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未有穷期——来自中国体改研究会2002年(青岛)年会上的报告（论文文献综述）
陈婷[1]（2020）在《抗战语境下《经世》系列报刊的研究》文中提出“文人论政”是我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而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知识分子参政热情高度迸发的一段时期,面对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知识分子通过创办报刊的方式作为他们的救国与报国之道,积极参与,勇于担当,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展示了舆论的锋芒,影响着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由萧一山等知识分子群体创办的《经世》系列刊物于1937年1月15日在南京创刊。该刊在动荡的时局中受战火影响六易报馆,因人员迁播数易主编,勉励支撑八年,到1945年5月15日停刊,共计出版6卷74期,发表文章600余篇。《经世》的作者群体集中了河南大学、东北大学、西北大学等高校知识分子与社会名流,他们积极向政府与社会建言献策,对抗战时期中国的内政外交等发表了很多富有建设性的言论,是抗战时期一份富有代表性却长期被忽视的知识分子政论刊物。《经世》系列刊物从创办到停刊八年间虽然经历了报馆地址、主编和发刊形式数次变更,每个阶段刊物的内容侧重都有所不同,但始终秉持“提倡经世学说,发扬民族文化,提倡科学运动,建设近代国家”的宗旨,经世济民的情怀一以贯之。这反映在《经世》面向中国民众驳斥日本侵华的谬论,宣传持久与彻底抗战,树立国民抗战必胜信心的抗战宣传;面向中国政府的建言献策,包括经济上对诸如统制经济、战费筹集和后方建设等问题的讨论,政治上对抗战时期宪政问题的评论与推动;在外交上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对日本及美英等国政策和动向的观察。本文主要以国家图书馆藏的《经世》系列报刊缩微文献为主体材料,结合《大公报》、《独立评论》、《益世报》等数种同时代报刊,围绕全面抗战高潮到来前的时代背景,详细论述了日本持续侵华的深入和中国蓄力与抗战中各种力量的救国方略,包括知识分子群体创办报刊舆论救国的传统,同时梳理出《经世》的创办和沿革过程,立足《经世》作者群体的抗战宣传、《经世》对抗战时期的经济政策与宪政运动的建言献策,《经世》与抗战时期的外交政策等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挖掘以萧一山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对中国战时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等问题的思考与建议,揭示其在抗日战争历史时期的思想状况和历史贡献。
文世芳[2]（2017）在《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文中指出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总结历史上封闭保守的深刻教训,勇于面对中国与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巨大差距,充分认识到关起门来搞建设行不通、闭关自守实现不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虚心学习和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是这个伟大觉醒的重要内容,对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是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探索而成,从改革开放之初一步一步摸索而来。探求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的经验、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可以从改革开放史中寻求历史的逻辑、问题的病灶和成功的钥匙。因此,从改革开放之初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和借鉴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从开放和改革的相互关系及国际经验视角探求改革开放开启并获得成功的原因,对当前全面推进深化改革,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这些正是论文致力于探求的深层次问题。论文包括绪论、正文四章和小结。绪论,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缘由、意义,研究的现状、问题,研究的资料准备、特点,研究的方法、思路,研究的目标、方向。第一章,主要讨论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背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变化。考察整个社会,国民经济遭受重创,人民生活在温饱线上长期徘徊,社会各界渴望变革;考量党内状况,使命意识空前觉醒,执政危机意识日渐浓厚,全党洋溢着把“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的情绪;环顾世界局势,世界政治格局寻求新的平衡,在两极格局下存在寻求多极化的内在张力,资本主义国家经过迅猛发展后进入滞胀阶段,亟需产业转移,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树立了发展榜样,调整和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潮流。特定的历史条件,给中国指明了方向:旧的道路难以为继,变革已是民心所向,国际形势为迎接中国融入世界大家庭、登上国际大舞台提供了历史契机。一种历史的合力,悄然引导着中国朝着改革与开放的道路走去,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条件生成。第二章,主要讨论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共逐渐扩大对外交流,冷眼向洋看世界,以世界为参照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党内和思想理论界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已经不可抑制。中共高层从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对世界局势作出新的研判,认为存在长时段和平发展的可能。在对历史的反思中,中共又逐渐从“左”的迷雾中走出来,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工作重心开始务实地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倾斜。在此基础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初步行动,党和国家领导人主动出访“触摸世界”、把握世界发展脉搏,派出大批对外考察的“侦察兵”了解世界各国发展经验和研究中国应有的对策,部署理论界召开世界经济讨论会研究国外情况。特别是派团对外考察是中共高层的重大战略举措。中央政治局从听取和讨论考察汇报开始,改革开放的思想在酝酿中逐渐生根发芽,经过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两次大讨论,改革开放决策呼之欲出。第三章,主要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经过对盲目冒进的反思,在国民经济调整中深化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思想的过程。经过1979年对盲目引进和吸收外资的反思,在对国民经济调整的思考、讨论以及初步实施中,中共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行了总结深化,制定了更加科学更具操作性的对外引进规定、吸收外资政策、对外考察办法、国民经济计划。在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的改革试点和探索中,中共对建设四个现代化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在政策上、试点上、理论上都有重大的转变。在政策上,提出经济政策的三大转变,要求逐步实现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转型;在试点上,创办经济特区,使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从某个领域的试点转换为更深层次的综合性改革试点;在理论上,从四个现代化转变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将“中国式的现代化”作为统领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指导性思想。第四章,主要讨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逐步由引进技术、外资和管理经验,朝着更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国际组织发展经济经验以及引进国外智力发展和深化,并最终推动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过程。结合中国实际,探索适合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是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在中共高层的支持和部署下,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经验和理论以及联邦德国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和法国经济计划化理论等,成为中国考察和学习借鉴的重点内容。布鲁斯和奥塔·锡克等东欧经济学家的来访,在中国掀起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和改革理论的热潮。在改革开放实践的锻炼和理论探讨的熏陶中,中国新一代经济理论人才终于在1984年莫干山会议上崛起,逐渐承担起为改革建言献策的使命。在和思想理论界的良性互动中,中共终于克服各种困难,出台《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方向的探索获得巨大成功,以经济体制改革方向为重点的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取得重大的阶段性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巴山轮会议为标志,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小结,主要对论文作一概括性总结,集中探讨境外发展经济经验是如何被中共重视、学习和吸收,形成了什么样的原则和路径;究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了哪些重要作用、产生了哪些重大影响;积累了哪些重要历史经验,对当前中国的改革发展有哪些重要启示。为确保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取得好的效果,中共在探索之中确立和完善了自力更生为主、积极争取外援,取长补短、保持优势,多方学习、反复比较,解放思想、谨慎渐进等基本原则;形成了从境外经验的学习了解、到决策层多渠道掌握信息、到中共高层利用境外经验进行决策、到中层和基层干部掌握境外先进经验的上下贯通、良性互动的路径。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在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改变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成为改革的先声;推动了改革开放决策出台和具体政策不断完善;促进了社会主义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理念的突破;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历史关头,分析研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能带来深刻的启示。它告诉我们,改革应该如何优化调查研究,如何加强顶层设计,如何重视基础性工作。
