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形象经济与形象经济学(论文文献综述)
李冰[1](2021)在《整体性视阈下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研究》文中认为以马克思主义文本作为依托,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逻辑,根据马克思主义在不同阶段的批判理论阐释其批判的缘起、内容和整体性指向,是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新的视阈。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演进过程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确认,批判理论的各个环节是紧密衔接和环环相扣的整体,前一环节的批判是建构后一环节批判内容的基础和前提,后一环节的批判内容则是对前一环节批判的进一步深化和完成。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围绕人类解放的终极价值追求展开的各个环节的批判,在内容和逻辑上表征着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在整体性视阈下研究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发展是一个在批判中不断展开其整体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是辩证否定的,马克思主义在其批判理论的辩证否定中思考和解决不同阶段人的自我实现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不仅形成了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而且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各个批判环节的弥合,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内在逻辑的厘清。马克思主义植根于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并把批判本身转变为改变现实的物质力量,这是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与过去思辨哲学的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从宗教批判、政治批判、意识形态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各个环节之间过渡的内在逻辑统一于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总问题。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在宗教批判中结束之前批判的误区,把批判的矛头由天国转向世俗世界奴役人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为了消除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政治和观念上层建筑,马克思深度剖析了支配阶级社会的物质利益关系,揭示了导致宗教、政治以及意识形态领域异化的根源,批判理论最终落脚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彻底回答了关乎人类解放的物质利益问题。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推进各个环节的批判中完成其改造世界的哲学任务,在对各个环节的批判中建立整体的理论体系。马克思首先着手于作为“一切批判的前提”(1)的宗教批判。宗教作为“世界的总理论”(2),成为规范人们行为的世界观,人对于自身以及与他人关系的认识受到宗教价值标准的衡量和限制。但宗教是一种“颠倒了的世界观”(1),是政治国家用来麻痹人们忍受苦难并甘心服从统治的精神“鸦片”(2)。宗教本质上是一种“异化的自我意识”,是对社会现实歪曲的反映,马克思发现,世俗社会的现实苦难是人们诉诸宗教追求虚幻幸福的根源,进而把宗教批判的对象深入到世俗社会,推动近代哲学任务从批判“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转向批判“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3),从“天国的批判”转向“尘世的批判”(4)。实现对尘世批判首先就要进行政治批判,而异化人最现实、最直接的力量就是政治国家。国家作为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表,在宗教褪去政治职能后更加显露出其压迫和奴役人民的剥削本质。只有消除政治国家,才能破除人在社会各个领域被强行施加的桎梏和枷锁。马克思指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产生和性质,国家只是市民社会利益关系的代表。无论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何种“民主”的政权组织形式,都无法掩盖其阶级剥削本质,而政治解放的途径不在于国家形式的转换,而是要对产生出国家的利益关系进行彻底变革。虽然政治解放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的,只是进一步把握现实物质利益的关键一环,但却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必要环节。马克思在揭露国家、法和所有制的关系中,明确了虚幻的共同体形式不过是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表。只有进一步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阐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基础,在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指导下才能完成意识形态批判。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是马克思进入历史唯物主义领域,阐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重要一环。阶级社会剥削和奴役人的上层建筑包含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两个维度,阶级社会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使得人们的社会生活呈现一元化,在私有财产支配的意识形态的控制下,将意识形态作为其生产和生活的“元价值”(5)根本无法实现向自身的返还,基于此,马克思主义政治批判进一步指向了意识形态批判。马克思主义从天国降到人间,在批判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性中完成其哲学的实践转向,通过对占据基础地位的物质利益关系的研究,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揭示人类社会的历史内容。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现,构成了其深入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要依据,并指导无产阶级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宗教批判发现了现实的人;政治批判揭示了私有制主导的国家的阶级性,进而发现了处于社会边缘的无产阶级彻底颠覆中心的可能;为了进一步寻求人类解放的现实路径,马克思通过意识形态批判创立了唯物史观,发现只有立足社会现实才能真正实现人类解放的“回归”,并最终把批判矛头指向了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深入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对资本统治逻辑造成的异化劳动的分析,进一步批判了与人的异化互为因果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并指明了无产阶级作为现实武器打破人们对物的依赖关系的历史使命。马克思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指明了人类解放的现实路径,即以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作为前提,才能在自由人联合体中完成人的本质的回归。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说明宗教问题、政治统治、意识形态以及劳动异化产生的根源,并且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提出人从异化中获得救赎的根本道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完成真正的实现了从天国的解放到尘世的解放,从而在真实意义上完成了宗教批判。从宗教批判开始,到政治经济学批判最终实现“尘世批判”,表明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整体性的完成,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依托,马克思主义把人类解放的终极诉求转变为一场“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
