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广东山区经济发展的人类学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冀晶娟[1](2020)在《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传统村落是承载农耕文明的重要载体,新一轮乡村振兴背景下,其依然是持续性关注的焦点。广西地处我国西南与华南交汇区,自然地理环境复杂,多民族文化特征显着,传统村落与民居遗存丰富。当前研究主要关注广西东北部与东南部地区,突出典型案例的探讨,相当一部分地区有待于作进一步挖掘与补充。大数据背景下,开展全域覆盖性普查,有利于展示广西多元地域文化,通过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运用,将更深层地揭示传统村落的规律性问题,同时为村落保护与发展提供更科学的依据。研究以建筑类型学理论、居住领域性理论、文化地理学理论为基础,分别对应民居、村落与区域三个层次,进行了分类、分布以及诠释性的探索。运用定性与定量结合、静态与动态结合等方法,借助Arc GIS、SPSS技术,构建了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信息数据库。以数据为基础,按照“揭示分布规律—划定文化区—诠释文化景观—分析影响机制”的逻辑思路展开研究,形成创新性结论。首次建立了广西全域1118个传统村落与民居样本数据库。研究对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开展全域普查,运用实地调研与建筑实测、文献整理与信息采集、卫星影像数据分析等方法,经过筛选判断,确定1118个村落为研究样本。根据文化地理学中“因子”概念,以客观反映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景观特征为基本准则,综合考虑因子的历史性、完整性、独特性与可得性,建立了包括3大类、13小类的因子体系,涉及村落空间地理与行政区位、自然环境要素、物质环境要素、非物质环境要素四个方面的内容。借鉴类型学分类方法对所有因子进行细化分类,建立因子属性数据库,为文化景观的呈现与诠释提供基础。揭示了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因子的分布特征与规律,确定14组因子具有相关性,并对其进行详细阐述。广西传统村落分布总体上表现出“东北多、西南少”的特点;村落地理环境以山地为多,平原丘陵其次,多在低海拔区域,以微坡地形为主,坡向均质,靠近低等级河流分布;民居类型以单幢最多、堂厢其次、从厝较少,其中,中堂侧房型占单幢类民居比例最高,分布最广泛,堂厢类民居分布于东北部与中东部地区,数量相当,交杂现象显着,从厝类民居则集聚于桂东南地区;布局形态以集中型、沿等高线阶梯布局型为主;水塘集中于东部与南部,水柜均处于西北部;村落规模以2-5公顷数量最多、分布最广;建村年代以清时期最多,明次之;民族以汉族最多,壮、瑶、苗、侗族依次减少;语言以汉、壮语最多,侗、瑶、布努语次之。运用SPSS技术,进一步对两两因子进行相关性分析,确定有14组因子共存程度较高,多角度诠释了村落文化景观的共性与差异性。科学划定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区、文化亚区,以区域及个案相结合的方式详细阐释了各区文化景观特征,系统呈现了村落与民居文化的多样性。首先根据文化区划的原则与方法,以民居类型为主导因子,借鉴居住领域性理论,初步判断宏观层面文化区大致范围,再结合多因子叠合法、历史地理法,考虑自然地物与行政区划的影响,确定文化区具体边界,形成开放型、围合型及兼容型3大文化区。其次,在3大文化区内,分别将民居类型与村落布局、民族、语言等因子进行叠加,划定12个文化亚区。研究从区域层面详细阐明了每个文化区、文化亚区的文化景观特征,并通过典型案例深入解读了各区域的文化景观现象。深入剖析了各文化区、文化亚区的形成与分布机制。宏观文化区的形成机制主要表现为广西东西部自然条件的差异、中央统一与地方自治的制度化差异两个方面,同时受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多民族文化融合等因素影响,文化区边界产生了历时性变化。其次,开放型文化亚区之间存在由“前后”、“发散”向“左中右”的递变关系,影响机制为土着民族的生活本能需求、中原文化影响、人口增加及生态环境改变;围合型文化亚区之间存在大家族共居向小家庭居住方式的递变关系,影响机制为行政区划与移民、经济发展与制度改变、交通要道与文化传播;兼容型文化亚区具有民居过渡性、民族融合性的特点,影响机制表现为山地向丘陵平原地貌的过渡以及汉瑶壮多民族的融合。机制剖析过程中涉及与其它地区文化景观的对比研究,通过在更大地域范围下研究各民族、民系传统村落与民居的差异性与同质性,探讨了文化传播、文化整合的影响与作用。
吴良生[2](2020)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阈下的客家文化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文化上“多元一体”的国家,各地方的文化各富特色,之间也存在着差异。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既要在文化强国战略下实现各地文化的现代化,也尊重其文化差异和文化特色,与此同时,维护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体性。这也就对理论提出更为具体的要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可在指导地方文化的建设实践中继续深化,为地方文化建设提供更为具体的指导。客家文化正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的“一元”,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客家文化较早受到西方文化入侵与冲击,却找不到转型之路。直到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客家基本居住区的赣南、闽西、粤东建立了中央苏区,客家文化第一次全面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从而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阈下的文化建设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客家文化的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其实践经验对于其他的地方文化建设有一定的启示。本着理论联系实践,再从实践上升到理论的学术路径,本文基于对客家文化建设的实践分析对地方文化建设理论开展研究,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绪论部分对选题缘起、学术综述、研究方法进行阐述。认为客家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的地方实践,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第一章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进行了梳理,并分析了地方文化建设的性质、目标、内容等,作为客家文化建设的理论背景。第二章对客家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与内容进行了分析,结合了毛泽东《寻乌调查》、《兴国调查》等经典着作对客家传统文化的产生与内容性质进行了论述。客家传统文化遇到西方文化入侵与冲击时,客家人为了客家文化近代化做出了努力,但均以失败告终。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文化建设中对客家文化进行创新,让客家文化展现了新的面貌。第三章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客家文化建设实践进行分析。客家文化建设以文化认同为主线展开,以实现客家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为目标。用文化认同团结海内外客家人,形成一个“客家文化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对中华文化有着深度的认同,与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紧密连接。同时,客家文化建设与当地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相互融合,创新实践社会主义建设的“五位一体”。客家文化建设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建设程度不高,也存在一些问题,但在地方传统文化现代化、文化融入社会主义“”五位一体“”建设中、文化如何实现民族凝聚力和增强文化软实力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实践探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在指导地方文化建设上有着一定的启示作用。第四章初步提出地方文化建设理论的基本问题。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体制是地方文化建设的基础,通过“双创”的方式将地方文化的传统价值观变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地方传统文化的内容被转换为适应社会主义生产生活的现代内容,增强文化自信并提升文化软实力。以文化认同为纽带将现代化的地方文化的“多元”紧紧连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让地方文化组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体”。这就是地方文化建设的基本路径。结语部分指出,客家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地方实践,是一个从用理论指导地方文化建设实践出发,理论联系实践,再从实践升华为理论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路径体现。
