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四前东西文化论争简析(论文文献综述)
刘枝叶[1](2020)在《《外国文学研究》杂志中的俄苏文学评论》文中指出《外国文学研究》杂志自1978年创刊以来,就十分重视刊载国内俄苏文学评论的研究成果,对国外有关俄苏文学的学术动态也长期保持关注,在国内外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力。考察《外国文学研究》中的俄苏文学评论,对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俄苏文学译介与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本文将以《外国文学研究》杂志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摘取其中有关俄苏文学评论的文献,以时间为主线进行梳理,深入探究国内俄苏文学研究的发展脉络;另一方面对杂志中有关俄苏文学研究栏目的设置进行分析,追踪相关栏目的创设和演变过程,总结期刊栏目与国内外学术研究的内在联系。第一章以1978年至2019年《外国文学研究》中刊载的俄苏文学评论文章为研究对象,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俄苏文学研究历程进行总体评介。首先筛选出《外国文学研究》创刊以来刊载的所有关于俄苏文学研究的文章,然后对样本进行数据统计,结合统计结果对俄苏文学研究的发展情况进行初步考察。经过统计和分析,样本反映出的俄苏文学研究发展情况与国内总体研究发展进程基本保持一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俄苏文学评论的整体水平.我国俄苏文学研究发展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20世纪70年代末期,受国内整体环境的影响,俄苏文学研究发展缓慢;到80年代,《外国文学研究》中的俄苏文学评论迎来新的起点,对俄苏文学的研究更加历史、客观,经典作家作品研究也不断深入;90年代,苏联解体对中俄文学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外国文学研究》杂志上的俄苏文学评论文章数量有所下降,但在质量和创新等方面取得了开拓性进展;21世纪以来,随着中俄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加强,有关中俄文学关系的研究成果突出,包括巴赫金理论在内的文论研究也迎来了繁荣期。第二章以样本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作家作品为研究对象,就学界对此类作家作品关注度的变化以及具体研究成果进行历时性考察。从《外国文学研究》上已刊载的俄苏文学评论文章来看,研究热度较高的作家有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肖洛霍夫、高尔基等。学者们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艺术风格、创作思想、国内研究述评等方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研究的侧重点往往不尽相同.本章将对样本中高频出现的作家进行重点分析,通过梳理1978年以来《外国文学研究》上刊载过的相关研究成果,形成各作家研究的总体脉络,进一步考察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俄苏作家作品研究的基本情况。第三章以《外国文学研究》杂志创刊以来设置的俄苏文学专题栏目为研究对象,对栏目的创设和演变过程进行分析。《外国文学研究》杂志最早设立的有关俄苏文学研究的专题栏目是在1979年第4期,题为“‘苏联当代文学是禁区吗?’笔谈”,此后《外国文学研究》杂志还相继增设了多种类型的俄苏文学研究专题栏目,如俄苏作家纪念专栏和俄苏文学作品研究专栏,其中俄苏文学作品研究专栏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和演变,逐步被打造成具有前瞻性和代表性的特色栏目。结语部分整体回顾了《外国文学研究》中的俄苏文学评论对中俄学术研究做出的贡献。从1978年至今,国内的俄苏文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外国文学研究》杂志也始终坚持对俄苏文学保持关注。由于该刊在具体文章的选取上,能够准确把握学术热点和最新研究成果,因此在对杂志上刊载的俄苏文学研究文献进行整体研究时,能够发现这些学术成果与国内俄苏文学研究的关注热点高度契合。21世纪以来,《外国文学研究》不断调整办刊策略,确立了国际化的发展目标,力求将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致力于“传播中国话语、沟通中外学术”。与此同时,杂志更加注重中俄学术的对话,多次主办学术研讨会,还打造了俄苏文学研究的特色栏目,在促进中俄学术交流与合作、增强我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马晨莲[2](2019)在《《东方杂志》(1904-1948)西学传播若干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西学”是晚清以来中国文化思潮中与“中学”相对的一个概念。在近代中国,西学的传播是伴随着西方国家的强势入侵和国人被迫主动学习的过程进行的。这种传播是一种具有侵略性质的文化殖民主义侵入,其影响范围广泛而深入,由表层器物文化层面到中层制度文化层面直至深层精神意识文化层面。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之下,“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主张及“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社会变革运动,成为近代西学传播过程中的始点与拐点。《东方杂志》是中国近代史上首屈一指的大型综合性杂志。从1904年创刊到1948年终刊的近45年间,在不同的重大历史时期,其办刊宗旨和方针始终紧随历史和时代的变迁不断革新变化,从创刊时,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到关注时政与发表言论的“舆论前沿阵地”“舆论的顾问者”,再到“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求中国智识者的新生”,最终以“阐明学术为主旨”,始终坚持传播世界新知的初心,为改变国家与民族命运而努力探索。《东方杂志》西学传播内容涉及领域广且专。不仅记录和传播20世纪上半叶世界的发展变化与西方科学文化知识,还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大量述评人文社会思想。通过对《东方杂志》西学传播内容进行量化分析,其西学传播进程总体呈现:初创期(1904-1911)积极与开放;发展期(1912-1926)反思与争鸣;成熟期(1927-1938)构建与传播;衰退期(1939-1948)失色与衰落等阶段性特征;逐渐形成审慎理性,温和渐进;开放自由,兼容并蓄的思想性特征。在西方社会思潮、文化思想与近代中国知识界激烈碰撞的时代。《东方杂志》在西方政治制度和思想、西方新文化、西方新式教育、西方自然科学和西方宗教等各个方面都站在时代最前沿发声,始终是引领风潮,针砭时弊、建言献策的先锋。择取若干问题专题研究,以点为中心全面关照。一方面将《东方杂志》西学传播置于历史背景中纵向分析,另一方面将《东方杂志》西学传播置于时代背景中横向考量,进行历史反思与现代意义思考。对当今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探寻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复兴路径及增加中国文化的世界话语权和影响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介入,《东方杂志》站在中西社会性质差异比较的视角上,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以一种理性、客观的态度评判东西文化,认为历史和生存环境不同与社会性质的差异导致文明的差异,东西文明一“动”一“静”,各有所长又各俱不足。主张保守中国“旧”传统文化自身特色,吸纳借鉴西方“新”文化精髓,并进行调和互补,温和改良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反对盲目激进。认为“新旧”只是一个程度问题,“新旧”相续,以成调和。应根据客观事实“拣择”调和。对传统文化持一种接续主义和保守主义态度。《东方杂志》认为欧西近代文化是一种“物质文化”,而传统文化是一种“精神文化”,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调和统整西方“物质”文化的流弊,是中国增强国力和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将中国“国粹”摒弃而输入西方之“物质文明”,会将东方“精神文明”的根基毁灭无存。如能将西洋文明融合成功,不仅可以改善中国文化,还可以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绳”,统整全世界文化。《东方杂志》调和、协统的文化思想。具体表现为中国文化优越论、精神救国论、新旧调和论、动静调和论、精神物质协力调和论、互助论、第四种文化观等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和思想主张。在社会政治及思想的传播方面,《东方杂志》不拘泥身份与派别,广纳百家言说,既推崇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潮和政治实践,也刊译社会主义思潮的言论和主张。以平民色彩的民主思想表现和不偏不倚的政治立场,广泛传播西方社会制度,译介各种社会思想和思潮。它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学说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媒介之一,以客观译介、学理分析、积极传播为特征,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及社会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科学社会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费边主义等24个社会主义流派都有大量译介和传播,并在传播过程中形成了两个高峰期,客观上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及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打下了基础。其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及思潮的传播,起初是心态的自然流露。《东方杂志》创刊人之一张元济曾是“维新变法”参与人,始终坚持“革除弊政”“变法求新”的观点。希望通过“辅助教育为己任”循序渐进启导国民,开化民智,达到国富民强的理想。张元济的变革思想与清末立宪派内的开启民智、和平改革、避免流血的主张正相契合。主办者们一开始就对《东方杂志》寄予了言论救国的政治期待,使之成为晚清立宪派主要的舆论阵地。持一种“立宪救国论”的态度对宪政制度及思想进行译介与“鼓吹”,这也是《东方杂志》办刊期间唯一的一次政治立场激进倾向。