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注价格正当其时（论文文献综述）
刘畅[1]（2021）在《《扬州画舫录》画舫风物探考》文中指出《扬州画舫录》是清代人李斗撰写的着名笔记文集,在明清两代种类繁多的稗史笔记中,它作为重要的地方文献和珍贵的历史资料,占据着不容忽视的地位。全书共十八卷,注重“以类相从”,在“仿《水经注》之例,分其地而载之”的总的体例安排下,每卷的结构上遵循“以地为经,以人物记事为纬”的组织形式,内中交织着小说、散文、诗歌、戏曲等诸种因素,广涉而有系统地缕叙了清代康乾时期,尤为乾隆全盛时期扬州大量社会现实生活之记载,既是扬州地方的,又是当时主流文化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作为清代中国社会的总体观照,是考据清代社会市井生活设计的重要文献。“画舫”指形制多样、装饰精美,集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水上交通工具和生活游乐场所。清代扬州“画舫”是中国古代民间游船发展的极盛点,并处在自身内涵集中凸显并被赋予新意义的转折点。“画舫”作为贯穿全书的交通工具和引子,出现在《扬州画舫录》的书名和记载风物的方方面面,载着作者李斗、帝王、官商、市民,引导他们游览于扬州的各地名胜,体会城市的风土人情,投射出人们对城市景观、生活方式、社会风俗的态度,体现了清代扬州社会风气的呈现与演进。本文以史学探究为指针,以《扬州画舫录》作为研究的文献原典进行解读,形成三条路径:首先,《扬州画舫录》文献记载本身的描述线,细读和剖析文献中对于清代扬州画舫和相关市井风物的记载;其次,通过文献寻求更多的佐证线,特别是佐证画舫的前缘,说明文献中记载内容的依据所在;最后,通过文献延伸关于文献阐述的意义和价值,包括对清代扬州市井生活、画舫的形式结构、画舫游的兴起对当时生活产生的影响。如是串联起对文献的诠释,以设计学视阈解读画舫背后呈现的清代扬州风物中的社会生活轨迹、思想观念转变、造物设计形态与功能的流变与演进,从而梳理出古代风物设计史线索。以此,观照“画舫”在古代中国设计史进程中,作为解读清代扬州市井风物的角色和意义,以至于《扬州画舫录》成为了明清时期,尤其是乾清时期的扬州风物志。
陈克[2]（2021）在《古希腊嘉奖外邦代理人法令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外邦代理人作为古希腊世界所独有的现象,从城邦间友谊的见证者到具有实际代理功能的身份,再到仅仅代表荣誉的头衔,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嘉奖外邦代理人之举遍布整个希腊世界,持续数百年。本文所采用的“外邦代理人”之谓,其实在不同城邦、不同历史背景下含义各有所别,远非代理一词所能概全。外邦代理人相关问题的主要证据是刻有嘉奖法令的碑铭。这类碑铭具有双重性,既有公示法令的作用,对被嘉奖人而言又是一种实物纪念。古希腊几乎所有城邦都曾嘉奖外邦代理人,现存碑铭数量最多的是雅典（Athens）、德尔菲（Delphi）、提洛岛（Delos）和伯罗奔尼撒半岛（Peloponnese）。本文四章便是以上述城邦和地区的铭文法令为基础,结合古典着作家的记载,分析总结嘉奖外邦代理人法令的体例和特点,并对具有代表性的个案进行较为详细分析。第一章关注的是雅典嘉奖外邦代理人的法令。已发现的铭文法令表明,雅典在公元前5世纪逐渐形成并确立了颁布法令嘉奖外邦代理人的传统,雅典嘉奖法令中的要素较多,程序完善,体现出雅典成熟的民主体制。雅典外邦代理人的作用在公元前5世纪主要反映在政治、军事领域,是雅典帝国权力制衡的工具。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嘉奖数量达到顶峰,众多嘉奖则是出于经济贡献的考量,因为向雅典提供谷物而被嘉奖的外邦代理人明显增多,同时也反映出雅典当时对谷物的需求。公元前3世纪,雅典部分外邦代理人是因为保障了雅典公民的安全而被嘉奖,折射出马其顿（Macedon）影响下雅典的乱局。第二章是对德尔菲嘉奖外邦代理人法令的整理与分析。比较而言,德尔菲现存的嘉奖外邦代理人法令是古希腊城邦中数量最多的,总计近700篇,占据整个希腊世界的四分之一。除了数量多之外,德尔菲法令的另一特点是措辞简短且体例相对固定。德尔菲在嘉奖外邦代理人荣誉的同时,都会同时嘉奖一系列其他荣誉,所以外邦代理人在德尔菲可能只是系列荣誉之一。外邦代理人在德尔菲更多是回报性的嘉奖,嘉奖数量远多于城邦的实际需求,其实际功能与雅典迥然有别。本章着重考察的是德尔菲嘉奖外邦代理人的礼仪性。第三章是对提洛岛嘉奖外邦代理人法令的整理分析。提洛岛现存的嘉奖外邦代理人法令在数量上仅次于德尔菲,从时间上看主要集中在公元前3世纪。法令中常常强调被嘉奖人是“圣所和提洛人民”的外邦代理人。在提洛岛,随外邦代理人一同嘉奖的最常见的特权是参政权,体现出岛屿城邦的政治开放度。在整个希腊世界,迨至公元前3世纪,外邦代理人的礼仪性已较为突出,提洛岛也不例外,通过礼仪性的嘉奖维护与雅典、爱琴海诸岛以及希腊化王室之间的关系。第四章关注的是伯罗奔尼撒半岛嘉奖外邦代理人的法令。伯罗奔尼撒地区的嘉奖法令以奥林匹亚（Olympia）和埃皮达洛斯（Epidauros）为主。奥林匹亚所发现的法令年代较早,可能因被嘉奖人到圣所奉献而留下记录;而埃皮达洛斯多以名录的形式公布法令,虽铭文较少,但包含的外邦代理人数量众多。该地区的外邦代理人制度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地区联合与宗教方面。附录项列举了雅典、德尔菲和提洛岛的部分嘉奖外邦代理人法令。所选取的雅典法令侧重不同历史时期的对比,以及与谷物运输相关的法令;德尔菲重点列举了嘉奖女性外邦人的法令和简短法令;提洛岛主要选取了同一位外邦人先后被嘉奖外邦代理人称谓和桂冠的法令。
柳直[3]（2020）在《中共旅大经济重建研究（1945-1950）》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共工作重心由农村走向城市的重要转折期。多年的农村斗争环境使中共的城市经济管理经验近乎空白,因此,中共初入城市,如何做好城市经济建设工作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关于中共城市经济建设的研究,建国后的很丰富,解放战争时期的较少,且散见于城市接管研究中的经济管理部分。既无法展现历史的复杂面向,更看不到中共在初次接触城市经济时由稚嫩到成熟的成长过程。旅大作为中共最早接触的工业大城市,是中共进行经济管理的学习场所与试验场,为研究中共早期城市经济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因而,本文以中共旅大经济重建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厘清其经过、述析其得失、总结其经验,借以探究中共最初是如何探索与学习,掌握管理城市经济的能力。旅大作为中共领导下的特殊解放区,既负有改善当地民众生活的责任,还担负着支援前线战争的任务,这一切都离不开旅大生产的发展。然而,中共的经济重建面临着三个挑战。一是中共接手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乱摊子”。二是中共干部长期在农村工作,对管理工业城市非常陌生,缺乏经验。三是旅大正处于苏军军事管制之下,如何与苏军和睦相处,取得苏军的信任,以便顺利开展工作,是旅大中共需要面对的崭新的问题。旅大中共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克服困难,因地制宜地着手旅大经济重建工作。解决民众基本生活问题,安定民生是经济建设的第一步,也是一切经济工作的前提。解放之初,社会经济处于停顿和混乱状态,严重威胁着民众的生存。其时旅大有三至五万人经常处于失业与半饥饿状态,居住环境更是破败不堪。为此,旅大中共采取整顿粮市、开荒等方式增加粮食;组织无业贫妇和老弱病残等做鞋、织网以解决其生活出路;发动住宅调整运动使贫苦民众迁入新居。民生问题的解决,维护了社会稳定,使初入旅大的中共赢得了民众的信任。开动机器,开展工业生产既是保证本地民众充分就业的重要手段,亦是支援前线的内在需求。旅大中共与苏军充分沟通协商,从其手中陆续接收了一批日本遗留的大型工厂,先后克服了资金、技术、原料、管理等难题,恢复与发展了民用工业,组织与创办了军事工业。几年间,旅大中共大力发展公营工业,奖励与扶持私营工业,在中苏合营企业中虚心学习技术与管理经验。旅大工业生产逐步恢复,既保障了民众基本需求,大批军工产品又有力地支援了战争。旅大因港兴市,依靠外地粮食、原料的输入及加工品的输出得以发展并带动市内商业繁荣。可以说,对外贸易是旅大的生命线。解放之初,旅大对外受国民党封锁,海、陆交通断绝,市内摊贩充斥街头,奸商横行,市场秩序混乱。为此,旅大中共积极发展公营商业,保护与扶助正当私商,有计划地组织消费合作社以调剂市场,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同时,加强贸易管理,有计划地组织粮食与工业原料的进口及成品的推销。旅大商业步入正轨,保障了民生与生产的发展。作为苏军军管区,旅大的货币发行权掌握在苏军手中。由于红军票流通量过多,导致旅大物价不断上涨。为此,苏军决定实施货币“贴帖”,降低货币流通量以稳定币值。但是,效果并不显着,物价仍在缓慢增长。于是,随着东北全境解放,1948年11月中苏双方商定再次实行货币改革,以彻底解决物价与货币发行权问题。“关东币”的发行提高了币值,降低了物价,改善了民众生活。增强了中共的经济力量,为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同时也表明苏方对旅大的经济控制逐步松动,中共在经济领域的发言权得到提升。城市与乡村互相依赖,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乡村的支持。过去,旅大农民饱受殖民统治者与封建地富的双重剥削,亟需中共实行土地改革,改变生产关系。考虑到旅大多市郊农村的现实情况与苏军军管的特殊性,中共将调整土地分为两个阶段。建国前采取逐步削弱地富势力的方针;建国后,实施土地调剂。旅大土改成功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同时,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粮食、农副产品、工业原料等,并成为工业品的消费市场,促进了旅大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旅大作为中共最早尝试经济建设的大工业城市,对初来乍到的中共来说,是城市新环境。中共面临着管理大工业的挑战,没有现成的经验可用,也找不到模式可以模仿。旅大中共边摸索边学习,经过四年多的建设,成效显着。经济上,农业生产逐年提高,工业恢复到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规模与水平,商业与贸易日渐繁荣,物价稳步下降,失业现象被彻底消灭,民众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经济性质上,基本确立了以公营企业为主导,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而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也使旅大成为新中国生产型城市的典型。中共在旅大的经济重建表明,在中共早期城市经济建设中,干部要转换思想,与时俱进。既要根据当地的情况与特点,采取适当的方式推行中共的经济政策,将发展工业生产作为经济工作重点。又要积极开展方针政策宣传、妥善照顾各阶层利益以获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为经济重建提供保障。
