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劳动密集+先进适用技术（论文文献综述）
董琴[1]（2021）在《技术标准与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 ——基于出口技术复杂度和出口产品质量双重视角》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由技术标准的本质及国内外经济发展事实证明,技术标准对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而国家显然已经关注到这一点,中共中央《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即明确指出“技术标准”在出口升级、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而高质量发展的实现除了技术标准以外,技术创新同样重要,而技术标准恰恰是激发企业技术创新内在动力最有力的工具之一。可见,技术标准、技术创新与高质量发展是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统一整体。制造业作为一国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其出口升级是一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因此,本文以中国制造业为例,并分别从横向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和纵向的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两个不同视角,探讨技术标准与出口升级的相关关系,并考察技术创新在技术标准影响出口升级中的重要作用。本文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七个部分。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及意义、相关研究国内外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以及本文可能的创新与不足。第二章为技术标准影响制造业出口升级的理论分析。首先对本文开展研究涉及的核心概念包括技术标准与出口升级进行内涵界定,然后对技术标准影响制造业出口升级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为论文后续研究的开展提供基本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分析了技术标准影响出口升级的理论机制,发现技术创新是技术标准影响制造业出口升级的重要途径,且技术标准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既包括直接影响又包括间接作用。最后根据文献梳理以及影响机制分析提出理论假说。第三章为中国技术标准的动态演进及现状。主要通过将国内技术标准与国际技术标准和国外先进技术标准进行对比,从对比的视角了解中国技术标准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发现,中国技术标准整体上存在重视程度不够、结构以及管理体制不够完善、技术标准水平整体不高以及国际化进程缓慢等问题。第四章为技术标准与制造业出口升级测算。首先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和出口产品质量以及适用的技术标准水平进行测算,通过测算工作发现中国制造业出口和技术标准升级事实,并在此基础上,对技术标准与制造业出口升级进行匹配性分析。研究发现,无论是从制造业整体看还是从制造业细分行业层面看,技术标准与制造业出口升级之间均呈现明显的线性相关关系。第五章和第六章是本文的核心部分,分别从横向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和纵向的出口产品质量视角对技术标准与制造业出口升级开展实证。我们利用2000-2013年中国制造业26个细分行业面板数据,通过双向固定效应对技术标准与制造业出口升级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发现:技术标准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和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均呈现明显的正向影响,技术标准水平的提升有利于制造业出口升级,且该结论在各种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技术创新是技术标准影响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的重要渠道,也是国家技术标准影响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重要渠道,但不是行业技术标准影响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重要渠道;技术标准对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会因为制造业类型的不同和技术标准是否是强制性而具有异质性。从不同类型制造业来看,技术标准对技术密集型和轻型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影响显着为正,有利于其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对其他类型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影响不一;技术标准对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重型、低技术和高技术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影响显着为正,有利于其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对其他类型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影响不一。从是否是强制性技术标准来看,强制性技术标准对制造业出口升级影响不显着;而推荐性技术标准对制造业出口升级影响均显着为正,有利于制造业出口升级。基于技术标准与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理论与实证分析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1.提高以技术标准和技术标准战略促出口升级的重视程度。宏观层面,将技术标准体系改革和技术标准战略的深入实施提高到更高的国家发展战略层级;微观层面,以企业为主体,增强企业技术标准意识。2.更好地发挥推荐性技术标准对出口升级的促进作用。建立以推荐性技术标准为核心的技术标准新体系,且推荐性技术标准的制定必须以适应市场需求和促进技术进步为原则。3.提高技术标准的“质”,以“质”加速出口升级。包括加快技术标准的更新速度、适度提高强制性技术标准水平等。4.以技术标准促技术创新,加速经济高质量发展。包括技术标准与专利相结合、组建战略联盟以激发企业的联合创新等。5.加速技术标准的国际化。包括积极参与国际技术标准的制定和促进国内技术标准向国际技术标准转化。
黄智[2]（2021）在《高质量发展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研究》文中认为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出口占商品出口比重长期高于90%,为中国对外经济的持续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近几年的现实观察中,一些制约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逐渐凸显,制造业出口增长呈放缓趋势,制造业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造业作为中国经济结构中的核心内容,其出口竞争力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分工地位具有深远的影响。在此背景下,如何提升出口竞争力,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当前制造业发展的核心任务。因此,本文主要聚焦以下问题:当前中国的制造业和制造业出口是否符合“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哪些因素驱动了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在当前国内外复杂的经贸环境中,如何科学地指导制造业提升出口竞争力,最终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解答这些问题,本文将分为七个章节进行详细讨论,具体如下:第一章主要论述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明确研究范式、研究内容和主要方法,并对论文涉及的主要概念进行界定。第二章为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本章围绕国际分工理论凝练本文理论脉络,梳理出口竞争力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总结出口竞争力的测度方法,对近年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相关研究进行整理,夯实本文研究基础并拓展研究视角。第三章对中国制造业和制造业出口的现状展开研究。本章从研究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概况入手,接着分析制造业出口的现状特征和面临的国际竞争环境。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出口取得了较大成就,但仍面临高端产品竞争力不足、国际竞争和贸易摩擦加剧等问题。第四章为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测算和分析。本章分别从规模和质量两个维度测度中国制造业整体和细分行业两个层面的出口竞争力,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整体规模竞争力呈现波动上升趋势,而近年整体质量竞争力处于停滞状态,且传统统计模式下放大了中国制造业出口规模,增加值贸易统计更适合当前国际分工的实际情况;细分制造业行业的出口竞争力演化趋势具有较大差异,但鲜有兼具规模和质量竞争力的行业,进一步证实了制造业的结构性问题;综上,中国制造业出口距离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还存在一定距离。第五章为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影响因素研究之一。通过构建经济复杂度和技术创新影响出口竞争力的理论模型,并基于制造业行业数据通过面板模型进行验证,研究发现技术创新、经济复杂度和两者的协同效应对中国制造业出口规模竞争力和质量竞争力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第六章为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影响因素研究之一。本章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通过构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垂直专业化水平影响出口竞争力的理论模型,通过面板数据模型验证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具有阻碍作用,垂直专业化水平对出口竞争力提升具有促进作用,但两者共同影响下仍然能够促进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即加深垂直专业化水平可以抵消政策不确定性的负向冲击作用。第七章为结论和建议。在总结本文研究结论的基础上,从加快技术创新、深化国际分工和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三个方面提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升出口竞争力的对策建议。整体而言,本文可能在以下两方面形成创新点。第一,理论层面的创新。本文在统一的研究范式下,对影响出口竞争力的诸多因素进行了综合研究。首先,本文着重突出了技术创新和经济复杂度的影响,并构建理论机制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拓展出口竞争力影响因素的研究。其次,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垂直专业化水平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统筹于一个理论框架内进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国际分工深化和经贸环境变化之间的两难问题。第二,实践层面的创新。本文基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需求,从规模和质量两个维度综合运用多种指标测度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变化趋势,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在拓展研究边际的同时为后续研究提供重要参考。并基于全文多个结论,结合构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等中国经济发展和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要脉络,提出了未来一段时期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提升竞争力的对策建议,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
卢阳阳[3]（2021）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就业市场的影响研究 ——基于制造业企业层面的分析》文中认为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对其母国就业和技能工资不平等的影响一直是文献研究的焦点之一。改革开放后,依靠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和大量引入外资,我国经济蓬勃发展。经济的崛起,产业体系的不断升级以及对外开放格局的优化,也推动了我国企业“走出去”的积极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持续扩大。随着“一带一路”等战略的相继确定和实施,未来将有更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中国企业在世界市场中的竞争力将进一步增强。这引起我们疑问,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本身已经十分严峻的就业市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其作用机制如何?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劳动力市场有其独特之处,有必要立足中国现实来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这对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劳动力市场协调发展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遵循特征事实描述、机制分析以及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思路,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劳动力就业市场的影响。从章节分布来看,全文共八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了研究背景和意义,并提出本文的研究内容、方法以及创新点;第二章从概念界定入手,回顾相关理论,并梳理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就业市场关系的文献研究;第三章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概括和制造业企业特征事实进行分析和总结;第四章采用机制分析方法从理论层面阐述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整体就业、就业结构以及技能工资不平等的影响机制,并提出研究假设;第五至七章使用2003-2013年间中国商务部颁布的《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样本,对上述假设命题进行实证检验;第八章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得出全文结论,做出研究展望,并就对外直接投资和劳动力市场协调发展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本文得到如下研究结论:第一,我们建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我国就业市场的总体理论框架,分别讨论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总体就业、就业结构以及技能溢价的影响机制。理论分析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出口效应和竞争力效应影响国内总体就业水平;同时,其还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和生产转移效应作用我国就业技能结构;最后其通过影响高技能工人相对就业需求增加和利润增加机制作用我国技能工资溢价水平。第二,我们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一般性就业的影响,发现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促进了我国就业增长。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增长促进效应不受投资目的地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促进效应受投资企业所有制和投资类型影响明显。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促进效应不明显;与其他投资类型相比,资源型对外直接投资就业促进效应不明显。第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整体上促进了制造业劳动力市场就业升级。其中,对外直接投资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和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升级效应更强。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升级效应不显着。就投资类型而言,商贸型和资源型对外直接投资就业升级效应不显着,生产型和技术型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就业升级。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我国制造业就业技能升级主要是生产转移机制起作用,技术创新机制效应较弱。第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整体上加剧了技能工资不平等。其中,私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技能溢价促进效应要大于国企;对外直接投资技能工资溢价促进效应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更显着;无论哪种投资类型均促进国内技能工资溢价水平,其中商贸型和资源型投资的效应较弱。机制检验表明,高技能工人就业相对需求增加和利润增加渠道是对外直接投资提升技能工资不平等的两种渠道。本文创新之处在于:一是本文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劳动力就业市场的总体影响,从就业、就业结构以及技能工资溢价三个维度明确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机制,拓展既有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二是实证检验对外直接投资作用我国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并厘清其机制,丰富了既有的实证研究;三是明确对外直接投资对技能工资溢价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从企业层面为化解收入分配矛盾提供更多见解。