胡世伟[3]（2017）在《新时期国有军工企业党风廉政建设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共产党从创立之初就十分注重和倡导党风廉政建设,党风廉政建设被视为党永葆先进性、纯洁性的法宝。党中央历届领导集体都对党风廉政建设予以高度重视,根据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情况先后提出了很多新思想、新观点、新举措、新方法。国有军工企业是共和国长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重要支撑,其运作经营情况不仅关乎着国民经济发展的命脉,而且也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因此,在国有军工企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是推动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密切党同人民群众之间血肉联系的重要基础,也是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风廉政建设理论和实践的有效途径。积极开展新时期国有军工企业党风廉政建设研究,抓好国有军工企业党风廉政建设,是当前我国大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的必然要求。本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立足于新时期我国国有军工企业生动活泼的现实土壤,结合当前党和国家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新要求,从理论与实践的维度,就国有军工企业这一特殊领域如何开展党风廉政建设进行了探索、总结和研究。首先,在厘清党风廉政建设基本概念、科学内涵等的基础上,对党风、廉政,以及党风廉政建设在中国政党政治中的地位、作用、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进行了阐述,系统回顾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开展党风廉政建设的理论、观点和方法,为新时期国有军工企业开展党风廉政建设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重要遵循。其次,对国有军工企业党风廉政建设中存在的失范现象进行了系统分析。国有军工企业党风廉政建设虽然在组织、制度和监管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受到当代社会思潮、价值取向、市场经济等因素的冲击和影响,在思想认识、监督管理和制度执行等方面仍存在着一些失范现象。这些失范现象在威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侵犯职工群众根本利益,影响党群干群关系、扰乱国有军工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削弱军工企业搏击市场的核心竞争力、影响国防武器装备研制任务的完成等方面存在严重危害。再次,借鉴国外部分企业反腐败的基本经验,从世情、国情、党情出发,积极从企业文化的视角就新时期加强国有军工企业党风廉政建设进行多维度的思考、探索。既要传承和大力弘扬已有的优良文化传统,又要积极借鉴现代企业管理理念,主动运用各种管理创新的举措,开展企业使命、职业道德、廉洁文化、问题文化、制度建设等方面实践,使企业文化为我所用,为提升企业党风廉政建设的水平提供有力的文化保障。最后,按照全面从严治党的任务目标和实现途径,在国有军工企业党风廉政建设的基本原则框架内,通过理顺党风廉政建设与企业管理的关系,创新运用现代企业管理方法,进而构建出集责任机制、工作机制、问责机制于一体的党风廉政建设体系及运行机制。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对新时期国有军工企业党风廉政建设的思想认识与实践经验进行系统梳理和理论概括,探索国有军工企业党风廉政建设的规律,通过中航工业昌飞等大型国有军工企业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实践案例,论证了新时期国有军工企业如何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路径,在当前我国大力加强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大环境下,对当今中国乃至全球大型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都具有较强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吕晶[4]（2014）在《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文中指出宋美龄,蒋介石夫人,“宋氏家族”重要成员,众多标签贴在她的身上。她生于1897年3月5日,卒于2003年10月24日,经历了三个世纪的一生,大致以1948年底赴美寻求援助为分水岭。在国民党退居台湾之后,宋美龄进入了她的后半生,不仅是年龄已过半百,更指宋美龄在政治追求、国际交往、社会活动和妇幼事业等方面均较其在大陆时期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已近日暮。从时间上看,宋美龄后来在台湾和美国生活的时段在其生命中的比重超过大陆时期。依照中国人特别重视晚年的习俗、强调“盖棺定论”的传统,宋美龄的后半生实在是一段不能忽视的历史。本文的研究目的就在于,通过论述宋美龄的后半生,揭示其在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下的角色选择、角色扮演和角色贡献。本文认为,宋美龄的后半生起始于国民党政权的分崩离析,脱胎于内外交困的台湾政局。从1947年开始,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败退,政治、经济及外交等情势全面逆转。进至1948年,金融崩溃、物价飞涨、三大战役皆输、精锐尽失,各方矛盾直指蒋介石,国民党统治几近崩溃。在此背景下,宋美龄于1948年底赴美争取援助。1950年初,在美求援未果的宋美龄,返回台湾与蒋介石共赴患难,拉开她后半生的序幕。此时的台湾,人口激增、物价飞涨、民生困顿,岛内族群矛盾重重,加上美国意图舍弃蒋介石政权、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使得整个社会惶惶不安。宋美龄的回归是对蒋介石最大的慰藉。本文指出,在宋美龄后半生中,“第一夫人”是她最重要的政治符号,这也是为维系蒋介石统治地位而必须向台湾军民传播的符号。在台湾公众面前,宋美龄与蒋介石努力展现出“二位一体”公众形象。举凡蒋介石出现的地方,必有宋美龄陪同。宣传蒋介石、为蒋介石辩护、为蒋介石政权争取援助,则是宋美龄后半生的职责。宋美龄在台湾所开展的外交、妇女运动和社会事业等多方面的工作,都是在“第一夫人”的头衔下展开的。通过梳理宋美龄后半生的各类活动,可以发现宋美龄利用“第一夫人”这一符号向社会传达蒋介石政权稳定的信号,并强调其政权“正统代表性”。本文认为,困居台湾的宋美龄在“第一夫人”这个政治符号下演绎了多重社会角色。外交方面,她是蒋介石的外交事务总管和国际形象宣传员。为此,她整合美国“院外援华集团”,积极开展对美宣传外交,努力拉拢美国政界军方人士,等等,为台美关系改善积蓄力量。一轶时机成熟,她即踏上前台,以多种名义赴美访问,或医疗,或度假。每次短则半年,长则一年多。直至20世纪60年代后期,蒋经国接班态势已然明确,宋美龄方才淡出对美“外交”一线。妇运领袖是宋美龄最擅长演绎的社会角色。在宋美龄的政治版图上,妇女运动是她政治资本的重要来源,是她获取国内政治支持的重要根据地,其重要性不亚于外交领域。在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宋美龄依靠“妇联会”、“妇工会”和台湾省妇女会开展妇女运动,使自己长期在台湾的政治舞台上屹立不倒。社会事业则是与宋美龄的基督教信仰密切联系在一起。败退台湾之后,宋美龄从“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转变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宗教成为她最好的安慰剂。在宗教信仰的影响下,她抵台后即成立“中华基督教妇女祈祷会”,以该会联合周边重要人士,结成共同的利益联盟;她开办华兴学校,创建振兴复健医学中心,担当辅仁大学董事长,等等。这些都反映出,宋美龄在信仰的感召下推动社会事业发展,也反映出宋美龄的宗教热情与与政治需要的紧密结合。本文还考察了宋美龄和蒋介石、蒋氏家族和孔宋家族之间的关系,以及宋美龄在隐居美国时期的政治活动。在作者看来,“宋家”是宋美龄的娘家,也是她在“小家”和“蒋家”立足的奥援。在宋美龄眼里,蒋宋一体,互为帮助。只有壮大“蒋家”才能更好地维护“宋家”,只有维护好“宋家”才能最大化“蒋家”的利益。蒋介石逝世后,宋美龄为使蒋经国顺利接班,隐居美国。她虽然身在美国,但心系台湾政坛,关心的重点是塑造蒋介石历史形象、辅助蒋经国治理台湾。实际上,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蒋家王朝”。
刘春[5]（2013）在《当代中国会组发展史研究》文中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组织发展迅猛，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社会组织发展的研究也成为了学术热点。可是，以往国史领域却缺乏对这一问题大跨度、系统的研究，因此迫切需要对我国社会组织历史发展进行总结研究，以期从中发现规律，从而为有效应对社会组织迅速发展态势、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一些思路和建议。论文共五章二十节，另有导论、结束语和大事年表。主要内容如下：导论概括介绍了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状况和研究概况，从基础理论研究、历史研究、现状与对策研究三个方面对有关文献进行了梳理，总结分析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对今后的研究加以展望。第一章旧社会组织清理整顿与新社会组织蓬勃发展。概况介绍了新旧社会交替之际的社会组织概况和社会组织管理的基本政策和法规，通过审批登记、整顿改造、解散取缔的不同方式对社会组织加以清理整顿。在此基础上，从新中国社会组织的基本格局、主要特征两个方面分析了社会组织蓬勃发展，并对建国初社会组织发展的原因及历史作用加以阐述。第二章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社会组织的曲折发展。这一时期，社会组织的发展经历了50年代中后期社会组织的继续发展、60年代初社会组织的恢复发展和活跃和“文革”中社会组织的严重破坏和整顿。在历史进程的描述中，分析了社会组织曲折发展的原因、主要特征及历史影响。第三章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组织的兴起。在改革开放推动下，社会组织全面恢复，新社会组织大量涌现，学术类社会组织逐步恢复并得到快速发展，社会经济领域涌现出形形色色的社会组织、各种基金会迅速发育和生长。同时，国家对社会组织的发展进行了规范、整顿，社会组织的依法登记，并连续两次清理整顿，整顿和取缔农村合作基金会。这一时期，社会组织双重管理体制初步形成，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作用变化。第四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社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促进了社会组织的新发展，社会团体总体平稳增长、民办非企业单位兴起并被纳入统一登记管理体制、基金会迎来了发展新时代、“草根”组织破土生长，社会组织体系初步形成。市场经济体制中，社会组织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存在诸多问题，国家及时对社会组织管理体制进行调整，加强了社会组织中基层党组织建设，社会组织“双重管理”体制的正式形成。第五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期社会组织的蓬勃发展时期。新形势下的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着空前的机遇和挑战，社会组织的发展状况、主要特征与重要作用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围绕构建中国社会主义管理体系，国家把建设现代组织体制作为社会建设和社会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形成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促进社会组织整体健康发展，以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结束语：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历史回顾与展望。对社会组织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并对社会组织未来发展加以展望，从国家层面、建设现代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方面、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建设方面三个方面对进一步发展社会组织提出对策建议。
