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乐山市县属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措施和经验（论文文献综述）
邓沁雯[1]（2019）在《顺德城镇化中地方政府的角色与行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作为核心行为主体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研究地方政府在城镇化中的具体角色与行为逻辑,有助于解释我国城镇化的过程机制。在我国政府多层级行政组织结构和逐级发包的治理制度下,行政层级对地方政府的角色与行为影响重大。目前学术界从行政层级视角对地方政府进行的研究较少关注到其对城镇化作用的相关性,而大量相关城镇化的研究则对地方政府的层级角色定位存在一定程度的模糊认识。因此,本文选择从层级关系视角重新审视作为城镇化行为主体的地方政府,并以极具样本意义的广东顺德展开对地方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的具体角色与行为研究。本论文对城镇化进程中,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行为主体进行层级关系划分,将介于顶层中央和底层市场、社会主体之间的地方政府常常表现出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模糊性角色概括为“中间者”角色,并提出“中间者”在城镇化过程中“上下浮动”的行为特征,由此建立起地方政府的“中间者”理论模型。首先,地方政府无论是作为与市场、社会相对独立的地方行政主体,还是在其所处国家行政系统内部的层级关系中,都扮演着一种介于上层主体和下层主体之间的“中间者”角色,并表现出“上下浮动、复杂灵活”的行为特征。其次,由于地方政府的整体“中间者”角色系统内部存在不同层级政府的角色分化,可以进一步将各级政府划分为上层地方政府（省级）、中间层地方政府（地级和县级）与下层地方政府（乡镇级）。其中,地级和县级的中间层地方政府的“中间者”角色与行为特征最为显着,是“强中间”状态;而省级的上层地方政府和乡镇级的下层地方政府则属于显着偏上和显着偏下的“弱中间”状态。在城镇化过程中,地方政府的“中间者”行为受到上层主体的制度框架约束、中间者自身利益追求和下层主体的地方主义渗透,以及包括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等外部环境因素的共同作用影响。其中,上层制度因素作为决定性因素,在影响中间层和下层因素作用发挥的同时,通过界定地方政府的行为自主权限定了地方政府的行为边界。中间层逐利性因素作为主导性因素,其利益取向以及价值判断决定了行为的方向。下层地方主义渗透因素作为调节性因素,也深刻地影响着地方政府的行为风格与路径。外部环境因素作为背景性情境或宏观发展趋势,其作用缓慢、渐进且深远,通过对上、中、下层主体的分别作用,进一步对“中间者”行为产生更为复杂的影响。正是这些影响因素的相互关系与共同作用,促成了我国地方政府作为“中间者”“上下浮动、复杂灵活”的行为特征。基于不同外部环境特征和相应条件下的上、中、下各层影响因素的不同作用,城镇化进程中各层级主体间的行为关系具有上、中、下三者融合、三者分离、中间者偏上和中间者偏下四种基本模式。而伴随我国城市发展过程,作为“中间者”的地方政府,其推动城镇化的方式经历了从间接推动向直接推动的转变过程,并通过资源经营、区划调整和增长式规划制定的三大主要行为手段推动城镇化发展。作为我国珠三角地区县级行政单元的城镇化典型代表,广东顺德的城镇化过程具有其特殊的参考研究价值。本论文以广东顺德为实证案例,对改革开放以来顺德城镇化发展过程和各级地方政府在城镇化中的角色与行为进行深入研究与分析。在总结顺德城镇化各阶段特征的基础上,运用地方政府的“中间者”理论框架,解释并分析顺德地方政府推动城镇化的行为手段;并在分析顺德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因素与各级政府间行为关系的基础上,总结顺德地方政府作为“中间者”的行为模式及其演变特征。研究得出:顺德的城镇化过程,经历了1978-1992年乡镇企业主导的农村就地城镇化起步;到1992-2002年市场化体制改革下的城镇化快速发展;再到2002-2009年经济主导向兼顾社会的城市化初步协调发展;最后到2009年至今综合改革全面深化的城市化内涵发展四个阶段。空间演进方面,前两阶段的城镇化过程以农村地区为主导,后两阶段则以城镇地区为主导。人口方面,经历了以本地劳动人口非农化转变为主向外来人口不断增加的转变过程。经济社会方面,从集体企业向本土民营企业的转变与发展过程,带动了顺德产业与经济的不断发展,同时社会公共事业的建设亦逐渐趋于完善。空间形态方面:第一阶段,乡村初级工业化形成了以生产空间扩张为主的土地非农化使用转变,并表现出点状分散式的整体空间形态;同时,县域城镇体系结构也呈现出县城中心不突出,各小城镇差异化发展下的相对均衡格局。第二阶段,村镇建设用地进一步扩散蔓延,呈现出城乡混杂的线轴蔓延式整体格局;同时,村级工业用地的大肆扩张,造成村强城弱的村镇关系反转。第三阶段,集约工业园区与佛山都市功能承载等建设,促使顺德城镇建设用地进一步蔓延成片,在空间上呈现出片轴聚核式的整体形态格局;小城镇发展与镇街关系亦开始从过去的各自为政转向初步联合协作。第四阶段,顺德土地资源的开发使用已达生态承载底线,城市建设转向存量土地再利用的面域空间修补;同时,区域一体化的片区式规划布局促使城乡空间开始形成组团网络式的整体形态格局;而各镇街也在巩固各自特色优势的基础上,更趋向于区域化的相互协作。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对顺德城镇化的推动作用总体上经历了“间接推动-间接推动与直接推动共同作用-直接推动”的转变过程。具体行为手段方面,首先,基于各城镇化阶段中不同上级主体的政治意图,顺德区划不断进行了适应性的调整。其次,顺德政府的资源经营手段不断升级,经历了“企业经营-土地与品牌经营-工业复兴”的演变过程。最后,规划手段方面,从早期注重城市中心的培育及强化,发展为后期的区域化融合。总体来看,顺德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自下而上的力量一直强大,自上而下的力量则伴随发展进程逐渐增强,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经历了从游离到融合的上下关系,并在城镇化空间表现上也呈现出大致的对应关系。而对应于顺德的四个城镇化阶段,顺德政府作为“中间者”的行为模式经历了“中间者”向下靠拢,“中间者”抗衡上下,“中间者”受制上下,到最后“中间者”融合上下的过程演变,这对于理解地方政府的“中间者”理论模型提供了实证。
冉雅露[2]（2018）在《沱牌舍得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政府职能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以来,国有企业一直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主力军。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不断深入,国有企业在不断发展壮大过程中出现机制僵化、创新不足、竞争力弱化、成本逐年增加、亏损不断扩大等问题,由于市场竞争不断加剧,经济环境日趋复杂,新一轮国企改革迫在眉睫,要求更高。国有企业由于自身的特殊属性导致其不能像其他参与市场经济的主体一样自由地由市场进行自发调控,地方政府作为地方性国企改革的主导力量,在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中,要在遵循市场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区域性政策制定、地方市场秩序维护、地方经济调控、企业监督管控、补偿服务等职能,制定有针对性的改革措施,结合地方实际情况、企业特色、市场发展前景、区域发展规划等客观因素制定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案,促使地方国有企业改革取得成效。射洪县沱牌舍得集团作为西部地区众多县属国有企业之一,也面临着生产效益逐年下滑,成本逐年增加,企业负债逐年增加等困境,当地政府从2003年开始探索对该企业进行改制,历经多轮调研讨论洽谈,政府与天洋集团于2016年中旬达成股权转让协议,完成改制第一阶段。目前改制第一阶段完成两年多,企业活力不断回升,效益不断回升,改制成果逐步凸显。本文通过分析各阶段国企改革背景,结合国内外国有企业混改典型案例,对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职能、国有企业混改及政府职能在国企混改中应当如何发挥进行探讨和总结,结合射洪县沱牌舍得集团混改的典型案例,对射洪县沱牌舍得集团混改原因、风险、措施、成效等方面进行研究,文末提出政府要通过发挥政策规划、监督管控、引导管理等职能推动沱牌舍得企业混改进一步深化完善,更好推动区域性国企混改取得成功。