邵冰[4]（2020）在《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以国家干预为出发点可以获取最大限度的贸易利益并提高本国的经济福利。日本政府通常被认为是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个典型。日本作为自然资源严重匮乏的岛国,其人口众多,国土面积狭小,经济发展受到资源、环境、能源及市场等多重客观因素的制约。但是二战后,日本经济从战乱后的一片废墟中迅速崛起,实现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和出口贸易的持续增长,在国际经济竞技场上连续摘取“经济大国”、“金融大国”、“最大债权国”等桂冠,并成功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可以说,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取得与其对外贸易活动的有效开展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甚至有许多分析认为,日本经济成就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日本政府成功地实施了战略性贸易政策。二战后,日本政府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实施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经济恢复时期（1945～1955年）是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日本政府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和实现产业重建,采取了限制进口、振兴出口、积极保护和扶植国内产业的政策。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3年）是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初级阶段,日本的贸易政策内容开始由限制进口、替代进口向出口导向、扩大出口转变,日本政府调整关税政策替代进口限制并设置有利于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关税税率,逐步放松对外国投资的限制来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将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相结合战略性地重点扶植重化工业的发展。经济稳定增长和泡沫经济时期（1973～1991年）,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进入高级阶段,协调与竞争并重,一方面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以减少各国的谴责,另一方面,实行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来保证更多的贸易利益,积极发挥对外投资和经济援助对贸易的促进作用,通过规模经济产业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全球范围内高效率地进行资源配置,战略性地促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通过减量经营和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从而促进进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和带动国内经济的回升和发展。经济长期低迷时期（1991～至今）,为应对冷战后新时期国内外经贸发展战略环境的变化,日本继续推行贸易与投资并举的高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行多层次、灵活的自由贸易战略来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同时继续发挥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作用,积极开展战略性贸易外交,利用双边和多边贸易协调进一步获取贸易优势并促进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综观战后70多年以来日本的经济发展,“保护产业、扶植出口”一直是贯穿日本贸易政策的一条主线。以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视角来看,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实行的是初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即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通过对具有发展潜力的战略性产业和具有“外部经济”效应的高新技术产业加以保护和扶持,从而获得规模经济收益并提高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日本实行的是高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即确定合理的规模经济产业国际分工原则,通过规模经济产业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世界范围内高效率地配置资源,以继续获得贸易优势并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国家层面看,由于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的存在,以及收入分配不公、经济外部性和经济秩序不规范等因素的影响,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并不是万能的,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为国家干预经济和贸易活动提供了原因和依据,且在某些条件下国家政府的干预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它可以改善贸易条件、转移垄断利润、强化竞争优势,因此维护国际贸易利益需要政府的适当干预,实现国家利益需要正确的贸易政策,日本“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为有效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二战后,日本政府在国家战略的指引下,依据“动态比较优势”确定战略性目标产业,利用财政金融等手段保护和扶植战略性产业发展,推动企业联合、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应,构筑产官学协作的国家创新体制,推行战略性贸易外交,根据日本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实施适合日本国情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运用也为日本国家战略从“经济中心导向”向“大国化目标”发展和演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产业层面看,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以产业政策为中心,将产业现代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结合发展,综合运用各种经济和行政手段全力扶植那些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和外部经济性的战略性产业的发展,使其以强劲的国际竞争能力,实现赶超欧美经济大国的战略目标,不仅实现了产业的现代化,而且促进日本产业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不断攀升。战后日本的汽车工业、钢铁工业、半导体工业的大发展,就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成功运用的典范。从企业层面看,日本特殊的企业组织体系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运用有着重要的关系,企业集团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强大的基础载体,独特的系列企业体制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运行机制,综合商社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开辟了稳固的前沿阵地。日本企业通过并购实现规模经济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条件,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出与产业发展和贸易利益密切结合的特征,日本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中同样蕴含着战略性贸易政策。此外,日本企业的技术贸易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相互配合,日本促进技术引进与研发的政策均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表现。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具有目标明确、重点突出、灵活运用和追求动态效应等特点。但是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一把双刃剑,既对日本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和竞争能力提高带来积极效果,也对日本经济和贸易的长远发展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和后果。当前,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正处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关键阶段。在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结构不完善等问题,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仍以进料加工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在最能代表一国出口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品方面与贸易强国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看,当前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增速呈结构性放缓,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传播给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带来巨大挑战,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更加激烈,贸易摩擦形势严峻复杂,当前外贸形势突显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性。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虽然最早由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且从发达国家应用的角度进行阐释和研究,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也同样适用,可以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良好的指引。纯粹的市场经济或许有益于世界经济和福利的改善,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却未必是一种最佳的选择,国际市场普遍存在的不完全竞争和信息不对称所决定的市场不完善性为一国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战后日本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经济和贸易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一是要重视发挥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作用,二是在尊重WTO原则基础上,合理利用贸易政策工具,三是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四是制定合理的对外投资策略,五是实施出口鼓励措施,集中力量开拓国际市场。
林明灯[5]（2020）在《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文中提出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曾经是发达经济体跨国企业特有的经济现象,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也以其为研究对象,成果丰富且已形成较为完善理论体系。然而近十年,中国OFDI呈几何式增长,即使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全球资本流动规模持续下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仍逆势上扬,并于2016年首次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中企“走出去”发展轨迹,无法用传统OFDI理论中利益最大化解释:在经济飞速增长的趋势下,中企留在国内深耕发展才是合理选择,加之中企整体呈现国际化经验匮乏,自主品牌与技术拥有度较低等特征。传统理论无法从微观视域对中企OFDI行为做出合理解释,究其原因,发达经济体国内制度质量较高,营商环境优越,企业开展跨境投资无“后顾之忧”,无需考虑制度成本与政府寻租,母国制度可视为基本“背景”,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普遍制度建设滞后,政府干预较高,尤其是处于转轨时期的中企OFDI收益更多体现宏观经济利益,而企业微观利益是被兼顾的,其OFDI行为势必受区域制度政策、地方政府治理、国际双边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基于上述背景,本文试图探讨和回应下述核心问题:国际投资领域中,母国制度包含哪些维度?它们间关系是什么?是否都能显着影响企业OFDI?母国制度能否与经典OFDI理论中的资源观、区位观相结合?最后,基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广袤,区域间制度体系演化差异大,地方政府调控力度高、范围广,涉外（投资）协议种类多、缔约频繁的特点,区域制度质量和企业OFDI选择是否具有显着的空间相关性?据此,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研究:（1）在梳理现有国际投资理论与研究基础上,综合中国对外投资制度变迁的历史背景有效评估母国制度影响中企OFDI的有效性。（2）以新制度经济学等经典理论为基础,解析母国制度的理论内涵与框架结构,并在修订OLI范式基础上构建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模型。（3）以2003-2015年上市企业OFDI决策为样本,通过Logit模型实证检验母国制度对中企国际化选择的直接影响与调节效应。（4）为中国政府提升区域OFDI水平提供政策建议。基于上述研究思路线索,本文得出结论可归纳为下:（1）母国制度分为国内层面（制度环境、政府治理）与国际层面（涉外制度）,共三个维度。国内层面:税制结构优化、信贷制度改革、技术市场成熟、知识产权完善,政府干预降低,补助补贴增多、审批效能提升,腐败活动减少,都能激励中企境外投资,呈现对OFDI的“挤入”效应,另一方面,物权保护力度提升,契约机制有效实施,政府支出规模增加,公共品高质量供给,反而会抑制中企“走出去”,呈现对OFDI的“挤出”效应。国际层面:避免双重征税制度与双边投资协议多以资本流入国身份签订,中企在“走出去”进程中无法得到缔约国高标准待遇,因而两类协议无法促使中企OFDI,甚至避免双重征税制度更多呈现对OFDI的“挤出”效应,与之相反,自由贸易协定与境外经贸合作区对投资保护与投资激励态度更为积极、开放程度更高、范围更广、条款更具操作性,激励中企到缔约国投资作用效果更佳。（2）母国制度也能以企业所有权优势（或东道国区位优势）为媒介,间接影响企业OFDI选择。国内层面:物权制度、契约制度、信贷制度、技术交易市场与知识产权制度提升,以及政府干涉降低,补贴规模增大,寻租行为减少,都能赋予创新型中企更高水平的技术所有权优势,呈现母国制度“强化”技术所有权优势特征;而企业承担税率降低,公共品供给效率提升,研发投入较多企业倾向留在国内发展,呈现母国制度“弱化”创新型企业OFDI意愿特征。国际层面:涉外制度能优化东道国较低的法治质量与营商环境（如双边投资协议与自由贸易协定）,降低东道国沉重的税收负担与不完善的基础设施对中资流入的抑制作用（如境外经贸合作区）,鼓励中企到制度区位优势缺失的缔约国OFDI,呈现涉外制度“强化”东道国区位优势特征。（3）从“两个统筹”到“三个统筹”是中国加快对外开放水平战略思想的重大创新:国内层面,制度环境作为母国制度最为稳定的制度内核,其本身是静态框架,需要政府构建与之适应的执行机制,才能充分发挥其优越性,本文考察国内制度的十二个子制度对微观特征异质企业OFDI影响差异,可以帮助地方政府重新审视如何利用中企在OFDI决策上表现出对国内制度的“异质性偏好”,精准激励目标企业“走出去”;国际层面,既需要中国研究借鉴国际经济规则调整国内制度,为中企培育“走出去”能力提供良好的国内环境,也要求政府调整国内制度政策工具,配合涉外（投资）制度体系效率效能发挥,以争取国际投资领域更大的制度性权力。本文考察中企至签订不同涉外（投资）制度的缔约国OFDI呈现出对国内制度的“异质性偏好”,所得结论能帮助中国在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进程中更好实现“统筹国际国内规则”。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从母国制度视角对OFDI研究,建立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OFDI具有更强解释力的理论框架。第二,本文将母国制度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的OL优势有机结合,丰富和发展了国际投资理论。第三,本文的研究对将从国际规则国内化以及国内规则国际化两条路径着手,推动现有治理机制和规则体系变革的中国具有较大的实践价值。