赵小平[6]（2012）在《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 ——以法治科技观为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论文选取“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为题,以科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科技观为线索,遵循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研究思路,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探索了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从萌芽到确立的艰难历程,并借助科技事件,进一步揭示了不同时期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状况。论文具体分六章展开分析：第一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发展渊源（1921-1949）。根据地时期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是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摇篮。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与法治观指引下,根据地科技科技法制促进了科技文化建设。萌芽于根据地时期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成立后得以初步确立并促进了科技事业的发展,但这种“阶级性”与“功利性”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日后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中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消极影响。第二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初步创建（1949-1957）。“阶级性”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成立后初步确立,在法治科技观影响下,科技法制建设从科研机构与社团、科技奖励、科技人员的培养与管理、国际科技合作等方面展开,科技文化在科技法制的框架内建设发展。中国科学院的组建、留学生归国潮、技术革新运动以及“156项”工程的实施等科技事件揭示出法治科技观指引下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共同促进了共和国科技事业向前发展。第三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曲折发展（1957-1966）。在强调“阶级性”的重人治、轻法治科技观影响下,科技法制建设从总体上经历了停滞、削弱及走下坡路的过程,科技界反右、科技大跃进以及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科技事件反映了“重人治、轻法治”科技观影响下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在曲折中发展。正是有了科学精神的回归与中共中央即时纠偏,才能取得成功合成牛胰岛素等标志性科技成就,从而迎来共和国第一个科技发展的黄金期。第四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畸形发展（1966-1976）。“人治+群治”科技观影响下,毛泽东《最高指示》被视为科研领域人们行为与判断是非的准则。科技法制建设几近空白,科技事业遭受严重摧残。对相对论的批判与蜗牛事件是文革时期批判资产阶级学说、批判洋奴哲学的典型,揭示出“人治+群治”科技观影响下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畸形发展,共和国同世界本来缩小的科技差距又拉大了。第五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恢复发展（1976-1993）。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不仅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也推动了科技领域“人治”观念向“法治”观念的革新。摒弃“阶级性”的法治化科技观在这一时期逐步确立,以《科技进步法》为龙头的科技法制体系到1993年已初步形成。伴随着科技法制的恢复发展,科研机构与社团相继恢复建立,科技人员与科学的地位获得了极大提高,共和国迎来了科技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期。陈梦猇事件、韩琨事件以及曹时中事件反映出法治化科技观引导下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恢复发展进程；南极科学考察站的建立,使共和国获得南极事务的决策权,标志着共和国的极地考察事业进入一个新阶段,预示着共和国的国际科技合作走向世界。第六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谐调发展（1993-）。自1993年《科技进步法》实施以来,第三代与第四代领导人高度重视新时期的科技法制建设。“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在1999年以宪法形式确立,共和国终于从人治走上了法治的轨道。从此,共和国科技法制建设进入以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为主要内容、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科技为奋斗目标的新阶段。伴随着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法治科技观的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法制体系在2010年基本形成,科技文化在建设健全的科技法制框架内谐调发展,共和国迎来科技发展的第三个黄金期。三桩科普文章官司反映了科技人员在自觉履行科技共同体的社会责任,揭示出中国科技界的社会分层状况与科学精神的部分缺失。“汉芯”事件的披露与处理显示出全社会尤其是科技共同体的科技法律意识在不断提高,促进了科研诚信法制建设,也反映出科技评价法律机制亟待改进；《科普法》中“伪科学”一词的存废之争事件,引起了全社会对科学精神的关注。这几起科技事件折射出“功利性”法治科技观的消极影响,启示我们应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和谐法治科技观。结论：萌芽于根据地时期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经历了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确立过程,以法治科技观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科技文化是科技法制建设的重要思想基础,而科技法制则是科技文化健康发展的制度保障。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的历程启示我们：必须坚决摒弃“阶级性”的法治科技观,逐步摒弃“功利性”的法治科技观,构建一种新型的和谐法治科技观。
王新亮[7]（2011）在《中国豆腐文化节（淮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城市节庆是各个城市经济发展的助力器,是各个城市展示社会经济、科技、文化成就的重要舞台。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2010年广州亚运会的成功举办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我国,城市节庆活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繁荣。中国的城市节庆活动发展迅速,但城市节庆活动理论研究相对滞后。中国豆腐文化节已经举办17届,历时20多年,基本反映了我国城市节庆发展历程。本研究以17届中国豆腐文化节举办历程为研究对象,从组织构架、活动安排、宣传营销、保障措施等方面分析研究,归纳中国豆腐文化节的运营模式。全文在结构上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前言,详细介绍了课题的研究背景和研究难点；第二部分为第一章,简要概括了中国豆腐文化节的由来,为后面章节分析做好铺垫；第三部分为第二章,这一部分为论文主体,从组织构架、活动安排、宣传营销、保障措施等四个方面,分析研究中国豆腐文化节的运营模式；第四部分为第三章,通过数据分析,中国豆腐文化节的效应和满意度；第五部分针对市民、游客、网民不满意度分析,结合中国豆腐文化节面临形势,提出进-步发展的建议。第六部分为结语,概括前文,得出中国豆腐文化节运营模式的精髓。