申思奇[2](2021)在《中国大熊猫在西方媒体中的形象呈现与演变(1978-2020) ——以《纽约时报》和《经济学人》为例》文中指出
沈丁心[3](2021)在《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文中研究表明2020年9月,安倍晋三内阁闪电辞职,菅义伟接任,日本政治从此开启了“后安倍时代”。安倍晋三两次执掌日本政坛,创下了日本战后政治家最长执政记录。安倍时代已去,但却为日本政坛留下了诸多政治遗产,其中,安倍有关经济外交的构想、政策行动与成效,对日本政治、外交以及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影响依然深远广泛。“后安倍时代”的日本外交将向何方,格外引人注目。因此,从了解菅义伟政府外交政策取向和展望未来日本外交发展趋势的意义上,回顾与总结安倍执政时期日本经济外交的经验与教训具有非常特别的意义。自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渐趋展现为相对积极的态势。全球化的趋势,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促动国际社会复合相互依存的逐步发展与不断完善;同时,逆全球化的趋势,亦在相当程度上与全球化共生同行,在相当复杂的国际战略互动中展现出突出的影响。在上述时代发展变化的背景之下,日本经济外交的内涵与外延正在逐步发生变化,其在日本对外交往和外交政策实行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不断提升。有鉴于此,本文将研究目标锁定在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过程、经济外交相关变量之间的耦合与交叉互动等问题上,通过这项研究以考察日本经济外交在新时代的现状与变化,把握其特征与发展趋势,为我国对日外交乃至我国外交的发展与未来方向塑造等提供有益的借鉴。本文综合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与研究方法,以日本官方数据和政府资料等为主要基础数据,考察日本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的变化,分析以安倍政府(第二次执政)时期为核心的日本经济外交的理念构想、实施内容、外延变化、主要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客观评价其实施效果。本文由绪论(研究目的、意义和研究现状分析)、正文(五章)和结论、以及参考文献等内容构成。本文的绪论部分,主要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演变、内生变化与外在变迁等作为问题导向,通过对日本经济外交的研究目的、研究意义和研究现状等问题的梳理与分析,明确日本经济外交的研究前提,为其后展开的有关日本经济外交的基本构想、具体政策实践、政策实施的模式建构和发展趋势研究等提供必要的研究基础。本文第一章以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国际关系理论解读与释义为核心内容,通过对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外交研究的相应理论解读来建构本文研究日本经济外交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解读,不仅意在充实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国际关系理论认知,而且能为解读21世纪日本经济外交发展的指导理念提供更为明晰的线索与方法。如何有效评估日本经济外交的现状与未来趋势,需要充分发挥国际关系理论和经济外交研究理论的指引作用。本文第二章以时代演变中的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为主题,梳理与解读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演变历史与现状,厘清日本经济外交的基本内涵,特别是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与发展趋势的基本内涵。从纵向的视角分析安倍政府经济外交构想、布局的变化及其五大支柱(对外贸易、经济援助、对外投资、经济制裁、经济合作)的基本内涵与进展,以及与安倍国家战略与外交政策的相互关系。通过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实施日本经济外交的具体战略构想与具体政策措施,特别是在国家战略的层面,日本在经济外交的各个领域具体实施经贸外交、投资外交与援助外交,乃至制裁外交,例如签署CPTTP、日欧EPA、日美贸易协定等等过程的分析,阐释经济外交与日本政治、经济与社会等的交互作用,展现日本经济外交在日本国家治理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本文第三章以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扩大为主题,通过对“大阪轨道”构想及其实施过程的全面分析和东日本大地震后危机外交公关的经济外交实施案例的实证分析,具体阐述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是如何适应国际环境变化而实现自身理念与政策实践升级的过程。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实施的案例解读,是本文研究日本经济外交的重要方式之一。本章中对于“大阪轨道”的关注与研究,是针对日本外交整体实践中,基于主场外交与经济外交的关联性互动,阐释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实施的案例研究。同时,针对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专门性案例研究,以“谣传损害”背景下的经济外交作为分析案例,从另一个侧面充实了有关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论证过程。同时,本章对于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比较研究给予了充分的关注,通过对比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ODA)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阐释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过程。本文第四章以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动因、特点与评价为主题。对于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研究,本文的关注不单局限于日本经济外交嬗变本身,更注重在国际环境变化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产生的动机与深层原因等问题方面。基于国家治理与国家战略的双重视角,尝试重新认识经济外交嬗变的动因、变化特点等问题。本文第五章以“后安倍时代”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趋势与展望为题,在综合分析日本经济外交嬗变及其影响的基础上,对日本经济外交的未来构想、面临的困境及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和展望。日本经济外交的未来展望,是分析、研究与评价日本外交未来发展趋势的重要变量之一。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趋势不仅取决于第二届安倍政府从国家治理到外交实践的相关构想与政策实践,而且与日本面临的外在国际环境变化密切相关。依据上述分析考察,本文尝试在结论部分提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本文尝试建构新的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范式,通过理论的、历史的和现实的三个维度,对日本经济外交的理念、政策及其属性嬗变进行梳理和分析,全方位地考察日本外交战略与政策的实践与发展变化,转变现有日本外交研究的思维定势,实现日本外交研究的理论创新。本文关于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研究,是对于已有研究成果的继承、优化与拓展。第二,日本经济外交的内在构成与自身的逻辑演变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日本国内外的环境变化,特别是日本国家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不断地完善内涵,适时地扩展外延的有机整体。