陈瑾[6]（2020）在《税收制度改革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动态 ——基于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的视角》文中研究表明出口是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三架马车之一,其稳定增长对于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而企业出口的动态转换,则对于中国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不可或缺。长期以来,为了保障国家出口的稳定增长及出口企业动态有效配置资源,我国政府通过各种税收政策对其作了大力支持,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然而,关于这些税收政策究竟如何影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出口的稳定增长的动态调整,相关研究却很少。对这些税收政策对中国企业出口增长和动态调整进行研究,无论是对我国税收体制改革、税收政策制定还是对出口政策制定,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同时,长期以来国际贸易文献对于财政与贸易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出口退税和出口补贴,较少研究其他税收政策对贸易的影响。因此,对其它税收政策如何影响一国贸易特别是一国企业的出口行为,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本论文以中国税收收入中占比最大的两个税种企业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为例,考察这两类税收政策的变动如何影响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动态调整。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企业增值税还是企业所得税的削减,都将影响企业出口动态调整。具体而言,本文发现:（1）企业增值税的削减,将降低出口市场企业进入和退出的比率,同时对出口市场净进入率有显着的正向影响;（2）无论是企业增值税还是企业所得税削减,都将降低企业出口生存风险、延长企业出口持续时间;（3）企业所得税削减,有助于促进企业出口产品向核心产品和高技术产品转换;（4）无论是企业增值税还是企业所得税削减,都提升了行业资源配置的效率;（5）企业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削减所产生的经济效应,表明这两类税收政策改革达到了其改革的宗旨目标,且符合经济原则。本论文由10个章节构成。第1章-第10章的主要内容及其学术贡献总结如下。第1章对税收与贸易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文献进行了介绍,界定了本文的研究内容和范围,并对本论文的基本结构、创新点和学术贡献做了介绍。第2章大致介绍中国财税体系改革历程,重点总结了中国企业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改革的历程、内容及实际的减税效果。第3章在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中经典的Melitz模型基础上纳入企业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构建了考察企业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影响企业出口行为的启发式模型,并在Melitz模型的基础上纳入企业所得税,构建了考察企业所得税对企业出口行为影响的基本模型,进一步在特定参数假定下,对模型做了模拟,考察了企业所得税变化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第4-6章分别从行业中出口市场进入和退出率角度、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和企业-产品出口持续时间角度对企业增值税如何影响企业出口动态进行研究。由于企业进入退出出口市场反映了资源在出口和非出口企业之间的配置,第4章从行业中出口市场进入和退出率角度,基于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以2004年中国东北三省增值税改革事件作为政策冲击,使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企业增值税对企业出口动态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2004年增值税转型试点政策显着地降低了行业平均出口进入率和行业平均出口退出率,但对行业平均净出口进入率具有显着正向影响,即增值税改革有效促进了行业平均净出口进入率上升,从而提升了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增值税转型试点政策通过促进研发创新、增强行业集中而降低了企业出口退出、抑制了出口进入,使得行业平均出口进入率和出口退出率均下降。这些结果意味着,以增值税为典型的减税政策会显着影响企业出口动态,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第4章可能是第一个就中国增值税改革对企业进入退出出口市场的影响进行考察的文章。从研究内容上看,相比于之前的研究,本章在基准结果的基础上考虑了更多的同期政策冲击、采用了多种估计方法以增强基准结果的稳健性。从影响渠道上看,本章不仅量化分析了增值税改革对企业出口动态的影响,还提出并检验了增值税改革影响行业平均出口进入率和出口退出率的两个渠道。本章的研究结果表明以增值税改革为典型的减税政策不仅对国内企业有效,对于改善出口企业的生存环境同样具有显着的作用。第5章从企业出口持续时间角度,基于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以2004年增值税转型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试验,使用双重差分cloglog模型考察了企业增值税对企业出口动态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增值税改革显着降低了企业出口风险,有效提升了企业出口持续时间。机制检验的结果表明增值税改革通过促进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提升企业绩效进而降低企业出口退出风险,延长企业出口持续时间。这些结果意味着,企业增值税的削减有助于提高企业出口竞争力、稳定企业出口,进而稳定国家的出口增长。第6章从企业-HS8位数产品的出口持续时间角度,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进出口统计数据库匹配数据,结合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以及CEPII的双边引力数据,以2004年增值税转型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试验,使用双重差分cloglog模型考察了企业增值税削减对企业-HS8位数产品出口动态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增值税改革显着降低了企业-HS8位数产品的出口风险,有效提升了企业-HS8位数产品的出口持续时间。机制检验的结果表明增值税改革通过促进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提升企业绩效进而降低了企业-HS8位数产品的出口退出风险,延长了企业-HS8位数产品的出口持续时间。第5和第6章的学术贡献在于:从研究视角上讲,这两章内容有可能是国内外首篇从税收角度考察增值税改革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和企业-产品的出口持续时间影响的文献,现有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影响因素的研究众多,却鲜有研究涉及税收的影响。从研究方法上讲,这两章内容采用双重差分法识别政策效果,再利用生存分析法进行实证估计,不仅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内生性问题,更能有效地估计企业生存时间,使得估计结果更加准确。从研究结果上讲,这两章内容的实证结果证实了增值税改革对企业以及企业-产品的出口持续时间的促进作用,表明税收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对于调节企业行为、稳定出口具有重要作用,因此这两章的研究具有深刻的政策含义。第7章从企业出口持续时间角度,基于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以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政策作为准自然试验,使用双重差分cloglog模型考察了企业所得税对企业出口动态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企业所得税改革显着降低了企业出口风险,有效提升了企业出口持续时间。机制检验的结果表明企业所得税改革通过促进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和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两个渠道进而降低企业出口退出风险、延长企业出口持续时间。这些结果意味着,类似于企业增值税改革,企业所得税改革带来的企业所得税削减,也有助于提高企业出口竞争力、稳定企业出口,进而稳定国家的出口增长。第8章从企业-HS8位数产品-目的国出口持续时间角度,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进出口统计数据库匹配数据,结合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以及CEPII的双边引力数据,以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政策作为准自然试验,使用双重差分cloglog模型考察了企业所得税改革带来的企业所得税削减对企业出口动态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企业所得税改革显着降低了企业-产品-目的国出口风险,提升了企业-产品-目的国出口持续时间。机制检验的结果表明企业所得税改革通过促进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和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进而降低企业-产品-目的国出口退出风险,延长企业-产品-目的国出口持续时间。第7和第8章关于企业所得税如何影响企业和企业-产品-目的国的出口持续时间的研究结果,具有如下理论和实践上的贡献。第一,这两章内容可能是关于企业所得税对企业和企业-产品-目的国的出口持续时间影响研究的首篇文献。税收与贸易的关系是国际贸易中的重要研究主题。然而,文献中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出口退税即对出口企业国内增值税退还如何影响企业的出口绩效这一问题,很少考察企业所得税变动如何影响企业的出口绩效,对企业所得税如何影响企业出口稳定性或长期出口竞争力的研究更少。本章的研究丰富了税收与贸易的研究文献,同时也为出口持续时间影响因素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第二,这两章得到了关于企业所得税影响企业和企业-产品-目的国的出口持续时间的丰富结果,这些结果论证了2008年的企业所得税改革能够较好地实现改革的目标。具体而言,即企业所得税改革造成的公平税负环境,可以很好地促进地区平衡发展、促进内资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出口竞争力（出口持续时间）的增长。这就为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的“行业优先、区域为辅”的原则的合理性和绩效提供了一个实证支撑,对国家企业所得税的进一步改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第9章从企业出口产品转换角度,利用2008年我国企业所得税改革这一政策冲击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年度普查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统计数据库”的匹配数据,结合“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了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动态调整的影响。本章关注的企业出口产品调整主要包括企业出口产品范围、出口产品集中度、出口核心产品份额、出口高技术产品份额。本章的研究结果表明,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扩大了企业出口产品范围、增加了企业出口产品集中度、提高了企业出口核心产品份额和出口高技术产品份额。并且,这种影响具有地区、贸易方式、行业、企业规模异质性。本章还检验了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对企业出口产品调整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增加企业固定资产积累这两个渠道实现的。第9章的研究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贡献。在研究视角上,本章是第一篇考察企业所得税如何影响企业出口产品动态调整的文献,丰富了多产品企业出口行为和产品动态调整的相关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本章利用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实证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规避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在研究内容上,本章系统全面地分析了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对企业出口产品范围、出口产品集中度、出口核心产品以及出口高技术产品的影响,并且还考察了地区、贸易方式、行业、企业规模而产生的异质性影响。在影响机制上,本章研究发现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对企业出口产品调整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增加企业固定资产积累这两个渠道实现的。第10章对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结果作了总结,并阐述了其对出口稳定增长政策以及企业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政策的政策含义。总体上,本论文有三个方面的贡献。第一,本文给出了考察企业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对企业出口行为影响的启发式模型,并进一步在经典的Melitz异质企业贸易一般均衡下纳入企业所得税,给出了分析企业所得税对企业贸易行为和国家福利的一般模型,并在特定参数下,模拟分析了一国减税和两国竞争性减税对企业贸易行为和国家福利的影响。这一模型也可以很容易纳入企业增值税和拓展到动态情形。第二,本文以企业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为例,从出口进入退出动态、出口持续时间和出口产品调整动态三个方面考察了税收制度改革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动态的影响机理、影响渠道和影响程度,从而丰富了财政与贸易的文献。目前国内外关于财政与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出口退税或者出口补贴方面,对税收制度与贸易的研究较少,即使最近出现了少量关于企业所得税或增值税对企业出口行为影响的研究,也只是从企业静态出口行为角度进行研究。本文则从动态角度考察税收制度对企业进入退出出口市场的影响,得到了一系列结论,而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因此,本文的研究是对财政与贸易文献的重要补充,对推进财政与国际贸易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第三,本文的研究为国家企业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政策继续深化改革甚至是其它税收制度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支持,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和实证支撑。本文得到了一系列关于企业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对企业进入退出出口市场、企业出口持续时间、企业-产品-目的国出口持续时间、企业出口产品动态调整的结论,本文发现:（1）企业增值税削减降低了企业进入退出出口市场比率,增加了企业在出口市场的净进入率,提高了市场资源配置效率;（2）无论是企业增值税还是企业所得税都降低了企业出口生存风险,延长了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特别是企业所得税还延长了企业-产品-目的国出口持续时间;（3）企业所得税削减,有助于促进企业出口产品向核心产品转换,同时向高技术产品转换;（4）企业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削减所产生的经济效应,表明这两类税收政策改革达到了其改革的宗旨目标,且符合经济原则。本文还从区域、行业、出口产品和出口目的国异质性角度对这些结论做了延展和深化。这一系列结论,在文献中尚未见到。因此,本文的研究评估了国家企业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政策改革实施的经济效应及其作用渠道,论证了两种税制改革实现了其宗旨和目标及其经济合理性,从而为企业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继续深化改革甚至是其它税收制度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撑。
陈瑶雯[7]（2020）在《人民币汇率区间波动对出口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文中指出产业结构的调整转型与优化升级是新时代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实现国民经济高质量、内涵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和主要内容。“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要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榜样、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出口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成为中国整体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需要我们统筹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优化配置两种资源,不断提升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快要素市场化和全球化配置、深化开放合作,加快推动我国出口产业结构的调整转型和优化升级进程。从历史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产业结构优化和调整的幅度以及速度明显高过以往。聚焦当前实体经济结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从出口产业、出口企业、出口产品层面观察,都有待加速推动产业高级化进程。特别就出口产业层面而言,我们目前存在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低端出口产能过剩、优势产能面临竞争、出口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能力低、出口产品附加值低、高端出口产业链不够完备和在出口产业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占有份额不足等方面问题。因此在新一轮全球产业价值链重塑的过程中,中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有待提高,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带动力量之一,出口产业结构有待高级化。“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的全产业链亟待从低附加值的传统生产贸易链环节向高附加值的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环节转型升级,提升出口产品利润空间,提高出口竞争力。向未来看,习近平总书记早已指出:产业结构转型、调整、优化、升级是提高我国国民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关键举措。要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特别是出口产业,淘汰落后产业,转移国内优势产能走出去,深入推进先进信息技术与工业化深度融合,重点培育战略性新兴出口产品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积极培育出口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围绕“出口”构建现代化知识产业发展新体系。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中国与全球经济多维融合速度的不断加快,国际与国内市场联系越来越紧密。