郭周卿[3](2020)在《西物东语 ——朱苦拉咖啡的社会生命故事》文中指出现代世界体系中,作为全球化饮品的咖啡在各国家和地区传播过程中形成了各具地方特色的咖啡文化。咖啡自清末进入中国社会后因其“洋物”属性而长期被放置于中国饮食文化体系的边缘,仅被少数群体所接触和消费,这种“身份区隔”是理解咖啡在中国的文化意涵之背景之一。本文以中国云南省大理市宾川县平川镇的一个彝族村落——朱苦拉为田野对象,考察咖啡这种西方“西来物”从1904年被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偶然引入种植至今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生命历程。朱苦拉咖啡社会生命故事的书写,关涉人类学的历史叙述、全球化与本土化、物性与身体感、物的市场化与符号化等多个面向,展现物与社会通过人的生产生活实践而混融一体的历史过程。研究得出以下基本认识:(一)咖啡在传入朱苦拉后百余年间经历了从他者向我者的身份转换,从自在的物质资源向具有“符号价值”的文化资源的角色转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带来的咖啡树每年产出的咖啡主要满足传教士群体的日常消费需要,作为传教士世俗生活中的“必需品”,并未以饮品的形式出现在地方民众日常生活中,也未被外界社会知晓和重视,一直处于幽居深山的自然缓慢发展状态。1950年代初期传教士离开朱苦拉后,咖啡因与当时云南省农垦外贸经济的某种“耦合”才逐渐以经济作物的身份在朱苦拉地区发挥经济价值。虽然20世纪80年代初就有学者以“中国咖啡发祥地”之名进行过实地考察,但随后咖啡仍默默无闻数十载,只在朱苦拉地方社会充当“土特产”的角色出现在大众的社会交往生活中,直到21世纪初,才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朱苦拉咖啡“重新被发现”与中国社会历史背景的复杂性和中国咖啡产业及文化发展的特殊性相关联,其后走向市场化与符号化的重要前提也正是其积攒了百余年的咖啡历史文化。(二)朱苦拉咖啡成为地方资源的过程既是“被发现”、被市场化的过程,也是各方力量凝视、操控和使之符号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朱苦拉地方社会关于西方传教士群体的陈年往事的“小历史”借助咖啡与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发展的“大历史”相勾连;百年咖啡种植历史使得朱苦拉这个偏远民族村落的“小地方”与中国云南咖啡产业乃至世界咖啡版图的“大世界”相对接;在一系列市场化开发行为中,朱苦拉咖啡被学者、专家、政府、市场等多方力量持续包裹着并形成一股合力,也促使其被形塑为一种“文化符号”,各种力量通过对朱苦拉咖啡的符号操纵和运用以实现自身利益诉求,作为“符号”的朱苦拉咖啡的小社会与整个现代市场体系相融入;越来越多关于朱苦拉咖啡的文字书写将咖啡连带朱苦拉地区的历史传说、人物故事放置于更庞大的历史书写框架中。由此显现出物的地方历史与国家历史、地方村落社会与国家大社会、自在历史与书写历史形成某些互动与互构。(三)论文从朱苦拉咖啡的历史叙述与传播轨迹、朱苦拉咖啡文化的生成、咖啡产业市场化开发、市场化对地方社会的影响等方面进行论述且始终秉承一个重要观点,即承认物性的存在及其对社会文化的反馈功能。在朱苦拉咖啡市场化进程中,朱苦拉地方社会也必然被卷入到现代市场体系中,咖啡直接或间接的带来地方社会的文化再生产、再结构,以及朱苦拉人生计观念的不断变迁。朱苦拉人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一套传统咖啡加工制饮工艺并就地代代传承,使咖啡成为兼具凉药、茶饮、经济作物、地方土特产等多重身份的物,正是当地人对咖啡的认知观念及身体感规训与把握的结果,造就了朱苦拉咖啡物性的特殊性。在此意义层面,咖啡这种“西来”物在朱苦拉这个“东方”具体社会中实现了新的文化实践与话语表达。作为地方文化特色的朱苦拉咖啡与国际统一标准体系下的咖啡形成对比并形塑着朱苦拉地方的咖啡文化以及市场消费者的品味需求,事实上这也是全球化进程中本土文化发展的某种可能的取向。
杨化冰[4](2020)在《安化黑茶的文化生态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茶业的形成,是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在超长历史时期内相互作用的产物。研究安化黑茶即是探索安化黑茶从普通植物物种向茶业发展转化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适应与调适的过程。本文以安化黑茶为研究对象,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借助跨学科的综合分析方法,对安化黑茶的发展脉络进行一个全方位的历史梳理。在层次上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安化黑茶在商品化的历史进程中,其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密切关联;二是安化黑茶产业社会功能与社会地位变迁的问题。安化黑茶作为一项重要产业,影响和推动其形成的因素不是纯自然环境,不是纯经济因素,也不是纯政治、文化因素或者某一民族独创的产物。他是当事民族为了本民族全体成员的生存与繁衍,凭借民族文化对当地生态系统进行不断适应、改造与利用的结果。可以说,安化黑茶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茶叶文化生态史。因此,对这一关系的厘清,本文主要分为以下五个部分进行阐述。第一部分是论文的第三章和第四章。安化所处的自然生态系统,如土壤、气候、地理位置等自然生态条件均是最适宜茶树生长的地带之一,这成为安化黑茶产业发展的基本前提。从远古时代到北宋王朝,伴随着梅山文化的形成,大量汉族民众开始定居此地,融入当地文化,并参与到当地民族的茶叶经营。多民族文化的交织、互动以及调适使得安化黑茶的种植、加工制作技艺开始走向成熟,并与市场接轨,开始了商品化进程。第二部分是论文的第五章。这里主要运用文化生态学的相关理论,分析茶政变迁对安化黑茶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唐德宗年间始征茶税,茶叶被纳入国家统一的税赋管理体制。宋代西北边防吃紧,朝廷启动“茶马互市”政策,在西北边疆“以茶易马”,一直延续至清代中期。安化黑茶以其优良的品质和优惠的价格,从以非正规渠道逐步转向正规渠道进入“茶马互市”,并从中获利。明代以降,安化地区被确定为“盐茶开中”政策的主要执行区。清道光以后,为平息太平天国事件,湘军和淮军等地方武装为筹集军饷,转而插手控制茶叶的销售渠道,同时扩大自身的政治影响。清廷被迫放弃“茶引制”,改行“以票代引”。这一举措不仅化解了经费开支浩繁的难题,财政收入的增加,同时也促进了安化黑茶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安化黑茶由此而跻身世界名茶之列。可以说,安化的黑茶产业是在历代封建王朝的盐茶专卖制度体系下发展起来的。安化黑茶从民间普通商品交易,发展成为国家专卖物资,是社会制度和民族文化干预的结果。安化黑茶的身份、地位发生了质的变化,也为成为一项世界级的繁荣产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三部分是论文的第六章。这部分主要探讨安化黑茶的边疆贸易和对外出口贸易。中国西北内陆以及北亚、俄罗斯等地,由于其特殊的自然与生态环境,当地民众形成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计方式。茶叶不仅可以为他们提供所缺的碳水化合物、维生素C等营养成分,还可以作为一种蔬菜的替代品,进而饮茶的生活方式逐渐成为当地民众获取营养物质的重要来源。安化黑茶这一物美价廉的茶品在进入西北民众视野后,很快就被接纳,并广泛传播开来。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安化黑茶产业的快速发展。同时,在应用于政治、经济和文化、宗教等社会交往过程中,黑茶被西北、蒙古乃至俄罗斯的民众赋予了多重文化意义。黑茶已经不单单是一种简单的商品,而是经过异域文化调适过的“文化”产物,具有了一种社会“生命”物质的属性,并且已经完全融入到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不可获缺。第四部分是论文的第七章。这一章运用文化生态学的理论,阐释了安化黑茶产制技艺的形成、发展和演变与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社会环境和气候、地理等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安化黑茶的育种、种植、采摘、制作等技术系统都明显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这同样是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互动调适的产物。第五部分是论文的第八章。这一章通过对当地遗留下来的碑文深入剖析,证明安化黑茶产业在当地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几乎整个社会都是围绕黑茶这一文化事项而展开,充分展示出在茶叶市场建构过程中,由于国家强制力的干预,而促成了各种制度及市场机制的形成,不同利益主体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互动,以及各种权利诉求、利益分配、社会文化资源的交互作用和影响,进而使得规范和约束茶叶种植和买卖的相应茶规也应运而生。以茶规为依托,围绕着茶叶的种植和运销活动,安化这一地方社会也逐渐发展出一整套适应市场需要的运行机制和新秩序。本文的第九章分析和总结了安化茶业社会功能与社会地位变迁的问题。纵观安化黑茶产业在传统社会的发展历程,从远古时期到清朝,安化黑茶从普通的植物物种一跃成为一项世界级的产业,其在社会中所发挥的政治和军事功能一直相伴而生。但是,伴随着国内、国际格局的巨变,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安化黑茶产业发展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国家性质的改变,国家政策的调整,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黑茶产业一直以来所发挥的政治和军事功能逐渐弱化,甚至开始退出历史舞台,从而导致黑茶产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的慢慢衰落,原来的富裕地区出现了贫困现象。暂时的衰败,绝对不能否定茶叶产业上千年的繁荣和所作出的历史贡献。在新时代背景下,茶叶产业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符合当代社会的发展需求,仍然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安化黑茶的复兴,应该换一种思路,将其从旧社会制度的桎梏中脱离出来,置入新的社会制度之中,并赋予其新的文化生态价值和生命力,对其革新而不革命。只有通过这样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反思,才能提出推动安化黑茶产业复兴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举措,推动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同时为类似地区的可持续脱贫提供有效借鉴和路径选择。