周新年[3]（2018）在《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的地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概念18世纪才产生,来自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强调下层社会积极限制上层的国家权力的过程,社会精英、市场原则、公共舆论起关键的作用[1]。黑格尔认为中国由“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的历史是静止的,中国的社会“客观存在与主观运动缺乏一种对峙”[2],乃至于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社会的国家[3]。这其实都是基于公民社会的视角。但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认为公民社会只是一个理论“模式”,并非在西方真正出现过[4]。中国传统的王朝国家及近现代的国家,其社会不同于西方公民社会基于法的关系的普遍一致性,而在于自然和传统关系的地方性。本论文地方社会强调的是在国家的权力下,通过横向联系而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过程。顺德作为一个地处珠江三角洲中心（新老三角洲的结合部）、因境内发生惊动明王朝的“黄萧养起义”而在明中期设立的县级地域,经历了近600年的历史。在此过程中,顺德的地域社会先后创造了历史性的变革:在明清时期,同西、北江三角洲自然环境变迁（主要是洪水与沙田的淤涨）的适应、改造和利用过程中,形成了地域性的农业生产模式——桑基鱼塘等基塘农业;在晚清,因中法战争而组织的顺德地方团练发展成为领导广东省团练的领导机构;在清末,又成为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先发地域;1970年代末开始,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率先成为乡村工业化和“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典型地域。顺德的地方社会中是否存在一种内生的地域社会力量在起作用?本论文对顺德地方社会的历史考察,通过顺德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形成来尝试作出回答。论文分析了顺德自然和社会环境变迁中的几类关键性的要素:堤围等水利设施、宗族、乡村墟市、社与村庙的民间信仰等地方社会要素;以及明清的里甲与保甲、清末与民国的地方自治、建国后的乡村集体化、改革开放后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帝制时期和近现代国家的制度要素;明清时期的基塘农业、乡村手工业、原工业化、近代工业化、全球化时代的工业化等经济要素。通过这些地方社会及国家层面关键制度要素的互动,总结出顺德乡村社会水利、墟市、信仰、产业等集体空间及其内部的权力（支配）、资源（资本）的积累和集中机制,以及地方习惯、地方文化的地域特征和乡村公共品的供应机制,并进一步尝试构建社会空间的分析框架——以集体空间为核心的地方社会空间与国家政治空间的尺度互动。通过此分析框架,来检讨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顺德（政府的和乡村的）空间行为的得失。论文的结构共分九章:第一章,分析研究的背景,提出研究的问题,确定研究的对象、范围,界定关键概念,运用的研究方法,简述论文的结构。第二章,通过梳理社会空间基础理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范式及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及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与城市化和全球化研究领域的理论衔接。第三章,重点对顺德地域自然环境变化进行历史分析,围绕以堤围、闸窦、沙田围筑等水利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机制,总结自明至建国以来水利建设的历史谱系:村庄的简易村围——防护田土的挡水堤——合围的堤围——跨村的联围、闸窦、排涝等综合水利系统——地域性大联围,并分析在乡村地域社会内部的水利组织形成过程中,集体空间中不同主体的利益冲突与协作对乡村聚落空间产生的深刻影响。人与自然的互动推进了水利社区的形成,并对顺德社会空间的演变形成空间的反作用机制（由非精确的自然领地边界向清晰的产权边界转化）。水利集体空间中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的形成过程表征了水利公共产品与水利地域社会规则形成的过程。第四、五章,通过分析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过程,分析地方社会民间信仰的历史特征。重点分析:不同神灵的地域分布反映了乡村社会内部和外部自然环境特征;通过里社制度、宗族制度对村庙的影响,考察国家礼制、宗族组织对民间信仰的双向互动关系;对乡村聚落社、村庙、不同类型祭祀圈和信仰活动圈的考察,得出顺德的社会空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民间信仰通过神灵的设立和祭祀仪式等实现乡村社会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在整合地域内的不同社群、应对水灾和匪患、促进聚落共同体及跨村联盟的形成、影响墟市的演化及地域精神的形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传统乡村社会里,神的存在就是树立了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charisma）,是建构乡村社会秩序及社会空间的权威之隐喻。民间信仰是顺德地方社会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所有社会活动的纽带。第六章,重点考察乡村“市”和周期性“墟”形成的历史过程,分析影响“墟”与“市”的转化因素。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段墟市的管理机制,墟市与水网、宗族、村庙的关系,以及原工业化和近代工业化对促进墟市性质改变的综合分析,总结乡村墟市所构成的市场交易空间的历史演变。顺德乡村墟市市场圈的形成,推动乡村以人际社会交往为主向跨村落的地域经济交往活动的转化。墟市集体空间的出现,从满足日常生活的服务演变到促进乡村地域经济的分工。明清顺德乡村“墟”与“市”角色的转化,先后经历了“早晚市和日墟——周期性旬墟和固定市——专业性墟和专业性市——商业性市和周期性墟”的历史谱系,实际代表了乡村地方社会经济交往活动中消费和生产的主导地位的变化。论文通过对顺德乡村墟市进行分类、发展演变及墟市竞争与冲突的历史考察,分析乡村墟市演化过程中权力、资源积累与集中机制的变化,认为乡村墟市的不断升级与墟市封建性不断减弱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专业性墟市向近代市镇的演化,权力集中机制是必要条件,由此产生墟市资源的集中机制共同主导了顺德墟市的市镇化过程。第七章,重点考察不同历史时段关键性制度对乡村地方社会的影响,及乡村地方社会如何主动适应和建构集体空间的机制。