特别是伴随经济全球化引起的新一轮国际产业分工深化与格局重塑、国际贸易与投资新格局的重塑或变动,对中国出口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整体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影响将愈发明显。我们知道,实际汇率发生变动,以外币计价的一国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相对价格必然发生变化,从而导致贸易规模和进出口结构的变化,汇率的长期变动趋势会引致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生产结构的变化,并最终引导出口产业结构的整体性改变。因此,汇率作为沟通各个国家市场之间最为重要的经济变量,在普遍推行浮动汇率制度的情况下,汇率对各国出口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和作用愈加重要。从现有的研究看,有弹性的汇率形成机制将促使企业利用市场价格手段推动出口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逐步提升出口产业结构高度化和推动贸易结构优化,使其盈利增长模式更加合理。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并行、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格局重塑的现实下,一个国家对全球经济的发展与支撑作用,出口产业链地位更加重要。就我国来说,随着“一带一路”进程和新一轮全球经济结构调整、我国与全球经济频繁互动、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加快,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影响的复杂性及其双向波动的不确定性（幅度与方向）已经成为“新常态”。在此背景下,研究和利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方向与幅度）以优化我国的出口产业结构愈发重要。本文在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与产业发展的关系切入,结合汇率不完全传递理论与产业发展的关系,分析了汇率变动影响出口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的基础支撑理论,建立汇率变动影响出口产业结构的微观机制与宏观过程的理论分析框架,剖析汇率变动对出口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论证得出汇率变动主要通过价格传导与进出口贸易竞争力改变、国际资本流动（FDI与OFDI）与全球生产要素重整等渠道,影响出口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而推动整体产业结构优化。作为经验借鉴,本文考察了美国、日本、中国的出口产业结构升级与汇率的关系及其汇率政策经验,然后建立计量模型进一步验证出口产品质量与汇率的关系及其对出口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并基于克鲁格曼汇率目标区模型为理论基础,构建了一个标准的CGE模型来模拟汇率波动对我国各经济和产业变量的影响,从而为构建汇率走廊边界以实现汇率波动的区间管理提供实证支持,最终对我国出口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的汇率政策及其政策实施环境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研究认为,政府引导出口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要重视汇率政策工具。出口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既有市场的主导作用,也有政府的行政干预。汇率作为政府调控经济运行的政策工具之一,就要使“两只手”更好的发挥作用。在尊重市场主导的前提下,政府可以采取多种政策工具或措施使生产要素和生产力资源从低效率的出口行业或产业向高效率出口行业、产业流动,从而提高整体经济运行的效率和水平,让“结构红利”成为新时代经济持续增长、高质量内涵发展的动力源。汇率作为开放条件下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调节变量之一,能够凭借汇率价格信号的传递作用,通过市场竞争机制的内在动力机制促进出口产业结构的充分调整,导致出口产业结构的转型优化升级或者反过来恶化。尤其在中国开放大门不断敞开的现实情况下,汇率变动对出口产业结构发挥调节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显着,必将成为出口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重要价格机制,即通过汇率的变化引导进出口价格、进出口规模和国内总体物价水平的改变,实现对出口产业结构各个相关经济变量的深入调节。因此,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一国汇率政策的适当调整、方向与幅度的适度管控,不仅能够为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出口企业寻找更大的市场空间和利润生存空间,还能使经济发展的动力在内需和外需之间相机转换,从而对出口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程,特别是高度化和产业结构升级、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研究认为,在生产要素导向的出口产业发展中,应对汇率风险的是出口产业的高度化及在此基础上的出口产业结构优化。一国的出口产业结构整体状态可以通过该产业的相关企业处于全球产业链重塑中的动态位置及其竞争优势来评估。企业在全球产业竞争中真正的生存能力体现于其在全球价值链形成中的增加值权重及其竞争优势,而这种生存能力更多的表现于企业出口产品的高科技附加值或生产要素禀赋、企业面对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运营和管理能力、拥有的相关人才数量和技术资源以及技术更新能力、获取知识产权的能力、应对国际市场环境变化的综合能力、应对汇率大幅度波动风险的能力等,正是这些能力的综合作用,才能真正形成出口产业差异化的竞争优势。从根本上讲,我们考虑的是一个企业或者行业的全要素竞争能力。因此,政府部门想依靠一时的环境改变或者政策保护来引导出口产业结构调整是不可能有效的。与此相反,主要依靠廉价生产要素并处于初级要素导向和资源禀赋依赖阶段的产业,产业发展空间产品的低价格扩张将受到汇率变动的影响,导致需求受到抑制。形成持续和有竞争力的出口产业结构状态离不开技术进步作为支撑。外部压力可以促使企业产生提高产品质量和国际竞争力的内在动力,促使出口企业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而非在低水平上简单地扩大再生产。政府应该通过改变出口产业所在环境的政策背景,改善竞争环境,发挥市场的作用,借以促进更高级别的生产要素的组合,来促进企业竞争力的提升,最终推动出口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改造进程。研究认为,利用汇率政策促进出口产业结构优化,要把握好汇率波动的方向,管理好汇率波动的幅度,实现区间管理。我国过去奉行的汇率政策倾向于低估人民币汇率,采取相对严格的外汇管制,通过净出口的增加来增加外汇收入,增加国家外汇储备。但是,这一政策也使得形成了初级产业层面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相应限制了我国出口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发展。我们希望借助人民币升值的有利时机,加强高新技术的引进,提升原始创新和技术水平,逼迫出口企业淘汰低附加价值行业产品,释放生产要素发展高知识技术、高科技附加价值产业,推进出口产业结构乃至整个经济结构的优化。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汇率波动对出口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毕竟只是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方面,其他政策亦可能改变因为汇率变动而形成的优势或劣势。因此,汇率政策引导出口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国内一系列经济政策工具的积极配合。在汇率波动成为常态的情况下,出口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能力受到挑战,企业就要积极推进出口产业结构的调整,提高适应汇率波动和应对汇率风险的能力。考虑到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进出口行业规模和结构的影响,相关行业的政策和发展规划的制定必须到考虑汇率因素,我们既要利用好汇率变动对出口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促进作用,也要通过构建汇率走廊确定政府干预的边界,实现汇率波动的区间管理,让出口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金融环境。
鲁晓璇[8]（2020）在《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关税的大幅度削减和由于技术进步而导致的以运输、通讯为代表的服务成本的下降,以全球性生产协作为基础的新型国际分工体系逐步形成,产品的生产过程被分割成了若干生产工序,并依据各工序生产成本的不同分散到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来完成。这种因全球生产分割而导致的以全球价值链分工为基础的价值链贸易（垂直专业化贸易、产品内贸易、外包）作为国际贸易领域中一种新的贸易方式,已成为世界贸易中增长速度最快的部分,这也是引起世界贸易非线性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世界贸易的格局。在价值链贸易中,由于大量中间产品需要以国际贸易的形式从生产价值链的上游国家移向下游国家,中间产品的多次跨境移动使得现行的国际贸易统计方式存在“双重统计”（或重复计算）问题,导致各国对贸易量的统计与实际价值投入存在偏差,这一问题在以中国为代表的处于全球生产价值链中低端,主要承担最终产品加工组装的国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这一大背景下,特别是像中国这种加工贸易曾经占对外贸易半壁江山的发展中贸易大国,传统的基于对外贸易总量来测算一国对外贸易附加值及其结构的方法,已无法真实、准确地反映一国对外贸易要素禀赋和对外贸易收益的变化。因此,需要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背景下,从附加值结构的角度,来具体、深入地分析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问题。有鉴于此,本文研究拟从附加值结构的视角,将中国出口贸易中的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作为分析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中国出口贸易发展变化的切入点,通过对中国出口贸易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的分析,来进一步分析中国出口贸易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的演变特点和发展趋势。相对于单纯地从贸易量上来分析中国出口贸易商品结构问题,本文的研究将更有助于我们了解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中国出口贸易及其结构的发展变化与主要特点。本文主要包括如下七章内容:第一章,引言。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重要概念的界定、研究内容和目标、研究重点难点和方法步骤以及研究的主要创新和不足之处等内容。第二章,相关文献综述和理论分析。首先,对与本文密切相关的文献进行简要的梳理和述评;其次,基于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等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一国对外贸易附加值商品结构的决定因素;最后,以李嘉图的连续统模型为基础,构建决定一国对外贸易附加值商品结构的理论模型。第三章,中国总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分析。首先,基于贸易总量数据对中国出口商品结构进行简要分析;其次,根据国家间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将中国总贸易出口（包括货物贸易出口和服务贸易出口）附加值分解为国内附加值和国外附加值。在此基础上,基于贸易附加值数据,以中国总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作为主要分析指标;基于出口额和出口比重数据,从中国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国内附加值额及其占中国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比重两个维度,在总产品、最终品和中间品出口三个层面,系统、深入地分析中国总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的变化特点和变化趋势。第四章,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分析。在这一章中,同样首先基于贸易总量数据对中国货物贸易商品结构进行简要分析;其次,基于贸易附加值数据,以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作为主要分析指标;基于出口额和出口比重数据,从中国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国内附加值额及其占中国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比重两个维度,在总产品、最终品和中间品出口三个层面,在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出口国内附加值总量（出口额）和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出口国内附加值占比这两个维度,系统、深入地分析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的变化趋势和变化特点。第五章,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分析。第五章的结构与第三章和第四章的结构相似,只是研究的内容为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问题。第六章,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在本章中,以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额、中国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国内附加值额占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额的比重为分析对象,采用计量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方法,对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以验证第二章理论分析中所得出的结论。第七章,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和建议。在凝练从以上各章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中所得出的主要结论的基础上,从进一步优化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中国出口贸易商品结构）、提高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中国出口贸易收益）,促进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具有一定价值的政策启示和建议。本文的主要创新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研究视角方面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一国对外贸易的收益不再由其出口什么和进口什么所决定,而是由其出口和进口中的附加值所决定。传统的基于贸易总量来研究一国出口贸易商品结构的方法已经无法反映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实际情况。因此,本文以全球价值链分工为背景,从结构的视角来研究中国出口贸易中的国内附加值构成、现状特点和变化趋势,具备一定的创新意义。同时,本文对“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一国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的理论分析表明,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中对于一国出口贸易商品结构决定因素的分析仍然适用于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对一国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的分析,只是分析的对象由产品变为生产环节。2.研究方法的应用方面本文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分析了中国出口贸易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的影响因素。从作者目前所掌握的相关文献资料来看,系统地进行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影响因素研究的相关论述和文献资料还比较少。
