主的投资者结构及其交易特征提高了股市信息不对称程度,导致投资者异质信念越大,使得股票价格出现了非理性波动,由此引发的暴涨暴跌、资产泡沫等现象广受诟病。因此,中国股票市场上这种投资者结构导致的异质信念与中国股票市场异象存在什么关系?本文以此为核心问题进行研究。然而,上述研究也面临着两个难题,第一个是理论上如何基于中国股票市场特征研究投资者异质信念的形成机制;第二个是实证上如何使用异质信念指标解释中国股票市场异象。针对上述疑问,本文将理论分析、建模推导与实证研究相结合,使用理论模型研究、投资组合分析、横截面回归、因子模型回归、OLS回归和DID等研究方法,试图揭开异质信念能否解释中国股票市场异象。本文的研究过程及核心结论如下。第一,本文从私人信息投资者和公开信息投资者的预期差异视角构建了一个异质信念定价模型。模型结果发现,知情信息和公开信息披露的差异越大,异质信念越大;异质信念提高了均衡价格和流动性,但降低了股票的交易成本、定价效率和资本成本;异质信念与投资者福利负相关,提高公开信息的质量可以提高整个市场的投资者福利。上述结论揭示了异质信念解释股票异象的影响机制:异质信念越大,导致股价中的噪音信息越多,使得股票市场的定价效率越差,而且财务信息更难进入股票价格中,导致股票的超额收益异象越明显。第二,基于上述模型的思路,本文使用换手率分离模型构建了一个异质信念代理指标,利用中国A股市场2000年到2018年的样本数据实证发现,异质信念能够负向预测横截面收益,且对解释崩盘、暴涨等极端情形下的股票收益具有优势。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市场因子（MKT）、规模因子（SMB）和信念因子（FMG）的B-3因子模型,并使用该模型解释复制的106个交易市场异象,与CAPM模型、FF-5模型和CH-3模型对比发现,无论在调整的alpha显着性还是GRS检验上,B-3因子模型都具有明显优势。另外,使用事件研究法构建了8个发行市场异象,使用OLS回归方法检验发现异质信念可以有效解释中国股票市场的IPO异象。第三,为了保证上述理论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使用融资融券制度、发行市场管制、投资者情绪进一步检验异质信念对股票异象的影响。结果发现,引入卖空机制后,悲观交易者和负面信息进入股票价格中,异质信念降低,导致股票市场的过度反应异象减弱;新股发行的市场化改革减弱了管制约束,降低了投资者异质信念,使得IPO溢价下降;新兴产业的上市公司利用投资者的估值偏差和市场情绪,吸引经济资源向新兴产业集聚,优化实体经济中的资源配置。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首先,在理论上提出了一个新的异质信念形成机制,契合了中国股票市场以“散户”为主的投资者结构及交易特征;并在实证上使用换手率分离模型构建了一个相对应的的异质信念代理指标,推动了异质信念研究的发展。其次,相对于传统的因子模型,本文构建的B-3因子模型在解释股票异象上具有相对优势,从行为金融学角度丰富了股票异象的解释观点;最后,本文检验了中国A股市场上106个交易市场异象和8个发行市场异象的收益表现,丰富了股票异象的研究文献。
李洋[4]（2020）在《信息披露与市场参与者行为》文中提出信息披露是资本市场高效运转的核心,如何针对中国资本市场发展阶段的实际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以市场微观结构理论和行为金融理论为基础,建立投资者有限理性条件下的市场出清模型,探究信息披露质量对价格发现效率的影响,并分析了盈余公告漂移和管理层信息披露择机现象的微观机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证研究了中国资本市场中分析师预告行为、公司业绩预告行为和管理层自利行为,为中国证券市场的信息披露问题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证依据。具体研究内容主要包含以下四个方面:首先,信息披露与投资者有限理性行为研究。本部分通过引入预期偏差和参考点依赖偏好系统刻画投资者的有限理性特征,构建了包含信息摩擦和投资者学习的两期经济模型,探究了信息披露质量、投资者有限理性程度对价格发现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其它条件相同时,价格发现效率与投资者有限理性程度负相关,与信息披露质量正相关,并证明投资者预期偏差和参考点依赖偏好是导致盈余公告漂移现象的重要原因。其次,分析师预告的披露行为及有效性研究。本部分以分析师预告发布前后信息不对称的变化为切入点,从市场微观结构的角度探究分析师预告信息融入市场价格的动态过程。研究发现分析师预告发布后投资者间信息不对称减少,说明分析师预告中包含普通投资者不知道的信息。在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中,发现分析师预告的准确程度、乐观程度、发布时间及发布数量,和分析师的努力程度、工作经验及行业排名,都是影响信息不对称下降幅度的重要因素。再次,管理层业绩预告披露行为与市场反应研究。本部分系统探究了中国上市公司披露业绩预告的行为模式及其经济后果。研究发现业绩预告的准确性与披露时间呈倒U形关系,说明上市公司披露业绩预告采取策略性披露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会计截止日期之后,业绩预告披露时间越晚,市场价格反应越小,信息不对称下降幅度越大,说明投资者认为会计截止日期之后发布越晚的业绩预告可信度越低,且投资者面临的不确定性越大。最后,信息披露与管理层自利行为研究。本部分通过分析业绩预告信息精度与未来收益率之间的关系来验证公司管理层是否存在信息操纵行为。研究发现业绩预告信息精度不仅会正向影响短期收益率,也能预测长期收益率,说明管理层可能进行信息精度操纵。进一步分析表明,当管理层发布的业绩预告信息精度越高时,上市公司的正向盈余管理行为越明显,业绩预测越可能低于实际业绩,且内部人在预告发布后更有可能买入公司股票。此外,投资者成熟度和外部监督环境是影响管理层信息精度操纵的重要因素,当投资者成熟度越高或外部监督环境越强时,管理层实施信息精度操纵的可能性越低。
赵宇亮[5]（2020）在《年报语调与企业行为研究》文中认为我国资本市场在近三十年间发展迅速,上市公司数量激增。作为投资者了解公司的基础信息,年报已从当初以大量会计信息为主逐步转变为蕴含丰富公司信息的载体。信息不对称充斥着资本市场,历来是一个困扰学术界和实物界的重要问题。年报作为信息的纽带,其特殊地位可想而知。一方面,企业通过发布年报让投资者了解企业业绩状况和未来发展方向。另一方面,相关机构投资者（券商,银行等）通过判别年报信息,为企业降低代理成本（Shleifer and Vishny,1986）和减小融资成本提供帮助（Roberts and Yuan,2010）。此外,分析师通过解读年报,为上市公司扩大在投资者中的认知度,缓解企业与市场信息不对称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正是由于年报在信息市场所处的中心地位,更多的文献开始对年报的信息传递作用进行探讨。以往研究多数从年报可读性对公司未来业绩表现方面进行探讨（Li,2008;Bloomfield,2008;Lee,2012）。同时从信息延展的角度出发探索可读性对分析师跟踪的影响,从信息源头追溯可读性对企业盈余管理以及投资效率的作用。而可读性本质是让投资者更加清晰了解企业的发展状况,所以更具有情感倾向的年报语调以简明易懂的披露方式,成为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决策的有用信息。然而,以往语调关注的焦点集中资本市场的盈利预测之中,而较少将年报语调与上市公司的经营活动联系起来。近年来,逐渐有学者开始将目光转向年报语调与生产经营的结合,以此深入挖掘年报语调对企业经营行为的影响。而现有文献发现年报语调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作用是不唯一的,有时甚至是相反的。一方面,年报的积极语调是公司治理良好的集中体现。这是由于年报作为公司信息传递的窗口,能够更好的让投资者了解企业的运行情况及未来发展,增加企业的透明度缓解部分委托代理问题。同时,年报的发布会吸引投资者和分析师的关注,这无形中加强了对企业自身的监督。而另一方面,由于监管部门对语调监控尚处于空白期,上市公司可能会利用更多的正面语调进行语调操纵。例如,上市公司的可能会利用更多的正向词汇引导投资者和分析师对公司抱有积极乐观的态度。这种“操纵效应”最终会误导外部投资者对于上市公司业绩的理解,进而影响企业正常的经营活动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基于上述分析,本文重点从年报语调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入手进行研究。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分析和检验年报语调与外部融资的关系。只有证实了年报语调对于外部融资的正向影响,才能说明外部市场更愿意接受企业的积极信息是企业语调正面效应的基础。其次,分析检验年报语调与创新的关系。如果发现了年报语调与公司创新正相关关系,那就为年报语调正效应提供有力的支撑,同时又对年报语调与融资的逻辑链条进行了拓展。第三,分析年报语调对公司费用粘性的影响。如果发现年报语调抑制了公司费用粘性的增长,则说明积极语调具有自我监督的作用,使得信息透明度和真实度增加,由此从信息发出者的视角验证了积极的年报语调并非“膨胀的语言”或“廉价交谈”。以上具体研究详述如下:（一）年报语调与外部融资。研究发现年报语调与企业的外部融资正相关,即年报语调越积极,公司的债务融资越多,债务成本越低。这表明越多的正面语调会减少信息不对称性,增加企业透明度。进一步分析发现,年报语调与外部融资在非国企,企业规模较大,所处金融环境较好地区的企业正相关关系更显着。使用工具变量法和更换年报语调衡量指标后,发现年报语调仍能够促进企业的外部融资。机制检验表明,年报语调通过外部传导机制（分析师）和内部传导机制（企业内部控制）两条路径共同影响企业的外部融资。为年报语调信号效应提供了基础证据。