应对中国国力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巨大变化,安倍政府重新认识和调整经济外交的价值与作用,是其现实主义国家治理理念的最明显体现。第三,本文在研究中特别关注了经济外交内涵变化与外延扩大的问题。诸如经济外交中的文化属性问题、公共外交与国际文化传播与经济外交政策的交叉融合问题等,为全面认识和把握日本经济外交乃至日本外交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与独立的思考。本文认为,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既是战后日本经济外交在21世纪日本国家外交实践中的延续,也是安倍政府在和平主义外交与文化产业立国等治国理念指导下,主动顺应国际国内环境变化而适时调整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的外交实践过程。第四,日本式的思维方式对日本经济外交特别是安倍经济外交提供了基本的理念基础和政策动力,同时也决定了日本经济外交的特性与发展困局。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既给日本振兴经济与国际合作,重振国家自信提供了助力,同时也无法避免受到社会文化心理以及国际认知等等的局限与约束,从而导致日本经济外交乃至日本外交无法摆脱既有的发展思路与框架,无法完全回应日本国家治理的现实需求。“后安倍时代”的日本经济外交能否摆脱困局,在日本经济与日本外交、日本国家转型与国际社会发展等等交汇过程中,继续发挥有效的链接与平衡作用,为日本的国力提升与国际影响力的扩大起到应有的作用还有待持续观察。
谢静[4](2020)在《马尔库塞的政治美学批判理论研究》文中认为本文旨在系统解读马尔库塞的政治美学批判理论,将马尔库塞的政治美学理论特色和社会批判理论相结合,以政治美学为核心线索将其一生的致思理路与政治运动实践贯穿起来,开显马尔库塞美学思想中的革命潜能和政治批判功能。选定此主题的原因在于感性、理性、美与政治作为关键范畴充斥于马尔库塞着作文本之中,本文致力于将这些看似孤立且矛盾的范畴放置于马尔库塞的学术经历中加以联系,分析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演变。马尔库塞回到“美”与“知觉”同源的古希腊哲学中,探索美与感性欲望的关系。在“美”的原初语境中,它指的是柏拉图所认定的那种低级的、发源于肉体的感性欲望。而在《会饮篇》中,柏拉图指出美不只代表着少年的肉体之美,更意味着超越一切形体之美的美的原则,而美的原则是爱欲之神的化身,是生命的源泉。马尔库塞在此意义上,发现了感性欲望与爱欲的关系,重新挖掘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关于性本能与肉体欲望的关系,使爱欲超越性欲成为一种更大的生物本能,将体验快感的感官范围从生殖器官扩张到人的整个身体,实现身体的爱欲化。马尔库塞认为积淀在个体血肉之躯中的审美心理结构是爱欲的存在场域,爱欲是情欲的人化,是对人的动物性的生理情欲的理性塑造与陶冶过程,它以生物根源为基础,但其中具有理性的渗透,从而超越了动物的性质。他利用弗洛伊德关于的心理分析,挖掘审美中情欲因素与复杂性,在对“艺术是欲望在想象中的满足”的理解中,确定了美感是爱欲这个人性总体结构中的心理本体,并以此为依托,建立起新感性这个情感心理本体。马尔库塞从精神分析中关于性本能(力比多)与自我、生欲与死欲的对抗中发现了爱欲作为人类集体的生命本能所蕴含的强大政治效力。因原本自由的主体意识与精神过程在权威国家的公共生存中被同化了,个人精神的失调、爱欲的压抑更直接地反映了社会总体的失调,于是心理学问题变成了政治学问题。马尔库塞认为美体现了反抗现实原则的快乐原则,是人类爱欲本能的最高精神产物,美学与艺术是审美形式的外化结果,是爱欲、快乐本能解放动力的集中体现,因而具有反叛统治秩序的革命潜能。可见,马尔库塞的政治美学批判改变了传统意义上非功利的美学,也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在人的审美本质基础上将人类爱欲的解放界定为广义的政治学。他的政治美学批判理论有明确的批判指向——理性主义文化背景下的技术理性。受理性主义文化的影响,主体性原则与现代科技体系合谋将人性之中的感性丰富性从生存理性中排挤出去,人类以技术理性取代包含感性之维的生存理性,使理性中的自由、否定之义消失,导致技术理性成为一种极权统治将历时的感性生命本身整合进压抑性的文明进程与消费性的社会生产领域。这种感性生存境况造成了爱欲与新感性作为情感本体的审美之维的缺失,是人类单向度的精神危机的根源。马尔库塞政治美学批判理论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以审美人性的复归为批判理论的切入点与理论旨归,融合多种对抗技术理性与理性主义文化的思想资源,最终形成了以爱欲满足为中心的新感性政治革命路线。以人的自然生物本能为物质基础,将深藏于“类本质”之中导源于快乐原则的反叛激情挖掘出来,在理性的否定性推动力下,使人的整个身体重新回归到代表游戏与闲暇的审美冲动中去。发挥想象力对感性与理性的沟通作用与为感性秩序立法的革命潜能,重建象征着完整人性的新感性。在不满于固定规训的审美形式的更迭性运动中寻求重建通往幸福与自由的新秩序的可能。这也是马尔库塞整个政治美学批判理论的致思理路。不能否认马尔库塞以艺术与美学为解放之途的批判方式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相比,缺少对资本逻辑的分析与批判,这使他的政治美学批判最多达到意识形态批判的水平,不能深入到具体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运动所扭结而成的社会结构领域,削弱了其理论的现实性,造成了其理论中历史性与先验性之间的矛盾。但是,他承认与积极利用审美感性的多样性、偶然性、多变性,以此拯救感性力量的否定性和批判功能,这种对本真生命的尊重态度,是值得现代人反思与借鉴的。因此,对马尔库塞的政治美学批判理论的研究是符合我国国情和时代情势变更的理论选择之一。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社会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显然,满足物质匮乏的经济革命不再是我国乃至世界的发展的主旋律,更令人关注的是人民的现实的具体的感性生活,幸福感和获得感是人生而为人所一直追求的尊严和价值的体现。研究马尔库塞的政治美学,能够让我们在物质财富迅猛增长的今天,去冷静地分析资本的逻辑与审美的价值之间的博弈,尝试解答如何在市场洪流中不迷失自我和初心,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重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理性与主体间性,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融合统一,个体自身的身心协调发展,以人民幸福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好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王愉[5](2020)在《《经济学人》中国专栏报道研究(2016-2018)》文中研究说明当今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密切,国家形象十分重要。但是现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大都掌握在西方媒体手中,妖魔化中国的报道、中国威胁论等对于中国的国家形象构成了负面影响。因此,了解西方媒体塑造的中国形象以及背后的原因,是本研究的主要目标。选择《经济学人》,是因为它的创刊久远、报道风格独树一帜、报道领域广泛,并且于2012年开设了中国专栏。中国专栏的开设,足以体现《经济学人》对中国发展的关注。本文以2016年至2018年《经济学人》中国专栏的全部324篇文章为研究对象,按政治类、经济类、社会类、文化类四大类进行内容分析与文本分析,探讨其中国报道的倾向与态度。论文全面呈现《经济学人》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分析《经济学人》在中国形象塑造方面的特点及形成原因。