李丹[9]（2020）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逐渐成为跨国公司吸收国际技术溢出的一项常用路径。2002年,中国实施并进一步加快了“走出去”战略的步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DI）实现了“井喷式”的增长。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构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历经了再一次飞跃。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开始重视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在中美贸易摩擦与美国技术封锁的背景下,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中国企业如何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升本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对我国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来说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本文在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实现路径及所展现出的新特点,对逆向技术溢出的运行机制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剖析,分别从微观层面、中观层面、宏观层面对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产生的机理、影响因素及其性质进行了总结和归纳。结合逆向技术溢出发生的过程,总结出了逆向技术具有的一些特征,并指出技术的经济外部性是逆向技术溢出机制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从理论机制层面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之间的联系,主要涉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异质性分析与投资模式异质性分析。在结合当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特征实际的基础上,分析了每个发展阶段逆向技术溢出的情况。其次,本文的实证研究从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两方面入手,分别基于宏观加总数据和微观企业个体数据构建相应模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地区异质性、行业异质性、投资主体异质性等方面进行了考察分析。借鉴国际上的经典技术溢出的思想及其相关理论,分别基于总产出视角和宏观全要素生产率视角构建了本文宏观层面的研究模型,进而考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通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取外国技术资本溢出之间的关系,检验了2003～2017年以来中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总体回归结果表明:2003～2017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得的国外溢出的研发资本显着促进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意义上的技术水平提升和中国总产值意义上的技术水平提升,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较为显着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但在样本期间内,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显着;现阶段中国进口贸易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是技术水平提升意义上的。从全国范围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意义上的技术水平提升作用主要来自技术水平变化意义上的逆向溢出效应。中国东、中、西部三大地理区域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存在地区差异,分别基于总产出视角和宏观全要素生产率视角的实证结论有同有异。进一步地,本文在行业层面实证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渠道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发现在不同的行业大类,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效果并不相同,对于一些非技术密集行业,并没有显现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而对于研发密集型的行业,则更容易产生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进一步地,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的合并数据,从微观层面考察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区分了投资主体异质性与行业异质性进行分析。首先,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考察了中国工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创新水平上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问题。其次,进一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工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显着提升了企业创新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水平,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效果受到企业所有权性质的影响,不同行业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存在异质性。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的实证结论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在全国范围已经显现,且在地域、行业、企业所有制方面显示了异质性。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主要有:第一,中国企业应多选择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第二,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应共同增加研发经费的投入;第三,中国政府应注重人才培养,加大对国内教育的资源与经费投入,以明显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第四,因地制宜实施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等。并对今后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蒋鹏飞[10]（2020）在《FDI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自19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开放、贸易壁垒减少、交通和通讯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跨国生产和销售成本降低,以全球垂直生产网络扩大为特征的生产新模式出现,全球经济日益围绕全球价值链构建。跨国公司通过FDI和外包将达到一定程度标准化的活动环节配置到全球范围内的低成本国家或地区。FDI、外包和全球采购构建起复杂的全球生产网络。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大量引进外资并发展加工贸易,积极融入全球经济,嵌入全球价值链。中国贸易规模很大,但由于加工贸易占比较高,中国整体上仍然处于全球制造业、产业链、价值链的中低端。跨国公司将价值链低端活动环节转移至中国的同时,许多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进入中国,污染转移,加重中国生态环境的负担。国内劳动力成本上涨、逆全球化趋势和全球贸易摩擦加剧,中国引进外资的困难进一步加大。面临这样的形势,正确认识FDI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中国GVC分工地位有助于中国制定合理的FDI政策、优化引资结构、提升FDI质量、提高中国GVC分工地位、扩大经济收入和促进经济增长。GVC分工理论是对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规模经济理论的继承与发展。FDI理论与国际分工理论的融合与发展中有关FDI影响国际分工的分析,在GVC背景下,基本仍是适用的,只是由对最终品分工转变为对价值链不同活动环节的分工。各国或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影响国际分工,FDI通过各国或各地区的生产率和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对国际分工产生影响。根据比较优势的定义,一国或一地区的比较优势受本国和外国因素影响,如一国在价值链不同活动环节的生产率比较优势受该国和外国价值链不同活动环节的生产率影响,一国在价值链不同活动环节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受该国和外国要素禀赋影响。在静态分析中,FDI东道国和母国的要素禀赋和价值链不同活动环节的生产率水平都不会发生改变,因此FDI不会影响东道国GVC分工地位。在动态分析中,FDI通过东道国和母国的高端和低端活动环节的生产率,改变东道国具有生产率比较优势的活动环节,从而改变东道国GVC分工地位。FDI通过东道国和母国的要素禀赋改变东道国具有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活动环节,从而改变东道国GVC分工地位。以往有关FDI对东道国GVC分工地位影响的研究主要考虑FDI通过改变东道国技术进而影响东道国GVC分工地位。鲜有文献基于国际分工的基础比较优势分析FDI对GVC分工地位的影响,本文分析FDI通过东道国和母国的生产率和要素禀赋四条渠道影响东道国比较优势,进而影响东道国GVC分工地位。FDI平均项目规模、技术水平、出口能力显示中国FDI主要流向价值链低端活动环节。中国比较优势、全球消费主体为发达国家和中国人力资本较低三方面解释了FDI主要流向价值链低端活动环节的原因。本文使用2004-2011年的行业层面数据,实证研究发现FDI总体上提高了中国GVC分工地位。具体机制而言,FDI通过提高中国高端活动环节与低端活动环节生产率之比,使中国的GVC分工地位提高。2004-2011年,FDI主要集中于低端活动环节,FDI主要采取垂直无形资产转移而非水平无形资产转移提高了中国高端活动环节的生产率,并且FDI通过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和人员流动效应使得中国低端活动环节的生产率与国外差距不断缩小,趋于一致,高端活动环节的生产率逐步提高,中国GVC分工地位提高。FDI通过提高母国高端活动环节与低端活动环节生产率之比,使中国的GVC分工地位下降。跨国公司通过FDI将价值链低端活动环节转移到中国,跨国公司母公司主要从事价值链高端活动环节。由于出口学习效应,母国低端活动环节生产率降低。通过示范效应、人员流动效应、竞争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使得母国高端活动环节生产率提高,中国的GVC分工地位下降。FDI通过中国和母国的要素禀赋对中国GVC分工地位影响不显着。由于FDI主要流入价值链低端活动环节,使母国资本减少的同时,使母国就业减少,导致母国要素禀赋结构不变,进而对中国GVC分工地位没有影响。FDI主要流入价值链低端活动环节,使中国资本增加的同时,使中国就业增加,导致中国要素禀赋结构不变,进而对中国GVC分工地位没有影响。本文进一步对不同生产率水平和不同GVC参与度的行业进行分组面板回归,发现FDI对中国较低生产率水平的行业GVC分工地位有正向影响,FDI对中国较高生产率水平的行业GVC分工地位有负向影响但不显着。FDI对不同生产率水平的中国行业GVC分工地位的影响不同,可能是由于相对于较高生产率水平的行业,较低生产率水平的行业中,FDI更容易通过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和人员流动效应使中国和母国的高端活动环节生产率逐步提高,且FDI对前者影响大于后者,从而提高中国GVC分工地位。与低和中等GVC参与度的行业相比,FDI对中国高GVC参与度的行业GVC分工地位正向影响更显着。这一结果表明只有在GVC参与度达到一定水平时,FDI的示范效应、竞争效应、人员流动效应才会使中国高端活动环节的生产率逐步提高,中国GVC分工地位提高。只有在GVC参与度达到一定水平时,FDI才会促进母国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使中国GVC分工地位降低。且前者的作用大于后者的作用,因此FDI对中国高GVC参与度的行业GVC分工地位有正向影响。若FDI主要流入中国价值链高端活动环节,FDI的类型则主要是市场寻求型,出口学习效应的存在使得母国高端活动环节生产率的下降。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价值链低端活动环节的生产率与国外差距不断缩小,趋于一致。FDI主要流入中国价值链高端活动环节有利于中国高端活动环节的生产率提高。价值链高端活动环节往往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若FDI主要流入中国价值链高端活动环节,母国的资本减少量远远超过就业,阻碍母国要素禀赋结构升级。FDI主要流入中国价值链高端活动环节有利于中国资本积累,促进中国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因此,高端环节的FDI通过中国和母国的生产率和要素禀赋提高中国GVC分工地位。FDI作为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重要途径,利用FDI提高中国GVC分工地位既要“顺势而为”,也要“造势而为”。中国应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以吸引FDI、提高低端环节FDI的利用、促进高端环节FDI的吸收、调整税收制度引导外资流向价值链高端环节、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等。
二、劳动密集+先进适用技术（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劳动密集+先进适用技术（论文提纲范文）
（1）技术标准与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 ——基于出口技术复杂度和出口产品质量双重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技术标准水平测算方法与经济效应研究 |
| 1.2.2 技术标准与国际贸易、技术创新研究 |
| 1.2.3 出口技术复杂度测算方法与影响因素研究 |
| 1.2.4 出口产品质量测算方法与影响因素研究 |
| 1.2.5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主要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技术标准影响制造业出口升级的理论分析 |
| 2.1 技术标准与出口升级的内涵界定 |
| 2.1.1 技术标准的内涵界定 |
| 2.1.2 出口升级的内涵界定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网络外部性与技术标准化理论 |
| 2.2.2 技术标准与技术创新理论 |
| 2.2.3 比较优势理论 |
| 2.2.4 内生增长贸易理论 |
| 2.3 技术标准影响出口升级的理论机制与假说 |
| 2.3.1 技术标准对技术创新机制的直接影响 |
| 2.3.2 技术标准对技术创新机制的间接影响 |
| 2.3.3 理论假说 |
| 第3章 中国技术标准动态演进及现状 |
| 3.1 国际技术标准及国外先进技术标准动态演进及特点 |
| 3.1.1 国际技术标准及国外先进技术标准动态演进 |
| 3.1.2 国外先进技术标准体系的显着特征 |
| 3.1.3 国际技术标准及国外先进技术标准的发展趋势 |
| 3.2 中国技术标准动态演进、现状及主要问题 |
| 3.2.1 中国技术标准发展的动态演进 |
| 3.2.2 中国技术标准的现状 |
| 3.2.3 现阶段中国技术标准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
| 第4章 技术标准与制造业出口升级:测算与事实 |
| 4.1 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测算与事实 |
| 4.1.1 中国制造业出口现状 |
| 4.1.2 测算方法与数据来源 |
| 4.1.3 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测算结果与特征事实 |
| 4.2 中国技术标准水平测算与事实 |
| 4.2.1 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
| 4.2.2 技术标准水平测算结果与特征事实 |
| 4.3 技术标准与制造业出口产品升级匹配性分析 |
| 4.3.1 技术标准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 |
| 4.3.2 技术标准与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技术标准与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基于出口技术复杂度视角的实证 |
| 5.1 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说明 |
| 5.1.1 模型构建 |
| 5.1.2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5.2 基准回归 |
| 5.3 稳健性检验 |
| 5.3.1 内生性检验 |
| 5.3.2 稳健性检验 |
| 5.4 机制检验 |
| 5.5 异质性检验 |
| 5.5.1 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 |
| 5.5.2 轻型制造业和重型制造业 |
| 5.5.3 低技术、中技术和高技术制造业 |
| 5.5.4 强制性技术标准和推荐性技术标准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技术标准与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基于出口产品质量视角的实证 |
| 6.1 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说明 |
| 6.1.1 模型构建 |
| 6.1.2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6.2 基准回归 |
| 6.3 稳健性检验 |
| 6.3.1 内生性检验 |
| 6.3.2 稳健性检验 |
| 6.4 机制检验 |
| 6.5 异质性检验 |
| 6.5.1 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 |
| 6.5.2 轻型制造业和重型制造业 |
| 6.5.3 低技术、中技术和高技术制造业 |
| 6.5.4 强制性技术标准和推荐性技术标准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提高以技术标准和技术标准战略促出口升级的重视程度 |
| 7.2.2 更好地发挥推荐性技术标准对出口升级的促进作用 |
| 7.2.3 提高技术标准的“质”,以“质”加速出口升级 |
| 7.2.4 以技术标准促技术创新,加速经济高质量发展 |
| 7.2.5 加速技术标准的国际化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2）高质量发展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 |
| 1.2.1 研究范式 |
| 1.2.2 研究内容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概念界定 |
| 1.3.1 高质量发展 |
| 1.3.2 制造业及制造业出口 |
| 1.3.3 出口竞争力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和相关研究综述 |
| 2.1 出口竞争力的理论基础 |
| 2.1.1 古典贸易理论 |
| 2.1.2 新古典理论 |
| 2.1.3 新贸易理论 |
| 2.1.4 竞争优势理论 |
| 2.2 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因素 |
| 2.2.1 直接影响因素 |
| 2.2.2 间接影响因素 |
| 2.3 出口竞争力的测度方式及相关应用研究 |
| 2.3.1 规模竞争力测度指标 |
| 2.3.2 质量竞争力测度指标 |
| 2.4 中国制造业发展相关研究综述 |
| 2.4.1 对中国制造业发展现状的研究 |
| 2.4.2 对中国制造业发展环境的研究 |
| 2.4.3 对中国制造业发展路径的研究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制造业和制造业出口的现状研究 |
| 3.1 中国制造业发展概况 |
| 3.1.1 中国制造业发展历程 |
| 3.1.2 中国制造业现实特征 |
| 3.2 中国制造业出口现状 |
| 3.2.1 中国制造业出口总体情况 |
| 3.2.2 中国制造业出口结构 |
| 3.2.3 制造业国际市场份额 |
| 3.3 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国际环境 |
| 3.3.1 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冲击 |
| 3.3.2 中国制造业面临的贸易摩擦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测度和评价 |
| 4.1 出口规模竞争力的测度与评价 |
| 4.1.1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
| 4.1.2 贸易竞争力指数 |
| 4.2 出口质量竞争力的测度与评价 |
| 4.2.1 出口技术复杂度 |
