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智慧与自由

一、哲学、智慧与自由（论文文献综述）

李妮娜^[1]（2020）在《论冯契的“智慧说”与哲学史书写》文中认为冯契的"智慧说"哲学体系力图沟通知识与智慧,而智慧就表现为自由的德性,由此"智慧说"亦涉及对知识与德性概念及其关系的考察。知识与德性的关系在"智慧说"中经由道或智慧而表现为凝道成德、显性弘道的互动过程,认识的辩证运动伴随着主体德性的生成。作为哲学家与哲学史家,冯契"智慧说"的哲学创作以其对哲学史上知识与德性问题的梳理与总结为基础,"智慧说"中的知识与德性互动统一的观念亦影响并反映了他的哲学史书写。这两方面的研究工作为我们提供了知识与德性关系的双重诠释,亦展现了他贯通哲学创作与哲学史书写的辩证法,即"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这一治学之方。

贾如^[2]（2020）在《善与实践智慧 ——在利科反思诠释学的视野内》文中研究表明面对现代性的危机和后现代性对“大写的人”的否定,哲学界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是对现代性的形而上学完全持否定态度,如德里达和罗蒂;一种是对现代性下的形而上学抱有复兴之意,如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相对于同时期哲学家们较为激进的道德主张,利科在这两种哲学声音中显得比较温和,他始终以现象学-诠释学为方法论,建构一个以人的形而上学为基础的伦理学体系。该体系与主体哲学息息相关,伦理学本身是关于人类自身的诠释,而经过伦理学诠释的自身概念也得到了扩大与升华。利科由此建立起了以语言和反思为方法论的诠释学。对自身的理解与诠释,就是主体从内在反思到外在实践的诠释学循环过程。主体在实践活动中不断地反思自身性与相同性、主体性与自身性、自我与他者的辩证关系,并对自身的能力进行认识与肯定,从而树立起自尊与自善相统一的自我形象。利科认为自我在他者处认识自身、建构自身,在与他人的遭遇中更新与发展自身。所以人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伦理学的根本问题。我们必须放弃在笛卡尔主义下的直观自我来回答“我是谁”这个哲学问题,放弃对终极的伦理主张的妄想,转而在反思诠释学的哲学视野内去发现更为具体的伦理生活方式。在当代的道德境遇中,与他人一起生活意味着主体必须做出与社会道德标准相符合的行为。对利科而言,人的所有能力都统一在人类原始的肯定性之中。他从语言、行动、叙事和负责任这四个向度去诠释人的破碎性与创造性,从而在现象学的生活世界概念下去接近人的内心生活,去建构自我。所以在利科的伦理哲学体系中,作为行为主体的人才是伦理活动、道德动机与道德责任的最终责任人。利科伦理哲学的伦理主张既强调对善的生活的伦理目标的追求,也重视道德义务的规范性,因为伦理本身来自于主体自身的存在及其对自身的诠释。主体哲学本身属于伦理学范畴,而伦理学也应当被看作是主体自身的诠释学。主体是诠释的主体,而伦理是主体的诠释。利科将善与义务同自身联系起来,并由此提出分别代表着目的论与义务论的自善与自尊的两种自身筹划的结构。在利科看来,没有任何一个道德主张可以在单一形式的自身筹划中展开,目的论必须经过义务论的检验,而义务论必须以目的论伦理意向为前提。但当出现不能被自善与自尊化解的解释的冲突时,利科认为只有实践智慧才能妥善处理善与善之间的冲突。所以利科的形而上学伦理学,是从目的论出发,经由义务论的检验,从而在实践活动中采用实践智慧来对道德规范体系作出补充。综上,利科伦理学是以人的行为规范为导向的伦理哲学体系,是在实践生活中完成从个人向善的伦理意向到主体间信服的过程。实践智慧来自于对自身的诠释,它源自哲学人类学,也最终走向人对自身的认识。利科伦理哲学思想经历了反思与实践的迂回,已经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利科更加具体地对实践智慧提出了要求,认为后者在现代社会中可以在善与善的冲突性领域中去规范道德标准,并针对性地为伦理判断充当最后一道保障。