（二）年报语调与创新。在年报语调与外部融资正向关系的基础上,本部分研究了年报语调与创新的关系。结果发现,年报语调与企业创新正相关,即年报语调越积极,公司的研发投入越多且研发产出越多。进一步分析表明,年报语调与企业创新在非国企,企业规模较小,且所处金融法制环境较差地区的企业成正相关关系更显着。使用工具变量法和得分倾向匹配法以及经过稳健性检验后,发现年报语调仍能够促进企业的创新。机制检验表明,年报语调通过分析师和融资约束两条路径共同影响企业的创新。为上市公司的年报语调信号效应,提供了支持性证据。（三）年报语调与费用粘性。费用粘性是公司低效率的一种表现,更是管理层短视的一种集中体现,因而年报语调的公司治理行为会让我们在抑制费用粘性方面观察到一些证据。本部分结果发现年报语调会降低企业的费用粘性,即年报语调越积极,公司的费用粘性会越低。异质性分析发现,年报语调与费用粘性在小规模企业,信息透明度低,所处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成负相关关系更显着。使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法和工具变量法以及经过稳健性检验后,发现年报语调仍能够降低企业的费用粘性。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的正面语调会显着降低公司的费用粘性,受到媒体关注较少和发生过并购的公司的年报语调也同样会显着降低公司的费用粘性。总体来说,上述结论表明年报在企业经营活动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年报的语调会对企业的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的创新或贡献可能在于:（一）明确提出年报语调对上市公司经营活动的影响。与以往文献集中在语调对资本市场有效性的研究不同。本文没有把关注点集中在语调对资本市场的影响,而是具体考察了年报语调对公司具体经营行为的影响。这对于进一步了解年报语调在公司行为中的影响有着重要的意义。（二）本文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年报语调的相关文献。以往文献,探讨了年报语调对于盈余预测、盈余管理的影响。鲜有从其他角度探讨年报语调对公司经营管理的作用。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年报语调的信号效应在企业的实际经营中是存在的。尽管关注此类问题的学者越来越多,但关于年报语调与上市公司的实际经营行为的研究还相对较少。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年报正面语调的增加,企业的外部融资和企业创新活动均显着上升,从而体现了年报语调信号效应。本文不仅识别出这种信号效应,更丰富了相关领域的文献。同时为能够深入理解年报语调作为公司治理的一种内部机制存在提供了证据支持。（三）本文的研究加深了年报语调与管理层自利行为的一种博弈认识。以往研究大多从年报语调如何影响盈余操纵这一行为对管理层操控进行考察。但实际中,管理层自利的行为有很多种,其中一个典型行为就是对费用粘性的操纵。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公司的销售收入可能下降,那么管理层需要考量哪些费用需要继续维持进而合理化收入支出比例。而管理层短视可能造成有利于自身的费用不减,维持“构建帝国”费用不动的现象。那么年报语调通过增加企业透明度,减少管理层的短视行为,进而降低了企业的费用粘性来抑制管理层自利动机。这部分从上市公司自利视角出发,不仅进一步为我们理解企业费用粘性拓展了视野边界,同时也为年报语调对管理层监督作用提供了独特视角。（四）就现实意义而言,由于语调存在“廉价谈话”的性质,其语言膨胀的程度完全取决于上市公司自身。且依据本文的实证逻辑,可判断出积极的年报语调在一定范围之内。对于投资者而言,年报作为会计事务所审计的信息,其会计信息真实性毋庸置疑。但对于财务信息敏感性较差的投资者而言,根据年报语调所反映出的公司前景对其投资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对于企业管理者而言,在既定的会计信息不变的基础上,变化的增量语调倘若可以吸引投资者关注,势必会夸大企业前景,蒙混投资者视听。但语调最终以实际业绩为准,过分膨胀的语调会减少投资者关注并且吸引更多外部监督。对于监管者而言,如何监督企业的过分积极语调,判别企业年报语调过度渲染业绩和未来发展趋势成为一个监管难题。而依据本文的结论,企业对于披露年报会产生一个自监督的效应,会缓解一部分监管难题。总之,通过本文的研究发现,年报语调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发挥内部监督作用,同时能够规范约束经理人行为并有效缓解企业委托代理问题,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从而提高了企业融资和创新产出、抑制了费用粘性。以上结果验证了年报语调内外部治理作用的有效性,为年报语调影响企业经营行为提供了经验证据,说明了年报语调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向诚,陆静[6]（2020）在《公司透明度与盈余公告惯性——基于投资者关注的实证研究》文中认为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市场信息极大丰富与投资者注意力相对不足的矛盾日益受到关注,哪些因素影响公司对个股的关注程度成为有价值的研究议题。已有研究主要通过媒体报导、分析师跟踪和股票量价表现等,从公司外部观察影响公司受关注程度的因素,而关于公司透明度等公司内部运营管理特征是否直接影响公司受关注程度的研究较少。以2003年至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使用盈余质量、关联交易笔数、关联交易金额、审计质量、信息披露评级等指标构建综合指数测量公司透明度,并结合单变量分组对比和多变量回归两种方法检验公司透明度与公司受关注程度的关联。在多变量回归中,使用OLS回归和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从股价和交易量两个角度,验证公司透明度通过影响公司受关注程度,进而影响其盈余公告惯性强度的路径。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国A股公司透明度与其盈余公告惯性强度显着负向相关,透明度越低的公司盈余反应滞后比率越高。当同一日市场上有多家公司发布盈余公告时,公司透明度相对越高,其盈余公告惯性程度越弱。在控制内生性问题以及信息泄露、信息含量差异、流动性、投资者情绪、盈余管理等因素影响后,上述结果依然稳健。②透明度低的公司盈余公告期异常交易量更低,与信息不对称假说的预期相反,但符合投资者有限关注假说的预期,验证了公司透明度通过公司受关注程度影响公司盈余公告惯性强度的路径。研究结果揭示了公司透明度与公司受关注程度的关联,为从内部运营管理特征入手研究公司受关注程度的影响因素提供可借鉴思路。除信息不对称外,公司透明度还通过公司受关注程度影响其股票定价过程,为理解公司透明度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提供新的视角。公司透明度低强化盈余公告惯性强度,为监管部门加强信息披露监管和提高公司透明度提供了新的实证依据。
彭爱武[7]（2020）在《基于资源配置战略视角的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会计信息的有用性一贯是资本市场研究的重点。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工业为主向以服务业和信息技术为主的新经济中,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受到严重挑战。一方面是由于现有的会计核算无法反映公司商业模式的变化、信息技术使得信息可获得性日益提高;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现有价值相关性研究仍然是从会计本身出发,从数字到数字的分析,并没有挖掘影响会计数字背后的实质来加以探究。基于此,本文以Burgstahler and Dichev（1997）的期权理论、战略管理理论以及财务报表的战略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基于资源配置战略视角,以盈余持续性作为研究的突破口,并以我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分别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视角来检验资源配置战略对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经营主导型公司盈余持续性显着强于投资主导型公司;在进一步区分盈余构成之后,经营主导型公司的核心利润持续性显着强于投资主导型公司,但其投资收益的持续性要显着弱于投资主导型公司。该结果表明资源配置战略显着影响利润生成的方式,进而影响盈余持续性。第二,资源配置战略能够显着影响盈余公告反应,研究发现:从净利润来看,相对于投资主导型公司,经营主导型公司的净利润价值相关性更强;从利润构成来看,核心利润的价值相关性在经营主导型公司中最强,投资收益的价值相关性在投资主导型公司中最强。这一结果表明资源配置战略显着影响利润和利润结构的价值相关性。第三,资源配置战略能够显着影响会计信息的估值效应,研究发现:会计盈余与权益面值的相对估值效应在经营主导型公司和投资主导型公司中不存在差异,即会计盈余的估值效应均高于权益面值;但会计盈余、权益面值的绝对估值效应在两类资源配置战略下存在显着差异,即经营主导型公司的会计盈余估值效应强于投资主导型公司,而投资主导型公司的权益面值估值效应强于经营主导型公司。这一结果充分表明了资源配置战略会改变投资者对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赋予的估值权重,即投资者在使用会计信息所做出的投资决策方式需充分依赖于资源配置战略信息。