江水辉[5](2019)在《教育人类学视野下的少数民族女童教育研究 ——以广西上思县“瑶壮女生班”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广西上思县“瑶壮女生班”少数民族女生为研究对象,试图探究在女童班这种为促进教育公平的办学模式下取得的教育成就与特点,希望能透过教育人类学的视角分析少数民族女童的成长历程,把握女童班办学模式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及其局限性。论文的正文部分主要从“瑶壮女生班”的创办、管理、师资配备,“瑶壮女生班”女生的学习生活、后续升学、就业等方面进行系统的分析和阐述。第一章是对教育人类学相关理论背景,以及对国内尤其是广西少数民族女童教育文献综梳理和综述。第二章主要呈现广西上思县民族地区的基本情况、学校教育的发展历程,包括自然环境、历史沿革、民族构成与民俗文化,民国时期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学校教育、民族教育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女童教育的状况。第三章进入对广西上思县改善女童教育尝试的分析,采取访谈为主、参与观察为辅的方式了解“瑶壮女生”班的情况。第四章,围绕“瑶壮女生班”齐整划一式、鞭策式、家长式三个特点呈现女童的生活学习处境。第五章,以“瑶壮女生班”女生学业成就,升学就业等为考察视角,对女童的毕业去向的追踪和分析。第六章,就“瑶壮女生班”教育模式与经验进行学理评价,认为该女童班教育模式是教育资源不均衡状况下的一种临时的地方选择策略,并从社会性别视角,瑶壮女生自我认同、民族认同视角对“瑶壮女生班”教育模式进行思考,最后反思本研究可能存在的局限。广西上思县“瑶壮女生班”已持续十多年的办学实践,极大改善了上思县少数民族女童,尤其瑶族女童相对滞后的教育面貌,促进了该民族县学校教育的发展。但这种女童班办学救助机制实属在教育资源不均衡状况下的一种地方选择策略,事实上是一种短期的地方应对机制和无奈之举,待条件成熟,这种单一民族的全女生班想必会退出历史的舞台。这种女生班教育模式从社会性别视角来看,将瑶壮女生置于一种社会性别失真的学习成长环境“密闭空间”里不利于其健康成长。同时,由于环境的转换,进入多民族的生活环境中的“瑶壮女生班”,对她们的自我认同与民族认同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强化影响。
李芳容[6](2019)在《官畲巨变:一个畲村生计方式变迁的考察》文中提出本文以闽南少数民族村寨官畲作为研究考察的对象。官畲村位于福建省漳州市新圩镇东北部,是一个典型的畲族村落。2003年,官畲村寨逐渐放弃山地水稻种植经济而转为种植茶叶经济,村民社会经济生活水平显着提高。2014年,官畲村寨抓住政策机遇,成为“首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走上发展民族旅游经济的道路。短短数十年间,官畲实现了从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又从现代农业向现代服务业的转变。本研究的主题就是探究官畲村社会经济生活的转变过程与动因。本文通过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在官畲村落获取第一手资料。在实际田野调查与分析过程中,笔者将结构与半结构访谈,与文献分析的方法相结合。在本文的论述中,笔者首先了解村寨迁移的历史,为进一步了解官畲村寨提供一个一般性的历史背景。其次,在了解官畲村寨的传统山地种植经济的基础上,以民族志的形式记录下官畲村两次社会生计方式巨变的过程。最后,从村民自身、国家政策、地方政府、地方精英四个角度来分析官畲村寨生计方式变迁的动因。本文认为,官畲村的生计变迁从内因上看,村民的自觉参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国家的政策影响官畲村寨的发展,为它的发展提供政策性支持;地方政府在村寨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领头羊的作用;地方精英在村寨的发展中起着谋划推动作用。只有官畲村村民、政府、地方精英的共同作用下,官畲村寨才能走上发展民族旅游经济的道路。
贾兴荣[7](2019)在《浙江景宁畲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交往与互动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活动,个人互动、民族交往、国际交流,延续着人类社会的变迁血脉。从民族互动这个角度看,不同民族之间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交往交流,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构筑了根基和底色。面对变化发展的民族关系状况,党和国家提出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新理念,为新时代民族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为更好地贯彻落实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一新理念,本文从畲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角度追根溯源,从现实角度探寻动力,以总结新时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经验,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发展。景宁畲族自治县位于东部沿海地区,是全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也是畲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场域。畲族是历史上的一个迁徙民族,畲族的漫长迁徙既是一部史诗般的民族生命史,也是一部沧桑的散杂居民族演变史,更是一部悠远深厚的畲汉民族关系史。从历史到现在,畲汉民族历经隐蔽性接触、试探性交往到开放性交融,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族际认同等方方面面。发展到现在,在这个重要场域内,“畲汉民族一家亲”潜移默化地成为广大居民的交往观念,民族身份更多体现文化的意义,隐入公民身份之中,民族互动自然而然地发生着。畲汉民族在变迁互动中,逐渐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其中蕴含着大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经验。经济基础是影响畲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因素。正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实施的一系列民族平等、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等政策,缩小了民族经济发展差距,加深了畲汉民族的情感,推动了畲汉民族积极的互动交流。跨文化传播为民族间相互了解提供了桥梁。文化传播为畲汉民族提供了共同的文化体验,在这种文化体验之上产生了行为和思想的相似性,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就变得更加自然。旅游文化资本成为推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新力量。民族旅游所激发的高频度和高密度民族接触,使民众卷入一个更加开放、多元的互动场中,形成了一张扩大的关系网。然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现代化持续发展的今天,民族文化的传承问题,优惠政策的利益平衡问题等都成为深入推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面临的问题。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念隐含了对我国民族关系最深入的剖析,它既是对民族关系发展的递进性概括,又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融合理论的创新发展。回望畲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在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消解民族歧视、进一步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等方面,还有着很大的完善空间。
黄源成[8](2018)在《多元文化交汇下漳州传统村落形态演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国家级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重要组成部分,漳州拥有基于多样性自然与人文环境下的多元传统村落文化,并以此孕育了独具特色的传统村落形态体系。基于文化学与建筑史学的综合视角,借鉴文化地理学、社会学、形态学等学科相关理论,本文以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演变为研究对象,构建以传统村落的文化生成逻辑、外部形态表征和内在演化机制为主体的研究框架,揭示出漳州传统村落多元文化的生成与交汇逻辑,阐释了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类型、构成与特征,探索了漳州传统村落形态演化的机制与规律,进一步推动了闽南地区传统村落形态的理论研究,促进闽南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实践,拓展了建筑史学、文化学与建筑学等学科的研究领域。首先,以文化认知的多维性为视角,从自然与文化、空间与时间、静态与动态、单一与复合等不同维度上,解析了漳州传统村落多元文化生成的地域性、构成的多样性、发展的动态性与交汇的综合性,系统阐释了漳州传统村落多元文化的生成与交汇逻辑。从漳州独特的自然环境出发,诠释了其对漳州传统村落文化地域性建构的参与。从空间维度的共时性视角出发,漳州传统村落多元文化是在地理约束、国籍背景、民族差异与民系分支不同尺度下的四种静态复合组成结构。从时间维度的历时性性视角出发,阐释了在不同历史阶段过程中,漳州传统村落多元文化前后之间承传延续的动态历程,其重要的历史节点可分为先秦时期、秦汉时期、唐宋元时期、明清时期、清末至民国时期。从复合性的视角出发,漳州传统村落多元文化呈现出“中心与边缘”、“一体与多元”、“内生到外溢”、“化外到化内”的四种交汇性特征。其次,以多元文化交汇的宏观整体性视角,将漳州各类典型的传统村落纳入同一个研究框架。从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类型、构成与特征三方面入手,探索建立区域性村落形态的研究方法体系,全面解析了多元文化交汇下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区域性整体外部表征。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类型划分,既可从非物质层面的民系差异与经济形态入手,也可以物质层面的规模尺度与历史风貌为依据。从不同地貌环境下村落选址的多样性、不同结构组织下村落格局的差异性、自然与人工边界的构成以及相互关系、村落街巷与重要节点下的公共空间四个层级,阐述了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构成体系。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地域特征,在整体上表现为顺应自然与因地制宜的环境介入方式、聚族而居与内向防御的空间组织模式、形态多样与相互交融的历史风貌特色。