即从国家在场的视角,考察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得出:（1）明朝里甲制重点以黄册的人户为管理对象,促进了乡村聚落认同的形成;清朝图甲制以土地管理为主,促进了乡村社会内部自我管理机制的形成和走向成熟。（2）通过对明清的卫所、巡检司、保甲、乡约、公约等国家在地方的军事或安全控制体系、村落自我防卫体系的考察,探求跨自然村地域社会的形成路径。（3）清末至民国的地方自治,第一次将乡村社会从韦伯所说的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或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引向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或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乡村社会由地方习俗推动的自组织向被制度所建构转化。（4）建国后,经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制度、改革开放后政策的不断调整,顺德的社会空间经历了制度性的变革:土地改革时期,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乡村社会通过农会和区代表大会确立了县下的区和乡准行政机构,乡村第一次被行政化;农业合作化时期,高级社使乡村第一次进行集体大生产和实施社会主义公有化体制;人民公社时期,先后经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转变,乡村地域社会的内部组织单元,最终被生产队生产组织所重组;改革开放后,乡村经过短暂的自治后,通过“再集体化”再次被纳入行政的管控之下,农村股份合作社及村委会最终在管理区层次上的成立使乡村通过“再集体化”转化为经济性为主的自治组织,乡村社会再次面临整合。制度化的空间区划对乡村社会空间是刚性的规束和重组,但乡村社会内部在政社分离后,其地域的自组织性再度起到关键作用。如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代村庙重建高潮、乡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设立、宗族活动的重新加强等等,社会空间再次逐步获得自主性。第八章,重点考察了顺德基塘农业促进的农业商品化、手工业与原工业化、社队企业与乡镇企业、乡村工业化的过程,认为顺德地方社会的集体空间促进了农业商品化、原工业化及工业化过程中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最终经历漫长的时段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主要内容包括:1、顺德基塘农业的出现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洪水危害增加）、应对洪水威胁而采取的水利设施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明中期开始蚕丝国际贸易的拉动下,最终促使顺德乡村手工业进入原工业化过程;2、清末引进机器缫丝业,引起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乡村社会的冲突,改变了地域社会的诸多因素,引起农业工业化的进程加快、乡村墟市的专业化、工商业资本的出现等,从原工业化走上近代工业化;3、建国后,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原有的民族工业和手工业分别纳入到国家工业体系和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体系。顺德的基塘经济作物体系为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的发展准备了与以粮食作物为主地域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社队企业得到较好发展,进而为顺德在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准备了坚实基础;3、1992年顺德推进产权改革和城乡一体化策略,使得乡镇企业的发展获得新的机遇,但也同时留下了产业层次不高和土地粗放利用的后果。顺德乡村集体组织在改革的初期积极投资乡镇企业,为农村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产权体制改革后,逐步演变成为集体资产的管理平台,乡村集体失去经济的活力。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在参与工业化的进程中,出现分化——一部分在工业化过程中成为改革的“赢家”,而一部分成为“输家”,其实质就是集体组织“再集体化”过程的差异。总结改革开放后,顺德不同乡村工业化的差异,得出集体组织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巨大作用:集体组织强的,工业化的进程更为顺利;而弱的乡村,基本维持农业生产的局面。从一个层面来看,就是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的差异,决定了乡村工业化的成功与否,也决定了其发展的路径。第九章,通过对前几章的内容进行总结,进一步阐释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并由此总结顺德改革开放后空间政策的得失,提出乡村社会空间发展的建议。
钟婷婷[4]（2017）在《乐山市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指出村级集体经济是在行政村域范围,农民自主自愿联合为一个集体,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根据资本投入或股份参与资产管理,实行按劳分配和按股利分红相结合的分配方式,通过合作经营、公司经营等多样化经营形式与多元化发展途径,提升集体财富与农民财富积累的一种公有制经济[1]。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现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农村经济出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农田、农业不再是农民收入的唯一出路,农村青壮劳动力涌向城市务工,农村人才不断流向城市立足,农村“空心化”逐步加剧,农民依靠农业生存的关系慢慢淡化,农村治理及基础设施建设得不到改善,农业改革创新及发展面临人才人力缺少、科技投入难、配套设施差等现实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既有利于深化农村改革,发展现代农业,又为加快农民组织化程度,促进增收致富奔小康,也为发展村基础设施建设、公益事业找到好的突破口[2]。因此,探索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是回引农村优秀人才的有力举措,是改善村庄环境的良好机遇,更是对实现“两个百年目标”,推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和技术创新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采用文献分析、比较分析及问卷调查等方法,以乐山市有代表性的县（市、区）为案例进行分析,共分为七个章节。本文第一章探讨了文章的研究背景及意义,国内外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情况综述以及方法。第二章,明晰了村级集体经济相关概念及文章理论基础。第三章,概述乐山市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总体情况。第四章以乐山市具体的村为实例,详细分析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第五章,通过学习借鉴成都市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经验,切合实际地找到与乐山发展相类似和关切的问题,从中吸收借鉴有效的措施和办法。第六章,指出乐山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存在问题,并结合问题对民情民意进行调查了解。第七章,全面探索发展壮大乐山市村级集体经济的对策,主要从推进方法、发展路径和政策帮扶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刻地探讨。