本文研究的创新:第一,找到了会计信息背后的内涵是企业战略,企业战略才是影响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存在差异的根源。其基本逻辑是:资源配置战略决定资产结构,资产结构决定了利润的生成模式,由此就有了不同利润的构成,不同的利润构成直接导致利润持续性存在差异,利润持续性的差异导致盈余价值相关性存在差异,从而进一步导致盈余与权益面值的估值效应存在差异;第二,基于资源配置战略视角的研究,为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的影响因素找到了新的证据,并进一步拓展了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的文献。本文研究的意义:第一,为投资者更准确解读企业的盈余信息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应结合资源配置战略来理解当期利润及其各构成部分对企业未来发展前景与价值的意义;第二,对金融分析师和投资者的一个暗示是,专注于价格对账面倍数的估值方法更适合于投资主导型的公司,而专注于价格对盈余倍数的估值方法更适合于经营主导型的公司。即对于投资主导型公司,应该更多地考虑公司的权益面值（企业的底子）,对于经营主导型公司,更多地考虑公司的盈余信息（企业的面子）;第三,对于准则制定部门也有一定的启示。因为企业特定的战略是影响会计信息特征的重要因素,因此准则制定部门可以鼓励公司披露更多更全面的战略信息,从而有助于投资者更为准确地理解和分析企业财务报表、更有效地对企业进行估值分析以及做出正确的决策。
耀友福[8]（2020）在《问询监管与公司过度投资》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需要“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监管方式”,以及“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这是从国家战略层面明确了金融监管在风险防控中的重要性。在此背景下,证券监管机构正积极推进资本市场监管体制改革的新方向。伴随着2013年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直通车制度的正式实施,沪深交易所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一线监管由“事前审核”转向“事后审核”,问询制度成为“事后审核”的重要手段。2019年以来,证监会积极推进“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科创版试点注册制”来促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使得我国注册制改革下问询监管的市场化监督机制越发重要。问询制度作为我国转型经济发展中一种非处罚性的预防监管方式,是我国资本市场信息披露监管模式的重大变革,也是“放松管制、加强监管”这一理念在资本市场监管中的贯彻。问询函是一种监督公司会计政策的合规性、信息披露质量、日常投资及并购重组等重大财务决策乃至防范资本市场金融风险的重要方式之一。作为资本市场监管理念转变的重要举措,问询制度的监管效果受到实务界和学术界的共同关注。具有中国特色的“刨根问底”式问询的监管效力如何呢?国内关于问询函的研究才刚刚兴起,问询监管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识别与治理效应的研究尚属空白。作为宏观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投资活动是公司价值创造的一项重要战略性决策和源动力,对公司持续、健康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当前我国转型经济发展中,诸多上市公司面临着资源配置低效、产能过剩等的窘境;并且公司的投资决策行为深受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的重要影响。对有损公司价值创造、资本市场金融风险的公司过度投资行为,以及公司过热投资所造成后果之产能过剩的情景中,问询监管政策可能会重点关注。在我国2014-2018年沪深交易所发出的年报问询函中,且存在过度投资的样本公司中,大约有46%上市公司被问询涉及“投资行为”,并购问询函数量与年报中的“投资特征”问询函数量也旗鼓相当。这一问询监管新政的实施为深入探索交易所问询机制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一线监管有效性提供了研究契机。基于问询监管的动因及其经济后果的研究架构,本文主要研究如下重要问题:（1）交易所问询函能否有效甄别公司过度投资行为,即历史过度投资行为严重的公司是否易于被监管问询?在过度投资行为后果特征之产能过剩公司中,问询监管是否给予高度关注?（2）基于过度投资行为的问询监管识别后,问询监管能否有效抑制公司未来过度投资行为?这种问询治理作用是否在具有“投资特征”的问询监管（包括并购问询、历史性投资的年报问询和瞻前性投资的年报问询）中更加明显?（3）如果问询监管能够对公司未来过度投资行为发挥积极治理效用,问询监管影响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背后机理是什么呢?（4）在问询监管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直接效应进行检验后,本文从威慑效应视角,问询监管在资本市场中是否具有威慑性的“溢出效应”?我们将从同行业、同地区公司和同一企业集团公司三个层面来探究问询监管对未被问询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溢出监管效用。本文以2014-201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及其年报问询函和并购问询函为研究样本,从公司过度投资视角考察了问询监管的动因及其经济后果,研究发现:（1）在控制公司财务业绩和治理特征的基础上,交易所问询监管能有效甄别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具体表现为历史过度投资行为严重、产能过剩的公司更易于被监管问询。这说明,交易所在问询决策中关注了国家金融风险防控范畴中的公司过度投资行为,并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事项之产能过剩化解问题融入问询监管决策中。（2）在问询监管的经济后果方面,问询监管对公司未来过度投资行为具有明显的治理效果,这种积极治理作用在“投资特征”问询监管情景中更加明显。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双重差分（PSM-DID）等方法控制内生性后,该研究结论亦稳健。进一步从年报问询函的文本内容,将“投资特征”的年报问询函区分为历史性投资的年报问询函和瞻前性投资的年报问询函后,发现历史性投资的年报问询函和瞻前性投资的年报问询函对公司未来过度投资行为均具有显着的治理效用,这从问询关注公司历史性投资事项抑或瞻前性投资事项来更体现了交易所精准问询施策的路径效果。此外,当问询力度越大,问询机制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监管效用更突显。（3）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是助长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两个重要因素（Jensen and Meckling,1976;Jensen,1986;Richardson,2006）。基于这一理论路径,本文发现问询监管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治理作用在信息不对称较高（盈余信息不透明度、分析师跟踪较少和机构投资者持股较低）和代理问题突出的公司中更明显。其中,本文将代理问题刻画为代理成本考量和代理行为特征,代理行为特征包括管理层过度自信、超额现金持有和激进负债行为。代理成本考量方面,发现问询监管对公司过度投资的治理作用在双重代理成本较严重的公司中更显着;在代理行为特征中,问询监管对公司过度投资的治理作用在管理层过度自信较高、公司持有较多超额现金和具有较高激进负债行为的公司中更显着。（4）基于威慑效应理论,问询监管在资本市场中还具有一定的溢出威慑效力。问询监管对同行业或同一企业集团内未被问询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治理具有“溢出效应”,这种溢出效用在“投资特征”的问询监管情景中也呈现。但本文未发现问询监管在同地区公司过度投资行为中的“溢出效应”。本文的研究兼具重要的学术贡献和实践价值:第一,从公司过度投资视角提供了我国交易所问询监管特色的经验证据,拓展了问询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本文基于我国注册制改革下年报问询和并购问询的监管新政,不仅发现了我国的问询监管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甄别能力,还发现交易所结合了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在问询一线监管中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之一的“产能过剩”企业的投资活动更为关注。以往关于问询监管的动因研究主要从监管方的监管风格（Baugh et al.,2017;Peter and Zhang,2018）、公司财务状况及内部治理等（Cassell et al.,2013）、税收规避（Kubick et al.,2016）、盈余管理（刘柏等,2019）、并购重组信息披露（李晓溪等,2019a）,以及政治关联（Heese et al.,2017;Chen et al.,2018）等方面。