然而《东方杂志》对宪政的传播也由“鼓吹”到失望,最终转向批驳和抨击的态度。“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君主政体,也结束了进行中的君主立宪政体,开创了亚洲的第一个共和政体。前车之鉴与本身理性和审慎的办刊理念,使得《东方杂志》政治传播思想和主张趋于理性和成熟。虽然后来它逐渐成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及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平台,积极传播民主共和制及联邦主义等西方民主制度和思想,但多以学理分析和知识传播为主流。近代史上西方传教士大批量来华进行传教活动,中国社会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五大宗教并存的社会状态。《东方杂志》创刊于西方基督教在中国迅速发展及因中西观念差异而引起的“晚清教案”频发时期。创刊号上便设置了宗教专栏,对西方基督教和其引起的“晚清教案”问题进行传播与探讨。知识性译介西方宗教概念、历史和文化,学理性探讨和研究西方宗教学术成果,全面客观反映“晚清教案”问题。不仅启蒙了国人对西方宗教及宗教文化的认知,同时也为知识群体提供了发表对宗教问题、社会问题自由言论的平台。尤其关于“晚清教案”问题,《东方杂志》所刊载的文章和言论始终处于社会最前沿。凭借其时代敏感性和客观译介与学理分析的传播思想,引发了国人寻求解决宗教问题,探索中国宗教前途的热议与思考。东方学人用言论和文章传达着对中国宗教命运与前途的深切关注,可谓是当时社会中仅有的传播媒介。《东方杂志》这种临历史风潮变幻而独具的审慎理性、自由开放、兼容并蓄的思想传播态度,以传统文化为根基的温和渐进、借鉴吸收的文化改良主张,值得当今中国文化的发展、创新和文化振兴借鉴与思考。
王倩[3](2019)在《中国的歌德批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歌德是世界瞩目的大作家,一生致力于文学创作以及文艺理论和自然科学等的研究,歌德在中国的批评史,至今已逾百年,就批评而论,中国学者在不同时期对歌德其人其作的不同阐释带有明显的时代风格和文化特征,其背后影射出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整体风貌。本文试图通过纵向研究歌德在中国的批评,以及在不同语境下所呈现的时代差异与特征,探寻其形成的现实原因和时代精神内涵,并以此窥探二十世纪中国文艺思潮的发展演变。中国对歌德作品及其思想的接受,历经跌宕起伏。大致可以分为这样五个阶段,即“五四”到抗战前的“歌德热”(1919-1937年),抗战到新中国成立时期的“歌德冷”(1938-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文革”期间歌德研究陷入无声的沉寂(1950-1976),新时期歌德研究的全面复苏(1977-1989年),九十年代以来歌德研究的新局面(1990年至今)。由于抗战到1976年间均处于歌德研究的低迷期,因此合并为一章论述。针对不同的时期,同时结合中国文艺思潮的发展演变,本文主体部分分为四章。第一章讨论“五四”以来的主体性精神与“维特热”之关系,歌德受国内学者推崇的时代内涵以及三十年代革命文学中的歌德精神。第二章探讨民族主义背景下的歌德研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歌德研究逐渐走向沉寂。二是“维特热”出现明显降温,浮士德精神饱含的不断进取、自强不息之意却颇受学者青睐,他们纷纷与抗战的时代背景相结合,升华出不懈斗争、顽强拼搏的民族气节,并以此鼓舞抗战。第三章讨论新启蒙思潮下的歌德批评。八十年代是以“人的觉醒”为标志的,是一个重新发现人并体现人性的时代,人的“主体性”被重新建构,学界开始重点关注歌德作品中暗含的人道主义理想,为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寻求可能。第四章探讨多元文化视域下的歌德研究。在消费主义的背景下“人文精神”与商业化展开了博弈,歌德研究呈现一种撕裂状态。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歌德研究的跨文明视域日益明显,与此前不同的是,中国学者放弃了被动接受的传统立场,转向研究中国文化之于歌德创作的影响。
吴晓欣[4](2017)在《20世纪初期的儒墨比较思想之研究 ——以梁启超、新文化阵营、学衡派为中心》文中指出清代乾嘉时期,墨学得以复兴。进至20世纪,西方文化的涌入促进了墨学研究的进一步繁盛。其时,关于墨学与西学、墨学与儒学以及儒学与西学的关系问题成为学者治墨过程中的关注点,他们希望通过这三个方面的比较为中国未来文化的发展寻求理想的出路。儒墨的比较是学者们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范围之内对其构成要素的认识和反省。他们充分意识到,未来文化的发展有赖于中西文化的相互融合,而这必须以承认中国固有文化的内在价值为前提。可以说,20世纪初期的儒墨比较思想虽然呈现出了不同的形态,但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中西两种文化的关系问题,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当时社会环境下必须要思考的问题。梁启超、新文化阵营和学衡派同时活跃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思想界,他们的根本任务是在中西文化相互碰撞与交流的时代背景下为现代新文化的发展探寻切实可行的途径。儒墨的比较,作为重审中国传统文化之价值的重要手段,分别得到了他们的重视。本文即以20世纪初期梁启超、新文化阵营和学衡派的儒墨比较思想作为研究对象,然后由儒墨的比较扩展到中西文化的比较,借此把握这一时期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第一章对20世纪以前中国历史上的儒墨比较思想进行梳理,旨在为20世纪初期的儒墨比较思想之研究作一铺垫。儒墨的对立关系正式形成于战国时期孟荀的批墨以及墨家的非儒和批孔。在其后的两千多年中,随着朝代的更替,关于儒墨的比较可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先秦时期,儒、墨、道、法、杂基于各家的学术立场分别对儒墨关系作出了评说,这时的儒墨比较思想是诸子百家自由竞争的表现。自西汉初儒学确立了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墨学便随之走向了衰微,尤其经过宋代理学家对儒学道统的扞卫,墨学更是日渐消沉。在此期间,虽然有学者站出来为墨学辩护,但终究无法抗衡儒学正统的权威。清乾嘉时期至20世纪初,墨学虽得以复兴,韩愈的“孔墨相用”说被时人重新关注,“西学墨源”论者也将目光集中投向于墨学,但他们同样未能脱离儒学正统的束缚。第二章围绕“变”与“不变”这一组关键词对梁启超的儒墨比较思想进行重点考察。梁启超的墨学研究有前后期之分,且前后期相距近二十年,时代环境的不同以及梁启超人生经历的变化导致他在这两个阶段的墨学研究呈现出明显的区别。无论是对《墨经》的处理方式,还是对兼爱、天志、明鬼等学说的评价,梁启超的观点均发生了变化。这是梁启超思想中“变”的一面。梁启超虽然在儒墨的比较中对儒家的命定论作出了批评,还在引入西方资产阶级先进学说的过程中对儒学的专制性有所攻击,但他始终没有偏离儒家的基本立场。这是梁启超思想中“不变”的一面。虽然一生都与儒学相“纠缠”,但在不同的时期,梁启超对儒学的理解有所不同,他经历了从“保教”到儒家人生哲学的回归。这又是梁启超思想中“变”的一面。第三章对新文化阵营的儒墨比较思想进行考察,借此重审“扬墨抑儒”和“反传统”这两种评价。如何更加合理有效地吸收西方文化是摆在新文化阵营面前的急迫任务。在他们看来,一方面,儒学的专制弊端成为引入西学的严重阻碍;另一方面,墨学与西学的相通性为新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出路。因此,他们在儒墨的比较中一致地偏向了墨学。他们认为儒墨在立论根基上存在专制与平等的区别,而仁爱与兼爱也就相应地成为专制与平等的象征;在哲学方法以及与西学的关系上,儒学都明显逊色于墨学,这便是“扬墨抑儒”说的由来。实际上,新文化阵营对儒学采取了分层处理的方式,他们所批判的只是作为复辟帝制之手段的封建儒学,而非原始意义上的儒学。他们既没有彻底否定儒学,又宣扬同为传统文化构成要素的墨学,由此,“反传统”之说自然无法成立。第四章对学衡派的儒墨比较思想进行探讨,由此把握他们的中西文化观。学衡派坚决扞卫以孔子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同时期出现的“右墨而左孔”的学术思潮作出反驳。在儒墨关系的处理上,学衡派成员的观点有极端与缓和之分。极端者力陈儒墨的不同并且崇儒抑墨;缓和者虽以儒学为本,却承认墨学的相应价值。具体到“兼爱”的评价上,极端者坚持孟子的辟墨立场,对兼爱予以彻底的否定;缓和者则将孟子的批评对象限定为墨家后学,而肯定兼爱的原始要义。实际上,学衡派的目的并非推翻墨学或排斥外来文化,而是通过墨学这一桥梁来对新文化阵营处理儒墨、中西之关系的不合理方式作出批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创刊宗旨也可表明,学衡派同样致力于新文化的发展。从这一点来看,他们与新文化阵营又是相通的。第五章旨在对20世纪初期的儒墨比较思想作一个深层的反思。其一,是儒墨的问题。梁启超、新文化阵营和学衡派虽然对儒学的处理方式各具特色,但最终在承认儒家人生哲学的价值上达成一致,这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对儒学的不同处理方式决定他们对墨学“各有所用”:梁启超在儒墨的比较中实现了向儒家人生哲学的回归,新文化阵营将墨学用作批判儒学专制的工具,学衡派则通过批墨来扞卫儒家立场。其二,是文化的问题。对梁启超、新文化阵营和学衡派来说,儒墨的比较只是一个起点,终点则是中西文化的问题。虽然对中西文化的认识与处理方式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努力寻求在中西文化相融合的基础上建设一种现代新文化,这是时代赋予他们的共同使命。