胡玲^[3]（2020）在《斯宾诺莎幸福论哲学探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斯宾诺莎的哲学思想在西方哲学史及伦理学史上有着重要历史地位。贺麟翻译的斯宾诺莎《伦理学》一书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出版,他在此书的“出版说明”中指出,斯宾诺莎的思想被誉为17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思想的最高成就之一,主要是因为他的思想中包含着世界观上的无神论因素和认识论上的辩证法因素。这两点对斯宾诺莎思想成就的总结反映出了学界在很久以前研究斯宾诺莎所达到的理解和评价。但是相对于我们近些年来对斯宾诺莎更为丰富和深刻的研究来说,以上的理解和评价显然是极为简略而且也不够全面的,特别是对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和幸福论哲学的重要意义,还没有充分地揭示出来。而洪汉鼎在2012年出版的斯宾诺莎《神、人及其幸福简论》一书的“译序”中指出,用知识来制约情感,以期达到最高、最完满的幸福,是斯宾诺莎哲学思想最根本的宗旨。这段话表达出我们在最近时期研究斯宾诺莎理论的幸福论视角。据此,本文的主题就是去阐释斯宾诺莎哲学幸福论的理论成就,同时批判性地考察他的这个理论的一些缺失的困境。本论文通过对斯宾诺莎重要文本的梳理解读,通过对新近的关于斯宾诺莎的研究成果的吸取和升华,进一步看到了,斯宾诺莎的思想之所以能够在欧洲的人文主义复兴和理性启蒙的时代闪烁出耀眼的光辉,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在那个时代,只有他的哲学思考真正把世俗的人生幸福问题主题化、世俗化和主体化了。第二,他把伦理学中的善归为福,并且在自然主义原则的基础上把伦理学和人生哲学与世界观本体论和方法学认识论内在地统一起来,使他的哲学幸福论有了更为完备的理论和逻辑基础。这也是洪汉鼎和姚大志已经指明了的东西。第三、他还发扬了启蒙时代的科学精神,用理性主义和几何学方法来构建描述自己的幸福论哲学,用来抵制把幸福和自由问题情感化和庸俗化的倾向。然而,任何伟大的思想家都有其时代的局限性。斯宾诺莎思想中包含着自然化的神与超自然的神的理论矛盾、包含着把人世俗化和迷信人的心灵不死的矛盾,包含着否定自由然后又肯定自由的矛盾,特别是他刻意用“几何学”理论方法来构建的理论体系,但是他对幸福论哲学一些基本概念的界定却有很多不准不清,他的从公理到命题的逻辑推演也常有牵强。当代西方语义、逻辑分析哲学的成果则恰恰可以用来克服他的这些问题,并能够为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人生幸福问题提供指引。本文由绪论、正文的四章、以及全文结语构成。在绪论中,我们分别论证了论文选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介绍和讨论分析了国内外研究斯宾诺莎理论相关研究成果,以及自己如何从这些成果中升华和提炼出更进一步的思考,然后又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方法、整体思路和论文的初步结论。在论文的第1章,我们从宏观上回顾了古希腊哲学家及中世纪的哲学家们,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伊壁鸠鲁、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等人的伦理学及幸福论思想,并指出这些理论的根本性缺失在于,他们或者没有看到伦理与幸福问题在哲学应该占有的中心位置,或者是把伦理幸福问题和世界观、认识论问题在理论逻辑上割裂开来,或者是把幸福的主体加以神化和非人化。在论文的第2章,我们通过对斯宾诺莎主要着作的文本介绍和分析,呈现出斯宾诺莎斯以“实体”理论为核心概念的世界观本体论思考和他以“真观念”为核心概念的认识论思考,并指出他的这两方面思考最终都是为其哲学的最高主题——人之自由与幸福问题而进行的理论奠基,这就体现出斯宾诺莎从自然主义出发,把本体论、认识论与伦理学内在地统一起来的理论逻辑。论文第3章集中探讨了斯宾诺莎怎样在人性论、伦理学、自由和幸福问题的思考上,一方面坚持自然主义原则,另一方面又呈现出把自由观和幸福观理性化的意向。但是这并没有破坏其理论的内在一致性。论文的第4章揭示出,斯宾诺莎以几何学方法作为其方法论原则,虽然他对一些重要的概念界定不清,对一些重要命题的逻辑推论也不够严密,但这些问题可以从现代西方哲学中的语义、逻辑分析方法中得到解决,这就可以推进和深化我们对幸福问题的理解。在论文最后的全文结语部分,我们把整个论文的理论内容和研究性结论做了简要和鲜明的概括,同时对论文中论述不充分、需要进一步思考和回答的问题进行了检讨和反省,以便为将来更深入的研究找出方向。