在转型经济发展的中国,交易所在执行问询监管时,更有可能考虑国家顶层政策设计意愿,将资本市场金融风险防范事项之公司过度投资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要项目之产能过剩化解议题融入问询决策函数中,以更好推动问询制度服务于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发展。本文研究对融合问询函的信息披露监督机制来推进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通过问询机制来有效化解企业过热投资的信息风险、产能过剩风险等具有重要启示。第二,从公司过度投资视角提供了我国注册制改革下问询监管的有效性问题,拓展了精准问询施策的经济后果研究。以往问询监管经济后果的研究主要从公司信息披露（Bozanic et al.,2017;Brown et al.,2018;陈运森等,2018a;李晓溪等,2019a）、税收规避（Kubick et al.,2016）、盈余管理（Cunningham et al.,2019;陈运森等,2019）、分析师行为（Wang,2016;Bozanic et al.,2017）和审计师行为（Gietzmann and Pettinicchio,2014;陈运森等,2018b）等方面。本文则从公司过度投资角度分析了问询监管的治理机制,尤其是“投资特征”问询监管的治理效果,丰富了证券监管机构对资本市场的问询政策研究,也对完善交易所问询监管的精准性和分类问询机制的构建具有重要启示。第三,丰富了公司过度投资行为治理路径的相关研究。以往公司投资行为的治理研究主要从公司治理（Stein,2003;Chen et al.,2017;焦豪等,2017）、独立审计（Tong and Sapra,2009;Kausar et al.,2016;雷光勇等,2014;王兵等,2017）、新闻媒体（张建勇等,2014;陈泽艺等,2017）、反腐改革（钟覃琳等,2016;王茂斌和孔东民,2016）、制度环境（万良勇,2013;李延喜等,2015）等方面。本文则从交易所问询函的非处罚预防性监管视角,在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框架下将问询监管制度纳入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的治理机制中,丰富了公司投资行为治理的相关文献;同时对规范公司投资事项的信息披露、提高公司投资的价值效应和防控资本市场过热投资的金融风险提供了新的实证支持。第四,基于公司过度投资形成的重要因素,从信息不对称和双重代理问题考察了问询监管对公司过度投资的不同治理效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公司过度投资的形成机制的文献,对全面解读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问询治理机制具有重要启示。在政策实践方面,交易所实施一线问询监管时要重点关注信息不对称严重、公司代理成本较高,以及管理层更具过度自信特质、公司持有大量超额现金和激进负债行为,此种公司中更有动机或能力实施高风险的投资行为,应充分发挥问询函一线监管的精准度。第五,从同行业和同一企业集团层面,发现了问询监管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治理的溢出效应,丰富了问询监管政策在资本市场中的威慑效应研究;同时也从问询机制视角对企业集团的风险管理具有重要启示。现有研究发现企业集团成员公司存在较高的过度投资水平（Larrain et al.,2019;张会丽和陆正飞,2012;窦欢等,2014）、存在财务违规及市场风险的传染效应（纳鹏杰等,2017;刘丽华等,2019;周利国等,2019）和较高金融投资行为的传染性问题（李馨子等,2019）。本文则从交易所问询监管的信息嵌入的治理角色,考察了问询监管对企业集团成员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溢出效应,这对防控企业集团组织内部的投资风险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企业集团的外部风险管理提供了重要经验证据。此外,关于问询溢出效应的经验证据可为监管机构在分配有限的监管资源、提高问询监管效率方面提供有益参考。总而言之,本文从公司过度投资视角研究了我国注册制改革下问询监管的有效性,从问询监管的影响因素及其经济后果两方面拓展了非处罚性预防监管之问询制度的研究。本文研究结论对通过问询监管机制来防范公司过度投资的金融风险和化解企业产能过剩风险,以更好科学引导企业生态、健康的投资决策和提高投资效率,以及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等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本文研究发现也为提高问询监管的精准性和建立分类问询监管机制,强化以交易所问询函为代表的一线监管政策提供经验支持。
杜梦娟[9]（2020）在《上市公司自媒体信息披露对资本市场效应的影响 ——以微信为代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资本市场中,媒体作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载体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信息技术的变迁和发展,信披媒体也在向更具效率的方向发展。在当前移动互联网技术迅速普及的背景下,传统的信披指定媒体和非指定第三方媒体等均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局限性,而自媒体信息披露这一新型、高效的信披方式凭借其相对优势——及时性、便捷性、低成本、可理解性、强扩散性、交互性等,正逐渐成长为移动互联网时代重要的信息披露渠道之一。随着自媒体的普及,各国均开始重视自媒体在信息披露中的作用。我国现行的信息披露制度以指定媒体信息披露为要求,而随着新修订的《证券法（2019修订）》于2020年3月正式实行,信披媒体将由此前的“指定媒体”调整为“符合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条件的媒体”。信息披露媒体法定条件的调整,对于上市公司自媒体等高效的信息披露媒体而言无疑是重要契机,自媒体或将走入规定信息披露媒体的选择视野,进一步发挥作用。在这一背景下,从一定程度上可反应市场有效性的资本市场效应出发,探讨上市公司自媒体信息披露是否对于资本市场效应具有明显影响、主要通过何种途径影响,以及其披露特点是否也会成为影响因素,将对是否应鼓励自媒体早日纳入规定的信披媒体梯队中,以及如何在此基础上对自媒体信息披露方式加以有效利用,提供研究和参考价值。基于有效资本市场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以及延伸出的信号传递理论、信息中介理论、投资者有限关注等理论分析,自媒体信息披露通过拓宽信息披露渠道、降低信息搜集成本等吸引投资者关注,并向投资者传递信息信号;从而改变投资者信息集,影响投资者行为,改变知情/非知情投资者比例,使得信息融入资本市场的效率提高、资本市场对信息的反应程度更加充分,并最终呈现出对资本市场效应的影响。且影响主要通过降低投资者信息壁垒体现,因此相比起机构投资者,自媒体信息披露对个人投资者或产生更大影响。而这一过程中,自媒体的相对优势——及时性、可理解性和传播广度等也将成为影响资本市场效应的重要因素。本文以微信公众号最多关注度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范围,以微信公众号作为自媒体代表（从用户基数、活跃度、占时来看,微信均为我国最大自媒体平台,具有较高代表性）,对自媒体信息披露对于资本市场效应（以累计超额收益率为代理变量）的影响及其可能途径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上市公司通过以微信为代表的自媒体进行信息披露,可拓宽信息披露的渠道,降低公司披露成本及投资者信息搜寻成本,改善信息融入资本市场的效率,通过影响投资者行为,最终对资本市场效应产生更强影响。（2）按机构投资者占比情况进行分组回归,结果表明,仅在个人投资者占比为主的分组中,微信信息披露的资本市场效应影响显着,而机构投资者占比高的组中则没有显着影响,表明微信信息披露对市场效应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个人投资者行为这一途径得以实现的。进一步,研究微信自媒体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可理解性、传播规模特点对于资本市场效应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1）披露时间上:当天微信披露对市场效应有显着影响,而第二、三天披露则没有明显影响,表明仅当微信披露足够及时,才能对市场效应产生明显影响;且影响作用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减弱。（2）披露方式上:微信披露采用可视化方式,可提高公众对于信息的解读效率,对资本市场效应产生更大影响;微信披露对市场效应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可视化微信披露方式得以实现的。（3）披露规模上:采用微信披露阅读规模、超额阅读比作为披露规模/投资者关注的代理变量,结果表明微信披露的传播规模越大、超额扩散效应越强,因微信信息披露而引发的投资者关注和感知就越强,对市场效应的影响也越强。此外,在稳健性检验中,通过PSM配对重新回归检验,结果稳健,一定程度上排除了可能存在的样本自选择内生性问题;同时,变化自变量样本区间、替换控制变量等进行重新检验,结果也均稳健。基于理论和实证分析,本文提出几方面建议:（1）对相关政府和监管机构而言,应考虑将自媒体作为信息时代下的高效新型媒体,纳入到最新的规定信披媒体梯队中,成为信披媒体的有力渠道补充。（2）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应重视自媒体信息披露渠道建设,并充分融入其及时性、可视化、传播广度等特点,以更好地发挥自媒体信息披露的优势。（3）对于投资者,尤其是个人投资者而言,可通过充分关注自媒体信息披露,获得更多的信息渠道和机会,增强信息获取能力,提高信息解读效率。从研究意义和创新性来看,本文以微信作为自媒体代表进行研究,为自媒体披露研究提供了符合发展趋势的补充。同时,对于自媒体信息披露的特点、可能影响途径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为该领域研究丰富做出有益补充。