王静斯[5](2015)在《1980年代“现代派”论争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论文采取史论结合,以史带论的方式,以80年代的主流期刊与杂志,诸如《外国文学报道》、《外国文学动态》、《文艺报》、《外国文学》等杂志中发表的关于现代派论争的文章为依托,通过生存哲学、美学追求、阶级意识、创作原则、形式探索等五个基本理论问题对80年代文学观念的变革与博弈进行全面分析与阐释。一般来说,20世纪80年代,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在这除旧布新的年代到处充满着论争,包括人道主义论争、文学主体性论争在内的诸多论争,为不同文学观念的对峙与碰撞提供了宽广的平台,无疑论争也成为了研究文学观念变革的绝佳切入口。通常而言,一种文学经由80年代的“祛政治化”的挣扎进入90年代的“消费文学”时代等常识性的认识为学界所普遍认同,同时对大多论争的理解也基本停留于变革与守成、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对立之间。然而这种“祛政治化”的艰难以及在二元对立之外的更多的可能性是论文关注的重点。论文共分九章,第一章,主要阐述该选题的缘起、围绕1980年现代派论争所展开的研究综述,本文将研究成果主要划分为三类进行总结论述,指出了现代派论争研究的缺陷与不足。第二章,重点围绕概念的重新梳理与历史描述展开。该章将对与论文相关的概念进一步梳理,其中包括西方现代派、现代主义等基本概念的梳理,现代主义在西方与中国的历史沿革以及80年代现代派论争发生之前的几个具有代表性的现代派的论争阶段。第三章,围绕80年代现代派论争过程展开。本文将论争过程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分别是1979—1982年的论争、1982—1985年的论争以及1988年之后的现代派与“伪现代派”的论争。正是论争的持续深入推动了1985年文学创作领域的变革,大量的具有现代派性质的作品得以发表并进入主流文学界。而1988“伪现代派”论争的出现则标志着论争开始进入到启蒙主义知识分子内部,由原来的文学摆脱政治的强制性进入到文学本体问题的探讨。第四章,主要阐释现代派文学发生的历史语境、思想语境、文学语境。同时,将80年代特有的时代背景、思想语境与文学论争相联系,将历史与理论相结合,力图回到“历史现场”,为更详细的展开具体理论问题的论争做好铺垫是本章的主要目的。第五章,从具体的理论问题展开论争的研究。该章围绕生存哲学这一理论问题,从非理性主义与传统理性主义之间的对峙入手进行现代派论争的内部研究。首先,该章梳理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等非理性主义思潮与现代派文学之间的联系,非理性主义思潮传入中国的过程等,以此作为研究80年代现代派论争中非理性主义与传统理性主义对峙与纠葛的历史语境与理论基础。其次,该章探讨80年代现代派论争中的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对峙,探究不同立场的学者在传统与现代、守成与变革之间的犹豫与徘徊。第六章,从美学原则这一具体理论问题展开研究。分别围绕历史上关于美学论争的重要问题、1980现代派论争中的美学原则的对峙以及美学原则经由现代派论争之后的多元并存的发展趋势论述。第七章,主要围绕阶级意识这一理论问题深入探讨。该章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梳理20世纪阶级论压制人性论的重要问题,试图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式为80年代的现代派论争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峙研究打下基础。其次,围绕论争过程,通过大量的论争观点的分析从阶级性这一角度深入展开关于传统与现代、变革与守成的交锋与对峙。第八章,由创作原则角度切入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原则的对峙,主要从“真实观”问题以及现实主义“过时论”等论争焦点展开论述,探究论争背后所隐含的复杂关系。第九章,围绕文学传统中的形式主义的研究情况概述、80年代现代派论争中的“形式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对峙以及形式主义的“终结”等三个章节展开。总的来说,通过整理大量的现代派论争资料,一些潜隐于二元对立背后的因素开始浮出水面。也就是说,在论争中,无论是支持现代派一方还是反对一方,其言语中都蕴含了诸多的深意与内涵。诸如支持者并非旗帜鲜明的支持,其中蕴含着或前进或后退的犹疑与徘徊,而反对者也在是否承担“落后者”的指责中小心的选择表达立场的方式。总之,在80年代的现代派论争场域中,在传统与现代、守成与变革之间演绎着一场不动声色却针锋相对的争斗。与一些“重返80年代”的研究者试图将80年代文学场域中文学与政治的对峙简单化、平面化不同,本文通过非理性主义与理性主义、审美与审丑等基本问题的对峙,试图采用逻辑与历史相统-的方式,论述对峙背后的复杂纠葛以及对峙双方趋于合流的原因与意义。而此时无论是非理性主义、审丑主义,抑或是现代主义与资产阶级,它们为主流所接受的过程,或者叫做“突围”的过程都异常艰难,呈现出与80年代的文学与政治的“蜜月期”完成不同的图景。另外,经由论争之后,一些指向现代与后现代的因素也逐渐融入主流文学界并对文学界影响深远。同时论争对于打破现实主义僵化格局以及莫言、余华等作家的创作意义极大。
贾佳[6](2015)在《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历史的视角》文中认为从文化的角度看,中国大学在本质上并非只是横向移植西方大学模式的一类集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职能于一体的社会机构,而是以中国文化为根基区别于任何其他国家大学机构的文化实体。以此为据,可将“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界定为以中国文化为根基,以“文化传承者”为实践主体,所形成的使中国大学之为中国大学的根本性特征。以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形成机制——“中国文化——‘文化传承者’——中国大学”为分析框架,植根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近代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通过对“文化传承者”文化性格的历史考察,以捕捉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外在表征及其得以延绵至今的内在因素,是本研究的基本思路。站在历史的视角,本文梳理、分析和归纳了自近代以来中国大学文化性格在社会变迁中的发展脉络,不仅注重对各历史时期中国文化在社会变迁中的命运,即中国大学文化性格形成与发展的社会背景的描述;更注重对“活”着的中国文化,即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文化传承者”所持有的文化观念与大学观念的分析,以及在他们影响下中国大学文化性格典型特征的归纳;还涉及对各历史时期几所具体中国大学的文化解释。所研究内容涵盖了晚清、民国、建国头十七年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四个时期中国大学文化性格形成的社会背景、具体表征以及形成机制。以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历史特征为基本依据,本文对中国大学发展阶段大致归纳如下:从中国大学诞生到清朝灭亡是“中国式大学”阶段,此时期的中国大学主要为维护晚清政权而设,受晚清士大夫控制,文化性格最为浓厚,主要以“忠君尊孔”、“学仕一体”以及“经学为本”为鲜明特征;整个民国时期是“中国的大学”阶段,在民国大学校长的主导下,此时期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呈现出一种比较“好”的发展态势,表现出“厚德载物”、“有容纳大”、“文实并包”以及“天下为公”等典型特征;建国头十七年是“中国特色的大学”阶段,由于政治权力的强行介入,中国大学的革命性与政治性尤强,主要特征是“以民为本”、“以党治校”以及“思想革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学正在酝酿与形成一种理想的可能性模式——“大学的中国模式”,并且初步呈现出了“以人为本”、“人文立身”以及“宁静致远”等较好的文化发展趋向。目前中国大学正处于由“中国特色的大学”到“大学的中国模式”的过渡性阶段。通过历史性论证,足以证明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内发”而“人为”,自晚清以来大体未有中断,虽则其间屡有“转折”与“变通”。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形成与发展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时代合理性与历史局限性兼具。对于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历史研究,除却“同情之理解”更有必要进行价值澄清,以拨正裹挟于历史浪涛中的各种扭曲特征或其偏激倾向。通过历史性省思:中国大学文化性格在形成过程中主要涉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中国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以及知识分子与政府等特殊矛盾;同时在本质上,各历史时期中国大学的文化特征万变不离其宗,皆可在“道德本位”、“人文精神”以及“士的传统”等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中得到诠释。由此而论,中国大学文化性格形成的历史经验在于协调各种特殊矛盾兼以最大可能的坚持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汲取历史的经验并结合现实的需要,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理想建构不但必要而且可能。理论上理想的中国大学文化性格就是各种优秀的中国文化特质的集合体;“大学·学者·政府”三位一体构成了中国大学文化性格形成与发展的特殊场域,而如何协调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决定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理想建构的关键因素。如果说,“好”的文化信仰是理想的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内在灵魂,那么大学、学者与政府之间的独立与协作则是中国大学坚守灵魂的外部工具。当自由的学者主导中国大学,目的就会支配手段,理想的中国大学文化性格可能,大学的中国模式可待;当政府凌驾于学者之上操纵中国大学,所谓的文化性格难免陷入泛政治化的窠臼,距离真正的中国大学愈远。
马艳玲[7](2014)在《胡适文化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胡适及其研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胡适面对新旧思想更替和社会转型的特有“局势”,主张文化救国。胡适一生服膺实验主义,他创造性地将进化论、实验主义与乾嘉朴学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文化先锋,胡适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胡适以文学革命,进行现代文化启蒙,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以“整理国故”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进行传统文化批判重建;以“科玄论战”塑造“新民”,主张科学主义人生观与自然主义宗教观构建;以“问题与主义”论战,强调渐进主义的文化改良;以与“中国本位文化”论战,宣扬“充分世界化”观点,确立自由主义文化宗旨;以“民主与独裁”论战,抨击专制主义,倡导民主主义的文化构想。胡适一生所参与的论战,可以说就是当时中国文化转型的缩影。胡适的成败得失,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帮助我们管窥到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文化选择的成败得失与艰难跋涉。