李晓兰[8]（2011）在《审视与批判：《晨钟报》视域中的民初社会》文中研究说明《晨钟报》,1916年8月创刊于北京,先后为进步党、宪法研究会机关报,以“商榷时政得失,宣究民群疾苦”为立言标旨,以批判的眼光、反抗权势的勇气和普遍关怀的情结,审视和关注国计民生,试图自觉扮演政局稳定建言人、经济问题监督者、国家利益维护者、民生疾苦查究者的角色。对于《晨钟报》的研究,学术界鲜有涉及。从稳定政局出发,《晨钟报》对政治家形象、政治之正轨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指出政治家应以道德为体,才智为用,以为民谋福利为己任;欲达政治之正轨,应以稳定为基础,调和为手段,平息党争,固本治标为当前之要务。“固本之案,则制定宪法是;治标之案,则整理财政是。”制宪过程中出现的议员能否兼任国务员之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成为关注的重点;《晨钟报》高调报道涉及财政总长陈锦涛在内的财政部贿赂案,在其中扮演了案情揭发者、推动者直至促使立案审查的角色,鞭挞政府官员涉嫌贿赂之丑闻,高扬正义之利剑。竭蹶不振的财政困境,开源节流乏术的现状,使北京政府不得不以经常性的对外借款勉强维系。《晨钟报》强调涉外借款乃饮鸩止渴之举,然基于中国的现状,又认为此乃不得以而为之,默认了借款事实的存在;并对政府的借款行为提出三点原则性建议:防止日本包办借款,以维护国家利权为前提,严格限制地方借债行为。对于关涉财政金融命脉的币制改革问题,在报道日人的中国币制观时,重点推出了张仲琅的《中国币制改革论》,抨击现有混乱币制,赞同在中国实行金本位。《晨钟报》是典型的国家利益至上论鼓吹者,倡言息内讧,御外侮,同心协力,扞卫主权,呼吁国民外交。在郑家屯交涉中,追踪报道中日双方为争取各自利益最大化展开的博弈,亦将民众维护国权的舆情及时刊登报端,通过舆论导向的力量,试图在政府处理外交事务中扮演监督与建言角色。主张参加一战是《晨钟报》的基本立场,以德美断交为转折点,从断交前后的迟疑审慎到统一步调、力主参战,报方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借参战之契机改变中国孤立的外交地位,走上自主外交道路的愿望。关注民生是《晨钟报》的办刊宗旨之一。大到1917年夏秋之交爆发的天津大水灾,在对官方、民间、灾区自身展开的耗时长久、工程浩大的灾后赈济如实报道的同时,也披露了赈济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小到常年生活在北京城乡、收入微薄、生活贫困的下层民众,亦给予较多的同情和关注。《晨钟报》还编排了颇能体现刊物主题的特色专栏——“警语”和“大鸣小鸣”。“警语”,以短小精悍、颇富寓意的文字诉求方式,以儒家的礼义廉耻为处世的基本准则,以西学作为救国之良策,青年作为挽救国家危亡的主力军,倡导通过思想层面上的道德重建、制度层面上向西方寻求良药双轨并行的方式挽救民族危亡。“大鸣小鸣”,以格言体的方式、短小精悍的篇幅、工整对仗的格式、幽默辛辣的语句,有针对性地发表对时人时局的牢骚话、个人点评,尤其集中于对政局、政治家、政治事件等的关注,体现了鲜明的政治关怀情结、是非好恶观和济世关怀意识。作为进步党中汤化龙派及研究系的机关报,《晨钟报》较为忠实地执行了进步党、研究系的政治理念,对执掌政权的段祺瑞政府一度保持合作姿态。《晨钟报》也是进步党、研究系知识学人民主理念的宣传主阵地,主张渐进的共和,即赞成共和,反对帝制和君主立宪;倡导中心人物领导下实践共和,主张在中国实施贤人政治;以调和新旧势力之间的矛盾冲突为突破口,通过温和非暴力的渐进方式逐步向民主社会过渡。他们抨击对手,宣扬政见,对政府的诸多政治行为发表评论,进行商榷;他们渴望政局稳定,上下齐心,共建共和,但这些商榷、呼吁和监督,都只是在一个缺乏足够权威的政府有限度的、暂时容忍的范围之内进行,一旦触及到专制的武人政权的核心利益时,也就意味着这一局面的终结。只能说,《晨钟报》扮演了一个弱势监督者的角色。
张霞[9]（2011）在《出版与近代文学现代化的发生》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出版这一传播媒介为视角,探讨出版对近代文学的演变产生的影响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1840—1919年间的近代文学,作为衔接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中间阶段,在文学的古今演变过程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这一时期,以诗歌、散文为大宗的古代文学,逐渐发生了变化,小说的崛起与繁盛成为近代文学的主要特征。近代文学不仅在文学内部如语言、文体、叙事方式等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文学外部如生产、传播、销售等方面也发生了重大变革。促使这一变局产生的原因除了文学观念的转变等因素外,出版业与文学的结盟也是重要原因。近代出版事业的发展与兴盛,大大加快了文学的生产和传播速度,促进了小说的繁荣；而小说的发展,也使出版社大量创办文学杂志,采取报刊连载小说与出版小说单行本并行的运作方式,为近代文学的繁盛提供了市场和发展空间,促使传统文学发生变革,向现代文学的方向演变。本文力图以史料为主,从出版与文学的生产、传播等环节中,从外部考察近代文学发展演变的轨迹。论文首先梳理了出版与近代文学的研究现状与前人整理的研究资料,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第一部分考察了传统出版业的式微与文学出版。分为两章,第一章梳理了传统出版格局下的文学出版,以木刻雕版印刷为主的传统出版,形成了以官刻、家刻、坊刻为主的出版格局,文学出版以诗集、散文集出版为大宗。第二章分析了小说、戏曲等的传播方式,并进而深入探讨清末的禁书政策,从各种查禁书名单中,考察清政府对小说等文学的压制,由此梳理出传统出版业与禁书政策下,文学出版的基本情况。第二部分从出版政策与出版技术的变化入手,探讨辛亥革命前的新式出版业与文学出版。第一章论述了政府主持与民间提倡下的新式出版,主要从清政府、官员等对译书局的创办政策与倡议,以及民间对新式报刊、出版业的呼吁和实践活动出发,考察新式出版业的建立与发展。第二章则主要梳理了新式出版技术传入我国的几个阶段和特征,分析了新式出版技术传入后,出版格局的变化及其对当时文学出版的影响。第三章探讨翻译文学的出版盛况,随着“小说界革命”口号的提出,以及近代民营出版社的建立,翻译文学的出版逐渐兴盛,以商务印书馆、小说林社等出版社为代表,至1907年左右翻译小说的出版达到顶峰。第四章考察了创作小说的发展、繁荣过程,并分析了创作小说的不足与原因,探讨报刊连载与单行本出版的互动及其影响。第三部分以1912至1919年间为时间界限,探讨民初出版业的特点与文学发展的相互影响。第一章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社为个案,主要分析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单行本,探讨民初书局的小说出版方向和策略。第二章以出版社所办报刊为研究对象,民国初年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盛况空前。以杂志为中心,汇聚了兼具“报人”与作家身份的小说创作群体,杂志的办刊理念影响了创作风气的转变,而白话报刊的出现和白话文学的倡导,也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做了充分的准备。
高璐佳[10]（2011）在《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学风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的问题是延安时期学风建设对新时期我党的学风建设具有哪些重要借鉴意义?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进行的学风建设有其内在的自生因素,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中的种种际遇都与党的学风思想密切相关,深入挖掘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学风建设的“时代”因子是探讨新时期党的学风建设不可或缺的一环。如果说延安时期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从稚嫩走向成熟,从片面向全面转变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动因,那么,深入探讨延安时期学风建设无疑是研究新时期我党学风建设的重要路径。延安时期,我党在批判错误思想的基础上,承袭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内在理论本质,其学风出现了深刻变化。如果说学风转变是党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在思想路线上的集中体现,那么,探讨延安时期学风建设就成为新时期我党学风建设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毛泽东曾指出：“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学风问题的实质就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延安时期之前党内存在过“左”、右倾错误思想,究其原因,产生这些错误思想的根源就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出现了问题,由错误学风向正确学风的转轨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意义极为重大,而两种学风之间的转变当以延安时期为“时间枢纽”。党在延安时期对学风建设的重视反映了党的发展的内在要求,通过对延安时期学风建设的梳理,洞晓其问历史演化之缘由,从而窥及中国共产党学风整体走向的内在原因便具有了重要现实意义。任何正确思想的出现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必然内含于具体实践之中,既是对旧事物的批判和扬弃,又是对新事物的追求和拥护。延安时期的学风建设正是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前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的指导下,在总结中国共产党建党多年来学风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对中国实际问题进行深入剖析、研究的结果。它不仅深深植根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之中,而且汲取了马克思主义的精华；它不仅吸收了中国革命建设的有益经验,而且直接诞生在延安这块革命的沃土良壤。延安时期学风建设的一大特色就是通过深入倡导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来清除党内错误思想,端正全党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关于延安时期尤其是这一时期学风建设的研究,学界尚未有充分的论述。在我党历史上,红军抵达延安之前,一直都存在着“左”、右两种错误倾向,而这两者之间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模式正暗合着延安时期形成正确学风的内在逻辑。同时,由于延安时期我党重视加强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并用它去研究、解决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实际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本质特征的凸显和马克思主义学风的理念正可由学风的转变而解释。本文以“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为研究视角,将延安时期的学风建设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和分析我党历史上错误学风思想产生的社会根源与延安时期党的学风建设的内在联系,以及延安时期的学风建设对新时期我党学风建设的借鉴意义。旨在深化学界对延安时期学风建设的认识,揭示我党学风建设的内在规律。本文将考察重点放在延安时期学风建设的过程和历史意义上,这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通过“延安前期”、“延安时期”、“延安后期”三个阶段的“过程研究”更能反映特殊时代环境下复杂的思想状况,从而使我们更容易把握学风发展的脉络,并且能凸显马克思主义学风形成过程中各种因素及其相互之间的影响和作用；二是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通过研究我党学风建设的历史,进一步深刻把握学风建设的内在规律,彰显延安时期学风建设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以期为新时期我党的学风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二、改革未有穷期——来自中国体改研究会2002年(青岛)年会上的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改革未有穷期——来自中国体改研究会2002年(青岛)年会上的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1）抗战语境下《经世》系列报刊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经世》创办的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日本侵华与持续深化 |
| 一、日军进侵华北与二十九军长城抗战 |
| 二、特殊化的地方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与华北危局 |
| 第二节 中国的蓄力与抗战 |
| 一、中国军民局部的自发抗战 |
| 二、一二九爱国运动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
| 三、共产党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 |