位涛^[4]（2020）在《自然作为德性之源 ——基于目的论的柏拉图教化哲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探索自然已经成为了人类永恒的话题,自然的不断揭密使得人们足以相信（自然）科学技术能够给予人类幸福生活以最大的保证。伴随着科技进步而来的是人类理性（智）的“膨胀”和对自然的“控制”欲望,当自我理性成为我们生活和探索的唯一基础之时,其结果就是人的生活缺乏对更高（自然）原型的关照。也即人类的教化——通过“摹仿”原型来化育自身的活动所企及的高度的降低,同时这也意味着人的德性的平庸。或者说,正是由于整体性的“自然”从人类生活中的隐退,使得理性对“自然的物”的探索成为主流,人类追求卓越的教化之路被掩盖在物质欲求的满足之中。这促使我们进一步反思自然、德性与教化之间的关系,而其前提就是回到它们之间发生联系的初始性境遇之中。通过回溯我们发现,古希腊教化世界的演变正是人类理性不断觉醒,对更高意义上的、整体性的自然的观看,逐渐被人类理智和技艺的“控制”所取代的过程,而人类所创造的技艺世界却并没给个体的心灵秩序以及生活带来持续和稳定的意义,人的卓越被“误导”和消解,以至于平庸。面对这些问题,柏拉图做出了他的教化性的回应,而这种回应无疑对于当今我们的思考具有某种价值。在柏拉图的教化哲学体系中,整体性的“自然”充当了个体德性养成的根基,且自然的整体目的（善）使得个体人性的卓越体现于整体的生活之中,个体超越性的“整全成人”得以可能。他以宇宙论作为人的德性养成的背景和依据,以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深刻认识来作为教化的起点,并通过对城邦的自然的理解来认识人的教化的现实空间。在他的理解中,所谓的整体自然即是人——城邦——宇宙的一种整体性秩序,而人的德性就体现在对这种秩序的认识和理解所带来的个体灵魂秩序的和谐——“自然作为德性之源”。同时,凝聚和联结这种秩序的纽带就在于超越性的自然目的——善的理念成为个体在对自然的追问中寻求德性的价值引领。也即,柏拉图以目的论使得人的德性的养成既关注了自身的自然（有限性）,同时也关照到那些神圣性的宇宙自然目的,使人的教化成为一条贯通整体性自然的道路。在具体的教化路径中,他首先从对人的自然的教化开始。通过对人的身体的诗歌和体育的训练,使得个体的灵魂具备初步的秩序性,在此基础上提升个体的身体性的德性;接着,通过理智性科目的引导,使得个体不断超越其有限性。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理性逐渐养成,对宇宙自然秩序的认识逐步清晰,理智德性不断增长,也使得个体灵魂的秩序与宇宙的自然秩序建立起了有意义的联结,灵魂不断上升;最后,通过哲学的学习和训练,使得个体灵魂超越身体性的束缚,而上升到善的理念关照之中,个体沉思性的德性得以养成;同时,个体的教化还有一个下降到现实城邦之中的过程,也即不断实现城邦秩序的和谐。这条教化之路最终的目的即是以个体的“灵魂之旅”把人的自然,城邦自然与宇宙自然贯通起来,从而实现个体德性的完善以及整体自然目的完成,使人成为一个基于而又超越“可朽”的身体自然,同时灵魂高贵、不朽的存在。由此,柏拉图通过对“自然”的追问建立起了一种整体性的德性之教的体系。在这种教化哲学中,个体的成长本身即是人的自然性（人性）的“生长”,一种灵魂中美善的引导和引发——灵魂秩序的不断和谐体现了人在整体宇宙运行之中的德性,是一种“人性”的教化。同时,人的自然通过与整体自然的关联与秩序的协调而超越了其有限性,从而实现了立足于自身自然,在整体自然目的关照中的人的卓越之路。在对终极目的——“善”的追问中,人的自然根基与神圣性同时显现在德性养成之中,无疑这是柏拉图所给予我们现时代教化的最大启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解决现时代的教化问题需要不断反思他的道路。