宋喜坤[8](2011)在《萧军和《文化报》》文中提出萧军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着名作家,他以传奇性的经历、游侠般的姿态闯入中国现代文坛,在带给中国文坛一个全新场面的同时,也成为东北作家群的领军人物。1930至1940年代的萧军以其独特的文学贡献、正直孤傲的独立品性,在国内外文学界享有较高声誉。鲁迅先生曾当面向埃德加·斯诺郑重推荐,将萧军纳入自1917年的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涌现出的最优秀的作家行列;1937年日本文学评论界将萧军比作中国的“萧洛霍夫”,称其为“二十世纪文艺复兴者”;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曾给予他“鲁迅死后唯一旗手”的地位。虽然萧军在文艺界有较大的影响,但其独特的个性也让他成为集毁誉于一身具有争议性的作家。“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萧军从毛泽东的“座上宾”向文学的边缘游走。哈尔滨“《文化报》事件”的发生,使萧军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流亡者”和“文学边缘人”。“《文化报》事件”发生在1948年,是指《文化报》和《生活报》的论争及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文协”对“萧军问题”的处理和批判。为同《文化报》争夺文艺领导权,受宗派主义严重影响的《生活报》诬陷萧军“反党、反苏、反人民”。在政治因素的作用下,中共中央东北局公布了《关于萧军问题的决定》,停止对萧军及《文化报》的一切资助,《文化报》被迫停刊。此后,东北开展了数月之久的对萧军思想的批判活动。1981年4月1日,中共北京市委为萧军做出了正式的结论,推翻当年强加在他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称其是“具有民族气节的革命作家”。“《文化报》事件”是萧军文学和生活的重要转折点,事件发生后萧军被迫离开文坛32年,除经毛泽东批示得以发表的长篇小说《第三代》和《五月的矿山》等作品外,萧军几乎与文学界绝缘。“《文化报》事件”可以看成是解放区主流话语和民间话语的一场交锋,是党在东北解放区的试验场,是对建构新的文艺体制的一场实验。研究《文化报》,回归历史现场,还原历史真实,对萧军研究、东北地域文学思想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论文试图从思想史的角度入手,运用传播学、社会学、政治文化学、革命心理学等理论,结合丰富的萧军研究和现代文学史料,以《文化报》为文本进行系统研究。文中论证了萧军新英雄主义精神对其恪守五四知识分子独立品性和精神立场的作用和影响;点明《文化报》上新文化运动的实质是一场“新启蒙实践”;分析了《文化报》的文学创作和美学贡献;探讨了两报论争的主客观原因。最后得出结论,对萧军和《文化报》的批判既是党对知识分子的进一步改造,又是延安文学对东北地域文学的改造。根据研究需要,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以《萧军日记》和萧军作品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萧军新英雄主义的含义、表现、成因及特征,得出新英雄主义的定义,并比较了新英雄主义与原英雄主义的异同。通过对新英雄主义的理论构建和行为构建过程的考察,提出新英雄主义的“双核心思想”和“半步主义”观点,进而分析了萧军“双核心思想”的新英雄主义价值观和文艺观对其文学创作和社会生活的影响。第二章:萧军是东北新启蒙运动的急先锋,他在《文化报》上开展的新文化运动实际是一场新启蒙思想的实践运动。本章系统阐述五四启蒙、30年代新启蒙、延安革命启蒙、东北新启蒙的涵义,探究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分析东北新启蒙存在的历史、文化语境,来考察萧军的启蒙表现,并明确萧军在《文化报》上的启蒙方式是受新英雄主义影响的“双轨道启蒙”。最后,从文化哲学思辨的角度来探讨新启蒙和五四启蒙的关系,指出东北新启蒙的本质是五四启蒙,是对五四启蒙思想继承和扬弃后的隔代传承。第三章:以《文化报》为文本,运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再现原生态的“《文化报》启蒙文学”,分析了它的生成和传播过程,指出在“双核心思想”指导下的“双轨道启蒙”构成——文化内核是五四启蒙,重要组成是革命启蒙,必要补充是社会启蒙。“双轨道启蒙”是将三种启蒙思想完美而和谐的融合为一体的成功尝试,为启蒙运动史积累了经验。关于萧军在《文化报》上的文学创作,本文从作家和报纸的文体选择和杂文创作两方面予以了探讨。最后,对“文化报启蒙文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美学诠释和贡献评说。第四章:本章重点是还原和再现了两报论争,阐述论争的起因、过程、结局和发展。通过解放区文艺界文学论争的不和谐前奏,可以看出在对《夏红秋》、《一个农民的真实故事》、《网和地和鱼》的论争和批判中,政治标准代替文艺标准,宗派主义行帮作风的苗头已经出现,《生活报》对《文化报》的批判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由“王通”引发的萁荳之争,开启了边缘与主流、民间与正统之间的对话,为两报论争正式拉开了大幕。经过对论争双方文章的辨析,可以得出萧军“反党、反苏、反人民”罪名不成立的结论。中共中央东北局的介入加速了论争的进程,影响了论争的结果,萧军最终被迫离开哈尔滨文坛。《文化报》被停刊导致萧军东北新启蒙实践的流产和东北地域乡土文学的终结,东北作家群在继上海分离、延安失和之后终于解体。在后来的运动中,“《文化报》事件”被一遍遍“朝花夕拾”、旧事重提,萧军也因之被一次次批判。第五章:“《文化报》事件”所引发的思考是多方面的,既有党为建立东北解放区新的文化秩序而刻意对东北知识分子的改造,又有延安文学对东北地域文学的改造,这其中又掺杂了以封建行帮意识为中心的宗派主义思想因素。对知识分子的改造部分,着重分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定义的不确切性和模糊性,来探讨中国知识分子独立自主的精神立场,指出将知识分子纳入到大一统的政治文化体制之内,是对知识分子本真状态下的独立、自由、自主精神和知识分子尊严的打击和摧毁。对地域文学的改造,重点突出了对“伪满文学”和乡土文学的改造。对于宗派主义,则是以历史的眼光考察、分析它对革命对文学的巨大危害。《文化报》和《生活报》的论争,是建国前解放区文艺界最后一次重要思想论争,是从“前文革”到“文化大革命”过渡进程中的第一个阶段,是这一系列思想批判运动链条中的关键环节。“《文化报》事件”,显示了主流政治话语对文艺的霸权,见证了东北新文化秩序建构的全过程,为后来的政治文化批判斗争提供了样本。它所引发的反思和启示,对研究萧军文艺思想、党在哈尔滨的文艺政策以及东北解放区现代文学史的书写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穆允军[9](2010)在《文化比较视域下“五四”新文化运动再思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中西碰撞、古今更替的历史背景下,在国家和民族面临救亡图存之时,“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德”“赛”两面旗帜,发挥了重大的文化启蒙作用。它一直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隐含着一条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断解读的反思之路。“引论”部分首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概念加以厘定,对其起讫时限予以界定,梳理了过去的研究成果。“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多重面相、多种意义在过去的文化反思中不断被揭示出来,不论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学生爱国主义运动概念的辨析,对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内涵的诠释,还是对新文化运动思想流派的梳理、传统在后现代中的意义等方面,都有了新的进展。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和90年代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近年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出现一个趋于平和、寻求融合的时期,人们不再拘泥于启蒙与反启蒙的论争,而是以开放的文化心态,突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学术范式,在回应时代课题的基础上综合创新。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的文化启蒙并没有如人们所愿,真正实现科学与民主。与西方启蒙运动相比,“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遇到了哪些特殊的困境?依然是需要深化的课题。从文化比较的视域出发,彰显启蒙的坐标意义,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特征与特殊困境有更明晰的呈现,为反思与超越“五四”寻找到突破口,即是本论文要努力做的工作。第一章追溯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文化比较思想及面临的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与西方启蒙运动相似,是促成中国文化近现代转型的文化启蒙运动,但不同的是,作为一种外源性启蒙,它是在中西文化碰撞、冲突中发生的,表现为文化比较视域下的文化启蒙。洋务运动时期,“中体西用”是在中西学割裂基础之上的文化比较框架,在意识到船坚炮利只是西学之末以后,时人对西学之体的理解开始上升到政治制度层面,如何在中学之中安置西体的问题成为国人亟待解决的难题,中学之体正统的至上地位开始受到质疑与威胁。维新派虽然也坚持“中体西用”,但内涵已有所变化,倾向于“新旧之争”基础上的中西会通,在一定意义上消除了体用框架中文化价值判断的偏见。严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现”范式奠基人,他所指出的“黜伪而崇真”的自然科学方法和“屈私以为公”的民主政治制度即是科学与民主的先声,他对进化论的信奉和对实证经验的推崇也确立了“五四”新文化派与“科玄论战”中的科学派的基本前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夜,东西方文化无处不在昭示着文化时代性的巨大落差,在中西文化比较中文化时代性凸显表现为“世界主义”倾向的形成和“变”的思想的激进化。第二章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两次文化论战和科学主义思潮的兴起作了概述和简要的比较分析。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由器物层面的图强到政治制度的变革,再到思想文化领域的觉悟,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论战在历史与逻辑的双重意义上提供了前提。从东西文化论战中可以看出,对科学与民主的肯认、对东西文化之间根本性差异的认识,新文化派与文化保守主义者是一致的,但两者在东西文化的差异性质的判断、新旧文化的理解、世界文化未来走向等方面表现出迥然不同的理解。科学与民主是西方启蒙运动孕育出的两大成果,“五四”新文化运动则试图在缺乏两者的社会基础上,通过对两者的提倡来回应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表现出科学与民主的泛化趋向。