| 四、西安事变与国共和解 |
| 第三节 经世思想与近代文人论政 |
| 一、经世思想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 |
| 二、近代中国文人论政的传统 |
| 第二章 《经世》概览 |
| 第一节 《经世》的创办和沿革 |
| 一、萧一山其人 |
| 二、《经世》的创办 |
| 三、《经世》的沿革 |
| 第二节 《经世》的选题与稿件情况 |
| 一、《经世》的选题 |
| 二、稿件与栏目 |
| 第三节 《经世》作者群 |
| 一、从“文化重镇”河南大学说起 |
| 二、《经世》的主要编者和作者 |
| 第三章 《经世》对中国民众的抗战宣传 |
| 第一节 驳斥日本侵华谬论 |
| 一、日本侵华谬论 |
| 二、用事实揭穿日本侵略战争本质 |
| 三、从国际法角度揭露日军暴行 |
| 第二节 树立抗战必胜信心 |
| 一、由民族精神谈抗战必胜 |
| 二、树立蒋介石权威,强化抗战领导 |
| 三、颂扬前线战果与抗日英雄 |
| 第三节 宣传抗战到底与持久抗战 |
| 一、呼吁全民团结抗战到底 |
| 二、宣传持久抗战 |
| 第四章 《经世》对中国政府的建言献策 |
| 第一节 《经世》对中国经济问题的讨论 |
| 一、力主实施统制经济政策 |
| 二、战费筹集需增税和举债 |
| 三、后方开发与经济建设 |
| 第二节 《经世》对中国宪政问题的讨论 |
| 一、对宪政基本概念的理解 |
| 二、围绕国民参政会的讨论 |
| 第五章 《经世》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应对 |
| 第一节 争取中立国支持抗战 |
| 一、日本是中国与美、英、苏等国共同的敌人 |
| 二、呼吁美英等国由中立转向援华作战 |
| 第二节 激起日本民众的反战情绪 |
| 一、日本经济难以支撑旷日战争 |
| 二、侵华战争给日本民众带来无穷灾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Ⅰ.长城抗战喜峰口战役 |
| 附录Ⅱ.《经世》系列报刊目录 |
| 《经世》半月刊 |
| 《经世》战时特刊 |
| 《经世》季刊 |
| 《经世》月刊 |
| 附录 Ⅲ.《经世》系列报刊影印件 |
| 后记 |
（2）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资料 |
| (一) 概念界定 |
| (二) 研究资料 |
| 三、研究现状与存在问题 |
| (一) 研究的基本状况概述 |
| (二) 研究的主要内容及观点 |
| (三) 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 四、研究方法 |
| (一) 历史分析法 |
| (二) 文献分析法 |
| (三) 比较分析法 |
| 五、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一) 研究重点 |
| (二) 研究难点 |
| (三) 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背景 |
|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经济社会状况 |
| 一、国民经济遭受重创 |
| 二、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 |
| 三、社会各界渴望变革 |
|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共党内思想状况 |
| 一、执政使命意识逐渐觉醒 |
| 二、执政危机意识日益浓厚 |
| 三、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
|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世界形势 |
| 一、世界政治格局寻求新的平衡 |
| 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科技的高速发展 |
| 三、产业转移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 |
| 四、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推行改革 |
| 第二章 对外交流考察与改革开放决策的作出 |
| 第一节 历史大转折前的思想“解冻”和发展探索 |
| 一、世界局势的新研判 |
| 二、思想解放潮流涌动 |
| 三、工作重点逐渐转移 |
| 第二节 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初步行动 |
| 一、邓小平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支持 |
| 二、召开世界经济讨论会研究境外经验 |
| 三、领导人主动出访“触摸世界” |
| 四、有计划地组织对外考察“探路” |
| 第三节 中共高层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内部讨论 |
| 一、中央政治局听取讨论考察汇报 |
| 二、国务院务虚会讨论如何加快现代化建设速度 |
| 三、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境外快速发展经济经验 |
| 第三章 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总结深化与“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出 |
| 第一节 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反思 |
| 一、陈云、薛暮桥等对盲目引进的批评 |
| 二、中共高层讨论和部署经济调整 |
| 三、控制引进规模和制定引进政策 |
| 四、财政经济委员会组织大规模经济问题调研 |
| 第二节 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深化和落实 |
| 一、对外考察专业性、针对性加强 |
| 二、境外访问团和专家的来访与“传经” |
| 三、参与和召开国际会议 |
| 四、成立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和举办企业管理研究班 |
| 第三节 西方经济学说的引入 |
| 一、西方经济学说引入的主要路径 |
| 二、三次大型西方经济学讲座(讲习班) |
| 三、西方经济学引入的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 |
| 第四节 “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出 |
| 一、经济政策的转变和建立经济特区 |
| 二、两份《初步意见》的制定和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探讨 |
| 三、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 |
| 第四章 借鉴境外经济体制改革经验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出台 |
| 第一节 学习借鉴重点转移到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 |
| 一、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经验的考察 |
| 二、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引入 |
| 三、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经验的探讨和研究 |
| 四、联邦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等西方经验的学习借鉴 |
| 第二节 学习和借鉴重要国际组织的经验 |
| 一、联合国提供的考察与培训 |
| 二、世界银行对中国的两份考察报告 |
| 第三节 引进国外智力决定的出台和初步成效 |
| 一、引进国外智力的历史经验与新的探索 |
| 二、邓小平关于引进国外智力的讲话和引进国外智力政策出台 |
| 三、引进国外智力政策的初步落实和成效 |
| 第四节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和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入新阶段 |
| 一、改革中的问题和境外因素的影响 |
| 二、邓小平视察南方与商品经济意见再次提出 |
| 三、1984年莫干山会议与新一代经济理论人才崛起 |
| 四、《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出台 |
| 五、巴山轮会议标志借鉴境外经验进入新阶段 |
| 小结 |
| 一、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原则和路径 |
| 二、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作用和影响 |
| 三、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经验和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件1 中国领导人出访一览表(1976. 10—1984. 12) |
| 附件2 1978年引进22项工程项目表 |
| 附件3 赵人伟等就经济改革问题向布鲁斯的提问 |
| 附件4 一个大学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资本主义部分)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 |
| 后记 |
（3）新时期国有军工企业党风廉政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目的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目的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评述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评述 |
| 1.2.3 实践经验综述 |
| 1.3 研究思路及主要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主要内容 |
| 1.4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1.5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党风廉政建设 |
| 2.1 党风廉政建设的科学内涵及基本特征 |
| 2.1.1 党风廉政建设的科学内涵 |
| 2.1.2 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
| 2.1.3 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的主要内容与基本特征 |
| 2.2 中国政党政治与党风廉政建设 |
| 2.2.1 中国政党政治 |
| 2.2.2 党风廉政建设在中国政党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 |
| 2.3 党风廉政建设的理论基础 |
| 2.3.1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党风廉政建设思想概述 |
| 2.3.2 毛泽东党风廉政建设思想概述 |
| 2.3.3 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
| 第三章 党风廉政建设在国有军工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 |
| 3.1 国有军工企业的历史沿革及现状 |
| 3.1.1 国有军工企业的特点 |
| 3.1.2 国有军工企业的历史沿革与发展状况 |
| 3.1.3 新时期国有军工企业发展的特点 |
| 3.2 党风廉政建设在国有军工企业中的作用 |
| 3.2.1 有利于发挥党组织的政治保障作用 |
| 3.2.2 有利于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
| 3.2.3 有利于为科研生产经营保驾护航 |