| 4.2.2 垂直专业化指数和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经济复杂度、技术创新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
| 5.1 经济复杂度的测算与评价 |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2.1 技术创新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
| 5.2.2 经济复杂度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
| 5.2.3 两者的协同效应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
| 5.3 模型构建与变量设定 |
| 5.3.1 实证模型构建 |
| 5.3.2 变量设定及数据处理 |
| 5.4 实证分析 |
| 5.4.1 实证回归结果及分析 |
| 5.4.2 中介效应的检验 |
| 5.4.3 考虑内生性的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垂直专业化水平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
| 6.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1.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
| 6.1.2 垂直专业化水平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
| 6.1.3 两者的协同效应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
| 6.2 模型构建与变量设定 |
| 6.2.1 实证模型构建 |
| 6.2.2 变量设定及数据处理 |
| 6.3 实证分析 |
| 6.3.1 平稳性和协整检验 |
| 6.3.2 面板模型的选择和回归 |
| 6.3.3 结果分析和稳健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和未来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以加快技术创新为核心推动制造业提质升级 |
| 7.2.2 高质量深化国际分工以形成制造业国内国际“良性循环” |
| 7.2.3 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为制造业创造高质量的国际发展环境 |
| 7.3 研究创新和未来展望 |
| 7.3.1 研究创新 |
| 7.3.2 不足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件1 本文行业分类、中国工业行业分类和国际贸易标准分类对照表 |
| 附件2 2019 年中国、美国、日本产品国际市场份额(按HS1992 分类) |
| 附件3 1992-2018年13 个制造业行业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 |
| 附件4 1992-2018年13 个制造业行业贸易竞争力指数(TC) |
| 附件5 1992-2018年13 个制造业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PRODY) |
| 附件6 1995-2014年13 个制造业行业垂直专业化指数(VSS) |
| 附件7 1995-2014年13 个制造业行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DVAR)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就业市场的影响研究 ——基于制造业企业层面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框架和结构 |
| 1.3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主要概念界定 |
| 2.1.1 对外直接投资 |
| 2.1.2 就业、就业结构及技能工资溢价 |
| 2.2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2.1 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2.2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3 技能工资溢价理论 |
| 2.4 对外直接投资与本国就业市场 |
| 2.4.1 对外直接投资与就业 |
| 2.4.2 对外直接投资与就业结构 |
| 2.4.3 对外直接投资与技能工资溢价 |
| 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制造业就业市场的发展概况 |
| 3.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与特征 |
| 3.1.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 |
| 3.1.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特征 |
| 3.2 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特征性事实 |
| 3.2.1 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
| 3.2.2 制造业企业整体就业现状 |
| 3.2.3 制造业就业结构特征 |
| 3.2.4 制造业企业技能工资溢价特征 |
| 3.3 本章小结 |
| 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国内就业市场的机制分析 |
| 4.1 对外直接投资对总体就业规模的影响机制 |
| 4.2 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结构的影响机制 |
| 4.3 对外直接投资对技能工资溢价的影响机制 |
| 4.4 本章小结 |
| 5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本国就业增长 |
| 5.1 模型设定、变量和数据说明 |
| 5.1.1 模型设定 |
| 5.1.2 变量设定与数据说明 |
| 5.2 基本估计结果与构建反事实控制组 |
| 5.2.1 构建反事实控制组 |
| 5.2.2 基本估计结果 |
| 5.3 对外直接投资就业效应的异质性检验 |
| 5.3.1 企业所有制异质性检验 |
| 5.3.2 投资目的地异质性检验 |
| 5.3.3 投资类型异质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6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本国就业结构 |
| 6.1 模型设定、变量和数据说明 |
| 6.1.1 模型设定 |
| 6.1.2 变量设定及数据说明 |
| 6.2 基本估计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
| 6.2.1 基本估计结果 |
| 6.2.2 内生性检验 |
| 6.2.3 其它稳健性检验 |
| 6.3 对外直接投资就业结构效应的异质性检验 |
| 6.3.1 行业异质性检验 |
| 6.3.2 企业所有制异质性检验 |
| 6.3.3 投资目的地异质性检验 |
| 6.3.4 投资类型异质性检验 |
| 6.4 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就业技能结构的机制检验 |
| 6.4.1 技术创新效应检验 |
| 6.4.2 生产转移效应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7 中国对直接投资与本国技能工资溢价 |
| 7.1 模型设定、变量和数据说明 |
| 7.1.1 模型设定 |
| 7.1.2 变量设定及数据说明 |
| 7.2 基本估计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
| 7.3 对外直接投资技能工资溢价效应的异质性检验 |
| 7.3.1 行业异质性检验 |
| 7.3.2 地区异质性检验 |
| 7.3.3 企业所有制异质性检验 |
| 7.3.4 投资目的地异质性检验 |
| 7.3.5 投资类型异质性检验 |
| 7.4 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技能工资溢价的机制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4）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理论分析与实际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1.3.2 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1.3.3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
| 1.3.4 比较分析的方法 |
| 1.4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研究的不足 |
| 1.6 本章小结 |
| 第2章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般分析 |
| 2.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概念和性质 |
| 2.1.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概念 |
| 2.1.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性质 |
| 2.1.3 战略性贸易政策与幼稚工业保护论的区别 |
| 2.1.4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内容体系 |
| 2.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渊源 |
| 2.2.1 比较优势与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 |
| 2.2.2 重商主义与贸易保护理论 |
| 2.2.3 新贸易理论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2.3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体系 |
| 2.3.1 利润转移理论 |
| 2.3.2 外部经济理论 |
| 2.4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评析 |
| 2.4.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突破 |
| 2.4.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局限和消极影响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演变 |
| 3.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萌芽阶段(经济恢复时期1945—1955) |
| 3.1.1 限制进口的政策 |
| 3.1.2 扶植和振兴出口的政策 |
| 3.1.3 保护和扶植国内产业的政策 |
| 3.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初级阶段(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3) |
| 3.2.1 实施分阶段贸易自由化政策 |
| 3.2.2 实施有利于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关税政策替代直接进口限制 |
| 3.2.3 通过放松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
| 3.2.4 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相结合战略性地扶持重化工业的发展 |
| 3.3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高级阶段的形成时期(经济稳定增长和泡沫经济时期1973—1991) |
| 3.3.1 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 |
| 3.3.2 实行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来保证更多的贸易利益 |
| 3.3.3 战略性地促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 |
| 3.3.4 发挥对外投资和经济援助对贸易的促进作用 |
| 3.4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高级阶段的稳定发展时期(经济长期低迷时期1991—至今) |
| 3.4.1 贸易政策的重心向贸易和投资并举的方向转变 |
| 3.4.2 实行多层次、灵活的自由贸易战略来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 |
| 3.4.3 发挥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中的作用并主导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度基础与主要实施方式 |
| 4.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度基础 |
| 4.1.1 国家战略与贸易政策的关系 |
| 4.1.2 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为有效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奠定基础 |
| 4.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实施方式 |
| 4.2.1 依据动态比较优势确定战略性目标产业 |
| 4.2.2 利用财政金融等手段保护和扶持战略产业发展 |
| 4.2.3 推动企业联合,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应 |
| 4.2.4 构筑产官学协作的国家创新体制 |
| 4.2.5 推行战略性贸易外交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产业层面分析 |
| 5.1 战后日本产业现代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结合发展 |
| 5.1.1 产业政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有机结合 |
| 5.1.2 在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结合着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2 日本汽车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2.1 汽车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2.2 日本政府对汽车产业采取的保护和扶植政策 |
| 5.2.3 日本汽车产业贸易政策的战略性调整 |
| 5.2.4 日本汽车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
| 5.3 日本钢铁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3.1 钢铁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3.2 日本政府对钢铁产业的保护政策 |
| 5.3.3 日本政府对钢铁产业的扶植政策 |
| 5.3.4 日本钢铁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
| 5.4 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4.1 半导体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4.2 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保护政策 |
| 5.4.3 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扶植政策 |
| 5.4.4 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效果与半导体产业国际竞争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企业层面分析 |
| 6.1 日本的企业组织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1.1 企业集团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强大的基础载体 |
| 6.1.2 系列企业体制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有力的运行机制 |
| 6.1.3 综合商社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稳固的前沿阵地 |
| 6.2 日本的企业并购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2.1 日本企业并购的模式与特点 |
| 6.2.2 通过并购实现规模经济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条件 |
| 6.3 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3.1 日本对外投资政策与贸易政策有机结合 |
| 6.3.2 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发展、贸易利益密切结合 |
| 6.3.3 跨国公司及经营战略中蕴含着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4 日本企业的技术进步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4.1 技术贸易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相配合 |
| 6.4.2 促进技术引进与研发的政策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表现 |
| 6.4.3 企业研发战略的效果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特点、积极效果及消极影响 |
| 7.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特点 |
| 7.1.1 目标明确 |
| 7.1.2 重点突出 |
| 7.1.3 灵活运用 |
| 7.1.4 追求动态效应 |
| 7.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积极效果 |
| 7.2.1 促进经济高速增长 |
| 7.2.2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
| 7.2.3 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
| 7.3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消极影响 |
| 7.3.1 贸易摩擦频发 |
| 7.3.2 经济对外依赖加深 |
| 7.3.3 产业“空心化”风险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 8.1 当前外贸形势突显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性 |
| 8.1.1 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 |
| 8.1.2 贸易摩擦形势严峻复杂 |
| 8.1.3 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更加激烈 |