“五四”新文化运动深化了对民主的认识,强调了人的解放,肯定人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但表现出批判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侧重民主的文化启蒙意义,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等特点,把民主视作一种价值概念,启迪民智的一种工具。在缺少近代科学的现实条件下,科学更多的是在哲学、文化的语境中被认识的,科学不仅是求真的智识,还成为一种自明的信仰。科学超越了知识领域,扩及社会科学,甚至是宇宙人生各个领域,摇身变为无所不能的新偶像。科学泛化表现为“求善”到“求真”文化价值取向的转变,实证主义和形而上化的浓厚色彩和科学的信仰化取向。“科玄论战”是东西文化论战的延续与深入,既有中西文化关系问题,又有中国文化、哲学现代性问题;既反映了西方文化中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关系问题,也折射了形而上学与现代性的纠结。“科玄论战”中的科学派受西方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从科学与哲学的联系入手,试图实现哲学的科学化,以科学统一宇宙人生,具体表现为:第一,科学代替经学,试图重新建立一种形而上的世界图景;第二,科学主义视域中人与人生的机械化;第三,真对善的遮蔽;第四,通过科学方法的万能,实现价值领域的僭越。当科学派将科学作为一种全息的视野审视宇宙人生时,科学视野的独断化就导致了科学主义的产生。玄学派对形而上学与科学视野的不同有着强烈的自觉,而这种自觉来源于对人的存在的二重性的深刻认识,虽然在论战中黯然谢幕,但其提出的人生观及自由意志问题关涉着人的终极关怀,是“安心立命”之所在,更有其深刻的历史意蕴,有力地揭示了任何一种外源性启蒙必须坚持自身文化民族性维度的必要性。“科玄论战”还标志着早期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道扬镳。文中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从“问题与主义”之争到“科玄论战”的分歧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两者表现为主义的历史与当下作用、再造文明与社会革命、点滴改良与根本改造、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竞争说的不同认识。胡适奉行的实验主义也显示出了自身的两大缺陷:实验主义通过方法论的化约成为了一种“真理”;实验主义长于批判,短于建设。“科玄论战”中早期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歧更突出学理预设上的不同:基础的一元论与多元论的分野;物质本体论与存疑的唯心论之区别。第三章的主要内容是考察“五四”新文化运动与西方启蒙运动的异同。“五四”新文化运动使得中国文化迅速转入现代文化的轨道,但科学与民主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未竟的事业,与西方启蒙运动塑造的现代性历史潮流形成鲜明对比。首先,通过西方启蒙运动中人权代替君权、人本代替神本、科学代替信仰特征的分析,揭示启蒙的实质即通过理性发现人的自我。“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启蒙表现形式,是通过对科学与民主的高扬和对封建的纲常名教的批判挺立起人的主体性,从而凸显人的理性精神。与西方启蒙运动的具体内容虽然不同,但它们的实质都是通过理性发现人的自我,人的发现是中西启蒙运动的共同目标。其次,揭示中西启蒙运动的不同之处。一是文化传统的不同。西方是理性与神性相结合的文化传统,中国文化以儒学为主流、儒释道互补,“道统”一脉相承,关注的领域是社会人生,宗教意识淡薄。两种文化传统的不同根本在于理性与德性的不同人性预设。一是启蒙与传统关系的不同。“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把西方文明的优势泛衍到文化比较的领域,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一个遮掩的价值判断,表现出对传统的全面否定。在西方的启蒙进程中,启蒙与传统却表现为一种回归关系,它是在西方文化自身体系内做出的自我调整。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西方启蒙运动是对传统中的希腊路向的复归,它所反对的是神性的宰制性垄断,而不是对传统进行全面的否定。它的反传统并没有打破整个西方文化体系的构架。再次,分析中国启蒙的特殊性。一是启蒙的外源性与文化民族性维度的凸显。“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受到西方启蒙精神影响的文化启蒙运动,标志着中国文化由近代到现代的时代转化。同时,启蒙的外源性决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面临文化民族性的纠结。启蒙的外源性决定了任何一种非西方文化在现代化的道路上都要面临文化民族性的维度,这是文化保守主义虽然显得不太合时宜却又具有深刻思想价值的原因,也是“五四”留给我们的另一种意义上的启蒙。二是救亡压倒启蒙:国家民族本位取代个体意识。西方启蒙运动的中心是对人的研究,把启蒙推进到人的主体性层面。与此相比,“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想也注意到启蒙张扬个性一面,但由于国家与民族的存亡危机,并未向西方启蒙运动一样进入到深层的理性与自由去揭示启蒙意义,而是把启蒙定位于科学与民主这样一种外显的范畴。三是启蒙塑造的理性精神在西方社会结构层面上具有坚实的市民社会基础。与此相比,中国启蒙显然缺少市民社会成熟的现实土壤。从社会结构看,中国传统的“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不利于市民社会的形成。中国市民社会的建立,其特点表现为一种文化上的觉醒,国家在社会的变革中扮演主导的角色,市场经济发展的贫弱状况尚无法提供有力的世俗基础的支持。第四章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反思:理性的独断化必然导致启蒙精神走向自身的反面,这是启蒙的悖论所在。对历史时代的永恒的批判是对待“启蒙”应有的态度;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意识到启蒙的双重性,把新文化看作对传统文化和近代文化的双重超越,寻求回归传统与全盘西化之外超阶段发展的“第三条道路”,依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反传统并不是启蒙的应有之义,“五四”新文化运动非主流思潮凸显的是对传统维度的维护,作为外源性启蒙,我们应从中汲取更多的思想养分;现代新儒家的科学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化是文化自我反省透显出的理性与价值的整合取向,这是超越“五四”启蒙心态、进行传统创造性转化的契机。
刘丽,仇力[10](2009)在《19961998年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文目录》文中研究说明
二、五四前东西文化论争简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五四前东西文化论争简析(论文提纲范文)
(1)《外国文学研究》杂志中的俄苏文学评论(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一) 文学期刊与文学研究关系的国内研究现状 |
(二) 中俄文学关系研究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意义及创新之处 |
四、研究方法 |
第一章 《外国文学研究》中的俄苏文学研究历程 |
第一节 1978-1989年《外国文学研究》对俄苏文学的评介 |
一、70年代末期对俄苏文学的评介概况 |
二、80年代俄苏文学评论的新趋势 |
三、特殊时代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的文学故事 |
第二节 1990-1999年《外国文学研究》对俄苏文学的评论 |
一、苏联解体对90年代俄苏文学评论的影响 |
二、90年代对俄苏文学的评论概况 |
三、逐步深化的中俄文学关系研究 |
第三节 2000年以来《外国文学研究》对俄苏文学的研究 |
一、不断深化的经典作家作品研究 |
二、中国视角下的中俄文学关系研究 |
三、巴赫金理论研究的繁荣 |
第二章 《外国文学研究》中的俄苏作家作品研究 |
第一节 19世纪俄苏作家研究 |
一、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 |
二、屠格涅夫研究 |
三、普希金研究 |
第二节 过渡期俄苏作家研究 |
一、列夫·托尔斯泰研究 |
二、高尔基研究 |
三、契诃夫研究 |
第三节 20世纪俄苏作家研究 |
一、马雅可夫斯基研究 |
二、肖洛霍夫研究 |
第三章 《外国文学研究》中俄苏文学评论的栏目设置分析 |
第一节 早期的俄苏文学研究专题栏目 |
一、俄苏作家纪念类栏目 |
二、笔谈、会议纪实与综述类栏目 |
第二节 俄苏文学研究栏目的命名与变化 |
一、栏目初创时期的命名 |
二、栏目名称的变化 |
第三节 21世纪以来俄苏文学研究栏目的创新与发展 |
一、俄苏文论研究 |
二、东正教与俄罗斯文学研究 |
三、对话俄罗斯文学的变迁与对外传播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2)《东方杂志》(1904-1948)西学传播若干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东方杂志》与西学传播的不解之缘 |
1.1 西学在中国传播的发展脉络及历史嬗变 |
1.1.1 西学释义 |
1.1.2 西学传播的阶段性特征及文化变迁 |
1.2 西学传播过程中《东方杂志》的发展历程及其变化 |
1.2.1 “清末新政”促生《东方杂志》较早创刊 |
1.2.2 西学传播过程中《东方杂志》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 |
第二章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内容量化分析及特征 |
2.1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内容量化分析 |
2.1.1 研究设计与方法 |
2.1.2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内容量化分析 |
2.2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特征 |
2.2.1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阶段性特征 |
2.2.2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思想性特征 |
第三章 《东方杂志》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和主张 |
3.1 相对的传统文化保守主义 |
3.1.1 传统文化“优越”论 |
3.1.2 东方保守文化派与新文化派的文化论争 |
3.2 调和与渐进的文化改良主义 |
3.2.1 “新”与“旧”调和论 |
3.2.2 “动”与“静”调和论 |