冯国强[5]（2016）在《地方分权层级对产权保护程度的影响 ——中国煤炭行业兼并重组的省际比较》文中提出关于地方分权与产权保护之间的关系,经济学的主要解释是地区竞争理论。这一理论强调在实行地方分权之后,中央政府可以在地区之间引入竞争机制,使得地方官员在经济发展上,或在政治晋升上,必须展开相互竞争,从而约束地方政府的行为,激励他们保护投资者的产权。但是这一理论难以回答一个紧密相关的问题：对于具有多层级地方政府的国家来说,地方分权的层级是否影响产权保护程度。在生产要素可以跨地区自由流动的行业,按照地区竞争理论,上述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而在生产要素难以跨地区流动的行业,其答案则是不确定的。我们认为,在中国,即使是在关键的生产要素不能跨地区流动的行业,上述问题的答案也是肯定的。支持这一观点的一项经验依据是,2008至2013年间,中央政府为了整治煤炭行业事故多发和污染严重等问题,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对中小煤矿（主要是民营煤矿）进行兼并重组,并把相关的行政权力授予各省级政府。我们发现,在兼并重组过程中,各省份对民营煤矿的产权保护程度出现了系统性差异：凡是向市（县）政府下放权力的省份,其对民营煤矿的产权保护程度均较高；凡是未向市（县）政府下放权力的省份,其对民营煤矿的产权保护程度均较低。这说明,尽管煤炭行业的关键性生产要素——煤矿——是不能跨地区流动的,但是,地方分权的层级仍然对产权保护具有显着影响。据此,本文认为,在地方分权与产权保护之间,除了地区竞争机制之外,还有其他机制也在发挥作用,此种机制即是本文所要论述的“纵向制约机制”。所谓“纵向制约机制”,是指地方分权的层级通过影响投资者的抗争成本之高低,从而影响到各省份对私营企业的产权保护程度。也就是说,相对于省级层面的地方分权,市（县）层面的地方分权能够降低投资者（或民众）的抗争成本,从而更有利于约束市（县）官员的行为,提高对私营企业的产权保护程度。当然,“纵向制约机制”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发挥作用,它需要依赖一定的前提假设,即中央政府在对地方政府的激励导向上,没有严重背离经济增长导向,但也不是纯粹的以经济绩效来考核地方政府及地方官员,而是介于二者之间。本文首先通过理论模型验证上述观点,并把这一观点提炼成理论假说,然后利用煤炭行业2008至2013年间各省份兼并重组的经验材料进行检验。为增加理论的说服力,本文还考察了石油（天然气）、非煤非油（气）矿业行业的资源整合运动,并与煤炭行业兼并重组形成比较。我们发现,在整个矿业行业整顿关闭与兼并重组小型矿山企业的过程中,“纵向制约机制”依然成立,从而得出结论：地方分权越倾向于市（县）,民营投资者的私有产权越容易得到保护,否则越难得到保护。最后,是本文的结论与进一步讨论。
冯乐坤[6]（2015）在《国有财产的中央与地方分权研究 ——以地方所有权为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继受前苏联公有制中的国有财产理论以来,我国国有财产范围不仅极其广泛,又遍及全国各地,因国有财产统一由中央作为统一主体进行具体管理也不现实,为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国有财产一直存在着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权管理,中央与地方一直分享着国有财产的利益,各级地方对其直接支配的国有财产事实上已经处于享有所有权之实,但各级地方所直接支配财产仍然被视为国有,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冲突就会不断发生,为此,在借鉴前苏联后期以及俄罗斯立法转而采纳对国有财产实行的中央与地方分别所有以及各主要国家所采纳地方所有理念的基础上,我国理应赋予各级地方对其直接管理支配的国有财产享有所有权。不过,我国地方所有是将部分国有财产主体从国家变更为地方,地方所有财产其实就是对国有财产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具体进行财产分权的结果,立法就应确定中央与各级地方之间对国有财产的具体划分标准,各级地方所有财产范围也就最终得以确定。然而,受各国行政区划所形成的各个地方均为地方所有权主体的影响,地方所有层级往往与地方层级具有对应性,地方所有权的形成其实就是以各国不同的行政区划制度为基础,既然我国目前行政区划所形成的地方层级实行三级或者四级模式,我国地方所有层级理应分为省级、地级、县级、乡镇级等层级,因现实中的我国地方层级处于变动之中,地方所有财产必然会面临在各级之间进行具体分割,具体分割标准理应予以明确。当然,未来立法在对地方所有财产规定的过程中,不仅要适用各级地方所有权平等、利益衡量的理念,也要采纳“一般+分散”的立法模式,即宪法、民法进行一般性规定的同时,相关单行法也应对其加以规定,尤其要允许各地方根据本地方实际情形而对各级地方所有财产范围进行规定。
蓝定香[7]（2009）在《大型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研究 ——基于股权控制力耗散视角》文中研究表明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我国是一个由计划经济逐步转轨为市场经济的国家,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以下简称大型国企）既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得以实行的“中坚”力量,也是受我国计划经济体制束缚最深的典型代表。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企包括大型国企的改革也取得了巨大成效。但是,从总体上看,大型国企的改革进展相对缓慢,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国企改革攻坚的最后“堡垒”。2007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大型工业企业虽然仅1272户,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户数的0.38%,但是,其资产总额、利税总额的比重占到了30%左右;其户数占全国大型工业企业总户数的44%,但其资产总额、主营业务收入、从业人员所占比重都在60%左右,特别是利税总额高达74%。这就充分说明国有及国有控股大型工业企业的地位是十分突出的。这就要求大型国企的改革既要大胆,使之快速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动机”、“牵引力”,带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同时又必须稳妥,使之健康稳定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阀”、“减震器”,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出现大的波动。因此,研究大型国企的制度创新、产权改革和机制转换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二、研究的主要内容（一）寻找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理论依据在比较、评析中外企业产权理论的基础上,探析国有产权原始主体“虚置”以及国有产权特殊的委托—代理关系导致国有股权控制力严重耗散的过程。大型国企由于其国有股权（经济）控制力低下,需要搭非国有股东的“便车”,因此,应当推进产权多元化改革。