张灵馨^[5]（2020）在《冯契美学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冯契作为中国20世纪杰出的哲学家和中国哲学史家,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建构了自身的“智慧说”体系,对中国哲学相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在对中国哲学研究的过程中,冯契自觉地将对美的问题的思考纳入其中,美是他哲学体系中的一部分,也是他追求自由、通往“智慧”的道路上不可缺少的一环。冯契的美学理论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他的整个哲学体系相关,与他对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国近代哲学的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因此如果不了解他的“智慧说”的哲学体系,就无法全面、准确地看待他美学思想的意义和价值。冯契论“美”与他的“智慧说”相关,“智慧说”是他哲学乃至对美学问题思考的基础。冯契对真善美与人的自由之间关系的探讨,重点关注了美与自由和理想之间的关系。在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研究中,他抓住了“言志说”与“意境”理论两条线索,将这两者看作是中国传统抒情艺术的代表,在与西方注重造型艺术的对比中,突显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性。在对“言志说”与“意境”理论的阐发中,他将“言志说”与理想论相结合,强调艺术要为人生服务,既要表现个人理想、社会理想,又要表现艺术理想。他将“意境”看作是超越形式之上的境界和感受,以此来突出中国美学的特色。在对中国近代哲学的研究中,冯契对中国近代美学发展过程中的外缘与内因进行了分析,关注了近现代美学家如王国维、朱光潜、鲁迅、宗白华等人对美学研究做出的贡献,同时,关注了近代艺术革命的问题。他不仅自身有对美学问题的独特理解,早年也亲自进行过一些文艺创作,他的文学作品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他所从事的相关美学工作也推动了相关美学教育的发展。总体而言,冯契对美学问题的关注拓宽了中国哲学研究的视域,也为美学理论提供了哲学基础,他提出的审美理想对于完善自由人格、推动美育发展、提高人生境界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邵琪^[6]（2019）在《智慧教育史论》文中提出智慧教育是人的教育的根本存在方式。首先,自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以来,旨在培养知识人的知识教育大行其道。但知识与知识教育远不能解决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尤其是关涉价值判断、伦理道德与意义建构等方面的问题,因此需要智慧教育。其次,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使人类拥有更多闲暇,但同时也会加剧人的异化与片面发展,因此呼唤智慧教育。再次,智慧具有本体论价值,智慧教育可以使人成就智慧人生、走向美好生活。因此,教育要从培养知识人转向培养智慧人,要超越知识教育追求智慧教育。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理论是本研究重要的理论基础。智慧伴随着人类实践的诞生而诞生、人类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科技发明、制度变革、文化创新等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因此,智慧和智慧教育都是具有历时性的概念。智慧教育随着人类智慧的发展而发展,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样态与阶段特征。根据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智慧是人基于个体的需要,在自然、社会和人本身三个领域内达到真、善、美相统一的实践活动。智慧教育是指教育者从人的需要出发,通过启迪与影响受教育者,使其能够在自然、社会和人本身三个领域中求真、求善、求美,从而培养人的智慧,致力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实践活动。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通过深入考察与分析古代学校、家庭和社会中智慧教育的诸多典型案例,归纳出古代的智慧教育更加关注人的道德修养、人文情怀,强调人的精神需要的满足。从深层根源上讲,这是由于传统小农经济制约下的匮乏经济、官僚政体下的专制政治统治以及儒家文化主导下形成的社会文化心理造成的。古代的智慧教育充满了浓郁的人文精神,但在实践中也面临着道德要求过于理想化、压抑人的个性自由与创造性的问题。同理,通过深入考察与分析近现代学校、家庭和社会中智慧教育的诸多典型案例,归纳出近现代的智慧教育更加关注国计民生、富民强国,注重人的物质需要的满足。从深层根源上讲,这是由于近现代商品经济体制下经济的蓬勃发展、科学技术的社会应用以及以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为中心的多元文化造成的。近现代的智慧教育倡导科学精神,但也应该避免走向标准化、机械化和极端功利主义的极端化倾向。展望未来,在对马克思主义否定之否定规律和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理论的认识的基础之上,本研究提出,未来的智慧教育将走向引导人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和谐发展的智慧教育,即和谐的智慧教育。和谐的智慧教育既要培养人的实践技能与生存能力,又要致力于人的精神成长与境界提升,既强调人生的物质性与现实性,又重视生命的精神性与价值性,既要满足与丰富人的物质需要,又要满足与提升人的精神需要,从而使人在天地间更好地安身立命,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实现。总之,古代的智慧教育关注人的道德修养、人文情怀,强调人的精神需要的满足,近现代的智慧教育更加关心国计民生、富民强国,注重人的物质需要的满足,未来将走向引导人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和谐共生的智慧教育,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更是智慧教育发展的历史规律与演变逻辑。