3.2.3 “精神”与“物质”协力调和论 |
3.2.4 互助文化观与第四种文化 |
第四章 《东方杂志》马克思主义学说及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 |
4.1 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及社会主义思潮的媒体之一 |
4.1.1 《东方杂志》马克思主义学说及社会主义思潮传播的第一个高峰期 |
4.1.2 《东方杂志》马克思主义学说及社会主义思潮传播的第二个高峰期 |
4.2 《东方杂志》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客观介译及推进 |
4.2.1 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播 |
4.2.2 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传播 |
4.3 《东方杂志》关于非马克思派社会主义流派的传播 |
4.3.1 对基尔特(行会)社会主义的传播 |
4.3.2 对法屛(费边)社会主义的传播 |
4.3.3 对于无政府主义的传播 |
4.3.4 对法学的社会主义的传播 |
4.3.5 对于其它社会主义流派的传播 |
第五章 《东方杂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与思潮的传播 |
5.1 晚清立宪改良派的主要舆论阵地 |
5.1.1 君主立宪救国论 |
5.1.2 《东方杂志》对于宪政制度与思想的介译 |
5.1.3 由“鼓吹”——失望——批驳——抨击的态度转向 |
5.2 “不偏于政论之一方”的民主共和制及联邦主义的传播 |
第六章 《东方杂志》对西方基督教及“晚清教案”的传播 |
6.1 《东方杂志》西方宗教传播特征 |
6.2 全面关注与传播“晚清教案”的媒介 |
6.2.1 对“晚清教案”事件的客观呈现 |
6.2.2 引发了近代学人对中国宗教前途与命运的思考 |
第七章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启示 |
7.1 西学传播过程中传统文化的“失语”之殇 |
7.1.1 清初以前中西文化的平等交流 |
7.1.2 清末以后中西文化激烈交锋中话语地位的逐渐衰落与式微 |
7.2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的“得义”之鉴 |
7.2.1 “审慎与自由主义,兼容并蓄”利于文化的交流与多元化发展 |
7.2.2 “调和中庸,温和改良”利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介及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3)中国的歌德批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意义 |
二、国内研究现状分析 |
三、理论基础及文本论证逻辑 |
第一章 “歌德热”:从个人启蒙到民族救亡(1919-1936 年) |
第一节 “五四”以来的主体性精神与“维特热” |
一、“五四”的主体性精神 |
二、掀起“维特热”的时代内涵 |
三、“维特”式的文艺创作观 |
第二节 歌德批评的全面铺陈:从作品到个人 |
一、作者创作论:歌德生平研究 |
二、歌德——“魏玛的孔夫子” |
第三节 革命文学中的“歌德精神” |
一、国家代替个人:救亡主题下的歌德研究 |
二、宗白华对艺术人生问题的探讨 |
三、民族英雄影像:陈铨与“歌德精神” |
第二章 “歌德冷”:民族主义与国家(1937-1949 年) |
第一节 时代局限下的歌德研究 |
一、主体性建构的曲折 |
二、“歌德热”的余温 |
第二节 生生不息之浮士德精神 |
一、浮士德精神受关注的主要原因 |
二、浮士德精神的二重性特征 |
第三节 冯至歌德观的嬗变 |
一、实用主义精神:西南联大时期的“歌德观” |
二、“从具体到一般”: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下的歌德探析 |
第三章 歌德复苏:新启蒙与歌德(1977-1989 年) |
第一节 新启蒙与歌德批评的回归 |
一、新时期歌德批评在中国的接受语境 |
二、主体性的重建:歌德作品的全面译介 |
第二节 《维特》批评 |
一、“维特热”与“人”的觉醒 |
二、对歌德人道主义理想的初探 |
第三节 《浮士德》批评 |
一、《浮士德》的哲学内涵 |
二、对歌德人道主义理想的总结 |
第四章 多面歌德:多元文化视域下的歌德研究(1990 年至今) |
第一节 市场化语境下歌德的普及 |
一、歌德的生平传记研究 |
二、消费时代的歌德精神 |
第二节 “人文精神”与商业化的博弈 |
一、商业化背景下歌德批评的困境 |
二、人文精神的坚守:《浮士德》批评 |
第三节 跨文明视域下的歌德研究 |
一、歌德研究的比较视域 |
二、探究中国文化对歌德的影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4)20世纪初期的儒墨比较思想之研究 ——以梁启超、新文化阵营、学衡派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本文的选题缘由、研究范围和对象及选题意义 |
二、20世纪初期的儒墨比较思想之研究综述 |
三、本文的创新之处 |
四、本文的研究思路 |
五、本文的研究方法 |
第一章 20世纪以前的儒墨比较思想 |
第一节 儒墨并存:百家争鸣时期的儒墨关系论说 |
一、儒家视域中的墨子:孟、荀论墨 |
二、墨家的非儒与批孔 |
三、道、法、杂家视野中的儒墨关系 |
第二节 尊儒抑墨:儒学大一统下的儒墨关系论说 |
一、两汉:儒墨并举、孔墨同称 |
二、唐宋:儒学统制、墨学受创 |
三、明代:墨学盛行、儒学主导 |
四、清初:儒学专制、墨学低沉 |
第三节 融墨于儒:墨学复兴时期的儒墨关系论说 |
一、乾嘉墨学复兴时期的儒墨比较思想 |
二、“孔墨相用”说在清代后期的发展 |
三、“西学墨源”说引发的儒墨、中西比较 |
第二章 “变”与“不变”:梁启超的儒墨比较思想及其内在理路 |
第一节 梁启超的儒墨比较思想之概况 |
一、关于梁启超学术思想阶段的划分 |
二、梁启超儒墨比较的两个阶段 |
第二节 梁启超的儒墨比较思想 |
一、梁启超对儒墨之“爱”的比较 |
二、梁启超对儒墨宗教思想的比较 |
三、梁启超对儒墨“利”观的比较 |
四、梁启超对儒墨政术的比较 |
第三节 梁启超前后期墨学研究的不同及其成因 |
一、梁启超前后期墨学研究之不同的表现 |
二、梁启超前后期墨学研究之不同的成因 |
第四节 以儒为本:梁启超儒墨比较思想的内在理路 |
一、关于梁启超前后期儒墨比较之立场的讨论 |
二、儒墨比较思想中所见梁启超的儒学立场 |
三、梁启超学术思想的演变及其儒学情结 |
第五节 梁启超的儒墨比较思想之评价 |
一、梁启超思想中的“变”与“不变” |
二、梁启超学术研究中的比较方法 |
第三章 新文化阵营的儒墨比较思想:重审“抑儒”与“反传统” |
第一节 新文化阵营墨学研究热潮的缘起 |
一、西方文化的挑战 |
二、儒学发展的困境 |
三、墨学提供的出路 |
四、前期学者的影响 |
第二节 新文化阵营墨学研究的关注点 |
一、救亡图存的需要 |
二、批判专制的依据 |
三、融合西学的前提 |
四、引入新说的媒介 |
第三节 新文化阵营儒墨比较的四个维度 |
一、儒墨立论根基的比较:专制与平等 |
二、儒墨具体学说的比较:以仁爱和兼爱为例 |
三、儒墨哲学方法的比较:胡适的“实证主义”研究视角 |
四、儒墨与西学之关系的比较:背离与契合 |
第四节 重审新文化阵营的“抑儒”说 |
一、新文化阵营对“儒学”“孔子”之义涵的分层认识 |
二、新文化阵营的“还原儒学”说 |
三、“尊孔复辟”背景下新文化阵营的“反孔非儒”说 |
第五节 重审新文化阵营的“反传统”说 |
第四章 学衡派:新人文主义视域下的儒墨比较思想 |
第一节 学衡派治墨之概况 |
一、学衡派墨学研究的背景 |
二、学衡派墨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和论着 |
第二节 学衡派的儒墨比较思想之立论根基 |
一、孔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 |
二、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 |
第三节 学衡派论儒墨之异同 |
一、极端派:崇儒抑墨 |
二、缓和派:儒墨各有所用 |
第四节 学衡派的“兼爱”诠释与儒墨比较 |
一、儒墨难以调和:柳诒徵对墨家兼爱说的批评 |
二、缓和儒墨对立:对孟子批评对象的界定与兼爱之内涵的诠释 |
第五节 学衡派论《墨子》要旨及其对中西比附研究思路的批评 |
一、20世纪初期墨学研究的主流方向 |
二、学衡派对主流墨学研究方向的批评 |
第六节 学衡派的儒墨比较思想之评价 |
一、学衡派对墨学的批评:手段而非目的 |
二、学衡派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 |
三、由“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看学衡派的中西文化观 |
四、对学衡派“中正之眼光”的质疑 |
第五章 20世纪初期的儒墨比较思想之反思 |
第一节 儒墨的问题 |
一、对儒学的态度:殊途同归 |
二、对墨学的态度:各有所用 |
第二节 文化的问题 |
一、梁启超:由中西文明“结婚论”到“化合论” |
二、新文化阵营:西学的输入与中西文化相发明 |
三、学衡派:“昌明国粹”基础上的“融化新知” |
结语 论墨评儒、中西融合:20世纪初期的儒墨比较思想之特点及意义 |
一、20世纪初期的儒墨比较思想之基本特征 |
二、20世纪初期的儒墨比较思想之影响和意义 |
参考文献 |
攻博期间的科研情况 |
致谢 |
(5)1980年代“现代派”论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问题提出 |
1.2 研究现状 |
1.3 研究内容 |
1.4 研究的方法与意义 |
第2章 概念梳理与历史描述 |
2.1 对“现代派”、“西方现代派”、“现代主义”等概念梳理 |
2.2 现代主义在西方的历史流变 |
2.2.1 以《恶之花》为代表的现代主义的开端 |
2.2.2 现代主义在西方的三个发展阶段 |
2.3 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流变 |
2.3.1 现代主义在中国流变的过程 |
2.3.2 现代主义在中国流变的特点 |
2.4 “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前的现代派文学论争 |
2.4.1 建国之前的现代派论争 |
2.4.2 建国之后的现代派批判 |
第3章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现代派论争 |
3.1 论争的酝酿——大量的译介与引入 |
3.1.1 译介的概况 |
3.1.2 译介过程中的几个特征 |
3.2 论争的高潮—“马克思主义现代派”与“初探” |
3.2.1 徐迟的《现代化与现代派》所涉及的问题 |
3.2.2 高行健的《初探》以及“空战” |
3.3 论争的转折——现代派与“伪现代派” |
3.3.1 “伪现代派”论争的开始 |
3.3.2 现代派与“伪现代派”论争的焦点 |
3.4 论争的终结——没有结局的结局 |
第4章 新时期现代派文学论争的时代语境 |
4.1 新时期社会转型中的历史语境 |
4.1.1 新时期历史语境的演进过程 |
4.1.2 新时期历史语境的特征 |
4.2 新时期的思想语境 |
4.2.1 新时期思想语境中的当代西方思潮 |
4.2.2 新时期思想语境的主要特征 |
4.3 新时期的文学语境 |
第5章 生存哲学——传统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对峙 |