郜爽[6](2020)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研究》文中提出关于正义论题,人类走过了漫长而悠久的探索过程。随着20世纪70年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复兴,马克思的正义观以其独特的理论研究视角走入了人们的视野。如何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正义观俨然已经成为了当前政治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关于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合理内核的争论,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愈加澄明,反而因为愈加复杂的世界形势以及马克思文本中表现出来的前后“矛盾”而持续至今,并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因此,如何为马克思的道德和正义维度寻找到合法的理论辩护,既关涉到如何有效回应“马克思与正义”之争,同时也是新时期开显马克思正义理论乃至是整个政治哲学独特的理论叙事的关键所在。长久以来,马克思正义观面临着一个前提性的挑战——事实与价值的对立。从早于休谟的帕斯卡尔认为理性的作用仅仅在于数学计算,而不能洞察行为的目的开始,到大卫·休谟对事实与价值之间何以联结提出疑问,再到康德通过引入现象界与“物自体”的紧张关系,以确证事实与价值无涉。这样的一种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逐渐开显出来——人的理性根本没有办法去察觉和理解客观世界的本质和目的,以致后来的一些哲学家们言之凿凿地否认从事实判断推断出道德规范的任何可能性。至此,事实与价值的两极对立局面俨然形成。但同时也有一些国内外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对两者关系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澄清的基础上,尝试通过直接或间接的“中介”在事实与价值之间寻找对话和会通的可能,以此表明这样的一种共同倾向——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关系不是分疏而是统一,而且这一倾向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之中,依然保留着十足的理论空间。在传统视域中,马克思的思想来源主要是局限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这三个组成部分,然而事实上,这是对马克思理论作出的一种简化。尤其是涉及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理论探源时,我们会发现马克思理论内部潜藏着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渊源以及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思想的合理内核。马克思将汲取而来的思想养料淋淋尽致地运用到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表达之中。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开始了以政治自由和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正义呐喊,自此,他从未停止过对如何超越资本主义非正义社会的哲学探索。《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形成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标志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最终确立的同时,也体现着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真正诞生。此后,马克思对正义的理解不再仅仅是哲学的表达,更多的是转向正义的实践;不再是抽象地谈论什么是正义,而是以批判非正义彰显正义的实践内涵。这些都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集中而深刻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作出了强有力的铺垫。众所周知,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出现了看似前后矛盾的论述和表达,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实现了正义理论研究范式的哲学转向。而一组内在的规定彰显了这一正义观的崭新形象:第一,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解释依据,它指引着我们在思考正义的来源以及作出某一评价时应当依据的要素是什么;第二,否定的辩证法是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方法论基础。在对待某一事物时,正确的做法不是静态观察,而是将其最为本质和核心的部分看作是动态的,因为“矛盾”才是它们的根本属性,这一方法同样适用于资本主义及其价值规范;第三,理想与信念是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价值旨向。作为人类的理想目标,马克思提供了未来共产主义及其实现途径的最初图景。此外,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展示了它不同于以往传统正义的三个理论特性,即整体性、批判性和实践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包含着事实性的正义批判与规范性的正义建构双重含义,前者构成了马克思正义观的“显性形象”,而后者则是潜藏着的“隐性形象”。具体而言,从事实层面讲,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认为正义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任何为永恒正义辩护的人及其理论终将面临失败的结局。马克思通过对剥削与剩余价值、资本与资本逻辑的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形式正义掩饰下的实质非正义。就规范意义而言,马克思作出了三个方面的建构:第一,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最为突出的贡献是它对正义的来源及评价作出了足够清晰的回答;第二,马克思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本质的复归、市场与政治体制以及按需分配的正义图景作出了初步的“规划”;第三,对于正义的实现途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马克思提供了必要的阐释和理论证明。马克思的正义观自诞生伊始便一直面临着诸多学者的质疑和挑战,西方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约翰·罗尔斯以及被评价为对马克思主义信念构成重要威胁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其中,罗尔斯的质疑主要集中在马克思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分配原则以及共产主义社会中正义的空场等问题上。然而,从根本意义上而言,这样的批判是站不住脚的,罗尔斯并没有意识到,马克思的正义并非以权利为最终依据,而是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最终的解释原则。退一步讲,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本身也是矛盾重重,自由主义正义论终究会在历史的涤荡中显露出它的脆弱性。而波普尔则是依据“证伪”原则对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展开了激烈的批判,他虽然相信历史具有一定的发展趋势,但拒绝承认历史的规律性和必然性,更是在宽泛意义上将无产阶级革命与暴力等同起来。整体而言,波普尔扩大了证伪原则的使用范畴,机械而片面地强调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不过是还没被证伪的教条式的科学,而没有充分认识到,历史既是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的结果,同时也暗含着新旧社会形态更迭的必然。
高徽,曾勇[7](2020)在《西方媒体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双面建构——以《经济学人》2019年涉华报道为例》文中研究表明《经济学人》在西方主流媒体中颇具代表性。通过中国专栏文章及中国主题封面,《经济学人》建构了丰富、多元、立体的中国国家形象,既包括执政日臻务实、成熟和自信等正面形象,也充斥着大量"先入为主"的负面形象描绘,表面揭露中国问题、批评中国作为,实则对华偏见浓烈、借机抹黑中国。针对此类西方媒体报道,中国的对外传播既要及时、全面呈现新闻事实,打破西方对华"刻板成见"和"话语霸权",也要讲好中国故事,及时消解其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污名化,真正实现国家形象"自塑"与"他塑"的完美结合。