| 3.2.4 有利于保护领导干部改革的热情和积极性 |
| 3.2.5 有利于增强企业竞争力、凝聚力和向心力 |
| 3.3 党群组织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地位和责任 |
| 3.3.1 党组织具有政治核心地位 |
| 3.3.2 党委承担主体责任 |
| 3.3.3 纪委承担监督执纪责任 |
| 3.3.4 工会和职工群众具有监督职责 |
| 第四章 国有军工企业党风廉政建设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
| 4.1 国有军工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取得的成效 |
| 4.1.1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组织保障不断夯实 |
| 4.1.2 形成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长效机制 |
| 4.1.3 强化监管确保了企业各项权力的规范运行 |
| 4.2 国有军工企业党风廉政建设的失范现象及其危害 |
| 4.2.1 失范现象的主要表现 |
| 4.2.2 腐败给国有军工企业带来的严重危害 |
| 4.3 国有军工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失范现象的原因分析 |
| 4.3.1 腐败较严重是失范现象产生的社会因素 |
| 4.3.2 价值多元化是失范现象产生的思想因素 |
| 4.3.3 经济转型期是失范现象产生的客观因素 |
| 4.3.4 法制不健全是失范现象产生的制度因素 |
| 第五章 国外企业预防与治理腐败的现状及启示 |
| 5.1 国外企业腐败现象透视 |
| 5.1.1 商业贿赂成为许多企业营销手段之一 |
| 5.1.2 官商勾结现象时有发生 |
| 5.1.3 着名公司财务丑闻屡见不鲜 |
| 5.2 国外企业对腐败的预防与治理 |
| 5.2.1 建立公司治理结构 |
| 5.2.2 寻求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干预 |
| 5.2.3 发起经济自由化的改革 |
| 5.2.4 把聚光灯照向黑暗的角落 |
| 5.2.5 严厉打击和积极防范商业贿赂行为 |
| 5.3 国外企业反腐败的实践及启示 |
| 5.3.1 国外企业反腐败的实践 |
| 5.3.2 国外企业反腐实践带给我们的启示 |
| 第六章 国有军工企业党风廉政建设的文化保障 |
| 6.1 使命文化是国有军工企业党风廉政建设的价值取向 |
| 6.1.1 企业使命的内涵作用及意义 |
| 6.1.2 使命文化在国有军工企业的实践 |
| 6.1.3 使命文化对党风廉政建设的启示 |
| 6.2 职业道德文化是国有军工企业党风廉政建设的基础 |
| 6.2.1 职业道德的文化内涵 |
| 6.2.2 职业道德在国有军工企业中的实践 |
| 6.2.3 职业道德对党风廉政建设的作用 |
| 6.3 廉洁文化是国有军工企业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 |
| 6.3.1 加强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
| 6.3.2 国有军工企业廉洁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
| 6.3.3 国有军工企业廉洁文化的价值取向 |
| 6.3.4 国有军工企业廉洁建设的文化思考 |
| 6.4 问题文化是国有军工企业党风廉政建设的有效途径 |
| 6.4.1 问题文化的提出与内涵 |
| 6.4.2 问题文化在国有军工企业中的实践 |
| 6.4.3 问题文化对党风廉政建设的启示 |
| 6.5 制度文化是国有军工企业党风廉政建设的根本保证 |
| 6.5.1 制度文化的内涵 |
| 6.5.2 制度文化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性 |
| 6.5.3 制度文化建设在国有军工企业中的实践 |
| 6.5.4 制度文化建设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
| 第七章 国有军工企业党风廉政建设的体系构建 |
| 7.1 党风廉政建设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 |
| 7.1.1 从严治党整顿作风的原则 |
| 7.1.2 惩防并举标本兼治的原则 |
| 7.1.3 依法治企强化监督的原则 |
| 7.2 党风廉政建设与企业发展的三个关系 |
| 7.2.1 监督和保障的关系 |
| 7.2.2 执纪问责与企业管理的关系 |
| 7.2.3 惩治与预防的关系 |
| 7.3 国有军工企业党风廉政建设体系构建的三个机制 |
| 7.3.1 建立完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机制 |
| 7.3.2 建立完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机制 |
| 7.3.3 建立完善党风廉政建设问责机制 |
| 7.4 国有军工企业党风廉政建设的实践创新 |
| 7.4.1 构建党风廉政建设“大监督”格局 |
| 7.4.2 运用管理工具,提高监督实效 |
| 7.4.3 推进惩防体系建设 |
| 7.4.4 加强廉洁风险防控 |
| 第八章 展望 |
| 8.1 国有军工企业是推动党风廉政建设的坚强堡垒 |
| 8.2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 |
| 8.3 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助推国有军工企业科学发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录 |
（4）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史料运用 |
| 第一章 时代背景与宋美龄后半生的符号特征 |
| 第一节 蒋介石撤台时的内外困局 |
| 第二节 1950年初宋美龄自美返台后对蒋介石的政治支持 |
| 第三节 “第一夫人”:宋美龄的政治符号选择 |
| 第二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社会角色之一:“台美外交主掌人” |
| 第一节 积蓄“台美外交”助力(1949-1952) |
| 第二节 践行“夫人外交”(1952-1959) |
| 第三节 从台前到幕后(1963-1969) |
| 第三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社会角色之二:台湾“妇运领袖” |
| 第一节 妇女运动:宋美龄的政治根据地 |
| 第二节 抵台发动妇运维稳 |
| 第三节 以“动员”作为妇运工作的重中之重 |
| 第四节 妇联会:宋美龄退台后的妇运抓手 |
| 第四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社会角色之三:台湾社会事业推动者 |
| 第一节 宗教信仰与政治的融合 |
| 第二节 宋美龄与台湾医疗事业 |
| 第三节 宋美龄与台湾教育事业 |
| 第五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政治符号与家庭角色关系研究 |
| 第一节 传统家族中的长者 |
| 第二节 从斗争到同舟共济:宋美龄与蒋经国关系研究 |
| 第三节 宋美龄在娘家利益与蒋家利益间的平衡 |
| 第六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终结:隐居美国 |
| 第一节 隐而不休 |
| 第二节 东山未起 |
| 第三节 谢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5）当代中国会组发展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章 旧社会组织清理整顿与新社会组织的建立（1949—1956 年） |
| 第一节 新旧社会交替之际的社会组织概况 |
| 一、 自行解散的社会组织 |
| 二、 建国前后新建的社会组织 |
| 三、 旧政权遗留的社会组织 |
| 第二节 社会组织管理的基本政策和法规 |
| 一、 根本法相关规定 |
| 二、 《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及《实施细则》 |
| 三、 其他单行法规及具体政策 |
| 第三节 社会组织的清理整顿 |
| 一、 审批登记 |
| 二、 整顿改造 |
| 三、 解散取缔 |
| 第四节 建国初期的社会组织发展 |
| 一、 新中国社会组织的基本格局 |
| 二、 新中国社会组织的主要特征 |
| 第五节 建国初社会组织发展的原因分析及历史作用 |
| 一、 社会组织发展的原因分析 |
| 二、 社会组织在建设新社会中的作用 |
| 第二章 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社会组织的曲折发展（1957—1978 年） |
| 第一节 50 年代中后期社会组织的继续发展 |
| 一、 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状况 |
| 二、 主要社会组织的发展状况 |
| 三、 社会组织发展的主要特点 |
| 第二节 60 年代初社会组织的恢复发展和活跃 |
| 一、 政治关系的调整和社会政治生活的改善 |
| 二、 社会组织的恢复发展和再度活跃 |
| 第三节 “文革”中社会组织的非常局面 |
| 一、 文革时期社会动荡对社会组织发展的影响 |
| 二、 社会组织的非正常状态 |
| 三、 随运动而变动的社会组织管理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组织的兴起（1978—1991 年）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推动下社会组织的发展 |
| 一、 社会组织兴起的原始动力 |
| 二、 社会组织兴起的制度保障 |
| 三、 社会组织兴起的主体基础 |
| 第二节 社会组织的全面恢复与新社会组织涌现 |
| 一、 学术类社会组织恢复和发展 |
| 二、 社会经济领域中的社会组织 |
| 三、 各种基金会迅速发育和生长 |
| 第三节 社会组织的发展与规范、整顿 |
| 一、 社会组织的依法登记 |
| 二、 第一次清理整顿 |
| 三、 整顿和取缔农村合作基金会 |
| 第四节 社会组织管理方式的转变与作用变化 |
| 一、 双重管理体制的初步形成 |
| 二、 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作用变化 |
| 第四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社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1992-2006 年） |
| 第一节 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组织的发展 |
| 一、 “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促进社会组织的新发展 |
| 二、 新的社会阶层力量推进中国社会组织的内生发展 |
| 三、 公共空间的拓展需要社会组织发挥特有的功能 |
| 第二节 社会组织体系的初步形成 |
| 一、 社会团体总体平稳增长 |
| 二、 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兴起和规范 |
| 三、 基金会迎来了发展新机遇 |
| 四、 “草根”组织破土生长 |
| 第三节 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调整 |
| 一、 第二次清理整顿 |
| 二、 加强社会组织中基层党组织建设 |
| 三、 “双重管理”体制的正式形成 |
| 第四节 社会组织的重要作用和存在问题 |
| 一、 社会组织的重要作用 |
| 二、 社会组织发展存在的问题 |
| 第五章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期：社会组织的蓬勃发展（2007-2012 年） |
| 第一节 新形势下的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
| 一、 社会组织面临空前发展机遇 |
| 二、 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挑战 |