卢红博^[7]（2019）在《基于民间传统游戏的幼儿哲学教学活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孩子的天性有哪些?”答案的寻求可问广大家长,也可以回忆自己的童年。相信结果不外乎有两个答案,那就是提问与游戏。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人由于惊奇开始哲学思维。胡适认为: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哲学。但哲学一度被静态的理解,单纯地作为一门学科哲学而存在。在哲学的源头,生活的问题先于哲学的问题,哲学的问题先于哲学的思考。（1）海德格尔号召:让哲学主题回归到世间人际的情感中来吧,让哲学形式回到日常生活中来吧!幼儿期的发展关乎人一生的成长,哲学的亲民化回归理应在幼儿教育中大放溢彩,滋养幼儿茁壮成长。民间传统游戏在中华民族童蒙历史长河中,是儿童用以理解自然、社会、人生的手段,更是儿童的基本生活方式。5—6岁幼儿是入学前一年阶段,是当前幼儿教育中最容易发生小学化倾向的阶段。5—6岁幼儿自身已具备哲学活动的天性基础,是人一生中最有必要开启哲学启蒙教育的时期,以游戏活动为主的另一幼儿天性特质,使民间传统游戏、哲学、5-6岁幼儿,这三个当代倍受瞩目与关切、影响幼儿一生发展的元素自然天成、顺理成章地交融在一起。本文基于谷鲁斯的内摹仿理论,运用文献法、参与观察法、访谈式问卷法、访谈法、教育评价法等多种研究方法,试图从六大部分切入,全面开展了基于民间传统游戏的幼儿哲学教学活动研究。通过对幼儿哲学教学、游戏理论、幼儿园游戏教学策略三个维度,尤其是3-6岁幼儿哲学教学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分析与阐述,捕捉到基于民间传统游戏进行幼儿哲学教学活动开展的突破口。并从语言学、心理学、脑科学等理论分析入手,运用大量的理论与事实依据论证认为,5—6岁幼儿哲学教学活动具有充分的可行性;运用游戏哲学得出民间传统游戏在幼儿哲学教学中的特有价值;并在前两点论据的基础上,根据费舍尔哲学教学经验,制定了本研究的幼儿哲学教学目标;借鉴李普曼哲学教学范式的同时,结合文献研究中总结的相关经验以及本土文化建构了本研究的幼儿哲学教学范式,以期明确践行基于民间传统游戏幼儿哲学教学活动的合理性、必要性与可操作性。幼儿哲学教学是新时代幼儿成长、学前教育发展、哲学教学变革的应然诉求。依据当前幼儿哲学教学呈现出的理论与实践同步发展、以故事性文本为主流教学素材、以探究共同体和对话为基本教学范式等的实然状况,借鉴的同时进行了两届大班21名幼儿23次基于民间传统游戏的幼儿哲学教学活动尝试。尝试与分析发现,幼儿哲学教学存在研究条件两极分化、教学范式相对教条、探究过程忽视幼儿年龄特点等问题。从分析幼儿哲学思维特征和思维线索的现象入手,查摆影响幼儿哲学良性发展的规律性元素,主要来源于幼儿哲学联动机制尚未形成、对社会环境认知与利用失衡、学习目标喧宾夺主等因素。如何开展有效的基于民间传统游戏的幼儿哲学教学活动,本文提出应从教学决策、教学设计、教学互动、教学评价、教学反思五大方面着手,教学决策包括方针导向、目标内容等的决策策略;还有教学理念、对话环境等的设计策略;关注模仿、改善提问等的互动策略;注重过程与结果的双重评价策略;以及教学态度与宏观教育的反思策略等。哲学是人类成长进程中所需所有文化的基石,是一切学科之母。民间传统游戏是中华儿女最本真、最擅驾驭的生活学习方式。幼儿是人一生中习惯养成,人格建立的重要阶段,5-6岁幼儿是幼儿教育中最关键的转折期。如果基于民间传统游戏的幼儿哲学教学活动,能够真正成为呵护幼儿天性,促进幼儿心智健康、科学发展的重要教育力量,成为幼儿教育发展中的一种有力改革手段,那应该是游戏的幸福、教育的幸福,也是哲学的幸福,更是幼儿的幸福。