全胜[10]（2020）在《媒体报道与盈余公告后的市场反应》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盈余公告效应（PEAD）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反应不足现象,即盈余公告发布后,盈余公告所包含的盈余信息并没有及时迅速地反应到股价中去,而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步地反应到股价中去。表现在股票市场上,就是实际盈余比预期盈余要高的股票会出现股价的一致性向上漂移,而实际盈余比未预期盈余较低的股票会出现股价的一致性向下漂移。媒体报道作为投资者获取盈余公告信息的重要途径,其对盈余公告信息的传播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并进而影响盈余公告效应。在我国,由于特殊的环境和制度,中国的投资者以散户为主,大部分散户获得盈余公告信息并不是直接通过年报或者季报获得的,而是通过第三方的新闻媒体获得的。特别是近年以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投资者通过网络新闻获取盈余信息。那些有媒体报道过相关盈余信息的股票更容易获得投资者的关注,对那些无媒体报道的股票则不容易注意到。另外,不同的投资者对不同的信息来源有不同的偏好,有的投资者喜欢比较知名的新闻媒体,有的投资者则可能更愿意相信一些不知名媒体的信息,并且,媒体对不同股票的盈余信息报道分散性也不一致,从而导致了有的投资者相比其他投资者更早地看到相关的信息,使投资者之间产生了预期分歧,导致了异质信念。虽然有许多学者从有限注意力的角度研究了新闻媒体对盈余公告效应的影响,但是更进一步地从媒体报道可能导致的投资者异质性角度入手的研究却比较缺乏。根据信息渐进分散理论,媒体对盈余公告信息报道的分散性会导致投资者之间的异质信念,从而影响盈余公告后的市场反应。本文从这一点出发,选取盈余公告发布当天至盈余公告发布后三天的相关新闻媒体报道,从媒体报道分散性导致的投资者异质信念角度研究媒体报道对盈余公告后的市场反应影响。本文首先利用网络爬虫技术从国内最大的财经信息交流网站-东方财富网股吧抓取相应的新闻报道数据,再人工清洗和挑选出与盈余相关的媒体报道,然后利用已分类好的新闻数据来探讨媒体报道对盈余公告后的市场反应影响。通过事件研究法和统计分析实证分析发现盈余公告当天以及之后三天,新闻媒体是否报道过盈余信息对股票的短期股价反应、长期股价反应,以及短期异常交易量都会产生影响,具体而言,股票盈余公告后有媒体报道过相关新闻的,会增强股票的短期股价反应,在长期则会降低股票的盈余惯性,同时,还会显着提高盈余公告后股票的交易量。另外,本文根据信息渐进分散理论创新性的引入了信息领域的信息熵概念,来衡量媒体报道的分散度,从而得出盈余公告当天以及之后三天,媒体对盈余公告信息的报道的分散程度会增加投资者之间的异质信念,从而导致盈余公告后,媒体报道分散性越高的股票,短期股票异常交易量也会越高,并且媒体报道的分散性对盈余公告后的交易量影响还具有非对称性。
二、公司规模与信息披露的交易量反应（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公司规模与信息披露的交易量反应（论文提纲范文）
（1）微博信息披露、市场关注度和年报市场反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动机 |
| 2.2 社交媒体与信息披露 |
| 2.3 市场关注度与信息披露 |
| 2.4 信息披露与年报市场反应 |
| 2.5 文献评述 |
| 第3章 理论分析与实证假设 |
| 3.1 微博信息披露对年报市场反应的影响 |
| 3.1.1 微博信息披露与年报市场反应 |
| 3.1.2 传播效应与策略性信息披露效应 |
| 3.2 市场关注度与微博信息披露 |
| 3.3 微博信息披露、市场关注度与年报市场反应 |
| 第4章 实证研究设计 |
| 4.1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
| 4.2 实证变量说明 |
| 4.2.1 被解释变量 |
| 4.2.2 解释变量 |
| 4.2.3 控制变量 |
| 4.3 研究假设的模型构建 |
| 4.3.1 微博信息披露与年报市场反应 |
| 4.3.2 传播效应与策略性信息披露效应 |
| 4.3.3 市场关注度与微博信息披露 |
| 4.3.4 微博信息披露、市场关注度与年报市场反应 |
| 第5章 实证研究结果及检验 |
| 5.1 描述性统计 |
| 5.2 相关性分析 |
| 5.3 回归结果分析 |
| 5.3.1 微博信息披露与年报市场反应 |
| 5.3.2 市场关注度与微博信息披露 |
| 5.3.3 微博信息披露、市场关注度与年报市场反应 |
| 第6章 进一步讨论与稳健性检验 |
| 6.1 进一步讨论 |
| 6.1.1 按上市公司业绩分组 |
| 6.1.2 按上市公司规模分组 |
| 6.1.3 按上市公司信息不透明程度分组 |
| 6.2 稳健性检验 |
| 6.2.1 加入盈余预告和业绩快报 |
| 6.2.2 加入上一年Roe |
| 6.2.3 PSM倾向得分匹配 |
| 6.2.4 只考虑已开通微博的上市公司 |
| 第7章 结论与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证券市场开放与资产定价效率（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框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证券市场开放的经济后果 |
| 2.1.1 证券市场开放对资本市场的影响 |
| 2.1.2 证券市场开放对企业实体的影响 |
| 2.2 交叉上市相关文献回顾 |
| 2.2.1 交叉上市影响因素 |
| 2.2.2 交叉上市经济后果 |
| 2.3 境外投资者持股文献回顾 |
| 2.3.1 境外投资者持股影响因素 |
| 2.3.2 境外投资者持股经济后果 |
| 2.4 陆港通交易机制相关文献回顾 |
| 2.4.1 陆港通交易机制与股票市场稳定 |
| 2.4.2 陆港通交易机制与公司治理 |
| 2.4.3 陆港通交易机制与企业行为 |
| 2.4.4 陆港通交易机制与审计行为 |
| 2.5 资产定价效率影响因素文献回顾 |
| 2.5.1 信息因素对资产定价效率的影响 |
| 2.5.2 投资者理性对资产定价效率的影响 |
| 2.5.3 市场竞争对资产定价效率影响 |
| 2.5.4 市场摩擦对资产定价效率的影响 |
| 2.6 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与制度背景 |
| 3.1 概念界定 |
| 3.1.1 证券市场开放 |
| 3.1.2 资产定价效率 |
| 3.2 理论基础 |
| 3.2.1 有效市场假说 |
| 3.2.2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3.2.3 委托代理理论 |
| 3.2.4 市场分割理论 |
| 3.2.5 股票流动性理论 |
| 3.2.6 投资者有限理性理论 |
| 3.3 制度背景 |
| 3.3.1 我国证券市场开放的背景 |
| 3.3.2 我国证券市场开放的进程 |
| 3.3.3 我国证券市场开放不同政策的对比分析 |
| 3.3.4 我国证券市场开放对资产定价效率的影响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交叉上市与资产定价效率 |
| 4.1 引言 |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2.1 基于信息传递的交叉上市与资产定价效率 |
| 4.2.2 基于政府干预的交叉上市与资产定价效率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3.2 变量定义 |
| 4.3.3 模型设定 |
| 4.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4.1 描述性统计 |
| 4.4.2 交叉上市与股价信息含量回归分析 |
| 4.4.3 异质性分析 |
| 4.5 交叉上市影响股价信息含量的机制分析 |
| 4.5.1 基于股票流动性的中介效应检验 |
| 4.5.2 基于投资者认知度的中介效应检验 |
| 4.6 稳健性检验 |
| 4.6.1 内生性检验 |
| 4.6.2 替换因变量衡量指标 |
| 4.6.3 变换研究样本区间 |
| 4.6.4 安慰剂检验 |
| 4.6.5 PSM检验 |
| 4.7 拓展检验 |
| 4.7.1 交叉上市与股价延迟的回归分析 |
| 4.7.2 交叉上市与资产误定价的回归分析 |
| 4.8 结论与启示 |
| 第五章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持股与资产定价效率 |
| 5.1 引言 |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2.1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价值创造假说与资产定价效率 |