| 第二节 社会组织的发展状况、主要特征与重要作用 |
| 一、 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 |
| 二、 社会组织发展的主要特征 |
| 三、 新形势下社会组织的重要作用 |
| 第三节 加快形成现代社会组织体制 |
| 一、 促进社会组织整体健康发展 |
| 二、 加快形成现代社会组织体制 |
| 第四节 加强社会组织建设，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
| 一、 建立现代社会组织管理制度 |
| 二、 参与社会事务中强化社会组织 |
| 三、 不断提高社会认知度与公信力 |
| 四、 建立社会组织发展所需人才队伍 |
| 结束语：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历史回顾与展望 |
| 一、 社会组织的历史发展脉络梳理 |
| 二、 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展望 |
| 三、 进一步发展社会组织的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大事年表 |
| 后记 |
（6）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 ——以法治科技观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 科技法制 |
| (二) 科技文化 |
| (三) 法治科技观 |
| 三 研究现状与问题 |
| (一) 研究现状 |
| (二) 研究存在的问题 |
| 四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研究内容 |
| 五 研究重点难点、创新及不足之处 |
| (一) 研究重点难点 |
| (二) 研究创新之处 |
| (三) 研究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发展渊源(1921-1949) |
| 1.1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科技观与法治观 |
| 1.1.1 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 |
| 1.1.2 马克思主义的法治观 |
| 1.2 根据地科技法制建设 |
| 1.2.1 宪法性文件对科技的规定 |
| 1.2.2 优待科技人才的政策法令 |
| 1.2.3 奖励发明与技术改进的规章 |
| 1.2.4 发展农林牧业的规章 |
| 1.3 根据地科技法制促进了科技文化建设 |
| 1.3.1 吸引和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 |
| 1.3.2 组建科研机构和科学社团 |
| 1.3.3 边区的科技奖励活动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初步创建(1949-1957) |
| 2.1 法治科技观的初步确立 |
| 2.1.1 第一代领导人的有关论述 |
| 2.1.2 政策性文件的有关论述 |
| 2.1.3 科技共同体的关注 |
| 2.1.4 “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 |
| 2.2 科技法制的初创 |
| 2.2.1 《共同纲领》与《五四宪法》对科技的规定 |
| 2.2.2 科研机构与社团的规章 |
| 2.2.3 科技人员的法规规章 |
| 2.2.4 科技奖励的法规规章 |
| 2.2.5 特定科技领域的法规规章 |
| 2.2.6 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国际协定 |
| 2.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2.3.1 科技建制规章的彰显：中国科学院的组建 |
| 2.3.2 科技强国的召唤：留学生归国潮 |
| 2.3.3 科技奖励规章的凸显：技术革新运动 |
| 2.3.4 国际科技合作的先河：“156项工程”的实施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曲折发展(1957-1966) |
| 3.1 重人治、轻法治的科技观 |
| 3.1.1 第一代领导人的有关论述 |
| 3.1.2 未经法律程序的“科技宪法” |
| 3.2 科技法制的曲折发展 |
| 3.2.1 科研开发的法规规章与政策性文件 |
| 3.2.2 科技人员的法规规章与政策性文件 |
| 3.2.3 科技成果的法规规章 |
| 3.2.4 特定科技领域的法规规章 |
| 3.2.5 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国际协定 |
| 3.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3.3.1 阶级性科技观的初显：科技界的“反右”运动 |
| 3.3.2 科学精神的缺失：科技大跃进 |
| 3.3.3 科学精神的回归：人工合成牛胰岛素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畸形发展(1966-1976) |
| 4.1 “人治+群治”的科技观 |
| 4.1.1 《五·七指示》：开门办科研 |
| 4.1.2 《七·二一指示》：从工农中选拔科技人才 |
| 4.2 几近空白的科技法制建设 |
| 4.2.1 《七五宪法》取消了公民的科研自由权 |
| 4.2.2 《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 |
| 4.2.3 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国际协定 |
| 4.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4.3.1 批判资产阶级学说：对相对论的批判 |
| 4.3.2 批判洋奴哲学：蜗牛事件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恢复发展(1976-1993) |
| 5.1 科技观的法治化 |
| 5.1.1 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人的有关论述 |
| 5.1.2 科技共同体的关注 |
| 5.1.3 科技体制改革走上了法治化路径 |
| 5.2 科技法制体系的初步形成 |
| 5.2.1 科技基本法 |
| 5.2.2 科技研究开发法 |
| 5.2.3 科技成果法 |
| 5.2.4 特定科技领域的专门法 |
| 5.2.5 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法 |
| 5.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5.3.1 人治科技观的余毒：陈梦猇事件 |
| 5.3.2 法治化科技观的初步觉醒：韩琨事件 |
| 5.3.3 法治化科技观的再次觉醒：曹时中事件 |
| 5.3.4 南极事务决策权的取得：南极科学考察站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谐调发展(1993-) |
| 6.1 法治科技观的确立 |
| 6.1.1 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人的有关论述 |
| 6.1.2 政策性文件的有关论述 |
| 6.1.3 科技共同体的关注 |
| 6.2 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法制体系 |
| 6.2.1 科技基本法 |
| 6.2.2 科技研究开发法 |
| 6.2.3 科技成果法 |
| 6.2.4 特定科技领域的专门法 |
| 6.2.5 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法 |
| 6.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6.3.1 科技共同体的社会责任：科普文章官司 |
| 6.3.2 科研诚信的缺失：“汉芯”事件 |
| 6.3.3 科学精神的弘扬：《科普法》中“伪科学”一词的存废之争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7）中国豆腐文化节（淮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选题缘起 |
| 第二节 先行研究 |
| 第三节 本文主旨与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中国豆腐文化节的由来 |
| 第一节 豆腐文化与淮南 |
| 第二节 中国豆腐文化节举办历程 |
| 第三节 中国豆腐文化节概况 |
| 第二章 中国豆腐文化节的运营分析 |
| 第一节 组织构架 |
| 第二节 活动安排 |
| 第三节 宣传营销 |
| 第四节 保障措施 |
| 第三章 中国豆腐文化节的效应及满意度 |
| 第一节 经济效应 |
| 第二节 社会效应 |
| 第三节 满意度分析 |
| 第四章 中国豆腐文化节进一步发展的建议 |
| 第一节 加强硬件环境建设 |
| 第二节 加强组织建设 |
| 第三节 丰富文化内涵 |
| 第四节 加强宣传营销 |
| 第五节 加强合作 |
| 第六节 发展豆腐产业 |
| 结语 |
| 附表一:中国豆腐文化节合作单位 |
| 附表二:历年中国豆腐文化节国内主要来宾 |
| 附表三:近三届中国豆腐文化节活动安排表 |
| 附表四:近四年中国豆腐文化节新闻媒体级别、数量和发稿质量 |
| 附表五:历年中国豆腐文化节来淮南演出的主要明星 |
| 附表六:第17届全国豆制品大型展销会参展物品一览表 |
| 附表七:中国豆腐文化节博客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审视与批判：《晨钟报》视域中的民初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写作缘起 |
| 二、学术意义 |
| 三、研究回顾 |
| 四、主要研究内容 |
| 五、研究方法 |
| 六、基本史料 |
| 七、写作思路 |
| 第一章 新生命诞孕之努力 |
| 第一节 《晨钟报》缘起 |
| 一、相对自由的新闻环境 |
| 二、办报经费来源 |
| 第二节 栏目设计与发行 |
| 一、栏目设计 |
| 二、发行 |
| 第三节 《晨钟报》主要撰稿人的构成与聚合途径 |
| 一、基本情况概述 |
| 二、李大钊时期《晨钟报》的主要撰稿人 |
| 三、回归主流的《晨钟报》主要撰稿人群体 |
| 第二章 政局稳定的建言人 |
| 第一节 《晨钟报》对政府形象的设想 |
| 一、政治家形象之设想 |
| 二、政治之正轨 |
| 第二节 议员能否兼任国务员 |
| 一、问题的出台 |
| 二、论辩之展开 |
| 三、民初之政治生态 |
| 第三节 财政部贿赂观审案 |
| 一、“财案”经过及其处理概况 |
| 二、舆论之角色 |
| 三、“财案”之反思 |
| 第三章 经济问题的监督者 |
| 第一节 应否借款 |
| 一、饮鸩止渴之举 |
| 二、不得以而为之 |
| 三、防止日本包办借款 |
| 四、应以维护国家利权为前提 |
| 五、严格限制地方借债行为 |
| 第二节 关于币制改革问题的讨论 |
| 一、币制改革的由来 |
| 二、日人之中国币制改革观 |
| 三、张仲琅与《中国币制改革论》 |
| 第四章 国家利益至上的外交观 |
| 第一节 对郑家屯事件的回应 |
| 一、事件回放 |
| 二、驳斥日报歪曲报道，披露事件真相 |
| 三、日方条件的提出与中方的据理力争 |
| 四、披露日方的升级侵略 |
| 五、中方外交总长的缺席对交涉进程的迟滞 |
| 六、交涉结果及评价 |
| 第二节 关于参战问题 |
| 一、迟疑审慎阶段 |
| 二、对德抗议后的舆论 |
| 三、力主参战阶段 |
| 第五章 对民生的关怀：以1917 年京畿水灾为中心的考察 |
| 第一节 水灾进行时 |
| 第二节 灾因 |
| 第三节 赈济 |
| 一、官方之赈济 |
| 二、民间义赈及西方国家助赈 |
| 第四节 余论 |
| 第六章 特色专栏研究 |
| 第一节 警世恒言：《晨钟报》特色专栏之“警语” |
| 一、栏目的基本情况 |
| 二、“警语”蕴含的主流思想 |
| 三、“警语”之特色 |
| 第二节 “大鸣小鸣”：《晨钟报》的读者畅言专栏 |
| 一、栏目的基本情况 |
| 二、栏目内容解读 |
| 三、栏目之特色 |
| 第七章 《晨钟报》的立场 |
| 第一节 身份的认同：《晨钟报》与进步党、研究系的关系 |
| 一、机关报身份的认同 |
| 二、政派“代言人” |
| 第二节 渐进的共和：《晨钟报》的理念 |