5.1 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想与现代派文学 |
5.2 非理性主义哲学的理论内涵 |
5.2.1 弗洛伊德与尼采等对生命哲学的解读 |
5.2.2 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内涵 |
5.3 非理性主义哲学传入中国的过程 |
5.3.1 建国之前非理性主义哲学的译介 |
5.3.2 “文革”期间的“内部读物”对非理性主义的译介 |
5.4 非理性主义与传统理性主义的对峙 |
5.4.1 现代派论争中的非理性主义哲学 |
5.4.2 非理性主义与传统理性主义交融的可能性 |
第6章 美学原则冲突——审美主义与审丑主义 |
6.1 溯源关于美学论争的重要问题 |
6.2 1980年代的现代派论争中的美学冲突 |
6.2.1 由“表现自我”引发的对峙 |
6.2.2 审美还是审丑 |
6.3 论争后美学原则的多元并存 |
第7章 阶级意识的对峙——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 |
7.1 阶级与阶级意识 |
7.1.1 “阶级”概念概述以及在中国的演变 |
7.1.2 阶级论对人性论的压制 |
7.2 “现代派”文学论争中的阶级意识对峙 |
7.2.1 现代派论争中阶级意识的凸显 |
7.2.2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峙的高潮 |
7.3 现代派论争中阶级意识的淡化趋势 |
7.3.1 80年代现代派论争中阶级意识的独特性 |
7.3.2 80年代末阶级意识的淡化及影响 |
第8章 创作原则——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对峙 |
8.1 探究现实主义原则主流位置的形成 |
8.1.1 “以人民为本位”的现实主义 |
8.1.2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流位置 |
8.2 80年代现代派论争中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 |
8.2.1 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真实观”的差异 |
8.2.2 “进化论”维度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博弈 |
8.3 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论争的意义与“融合”的可能 |
8.3.1 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论争的意义 |
8.3.2 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融合的可能 |
第9章 形式探索——于理性主义传统中突围的形式主义 |
9.1 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形式主义”文艺思想概述 |
9.1.1 文学批评角度中的“理性主义”与“形式主义” |
9.1.2 文学实践角度中的“理性主义”与“形式主义” |
9.2 形式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对峙 |
9.2.1 围绕“艺术探索”展开的对峙 |
9.2.2 围绕“艺术技巧与民族问题”展开的对峙 |
9.3 “形式主义”的“终结” |
结束语 |
附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6)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历史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缘由 |
二、文献综述 |
三、相关概念 |
四、研究方法 |
第一章 中国大学的文化寻根 |
第一节 中国文化与中国大学 |
一、中国文化的要义 |
二、中国大学的堂奥 |
三、中国文化与中国大学的关系 |
第二节 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社会基础 |
一、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历史根基 |
二、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现实基础 |
第三节 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形成路径 |
一、中国大学文化性格形成之基 |
二、中国大学文化性格形成的桥梁 |
三、中国大学文化性格形成之果 |
第二章 晚清时期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 |
第一节 晚清时期社会文化演进与中国大学的兴起 |
一、洋务运动时期社会文化演进与中国大学的萌芽 |
二、戊戌变法时期社会文化演进与中国大学的诞生 |
三、清末新政时期社会文化演进与中国大学的发展 |
四、晚清时期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总特征 |
第二节 晚清时期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形成路径 |
一、晚清士人与中国文化 |
二、晚清士人与中国大学 |
三、晚清士大夫与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 |
第三节 晚清时期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解析——以京师大学堂为例 |
一、京师大学堂的办学理念 |
二、京师大学堂的制度设计 |
三、京师大学堂的文化符号 |
小结 |
第三章 民国时期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 |
第一节 民国时期社会文化演进与中国大学的发展 |
一、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文化与中国大学 |
二、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文化与中国大学 |
三、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与中国大学 |
四、民国时期中国大学文化性格发展的总特征 |
第二节 民国时期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形成路径 |
一、民国知识分子与中国文化 |
二、民国知识分子与中国大学 |
三、民国大学校长与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 |
第三节 民国时期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解析——以北大、清华、西南联大为例 |
一、北京大学文化性格解析 |
二、清华大学文化性格解析 |
三、西南联大文化性格解析 |
小结 |
第四章 建国头十七年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 |
第一节 建国头十七年社会文化演进与中国大学的变革 |
一、“全面苏化”时期的中国文化与中国大学 |
二、“双百方针”时期的中国文化与中国大学 |
三、“大跃进”时期的中国文化与中国大学 |
四、建国头十七年中国大学文化性格发展的总特征 |
第二节 建国头十七年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形成路径 |
一、执政党人与中国文化 |
二、执政党人与中国大学 |
三、毛泽东与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 |
第三节 建国头十七年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解析——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例 |
一、中国人民大学的办学理念 |
二、中国人民大学的制度设计 |
三、中国人民大学的文化符号 |
小结 |
第五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文化演进与中国大学的繁荣 |
一、思想解放时代的中国文化与中国大学 |
二、经济时代的中国文化与中国大学 |
三、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与中国大学 |
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总特征 |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形成路径 |
一、新知识分子与中国文化 |
二、新知识分子与中国大学 |
三、大学校长与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 |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解析——以华中科技大学为例 |
一、华中科技大学的办学理念 |
二、华中科技大学的制度设计 |
三、华中科技大学的文化符号 |
小结 |
第六章 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省思与建构 |
第一节 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省思 |
一、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类型 |
二、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特征 |
三、中国大学文化性格形成的历史经验 |
第二节 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理想建构 |
一、为何建构理想的中国大学文化性格 |
二、如何建构理想的中国大学文化性格 |
三、理想的中国大学文化性格是什么 |
第三节 理想的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形成逻辑 |
一、理想的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形成需要什么样的学者 |
二、理想的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形成需要什么样的大学 |
三、政府在理想的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形成中应该何为 |
结论 |
主要参考文献 |
后记 |
(7)胡适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Content |
绪论 |
第一节 从民族危机到文化自觉——中国的“文艺复兴” |
一、中国与西方之间:文化革新的历史背景 |
二、激进与保守之间:文化革新的实践路径 |
三、启蒙与救亡之间:文化革新的首要任务 |
第二节 胡适研究国内外文献综述 |
一、国内胡适研究 |
二、国外胡适研究 |
第三节 论文的逻辑结构 |
一、论文主要观点 |
二、论文内在逻辑与结构安排 |
第一章 从乾嘉朴学到实验主义——科学主义的文化进化观 |