高旷[4]（2020）在《自然生态美学视域下的《管子》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管子》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着作,涉及自然生态方面的内容甚多。既有专门论述水生态、土壤生态的文章,也有从宏观上对自然生态加以审视的篇目和段落。本文就是从自然生态审美的角度切入,对《管子》进行归类性质的阐发和研究,共分五章加以论述。第一章从天地宇宙视野下的自然生态理念及表述手法入手,分析《管子》一书以天地为自然生态之本理念的逻辑层次;以水土为中心的自然生态理念的架构;自然生态构成的差异及观照视角。认为《管子》一书没有把人置于自然生态之外,而是看作自然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把人置于自然生态构成因素的最高层次,而是承认物有所长,人有所短。这些理念有其合理性,有其宝贵的价值。第二章横向对比《管子》的历法类文献与先秦其他历法类文献,分析其书写方式。重点分析《管子》五行说为基础的文章架构;天象与时节的对应;虫类与时节的对应;五音与时节的对应。《管子》历法类文献体系的构建,有的借鉴当时的同类文献,有的则对这类文献进行修正,建立新的结构模式。五音与时节的对应关系,五虫与时节的对应关系,都是对传统观念的修正。《管子》历法类文献所构建的体系,其主旨是把自然生态、社会生态都纳入其中,体现出各种对应因素之间的和谐互动,并且合乎五行说的框架和数理逻辑,在理论上实现天人合一,物我相通。第三章将《管子》以水土论民性的阐发以及与先秦相关文献进行对比研究。从《水地》《地员》篇入手,揭示《管子》以水性、土性论民性的客观依托及逻辑预设;将《吕氏春秋》《大戴礼记》《周礼》的以水土之性论民性与《管子》加以对比研究。《管子》的《水地》《地员》以水土之性论民性,涉及到人的自然素质、血气、性情、形貌等诸多方面,有的论述深入到生命哲学的内核层面。《吕氏春秋·尽数》《大戴礼记·易本命》《周礼·大司徒》等三篇文献,或是以水性论述人的形貌,或是根据土壤属性、地形地貌而设计人的形貌样态,对自然生态与人的自然生命关联所作的描述停留在表象层面,缺少《管子·水地》篇的深刻性。第四章揭示《管子》记载的齐国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及其产生的生态效应。阐释了《管子》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科学理念及表述方式;施政中对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所作的调遣;齐国以自然资源开发为筹码的政治博弈;以及自然资源开发的负面生态效应。在研究中揭示出,管子重视的是经济效益,而对自然生态所遭到的破坏并不介意。纯受经济利益驱动的自然资源的开发,势必造成对自然生态的破坏。第五章阐发《管子》自然生态保护理念和措施的齐文化特征。将《管子》视为生成于齐地的子书,揭示它对齐国发展的重要意义。从三个方面加以研究:自然生态保护理念生成的现实根据;自然生态保护理念及具体措施;齐地自然生态的特征及相关禁令、职官的针对性。笔者认为,《管子》一书体现出古人已经认识到自然生态破坏所带来的危害,其中关于自然生态保护的理念及措施,虽然受时代所限并不完备,仍可以为当下的自然生态保护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鉴。
胡德志[5]（2020）在《民国上海纸商业研究》文中提出纸商业的产生、发展与上海经济、文化的发展紧密相关。开埠以来,上海城市社会发生了结构性的变革,尤其是西方近代机器印刷术的引进以及上海工商、文教事业的快速发展,无不为纸张的行销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市场前景。而作为上海日用商品行业中的一员,纸商业亦构成了近代上海城市日常生活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进入民国后,纸商业迎来勃兴发展时期。纸商业的经营涵盖了土纸经营和机纸经营两个经营层面。在相互竞争的过程中,土纸与机纸在纸张产品种类的经营上和销售空间的分布上形成了层次化的市场形态。为适应市场多元化的纸张需求,上海纸商业在产品经营上采取了不同的购销形式,并对纸商业的经营群体做出了行业分工。此外,针对不同业务的运作,纸商业还专门制定了多种经营策略。纸商业的贸易范围不仅辐射国内诸多地区,也兼及海外。纸商业群体有资方群体与劳方群体之分。资方群体中的经营者和劳方群体中的职工,虽属不同的群体阵营,有着相异的身份属性,在薪酬与福利待遇上也不尽相同,甚至在劳资关系上也曾针锋相对过,但二者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在人事分工上体现出了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特征。不过,纸商业的从业群体,在籍贯来源上、人事管理上有着明显的地缘因素与业缘因素相结合的传统特色。在自身发展的历程中,纸商业也于不同时期里不断建立健全本行业的同业组织。其内部组织体制,相继历经了委员制、董事制、理事制三个发展阶段,纸商业的内部组织机构,虽在设置运作上大同小异,但也体现出了现代特征。纸商业同业组织的建立健全,不仅适应了行业发展的需要,而且也通过自身功能的发挥,有效地维护了会员的利益,方便了政府对纸业市场的管理。在纸商业发展过程中,以围绕着纸张问题的治理以及治理背后所涉及的多方利益主体的互动与博弈,亦构成了民国上海社会经济生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其中,尤以纸张的统制及其统制下的现实影响和“物”纸背后的文化特性和政治特性最为显着。可以说,民国时期,纸张的统制,不单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文化问题、政治问题。
刘纯一[6]（2019）在《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1992）中国侨务政策之研究》文中认为在领导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都将华侨华人问题视为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侨务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也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休戚相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侨务工作由之前的革命手段转变为政府行为,侨务政策也从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以及中国政府在外交策略的考虑着眼,做出了相应的历史性调整,国内以安置归侨侨眷工作为主,国外则将处理好与华侨住在国的关系摆在首位。“文化大革命”期间,侨务领域遭遇重创,海内外广大侨胞因此蒙上一层深重的心理阴影,中国国家形象、国民经济发展也受到严重影响。在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后,国内各领域逐步开展“拨乱反正”的工作,中国共产党亦重新对“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进行确定,以“改正错误、重聚人心”为指导,更是对以往的政策失误进行了系统的纠偏,而恢复侨务工作、落实侨务政策也被提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毫无疑问,侨务政策的制定依据及执行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广大华侨华人、归侨侨眷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同时对于促成与之形成新团结、新合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改革开放大幕的开启,侨务工作作为中国政府工作的一条重要战线,成为了中国总体发展布局的战略性工作,与时代发展的脉搏同频共振。得益于邓小平等中央高层的关于“‘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的一系列表态,为侨务工作冲破“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禁锢,在改革开放中发挥其重要而独特的作用,提供了基本的思路与遵循。其后,中国政府以推进中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战略高度重视侨务工作,根据归侨侨眷、海外华侨华人群体呈现出的新变化、新特点,认识到几千万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作用是中国大发展的“独特机遇”,进而不断调整侨务工作的整体性思路,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充分利用海外华侨华人资金、智力资源,调动国内归侨侨眷的积极性,使侨务工作迅速打开新局面,并呈现出勃勃生机,中国的侨务事业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新中国侨务政策调整转变的历史进程,既有来自于国际环境的压力,更多的是与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变化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本文的总体框架和基本思路是,对改革开放前新中国侨务政策的基本思想原则和内容进行考察,通过对过往政策历史的回溯,进而分析改革开放后中国侨务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宏观背景,阐明这一时期中国侨务政策的基本方针和主要内容,着重论述改革开放初期侨务政策的深刻内涵及其实践价值。从而深入挖掘侨务工作与改革开放的关联性,并从中分析阐明侨务政策规定内容及其在调整中和实践中的变动因素,继而试图从时代背景和形势发展中对这种变化予以合理的解释。笔者参考公共政策的相关理论,注意理解把握侨务政策制定的基本原则和政策执行的关键环节,探讨中央在制定出台侨务政策时的现实考虑,以及地方在执行落实侨务政策过程中的具体问题,从社会变迁、经济建设和政治发展的三个维度探讨了改革开放后（1978-1992）侨务政策制定和执行产生的实际影响,思考侨务工作应该注意的问题和努力方向,为进一步改进侨务工作以使之更好地融入中国发展的总体战略布局提供参考意见。