| 5.2.2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价值投资假说与资产定价效率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3.2 变量定义 |
| 5.3.3 模型设定 |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1 描述性统计 |
| 5.4.2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持股与股价延迟回归分析 |
| 5.4.3 异质性分析 |
| 5.5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持股影响股价延迟的机制分析 |
| 5.5.1 基于信息披露质量的中介效应检验 |
| 5.5.2 基于股票流动性的中介效应检验 |
| 5.6 稳健性检验 |
| 5.6.1 内生性检验 |
| 5.6.2 排除特殊样本区间 |
| 5.6.3 替换自变量衡量指标 |
| 5.7 拓展检验 |
| 5.7.1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持股与股价信息含量回归分析 |
| 5.7.2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持股与资产误定价回归分析 |
| 5.8 结论与启示 |
| 第六章 陆港通与资产定价效率 |
| 6.1 引言 |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2.1 陆港通信息效应与资产定价效率 |
| 6.2.2 陆港通噪音效应与资产定价效率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3.2 变量定义 |
| 6.3.3 模型设定 |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1 描述性统计 |
| 6.4.2 陆港通与资产误定价回归分析 |
| 6.4.3 异质性分析 |
| 6.5 陆港通影响资产误定价的传导机制 |
| 6.5.1 基于会计信息质量的中介效应检验 |
| 6.5.2 基于分析师预测精准度的中介效应检验 |
| 6.6 稳健性检验 |
| 6.6.1 自变量滞后一期 |
| 6.6.2 变更因变量测度方法 |
| 6.6.3 PSM-DID回归分析 |
| 6.7 拓展检验 |
| 6.7.1 陆港通与股价信息含量回归分析 |
| 6.7.2 陆港通与股价延迟回归分析 |
| 6.8 结论与启示 |
| 第七章 证券市场开放、资产定价效率与企业投资效率 |
| 7.1 引言 |
| 7.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7.3 研究设计 |
| 7.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7.3.2 变量定义 |
| 7.3.3 模型设定 |
| 7.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4.1 描述性统计 |
| 7.4.2 证券市场开放与企业投资效率回归分析 |
| 7.5 证券市场开放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传导机制 |
| 7.6 稳健性检验 |
| 7.6.1 变更因变量衡量方式 |
| 7.6.2 内生性检验 |
| 7.6.3 PSM-DID回归分析 |
| 7.7 结论与启示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与启示 |
| 8.1.1 主要研究结论 |
| 8.1.2 政策启示 |
| 8.2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
| 8.2.1 研究不足 |
| 8.2.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导师评阅表 |
（3）异质信念与中国股票市场异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主要结论 |
| 1.2.1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2.2 主要研究结论 |
| 1.3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异质信念的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 |
| 2.1.1 “理性-同质性”与“有限理性-异质性” |
| 2.1.2 异质信念的理论研究 |
| 2.1.3 异质信念的定价研究 |
| 2.2 异质信念解释股票异象的相关研究 |
| 2.2.1 股票异象及主要解释观点 |
| 2.2.2 异质信念与股票异象的相关研究 |
| 2.3 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异质信念与股票异象的理论模型研究 |
| 3.1 一个基于信息披露的异质信念定价模型 |
| 3.1.1 模型设置与市场均衡 |
| 3.1.2 投资者异质信念 |
| 3.2 异质信念、市场特征和股票异象 |
| 3.2.1 异质信念与股票市场的定价表现 |
| 3.2.2 异质信念与股票市场的投资者福利 |
| 3.2.3 异质信念对市场摩擦异象、财务信息异象的解释 |
| 3.3 文章小结 |
| 第四章 异质信念与中国股票市场异象的实证研究 |
| 4.1 异质信念与股票收益的实证研究 |
| 4.1.1 数据与变量构建 |
| 4.1.2 异质信念与股票收益 |
| 4.1.3 极端情形下异质信念的解释能力 |
| 4.2 异质信念与交易市场异象:因子回归分析 |
| 4.2.1 B-3 因子定价模型 |
| 4.2.2 异质信念与市场摩擦类异象 |
| 4.2.3 异质信念与动量反转类异象 |
| 4.2.4 异质信念与价值成长类异象 |
| 4.2.5 异质信念与投资类异象 |
| 4.2.6 异质信念与盈利类异象 |
| 4.2.7 异质信念与无形资产类异象 |
| 4.3 异质信念与发行市场异象:OLS回归分析 |
| 4.3.1 中国股市的发行市场异象 |
| 4.3.2 异质信念与发行市场短期异象 |
| 4.3.3 异质信念与发行市场折溢价异象 |
| 4.3.4 异质信念与发行市场长期异象 |
| 4.3.5 基于发行制度、投资者情绪的进一步检验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中国股票市场特征的稳健性检验 |
| 5.1 卖空机制、异质信念与过度反应异象 |
| 5.1.1 卖空机制、异质信念和过度反应的逻辑关系 |
| 5.1.2 基于融资融券制度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1.3 基于其他卖空机制的拓展性分析 |
| 5.2 监管约束、异质信念和IPO异象 |
| 5.2.1 发行市场的监管特征及对IPO异象的影响 |
| 5.2.2 基于发行监管指标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2.3 基于其他理论的进一步检验 |
| 5.3 投资者情绪、异质信念与投融资效应 |
| 5.3.1 投资者情绪、投融资与产业扩张的逻辑关系 |
| 5.3.2 实证研究与结果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主要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2.1 对政府监管的建议 |
| 6.2.2 对上市公司的建议 |
| 6.2.3 对投资者的建议 |
| 6.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4）信息披露与市场参与者行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 1.3 本文创新点 |
| 1.4 本章小结 |
| 第2章 信息披露与市场参与者行为相关研究综述 |
| 2.1 信息披露与价格发现 |
| 2.1.1 信息披露动机理论 |
| 2.1.2 信息披露效应理论 |
| 2.1.3 信息融入理论 |
| 2.2 信息披露与市场参与者行为 |
| 2.2.1 信息披露与投资者行为研究综述 |
| 2.2.2 信息披露与分析师行为研究综述 |
| 2.2.3 信息披露与管理层行为研究综述 |
| 2.3 信息披露与市场反应 |
| 2.3.1 分析师预告与市场反应研究综述 |
| 2.3.2 业绩预告与市场反应研究综述 |
| 2.3.3 业绩公告与市场反应研究综述 |
| 第3章 信息披露与投资者有限理性行为 |
| 3.1 引言 |
| 3.2 信息披露与投资者行为研究评述 |
| 3.3 基本假设 |
| 3.3.1 关于投资者类型的假设 |
| 3.3.2 关于市场出清的假设 |
| 3.4 完全理性条件下的价格发现分析 |
| 3.5 有限理性条件下的价格发现分析 |
| 3.6 数值模拟 |
| 3.6.1 有限理性条件下信息披露质量与价格发现效率模拟 |
| 3.6.2 有限理性条件下信息披露质量与资本定价偏误模拟 |
| 3.6.3 关键参数的敏感性分析 |
| 3.7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分析师预告披露行为及有效性 |
| 4.1 引言 |
| 4.2 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设 |
| 4.2.1 中国证券分析师的发展现状 |
| 4.2.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3 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