郭晓旭^[8]（2019）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融通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以及时代精神相结合的发展过程,中国实际包括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而文化的核心便是哲学。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融通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传统哲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割不断的精神纽带、抹不去的文化烙印,它内在地构成并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与性格特点。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融通发展的路径与机制,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时代创新转化的理论契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内容。当今时代,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古今中西历史大视域正在逐渐形成,在多元思想碰撞与视域融通的大背景下,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过程中,如何兼具世界眼光与时代眼光,在保持理论自身的独立性与独特性的前提下,兼收并蓄,增强理论自身的文化包容性与通约性、解释力与延展性,扩大理论的影响范围,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更广泛的世界认同与文化接纳,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全文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及比较文化的方法,分五章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融通发展问题进行了论述,主要内容概括如下:第一章,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融通发展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从必要性来看,二者的融通发展是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是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需要,也是世界与时代发展的需要。而二者在文化基础、内在逻辑以及体系结构上的相通性,则为融通发展的实现提供了可能。第二章,深入分析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内涵、当代价值以及创新转化的必要性。从结构来看,中国传统哲学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儒释道三家合流的思想体系。而从内容来看,中国传统哲学是以心性本体论为核心,包含辩证法、唯物论、认识论和历史观等在内的理论,是追求内生性价值的心性修养学说。中国传统哲学的创新转化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实践观的指导下,走中西马相结合的实践生存论的发展道路。第三章,具体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化基础与路径选择。从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维度,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中西方文化基础。同时,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路径,要坚持群众的立场、实践的维度、批判的精神、问题的视域、世界的眼光,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认同、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推进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实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与发展。第四章,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融通发展的内在机制、过程与方法。二者的融通发展是系统论、行为发生学与解释学等多元机制共同参与并起作用的结果。二者融通发展的过程则是由文本的互动与生成、多元思想的碰撞与交融、视域融合与综合创新四个相互交织的环节所组成的多元文化的消化与吸收的过程。二者融通发展的方法则主要从出场学与范式理论的角度,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在不断变换的历史语境中出场的路径、形态以及实现融通的理论契合点,为实现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发展提供方法论指导。第五章,探讨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融通发展的几个视角,从现代世界发展的人类共同课题入手,从科技、生态、人学三个方面详细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融通发展对重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的重要性,阐述了二者融通发展在当代世界的重大意义与价值,寻找理论从中国走向世界的问题域。最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融通发展的前景做了展望。在今后的研究中要进一步实现理论与实践、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使理论永葆生机与活力。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指导下,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精髓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民族精神精华相融通,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的创新转化,重现传统哲学的当代价值,从而开创哲学发展的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的“精神自我”的当代重建,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化转型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文化支持与理论依据,也为构建和谐世界做出中国化的理论贡献。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鉴于以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探讨更多侧重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政治层面的结合,对于文化特别是哲学方面相结合的探讨相对较少的现状,本文则重点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视域融合的角度,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的层面,从多元哲学融通的视角,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交互影响与双向建构的过程。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融通发展为研究对象,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从民族性与世界性两个角度,从自然、社会、人心三个领域,将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特质、发展前景、融通机制及现实关怀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与论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发展需求与中国传统哲学在现时代创新转化的现实需要相结合,在二者的融通发展过程中,通过相互建构与整合实现共同发展。