李小庆[7]（2019）在《环境、国策与民生：明清下河区域经济变迁研究》文中提出“下河”是指淮扬运河以东、黄海以西、运盐河以北、废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域,在明清行政区划上隶属淮扬二府。明嘉靖中叶以后,下河地区经济整体趋于衰败,同时局部地带却保持着持续性商业繁兴,对此经济现象,学界尚乏系统考察。与以往基于环境、灾伤、漕运、盐业等视角的专题研究只是旁涉下河地区不同,本文以下河为研究对象,立足于地方社会与民生视角,正面考察该地水利、农业、商业、盐业及百姓生活情状等历史面相,清晰呈现地区经济面貌的具像图景与变迁轨迹,藉以提炼影响下河经济演变的诸种要素,追问形塑该地经济格局的根由。最后以下河为个案,试就帝制后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稍作申说。大致结论为:明中叶以来下河水利环境的恶化是国家政策逐步推演实践的结果。明代治黄以保运为先,造成淮河入海通路被侵占,遂使淮扬运道、祖陵与下河地区同罹水患。鉴于祖陵、运道对皇室与国计的特殊意义,下河被迫成为排泄区。清廷虽曾积极救治下河水利,却未能变更下河作为排泄区的角色设定,主要原因在于固守保运通漕政策,而缺乏稳定的资金投入能力及有效的统筹管理机制,则进一步削弱了下河水利的治理效能。由于水利环境难以根本改善,灾伤频发,使得作为下河主导产业与经济命脉的农业生产面临着巨大阻碍,具体表现在田地大量损毁、耕作效率低下、种植制度与节奏变动引发的产能减损、再投入能力弱化等多个层面。就农业收成评估,晚明多属欠年,清代黄河北徙前欠年亦占据近半光景,下河农业根基被彻底动摇。下河发达的内外交通网络,为商品流通与贸易开展提供了便捷条件,商业得以发展。但其发展也面临着运河商贸波动、商品附加值低、商品生产缺乏稳定性等限制性因素。尤其是生产稳定性的缺乏直接导致了下河商品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的双重萎缩,商业发展只能更多地倚赖交通优势带来的规模性商品流通与人员集聚形成的强劲消费。这不仅导致下河经济与商业活动空间龟缩一隅,也放大了商业发展的潜在风险。下河部分人口、土地资源被规定用作盐业生产,但在国家政策框架下,下河百姓却难以从盐业中获利。无论是“食盐”还是“肩挑背负”政策,皆属蝇头微利;盐商通过善举将部分盐利分润于下河,但却不构成对下河经济的有效“反哺”;下河百姓以及外来人群的勾连贩私,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地秩序的稳定。从付出与回报角度考量,盐业并不因下河“所有”而构成天然的优势发展资源。资源对于资源所在地的意义主要取决于国家对资源的利用与分配机制。由明入清,下河百姓承担的赋、役负担皆有所减轻。依托于宽广的水面,以及河工、盐业、漕运释放出来的工作机遇,失地百姓尚有多种谋生途径可供选择,但大多数生活贫苦。国家的蠲赈举措虽能缓解灾伤引发的民生伤害,却无力兜底因政策性致灾造成的民生窘境,亦无法扭转下河整体衰败、贫困的命运。下河士绅曾力图改变地方的生存窘境。在水利方面,他们虽明了致灾缘由并有所申说,但却深知事涉国计,并未对国家泄水行为本身进行强烈抗拒,终难达成整体改善水利的目标。赋税减免的努力成效则基本取决于国家财力是否许可。可见下河士绅面对水利环境恶化及由此引发的地方窘境及衰变命运,实属无能为力。整体而言,环境、国策与地方士绅构成了理解下河经济演变的要素。环境是下河经济演变的基础。该地交通、稻作、盐业等优势皆基于环境生成,这既构成了下河经济演变的底色,也成为国家与下河发生关联的背景条件。下河因运道、盐业与国家经济密切关联,成为国家财赋的核心承载区域,这让下河经济演变在环境禀赋之外,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下河因保运政策被迫成为泄水区,农业因之衰败,地区经济失去了自主造血的能力。基于漕运政策带来的商品流通与人员集聚带动了商业的勃兴,但同时泄水也让下河失去了强大的商品生产能力,难以充分利用交通优势构筑起广泛的商品交流,商业繁兴局促一隅。最终,基于国家政策形成的局部商业繁荣与政策性泄水引发的下河农业衰败交织共存,构成了地方经济发展的两层皮现象。下河被规定为盐业生产提供资源,但却被排斥在盐利分配格局之外,纯然成为盐课提取地。而维护运道及驿递供给则给下河百姓带来了极大负担。另一方面,国家治水形成的间歇性水文环境改善、漕盐运带来的谋生机会以及国家的积极蠲赈举措,则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农业衰败引发的生存危机,社会秩序得以稳定。但国家政策造成的消极恶果与积极成效不可等量齐观,毕竟在国家政策的作用下,下河百姓陷于普遍贫困,地区经济也因此衰败沦落。国家的积极作为只是履行维系地方秩序、保障民生最低生存底线的职责,而非助力地方摆脱贫困状态。下河士绅试图改善地方生存窘态,然收效甚微,根本无力左右该地的经济面貌与发展态势。对明清下河经济而言,国家政策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下河的历史演变,构成了帝制时代基于国家政策与行为所引发的社会经济变迁的典型个案。这提示区域经济受制于国家大的经济结构,多扮演国家既定性经济角色,本身并不具备脱离国家而独立演进的能力与途径,所以区域史研究需放置于全国性经济结构中进行审视,充分考量“国家”要素。下河士绅在地方事务中发挥的自主性与能动性有限,并未表现出对地方的支配性影响,下河因此绝非“士绅社会”。如此,在对帝制后期国家与社会关系解读时,既不可强行谋求统一的解释模式,也不可将单一区域模式推演、默认成全国模式。至于何为帝制后期地方社会的支配力量,可能还需更多的个案呈现,方能周至论说。
刘子赫[8]（2019）在《人类解放视域下的马克思正义观探析》文中提出在漫长的人类思想史上,无数哲人都曾经对正义进行过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尝试,直至今天,正义问题在国内外学术界仍然是一个从未休止过的争论话题。虽然马克思没有专门探讨正义概念本身的内涵,但马克思的正义概念展现的是一系列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有机统一,它几乎遍及马克思早晚期的主要着述中。马克思正义观的产生有着丰富的思想源泉,他批判继承了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正义观念。与前人不同的是,马克思认为正义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不同的生产方式等条件下,会形成不同的正义观。也就是说,正义的观念和内涵始终在嬗变,受到生产力发展状况的重要影响。因此,马克思认为正义与否主要体现为与生产方式的发展方向是否相一致,形成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载体的马克思正义观。马克思认为,人类的根本正义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这种发展需要而且只能在共产主义中得到实现。作为一种价值观念的正义概念,它归根结底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和阶段的具体的历史的产物。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是马克思正义观批判的对象,马克思所追求的正义是人类社会的理想之一,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消灭“剥削”、“掠夺”、“盗窃”等非正义的社会现象,其最终目标是人类解放。所以,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包含着具体的、历史的正义原则和正义观念,是理性尺度和价值尺度的有机统一。马克思正义观的形成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马克思正义观的萌芽时期,马克思在这一时期从资产阶级政治解放批判走向市民社会批判,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虽然仍旧遵循着黑格尔的理论逻辑展开,但是其中却透露出不同于同时期学者对自由和对正义的独到见解,蕴藏着自由主义正义观的萌芽;在《莱茵报》时期,经历了对物质利益和无产阶级利益的重新思考,形成了自由主义正义观;在《德法年鉴》中形成了人本主义正义观,意识到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局限性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重要意义。第二个阶段是马克思正义观的形成时期,马克思从巴黎时期开始关注异化劳动和私有制问题,在此阶段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和革命实践两个维度对正义思想进行探索。第三个阶段发展时期,马克思正义观在实践哲学和唯物史观的维度上全面确立起来,马克思正义观以《资本论》为标志走向成熟,将马克思正义思想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马克思正义观具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马克思正义观始终坚持与人类解放相统一,二是马克思正义观始终坚持与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相统一,三是马克思正义观始终坚持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相统一,四是马克思正义观始终坚持与从实践出发相统一。马克思正义观的具体内容主要体现在生产正义、分配正义、发展正义和政治正义。从分工与世界分工中的正义、世界历史过程中的正义和共产主义中的正义三个维度。通过列举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家对正义观的不同阐释路径,可以发现具有典型代表的主要有恩斯特·拉克劳和查特尔·墨菲的民主正义观、罗伯特·诺齐克的占有正义观、阿克塞尔·霍耐特的承认正义观,他们虽然试图对马克思正义观进行批判、补充或者超越,然而却仍然存在不少理论缺陷。