李京京[8](2020)在《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学批判思想初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轴心,正如德国学者伊林·费彻尔所言:“马克思的目的始终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既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又意味着对它在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说中的理论反映进行批判。”20世纪下半叶的后马克思主义者鲍德里亚继承了马克思的真精,同样追求经济问题的政治和哲学的深刻追问。鲍德里亚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受他所处的历史背景的制约,这种影响主要反映在三个领域:第一,从经济领域来看,20世纪西方社会面临巨大的消费冲击,在福特主义、后福特主义以及科学技术的推动下资本主义由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第二,鲍德里亚在经济界面发生变化的叙事中做出了政治哲学的思考,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新型政治特征的体认主要受列斐伏尔、福柯、马尔库塞等人的影响:其一,鲍德里亚将列斐伏尔、德波已经意识道德当今社会生活中俯拾皆是的主导性消费现象通俗而夸张地表达出来。其二,鲍德里亚深受福柯微观政治的影响,他对主体在“超真实”的序列中被规训、被监控、被统治的遭遇进行查审。其三,左派思想家马尔库塞的技术政治对鲍德里亚思想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第三,从哲学领域来看,鲍德里亚处于是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兴起的时代,他对形式化工具主义的哲学追问有着从实体存在论走向主观化、意象化存在论的哲学指向。以此为前提,鲍德里亚提出了他独特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在经济领域他看到的是:资本主义由生产性社会向消费性社会转变,传统的刚性需求被资本逻辑通过符号逻辑的装扮而带来的“欲求”消费所取代,消费由一种经济行为转换为影响大众的生产方式、社会关系、价值取向的一种世界观,资本的剩余价值生产与占有出现了新形式。其次,鲍德里亚从经济关系的分析上升到对当下资本主义社会幻化的新型政治统治方式的解读。在政治领域他看到的是,权力的幻化与意识形态的幻化相叠加,政治主要通过意识形态的幻化而潜移默化地实现“理性的狡计”,传统的国家合理性、合法性的论证被一种新型的、抽象的、萦回的符号、拟真、媒介、影像等政治学解释文本所遮蔽。在经济与政治追问的基础上上升为哲学思辨的存在论追问:生产性社会被消费性社会所替代后,物的体系被消解与重构,一切规定正在消失,意义世界重新理解,因而,哲学关于一切客观性存在的追问消融在形式化的逻辑符号之中。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既有合理性又有局限性。其合理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他立足于20世纪后工业消费社会的感性确定性前提下,对西方学术界所盛行的文化工业批判、技术理性批判与心理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性继承;其二,他顺应了现代西方哲学的潮流,将哲学研究重心由理性转移到现实生活中来。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不合理性则表现为它宣称生产性劳动已经终结,它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劳动价值论的批判是建立在鲍德里亚对马克思误解的基础之上的,因而有其抽象性与片面性。
严珺[9](2020)在《《经济学人》对中美贸易战的报道框架研究》文中指出《经济学人》作为维护贸易自由主义的传统精英媒体,对“中美贸易战”事件高度关注。本研究以甘姆森“诠释包裹”理论为研究路径,以“中美贸易战”事件为研究对象,以《经济学人》为样本来源,运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2018年3月至2019年6月间“中美贸易战”事件的报道进行框架研究,旨在揭示报道框架背后的话语策略与文化情境,从而反映出西方媒体在涉华报道中的“他者”话语建构;此外,管窥具有国际视野的媒体所建构影响国际受众的话语能力,为提升我国报道话语权提供现实依据和操作经验。本研究从五个部分展开:第一章是对中美贸易战报道的低层次框架的分析,对文本数量、体裁、主题、信源、立场进行数理统计和框架总结。第二章是对中美贸易战报道的高层次框架的分析,将框架归结为“破坏自由贸易体系”框架、“零和博弈”框架、“全球经济震荡”框架、“中国威胁”框架、“科技战”框架五个类型。第三章阐明了框架的形成原因及特点,其框架形成原因包括:中立的精英媒体定位、自由主义文化传统、英国“脱欧”背景下的经济环境、中西方意识形态分歧以及国家利益下的国际关系;其框架特点有:善用图表数据呈现经济状况、双向批判不平衡、客观表达主观倾向、强烈的问题意识和负面倾向、坚定维护自由贸易主义、对华报道中存在刻板印象与因果链的简化。第四章阐明对华报道框架中的“他者”话语建构问题,并为在西方“他者”话语下建构中国形象的提供方法路径。提出的建议包括:以批评性视野审视“西方话语”、兼顾跨文化传播中的三方话语、建构“中国话语”多维传播可能。结语部分是对研究内容的总结,并提出研究展望。
王可[10](2020)在《《经济学人》涉华报道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济学人》作为一份历史悠久的精英周刊,其报道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项领域,在西方国家的精英阶层中拥有较大的影响力。2012年《经济学人》创建其历史上第3个国家专栏——中国专栏。鉴于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它所代表的有关中国议题的态度与立场会对读者产生重大影响,从而进一步参与塑造中国在国际交往活动中的国家形象。《经济学人》在涉华报道所涉及的报道议程,与其全球性视野保持一致的。作为一份综合性新闻周刊,对涉华报道议题的选择,从侧面显示了中国国际影响力在不断提高并越来越深地介入国际事务。本文将以《经济学人》2004年至2019年纸质版周刊中的涉华报道作为研究对象,基于框架理论,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结合定量和定性分析的方法,对周刊中的涉华报道进行了整理和分析。此外,本研究以2018年至2019年中美贸易争端背景下,《经济学人》和《北京周报》的相关报道为例,通过进行对比内容分析,进一步呈现两家媒体在新闻报道框架上的区别。经过此次研究,笔者认为《经济学人》涉华报道具备三个不同角度的框架:理论背景的框架有助于其把握国际社会演化脉络,全球视野的框架帮助其分析问题精准而直达要害,修辞方式的框架使得该刊通过丰富的语言技巧增强新闻文本感染力和传播力。通过研究,作者认为中国媒体的在全球性报道上应注意以下几方面:首先要在全球视野下,提升议题设定的多元化和精确化,兼顾立场鲜明和信源平衡;其次要提升报道的故事化程度,重视运用冲突的框架对报道主题进行功能性的深度挖掘;最后要学会合理地使用多样化新闻素材,充分发挥隐喻的功能,提高新闻报道的传播效率,增强传播力。由此,中国媒体才能更好地在国际传播中获得更强的话语权。
二、形象经济与形象经济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形象经济与形象经济学(论文提纲范文)
(1)整体性视阈下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1.3 研究方法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 |
1.4.1 创新之处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生成 |
2.1 前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 |
2.1.1 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批判 |
2.1.2 青年黑格尔派的形而上学批判 |
2.1.3 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式批判 |
2.2 批判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转向 |
2.2.1 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 |
2.2.2 从“副本”批判到“原本”批判 |
2.2.3 从理性的支配到人性的实现 |
2.3 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特质 |
2.3.1 革命性 |
2.3.2 彻底性 |
2.3.3 现实性 |
小结 |
第3章 马克思主义宗教批判 |
3.1 马克思主义宗教批判的缘起 |
3.1.1 宗教是“世界的总理论” |
3.1.2 宗教改革运动 |
3.1.3 宗教批判运动 |
3.2 马克思主义宗教批判的基本内容 |
3.2.1 宗教的功能:“人民的鸦片” |
3.2.2 宗教的外化:“颠倒的世界观” |
3.2.3 宗教的实质:“异化的自我意识” |
3.3 马克思主义宗教批判的整体性指向:政治批判 |
3.3.1 从“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到“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 |
3.3.2 从“天国批判”到“尘世批判” |
3.3.3 从神学批判到政治批判 |
小结 |
第4章 马克思主义政治批判 |
4.1 马克思主义政治批判的缘起 |
4.1.1 政治关系的演变 |
4.1.2 政治国家的形成 |
4.1.3 现代国家的实质 |
4.2 马克思主义政治批判的基本内容 |
4.2.1 政治批判的前提:市民社会与国家的颠倒 |
4.2.2 政治批判的对象:资本主义政治制度 |
4.2.3 政治批判的效应: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批判 |