（二）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实践进程及现状评价分析我国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历程,评判我国大型国企产权结构现状,剖析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弊端。（三）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目标根据理论研究和实践分析,笔者认为,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总体目标应当是:除了两个“极少数”大型国企——极少数处于“公共性”领域的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和极少数必须关闭破产的企业外,其余大型国企都应当推进产权多元化改革,建立控股股东制衡的混合股权结构。（四）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的主要方式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的总体方式有:增资扩股的增量型方式、转让国有产权的存量型方式和比较特殊的股权置换型三种方式。其具体方式较多。在实践中,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往往是多种方式结合使用的。（五）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点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点具有动态性,本文归纳如下表所示:表中国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的重点（六）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措施转变观念,正确认识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体地位以及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深化国资管理体制改革,分离国资管理部门的双重职能,明确其角色定位,理性推进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完善国家有关政策,鼓励非国（公）有经济参与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此外,要完善有关政策制度及法律法规,规范操作程序,既促进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又防止国资流失;消除大型国企的历史包袱和社会负担,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筹措改制成本,完善产权交易市场,为加快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创造条件。三、研究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一）研究可能的创新1.本文提出:应当从股权控制力耗散视角研究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问题。由于国有股权的原始委托人虚置,加之大型国企的国有股权经过多层次多环节的（行政性）委托—代理后,国有股权的控制力严重耗散,原始委托人的控制力极弱,没有真正的权利主体与责任主体,因此,需要借助其它非国有股权的控制力（“搭便车”）及其治理中的制衡作用来保障大型国企的健康稳定发展。这就需要引进非国有股东,即推进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2.本文提出:不同性质的股权的控制力是不同的。由于产权界定和明晰程度的差异,在同一股份制企业中,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同等数量比例的不同股权的控制力是不同的,其强弱关系大致可以表述如下:个人股权的控制力>法人股权的控制力>国有股权的控制力。类似地,企业经营层个人股权的控制力>内部职工个人股权的控制力>外部个人股权的控制力。3.本文提出:在大型国企国有股权的委托—代理链条中,不同节点（代理人）对国有股权控制力的耗散程度是不同的,有的是高耗散,有的是低耗散,有的还是不确定耗散。这对于不同大型国企推进产权多元化改革过程中国有股比例的确定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意义。4.本文提出: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总体目标是:除了两个“极少数”（公共性国企和必须关闭破产的国企）外,其余大型国企都应当推进产权多元化改革,建立控股股东制衡的混合股权结构。5.本文提出: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点具有动态性。由于改革的内外部条件是变化的,有关的政策也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入而不断调整,因此,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也是逐步深入的,其改革的重点具有动态性。在最初阶段或者说近期阶段,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点是非公共领域和半公共领域企业、较小的大型企业、经营一般甚至较差的企业、地方企业、国有企业和国有独资公司、孙公司及子公司;而在中长期阶段,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点则是公共领域的企业主要是其非关键和非核心环节的企业、特大型或航母型企业、优势企业、央企、国家绝对和相对控股公司、集团（母）公司。6.本文提出:国资管理部门作为国资的出资人代表（国有股的股东代表）,对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要理性推进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必须分离目前国资管理部门作为行政管理者与“出资人”的双重职能,消除其角色冲突,明确其角色定位——国资管理部门作为宏观的行政管理者,而国有投资控股公司作为出资人。（二）研究的不足1.对国有股权与非国有股权控制力的定量比较研究不够。2.对大型国企国有股权与非国有股权等多元产权主体相互制衡（制衡度）的定量研究不够。3.对公共性领域中的非基础、非关键环节国有大型企业引入非国有产权的数量比例及引入方式的研究不够深入。
李懋[8]（2009）在《国有企业改制的组织动因、环境约束与变革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上世纪90年代以后，改制成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主题。从狭义角度而言，改制是指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在更广泛层面上，改制还包括企业经营方式（如承包经营、租赁经营等）的改革以及破产、重组等多种形式。国外学者指出了改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趋势，但其并没有分析改制过程中的具体问题。目前学术界大都从绩效的角度研究改制，分析改制是否给国有企业带来绩效上的改善。缺乏从组织理论的角度，对改制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基于此，论文选择从改制的组织动因、环境约束和变革策略这三个方面对改制进行深入分析。在进入重点研究内容之前，本文对相关的理论文献进行综述，包括以下三个方面：我国企业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国有企业的机制解释及其治理问题、组织变革及高层管理团队。