一方面,他们没有关注到生产领域的正义问题,仅从程序、民主、占有、承认等视角阐发正义观,实质上带有避重就轻的嫌疑,仍然将资本主义私有制当作无需置疑的合理的理论前提,没有探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非正义性,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领域中存在的非正义问题;另一方面,他们的正义观虽然丰富和发展了人类对正义观的研究成果,但始终无法从根本上发掘和解决导致非正义现象存在的根本原因,没有达到马克思正义观的思想批判深度和人类解放立场高度。从当代西方学者对马克思正义观的态度来看,主要可分为艾伦·伍德的马克思反对正义说、齐雅德·胡萨米的马克思赞成正义说、约翰·罗尔斯、诺曼·杰拉斯、柯亨的马克思正义观自相矛盾说。而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正义观的当代回响,主要围绕三个问题来进行的:马克思正义观是价值判断还是事实判断、资本主义剥削正义与否、按劳分配正义与否,通过对这三个问题的研究,笔者认为,马克思正义观既是价值判断也是事实判断,是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有机统一;抽象地讨论资本主义剥削正义与否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才能实现真正的正义;按劳分配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来说是正义的,对于未来共产主义分配制度是非正义的。马克思正义观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当代启示。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马克思正义观的实践和探索,马克思正义观与抽象空洞、虚伪无力的资本主义正义观具有本质上的不同。中国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成了让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任务,用实际行动践行了马克思正义观。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体现了生产正义性,马克思正义观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生产领域的正义性,生产领域的正义性主要体现在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体现了分配正义性,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所以采取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主要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主义社会人们劳动差别的客观存在决定的。我国现阶段的分配制度,充分体现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和践行马克思正义观的客观需要。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对马克思正义观的自觉践行。没有任何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完全相同的,对政治制度的优劣好坏不能抽象地评判,好与不好必须结合特定的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分析,最重要的还要听从人民的评判、尊重人民的选择。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是有机统一的。只有将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有机统一起来,才能确保所有公民获得真正的公平正义,法律才拥有了真正的正义性和权威性。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对权力进行约束具有正义性,正义的体现就是要通过权力的相互制约和相互监督,使让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应有的权利,行使自己的义务。最后,马克思正义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肥沃土壤中生根发芽。马克思正义观引领了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实现社会治理中的公平正义。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正义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基础。
陈沫[9]（2019）在《民本主义与法治精神的融合 ——黄宗羲政治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黄宗羲是古代中国第一个对封建君主专制进行猛烈抨击,并提出整体性改革方案的政治思想家。他政治思想的形成,既得之于他对历史兴衰变化和明朝亡国教训所进行的深刻地反思,也得之于他本人切身经历过的政治实践活动。他所处之明末清初时期,是由于政治腐败、异族入侵造成的所谓“天崩地解”、朝代更替的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他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对君主专制政体的弊端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力求在此基础上探索和建立一种具有高度民本主义和法治精神的政治制度。本文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运用文献研究、历史分析与哲学思辨相结合的方法,将黄宗羲重新置于他所处之历史环境中,在明确其政治思想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厘清其内在逻辑关系,在与其他政治思想家相关思想的比较中阐发其政治思想的主要特征,揭示其政治思想所具有的理论价值、理论局限与现实意义。黄宗羲认为,当时社会政治弊端的根源在于君主的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的制约,缺少一个能体现“王在法下”的法治精神的民主政体。在他看来,人类社会初期既没有国家政府也没有君主,但人们可以享有天赋的自然权利。人们为了保障自己的合法权利,才甘愿建立起国家政府,进而推举出君主;君主应当是一个能保障民众之公利的“舍弃自身利益的辛苦之人”。而“三代之后”君主专制的社会里,君主反而成了天下民众的主宰,黄宗羲进而深入思考与批判了专制君主对民众公利的侵占。他指出封建君主罢黜宰相,将集权归于一身的行为是对官制合理性的极大破坏。不仅如此,封建君主还以“君臣大义”施压于知识分子,使他们丧失了儒家传统的政治抗议精神,造成了人格的扭曲。黄宗羲最杰出的着作非《明夷待访录》莫属,该书也被认为是中国的《人权宣言》。他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和详尽阐发了其体现着民本主义和法治精神的政治改革构想,包括以法治制约君权,使学校具有立法参政权,改革土地及军事制度,推广全民教育等。他所构建的这一体现着民本主义与法治精神的政治体制,堪称是他对那个时代所作出的最具独创性的贡献。他的一些具体政治改革措施虽然在当时无法实现,但无疑也是具有极大合理性和现实可行性的。黄宗羲的政治思想虽然被视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民本主义思想的巅峰,但也不可避免的存在着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他理想中的政治模式是圣王依靠宰相与士人阶层的辅佐对国家进行统治,走的还是上层精英治国之路。他试图以法制对君权加以限制并对士人阶层的权利予以扩大化,他的政治改革构想本质上还是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改良。作为中小地主阶级和市民阶层的代言人,他在整个政治改革构想中并没有真正赋予普通庶民以政治权利。即便是最贴近庶民政治的郡县学官制度,能够参与地方政事的主体还是士人与缙绅,作为民本思想主体的普通庶民在其中还是没有得到参政议政的资格。黄宗羲对庶民有着深切的同情与关怀,却没有更多的认同感,他也认识不到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他将江山社稷的兴衰系于圣王与圣贤所具有的先验性的学识和道德之上,这实在是对道德主体自觉性的过分夸大,所以说他在历史观上也存在唯心主义倾向。黄宗羲的政治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他的政治思想是清末经世派和早期维新派推行改革的理论依据,也是维新派倡导民权运动的原动力,其后又成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民主革命的思想武器。在新时代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充分挖掘黄宗羲政治思想中所蕴含的宝贵理论资源,对我们现今的民主政治建设、法治及德治建设以及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方面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