| 8.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 8.2.1 重视发挥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作用 |
| 8.2.2 在尊重WTO原则基础上,合理利用贸易政策工具 |
| 8.2.3 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
| 8.2.4 制定合理的对外投资策略 |
| 8.2.5 实施出口鼓励措施,集中力量开拓国际市场 |
| 8.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二章 理论述评与文献综述 |
| 2.1 传统OFDI理论 |
| 2.1.1 垄断优势理论 |
| 2.1.2 内部化理论 |
| 2.1.3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 2.1.4 比较优势投资论 |
| 2.1.5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
| 2.2 发展中国家OFDI理论 |
| 2.2.1 小规模技术理论 |
| 2.2.2 技术地方理论 |
| 2.2.3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
| 2.2.4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
| 2.3 OFDI理论的新发展 |
| 2.3.1 战略管理理论—产业观、资源观、制度观 |
| 2.3.2 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 |
| 2.3.3 新新贸易理论 |
| 2.4 关于中国OFDI的研究 |
| 2.5 中国OFDI的竞争优势与来源——制度视角提出 |
| 2.5.1 传统理论对中国OFDI行为的适用性分析 |
| 2.5.2 制度因素的提出 |
| 2.6 制度视角下的OFDI研究 |
| 2.6.1 东道国视角 |
| 2.6.2 制度距离视角 |
| 2.6.3 母国制度视角 |
| 2.7 理论述评 |
| 第三章 中国OFDI制度变迁与发展现状 |
| 3.1 制度视角下中国OFDI发展历程 |
| 3.2 当前中国OFDI突出问题 |
| 3.2.1 境内主体结构失衡 |
| 3.2.2 投资产业结构失衡 |
| 3.2.3 投资区域结构失衡 |
| 3.3 制度视角下原因分析 |
| 3.3.1 非国有资本在境外投资重点领域的“母国制度优势”有待提升 |
| 3.3.2 金融税收制度改革滞后与外企超国民待遇造成大量的返程投资 |
| 3.3.3 区域市场化改革进程差异造成各地投资主体结构分布差异显着 |
| 第四章 母国制度影响企业OFDI理论模型构建 |
| 4.1 理论基础 |
| 4.1.1 母国制度的定义与构成 |
| 4.1.2 母国制度三个维度的框架构建 |
| 4.1.3 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竞争优势来源:母国制度安排 |
| 4.2 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理论模型构建 |
| 4.2.1 前提假设 |
| 4.2.2 函数设定 |
| 4.2.3 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模型的经济学分析 |
| 4.3 本章小节 |
| 第五章 制度环境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5.1 研究假设 |
| 5.1.1 产权制度 |
| 5.1.2 经济制度 |
| 5.1.3 创新制度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样本与数据来源 |
| 5.2.2 计量模型构建 |
| 5.2.3 变量说明 |
| 5.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 5.3.1 制度环境对中企OFDI行为的直接影响 |
| 5.3.2 制度环境对东部企业OFDI行为的调节效应 |
| 5.4 异质性检验 |
| 5.4.1 所有制差异 |
| 5.4.2 要素密集度差异 |
| 5.4.3 产业差异 |
| 5.4.4 行业集中度 |
| 5.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5.6 本章小节 |
| 第六章 政府治理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6.1 研究假设 |
| 6.1.1 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
| 6.1.2 市场主体激活效率 |
| 6.1.3 行政权利运行效率 |
| 6.2 研究设计 |
| 6.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 6.3.1 政府治理对中企OFDI决策的直接影响 |
| 6.3.2 政府治理对东部企业OFDI决策的调节效应 |
| 6.4 异质性检验 |
| 6.4.1 所有制异质性 |
| 6.4.2 要素密集异质性 |
| 6.4.3 产业异质性 |
| 6.4.4 行业集中度异质性 |
| 6.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6.6 母国制度环境、政府治理与异质性企业OFDI关系综合研究 |
| 6.7 本章小节 |
| 第七章 涉外(投资)制度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7.1 研究背景与理论假设 |
| 7.1.1 避免双重征税制度 |
| 7.1.2 国际投资协定——双边投资协定(BIT)与自由贸易协定(FTA) |
| 7.1.3 境外经贸合作区 |
| 7.2 研究设计 |
| 7.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7.2.2 回归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7.2.3 描述性统计 |
| 7.3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 7.3.1 涉外(投资)制度对中企OFDI的直接影响 |
| 7.3.2 涉外(投资)制度对中企OFDI的调节效应 |
| 7.4 异质性检验 |
| 7.4.1 以自然资源寻求为动机 |
| 7.4.2 以战略资源寻求为动机 |
| 7.4.3 以廉价劳动力寻求为动机 |
| 7.4.4 以规避贸易壁垒为动机 |
| 7.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7.6 制度环境、政府治理、涉外(投资)制度与企业OFDI关系综合研究 |
| 7.7 本章小节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完善母国制度环境 |
| 8.1.1 契约制度 |
| 8.1.2 物权制度 |
| 8.1.3 税收制度 |
| 8.1.4 信贷制度 |
| 8.1.5 知识产权制度 |
| 8.1.6 技术交易市场 |
| 8.2 提升政府治理水平 |
| 8.2.1 政府支出 |
| 8.2.2 供给效率 |
| 8.2.3 政府干预 |
| 8.2.4 政府补贴 |
| 8.2.5 行政审批 |
| 8.2.6 政府腐败 |
| 8.3 构建涉外(投资)制度体系 |
| 8.3.1 避免双重征税制度 |
| 8.3.2 国际投资协定 |
| 8.3.3 境外经贸合作区 |
| 8.4 管理启示 |
| 8.4.1 对政府的启示 |
| 8.4.2 对企业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一、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
| 二、主持及参与项目 |
| 致谢 |
（6）税收制度改革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动态 ——基于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税收、企业贸易行为与贸易福利的相关文献 |
| 1.2.2 企业出口行为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 1.2.3 企业进入退出的相关文献 |
| 1.2.4 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相关文献 |
| 1.2.5 税收与企业出口产品调整的相关文献 |
| 1.2.6 企业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与企业经济行为的相关文献 |
| 1.2.7 文献综述小结 |
| 1.3 研究思路、内容与论文结构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和论文结构 |
| 1.4 学术贡献 |
| 1.4.1 总体学术贡献 |
| 1.4.2 各章学术贡献 |
| 2.中国企业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政策转型的历程、内容和效果 |
| 2.1 企业增值税改革历程、内容和效果 |
| 2.1.1 企业增值税改革历程和内容 |
| 2.1.2 企业增值税改革的效果(以2004 年增值税改革为例) |
| 2.2 企业所得税改革历程、内容和效果 |
| 2.2.1 企业所得税改革的历程和内容 |
| 2.2.2 企业所得税改革的效果 |
| 2.3 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及对企业行为的影响的异同 |
| 2.4 小结 |
| 3.企业所得税、增值税与异质企业贸易行为 |
| 3.1 出口贸易的分解 |
| 3.2 企业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与企业出口行为的启发式模型 |
| 3.3 企业所得税与异质企业贸易一般均衡模型 |
| 3.3.1 包含企业所得税和关税的异质企业模型 |
| 3.3.2 对称两国情形的均衡结果 |
| 3.3.3 非对称两国情形结果 |
| 3.4 结论 |
| 4.增值税改革与行业中企业出口进入与退出动态 |
| 4.1 引言 |
| 4.2 计量模型、指标和数据 |
| 4.2.1 计量模型设定 |
| 4.2.2 数据 |
| 4.2.3 变量指标 |
| 4.3 实证分析结果 |
| 4.3.1 基准估计结果 |
| 4.3.2 DID识别假设检验 |
| 4.3.3 稳健性检验 |
| 4.3.4 异质性分析 |
| 4.3.5 内生性问题 |
| 4.3.6 进一步分析 |
| 4.4 机制检验 |
| 4.4.1 影响机制一:增值税转型有助于企业进行研发创新 |
| 4.4.2 影响机制二:增值税改革提高行业的市场集中度 |
| 4.5 结论 |
| 5.增值税改革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持续时间 |
| 5.1 引言 |
| 5.2 数据和描述性统计 |
| 5.2.1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5.2.2 企业出口生存函数估计 |
| 5.3 计量模型 |
| 5.3.1 计量模型设定 |
| 5.3.2 指标和变量 |
| 5.4 实证结果 |
| 5.4.1 基准回归结果 |
| 5.4.2 稳健性检验 |
| 5.4.3 异质性分析 |
| 5.5 机制分析 |
| 5.6 结论 |
| 6.增值税改革与中国制造业企业-产品出口持续时间 |
| 6.1 引言 |
| 6.2 数据和描述性统计 |
| 6.2.1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6.2.2 中国制造业企业-产品出口生存的基本事实 |
| 6.3 计量模型 |
| 6.3.1 计量模型设定 |
| 6.3.2 指标和变量 |
| 6.4 实证结果 |
| 6.4.1 基准回归结果 |
| 6.4.2 稳健性检验 |
| 6.4.3 异质性分析 |
| 6.5 机制分析 |
| 6.6 结论 |
| 7.企业所得税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持续时间 |
| 7.1 引言 |
| 7.2 企业所得税影响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机制 |
| 7.3 数据与描述统计 |
| 7.3.1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7.3.2 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生存估计的基本事实 |
| 7.4 实证分析 |
| 7.4.1 计量模型设定 |
| 7.4.2 指标选取与衡量 |
| 7.4.3 实证结果 |
| 7.4.4 异质性分析 |
| 7.4.5 内生性问题 |
| 7.5 作用机制 |
| 7.6 结论 |
| 8.企业所得税改革与中国制造业企业-产品-国家出口持续时间 |
| 8.1 导言 |
| 8.2 数据处理与典型事实 |
| 8.2.1 数据及处理 |
| 8.2.2 中国制造业企业-产品-目的国出口生存的典型事实 |
| 8.3 计量模型、识别方法和变量指标选择 |
| 8.3.1 计量模型 |
| 8.3.2 控制变量选择 |
| 8.3.3 识别方法 |
| 8.4 实证结果 |
| 8.4.1 基准回归结果 |
| 8.4.2 稳健性分析 |
| 8.4.3 异质性分析 |
| 8.5 机制分析 |
| 8.6 结论 |
| 9.企业所得税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调整动态 |
| 9.1 引言 |
| 9.2 数据处理与描述性统计 |
| 9.2.1 数据及处理 |
| 9.2.2 描述性统计 |
| 9.3 实证分析 |
| 9.3.1 基准估计结果 |
| 9.3.2 稳健性分析 |
| 9.3.3 异质性分析 |
| 9.4 影响机制 |
| 9.4.1 企业所得税改革对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影响机制 |
| 9.4.2 企业所得税改革对企业出口产品集中度的影响机制 |
| 9.4.3 企业所得税改革对企业出口核心产品的影响机制 |
| 9.4.4 企业所得税改革对企业出口高技术产品的影响机制 |
| 9.5 结论 |
| 10.结论和政策建议 |
| 10.1 全文总结 |
| 10.2 政策建议 |
| 10.3 论文的不足及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7）人民币汇率区间波动对出口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的背景与目的 |
| 1.1.1 人民币汇率灵活性及其波动区间管理已是趋势必然 |
| 1.1.2 汇率灵活管理有利于改善我国出口产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 |
| 1.1.3 研究汇率和我国出口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关系愈发重要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层面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基本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主要内容 |
| 1.3.3 基本框架图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现实与发展相结合的观察方法 |
| 1.4.2 主要实证和计量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创新与不足 |
| 1.5.1 研究创新点 |
| 1.5.2 本研究的不足 |
| 第二章 汇率变动与出口产业结构关系理论与文献 |
| 2.1 研究的相关概念厘定 |
| 2.1.1 关于汇率 |
| 2.1.2 关于出口产业结构优化 |
| 2.2 汇率变动与出口产业结构调整的基础理论 |
| 2.2.1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理论的解释 |
| 2.2.2 汇率传递理论的解释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关于汇率变动与出口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影响及其路径 |
| 2.3.2 汇率影响出口产业结构的价格传导机制 |
| 2.3.3 汇率影响出口产业结构的国际贸易传导机制 |
| 2.3.4 汇率影响出口产业结构的国际资本流动传导机制 |
| 2.3.5 汇率变动与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 |
| 2.3.6 文献综述 |
| 第三章 汇率变动对出口产业结构升级影响机制的理论分析 |
| 3.1 汇率变动对出口产业结构的影响机理 |
| 3.1.1 价格替代—资源要素配置—出口产业结构 |
| 3.1.2 收入效应—产业溢出—出口产业结构 |
| 3.1.3 国际资本流动—出口产业结构 |
| 3.2 微观机理:基于价格穿越模型的出口产业结构调整机理 |
| 3.2.1 价格不完全穿越模型与出口产业结构 |
| 3.2.2 价格不完全穿越模型与出口产业结构改革 |
| 3.2.3 利润最大化模型、企业经济行为与出口产业结构调整 |
| 3.3 宏观过程:汇率引致出口产业结构变迁的宏观解释 |
| 3.3.1 汇率制度选择与出口产业结构变迁的互动机理 |
| 3.3.2 汇率变动影响出口产业结构调整的价格渠道 |
| 3.3.3 汇率变动引致出口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对外贸易途径 |
| 3.3.4 汇率变动引致出口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国际资本流动途径 |
| 第四章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出口产业升级 |
| 4.1 实际有效汇率测算方法 |
| 4.1.1 理论基础及测算公式 |
| 4.1.2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行业层面有效汇率测算 |
| 4.2 行业出口质量测度分解和汇率指标构建 |
| 4.2.1 出口质量指数的测度及分解 |
| 4.2.2 经验回归结果的分析与解释 |
| 第五章 人民币汇率目标区管理与出口产业结构升级 |
| 5.1 汇率目标区模型构建 |
| 5.1.1 汇率目标区模型 |
| 5.1.2 汇率目标区的边界CGE模型构建 |
| 5.2 CGE模型实证与结论 |
| 5.2.1 数据与情景模拟 |
| 5.2.2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第六章 汇率政策与出口产业结构变迁的实践考察 |
| 6.1 汇率波动与美日出口产业结构的发展与调整 |
| 6.1.1 汇率波动与美国出口产业结构的发展与调整 |
| 6.1.2 汇率波动与日本出口产业结构的发展与调整 |
| 6.2 汇率波动与中国出口产业结构的发展与调整 |
| 6.2.1 人民币汇率与中国经济发展 |
| 6.2.2 人民币汇率政策配合产业政策以促进出口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第七章 利用汇率政策工具推进出口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建议 |
| 7.1 以汇率制度改革推进出口产业结构升级 |
| 7.1.1 关于汇率制度安排 |
| 7.1.2 关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
| 7.2 利用汇率变动优化出口产业结构 |
| 7.2.1 充分发挥汇率变动的价格效应 |
| 7.2.2 利用汇率变动调整贸易与投资结构 |
| 7.3 构建人民币汇率走廊加强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管理 |
| 7.3.1 关于构建人民币汇率走廊 |
| 7.3.2 关于人民币汇率走廊的区间管理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8）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二、主要概念界定 |
| 三、研究内容与目标 |
| 四、研究重点难点以及方法步骤 |
| 五、创新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文献综述和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相关文献综述 |
| 一、对一国对外贸易附加值进行分解和测算的相关文献 |
| 二、关于中国对外贸易结构问题研究的文献 |
| 三、关于中国出口贸易附加值结构研究的文献 |
| 四、简要述评 |
| 第二节 一国对外贸易附加值商品结构的决定因素理论分析 |
| 一、对经典国际贸易理论相关论述的分析 |