再次,从多元文化交汇的动态性视角切入,以延续机制、转变机制和适应机制三个向度为坐标,剖析了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演化机制,并进一步诠释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演化规律。聚族而居与祖先崇拜的宗族社会形态、漳州区域地理特色下的村落经济形态、风水礼制与宗教影响下的意识形态,是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延续机制。族群械斗与倭寇匪患的民间社会动乱、沿海海禁迁界与卫所屯田国家政策、唐初陈元光平定漳州与明清海外移民,是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转变机制。月港海外贸易与九龙江内陆贸易联动、政策“王化”与“儒化”的共同推动、不同族群多元宗教信仰之间相互融合,是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适应机制。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演化规律体现在三个层面,分别是村落整体布局演化的性质与路径、村落安全防御体系的空间与精神构建、公共空间的功能复合与形态强化。最后,从文化的时代性与可持续性视角出发,对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现代保护发展适应进行初步探索。以全球化与城镇化背景下漳州传统村落的文化变迁的历程、因素与机制为视角,阐释了村落形态变化的时代背景;从存续现状、保护困境与发展机遇三方面入手,剖析了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发展基础;以价值、对象、原则、策略与案例为步骤,探索了漳州传统村落文化保护与发展的多元路径。
林琳[9](2018)在《当代粤西乡村聚落空间环境提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广东省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我国最早开放的地区,同时广东省区域发展极不均衡。十九大提出“坚定实施乡村振兴”的战略要求,也指出我国“不平衡”发展问题在地区间和城乡间表现最为明显。粤西是发达省份的相对欠发达地区,因此在当代背景下,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与广泛的代表性。粤西地理位置不利、交通不便;村落的优势人口大量流失导致了地域文化逐渐丧失和社会组织的衰落;欠发达的经济发展也是粤西地区人居环境质量的主要制约因素;乡村景观也相对缺乏特色,导致旅游业发展较差。同时,在转型背景的影响下,根植于过去地方生态和文化背景下的传统聚落空间形态正在走向趋同与异化。由于对传统聚落空间生态价值和文化价值缺乏正确认识,“建设性大破坏”日益严重,传统聚落的整体“空调效应”削弱,曾经统一而丰富的聚落空间形态转向机械和单调,居住景观倾向于城市化而丧失了乡村特征,缺乏交往活动场所导致村落公共空间功能及界面单一化,这些都说明了乡村聚落整体空间结构的当代发展已经脱离了生产生活实际。此外,虽然人们已经认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但如何改善人居环境缺乏具体实用的策略和方法指导,如何在当代转型背景下实现粤西欠发达地区乡村聚落空间以及背后社会空间的可持续发展是目前迫切而严峻的问题。由于当代转型背景下乡村聚落空间的人居环境提升存在着技术缺失,本研究以问题为导向,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旨在改善粤西欠发达地区普遍存在的普通乡村环境。本研究对村落进行客观的调查和理解,结合当代量化分析的方法和技术,其目的在于理解聚落空间本身演变的规律性特征的基础上,尤其与地方自然生态及人文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特征,探讨乡村聚落空间因地制宜的决策,从宏观到微观提出具体可操作的系统方法,这种方法侧重于乡村聚落既有格局、建筑及周边乡土景观的优化,是在既有空间格局基础上的批判继承,强调与聚落空间相关的多因素协调与统一。通过对系统方法的梳理,力图协调“传承”与“变革”之间的关系,注重环境提升方法策略的一致性、相关性和整体性,并实现乡村经济、自然和社会的平衡和充分发展。论文的研究从对粤西地区乡村聚落空间的人居环境特征分析入手,证明聚落空间营造特征反映了其背后特定的社会组织和地理气候特征。然后总结传统聚落空间营建中的基本理念和主要策略。通过对当代乡村聚落空间转型过程的分析,明确乡村经济结构的变迁,生活方式的转变和交通方式的改进是影响当代聚落空间形态转变的三大因素,这些因素导致了粤西地区区域发展存在的现实问题。同时,目前乡村聚落人居环境构成的合理性、乡村对传统性的存留、乡村对现代性的勾连以及乡村外部支援力的增强是环境提升的潜在优势。进一步研究推导出基于乡村聚落人居环境现状进行解析与重构的合理性。接下来以建筑学科的人居环境研究为主线,基于传统的可持续经验转化,本研究将乡村聚落人居环境分解为宏观区域聚落系统、中观聚落整体尺度、微观建筑单体尺度三个层级,结合大量案例与规划实践进行分析,对乡村聚落人居环境提升理论进行反思和总结。最后对环境提升的方法和策略从个案提升至一般规律。研究认为,乡村人居环境是空间秩序与使用功能的统一,传统民居及乡村景观符合当时当地的需求,其真正价值在于蕴含于营造智慧中的通用理念和原则,对于聚落空间的设计以全局角度来进行考虑,才能保证整个乡村聚落空间的系统性和连续性,从而保证聚落的各项功能圆满完成。当代乡村地域价值传承的关键,应当是继承场所回应现实的适应性机制,这与当代强调的生态文明和精神文明是兼容的。传统聚落在营建、使用甚至消亡的过程中,通过综合的安排组织,使之具备低能耗、宜居并且可持续发展的特性,是当前环境提升需要继承的生态适应性机制;从生活出发,了解核心需求、面对现实状况、挖掘市场动力,给多元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创造宽容公平的环境,为村民提供足够自由的选择,是当前环境提升需要继承的文化适应性机制。对于乡村聚落空间环境的任何因循创新和功能更迭,都应当嵌入和适应原有的乡村聚落空间的环境体系。鉴于当前经济社会背景已经开始从大规模物质建设逐渐转向综合社会治理,在乡村人居环境提升的具体过程中,有必要加强不同背景人群之间的沟通与协作、鼓励城乡各方主体开展多种形式的联合和合作,聚落空间的优化采取分阶段实施的措施,通过导向和示范项目引导带动,保持过程的灵活性和动态性,最终通过改善乡村聚落空间的人居环境,促进粤西地区经济、生态、文化各方面的可持续发展。
何治民[10](2018)在《文化要素对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政策落实的影响 ——基于S村扶贫实践的反思》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进行扶贫调研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战略思想。其后,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扶贫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各地扶贫攻坚举措从原来的“吃大锅饭”转向“精准到户”模式,扶贫工作取得了显着成效。S村从2013年实施“精准扶贫”以来,通过一系列措施,保证了扶贫对象的精准识别。同时,也通过一系列的扶贫举措,增加贫困农民的经济收入。如开展“异地产业扶贫”,在外村租地发展猕猴桃种植业;在村内发展黄桃和冬桃的种植;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引入S村山泉水产业等。通过3年多的扶贫攻坚,S村在2017年实现了整村脱贫。S村的扶贫举措中,有很多值得总结和推广的经验,同时在基层落实过程中的一些扶贫措施,值得认真讨论。从总体上来看,S村在这一阶段的扶贫攻坚中,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然而,虽然S村已经实现整体脱贫,但如何将脱贫成效持续下去,在接下来的扶贫实践和乡村振兴中实现其可持续性,将是学者们和扶贫工作者们重点考虑的问题。当前,S村的脱贫工作,主要聚焦于贫困个体,扶贫的措施针对的是贫困户。要实现整村的可持续脱贫和乡村振兴,这显然是不够的,需要从贫困群体的整体角度,分析出造成当地贫困的主要原因,以便针对致贫主因,制定相应的扶贫措施。而致贫主因,往往是当地的生态环境,民族文化以及长期的政策效应积累等众多非经济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而,需要查阅历史资料,并结合当代民族学的田野调查资料,进行综合分析。通过查阅历史资料发现,S村所在的武陵山区,在历史上并不一直处于贫困状态。相反地,在某些历史时期内,当地经济处于很高的水平。对比当代的贫困现状,不难发现,造成当地由富转贫的主要原因,是当地的优势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S村所在的武陵山区,拥有丰富的林地资源,桐油、油茶、生漆、杉木等众多林产品丰富,当地少数民族也积累了丰富的本土知识,能可持续利用这些资源。本地优势资源得以充分利用的时期,当地就处于富裕状态,而一旦优势资源被闲置或者被人为干预不允许利用,就会落到贫困的地步。因此,要想实现S村的可持续脱贫和乡村振兴目标,如何充分利用当地优势特色的资源,变得至关重要。S村是我国十四个连片特困区的典型代表,既是传统的第一产业区,也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更是生态资源丰富的区域。这些处于贫困地区的农村,往往和S村一样,拥有着丰富的资源,由于各种原因,导致资源的闲置,才造成当地的贫困。因此,通过对S村的扶贫实践进行反思,能对我国其他贫困地区的扶贫措施的制定工作,带来一定的启示意义。
二、广东山区经济发展的人类学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广东山区经济发展的人类学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城镇化与全球化语境下本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诉求 |
1.1.2 多民族交汇下传统文化及其物质载体的挖掘与保护需求 |
1.1.3 新时代背景下传统村落及民居研究理论与方法有待完善 |
1.2 研究问题 |
1.2.1 地域分布差异未能真实反映传统村落的留存情况 |
1.2.2 既有定性研究未能细致呈现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特质 |
1.2.3 静态个案描述未能系统诠释传统村落与民居形成机制 |
1.2.4 总体评价 |
1.3 研究对象与理论基础 |
1.3.1 研究范围 |
1.3.2 研究对象 |
1.3.3 理论基础与方法架构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4.3 技术路线 |
1.5 研究意义 |
1.5.1 拓宽研究样本对填补村落分布空白区具有现实意义 |
1.5.2 构建理论体系将提升传统村落与民居研究的科学性 |
1.5.3 形成文化区划对村落多样性保护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
1.5.4 展示民族文化为世界提供中国农耕文明的创造智慧 |
第二章 研究综述 |
2.1 国内外传统村落与民居相关研究 |