| 4.3.1 样本选择与描述 |
| 4.3.2 模型设计 |
| 4.3.3 估计方法 |
| 4.4 实证结果分析 |
| 4.4.0 描述性统计 |
| 4.4.1 分析师预告对信息不对称的短期影响 |
| 4.4.2 分析师预告对信息不对称的长期影响 |
| 4.5 稳健性检验 |
| 4.5.1 分析师预告发布时间与信息不对称下降幅度 |
| 4.5.2 分析师预告发布数量与信息不对称下降幅度 |
| 4.5.3 分析师预告特征与信息不对称下降幅度 |
| 4.5.4 分析师特征与信息不对称下降幅度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管理层业绩预告披露行为与市场反应 |
| 5.1 引言 |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 5.3.2 主要变量及定义 |
| 5.3.3 实证模型 |
| 5.3.4 描述性统计 |
| 5.4 实证结果分析 |
| 5.4.1 业绩预告披露时间与业绩预告准确性 |
| 5.4.2 业绩预告披露时间与价格反应 |
| 5.4.3 业绩预告披露时间与信息不对称下降幅度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5.1 剔除季度和中期业绩预告样本 |
| 5.5.2 剔除定期公告中的业绩预告样本 |
| 5.5.3 剔除业绩预告修正公告样本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信息披露与管理层自利行为 |
| 6.1 引言 |
| 6.2 文献评述、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设 |
| 6.2.1 信息精度研究综述 |
| 6.2.2 信息操纵研究综述 |
| 6.2.3 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设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6.3.2 变量定义 |
| 6.3.3 模型设计 |
| 6.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4.1 描述性统计 |
| 6.4.2 多元回归检验结果及分析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5.1 信息精度与短期市场反应 |
| 6.5.2 拓展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总结与展望 |
| 7.1 全文总结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和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5）年报语调与企业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内容、基本思路及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框架与结构安排 |
| 五、研究创新 |
| 第一章 理论依据与制度背景 |
| 第一节 理论依据 |
| 一、有效市场假说 |
| 二、信息不对称理论 |
| 三、委托代理理论 |
| 四、法与经济学相关理论 |
| 第二节 制度背景 |
| 一、信息披露的界定 |
| 二、语调的沿革 |
| 第二章 年报语调对企业外部融资的影响研究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建立 |
| 三、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
| 第四节 实证结果报告与分析 |
| 一、基础回归分析 |
| 二、异质性分析 |
| 第五节 进一步检验与分析 |
| 一、内生性分析 |
| 二、稳健性检验 |
| 三、影响机制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年报语调对创新的影响研究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建立 |
| 三、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
| 第四节 实证结果报告与分析 |
| 一、基础回归分析 |
| 二、异质性分析 |
| 第五节 进一步检验与分析 |
| 一、内生性分析 |
| 二、稳健性检验 |
| 三、影响机制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年报语调对公司费用粘性的影响研究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建立 |
| 三、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
| 第四节 实证结果报告与分析 |
| 一、基础回归分析 |
| 二、异质性分析 |
| 第五节 进一步检验与分析 |
| 一、内生性分析 |
| 二、稳健性检验 |
| 三、进一步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
| 一、研究结论 |
| 二、政策建议 |
| 三、研究不足及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6）公司透明度与盈余公告惯性——基于投资者关注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引言 |
| 1 相关研究评述 |
| 2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 3 研究设计 |
| 3.1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
| 3.2 变量定义 |
| 3.2.1 公司透明度 |
| 3.2.2 盈余公告处理优先度 |
| 3.2.3 标准化未预期盈余 |
| 3.2.4 盈余公告期间的超额收益 |
| 3.2.5 盈余公告期间的异常交易量 |
| 3.2.6 控制变量 |
| 3.3 实证模型 |
| 4 实证结果 |
|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2 公司透明度与盈余公告惯性 |
| 4.3 公司透明度与盈余公告期异常交易量 |
| 4.4 盈余公告处理优先度与盈余惯性 |
| 5 稳健性检验 |
| 5.1 改变公司透明度测量方式 |
| 5.2 信息泄露与信息含量差异 |
| 5.3 其他可能解释 |
| 5.4 内生性问题 |
| 6 结论 |
（7）基于资源配置战略视角的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2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3 研究创新与意义 |
| 1.3.1 研究创新 |
| 1.3.2 研究意义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会计盈余公告反应研究 |
| 2.1.1 国外文献 |
| 2.1.2 国内文献 |
| 2.1.3 文献述评 |
| 2.2 会计信息的估值效应研究 |
| 2.2.1 国外研究 |
| 2.2.2 国内文献 |
| 2.2.3 文献述评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 |
| 3.1 价值相关性理论 |
| 3.1.1 决策有用的信息观 |
| 3.1.2 决策有用的计量观 |
| 3.2 实物期权理论 |
| 3.2.1 实物期权的核心思想 |
| 3.2.2 实物期权理论代表观点 |
| 3.2.3 实物期权理论的经验证据 |
| 3.3 战略管理理论 |
| 3.3.1 战略管理的内涵 |
| 3.3.2 战略管理的经典框架 |
| 3.4 基于财务报表的战略理论 |
| 3.4.1 资源配置理论 |
| 3.4.2 从报表到战略 |
| 3.4.3 资源配置战略指标构建 |
| 3.4.4 不同资源配置战略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企业资源配置战略与盈余持续性 |
| 4.1 引言 |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3.2 模型设定 |
| 4.3.3 变量选取 |
| 4.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4.1 描述性统计 |
| 4.4.2 相关性分析 |
| 4.4.3 多元回归结果 |
| 4.5 稳健性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企业资源配置战略与盈余价值相关性 |
| 5.1 引言 |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3.2 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
| 5.3.3 变量选取 |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1 描述性统计 |
| 5.4.2 相关性分析 |
| 5.4.3 多元回归结果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企业资源配置战略与会计估值效应 |
| 6.1 引言 |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3.2 模式设定 |
| 6.3.3 变量选取 |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1 描述性统计 |