沈传河[10]（2020）在《清代墨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墨学兴盛于先秦,秦汉以降趋于长久地衰微,直到清代才逐渐复兴,并于清末民初达到高潮。墨学作为中国轴心时代富有原创性的文化成果,虽然历年久远,但至今仍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清代墨学成就空前,影响重大,它是中国墨学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至今,其诸多方面仍值得研究,值得借鉴,以服务于当代的墨学研究,服务于当代的学术文化建设。清代以前的墨学亦值得关注,值得探究。中国墨学史的构成值得辨析与区分。中国墨学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墨家之学（墨学）,一类是对墨家之学的研究（墨学研究）。与之相应,中国墨学史也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墨家学术发展史（墨学史）,一类是对墨家学术的研究史（墨学研究史）。这种区分对于阐释中国墨学史、解释墨学的消亡与复兴等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孟子辟墨与韩愈的“孔墨相用”说,同样是中国墨学史上值得关注的问题。本论文主要以清代墨学即清人治墨为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清代墨学的宏观考察、各期重点个案研究、对清代墨学的批评与评价等。对清代墨学的总体考察,主要考察清代墨学的分期、基本特征、研究方法嬗变等。整个清代墨学史,可分为前期（1644—1735）、中期（1736—1820）、后期（1821—1911）三个阶段。清代墨学的基本特征,主要有:以文本校释为主,以义理阐释为次;研究方法以传统的朴学方法为主,但新兴的理论阐释的方法亦非常重要;治墨的目的,从使《墨子》可读易读到以墨学经世致用;实际儒墨关系的变化影响着清代墨学的起伏兴衰。清代墨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编选之法、朴学的方法、来自西学的理论阐释方法,而每种方法又各有其历时的嬗变过程。清代前期,为清代墨学较为艰难的发轫期。治墨学人主要有傅山、马骕、陈梦雷等。傅山首开清人治墨之风气,对墨学多有研治,既有文本的校释,亦有义理的阐发,总体上体现出融会通活的特点。傅氏现存的治墨着述主要有《墨子校注》、《墨子大取篇释》、《墨子经简注》、《墨子小取篇简注》等,其中以《墨子大取篇释》尤为着名。马骕撰《绎史》,其中辑有《墨翟之言》。该篇编选包括《墨子》在内的先秦两汉典籍中的部分涉墨篇章,以展现墨子等人的言论思想。更为重要的是,编选之中,编选者对儒家辟墨有所回避,而对墨子、墨学实际上有所辨正、有所袒护甚至是有所褒扬。陈梦雷等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其中有《墨子部》一部（亦称《墨子汇考》）,它分类编纂历代墨学资料,并于编纂中蕴含着编纂者个人的思想倾向,如对儒家批墨的倾向有所规避,而对学界挺墨的倾向有所支持等。清代中期,为清代墨学十分重要的发展期。治墨学人主要有毕沅、汪中、王念孙、张惠言等。毕沅集众人之力而撰成《墨子注》,成就很大,影响很大。《墨子注》以明《道藏》本《墨子》为底本,校注全书,使《墨子》初步可读,并撰有《原目》、《篇目考》、《佚文》等。毕氏还发现了《墨经》的旁行读法,推动了对《墨经》错简的整理。汪中治墨尤勤,曾前后三遍校勘《墨子》,撰成《墨子校本》,并撰有《墨子表微》,惜皆亡佚,今仅存《墨子序》、《墨子后序》。汪氏推崇墨学,积极倡导墨学,反对孟子辟墨,大胆为墨子辩诬,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论争。王念孙父子低调治墨,只治《墨子》文本,不涉墨学义理。王氏以朴学治墨,对《墨子》多有校释,用力精审,创获甚多,对《墨子》文本校理贡献很大。张惠言是一位坚持辟墨的治墨者。张氏主要研治《墨经》四篇,撰成《墨子经说解》一书。该书“引说就经”,各相比附,使文本朗然可视,其中的校注亦颇多精见,多有创获,成果后多为《墨子间诂》所吸收。清代中期,墨学日益兴盛,围绕孟子辟墨引发了一场较为激烈的学术论争,有人抑孟挺墨,有人辟墨挺孟,论争一直延续到清代后期。其中以汪中、翁方纲的冲突尤为尖锐。这种学术论争,反映了传统儒墨关系的新变化,反映了清代文化启蒙的一种趋向。清代后期,为清代墨学全面繁荣的高潮期。治墨学人主要有苏时学、俞樾、孙诒让、梁启超等。清代后期的墨学,明显沿着两条路径在不断地展开与发展:一是乾嘉以来的朴学式研究继续推进与拓展,相关着述很多,其中以孙诒让的《墨子间诂》成就最大;二是新兴的理论阐释式研究日益兴盛,渐成主流,实为中国现代墨学的开端,梁启超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人物。苏时学亦是清人治墨之一大家,他勤力治墨,撰有《墨子刊误》一书。该书分条校注《墨子》,多有所得,孙诒让《墨子间诂》对之采用甚多。俞樾踵武高邮二王,积极治墨,对墨学亦有所推崇,撰有《墨子平议》一书。该书逐篇摘引《墨子》文句,或校正文字,或训释字句,或辨正前人旧说,皆多有创获,颇有成就。孙诒让集前贤治墨之大成而撰成《墨子间诂》,成就卓异,影响重大,于墨学界享有盛誉。孙氏治墨,涉及墨学的诸多方面,主要有《墨子》文本校释、墨学义理批评、墨学资料汇编、相关墨学考证等。其中尤以对《墨子》的校勘成就最大。孙氏以毕沅校本为底本,广泛借鉴吸收已有的治墨成果,博采众长,集其大成,历三十年之久,终于撰成墨学名着《墨子间诂》。梁启超的一生,与墨学的关系十分密切。他热爱墨学,推崇墨学,勤力研治墨学,积极倡导传播墨学,力求发掘墨学的现世价值。他不仅以传统的方法治墨,更以新兴的西学方法治墨,实为中国现代墨学之开端。梁氏的墨学着述主要有《墨学微》、《墨经校释》、《墨子学案》等。中国近代墨学的复兴,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墨学研究的复兴,而墨学本身并没有得到多少复兴或发展。这种现象值得分析与批评。清代墨学取得了空前卓着的学术成就,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清人以朴学治墨,精心校释,终于校理出一个几乎人人可读的《墨子》文本。其中以孙诒让的《墨子间诂》贡献最大。其二,清人对历代墨学资料的搜辑与汇编,成就显着。其中以孙诒让成就最大,详见其《墨子间诂》附录部分。其三,清人治墨、崇墨、倡墨,对传统尊儒抑墨的关系结构渐趋解构,至清末民初完全解构。这对于中国近代的思想解放、文化启蒙有着重大的影响。其四,援引西方近现代的思想方法来治墨,开创并确立了墨学研究的新范式,实际上也就开启了中国现代墨学研究的新历程。清代墨学对于中国墨学的发展、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乃至实际社会人生的演进,均有着重要的价值意义。
二、关注价格正当其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注价格正当其时（论文提纲范文）
（1）《扬州画舫录》画舫风物探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缘起 |
| 二、研究范畴、对象与相关概念界定 |
| 三、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方法与论述思路 |
| 第一章 《扬州画舫录》文献诠释 |
| 第一节 画舫录记 |
| 一、李斗生平 |
| 二、行旅历程 |
| 三、文心会友 |
| 第二节 历史背景 |
| 一、城池水系 |
| 二、盐商富庶 |
| 三、文化繁荣 |
| 四、天子南巡 |
| 五、社会风尚 |
| 六、方志编修 |
| 第三节 文献述考 |
| 一、版本辑要 |
| 二、版本考订 |
| 三、辑录实例 |
| 四、佐证考辩 |
| 第二章 画舫前缘——画舫陈迹演变探寻 |
| 第一节 “舫”的解字 |
| 一、“水”与“舟”的哲学 |
| 二、“方”“舟”解字 |
| 三、“舫”的象形会意 |
| 第二节 “舫”的由变 |
| 一、从“并木”到“并舟” |
| 二、“双体画舫”的产生 |
| 三、“舫”的内涵转变 |
| 第三节 画舫遗存 |
| 一、实物遗存 |
| 二、图像遗存 |
| 第四节 外籍载录 |
| 一、外籍友人访华游记 |
| 二、中外游船比较 |
| 第三章 扬州画舫——“画舫”的百态生活 |
| 第一节 扬州“舫”源 |
| 一、驳船改造 |
| 二、当地制造 |
| 三、域外引进 |
| 第二节 名号牌匾 |
| 一、画舫雅称 |
| 二、画舫舫扁 |
| 第三节 功能种类 |
| 一、座船与水上交通 |
| 二、御舟与天子南巡 |
| 三、酒船与湖上盛宴 |
| 四、灯船与湖上夜游 |
| 五、花船与扬州花市 |
| 六、歌船与笙歌戏曲 |
| 七、堂客船与清代女性 |
| 八、妓舸与小秦淮风月 |
| 九、龙船与龙船市 |
| 十、买卖船与湖上商业 |
| 十一、书画船 |
| 第四节 画舫形制 |
| 一、画舫之“形” |
| 二、画舫之“饰” |
| 三、画舫之“具” |
| 第五节 画舫游路 |
| 一、城门水关 |
| 二、画舫码头 |
| 三、景点聚集 |
| 第四章 画舫游事——与游人雅趣的互相映照 |
| 第一节 李斗游记 |
| 一、江园七夕夜游 |
| 二、秋思山房水行避暑 |
| 第二节 游事雅趣 |
| 一、画舫礼仪 |
| 二、画舫娱乐 |
| 三、游事服务 |
| 第三节 画舫交游 |
| 一、诗会雅集 |
| 二、湖上交游 |
| 三、湖上叫化 |
| 第四节 画舫泛游 |
| 一、西湖舟游 |
| 二、秦淮画舫 |
| 三、苏州画舫 |
| 第五章 画舫游“兴”——风物风貌的流变兴衰 |
| 第一节 画舫“市” |
| 一、“市”“会”习俗 |
| 二、花市、庙会与朝山进香游 |
| 三、百业竞驰 |
| 第二节 陆上画舫 |
| 一、造园中的“画舫”记载 |
| 二、从舫居到舫屋 |
| 三、别致陆地游 |
| 第三节 奢靡之游 |
| 一、清扬之“奢” |
| 二、上行下效与炫耀性消费 |
| 三、游宴奢靡 |
| 第四节 画舫禁游 |
| 第五节 画舫游衰 |
| 结语 |
| 附件一: 李斗行旅年谱 |
| 附件二: 《扬州画舫录》版本对照表 |
| 附录三: 《扬州画舫录》记载画舫相关内容一览表 |
| 附件四: 佐证文献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2）古希腊嘉奖外邦代理人法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介绍 |
| 第二节 原始文献 |
| 第三节 近现代研究 |
| 第一章 雅典嘉奖外邦代理人法令 |
| 第一节 背景介绍 |
| 第二节 嘉奖法令 |
| 第三节 个案分析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二章 德尔菲嘉奖外邦代理人法令 |
| 第一节 背景介绍 |
| 第二节 嘉奖法令 |
| 第三节 个案分析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三章 提洛岛嘉奖外邦代理人法令 |
| 第一节 背景介绍 |
| 第二节 嘉奖法令 |
| 第三节 个案分析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四章 伯罗奔尼撒半岛嘉奖外邦代理人法令 |
| 第一节 背景介绍 |
| 第二节 嘉奖法令 |
| 第三节 个案分析 |