第一，当前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经济时期，企业所面临的环境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第二，国有企业改制很大程度上是企业体制的转变，改制前的传统国有机制存在很多问题。本文从委托一代理关系角度指出了国有企业机制的缺陷，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国有企业的治理问题。第三，国有企业改制是一项深度意义上的组织变革，企业高层管理者对变革起着重要的发起和实施作用。本文对组织变革和高层管理者团队进行了文献综述。本文第三章对国有企业改制的组织动因进行分析。首先结合理论文献归纳出国有企业的优势和劣势，优势表现在获取政治资源、市场准入特权、技术和人才优越性三个方面，劣势表现在经营效率低、社会负担过重、预算软约束、企业缺乏自主权以及经营者选拔、激励、约束机制不完善五个方面。接着，本文借助2004年全国经济普查数据，从获取政治资源、社会负担过重、经营效率低等角度，通过对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借贷成本、员工工资和福利、生产率差异的比较，实证检验国有企业的优劣势。最后，本文总结了国有企业改制的组织动因：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减轻过重的社会负担、增强预算约束能力、增强企业自主权以及完善经营者选拔、激励和约束机制。本文第四章首先分析了国有企业改制的环境约束，从改制的政策、社会环境、放权式改革和改制过程的利益相关者四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国有企业改制依赖于相关政策。改制政策不是一步到位的，是随着国企改革进程的推进逐步出台的。本文按照时间先后对国有企业改制的相关政策进行了梳理。第二，国有企业的改制还受到社会环境的约束，具体表现在文化价值观的约束、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法律制度体系不完善、金融制度体系不完善四个方面。第三，一些学者认为国有企业改革是一种放权式的改革。受放权式改革模式的影响，不同企业改制策略和结果往往存在差异。第四，国有企业的改制，还受到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其成功依赖于多方的权力平衡和利益调整。改制过程中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母公司、高层领导、管理者、员工等。其次，本文借助世界银行研究报告中的一些结果，分析了国有企业的改制进程。最后，本文借助2001-2006年四川省国有企业数据，通过改制企业与未改制企业比较，分析改制对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影响。结果发现改制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提高。本文第五章采用多案例分析的方法研究企业改制过程中的策略。首先对三家案例企业的基本情况进行介绍。其次，从理论角度指出，改制目标的实现是通过多方面关系的调整而实现。接着，描述了每个企业的改制过程，并通过外部利益、内部利益、变革力场、领导能力和改制结局等方面，对三家企业改制的过程和结果进行比较。然后，本文结合案例企业的改制资料，在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归纳了改制过程中的变革策略。最后，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归纳出一个基于高层领导者视角的的改制模型，并对促进改制成功提出了一些措施和建议。
刘继平[9]（2008）在《中国城市水务产业发展研究》文中指出城市水务产业是城市市政公用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共利益,关系到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关系到城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了促进城市水务产业健康发展,提高城市水务产业运行效率,本文通过对水务、城市水务、城市水务产业等基本概念的梳理和内涵界定,立足公共物品理论、自然垄断理论、循环经济理论、产权理论、外部性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及政府规制等经济学理论和国内外关于水务产业的相关研究进展,奠定本研究的理论基础；以理论开拓与实际应用为目标,以中国城市水务产业的发展时序和特定的地理空间为脉络,采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配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城市水务产业的属性与技术经济特征,对城市水务产业的发展内涵、发展基础、发展历程、发展模式、发展绩效及国外城市水务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构建城市水务产业发展评价模型,并以四川省18个城市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在前面分析研究的基础之上,结合中国城市水务产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多年改革探索的实践,提出促进中国城市水务产业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全文共分为9章。第一章为导论。主要阐述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主要思路和研究框架；论文可能的创新与存在的不足。第二章对相关理论进行总结评述。首先从水务的含义出发,引出水务产业的概念,然后对与水务产业发展相关的经济理论以及国内外关于水务产业发展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小结,以此奠定本研究的理论基础。第三章是关于城市水务产业内涵与发展基础的研究。城市水务产业具有一般公共产业的共性,同时也具有自身的内涵和发展基础。本文把城市水务产业界定为城市范围内以自来水生产供应和污水收集处理为核心业务的涵盖取水水源、城市供水、节水、城市污水收集、处理及其回用等内容的城市市政公用事业。研究认为城市水务产业具有耦合性、整体性、层次性和动态性的基本属性；具有区域垄断性、准公共物品性、外部性、资本密集和投资回收期长等技术经济特征。论文进一步指出城市水务产业的市场需求、市场主体、价格机制、政府规制及技术条件是推动其发展的主要基础,并对中国现阶段城市水务产业的市场需求、市场主体、价格机制、政府规制及技术条件进行了具体分析。第四章是关于城市水务产业发展历程与发展模式的探讨。本章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水务产业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和概括,将中国城市水务产业发展历程总结为传统的政企不分阶段、政府控制水务企业经营阶段及产业化发展三个阶段；对中国城市供水排水行业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从经济和技术的角度对城市水务产业的发展模式进行了探讨,结合城市水务产业的发展实践,概括总结出了四种发展模式：即城市供水排水纵向一体化发展模式、跨城市经营的大型水务集团发展模式、厂网分离发展模式和同城分区比较竞争发展模式。第五章对城市水务产业的结构、行为与绩效进行了研究。论文对哈佛学派和芝加哥学派关于结构、行为与绩效的分析范式进行了回顾和评析,认为产业的结构、行为与绩效三者之间应该是一种复杂的动态的相关关系,而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通过对中国城市水务产业的结构、行为与绩效进行实证研究,认为现阶段中国城市水务产业的市场结构是行政性垄断与经济性垄断的复合体；通过分析城市水务企业的价格行为、投资行为和技术创新行为,认为现阶段的价格政策和管理体制不利于激励城市水务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通过解析DMU绩效的含义,用数据包络分析理论（Data Envelope Analysis）构建了评价城市水务企业绩效的相对有效性分析模型,并以成都市不同服务区域、不同所有制的15家城市水务企业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认为所有制不是决定企业绩效的重要因素,存在市场竞争、规模效应和政府有效监管才是促进城市水务企业提高效率的重要途径。