| 6.4.2 相关性分析 |
| 6.4.3 多元回归分析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局限性与未来研究方向 |
| 7.1 结论 |
| 7.2 局限性与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8）问询监管与公司过度投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研究问题 |
| 第二节 研究发现 |
| 第三节 研究贡献 |
| 第四节 论文结构安排 |
| 第二章 问询监管的制度背景 |
| 第一节 主要国家问询监管模式的演进 |
| 一、美国SEC问询函的制度概要 |
| 二、澳大利亚交易所的问询制度 |
| 三、中国问询监管的制度概要 |
| 第二节 主要国家问询监管模式的比较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文献回顾 |
| 第一节 管制理论的研究 |
| 一、政府管制的重要性 |
| 二、政府管制的产权分析 |
| 三、政府管制的经济后果 |
| 第二节 问询监管的研究 |
| 一、问询监管的影响因素 |
| 二、问询监管的经济后果 |
| 第三节 过度投资的研究 |
| 一、过度投资的形成动因 |
| 二、过度投资的经济后果 |
| 三、过度投资的监管治理 |
| 第四节 文献评述 |
| 第四章 问询监管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甄别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一、问询监管对历史性过度投资的甄别分析 |
| 二、问询监管对产能过剩的甄别分析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
|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设定 |
| 三、主要变量的样本描述 |
| 第三节 实证检验分析 |
| 一、问询监管对历史性过度投资的甄别检验 |
| 二、问询监管对产能过剩的甄别检验 |
| 三、问询监管对综合过度投资行为的甄别检验 |
| 第四节 稳健性检验 |
| 一、倾向得分匹配法(PSM) |
| 二、更换过度投资指标 |
| 三、拓展年报问询函区间的检验 |
| 第五节 本章结论 |
| 一、本章结论 |
| 二、本章贡献 |
| 第五章 问询监管对公司过度投资的治理效应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一、问询监管对公司过度投资的治理效应 |
| 二、问询监管、信息不对称与公司过度投资 |
| 三、问询监管、代理问题与公司过度投资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
|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设定 |
| 三、主要变量的样本描述 |
| 第三节 实证检验分析 |
| 一、问询监管对公司过度投资的治理检验 |
| 二、信息不对称下问询监管与公司过度投资的检验 |
| 三、代理问题下问询监管与公司过度投资的检验 |
| 第四节 稳健性检验 |
| 一、内生性控制 |
| 二、过度投资的替代变量检验 |
| 三、拓展年报问询函区间的检验 |
| 四、问询力度的检验 |
| 五、考虑公司治理的检验 |
| 第五节 本章结论 |
| 一、本章结论 |
| 二、本章贡献 |
| 第六章 问询监管对公司过度投资的溢出效应研究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一、问询监管对同行业公司过度投资的溢出效应 |
| 二、问询监管对同地区公司过度投资的溢出效应 |
| 三、问询监管对企业集团内公司过度投资的溢出效应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
|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设定 |
| 三、主要变量的样本描述 |
| 第三节 实证检验分析 |
| 一、问询监管对同行业公司过度投资的溢出效应检验 |
| 二、问询监管对同地区公司过度投资的溢出效应检验 |
| 三、问询监管对企业集团内公司过度投资的溢出效应检验 |
| 第四节 稳健性检验 |
| 一、更换过度投资指标 |
| 二、重新定义企业集团成员公司 |
| 第五节 本章结论 |
| 一、本章结论 |
| 二、本章贡献 |
| 第七章 全文总结 |
| 第一节 主要研究发现 |
| 第二节 研究贡献与启示 |
| 第三节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展望 |
| 一、研究局限 |
| 二、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9）上市公司自媒体信息披露对资本市场效应的影响 ——以微信为代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自媒体信息披露制度发展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和内容 |
| 1.3 研究方法和框架 |
| 2.文献综述 |
| 2.1 信息披露媒体及自媒体披露的定义和特点 |
| 2.2 信息披露及媒体与资本市场效应 |
| 2.3 不同媒体信息披露的资本市场效应 |
| 2.3.1 传统媒体、门户网站等的市场效应 |
| 2.3.2 上市公司自媒体信息披露的市场效应 |
| 2.4 文献总结和简评 |
| 3.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 3.1 理论基础及分析 |
| 3.2 研究假设 |
| 4.实证研究及分析 |
| 4.1 样本和数据来源 |
| 4.2 指标选取及模型构建 |
| 4.3 实证分析 |
| 4.3.1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
| 4.3.2 自媒体信息披露对市场效应的影响及可能途径 |
| 4.3.3 自媒体信息披露不同特性对市场效应的影响 |
| 4.4 稳健性检验 |
| 5.结论、相关建议和展望 |
| 5.1 主要结论 |
| 5.2 相关建议 |
| 5.3 研究不足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10）媒体报道与盈余公告后的市场反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以及方法 |
| 1.3 本文创新以及不足 |
| 2.文献综述 |
| 2.1 投资者有限注意力与盈余公告效应 |
| 2.2 投资者异质性与盈余公告效应 |
| 2.3 媒体报道与盈余公告效应 |
| 3.相关概念以及理论基础 |
| 3.1 投资者注意力有限理论 |
| 3.1.1 注意力理论 |
| 3.1.2 投资者关注影响因素 |
| 3.2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3.3 信息渐进分散理论 |
| 3.4 网络爬虫技术 |
| 4.研究假设、变量衡量以及数据描述 |
| 4.1 研究假设 |
| 4.2 数据与变量定义 |
| 4.2.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2.2 主要变量 |
| 4.2.3 其他变量 |
| 4.3 描述性统计以及相关系数矩阵 |
| 5.实证检验与分析 |
| 5.1 盈余公告效应 |
| 5.1.1 统计分析 |
| 5.1.2 回归分析 |
| 5.2 媒体关注与盈余公告后的市场反应 |
| 5.2.1 统计分析 |
| 5.2.2 回归分析 |
| 5.3 信息渐进与盈余公告后的异常交易量 |
| 6.稳健性检验 |
| 7.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四、公司规模与信息披露的交易量反应（论文参考文献）
- [1]微博信息披露、市场关注度和年报市场反应[D]. 邓志燕.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0)
- [2]证券市场开放与资产定价效率[D]. 毕鹏. 石河子大学, 2021(02)
- [3]异质信念与中国股票市场异象研究[D]. 李林波. 山西大学, 2020(12)
- [4]信息披露与市场参与者行为[D]. 李洋. 天津大学, 2020(01)
- [5]年报语调与企业行为研究[D]. 赵宇亮.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6]公司透明度与盈余公告惯性——基于投资者关注的实证研究[J]. 向诚,陆静. 管理科学, 2020(03)
- [7]基于资源配置战略视角的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研究[D]. 彭爱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8]问询监管与公司过度投资[D]. 耀友福.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9]上市公司自媒体信息披露对资本市场效应的影响 ——以微信为代表[D]. 杜梦娟.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10]媒体报道与盈余公告后的市场反应[D]. 全胜.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标签：资产定价论文; 上市公司监管论文;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论文; 上市公司公告论文; 资本市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