4.3 马克思主义政治批判的整体性指向:意识形态批判 |
4.3.1 政治解放的“物质力量”:“无产阶级革命” |
4.3.2 政治解放的终极目标:“人类社会” |
4.3.3 政治解放的思维方式:历史唯物主义 |
小结 |
第5章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 |
5.1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缘起 |
5.1.1 马克思对鲍威尔“自我意识”的批判 |
5.1.2 马克思对施蒂纳“唯一者”的批判 |
5.1.3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抽象的人”的批判 |
5.2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基本内容 |
5.2.1 对“虚假的意识”的批判 |
5.2.2 对“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的批判 |
5.2.3 对“形形色色共产主义理想”的批判 |
5.3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整体性指向:政治经济学批判 |
5.3.1 从“旧唯物主义”到“新唯物主义” |
5.3.2 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 |
5.3.3 从“市民社会”到“社会化的人类” |
小结 |
第6章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 |
6.1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缘起 |
6.1.1 “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题 |
6.1.2 国民经济学的“私有财产事实” |
6.1.3 资本与劳动的对立 |
6.2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内容 |
6.2.1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实:异化劳动的揭露 |
6.2.2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资本主义私有制 |
6.2.3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前途: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否定 |
6.3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整体性指向:人与社会的自我否定 |
6.3.1 消灭私有制 |
6.3.2 “自由人联合体” |
6.3.3 人类解放的“回归” |
小结 |
第7章 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整体性向度 |
7.1 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整体性表达 |
7.1.1 面向现实世界的实践性 |
7.1.2 改造世界的批判性 |
7.1.3 剔除异化的否定性 |
7.2 马克思主义批判逻辑的整体性实现 |
7.2.1 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起点:宗教批判 |
7.2.2 宗教批判转向政治批判的必要性:社会现实 |
7.2.3 政治批判转向意识形态批判的必要性:颠覆“元价值” |
7.2.4 马克思主义批判逻辑的落脚点:政治经济学批判 |
7.3 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整体性价值 |
7.3.1 整体性与各环节的统一 |
7.3.2 实现人类解放的终极关怀 |
7.3.3 整体性的现实意义 |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3)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目的及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方法 |
四、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建构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框架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范式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延展 |
第二章 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核心内涵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时代嬗变 |
第二节 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设想与实践 |
第三节 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五大支柱与“三大经贸合作协定” |
第三章 日本经济外交的外延扩大 |
第一节 “大阪轨道”:日本经济外交的话语构建 |
第二节 政府开发援助计划(ODA):日本经济外交的变异 |
第三节 应对“谣传损害”的危机公关:日本经济外交的新范式 |
第四章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动因、特点与局限性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国内外动因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特点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局限性 |
第五章 “后安倍时代”日本经济外交的趋势与展望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影响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演变趋势与困境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展望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4)马尔库塞的政治美学批判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章 背景与契机:理性逻辑的辩证法 |
第一节 理性的分裂 |
一、理性的原初统一 |
二、“理性”与感性的分裂 |
第二节 技术理性的统治 |
一、技术理性的产生 |
二、技术理性对感性的压抑 |
第三节 理性的颠覆与重建 |
一、新感性对技术理性统治的颠覆 |
二、辩证理性的复归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思想先声与理论来源 |
第一节 《德国艺术家小说》的美学思想 |
一、黑格尔的艺术形态演进理论对马尔库塞的启发 |
二、卢卡奇的生活、心灵、形式理论的影响 |
三、《德国艺术家小说》对浪漫主义反讽的继承与超越 |
第二节 海德格尔的影响 |
一、从浪漫主义文学到存在主义美学 |
二、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现象学还原的改造 |
三、马尔库塞对生存现象学的吸收 |
四、马尔库塞对生存现象学的批判与改造 |
第三节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启发 |
一、以审美人性为基础重释《手稿》的原因 |
二、人性基础在于哲学中的劳动概念 |
第四节 黑格尔的影响 |
一、历史总体性中的否定概念 |
二、否定辩证法对实证主义的批判:“潜能”的实现 |
三、开启浪漫主义的深层构境:否定的乌托邦与革命的姿态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马尔库塞政治美学批判思想展陈 |
第一节 政治美学的批判指向:单向度危机 |
一、发达工业社会 |
二、苏联社会 |
三、纳粹极权主义 |
四、肯定性的文化 |
第二节 政治美学批判的目标:爱欲解放 |
一、心理学范畴成为政治范畴 |
二、为爱欲而战的解放路线 |
三、美学形象成为政治形象 |
第三节 美学问题的政治意蕴 |
一、艺术“乌托邦”的现实性 |
二、艺术与革命 |
三、审美形式的自律性与异在性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马尔库塞政治美学批判的思想特质 |
第一节 作为政治美学的批判理论 |
一、政治美学的提出及内涵 |
二、政治美学化与美学政治化 |
三、以爱欲与新感性为批判武器 |
第二节 新感性对技术理性的反叛 |
一、技术理性与新感性的博弈 |
二、新感性已成为政治因素 |
三、新感性本体论的政治批判特征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马尔库塞政治美学批判评析 |
第一节 马尔库塞政治美学批判的贡献与限度 |