第六章对国外水务产业发展状况及经验借鉴进行了研究。本章主要对美国、英国、法国等几个发达国家的城市水务产业进行了研究比较,认为国外水务产业的发展具有一些共性的成功经验：如以法律为保障的由政府主导的水务综合管理体制、以市场为导向的投融资体制、以价值规律为基础的水价形成机制、注重水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并重、以及广泛的公众参与机制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第七章是城市水务产业发展评价模型与实证分析。本章论述了建立城市水务产业发展评价模型的意义,提出了建立城市水务产业发展评价模型的总体思路和具体方法,结合城市社会经济状况、水资源条件、城市供水、用水、节水及水环境六个方面的因素,建立基于层次分析理论（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的由39个具体指标构成的城市水务产业发展评价模型,并以四川省18个城市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第八章是中国城市水务产业发展存在问题与改革探索的研究。论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水务事业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仍然存在一些制约城市水务产业发展的严重问题,如城市水务管理体制不合理,城市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恶化及水资源配置不合理,国有企业垄断经营、效率低下,价格机制不完善,市场失灵,缺乏推进城市水务产业市场化改革和监管的法律法规及相应的配套政策等问题。近年来中国在城市水务投资体制、市场化改革、水价形成机制、水务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改革探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这些实践探索对促进城市水务产业健康发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第九章是促进城市水务产业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本章在前面几章的研究基础之上,提出了中国应加快建立有利于城市水务产业发展的水务管理体制、坚持水污染治理与水资源优化配置并重、加快推进城市水务产业市场化进程、尽快完善价格形成机制和价格调整机制、切实发挥城镇供排水协会的作用及加强规制建设六个方面的对策建议。城市水务产业发展研究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课题,部分研究者在这方面开展了一些非常有益的开拓性和启发性的工作。论文作者充分吸收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并根据这几年学习的经济理论和掌握的分析工具,结合多年管理城市水务行业的实际体会,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作者认为本论文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创新：（1）城市水务产业发展的研究路径。目前国内关于水务产业的研究成果不多,尤其是关于城市水务产业发展的系统研究成果就更少,那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供水行业市场化进程中的民营化或私有化讨论及政府监管问题,也有少部分关于水价、水权、水务管理的研究,只见“树林”不见“森林”,都不太系统。本论文按理论研究、基础研究及应用研究的路径,探讨城市水务产业的发展问题。对“城市水务产业”等基本概念进行了梳理,立足公共物品理论、自然垄断理论、循环经济理论、产权理论、外部性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及政府规制等经济学理论和国内外关于水务产业的相关研究进展,对中国城市水务产业的发展内涵、发展基础、发展历程、发展模式、发展绩效及国外水务产业的发展经验进行了研究；构建城市水务产业发展评价模型,并进行了实证分析；结合中国城市水务产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多年改革探索的实践,提出了促进城市水务产业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与已有的关于水务产业发展的研究成果相比,似乎显得要系统一些。（2）城市水务产业发展内涵的界定。国内关于“城市水务产业”一词使用的频率比较高,但很少有人对其概念进行界定。本研究在梳理学术界对“水务”和“城市水务”各种不同理解的基础上,对城市水务产业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把城市水务产业健康发展概括为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市场结构合理、市场竞争规范有序、供给满足城市生产和生活需要、城市污水能得到及时收集处理和回用以及政府监管规范高效；论文总结的7个平衡关系式和6个约束关系式揭示了城市水务产业中取水、供水及污水收集处理与回用彼此之间的有机的量化的内在联系,有利于对城市水务产业发展的深入研究。（3）城市水务产业的发展模式与适用条件。论文在考察中国城市水务产业发展的实践基础上,结合城市水务产业的有关工程技术和经济技术分析,概括总结出城市水务产业发展的四种模式,即城市供水排水纵向一体化发展模式、跨城市经营的大型水务集团发展模式、厂网分离发展模式和同城分区比较竞争发展模式,明确了每种模式的适用条件,具有一定的实际指导意义。（4）城市水务企业所有制性质与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论文以成都市不同服务区域、不同竞争环境及不同所有制的15家水务企业的实际运行数据进行DEA有效性分析,得出了所有制不是决定城市水务企业绩效的重要因素,是否存在竞争、是否具有规模效应及政府监管是否有效才是决定城市水务企业绩效的主要因素的结论,为推进国有水务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优化水务产业的所有制结构提供了实证基础。这与一般研究者就事论事的讨论城市水务企业民营化和竞争问题存在较大区别。（5）城市水务产业发展评价模型。论文针对城市水务产业的特点,紧扣水务产业发展的城市社会经济因素、城市水资源因素、城市供水因素、城市用水因素、城市节水因素、城市水环境因素六个方面构建城市水务产业评价体系,建立了由39项具体操作指标构成的城市水务产业发展评价模型,这39项指标基本反映了城市水务产业的全貌,评价模型层次清晰、应用方便,对于研究城市水务产业发展问题具有一定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象这样系统评价城市水务产业发展的评价模型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还不曾发现。城市水务产业发展研究是一项难度较大的应用型研究,涉及政治经济学、城市经济学、资源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多方面的经济理论,还要涉及工程技术、企业运营等多方面的知识,更需要比较了解中国城市水务产业的真实状况,因此,对研究者的综合知识要求很高。由于本人知识结构所限,论文存在缺陷在所难免。