第一节 乾嘉汉学的学术底蕴 |
第二节 实验主义的学术滋养 |
一、杜威的实验主义 |
二、科学的方法 |
第三节 进化论与存疑主义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从文学革命到整理国故——理性主义的文化启蒙观 |
第一节 中国的文艺复兴——文学革命 |
一、文学改良论 |
二、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
三、历史的进化的文学观 |
第二节 思想领域的除魅——整理国故 |
一、从“保存国粹”到“整理国故” |
二、整理国故的宗旨 |
三、整理国故的工具 |
四、整理国故的方法与步骤 |
五、整理国故的内容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从国民性改造到科玄论战——自然主义的科学宗教观 |
第一节 国民性改造——健全的个人主义诉求 |
一、对国民性病源批判与分析 |
二、个人主义 |
三、易卜生主义 |
四、小我与大我——社会不朽论 |
第二节 科玄论战——自然主义的人生观 |
一、论战的缘起与爆发 |
二、论战的展开与深入:科学作为意识形态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问题与主义之间——渐进主义的文化改良观 |
第一节 政治的导言:“问题与主义”的论争 |
一、“问题与主义”论争的背景 |
二、“问题与主义”论争的过程及内容 |
第二节 问题与主义论争的方式——输入学理 |
一、新思潮的精神 |
二、输入学理的方法 |
第三节 政治的文本:“问题与主义”的解决 |
一、改良政治的《争自由的宣言》 |
二、好政府主义 |
三、政治的工具主义 |
四、民治政府的政治观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之间——世界主义的文化选择观 |
第一节 论战序幕:广州文化论战 |
一、批判复古派 |
二、批判折衷派 |
三、主张全盘西化 |
第二节 中国本位文化论争 |
一、胡适早期的西化观 |
二、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 |
三、胡适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 |
四、十教授的政治总答复 |
第三节 胡适与全盘西化的文化观 |
一、胡适全盘西化观的根据 |
二、“最低限度的共同信仰”——从“西化”到“现代化”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民主与独裁之间——民主主义的文化理想观 |
第一节 民主主义文化危机 |
一、国家干预主义的滥觞 |
二、民主与独裁论争的国难背景 |
第二节 民主与独裁论战的过程与内容 |
一、专制建国与民主建国 |
二、新式独裁与民主政治 |
三、武力统一与政治统一 |
四、国家建设与无为政治 |
第三节 中国民主文化的历史可能 |
一、民主文化的哲学基础 |
二、民主文化的制度基础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8)萧军和《文化报》(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引言 |
一、国内外萧军研究现状 |
二、选题依据、价值和意义 |
三、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创新点 |
第一章 萧军与新英雄主义 |
第一节 新英雄主义含义、表现及成因 |
一、新英雄主义含义 |
二、新英雄主义表现 |
三、新英雄主义成因 |
第二节 新英雄主义构建过程 |
一、新英雄主义思想建构 |
二、新英雄主义行为构建 |
第三节 新英雄主义与萧军的文学创作 |
一、新英雄主义与散文 |
二、新英雄主义与小说 |
第四节 新英雄主义的时代反思 |
一、新英雄主义的进步作用 |
二、新英雄主义的历史局限 |
第二章 萧军与新启蒙运动 |
第一节 启蒙精神的原始构建与正本清源:五四启蒙和新启蒙 |
一、五四启蒙运动 |
二、新启蒙运动 |
三、延安时期的新启蒙思想 |
第二节 启蒙精神的隔代传承:新启蒙运动在东北 |
一、东北新启蒙运动的政治、历史文化语境 |
二、新启蒙运动在东北 |
第三节 东北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萧军及其新启蒙实践 |
一、萧军对东北新启蒙运动的贡献 |
二、萧军东北新启蒙实践的得失 |
第四节 继承与扬弃:新启蒙实践的文化哲学思辩 |
一、萧军新启蒙思想的文化内核——五四启蒙 |
二、萧军新启蒙思想的表现形式——双轨启蒙 |
第三章 《文化报》的新启蒙文学实践 |
第一节 《文化报》新启蒙文学的生成与传播 |
一、《文化报》的非党文人集团 |
二、《文化报》与《文艺月报》、《解放日报》副刊 |
第二节 《文化报》的双轨道启蒙实践 |
一、文化内核:五四思想启蒙 |
二、重要组成:革命思想启蒙 |
三、必要补充:社会思想启蒙 |
第三节 萧军在《文化报》上的文学创作 |
一、散文:萧军的文体选择 |
二、论争:萧军杂文创作的巅峰 |
三、《我底生涯》和《鲁迅先生书简》 |
第四节 《文化报》新启蒙文学的美学思想与贡献 |
一、《文化报》美学思想的现代诠释 |
二、《文化报》启蒙文学的独特贡献 |
第四章 《文化报》和《生活报》的论争 |
第一节 不和谐的前奏:东北解放区的另类文学论争 |
一、关于范政小说《夏秋红》的论争 |
二、关于严文井小说《一个农民的真实故事》的论争 |
三、对袁犀小说《网和地和鱼》的批判 |
第二节 边缘与主流的对话:由"王通"引发的萁荳之争 |
一、《文化报》和《生活报》的论争 |
二、对萧军"三反问题"的透析 |
第三节 隐性霸权的恶果:没有"结局"的结局 |
一、退出江湖的游侠 |
二、东北作家群的最终解体 |
三、昙花一现的新启蒙实践 |
第四节 不应再有的续曲:萧军思想再批判 |
一、从兄弟争到"萁豆煎" |
二、别样的"朝花夕拾" |
第五章 "《文化报》事件"引发的思考 |
第一节 延安文学对东北地域文学的改造 |
一、东北地域文学 |
二、对东北地域文学的改造方法 |
三、对《文化报》文学的改造 |
第二节 党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
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定义上的模糊 |
二、文化精神的找寻与恪守:萧军与五四精神 |
三、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不成功的改造 |
第三节 关于革命文学中的宗派主义 |
一、贯穿政治与文学的宗派主义 |
二、两报论争中的宗派主义魅影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文化报》总期数、终刊时间考证 |
附录二 《文化报》目录索引(部分) |
附录三 《文化报》萧军作品目录索引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9)文化比较视域下“五四”新文化运动再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引论 |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概念厘定 |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起讫时限界定 |
三、研究文献综述 |
四、“五四”新文化运动再思考的意义 |
第一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文化比较思想概述 |
第一节 中西学割裂的“中西之争” |
第二节 “新旧之争”基础上的中西会通论 |
第三节 严复的西化“发现”范式 |
第四节 文化时代性的凸显 |
第二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德”“赛”两先生 |
第一节 东西文化论战与“德”“赛”两先生 |
一、东西文化论战概述 |
二、新文化派与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论战焦点 |
第二节 “民主”与“科学”的泛化 |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民主思想及其特点 |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科学”的泛化倾向 |
第三节 “科玄论战”及其历史意蕴 |
一、“科玄论战”概述 |
二、科学派及其科学主义表现 |
三、玄学派对形而上学的维护 |
四、早期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歧 |
第三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西方启蒙运动异同之比较 |
第一节 启蒙的实质及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表现 |
一、何谓“启蒙”? |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启蒙表现形式 |
第二节 中西启蒙运动之异 |
一、文化传统的不同 |
二、“启蒙”与“传统”:否定抑或回归? |
第三节 中国启蒙的特殊性 |
一、启蒙的外源性与文化民族性维度的凸显 |
二、救亡压倒启蒙:国家民族本位取代个体意识 |
三、市民社会的不成熟 |
第四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示 |
第一节 启蒙悖论与“第三条道路”的抉择 |
一、启蒙的悖论 |
二、启蒙反思中的“第三条道路” |
第二节 启蒙中的传统与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
一、反传统不是启蒙的应有之义 |
二、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思考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五四前东西文化论争简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外国文学研究》杂志中的俄苏文学评论[D]. 刘枝叶.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2]《东方杂志》(1904-1948)西学传播若干问题研究[D]. 马晨莲. 河北大学, 2019(04)
- [3]中国的歌德批评研究[D]. 王倩. 四川师范大学, 2019(02)
- [4]20世纪初期的儒墨比较思想之研究 ——以梁启超、新文化阵营、学衡派为中心[D]. 吴晓欣. 武汉大学, 2017(06)
- [5]1980年代“现代派”论争研究[D]. 王静斯. 辽宁大学, 2015(12)
- [6]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历史的视角[D]. 贾佳. 南京师范大学, 20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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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萧军和《文化报》[D]. 宋喜坤. 东北师范大学, 2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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