一、开启了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新视角 |
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内的政治美学 |
第二节 马尔库塞政治美学批判的当代启示 |
一、对当代美学与政治研究的影响 |
二、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启示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5)《经济学人》中国专栏报道研究(2016-2018)(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缘起 |
1.2 涉及概念及理论 |
1.3 选题依据 |
1.4 文献综述 |
1.5 选题目的与意义 |
1.6 研究方法 |
第2章 《经济学人》中国专栏总体特征分析 |
2.1 议题分布 |
2.1.1 政治类议题分布 |
2.1.2 经济类议题分布 |
2.1.3 社会类议题分布 |
2.1.4 文化类议题分布 |
2.2 报道倾向性分析 |
2.2.1 政治类议题倾向性 |
2.2.2 经济类议题倾向性 |
2.2.3 社会类议题倾向性 |
2.2.4 文化类议题倾向性 |
第3章 《经济学人》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描述 |
3.1 《经济学人》对中国硬实力的描述 |
3.2 .《经济学人》对中国软实力的描述 |
第4章 总结与思考 |
4.1 总结 |
4.2 思考 |
参考文献 |
致谢 |
(6)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二、本文的研究思路 |
第1章 事实与价值:马克思历史唯物正义观的前提性反思 |
1.1 历史与传统:事实与价值的对立 |
1.1.1 事实与价值的对立:帕斯卡尔、休谟与康德 |
1.1.2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与正义的对立 |
1.2 反思与澄清:事实与价值的统一 |
1.2.1 事实与价值在概念上的重叠 |
1.2.2 事实的“价值性”与价值的“事实性” |
1.2.3 重返“休谟问题”:事实与价值的逻辑统一 |
1.2.4 马克思关于事实与价值的统一: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 |
第2章 历史与回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思想渊源及理论形成 |
2.1 城邦与社会正义:亚里士多德与马克思 |
2.1.1 古典城邦:正义的社会背景 |
2.1.2 经济生活:对社会共同体的本质洞察 |
2.1.3 社会实践:一种自我实现的可能 |
2.2 历史和现实的和解:黑格尔与马克思 |
2.2.1 法权批判:正义的批判“靶心” |
2.2.2 劳动价值:人的主体的发现 |
2.2.3 历史—社会:历史与哲学的和解 |
2.3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形成和发展 |
2.3.1 继承与批判: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
2.3.2 反思与建构: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资本论》 |
第3章 正义与“反正义”: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内在规定性及理论特性 |
3.1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正义性与“反正义”性 |
3.1.1 马克思为什么“反对”正义? |
3.1.2 对所谓的“反对”的一点思考 |
3.2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内在规定 |
3.2.1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正义观的解释依据 |
3.2.2 否定的辩证法是马克思正义观的方法论基础 |
3.2.3 理想与信念是马克思正义观的价值旨向 |
3.3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理论特性 |
3.3.1 整体性 |
3.3.2 批判性 |
3.3.3 实践性 |
第4章 “显性”与“隐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双重形象 |
4.1 事实与正义的批判: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显性形象” |
4.1.1 历史与正义:对资本主义永恒正义的正义批判 |
4.1.2 剥削与剩余价值: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正义批判 |
4.1.3 资本与资本逻辑:对资本主义拜物教的正义批判 |
4.2 规范与正义的建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隐性形象” |
4.2.1 来源与评价:一种可能的规范视角 |
4.2.2 超越与复归:共产主义与正义 |
4.2.3 无产阶级革命:历史唯物主义对正义的再确认 |
第5章 挑战与回应: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当代视野 |
5.1 “公平的正义”还是“革命的正义”:罗尔斯与马克思 |
5.1.1 罗尔斯与“作为公平的正义” |
5.1.2 罗尔斯对马克思的正义理论的批判 |
5.1.3 对罗尔斯关于马克思正义观的批判的回应 |
5.2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波普尔与马克思 |
5.2.1 证伪主义:波普尔非历史决定论的方法论基础 |
5.2.2 “证伪”与对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批判 |
5.2.3 共产主义:历史的必然性与创造性的合一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主要论文 |
致谢 |
(7)西方媒体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双面建构——以《经济学人》2019年涉华报道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二、《经济学人》涉华报道概况及主要特征 |
(一)持续关注中国,国别关注呈“西降我升”态势 |
(二)涉华报道基调以负面为主,“双面”建构中国国家形象 |
(三)报道议题广泛,深度报道多,全球化视野特色鲜明 |
(四)意识形态偏见仍存,“先入为主”意识浓厚 |
(五)调查报道力求“以小见大”,从小人物境遇寻找炒作点 |
(六)打着“严谨独立”幌子,关联抹黑中国国家形象 |
(七)《茶馆》栏目立意最为负面,刻意制造噱头博人眼球 |
三、对《经济学人》双面建构中国国家形象的分析 |
(一)政治形象 |
1.正面形象:中国共产党执政日臻务实、成熟和自信 |
2.负面形象:民主、人权状况有待改善 |
(二)经济形象 |
1.正面形象:从容应对经济增速放缓挑战 |
2.负面形象:实力“外溢”对他国构成威胁 |
(三)外交形象 |
1.正面形象:崛起的负责任的大国 |
2.负面形象:“中国威胁”依然存在 |
(四)军事形象 |
1.正面形象:国防和军队改革初见成效 |
2.负面形象:通过军事扩张寻求全球霸权 |
(五)社会形象 |
1.正面形象:社会治理更具包容性 |
2.负面形象:治理方式依旧“野蛮、粗暴” |
(六)文化形象 |
1.正面形象:文化自信愈发凸显 |
2.负面形象:文化糟粕与“文化扩张”引争议 |
四、如何消解西方媒体负面报道的影响 |
第一,还原事件全貌,揭批西方谬论。 |
第二,发出对等声量,讲好中国故事。 |
第三,直面问题、切实回应,务实发展,提升国力。 |
(8)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学批判思想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三、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
引言 |
第一章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溯源 |
第一节 后工业的历史直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缘起 |
一、经济背景的研判:大众消费时代的来临 |
二、科学技术前提:符号化的生存格律 |
第二节 后政治与非理性: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政治与哲学前提 |
一、政治的前提:意识形态、消费政治、技术政治 |
二、哲学的前提: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 |
第三节 符号、异化与象征: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前提 |
一、幻化的前提:日常生活与景观幻象 |
二、符码与阶级:符号的阶级区分逻辑 |
三、象征与死亡:巴塔耶与莫斯的理论前提 |
第二章 消费时代对生产范畴的质疑: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出场 |