2.1.1 国外乡土建筑与乡土聚落研究 |
2.1.2 我国传统民居相关研究简述 |
2.1.3 我国传统村落相关研究简述 |
2.2 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相关研究 |
2.2.1 早期以干栏形式的民居建筑研究为主 |
2.2.2 上世纪末突出民族性与地域性民居建筑探索 |
2.2.3 新世纪以来多学科交叉运用拓宽了研究广度 |
2.2.4 近期突出传统村落与民居的特征与机制探讨 |
2.3 既有研究反映的特点与问题 |
2.3.1 区域上差异大,亟需挖掘非典型村落与民居 |
2.3.2 理论上缺支撑,未形成系统化的研究框架 |
2.3.3 对象上较孤立,未将村落与民居有机结合 |
2.3.4 方法上定性多,难以落实全样本的具体属性 |
2.4 传统村落及民居与文化地理学相结合的新探索 |
2.4.1 持续关注村落及民居文化区划问题 |
2.4.2 大数据背景下谱系类研究的新进展 |
2.4.3 本文的研究基础与拓展之处 |
第三章 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的生成背景 |
3.1 广西传统村落生成的自然地理背景 |
3.1.1 气候特征:热量丰裕,雨水充沛 |
3.1.2 地形地貌:土山石山多,丘陵平原少 |
3.1.3 河流水系:河网密度大,地下河发达 |
3.2 先秦时期广西古代文明产生及原始聚落形成 |
3.2.1 经济生产方式 |
3.2.2 社会组织形态 |
3.2.3 原始崇拜意识 |
3.2.4 聚落与住屋的形成与演变 |
3.3 秦统一至民国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及村落形成与分布 |
3.3.1 秦与南越国:原有方国基础上开启封建统治 |
3.3.2 两汉至隋:以其故俗治,汉于治所土着广泛分布 |
3.3.3 唐宋时期:完善羁縻制度,族群分化与迁徙 |
3.3.4 元明时期:推行土司制度,多民族形态形成 |
3.3.5 清至民国:实行改土归流,汉文化影响显着 |
3.4 广西传统村落的多元文化特质 |
3.4.1 基于地理与区位环境形成的文化多元性 |
3.4.2 基于族群分化与迁徙形成的文化多元性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数据库构建 |
4.1 传统村落样本选取与因子体系构建 |
4.1.1 样本选定 |
4.1.2 因子体系构建 |
4.1.3 因子属性来源 |
4.2 传统村落自然环境要素因子解析 |
4.2.1 地形地貌 |
4.2.2 坡度坡向 |
4.2.3 河流水系 |
4.3 传统村落物质环境要素因子解析 |
4.3.1 传统民居 |
4.3.2 村落布局 |
4.3.3 历史环境 |
4.3.4 村落规模 |
4.4 传统村落非物质环境要素因子解析 |
4.4.1 建村年代 |
4.4.2 世居民族 |
4.4.3 语言与民系 |
4.5 传统村落与民居数据库建立 |
4.5.1 数据库建立的技术路线 |
4.5.2 数据库内容及表达方式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因子分布规律 |
5.1 传统村落整体分布特征 |
5.1.1 传统村落分布形式的判断 |
5.1.2 传统村落分布密度与集聚特征 |
5.2 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因子属性分布特征 |
5.2.1 自然环境要素因子属性分布 |
5.2.2 物质环境要素因子属性分布 |
5.2.3 非物质环境要素因子属性分布 |
5.3 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因子相关性分析 |
5.3.1 民居类型与村落布局相关性分析 |
5.3.2 村落布局与其它因子相关性分析 |
5.3.3 民居类型与其它因子相关性分析 |
5.3.4 其它因子之间相关性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区划与文化景观 |
6.1 文化区概念、原则与方法 |
6.1.1 文化区概念与划分原则 |
6.1.2 文化区划分方法与步骤 |
6.2 宏观文化区划与文化景观 |
6.2.1 宏观文化区的划分与结论 |
6.2.2 开放型文化区文化景观特征 |
6.2.3 围合型文化区文化景观特征 |
6.2.4 兼容型文化区文化景观特征 |
6.3 开放型文化区亚区的划分与文化景观 |
6.3.1 文化亚区的划分与结论 |
6.3.2 多民族+沿等高线布局+前堂后寝型文化亚区 |
6.3.3 侗苗族+沿等高线布局+前廊火塘型文化亚区 |
6.3.4 瑶壮族+内凹圈层布局+前寝后堂型文化亚区 |
6.3.5 多民族+沿等高线布局+中堂后房型文化亚区 |
6.3.6 壮族+横排布局+前堂后寝型文化亚区 |
6.3.7 壮族+集中与横排布局+中堂后厨与中堂侧房型文化亚区 |
6.4 围合型文化区亚区的划分与文化景观 |
6.4.1 文化亚区的划分与结论 |
6.4.2 湘赣系+集中与密集布局+堂厢与从厝型文化亚区 |
6.4.3 多族系+集中与组团布局+单幢、堂厢及从厝型文化亚区 |
6.4.4 勾漏系+纵列与组团布局+堂厢与从厝型文化亚区 |
6.4.5 钦廉与客家系+块状拼合与密集布局+从厝型文化亚区 |
6.5 兼容型文化区亚区的划分与文化景观 |
6.5.1 文化亚区的划分与结论 |
6.5.2 多民族+集中与沿等高线布局+单幢与堂厢型文化亚区 |
6.5.3 壮族+集中布局+单幢与堂厢型文化亚区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区划影响机制 |
7.1 宏观文化区划的影响机制 |
7.1.1 自然环境差异奠定宏观文化区划的基本构架 |
7.1.2 资源禀赋不同导致制度分化与文化景观差异 |
7.1.3 经济技术发展促使文化区边界产生历时性变化 |
7.2 开放型文化区各亚区之间的关联与影响机制 |
7.2.1 文化亚区之间的内在联系 |
7.2.2 居住本能需求致使多个亚区呈“前后”序列特点 |
7.2.3 汉文化影响促使中堂后房亚区呈“发散”序列特点 |
7.2.4 人口增长导致中堂后厨与中堂侧房亚区呈“左中右”序列特点 |
7.3 围合型文化区各亚区之间的关联与影响机制 |
7.3.1 文化亚区之间的内在联系 |
7.3.2 行政区划导致湘赣、钦廉与客家系亚区大家族聚居特征显着 |
7.3.3 经济发展与制度改变促使勾漏系亚区以小家庭居住方式为主 |
7.3.4 交通要道与文化传播致使多族系亚区居住方式趋于多元 |
7.4 兼容型文化区各亚区之间的关联与影响机制 |
7.4.1 文化亚区之间的共性与差异 |
7.4.2 大瑶山环境促使汉壮瑶多民族文化融合与亚区形成 |
7.4.3 山地向平原过渡促进汉壮民族相互影响与亚区形成 |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结论与创新 |
8.1 研究结论 |
8.2 主要创新点 |
8.3 后续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
附录二 |
附录三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答辩委员会对论文的评语 |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阈下的客家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学术综述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文化建设理论探索 |
2.有关于地方文化建设与理论探讨 |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客家研究亟待深入的新视角 |
四、本文研究目标与方法 |
(一)研究目标 |
(二)拟采取的研究方法 |
第一章 地方文化建设的理论背景 |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历程 |
(一)20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的文化建设 |
(二)改革开放至十八大前的文化建设 |
(三)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
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容 |
(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
(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意义 |
(三)基于传统文化传承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目标 |
三、“多元一体”的地方文化建设理论探讨 |
(一)地方文化建设的基本问题 |
(二)地方文化建设的目标 |
第二章 客家传统文化及其现代化的初步努力 |
一、客家传统文化的历史形成 |
(一)客家文化的发展史 |
(二)客家传统文化的内容体系 |
二、近代客家文化与资本主义的遭遇 |
(一)资本主义对客家地区的冲击与客家人的早期革命斗争 |
(二)清末至民国客家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努力 |
三、中央苏区时期的客家文化建设尝试 |
(一)中央苏区建设的客家文化背景 |
(二)中央苏区时期的客家文化建设实践 |
(三)中央苏区文化建设的标本意义 |
第三章 客家文化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
一、社会主义时期客家文化的现代困境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客家文化建设实践 |
(一)社会主义改造至改革开放前的客家文化建设 |
(二)改革开放至十八大前的客家文化建设 |
1.认同的回归: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客家文化建设 |
2.认同的强化:世客会平台上的客家文化建设 |
3.认同的运用:客家文化与社会主义公共文化建设 |
(三)新时代客家文化的创新发展 |
三、“五位一体”下的客家文化融合发展 |
(一)客家文化产业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文化建设 |
(二)政治建设中的客家传统文化作用 |
(三)社会建设:客家文化新凝聚力的形成 |
(四)客家文化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
四、客家文化建设效果评价 |
五、小结 |
第四章 客家文化建设的理论启示 |
一、以文化认同加强中华文化的“一体” |
二、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方向推动地方文化的转型 |
三、以人民为中心推进地方文化的共建共享 |
四、以文化自信促进地方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着作及重要文献 |
(二)中文专着及译着 |
(三)期刊论文 |
(四)报纸文章 |
(五)英文文献 |
(六)博士论文 |
(七)史料及汇编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后记 |
附件 |