| 二、对基于Ricardian连续统模型相关论述的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总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总贸易出口商品结构变化 |
| 一、中国总贸易出口额变化 |
| 二、中国总贸易出口比重变化 |
| 三、中国总贸易出口商品结构变化指数 |
| 第二节 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的测算方法和数据来源 |
| 一、测算方法 |
| 二、相关数据来源 |
| 第三节 中国总贸易总产品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变化 |
| 一、中国总贸易总产品出口国内附加值额变化 |
| 二、中国总贸易总产品出口国内附加值占比变化 |
| 第四节 中国总贸易最终品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变化 |
| 一、中国总贸易最终品出口国内附加值额变化 |
| 二、中国总贸易最终品出口国内附加值比重变化 |
| 第五节 中国总贸易中间品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变化 |
| 一、中国总贸易中间品出口国内附加值额变化 |
| 二、中国总贸易中间品出口国内附加值占比变化 |
| 第六节 中国总贸易总产品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变化指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商品结构变化 |
| 一、中国货物贸易出口额变化 |
| 二、中国货物贸易出口额比重变化 |
| 三、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商品结构变化指数 |
| 第二节 中国货物贸易总产品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变化 |
| 一、中国货物贸易总产品出口国内附加值额变化 |
| 二、中国货物贸易总产品出口国内附加值占比变化 |
| 第三节 中国货物贸易最终品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 |
| 一、中国货物贸易最终品出口国内附加值额变化 |
| 二、中国货物贸易最终品出口国内附加值占比变化 |
| 第四节 中国货物贸易中间品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 |
| 一、中国货物贸易中间品出口国内附加值额变化 |
| 二、中国货物贸易中间品出口国内附加值占比变化 |
| 第五节 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变化指数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商品结构 |
| 一、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变化 |
| 二、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占比变化 |
| 三、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商品结构变化指数 |
| 第二节 中国服务贸易总产品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 |
| 一、中国服务贸易总产品出口国内附加值额变化 |
| 二、中国服务贸易总产品出口国内附加值占比变化 |
| 第三节 中国服务贸易最终品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 |
| 一、中国服务贸易最终品出口国内附加值额变化 |
| 二、中国服务贸易最终品出口国内附加值占比变化 |
| 第四节 中国服务贸易中间品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 |
| 一、中国服务贸易中间品出口国内附加值额变化 |
| 二、中国服务贸易中间品出口国内附加值占比变化 |
| 第五节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变化指数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计量模型的设定和数据来源 |
| 一、计量模型的设定和变量选择 |
| 二、相关数据来源 |
| 第二节 中国总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的影响因素 |
| 一、中国总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额的影响因素 |
| 二、中国总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占比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的影响因素 |
| 一、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额的影响因素 |
| 二、中国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货物贸易行业出口国内附加值占比的影响因素 |
| 第四节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的影响因素 |
| 一、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额的影响因素 |
| 二、中国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行业出口国内附加值占比的影响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和建议 |
| 一、主要结论 |
| 二、政策启示和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9）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目标和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思路、方法和框架结构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框架结构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2 文献综述 |
| 2.1 对外直接投资及逆向技术溢出概念的界定 |
| 2.1.1 对外直接投资概念的界定 |
| 2.1.2 技术溢出与逆向技术溢出概念的界定 |
| 2.2 与技术溢出相关的经济增长理论 |
| 2.2.1 “干中学”与技术的溢出 |
| 2.2.2 知识的外部性 |
| 2.2.3 人力资本溢出 |
| 2.3 与技术溢出相关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3.1 微观层面与技术溢出相关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3.2 中观层面与技术溢出相关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3.3 宏观层面与技术溢出相关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4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研究的相关文献 |
| 2.4.1 关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存在性的文献综述 |
| 2.4.2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动因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机理的文献综述 |
| 2.4.3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
| 2.4.4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实证模型及变量选取的文献综述 |
| 2.5 文献评述 |
| 2.6 本章小结 |
| 3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机制分析 |
| 3.1 逆向技术溢出的实现过程 |
| 3.1.1 技术在海外的溢出过程 |
| 3.1.2 技术的逆向转移过程 |
| 3.1.3 技术在投资母国国家层面的溢出过程 |
| 3.2 企业、产业和国家三个层面的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机制 |
| 3.2.1 逆向技术溢出机制之企业层面 |
| 3.2.2 逆向技术溢出机制之产业层面 |
| 3.2.3 逆向技术溢出机制之国家层面 |
| 3.3 逆向技术溢出的特征分析 |
| 3.3.1 逆向技术溢出与对外直接投资类型的相关性 |
| 3.3.2 逆向技术溢出的不确定性 |
| 3.3.3 逆向技术溢出的外部性 |
| 3.4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影响因素的分析——母国视角与东道国视角 |
| 3.4.1 跨国公司及其母国方面的因素 |
| 3.4.2 对外投资东道国的择取条件 |
| 3.5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及方式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 |
| 3.5.1 不同投资主体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 |
| 3.5.2 不同投资方式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 |
| 3.6 本章小结 |
| 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及特征分析 |
| 4.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分析 |
| 4.1.1 起步探索阶段 |
| 4.1.2 调整发展阶段 |
| 4.1.3 高速发展阶段 |
| 4.1.4 稳健发展阶段 |
| 4.2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新特征 |
| 4.2.1 制造业与信息服务业海外投资案例大幅增加 |
| 4.2.2 “一带一路”投资领域不断拓宽 |
| 4.2.3 民营企业海外投资占比不断提升 |
| 4.2.4 跨国并购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主要方式 |
| 4.3 本章小结 |
| 5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实证分析——基于宏观数据 |
| 5.1 计量模型的构建 |
| 5.1.1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模型构建 |
| 5.1.2 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法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模型构建 |
| 5.2 样本选取、变量说明及数据处理 |
| 5.2.1 样本的选取 |
| 5.2.2 变量说明及数据处理 |
| 5.3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项情况 |
| 5.3.1 2002～2017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Malmquist指数环比变化情况 |
| 5.3.2 2002～2017年中国各省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情况 |
| 5.4 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
| 5.5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5.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总体分析 |
| 5.5.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地区差异实证分析 |
| 5.5.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行业差异的实证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实证分析——基于企业数据 |
| 6.1 计量模型的构建 |
| 6.2 样本选取、变量说明及数据处理 |
| 6.2.1 样本的选取及数据来源 |
| 6.2.2 变量说明及数据处理 |
| 6.3 中国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1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倾向得分匹配估计分析 |
| 6.4.2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进一步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7 结论、政策建议及展望 |
| 7.1 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FDI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跨国公司理论 |
| 1.3.2 FDI对母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
| 1.3.3 FDI对东道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
| 1.3.4 文献述评 |
| 1.4 研究内容、方法与框架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框架 |
| 1.5 创新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理论 |
| 2.1 全球价值链理论 |
| 2.1.1 全球价值链的概念 |
| 2.1.2 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利益分配 |
| 2.1.3 全球价值链的升级 |
| 2.2 GVC分工理论与国际分工理论 |
| 2.2.1 GVC分工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 |
| 2.2.2 GVC分工理论与要素禀赋理论 |
| 2.2.3 GVC分工理论与规模经济理论 |
| 2.3 GVC分工地位的测算 |
| 2.3.1 基于出口产品价格的GVC分工地位指标 |
| 2.3.2 基于出口产品国内增加值的GVC分工地位指标 |
| 2.3.3 侧重技术方面的GVC分工地位指标 |
| 2.3.4 侧重物理方面的GVC分工地位指标 |
| 2.4 FDI理论与国际分工理论的融合与发展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FDI与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概述 |
| 3.1 中国吸引FDI的历史演进及主要特征 |
| 3.1.1 规模导向阶段(1979-1991年) |
| 3.1.2 效率导向阶段(1992-2011年) |
| 3.1.3 高质量发展阶段(2012至今) |
| 3.2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中国FDI流向 |
| 3.2.1 中国FDI主要流向低端环节 |
| 3.2.2 中国FDI主要流向低端环节的原因 |
| 3.3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历史进程 |
| 3.3.1 第一阶段(1979-1991年) |
| 3.3.2 第二阶段(1992-2001年) |
| 3.3.3 第三阶段(2002-2007年) |
| 3.3.4 第四阶段(2008至今) |
| 3.4 中国汽车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历史进程 |
| 3.4.1 中国汽车行业价值链特征 |
| 3.4.2 中国汽车行业GVC分工地位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FDI对东道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机制 |
| 4.1 FDI、生产率差异与GVC分工 |
| 4.1.1 生产率差异与GVC分工 |
| 4.1.2 FDI与东道国生产率 |
| 4.1.3 FDI与母国生产率 |
| 4.1.4 FDI、生产率差异与东道国GVC分工地位 |
| 4.2 FDI、要素禀赋差异与GVC分工 |
| 4.2.1 要素禀赋差异与GVC分工 |
| 4.2.2 FDI与东道国要素禀赋 |
| 4.2.3 FDI与母国要素禀赋 |
| 4.2.4 FDI、要素禀赋差异与东道国GVC分工地位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FDI影响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实证研究 |
| 5.1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 5.1.1 模型设定 |
| 5.1.2 变量与数据说明 |
| 5.2 计量结果及分析 |
| 5.2.1 FDI对中国GVC分工地位和参与度的影响 |
| 5.2.2 FDI对中国GVC前向参与度和后向参与度的影响 |
| 5.2.3 稳健性检验 |
| 5.2.4 异质性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2.1 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 |
| 6.2.2 提高低端环节FDI的利用 |
| 6.2.3 促进高端环节FDI的吸收 |
| 6.2.4 调整税收制度 |
| 6.2.5 提高自主创新 |
| 6.2.6 促进高新技术产业集聚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四、劳动密集+先进适用技术（论文参考文献）
- [1]技术标准与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 ——基于出口技术复杂度和出口产品质量双重视角[D]. 董琴. 辽宁大学, 2021(02)
- [2]高质量发展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研究[D]. 黄智. 广西大学, 2021(12)
- [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就业市场的影响研究 ——基于制造业企业层面的分析[D]. 卢阳阳. 浙江大学, 2021(01)
- [4]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D]. 邵冰. 吉林大学, 2020(03)
- [5]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D]. 林明灯. 苏州大学, 2020(06)
- [6]税收制度改革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动态 ——基于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的视角[D]. 陈瑾.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7]人民币汇率区间波动对出口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D]. 陈瑶雯. 广西大学, 2020(07)
- [8]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问题研究[D]. 鲁晓璇.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9]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D]. 李丹.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08)
- [10]FDI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D]. 蒋鹏飞. 辽宁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