| 第四节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中共旅大经济重建研究（1945-195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学术史评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点和难点 |
| 第一章 解放初期旅大经济困境 |
| 第一节 中共旅大政权之建立 |
| 一、“旅大”简介 |
| 二、苏军进驻旅大 |
| 三、中共建党建政 |
| 第二节 历史遗产与新生问题 |
| 一、殖民地城市经济遗产 |
| 二、诸多棘手的经济问题 |
| 第三节 重建经济的挑战 |
| 一、苏军接收后的旅大经济 |
| 二、管理城市经验的稚嫩 |
| 三、不得不考虑的苏联因素 |
| 第二章 保障民生:解决民众基本生存问题 |
| 第一节 整顿粮市和开荒增产 |
| 一、整顿市场以规范粮市 |
| 二、开垦荒地以增加粮产 |
| 第二节 为贫困民众创造就业机会 |
| 一、订购军鞋——为无业妇女谋生计 |
| 二、生产自救——为失业工人找出路 |
| 第三节 调整住宅为民安居 |
| 一、两级分化的居住场所 |
| 二、调剂优劣住房的努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重建工业:民用与军需并重 |
| 第一节 恢复与发展民用工业 |
| 一、工业停废与市场旺需 |
| 二、适时整顿公营和私营工业 |
| 三、民用工业成绩检视 |
| 第二节 发展军工企业满足军需 |
| 一、解放战争提出的新任务 |
| 二、军工企业的贡献与经验 |
| 第四章 商业探索:服务生活与生产 |
| 第一节 整顿畸形繁荣的市场 |
| 一、混乱无序的低端商业 |
| 二、多方整顿成效初显 |
| 第二节 创办消费合作社的新举措 |
| 一、创建与整理 |
| 二、成效与不足 |
| 第三节 促外贸服务生活与生产 |
| 一、贸易对旅大的重要性 |
| 二、促进外贸的举措与成效 |
| 第五章 货币改革:为经济重建护航 |
| 第一节 第一次币改——货币“贴帖” |
| 一、解放前后旅大货币金融状况与问题 |
| 二、货币“贴帖”过程 |
| 第二节 第二次币改——关东币改革 |
| 一、改革的背景 |
| 二、币改经过与问题处理 |
| 第三节 货币改革的影响 |
| 一、对旅大经济的作用 |
| 二、经济之外的多重效应 |
| 第六章 市郊土改:发展农村与服务城市 |
| 第一节 建国前的温和土改 |
| 一、土改的特殊背景 |
| 二、削弱地富土地和调整雇佣关系 |
| 第二节 建国初期的土改深化——土地调剂 |
| 一、进一步土改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
| 二、土地调剂的运作与博弈 |
| 第三节 土地改革成效 |
| 一、旅大农村土改的经济绩效 |
| 二、土改对旅大城市的影响 |
| 结语 |
| 一、旅大经济重建成绩 |
| (一) 经济层面 |
| (二) 经济之外层面 |
| 二、经济重建的经验 |
| (一) 稳固政权是前提 |
| (二) 对苏关系是基础 |
| (三) 工业建设是重点 |
| (四) 宣传动员是推力 |
| (五) 统一战线是法宝 |
| (六) 干部思想是保障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自然生态美学视域下的《管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文献综述 |
| 二、可行性与研究内容及方法 |
| 第一章 《管子》天地宇宙视野下的自然生态理念 |
| 第一节 天地为自然生态之本理念的逻辑层次 |
| 一、天地宙合:自然生态的存在本体 |
| 二、天育阳地化生:自然生态的孕育母体 |
| 三、天地化故从新:自然生态的变化之源 |
| 第二节 以水土为中心自然生态理念的架构 |
| 一、自然生态的多样性及其类别划分 |
| 二、自然生态构成因素之间的相生相克 |
| 第三节 自然生态构成的差异及观照视角 |
| 一、必然性:运动变化角度的审视 |
| 二、模糊性:生命一体化的把握 |
| 三、层次性:生存状态的对比 |
| 第二章 《管子》历法类文献的书写方式 |
| 第一节 五行说为基础的文章架构 |
| 一、《幼官》的不均等切分 |
| 二、《四时》的不均等切分 |
| 三、《五行》的均等切分 |
| 第二节 天象与时节的对应 |
| 一、与太阳相对应的时段 |
| 二、与月亮相对应的时段 |
| 三、与星辰相对应的时段 |
| 第三节 虫类与时节的对应 |
| 一、春季与鸟类相对应 |
| 二、夏季与兽类相对应 |
| 三、秋季与介虫相对应 |
| 四、冬季与鱼类相对应 |
| 五、五和时节与倮类相对应 |
| 第四节 五音与时节的对应 |
| 一、《管子·地员》篇五音之数的数理依托 |
| 二、《管子·地员》篇五音与时季对应呈现的数字模型 |
| 第三章 《管子》以水土论民性及相关文献对比 |
| 第一节 《水地》篇以水性论民性的客观依托及逻辑预设 |
| 一、《水地》篇对各地水性及相应水系自然生态的表述 |
| 二、水性与民性相贯通的思维机制及历史依托 |
| 三、以水性论民性的逻辑预设及因果关系的虚拟 |
| 第二节 《地员》篇以土性论民性的体系建构及书写特点 |
| 一、对五粟之土的记载 |
| 二、对五沃之土的叙述 |
| 三、对五位之土的书写 |
| 四、条目的体系构建、生存理念及书写特点 |
| 第三节 《吕氏春秋》《大戴礼记》《周礼》的以水土之性论民性 |
| 一、《吕氏春秋·尽数》以水性论人的形体样态 |
| 二、《大戴礼记·易本命》以土壤属性论人的形体样态 |
| 三、《周礼·大司徒》的以自然地理环境论述人的形体样态 |
| 第四章 《管子》自然资源开发与生态效应的表达 |
| 第一节 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科学理念及表述方式 |
| 第二节 对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所作的调遣 |
| 一、以质论价的草木开发 |
| 二、环节周密的海盐买卖 |
| 三、国家垄断的矿产利用 |
| 四、科学合理的水利调配 |
| 第三节 以自然资源开发为筹码的政治博弈 |
| 一、共工氏水害与蚩尤造兵器 |
| 二、石碧谋、菁茅谋 |
| 三、柴谋、鹿谋、狐白谋 |
| 第四节 自然资源开发的负面生态效应 |
| 一、远古自然生态的破坏及评价 |
| 二、受经济杠杆驱动的自然资源开发及其负面生态效应 |
| (一)破坏生态的猎兽策 |
| (二)竭泽而渔的捕鱼策 |
| (三)利弊参半的剪枝策 |
| 第五章 《管子》生态理念与措施的齐文化特征 |
| 第一节 自然生态保护理念生成的现实根据 |
| 一、建都立国的依托 |
| 二、国家财用的保障 |
| 三、行军作战的支柱 |
| 第二节 自然生态保护理念及具体措施 |
| 一、自然生态保护理念 |
| 二、自然生态保护禁令的时节及所涉对象 |
| (一)无杀麑夭的春季禁令 |
| (二)毋杀飞鸟的夏季法规 |
| (三)严禁采矿的冬季政令 |
| 三、自然生态管理的职官名称 |
| (一)虞师之称的概指与具体构成 |
| (二)齐国自然生态保护职官的名称 |
| 第三节 齐地自然生态的特征及相关禁令、职官的针对性 |
| 一、《史记》《汉书》有关齐地自然生态的记载 |
| 二、《管子》对齐地自然生态的多维呈现 |
| 三、齐地自然生态保护措施独特性的成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5）民国上海纸商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纸商业的发展进程 |
| 第一节 纸商业的缘起 |
| 一、客商经营土纸贸易的传统 |
| 二、旺盛的纸张需求与商业机会 |
| 三、交通优势与纸张集散中心地位的形成 |
| 第二节 纸商业发展的三个时期 |
| 一、1912-1925:土纸独盛、洋纸初兴发展时期 |
| 二、1925-1937:土纸与机纸全盛发展时期 |
| 三、1937-1949:土纸与机纸曲折发展时期 |
| 第三节 纸商业的分布、资本等级与组织 |
| 一、分布格局的演变 |
| 二、资本等级与组织 |
| 第二章 纸商业的市场经营 |
| 第一节 纸张经营的种类与用途 |
| 一、土纸种类与用途 |
| 二、机纸名称与应用 |
| 第二节 纸张的购销形式 |
| 一、采购 |
| 二、销售 |
| 第三节 营销策略 |
| 一、品牌建设 |
| 二、商业广告宣传 |
| 三、良好的服务态度 |
| 第四节 纸商业市场经营的动态分析 |
| 一、纸商业市场竞争格局的演变 |
| 二、洋纸销售的历史作用 |
| 第三章 纸商业从业群体与同业组织 |
| 第一节 纸商业从业群体分析 |
| 一、经营者与职工的概况 |
| 二、职员薪酬与福利待遇 |
| 三、劳资关系 |
| 第二节 纸商业同业组织 |
| 一、历史沿革 |
| 二、内部组织机构设置 |
| 三、组织运营管理 |
| 第三节 职责与社会功能 |
| 一、维护同业利益、增进共同福利 |
| 二、协助政府进行行业治理 |
| 三、参与社会救济 |
| 第四章 纸张统制与纸商业的发展 |
| 第一节 纸张统制的举措及影响 |
| 一、日伪战时纸张统制及其政策 |
| 二、解放战争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的用纸管理 |
| 第二节 对纸张统制的评价 |
| 第三节 资源与权力:“物”纸背后的政治象征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1992）中国侨务政策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旨趣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研究旨趣 |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说明 |
| (一) 时间跨度选取 |
| (二) 中国侨务政策 |
| 1. 政策对象 |
| 2. 政策内容 |
| 三、研究现状及理论背景 |
| (一) 研究现状 |
| 1. 系统全面的梳理侨务政策体系及思想理论 |
| 2. 某一领域侨务政策的发展历程和演进情况 |
| 3. 关于各类具体侨务政策的执行情形的研究 |
| 4. 落实侨务政策对地方发展变迁影响的研究 |
| (二) 理论背景 |
| 四、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1. 历史文献分析法 |
| 2. 社会史研究方法 |
| 3. 口述史研究方法 |
| 五、本文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改革开放之前侨务政策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之前侨务政策的主要内容 |