杨之林^[9]（2019）在《实践智慧与社会善治 ——亚里士多德正义理论的内在逻辑与现实意义》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80、90年代,国内外学术界开始重视“善治”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特别强调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念,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中进一步提出“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善治”概念由此正式纳入到我国新时期治国理政的目标体系中。自从历史上产生了国家等各种治理机构,古今中外无数学者提出了各种“善治”理想。先秦儒家的“仁政”思想为中国治国理政传统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正义理论则成为西方寻求个体与社会治理之“善”的重要理论渊源。实践智慧、目的善与适度是亚里士多德正义理论的核心意涵和逻辑构成要素,这些核心意涵是对苏格拉底与柏拉图思想的继承发展。苏格拉底通过特定的对话活动来追求德性知识或本质,这深刻影响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转向。苏格拉底对话中展现的实践智慧过于重视通过理性审察得出普遍性知识,而忽略了非理性因素与具体情境对道德活动的影响。亚里士多德的正义理论也批判性继承了柏拉图的正义理念。与柏拉图的理想化设计不同,亚里士多德更为强调“善”的理念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与相互作用。在亚里士多德正义理论中,实践智慧是个体道德修养的重要手段与基础。实践智慧意味着德性、情感、实践三者的相互关联,意味着通过深思熟虑达到行为得好并进而实现生活得好的目标,意味着按照中道的标准实现合乎德性的实践目标。在基于实践智慧养成个体良好德性行为的问题上,亚里士多德还强调德性教育的重要性,即通过对不成文的风俗习惯的训导来培养个体行为习惯中的道德倾向。基于实践智慧的个体“善治”,除了德性行为的养成与道德修养的提升之外,还以友爱和正义作为必要基础。个体的道德“善治”还需要主体的道德自律,即道德主体通过实践智慧实现情感、能力与欲望的协调与平衡,从而通过道德主体的自我约束获得自由的实践生活。在亚里士多德正义理论中,“善治”不仅关涉个体德性的养成,而且是思考社会正义问题的重要标准。亚里士多德主张“人是政治的动物”,这表明社会的“善治”离不开社会律法的有效实施以及公民积极参与各种社会事务。亚里士多德对正义做了广义的合法性与狭义的公正平等两种理解。正义作为制度的伦理体现,尤其体现在立法与裁决等制度实践活动中。在律法的制定与实施活动中,承载着公道的实践智慧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公道目标的实现完成公道对律法的正义调节,最终使公道成为公民个体德性修养所应具备的一种品质。实践智慧在今天来看是建立起理念“善治”与实践“善治”的一个桥梁,而亚里士多德正是将实践智慧应用于正义理论与社会善治之间,并在古希腊时期影响深远。现代西方道德实践活动中工具理性的强化,造成了道德目的性的缺失,这也成为了当代西方正义理论出现“回归亚里士多德”现象的原因。重新思考亚里士多德正义理论的内在逻辑,通过实践智慧这一手段来实现“善治”目标,这对现代社会“善治”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围绕着个体修养与社会治理两个维度,透过实践智慧与可能的“善治”途径的研究视角,亚里士多德的正义理论可用于社会管理、技术活动乃至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治理实践及其理论的现代反思中。同时,通过与中国传统“善治”思想的比较,找到亚里士多德正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相通之处,能够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的理论与实践启示。