| 一、赞成共和，反对帝制和君主立宪 |
| 二、理想政治模式探讨 |
| 三、实践民主政治的道路——新旧势力调和论 |
| 第三节 舆论之力 |
| 一、舆论角色之定位 |
| 二、舆论之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及所获奖项 |
| 致谢 |
（9）出版与近代文学现代化的发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对传统出版与近代出版概念的界定 |
| 二、目前的研究概况 |
| 三、对于研究的若干探索 |
| 四、研究方法和思路 |
| 第一部分 传统出版业的式微与文学出版 |
| 第一章 传统出版格局下的文学出版 |
| 第一节 传统出版业的出版技术与出版主体 |
| 第二节 晚清三大出版系统下的文学出版 |
| 第二章 小说、戏曲的传播与晚清禁书政策 |
| 第一节 由钞本到坊刻的弹词、戏曲等俗文学 |
| 第二节 晚清的禁书政策及其影响 |
| 第二部分 辛亥革命前的新式出版业与文学出版 |
| 第一章 政府主持与民间提倡下的新式出版 |
| 第一节 洋务运动前后官办译书局的兴起 |
| 第二节 甲午战后民间对出版的呼吁与政府的政策 |
| 第三节 新政时期出版业的发展 |
| 第二章 新式出版技术的传入与文学出版 |
| 第一节 新式出版技术的传入对文学出版的影响 |
| 第二节 出版主体的新变与文学出版 |
| 第三章 翻译小说的出版盛况 |
| 第一节 翻译小说出版风潮的兴起 |
| 第二节 :译书方式的转变与翻译小说的出版 |
| 第三节 翻译小说与出版的互动与影响 |
| 第四章 创作小说与出版的互动 |
| 第一节 创作小说的出版趋势及原因 |
| 第二节 晚清文艺报刊的导向性 |
| 第三节 报刊连载小说与单行本出版的互动与影响 |
| 第三部分 1912年至1919年间的出版业与文学出版 |
| 第一章 民初书局与文学出版 |
| 第一节 民初文学出版的发展概况 |
| 第二节 民初书局与小说出版 |
| 第二章 文学杂志的繁荣与文学发展 |
| 第一节 小说杂志盛况空前 |
| 第二节 以杂志为中心的报人及作家群 |
| 第三节 杂志办刊理念与创作风气的转变 |
| 结语 |
| 附录一:近代主要出版机构简介 |
| 附录二:1919年前林译小说、商务、中华小说出版书目 |
| 参考文献 |
（10）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学风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对现有研究的简要述评 |
| 三、论文的内在逻辑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学风建设的背景 |
| 一、党的学风建设的思想源流 |
| (一) 马克思主义学风理论的指导 |
| (二) 传统文化对学风建设的影响 |
| (三) 社会思想对学风建设的影响 |
| 二、延安时期学风建设的时代背景 |
| (一) 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
| (二) 在国内革命实践中摸索 |
| (三) 国共实现再度联合 |
| 三、党的学风建设的现实需要 |
| (一) 学风建设的历史发展需要 |
| (二) 学风建设的革命实践需要 |
| (三) 学风建设的理论发展需要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延安早期的学风建设 |
| 一、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学风建设的初步实践 |
| (一) 努力宣传马列主义,重视干部教育与培养 |
| (二) 重视革命宣传队伍,深入倡导革命文化 |
| (三) 强调理论联系实际,践行实事求是 |
| 二、中国共产党延安早期学风建设的背景与内容 |
| (一) 中国共产党延安早期学风建设的背景 |
| (二) 中国共产党延安早期学风建设的主要措施 |
| (三) 中国共产党延安早期学风建设的核心理念 |
| 三、中国共产党延安早期学风建设的历史意义 |
| (一) 克服王明右倾错误思想,为延安整风做了思想准备 |
| (二) 肯定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使全党实现组织上的统一 |
| (三) 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践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延安整风时期的学风建设 |
| 一、延安整风运动的酝酿与背景 |
| (一) 整风运动前的准备 |
| (二) 整风运动前党内的思想状况 |
| (三) 整风运动前党的组织构成情况 |
| 二、延安整风运动中关于学风建设的内容 |
| (一) 高级干部整风阶段,对正反思想路线的学习和批判 |
| (二) 全党普遍整风阶段,整顿全党思想方法和学习作风 |
| (三) 整风总结提高阶段,在全党树立正确的学风思想 |
| 三、延安整风运动对学风建设的深刻影响 |
| (一) 提高全党党性修养,端正党员对待马列主义的态度 |
| (二) 激活党的创造性,提升党驾驭学风建设的能力 |
| (三) 培育并形成三大作风,为加强学风建设创造基本条件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延安后期的学风建设 |
| 一、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 |
| (一) 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召开的历史背景 |
| (二) 六届七中全会关于学风建设的主要内容 |
| (三)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的历史意义 |
| 二、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
| (一) 中共七大召开的历史背景 |
| (二) 中共七大关于学风建设的主要内容 |
| (三) 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 |
| 三、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 |
| (一) 七届二中全会召开的历史背景 |
| (二) 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学风建设的主要内容 |
| (三) 七届二中全会的历史意义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学风建设的主要贡献 |
| 一、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学风建设的主要理论成果 |
| (一) 大批马列主义理论文献的出版发行 |
| (二) 党的学风建设理论体系的初步构建 |
| (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
| 二、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学风建设的主要内容 |
| (一) 延安时期学风建设内容的特性 |
| (二) 延安时期学风建设的主要内容 |
| 三、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学风建设的基本方法 |
| (一) 延安时期党的学风建设的领导方法 |
| (二) 延安时期党的学风建设的学习方法 |
| (三) 延安时期党的学风建设的实践方法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学风建设的历史意义 |
| 一、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学风建设的历史成就 |
| (一) 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确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 |
| (二) 为毛泽东思想的成熟进行了积极尝试 |
| (三) 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
| 二、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学风建设的重要价值 |
| (一) 加强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优秀品格 |
| (二) 提升了中国共产党追求先进的思想理念 |
| (三) 推进了中国共产党重视学风的党建思路 |
| 三、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学风建设的历史经验 |
| (一) 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奠定了坚实基础 |
| (二) 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提供了有力保证 |
| (三) 为解决新时期学风的建设策略提供了深刻启示 |
| 第七章 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学风建设的时代启迪 |
| 一、当前党的学风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 理论学习有待进一步加强 |
| (二) 具体实践和落实有待进一步深化 |
| (三) 评估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
| 二、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学风建设的理论探索 |
| (一) 邓小平理论中关于学习的思想 |
| (二)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来的的学习论述 |
| (三) 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关于学风思想的论述 |
| 三、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学风建设的路径思考 |
| (一) 始终推进学风建设的理论创新 |
| (二) 努力彰显学风建设的时代特色 |
| (三) 积极拓展学风建设的方式方法 |
| 结语 |
| 一、本文的基本观点 |
| 二、本文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
| 三、有待拓展的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四、改革未有穷期——来自中国体改研究会2002年(青岛)年会上的报告（论文参考文献）
- [1]抗战语境下《经世》系列报刊的研究[D]. 陈婷.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2]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D]. 文世芳.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3]新时期国有军工企业党风廉政建设研究[D]. 胡世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7(02)
- [4]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D]. 吕晶. 南京大学, 2014(05)
- [5]当代中国会组发展史研究[D]. 刘春.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3(12)
- [6]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 ——以法治科技观为视角[D]. 赵小平. 山西大学, 2012(01)
- [7]中国豆腐文化节（淮南）研究[D]. 王新亮. 复旦大学, 2011(01)
- [8]审视与批判：《晨钟报》视域中的民初社会[D]. 李晓兰. 上海大学, 2011(10)
- [9]出版与近代文学现代化的发生[D]. 张霞. 复旦大学, 2011(12)
- [10]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学风建设研究[D]. 高璐佳. 兰州大学, 20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