(3)西物东语 ——朱苦拉咖啡的社会生命故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一)物与社会的研究取向 |
(二)作为符号消费的物体系 |
(三)布迪厄资本实践理论 |
(四)学界对咖啡的研究视角 |
三、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四、创新点 |
五、田野点介绍 |
第一章 故事之源:朱苦拉咖啡被发现 |
第一节 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物及其历史 |
一、资本主义形成时期咖啡的全球传播 |
二、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及其反思 |
三、早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洋物”观 |
第二节 咖啡在中国:身份被区隔的历史 |
一、从晚清到民初——:模糊不清的西洋饮品 |
二、民国到新中国成立——:口岸消费的饮品 |
三、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小资”的标签 |
第三节 开放时代咖啡消费的兴起 |
一、开放时代:情调与有闲的咖啡消费 |
二、嗜好时代:咖啡产业模式多样化 |
三、朱苦拉咖啡被发现 |
小结 |
第二章 朱苦拉咖啡历史的地方叙述 |
第一节 朱苦拉的历史与生态 |
一、朱苦拉地区的历史叙述 |
二、朱苦拉地区的自然生境 |
三、朱苦拉咖啡的生态适应 |
第二节 传教士将咖啡引种朱苦拉 |
一、历史背景:天主教在清代的传教策略 |
二、关键人物:在云南的天主教传教士 |
三、重要事件:田德能传教士将咖啡引入朱苦拉 |
第三节 咖啡树在朱苦拉地区的权属变迁 |
一、传教士的咖啡树(1904-1952) |
二、村民集体所有的咖啡树(1952-1982) |
三、包产到户的咖啡树(1982-2013) |
四、渔泡江两岸的经济之树(2013至今) |
小结 |
第三章 朱苦拉咖啡文化的生成 |
第一节 加工工艺层面:从果实到饮品 |
一、朱苦拉咖啡加工制饮工艺的习得 |
二、朱苦拉咖啡的传统制饮工艺的内容 |
第二节 日常生活层面:朱苦拉咖啡的多重身份 |
一、传教士带来的新物种(1904-1952) |
二、值钱的经济作物(1952-1982) |
三、地方土特产(1982-2007) |
第三节 身体感层面:朱苦拉人的咖啡观 |
一、颇有讲究的朱苦拉咖啡 |
二、国际标准体系下的朱苦拉咖啡 |
三、咖啡的物性与符号化要素 |
小结 |
第四章 朱苦拉咖啡的市场化 |
第一节 市场开发 |
一、商业资本进入 |
二、举办咖啡文化论坛 |
三、各媒体拍摄纪录片 |
四、政府聚焦施策 |
第二节 朱苦拉咖啡市场化中的博弈与冲突 |
一、朱苦拉地方社会传统生计模式 |
二、价格之外:渔泡江两岸咖啡交易中的冲突 |
三、朱苦拉咖啡市场化中的力量博弈 |
第三节 朱苦拉咖啡的消费:从乡村到城市 |
一、朱苦拉咖啡在村落:手工咖啡产品的出现 |
二、朱苦拉咖啡在宾川:与宾川咖啡文化的交融 |
三、朱苦拉咖啡在昆明:走向品牌化 |
小结 |
第五章 卷入市场后的朱苦拉地方社会 |
第一节 朱苦拉社会自我观念的延伸 |
一、朱苦拉人的自我观念 |
二、咖啡成为朱苦拉社会的一部分 |
三、依赖市场后的朱苦拉社会面貌 |
第二节 市场化带来的朱苦拉社会之变 |
一、自我裂变:朱苦拉村落内部 |
二、他者眼光:村落之间的关系 |
三、反观自我:朱苦拉社会生计观念的变迁 |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4)安化黑茶的文化生态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缘起 |
第二节 文化生态学研究理论 |
第三节 安化黑茶研究现状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第五节 研究意义与价值 |
第二章 跨文化语境下的物质流通 |
第一节 早期的物质流通研究 |
第二节 政治经济学派的物质研究 |
第三节 物质流通研究新走向 |
第三章 安化的地理环境与社会文化 |
第一节 自然地理与生态环境 |
第二节 梅山地域与族属 |
第三节 “梅山”历史沿革 |
第四章 安化黑茶的商品化发端 |
第一节 资江水运及货物运输 |
第二节 《茶经》与梅山茶事 |
第三节 商品茶定名 |
第五章 茶政变迁与黑茶贸易的互动关系 |
第一节 君王们的点金术:榷茶与税茶 |
第二节 几经波折:湖茶跻身茶马政 |
第三节 不断拓展疆域的黑茶贸易 |
第四节 传统专卖体制对茶业发展的影响 |
第六章 安化黑茶的贸易拓展 |
第一节 千年前的茶叶商贸活动 |
第二节 黑茶在蒙古的商贸往来 |
第三节 黑茶在新疆的商贸往来 |
第四节 黑茶在俄国的商贸往来 |
第七章 口述史中的“产”与“制” |
第一节 炊烟袅袅:沸腾的雪峰山麓 |
第二节 黑毛茶初制的传统工艺 |
第三节 千两茶:文化范畴的再生产 |
第八章 地方社会中的茶业人和茶事 |
第一节 茶叶流通环节的社会性适应 |
第二节 茶政管理者 |
第三节 中间商 |
第四节 茶叶生产者 |
第九章 安化黑茶与生态扶贫 |
第一节 黑茶产业与生态扶贫 |
第二节 安化黑茶产业面临的的困境 |
第三节 安化黑茶产业发展对策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附录 |
附录一 :安化黑茶制作技艺 |
附录二 :安化地方有关茶的民歌 |
附录三 :茶亭 |
附录四 :民间传说 |
(5)教育人类学视野下的少数民族女童教育研究 ——以广西上思县“瑶壮女生班”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研究背景 |
第二节 相关理论及研究回顾 |
一、教育人类学文献综述 |
二、国内少数民族女童教育的研究综述 |
第三节 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 |
一、研究意义 |
二、研究方法 |
第二章 广西上思县的基本状况及其学校教育发展历程 |
第一节 自然环境与历史沿革 |
第二节 民族构成与民俗文化 |
一、上思县民族构成 |
二、上思县少数民族文化习俗 |
第三节 广西上思县学校教育发展历程 |
一、民国以前的上思县学校教育 |
二、民国时期的上思县学校教育 |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上思县学校教育 |
第四节 民族教育发展状况 |
一、广西上思县学校教育整体现状 |
二、上思县女童教育基本现状 |
第三章 广西上思县改善女童教育的尝试 |
第一节“瑶壮女生班”的创办 |
第二节“瑶壮女生班”的现状 |
一、“瑶壮女生班”的家庭背景 |
二、“瑶壮女生班”的学习生活状况 |
三、“瑶壮女生班”的管理运行 |
四、“瑶壮女生班”的师资配备情况 |
第四章 教育公平促进下的“瑶壮女生班” |
第一节 家长式的女生班 |
第二节 齐整划一的女生班 |
第三节 鞭策式的女生班 |
第四节 教育公平促进下所塑造的女学子 |
第五章“瑶壮女生班”的学业成就检验 |
第一节“瑶壮女生班”的后续升学情况 |
第二节 融入就业市场的“瑶壮女生” |
第三节“瑶壮女生班”优秀毕业生的反馈情况 |
第六章 结论与思考 |
第一节“瑶壮女生班”教育模式的优势与经验评价 |
第二节 从社会性别视角对“瑶壮女生班”教育模式的反思 |
第三节 从自我认同与民族认同视角对“瑶壮女生班”教育模式的反思 |
第四节 本研究可能存在的局限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学位论文数据集表 |
(6)官畲巨变:一个畲村生计方式变迁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缘起 |
1.2 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 |
1.2.1 研究意义 |
1.2.2 研究方法 |
1.3 相关文献梳理 |
1.3.1 关于民族经济的研究 |
1.3.1.1 民族旅游的研究 |
1.3.1.2 民族生计方式研究 |
1.3.2 关于畲族的研究 |
1.3.2.1 历史族源 |
1.3.2.2 畲族经济的研究 |
1.3.2.3 畲族生计方式的研究 |
1.3.2.4 关于漳州华安官畲的研究 |
1.4 研究思路与论文架构 |
第二章 官畲村寨聚落历史 |
2.1 官畲村寨聚落变迁的历史记忆 |
2.1.1 地理位置 |
2.1.2 祖先来源 |
2.1.3 被压迫的历史 |
2.2 村寨变迁中的传统 |
2.2.1 唱山歌的传统 |
2.2.2 祭祀的传统 |
第三章 山区种植农业生活 |
3.1 被动型山区的农作物种植 |
3.2 微弱的市场交换 |
第四章 走向茶叶市场经济 |
4.1 官畲村兴起的茶叶时代 |
4.2 茶叶经济发展的挑战 |
4.3 茶叶经济的衰退 |
4.4 茶叶经济对官畲的影响 |
第五章 迈向民族旅游经济 |
5.1 在市场中探索发展新思路 |
5.2 旅游建设项目 |
5.2.1 民族文化特色村寨营造 |
5.2.2 畲乡文化生态旅游项目 |
5.2.2.1 村寨村容村貌建设 |
5.2.2.2 基础设施建设 |
5.2.2.3 畲家乐开发 |
5.3 旅游发展对官畲村影响 |
5.3.1 解决官畲村村民的就业问题 |
5.3.2 保护畲族文化传统 |
5.3.3 促进官畲村与外界的交流 |
第六章 官畲村生计方式转变的原因 |
6.1 畲族村民自身 |
6.2 国家政策 |
6.3 地方政府 |
6.4 地方精英 |
第七章 结语与思考 |
参考文献 |
致谢 |
(7)浙江景宁畲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
(一)研究缘起 |
(二)选题意义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一)民族关系研究 |
(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 |
(三)畲族研究 |
(四)国外族群关系研究 |
三、主要研究内容与方法 |
(一)研究时段 |
(二)研究内容 |
(三)研究方法 |
四、田野工作简介 |
(一)田野点选择 |
(二)主要田野点简介 |
(三)田野过程 |
第一章 畲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人地环境和历史背景 |
一、自然地理 |
二、建制沿革 |
三、人文生态 |
(一)经济与社会状况 |
(二)民族与人口结构 |
四、民族源流 |
(一)族源记忆:盘瓠传说 |
(二)畲族的多元组成 |
五、交往历史 |
(一)迁徙与交往 |
(二)“蛮獠啸乱”的民族记忆与陈元光移民 |
(三)畲族和汉族先民反封建和反压迫的联合斗争 |
(四)历史上的民族隔阂与歧视 |
第二章 经济政治的交往交流交融 |
一、经济交往 |
(一)生产与交换 |
(二)计划与集体 |
(三)竞争与流动 |
二、政治互动 |
(一)体制外权威与体制内权力 |
(二)村民自治和民族互动 |
(三)公民意识的产生和发展 |
三、纠纷调解 |
(一)传统的纠纷调解方式 |
(二)体制规范下的纠纷调解 |
四、社会结构 |
(一)受教育状况 |
(二)职业结构 |
第三章 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 |
一、语言互借 |
(一)主动融入:畲语与方言 |
(二)隐语辨亲疏:具有民族特色的畲语现象 |
(三)文化传承:畲语再教育 |
二、信仰共存 |
(一)做功德与传师学师 |
(二)“盘瓠”与“凤凰”的隐与显 |
三、风俗变迁 |
(一)人生礼仪的符号互动 |
(二)岁令节庆的互动 |