第一节 全套的物:主体对消费的再界定 |
一、古物与模范:客体的身份逻辑 |
二、广告的命令:主体对消费的塑形 |
第二节 艺术工业化:消费的文化再循环 |
一、流行与时尚:消费的“力比多”律令 |
二、苗条与健康:身体消费的神话 |
三、为关切而服务:市场的社会关系逻辑 |
第三节 “超真实”的物:“生产”的隐退与资本逻辑的在场 |
一、拟真物的浮动:生产性劳动的“终结” |
二、无原型的勾兑:“生产”即符号代码的仪式 |
三、仿真的经济学:“超真实”社会的资本逻辑 |
第三章 符号:鲍德里亚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核 |
第一节 符号的秩序:消费结构的变迁 |
一、符号与欲望:消费的非理性动机 |
二、符号与声望:“物”的意指逻辑 |
三、符号与需要:消费力的形而上学 |
第二节 符号/价值:符号经济学的革命 |
一、符号/价值:一般理论对经济交换价值的超越 |
二、审美价值:艺术绘画签名对符码的垄断 |
三、符号/形式:一般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本质 |
第三节 能指的胜利:拜物教逻辑范式的转换 |
一、所指拜物教:物质载体的神圣化 |
二、能指拜物教:符号体系的物恋化 |
三、使用价值:实体物的意识形态化 |
第四章 幻化与形式化: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政治与哲学本质 |
第一节 幻象的策略: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已被符号所异化 |
一、符号的神秘形式:意识形态的幻化思维 |
二、暴力革命的瓦解:抽象民主与无产阶级 |
三、符码反抗的程式:走向“范式”的革命 |
第二节 技术的统治策略:大众媒介的意识形态本质 |
一、技术即信息:媒介对内容的肆意诠释 |
二、媒介的无回应性:单向度的消费 |
三、沉默的大众:大众媒介的政治仿真 |
第三节 人类生存的哲学境遇:形式化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
一、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形式化逻辑的哲学依据 |
二、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形式化时代的符号论定格 |
三、哲学的本体论追问:“超真实”对真实的超越 |
第五章 合理性与再批判: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二重性辨识 |
第一节 文化、技术与心理:在二十世纪的学术链条之中 |
一、文化工业:法兰克福学派的新型异化指向 |
二、技术理性:鲍氏对海德格尔“座驾”的延续 |
三、无意识与镜像:弗洛伊德与拉康对欲望的认同 |
第二节 对“思中之物”的质疑:现代西方哲学新视域 |
一、理性的消解:对主客二分认识论范式的超越 |
二、现象的回归:从形而上学的本真到生活世界 |
第三节 非历史化与抽象性:对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再批判 |
一、需要与价值: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误解 |
二、象征性交换:革命策略及其与历史的断裂 |
三、走向虚无主义:致命技术物的“水晶复仇”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9)《经济学人》对中美贸易战的报道框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对象界定 |
(一) 研究缘起 |
(二) 研究对象界定 |
二、选题意义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 关于中美贸易战报道的研究 |
(二) 关于新闻框架理论的研究 |
(三) 关于诠释包裹理论的研究 |
四、研究设计 |
(一) 研究问题 |
(二) 研究方法 |
(三) 样本选择与类目建构 |
第一章 《经济学人》对中美贸易战报道的低层次框架呈现 |
一、报道数量与体裁 |
二、报道主题 |
三、报道信源 |
四、报道立场 |
第二章 《经济学人》对中美贸易战报道的高层次框架呈现 |
一、“破坏自由贸易秩序”框架 |
二、“零和博弈”框架 |
三、“中国威胁”框架 |
四、“全球经济震荡”框架 |
五、“科技战”框架 |
第三章 《经济学人》对中美贸易战报道的框架形成原因及特点 |
一、《经济学人》对中美贸易战报道的框架形成原因 |
(一) 媒体定位: 中立的精英刊物 |
(二) 文化背景: 自由主义文化传统 |
(三) 经济背景: 英国在“脱欧”背景下寻求经济新动能 |
(四) 政治立场: 中西方意识形态分歧 |
(五) 国际关系背景: 政治盟友vs “黄金十年”贸易伙伴 |
二、《经济学人》对中美贸易战报道的框架特点 |
(一) 图表数据: 注重经济状况呈现 |
(二) 西方话语占主导: 双向批判的不平衡 |
(三) 解释性报道: 客观表达主观立场 |
(四) 问题意识与负面倾向 |
(五) 贸易自由主义贯穿始终 |
(六) 对华报道: 刻板印象的强化及因果链的简化 |
第四章 对华报道中的“他者”话语建构与中国形象建构 |
一、中美贸易战报道背后的中国国家形象问题 |
二、西方“他者”话语下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 |
(一) 以批评性视野审视“西方话语” |
(二) 兼顾跨文化传播中的三方话语 |
(三) 建构“中国话语”多维传播可能 |
结语 |
附录: 样本题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10)《经济学人》涉华报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创新点 |
2 研究综述 |
2.1 框架理论 |
2.1.1 新闻传播框架理论 |
2.1.2 境外媒体涉华报道框架的相关研究 |
2.1.3 《经济学人》涉华报道框架研究 |
2.2 国家形象与媒体框架研究综述 |
2.2.1 国家形象相关理论综述 |
2.2.2 国家形象与媒体框架的联系研究综述 |
2.3 文献述评 |
3 研究设计 |
3.1 《经济学人》概况 |
3.2 研究内容 |
3.3 研究方法 |
3.4 样本选取 |
3.5 2004-2019年《经济学人》涉华报道数量统计 |
3.6 议题分类统计 |
4 《经济学人》涉华报道整体框架呈现及不同领域的框架分析 |
4.1 宏观框架:源于深层次社会文化 |
4.1.1 从栏目划分看涉华报道的变化 |
4.1.2 从议题划分看涉华报道的变化 |
4.2 中观框架:强势的赋予 |
4.2.1 报道的篇幅 |
4.2.2 报道体裁的选择 |
4.2.3 报道的配图 |
4.2.4 封面报道 |
4.3 微观框架:基于对中美贸易战的报道的对比分析 |
4.3.1 案例背景 |
4.3.2 宏观和中观框架简析 |
4.3.3 修辞方法 |
4.3.4 表达方式 |
4.3.5 信源分析 |
4.3.6 小结 |
4.4 《经济学人》涉华报道框架构造的中国形象 |
5 《经济学人》涉华报道框架启示 |
5.1 理论背景的框架 |
5.2 全球视野的框架 |
5.3 修辞方式的框架 |
6 结论 |
6.1 研究结论 |
6.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7 参考文献 |
四、形象经济与形象经济学(论文参考文献)
- [1]整体性视阈下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研究[D]. 李冰. 吉林大学, 2021(01)
- [2]中国大熊猫在西方媒体中的形象呈现与演变(1978-2020) ——以《纽约时报》和《经济学人》为例[D]. 申思奇. 电子科技大学, 2021
- [3]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D]. 沈丁心. 外交学院, 2021(10)
- [4]马尔库塞的政治美学批判理论研究[D]. 谢静. 黑龙江大学, 2020(03)
- [5]《经济学人》中国专栏报道研究(2016-2018)[D]. 王愉. 吉林大学, 2020(08)
- [6]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研究[D]. 郜爽. 吉林大学, 2020(08)
- [7]西方媒体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双面建构——以《经济学人》2019年涉华报道为例[J]. 高徽,曾勇. 国际传播, 2020(03)
- [8]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学批判思想初探[D]. 李京京.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9]《经济学人》对中美贸易战的报道框架研究[D]. 严珺.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10]《经济学人》涉华报道研究[D]. 王可.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1)
标签:政治经济学批判论文; 历史唯物主义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经济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