| 一、吸引海外知识分子回国报效 |
| 二、成立运行侨务工作机构组织 |
| 三、土地改革中考虑侨胞特殊性 |
| 四、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 |
| 五、鼓励侨胞兴学捐赠 |
| 六、妥善安置归国华侨 |
| 七、辅导华侨回国投资 |
| 八、大力保护争取侨汇 |
|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期间侨务政策遭冲击破坏 |
| 一、海外侨务工作被否定 |
| 二、侨务机构组织被撤销 |
| 三、归侨侨眷被歧视迫害 |
| 四、侨捐侨资工作的倒退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之后侨务政策的恢复调整 |
| 第一节 侨务领域的“拨乱反正” |
| 一、驳斥“海外关系复杂论” |
| 二、“建庙”与“请菩萨” |
| 第二节 侨务政策内容的调整 |
| 一、侨务政策的关涉范围更为全面细致 |
| 二、侨务政策的重心更加倾向经济工作 |
| 第三节 国内侨务政策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 |
| 一、国内侨务政策制定的基本原则 |
| 二、全面恢复归侨侨眷的政治权利 |
| 三、保障归侨侨眷的合法经济权益 |
| 四、鼓励归侨侨眷同海外正常联系 |
| 五、推进华侨农场经济体制的改革 |
| 第四节 国外侨务政策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 |
| 一、国外侨务政策制定的基本原则 |
| 二、积极保护保障华侨的正当权益 |
| 三、发扬海外侨胞爱国爱乡的传统 |
| 四、促进华侨华人之间的团结互助 |
| 五、鼓励华侨自愿加入住在国国籍 |
| 六、教育华侨遵守尊重当地法律习俗 |
| 七、协助华侨华人发挥“桥梁”作用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侨务政策执行所反映出的社会变迁 |
| 第一节 侨务政策落实带来的社会关系调整 |
| 一、落实政策的“不得刁难” |
| 二、适当照顾是否“开后门” |
| 三、“调动”一切积极力量 |
| 第二节 广东福建落实侨房退还的社会影响 |
| 一、侨房退还问题的历史成因 |
| 二、侨房退还政策执行的难度 |
| 三、侨房退还工作的显着成效 |
| 第三节 一桩纠结的侨房退还案的政策因由 |
| 一、政策“鼓励”下的申诉 |
| 二、政策执行上的“无奈” |
| 三、久拖未决中的“困惑”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发挥侨务政策优势与助推经济发展 |
| 第一节 发挥“侨”的作用来搞活经济 |
| 一、“发展才是硬道理” |
| 二、“门路要多一点” |
| 三、“不要丧失机遇” |
| 第二节 如火如荼发展起来的“侨”企 |
| 一、举足轻重的侨资企业 |
| 二、蓬勃兴起的侨属企业 |
| 三、紧跟政策的自办企业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侨界的政治参与程度及其影响效度 |
| 第一节 侨界与统一战线工作 |
| 一、华侨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颇有渊源 |
| 二、侨界是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力量构成 |
| 三、侨胞积极推进祖(籍)国的统一大业 |
| 第二节 民间外交的重要力量 |
| 一、正视侨务工作的外交特性 |
| 二、华侨华人与中美关系改善 |
| 三、华侨华人的影响日益增强 |
| 第三节 侨界参政议政的选择 |
| 一、政治环境的认知差异 |
| 二、制度机制的有效保障 |
| 三、文化情感的认同归属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环境、国策与民生：明清下河区域经济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 研究时段与“下河”概念界说 |
| 三 研究现状综述 |
| 四 研究框架及内容 |
| 五 文献系统 |
| 第一章 晚明下河地区的经济转衰 |
| 一 明中叶以前下河发展的优、劣势——基于环境的考察 |
| 二 下河由盛转衰的时间节点及缘由 |
| (一)明中前期的经济恢复 |
| (二)下河地区的衰败:时间节点及原因 |
| 三 晚明下河水害的生成机制 |
| 小结 |
| 第二章 国计与民生:清代下河水利问题的延续与治理 |
| 一 明末清初下河水利失治 |
| 二 下河水利治理历程:康熙二十三年至雍正年间 |
| 三 下河水利治理历程:乾隆至嘉道年间 |
| 四 国策、财力与管理机制:下河水利治理成效的影响因素 |
| 余论 |
| 第三章 难尽地力:水利“不治”、灾伤与下河农业根底的损毁 |
| 一 清代下河灾伤的数理统计及分析 |
| 二 灾伤与下河农业生产 |
| (一)耕地面积与使用率 |
| (二)农业生产与投入 |
| 三 下河农业收成评估 |
| 小结 |
| 第四章 交通、商业发展与下河经济 |
| 一 发达的内外交通条件 |
| (一)下河内部的水陆交通网络 |
| (二)下河的对外交通线路 |
| 二 下河地区的商品生产与流通 |
| (一)商品生产与售卖 |
| (二)下河商品的集散模式 |
| 三 基于杂税、市镇看下河地区的商业发展 |
| (一)杂税税额变动 |
| (二)市镇的数理统计及解读 |
| 四 下河商业发展的限制性因素 |
| (一)运河贸易本身受到诸多限制 |
| (二)下河商品的低附加值 |
| (三)农业收获量的起伏不定 |
| 小结 |
| 第五章 蝇头微利:盐业与下河社会 |
| 一 灶户与荡地的管控 |
| (一)灶户的佥派与管控 |
| (二)荡地的管控 |
| 二 地方的盐利分配(上):二府食盐 |
| (一)明代淮扬二府的盐业政策 |
| (二)清代淮扬二府的盐业政策 |
| 三 地方的盐利分配(下):肩挑背负 |
| 四 盐商资本的使用与地方社会 |
| (一)资金使用项目与地域空间分布 |
| (二)对商人捐输报效行为的解读 |
| 五 私盐贩卖与地方秩序 |
| 小结 |
| 第六章 下河百姓的赋役负担及生存状态 |
| 一 折银、雇募与劳役负担 |
| (一)运河维护 |
| (二)驿站负担 |
| 二 晚明以来下河百姓的赋税负担 |
| (一)晚明下河赋税沉重 |
| (二)清代田赋加增与蠲免的常态化 |
| 三 下河百姓的谋生途径与生存境遇 |
| 四 灾伤下的民生惨状 |
| (一)人口死亡、买卖与流徙 |
| (二)灾荒赈济与百姓生活 |
| 小结 |
| 第七章 下河士绅改变生存窘态的努力及成效 |
| 一 改善水利环境的主张与实践 |
| (一)减轻上游来水的努力 |
| (二)排泄来水:下河水网与海口的开浚 |
| (三)下河水利治理的系统方案举要 |
| 二 轻减赋税的努力——以晚明泰州与兴化为例 |
| (一)泰州赋税减免的努力 |
| (二)兴化粮额调整及改折努力 |
| 三 下河士绅的作用申说 |
| 结论 |
| 一 明清下河经济变迁的历史面貌 |
| 二 下河经济变迁的要素解析 |
| 三 下河个案所见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
| 附录 |
| 一 明清下河水、旱(蝗)、潮(江、海)灾统计及蠲赈一览表 |
| 二 清代下河农业收成统计资料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8）人类解放视域下的马克思正义观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正义概念辨析与西方正义观的历史变迁 |
| 第一节 正义概念辨析 |
| 一、正义的内涵 |
| 二、正义与公正、公平的联系和区别 |
| 三、平等和自由是正义的两大核心价值 |
| 第二节 马克思之前西方正义观的历史演进 |
| 一、以伦理价值观为中心的古代正义观 |
| 二、以上帝崇拜为中心的神学正义观 |
| 三、以自由、平等为中心的近代正义观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马克思正义观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马克思正义观的形成过程 |
| 一、萌芽时期:从资产阶级政治解放批判走向市民社会批判 |
| 二、形成时期:对私有制和异化劳动的批判迈向人类解放 |
| 三、成熟时期:透彻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正义观 |
| 第二节 马克思正义观的基本特点 |
| 一、马克思正义观始终坚持与人类解放相统一 |
| 二、马克思正义观始终坚持与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相统一 |
| 三、马克思正义观始终坚持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相统一 |
| 四、马克思正义观始终坚持与从实践出发相统一 |
| 第三节 马克思正义观的具体内容 |
| 一、生产正义 |
| 二、分配正义 |
| 三、发展正义 |
| 四、政治正义 |
| 第四节 马克思正义观在世界历史理论中的体现 |
| 一、分工与世界分工中的正义 |
| 二、世界历史过程中的正义 |
| 三、共产主义中的正义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马克思正义观的当代回响 |
| 第一节 西方学者对正义观的解读 |
| 一、恩斯特·拉克劳和查特尔·墨菲的民主正义观 |
| 二、罗伯特·诺齐克的占有正义观 |
| 三、阿克塞尔·霍耐特的承认正义观 |
| 第二节 西方学者对马克思正义观的争论 |
| 一、艾伦·伍德的马克思反对正义说 |
| 二、齐雅德·胡萨米的马克思赞成正义说 |
| 三、约翰·罗尔斯、诺曼·杰拉斯、柯亨的马克思正义观自相矛盾说 |
| 第三节 中国学界对马克思正义观的争论 |
| 一、马克思正义观是价值判断还是事实判断 |
| 二、资本主义剥削正义与否 |
| 三、按劳分配正义与否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马克思正义观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代启示 |
| 第一节 马克思正义观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马克思正义观的自觉践行 |
| 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生产正义性 |
| 三、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正义性 |