(三)其他风俗习惯的变迁 |
四、文化资本与消费 |
(一)民族旅游下的互动交流 |
(二)文化消费与民族关系 |
第四章 社会生活的交往交流交融 |
一、族际通婚 |
(一)族内婚到族外婚 |
(二)族际通婚态势衍变 |
二、居住格局 |
(一)住宅的空间格局演变 |
(二)民居建筑的变迁发展 |
三、社会关系网络 |
(一)公共关系网络 |
(二)邻里关系下的小世界 |
四、继嗣与收养 |
五、公共空间和个人空间的起落 |
第五章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动力机制 |
一、经济推力 |
(一)小农经济下的互动 |
(二)集体经济下的互动 |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互动 |
二、政策引领 |
(一)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推动 |
(二)民族平等政策的促进 |
(三)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
三、文化传播 |
(一)文化传播中的交融与保持 |
(二)信息时代的文化传播 |
四、旅游场型构 |
(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扩大“场” |
(二)民族文化再生产中的民族关系 |
第六章 对景宁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几点思考 |
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人类学解读 |
(一)历史记忆与民族互动 |
(二)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变迁 |
(三)文明的衍进与民族的交融 |
二、民族互动下的文化自觉与自信 |
(一)社会交往与“镜中我”文化感知 |
(二)文化自觉与多元一体 |
(三)文化自信与文化传承 |
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需要继续处理好的几个问题 |
(一)民族文化传承问题 |
(二)优惠政策与利益平衡问题 |
(三)反民族歧视问题 |
(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持续推进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1: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附录2:调查问卷(节选) |
附录3:景宁畲族自治县民族工作“新十条” |
附录4:图表索引 |
(8)多元文化交汇下漳州传统村落形态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课题缘起 |
1.1.1 激变的中国作为多元国家需回顾历史以拓展精神容量 |
1.1.2 实证的历史史实需要借助文化的诠释获得理论参照系 |
1.1.3 闽南地域文化见证中国古代历史与近代融入世界进程 |
1.1.4 漳州传统村落作为闽南多元文化存续的一种物质载体 |
1.1.5 传统村落形态的演变研究是文化传承的重要理论基础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2.1 研究目的:探索多元文化交汇下传统村落形态的演变 |
1.2.2 研究意义:全球化背景下地域文化在时空维度的存续 |
1.3 研究现状综述 |
1.3.1 文化与形态演变相关研究 |
1.3.2 传统村落形态的相关研究 |
1.3.3 漳州传统村落的相关研究 |
1.3.4 上述研究现状的综合述评 |
1.4 研究对象界定与内涵 |
1.4.1 研究对象范畴与研究层面界定 |
1.4.2 相关核心概念及其内涵的阐释 |
1.5 研究内容与方法以及框架 |
1.5.1 研究内容 |
1.5.2 研究方法 |
1.5.3 研究框架 |
第二章 漳州传统村落多元文化生成与交汇逻辑 |
2.1 漳州自然环境参与文化生成地域性建构 |
2.1.1 山海同构地形地貌塑造文化的封闭性与互动性 |
2.1.2 差异明显的土壤与耕地资源孕育不同经济形态 |
2.1.3 多元气候分区影响沿海与内陆的生产方式差异 |
2.1.4 自然灾害多样性引发人口迁徙与祈福文化现象 |
2.2 漳州传统村落多元文化的共时性结构 |
2.2.1 地理约束下的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 |
2.2.2 国籍背景下的中国文化与南洋文化 |
2.2.3 民族差异下的汉族文化与闽越文化 |
2.2.4 民系分支下的闽海文化与客家文化 |
2.3 漳州传统村落多元文化的历时性演变 |
2.3.1 先秦时期:闽越土着文化在封闭地理阻隔下自然发展 |
2.3.2 秦汉时期:少量北方移民下中原汉族文化的初步介入 |
2.3.3 唐宋元时期:大量人口迁入下中原汉族文化成为主流文化 |
2.3.4 明清时期:人口增长与宗法制度下宗族村落的大规模发展 |
2.3.5 清末至民国:华侨迁徙下中国文化外溢与南洋文化的引入 |
2.4 漳州传统村落多元文化的交汇性特征 |
2.4.1 中心与边缘:基于空间区位与信息密度的文化迁徙 |
2.4.2 一体与多元:基于空间层叠与时间承传的文化共生 |
2.4.3 内生到外溢:基于人口增长与商业贸易的文化溢出 |
2.4.4 化外到化内:基于行政管理与儒家教育的文化融合 |
2.5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类型、构成与特征 |
3.1 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类型划分 |
3.1.1 基于文化视野下的民系类别与经济形态 |
3.1.2 基于物质层面下的村落规模与历史风貌 |
3.2 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构成体系 |
3.2.1 不同地貌环境下村落选址的多样性 |
3.2.2 不同结构组织下村落格局的差异性 |
3.2.3 自然与人工边界的构成及相互关系 |
3.2.4 村落街巷与重要节点下的公共空间 |
3.3 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整体特征 |
3.3.1 顺应自然与因地制宜的环境介入方式 |
3.3.2 聚族而居与内向防御的空间组织模式 |
3.3.3 形态多样与相互交融的历史风貌特色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演化机制及其规律 |
4.1 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延续机制 |
4.1.1 聚族而居与祖先崇拜的宗族社会形态 |
4.1.2 漳州区域地理特色下的村落经济形态 |
4.1.3 风水、礼制与宗教影响下的意识形态 |
4.2 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转变机制 |
4.2.1 族群械斗与倭寇匪患的民间社会动乱 |
4.2.2 沿海海禁迁界以及卫所屯田国家制度 |
4.2.3 唐初陈元光平定漳州与明清海外移民 |
4.3 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适应机制 |
4.3.1 月港海外贸易与九龙江内陆贸易联动 |
4.3.2 “王化”与“儒化”政策的共同推动 |
4.3.3 不同族群多元宗教信仰之间相互融合 |
4.4 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演化规律 |
4.4.1 村落整体规划布局演化的性质与路径 |
4.4.2 村落安全防御体系的空间与精神构建 |
4.4.3 村落公共空间的功能复合与形态强化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现代保护发展适应 |
5.1 全球化与城镇化背景下漳州传统村落文化变迁 |
5.1.1 从解构到转型到重构的历史脉络 |
5.1.2 从全球到地方的多维性驱动因素 |
5.1.3 从传统到现代不同影响机制博弈 |
5.2 文化变迁下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发展现状解析 |
5.2.1 传统村落形态存续现状 |
5.2.2 传统村落形态保护困境 |
5.2.3 传统村落形态发展机遇 |
5.3 漳州传统村落形态保护与发展的多元路径探索 |
5.3.1 多元价值作为保护发展基础 |
5.3.2 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象 |
5.3.3 整体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原则 |
5.3.4 空间策略与协同性策略结合 |
5.3.5 村落保护与发展的探索案例 |
5.4 本章小结 |
总结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调研传统村落概况信息表 |
附录二:调研传统村落分布示意图 |
附录三:漳州古代历史行政区划图 |
附录四:漳州调研传统村落问卷表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附件 |
(9)当代粤西乡村聚落空间环境提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发达省份相对欠发达地区的乡村发展需要指引 |
1.1.2 城镇化背景下乡村聚落发展面临抉择 |
1.1.3 建设性大破坏背景下需要乡村适宜发展的途径 |
1.1.4 粤西欠发达地区乡村发展的特殊性 |
1.2 研究对象、尺度及视角选择 |
1.2.1 研究对象 |
1.2.2 研究尺度 |
1.2.3 研究视角 |
1.3 研究综述 |
1.3.1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1.3.2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1.3.3 总结 |
1.4 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1.4.1 研究目的 |
1.4.2 研究意义 |
1.5 研究内容、方法、框架 |
1.5.1 研究内容 |
1.5.2 研究方法 |
1.5.3 研究框架 |
1.6 基础调查研究概况 |
1.6.1 主要研究地域范围 |
1.6.2 聚落样本选择原则 |
1.6.3 聚落样本调查概况 |
1.6.4 其他资料来源 |
第二章 粤西传统乡村聚落空间环境特征分析 |
2.1 聚落形成的背景 |
2.1.1 自然背景 |
2.1.2 社会背景 |
2.2 乡村聚落整体空间形态构成 |
2.2.1 聚落选址分布及外环境特征 |
2.2.2 村域环境要素构成 |
2.2.3 聚落空间肌理构成 |
2.3 以渐进演化形成的乡村聚落地域化特征 |
2.3.1 民系与聚落 |
2.3.2 聚落空间特征与社会组织 |
2.4 传统乡村聚落空间营建的可持续理念 |
2.4.1 适应气候融合环境 |
2.4.2 强调功能整体统筹 |
2.4.3 就地取材节约能源 |
2.4.4 兼容并蓄开放多元 |
2.5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当代粤西地区乡村聚落空间环境问题认知与解读 |
3.1 当代乡村聚落空间转型过程及阶段特征 |