苏朋朋^[10]（2019）在《冯契平民化自由人格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哲学的核心之一是人的自我完善,在成就自己的同时成就万物,传统哲学几千年的发展都以此为中心向前推进,到宋明理学僵化为专制社会的意识形态为止,僵化的意识形态使中国面临巨大的是民族危亡,传统哲学开启了近代化进程,也使传统哲学的主体思想进入近代化讨论。冯契是中国近代伟大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在面临民族灾难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一系列问题时,在批判和继承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成人之道和中国近代哲学关于培养“新人”学说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实践和人的本质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平民化自由人格理论。本文以理想人格的一般理论开始,通过比较中西人格概念,界定了理想人格的基本含义,回顾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起源和发展历程,说明传统对人的关注在哲学上表现为理想价值的设定,具体而言是对一统天下的贤明领导者的期盼和知识阶层的崇圣活动。冯契的平民化自由人格以传统问题的核心为研究对象而展开,在吸收传统哲学中儒家、道家和墨家理想人格的基本思想后,借鉴近代价值革命中关于培养“新人”理论,提出了平民化自由人格的基本内涵,即以自由的哲学含义出发,通过化理论为德性发展主体的个性自由;通过独立个性的发展和自觉与自愿原则相结合使主体的具体个性得到充足发展;培养不同于圣贤化和权威主义的多样化平等人格。以广义认识论的方法说明通过转识成智实现理想人格的哲学可能性,强调以实践和教育相结合,世界观的培养和智育、德育、美育的统一以及集体帮助和个人主观努力相结合来培养平民化自由人格。在当代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平民化自由人格为人的发展提供了一种理论模型,虽然学界对其有不断的批评,但在具体的社会活动中,在权力崇拜和金钱崇拜依然存在的社会环境中,以内在自由发展培养主体的自由个性,以自由个性的本体论对抗来自权利和金钱的异化,在凝道成德、显性弘道的过程中促进个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进步,在平民化自由人格的过程性培养中重塑普遍的人性之善,这是冯契的平民化自由人格所具有的理论力量。

二、哲学、智慧与自由（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哲学、智慧与自由（论文提纲范文）

（1）论冯契的“智慧说”与哲学史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2）善与实践智慧 ——在利科反思诠释学的视野内（论文提纲范文）

（3）斯宾诺莎幸福论哲学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4）自然作为德性之源 ——基于目的论的柏拉图教化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冯契美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智慧教育史论（论文提纲范文）

（7）基于民间传统游戏的幼儿哲学教学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融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实践智慧与社会善治 ——亚里士多德正义理论的内在逻辑与现实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10）冯契平民化自由人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哲学、智慧与自由（论文参考文献）

• [1]论冯契的“智慧说”与哲学史书写[J]. 李妮娜. 思想与文化, 2020(01)
• [2]善与实践智慧 ——在利科反思诠释学的视野内[D]. 贾如. 黑龙江大学, 2020(03)
• [3]斯宾诺莎幸福论哲学探析[D]. 胡玲. 吉林大学, 2020(12)
• [4]自然作为德性之源 ——基于目的论的柏拉图教化哲学研究[D]. 位涛.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5]冯契美学思想研究[D]. 张灵馨. 黑龙江大学, 2020(04)
• [6]智慧教育史论[D]. 邵琪. 浙江大学, 2019(04)
• [7]基于民间传统游戏的幼儿哲学教学活动研究[D]. 卢红博.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9(02)
• [8]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融通发展研究[D]. 郭晓旭.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9]实践智慧与社会善治 ——亚里士多德正义理论的内在逻辑与现实意义[D]. 杨之林. 大连理工大学, 2019(01)
• [10]冯契平民化自由人格研究[D]. 苏朋朋. 西北师范大学, 20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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