| 第二节 马克思正义观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对马克思正义观的自觉践行 |
| 二、法治建设中的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的有机统一 |
| 三、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权力约束正义性 |
| 第三节 马克思正义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肥沃土壤中生根发芽 |
| 一、马克思正义观引领体现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二、马克思正义观促进实现社会治理中的公平正义 |
| 三、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正义观 |
| 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基础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民本主义与法治精神的融合 ——黄宗羲政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意义 |
| 1.1.1 黄宗羲其人 |
| 1.1.2 选题依据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状况 |
| 1.2.2 国外研究状况 |
| 1.2.3 对国内外研究状况的评价 |
| 1.3 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 1.3.1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2 论文框架结构 |
| 2 黄宗羲政治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与理论渊源 |
| 2.1 黄宗羲政治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
| 2.1.1 明末清初鼎革易代 |
| 2.1.2 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及缓慢发展 |
| 2.1.3 传统思想文化的嬗变与启蒙思潮的兴起 |
| 2.2 黄宗羲政治思想的理论渊源 |
| 2.2.1 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与民本主义 |
| 2.2.2 方孝孺的民本思想与对君主专制的批判 |
| 2.2.3 王阳明心学之主体性思想 |
| 3 黄宗羲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 |
| 3.1 专制君主对人民权利的侵夺 |
| 3.1.1 君权之起源及其正当性 |
| 3.1.2 君权背离之批判 |
| 3.2 专制君主对官制合理性的破坏 |
| 3.2.1 专制君主对相权的侵夺 |
| 3.2.2 胥吏与宦官之弊端 |
| 3.3 专制政体对知识分子与思想学术的压迫与阻滞 |
| 3.3.1 专制政体以“君臣大义”对知识分子进行压迫 |
| 3.3.2 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和思想学术的压抑与阻滞 |
| 4 黄宗羲民本主义与法治精神相结合的政治改革构想 |
| 4.1 以法治制约君权 |
| 4.1.1 专制之法乃“非法之法” |
| 4.1.2 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
| 4.2 学校双重行政职能之构建 |
| 4.2.1 使学校参与立法 |
| 4.2.2 以学校制约行政权力 |
| 4.3 改革科举制度以选贤任能 |
| 4.3.1 对科举制度的历史审视 |
| 4.3.2 选贤任能的“取士八法” |
| 4.4 改革军事制度以加强区域自治及富国强兵 |
| 4.4.1 设置方镇以抵御夷狄及制衡皇权 |
| 4.4.2 改革兵役制度以富国强兵 |
| 4.5 以制度保障民众生存与受教育之权益 |
| 4.5.1 民众生存权益之保障 |
| 4.5.2 民众教化方式之变革 |
| 5 对黄宗羲政治思想的评价 |
| 5.1 黄宗羲政治思想的理论价值 |
| 5.1.1 对传统君臣伦理观之超越 |
| 5.1.2 对政权合法性的诉求和对君主权力再分配的改革构想 |
| 5.1.3 民本的极致与民主的萌芽 |
| 5.1.4 对家国天下之再认识 |
| 5.2 黄宗羲政治思想的理论局限 |
| 5.2.1 阶级局限 |
| 5.2.2 唯心史观 |
| 5.2.3 历史与时代的局限 |
| 6 黄宗羲政治思想的历史影响与现实启示 |
| 6.1 黄宗羲政治思想的历史影响 |
| 6.1.1 清末经世派与早期维新派改革的理论依据 |
| 6.1.2 维新派倡导民权的原动力 |
| 6.1.3 资产阶级革命派民主革命的思想武器 |
| 6.2 黄宗羲政治思想的现实启示 |
| 6.2.1 保障民生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
| 6.2.2 “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与当代法治、德治建设 |
| 6.2.3 坚持文化自信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
| 7 结论、创新点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创新点 |
| 7.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10）清代墨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现状 |
| 二、本课题研究内容 |
| 第一章 清代以前墨学述要 |
| 第一节 先秦至两汉:墨学的兴盛与衰变 |
| 一、墨学的创立、传承与传播 |
| 二、墨学内容与墨家着书 |
| 三、先秦非墨家墨学 |
| 四、两汉墨学:衰落与隐变 |
| 第二节 魏晋至明代:墨学的衰微与复苏 |
| 一、魏晋至元代墨学:历史性的衰微 |
| 二、明代墨学:墨学复兴的先声 |
| 第二章 清代墨学的宏观考察与分期述要 |
| 第一节 清代墨学的宏观考察 |
| 一、清代墨学的分期 |
| 二、清代墨学的基本特征 |
| 三、清代墨学研究方法的嬗变 |
| 第二节 清代墨学分期述要 |
| 一、清代前期墨学述要 |
| 二、清代中期墨学述要 |
| 三、清代后期墨学述要 |
| 第三章 清代前期墨学研究 |
| 第一节 傅山:首开清代治墨之风气 |
| 一、傅山与墨学 |
| 二、傅山治墨的主要成就 |
| 三、傅山治墨之批评 |
| 第二节 马骕:《墨翟之言》的编选及其思想意蕴 |
| 一、马骕其人其学与其对墨学的接受 |
| 二、《绎史》中的墨学研究 |
| 三、马骕墨学研究的价值意义及启示 |
| 第三节 《古今图书集成·墨子部》:分类汇编历代墨学资料 |
| 一、《古今图书集成》简说 |
| 二、《墨子部》解读分析 |
| 三、《古今图书集成》墨学批评 |
| 第四章 清代中期墨学研究 |
| 第一节 毕沅:集众人之力而成就《墨子注》 |
| 一、《墨子注》其书 |
| 二、《墨子注》的墨学成就 |
| 三、毕沅等人治墨之批评 |
| 第二节 汪中:清中叶思想比较激进的治墨者 |
| 一、汪中及其诸子学研究 |
| 二、汪中的墨学研究 |
| 三、汪中治墨的学术史、思想史阐释 |
| 第三节 王念孙:谨守朴学方法的低调治墨者 |
| 一、王念孙与墨学 |
| 二、《墨子杂志》内容例说 |
| 三、王念孙治墨批评 |
| 第四节 张惠言:坚持辟墨的治墨者 |
| 一、张惠言与墨学 |
| 二、《墨子经说解》释说 |
| 三、张惠言墨学观辨说 |
| 第五节 清中期学人对孟子辟墨的回应与论争 |
| 一、关于孟子辟墨 |
| 二、毕沅刊刻《墨子注》所引发的问题 |
| 三、汪中治墨所引发的学术论争 |
| 四、其他相关的人事或论争 |
| 第五章 清代后期墨学研究 |
| 第一节 俞樾:继毕、王之后的治墨里程碑 |
| 一、俞樾与墨学 |
| 二、《墨子平议》内容例说 |
| 三、俞樾治墨批评 |
| 第二节 孙诒让:以《墨子间诂》集前人治墨之大成 |
| 一、孙诒让与墨学 |
| 二、《墨子间诂》研究 |
| 三、孙诒让治墨之批评 |
| 第三节 梁启超:墨学的转型与新构 |
| 一、梁启超与墨学 |
| 二、梁启超治墨的主要方面及其成就 |
| 三、梁启超治墨之批评 |
| 第四节 近代墨学复兴之批评 |
| 一、近代墨学复兴的学术评析 |
| 二、相关思维方式的批评 |
| 三、近代中国对墨学价值的发掘与使用 |
| 结语 |
| 一、清代墨学的主要成就 |
| 二、清代墨学的不足之处 |
| 三、清代墨学的价值意义 |
| 四、本课题研究总结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关注价格正当其时（论文参考文献）
- [1]《扬州画舫录》画舫风物探考[D]. 刘畅.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1)
- [2]古希腊嘉奖外邦代理人法令研究[D]. 陈克.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中共旅大经济重建研究（1945-1950）[D]. 柳直. 山东大学, 2020(04)
- [4]自然生态美学视域下的《管子》研究[D]. 高旷. 吉林大学, 2020(01)
- [5]民国上海纸商业研究[D]. 胡德志.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6]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1992）中国侨务政策之研究[D]. 刘纯一.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5)
- [7]环境、国策与民生：明清下河区域经济变迁研究[D]. 李小庆.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8]人类解放视域下的马克思正义观探析[D]. 刘子赫. 黑龙江大学, 2019(05)
- [9]民本主义与法治精神的融合 ——黄宗羲政治思想研究[D]. 陈沫. 大连理工大学, 2019(01)
- [10]清代墨学研究[D]. 沈传河. 扬州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