3.1.1 自然经济时期(1949 年以前) |
3.1.2 土地改革与人民公社化时期(1949-1978) |
3.1.3 农村经济加速发展时期(1978-1993) |
3.1.4 农村经济放缓及调整期(1993-2003) |
3.1.5 农村经济发展新时期(2003 至今) |
3.1.6 阶段总结 |
3.2 影响聚落空间形态的当代主要因素 |
3.2.1 经济结构的变迁 |
3.2.2 生活模式的转变 |
3.2.3 交通组织的完善 |
3.4 粤西区域现实问题 |
3.4.1 地理位置无优势、交通不太便利 |
3.4.2 经济发展缓慢、资金有限 |
3.4.3 地处边缘,民系错综复杂,弱势文化遗存面临丧失 |
3.4.4 乡村景观相对缺乏特色、旅游性弱 |
3.5 粤西欠发达地区乡村整体环境提升的潜在优势 |
3.5.1 乡村既有资源 |
3.5.2 乡村传统性的存留及自觉再造 |
3.5.3 乡村与现代性的勾连及融合 |
3.5.4 乡村外部支援力度的增强 |
3.6 解决思路:基于乡村聚落空间环境现状进行解析与重构 |
3.7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当代粤西区域城乡系统的整体提升 |
4.1 区域城乡整体发展演进模式分析 |
4.1.1 “城——镇——村”的区域聚落系统历史溯源 |
4.1.2 村镇聚合——自下而上推进城乡转型 |
4.1.3 城镇辐射——自上而下推进城乡转型 |
4.1.4 城中村——乡村性在城市的延续 |
4.2 从极化到扁平化——未来城乡空间格局新趋势 |
4.3 城镇化背景下聚落空心化与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效率分析 |
4.4 城乡互补协调发展 |
4.4.1 梳理村镇空间体系,明确乡村合理定位 |
4.4.2 确保对乡村资源的良性利用 |
4.4.3 探索多样性的乡村发展路径 |
4.5 城镇化背景下乡村聚落空间环境提升目标 |
4.5.1 综合发展治理 |
4.5.2 保持“山水—田园—村落”的地域化生态格局 |
4.5.3 以农村居民点社区为核心,恢复社区活力 |
4.6 实现多重目标的乡村聚落空间环境整治 |
4.7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当代粤西地区乡村聚落的环境提升 |
5.1 传统聚落整体空间形态结构特征解读 |
5.1.1 聚落空间形态结构的同质化特征 |
5.1.2 聚落空间形态结构的异质化倾向 |
5.2 聚落形态结构转变模式分类分析 |
5.2.1 突变式模式 |
5.2.2 多核心分散扩张式模式 |
5.2.3 衰退式模式 |
5.2.4 异址新旧村独立并行式模式 |
5.2.5 模式总结与对比 |
5.3 聚落尺度下的量化模拟分析 |
5.3.1 量化分析工具介绍 |
5.3.2 聚落组成模式的气候适应性 |
5.3.3 聚落整体形态比较 |
5.3.4 新旧组团形态对比 |
5.3.5 量化模拟分析总结 |
5.4 聚落空间特征分析与优化策略 |
5.4.1 演化过程:传统自组织动态过程转向他组织规划模式 |
5.4.2 聚落空间组织逻辑:逐渐失去对传统格局的遵循 |
5.4.3 优化策略 |
5.5 聚落空间环境提升模式 |
5.5.1 聚落改建模式 |
5.5.2 聚落扩展模式 |
5.5.3 聚落重建模式 |
5.6 街巷空间环境提升 |
5.6.1 传统街巷空间结构及功能 |
5.6.2 当代街巷空间环境提升面临的问题 |
5.6.3 街巷空间环境提升方法 |
5.7 村域边界空间环境提升 |
5.7.1 村域边界结构及功能 |
5.7.2 当代村域边界空间环境面临的问题 |
5.7.3 村域边界空间环境提升方法 |
5.8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当代粤西地区乡村聚落建筑空间环境提升 |
6.1 居住建筑的原型、现型与转型 |
6.1.1 宅院的基本原型——三间两廊 |
6.1.2 传统民居模块组合平面拓展模式 |
6.1.3 当代民居增殖与异化模式 |
6.1.4 两种模式的对比分析 |
6.2 乡村聚落其他功能类型建筑 |
6.2.1 公共建筑 |
6.2.2 防御建筑 |
6.2.3 生产建筑 |
6.3 各类建筑的存续 |
6.4 乡村建筑风貌特征 |
6.4.1 建造材料特征 |
6.4.2 装饰细节特征 |
6.5 建筑外围护结构气候适应性量化分析 |
6.5.1 屋顶日照强度模拟 |
6.5.2 外墙遮阳效果模拟 |
6.6 建筑空间环境提升方法 |
6.6.1 主要原则 |
6.6.2 传统建筑修缮及更新改造实践 |
6.6.3 村镇公共建筑新建 |
6.6.4 当代住宅建筑改造 |
6.7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可持续发展的乡村空间环境提升路径措施总结 |
7.1 乡村地域性的消解 |
7.2 乡村地域价值再认识 |
7.2.1 绝对价值:先天的原生态价值 |
7.2.2 相对价值:当代城镇体系中的交互性价值 |
7.2 乡村地域价值的当代传承 |
7.2.1 关键:传承场所回应现实的适应性机制 |
7.2.2 传统聚落生态价值传承 |
7.2.3 传统聚落文化价值传承 |
7.3 功能与空间整合的实施路径 |
7.3.1 功能与空间秩序 |
7.3.2 区域宏观层面功能整合策略 |
7.3.3 聚落中观层面功能整合策略 |
7.3.4 聚落微观层面功能整合策略 |
7.4 乡村聚落空间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措施 |
7.4.1 促进基于新乡村共同体社区的形成 |
7.4.2 分阶段实施,以点带面促进聚落整体提升 |
7.4.3 过程保留弹性、动态完善 |
7.5 本章小结 |
结语 |
主要结论 |
研究的创新点 |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附件 |
致谢 |
(10)文化要素对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政策落实的影响 ——基于S村扶贫实践的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 |
第二节 学术史的回顾 |
一、影响经济发展的非经济因素 |
二、贫困与反贫困理论的研究 |
三、国内外有关精准扶贫的研究 |
四、国内外有关精准扶贫与乡村社会治理的研究 |
五、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与精准扶贫的研究 |
六、文章中“关键词”的界定与解读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与田野过程 |
三、研究价值、研究意义和研究创新 |
四、研究框架 |
第二章 田野点介绍 |
第一节 S村概况 |
一、花垣县概况及历史沿革 |
二、S村概况 |
第二节 富饶的资源与贫困的经济 |
一、富饶的资源 |
二、贫困的经济 |
第三章 S村的贫困对象识别 |
第一节 贫困对象识别问题 |
一、贫困对象识别标准 |
二、贫困对象精准识别与建档立卡 |
三、贫困对象瞄准偏差 |
四、贫困对象瞄准偏差的原因分析 |
第二节 S村贫困对象识别与社会争议 |
一、“光棍”SLJ与贫困对象精准识别 |
二、低保对象识别的瞄准偏差 |
第四章 S村的民族生境与产业扶贫策略 |
第一节 S村土地“稀缺”与“飞地”扶贫 |
一、S村的土地“稀缺” |
二、异地扶贫的理论依据 |
三、S村“飞地”扶贫的实施 |
第二节 “飞地”扶贫成效与问题分析 |
一、政府在扶贫中的作用 |
二、企业在扶贫中的作用 |
三、扶贫对象在扶贫中的作用 |
第三节 S村的在地扶贫产业 |
一、S山泉水项目 |
二、“11.3”工程和“418”项目 |
三、S村蔬菜产业 |
第五章 S村的习俗特点与旅游产业开发策略 |
第一节 S村乡村旅游的发展 |
一、S村乡村旅游资源 |
二、S村的乡村旅游开发 |
第二节 旅游开发与苗族传统习俗 |
一、S村苗族传统习俗 |
二、旅游开发过程中苗族传统习俗的缓慢调适 |
第三节 S村乡村旅游扶贫的思考 |
一、S村乡村旅游开发带来的扶贫成效 |
二、S村乡村旅游开发需要关注的问题 |
第六章 S村传统生计的生态原理 |
第一节 传统生计方式的实质 |
第二节 传统养蜂业的复兴与脱贫成效 |
一、孤儿LXL |
二、LXL的养蜂脱贫之路 |
第三节 S村林副产业与生态扶贫问题 |
一、S村林产业衰退与当地贫困 |
二、S村桐油产业衰退与当地贫困 |
三、S村油茶产业衰退与当地贫困 |
第七章 S村的生态脱贫之路 |
第一节 理论依据 |
一、生态民族学的理论源流 |
二、文化生态与贫困问题 |
第二节 S村的可持续脱贫 |
一、生态环境是可持续脱贫的根基 |
二、民族文化是可持续脱贫的工具 |
三、历史记忆是提高可持续脱贫的路径选择的指南 |
参考文献 |
一、古籍类 |
二、着作类 |
三、论文类 |
四、网络文献类 |
五、外文文献类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附录 |
附录1:六盘山区等11 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分县名单 |
附录2:已明确实施特殊扶持政策的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分县名单 |
附录3:生态扶贫工作方案 |
附录4:湖南省贫困退出验收细则 |
附录5:湖南关于推进立业产业精准扶贫工作的指导意见 |
附录6:乡村旅游扶贫工程行动方案 |
附录7:花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油茶产业发展的意见 |
附录8:S村精准识别的贫困户 |
四、广东山区经济发展的人类学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研究[D]. 冀晶娟.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5)
-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阈下的客家文化建设研究[D]. 吴良生.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5)
- [3]西物东语 ——朱苦拉咖啡的社会生命故事[D]. 郭周卿. 西南民族大学, 2020(11)
- [4]安化黑茶的文化生态史研究[D]. 杨化冰. 吉首大学, 2020(02)
- [5]教育人类学视野下的少数民族女童教育研究 ——以广西上思县“瑶壮女生班”为例[D]. 江水辉.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2019(02)
- [6]官畲巨变:一个畲村生计方式变迁的考察[D]. 李芳容. 厦门大学, 2019(08)
- [7]浙江景宁畲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D]. 贾兴荣. 中南民族大学, 2019(08)
- [8]多元文化交汇下漳州传统村落形态演变研究[D]. 黄源成. 华南理工大学, 2018(05)
- [9]当代粤西乡村聚落空间环境提升研究[D]. 林琳. 华南理工大学, 2018(01)
- [10]文化要素对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政策落实的影响 ——基于S村扶贫实践的反思[D]. 何治民. 吉首大学, 201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