比如：对城市水务产业的结构、行为及绩效的研究,虽然有分析、有论证,但不够深入；由于时间紧、收集数据的难度比较大,对四川省城市水务产业发展评价只用了2006年的数据,如果能够多收集几年的数据,从动态的角度对四川省城市水务产业发展状况进行评价,甚至把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城市水务产业的发展状况进行模型评价,指导意义会更强一些；再比如论文提出对城市非基本用水通过水权市场配置的问题,文中虽然提到了水权,但并没有对水权问题进行具体探讨等,这些方面既是论文的不足,也是值得今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井润田,E.Patrick McDermot[10]（2008）在《国有企业改制困境:基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视角》文中研究指明改制是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的重要任务,能够突破制度约束并提升经营业绩,但改制过程的风险也很高。本文总结了国内企业改制的政策背景,指出产权关系、政企关系和劳动关系调整是改制的核心任务,分析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母公司、领导、管理者和员工等利益相关者对改制过程的影响。结合三家改制企业的案例,论文从外部利益、内部利益、变革力场、领导能力和改制结局等方面对改制过程进行比较,揭示出领导者其实是组织不确定环境下的变革推动力,总结出促使改制成功的策略与行为。这些结论一方面有助于丰富在组织不确定环境下的组织变革理论,另一方面也对于转型经济时期的企业制度创新具有指导价值。
二、乐山市县属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措施和经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乐山市县属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措施和经验（论文提纲范文）
（1）顺德城镇化中地方政府的角色与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议题的确立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议题的确立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既有研究综述 |
| 1.3.1 既有相关理论基础 |
| 1.3.2 既有相关研究进展 |
| 1.3.3 既有研究总结 |
| 1.4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框架与基本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之处 |
| 1.7 研究对象界定 |
| 1.7.1 相关概念解释 |
| 1.7.2 研究对象界定 |
| 1.8 广东顺德的实证研究 |
| 1.8.1 顺德简介 |
| 1.8.2 顺德城镇化发展概况与阶段划分 |
| 1.8.3 顺德城镇化研究的内容构成 |
| 第二章 地方政府的“中间者”角色与行为逻辑建构 |
| 2.1 我国政府组织结构与治理行为的制度基础 |
| 2.1.1 条块关系与M型组织结构 |
| 2.1.2 政府治理的层级发包制 |
| 2.2 不同层级地方政府的角色与行为差异 |
| 2.2.1 利益目标的选择偏好差异 |
| 2.2.2 各级政府的行为权力差异 |
| 2.3 地方政府的“中间者”角色发现与理论建构 |
| 2.3.1 城镇化模式“上”“下”之争与地方政府的“模糊”角色 |
| 2.3.2 地方政府作为“中间者”的角色提出 |
| 2.3.3 “中间者”的角色理论建构 |
| 2.4 地方政府作为“中间者”的行为逻辑 |
| 2.4.1 “中间者”行为的影响因素 |
| 2.4.2 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 |
| 2.4.3 地方政府的“中间者”行为选择模式 |
| 2.5 城镇化中地方政府的主要行为手段 |
| 2.5.1 间接推动到直接推动的方式转变 |
| 2.5.2 资源经营手段 |
| 2.5.3 区划调整手段 |
| 2.5.4 增长式规划制定手段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乡镇企业主导农村就地城镇化起步(1978-1992):顺德县政府“中间者”向下靠拢型行为模式 |
| 3.1 社会发展背景:改革开放初期的乡镇工业 |
| 3.1.1 国家社会背景 |
| 3.1.2 顺德的乡镇企业发展 |
| 3.2 城镇化特征:以小城镇发展为主的乡村就地非农化转移 |
| 3.2.1 人口方面:离土不离乡的就地非农化转移 |
| 3.2.2 经济社会方面:乡镇企业造就经济奇迹 |
| 3.2.3 土地空间方面:生产空间扩张下的点状分散式格局 |
| 3.2.4 小城镇发展:差异化发展下的相对均衡 |
| 3.3 城镇化过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 |
| 3.3.1 资源经营:扶持乡镇企业推动城镇化起步 |
| 3.3.2 区划调整:县政府的“强中心”策略 |
| 3.3.3 发展规划:姗姗来迟的“良容桂经济中心区”设想 |
| 3.3.4 地方政府推动城镇化的作用机制 |
| 3.4 顺德政府的“中间者”行为模式 |
| 3.4.1 顺德政府的行为影响因素 |
| 3.4.2 各级政府行为关系:镇主导下的“省-县-镇”联合 |
| 3.4.3 顺德县政府的“中间者”向下靠拢型行为模式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市场化改革下城镇化快速发展(1992-2002):顺德市政府“中间者”抗衡上下型行为模式 |
| 4.1 社会发展背景:市场化转变与配套制度改革 |
| 4.1.1 国家社会背景 |
| 4.1.2 顺德的试点建设与市场化体制改革 |
| 4.2 城镇化特征:村强城弱的城乡混杂格局 |
| 4.2.1 人口方面注:本地人口就地非农化与外来流动人口激增 |
| 4.2.2 经济方面注:市场经济转制下工业化大发展 |
| 4.2.3 社会方面:社会公共事业建设起步 |
| 4.2.4 土地空间方面:城乡混杂的线轴蔓延式格局 |
| 4.2.5 小城镇发展:村强城弱的村镇关系反转 |
| 4.3 城镇化过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 |
| 4.3.1 强推市场化改革:备受争议的乡镇企业改制 |
| 4.3.2 土地为核心的各类城市资产经营 |
| 4.3.3 区划调整:乡村到城市型的建制转变与中心区扩张 |
| 4.3.4 增长式规划:城市规模扩张与中心强化 |
| 4.3.5 顺德城镇化的地方政府行为机制 |
| 4.4 顺德政府的“中间者”行为模式 |
| 4.4.1 顺德政府的行为影响因素 |
| 4.4.2 各级政府行为关系:县级市为主导与村级力量崛起 |
| 4.4.3 顺德市政府的“中间者”抗衡上下型行为模式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经济转向社会的城市化初步协调发展(2002-2009):顺德区政府“中间者”受制上下型行为模式 |
| 5.1 社会发展背景 |
| 5.1.1 国家社会背景 |
| 5.1.2 顺德的现代化城市建设:兼顾经济与社会发展 |
| 5.2 城镇化特征:兼顾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城市现代化 |
| 5.2.1 人口方面:户籍一体化与流动人口的市民化问题 |
| 5.2.2 经济方面:现代制造业体系建立与高新技术产业兴起 |
| 5.2.3 社会方面:公共事业建设全面铺开 |
| 5.2.4 土地空间方面:工业用地集约化建设与佛山都市功能承接 |
| 5.2.5 小城镇发展与镇街关系:各自为政转向初步联合协作 |
| 5.3 城市化过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 |
| 5.3.1 区划调整:顺德撤市设区与行政建制的完全城市化 |
| 5.3.2 工业用地集约化建设下的土地资源争夺 |
| 5.3.3 从企业到城市的全面化品牌经营 |
| 5.3.4 规划手段:城市化水平成为直接发展目标与佛山都市功能承接 |
| 5.3.5 顺德城镇化的地方政府行为机制 |
| 5.4 顺德政府的“中间者”行为模式 |
| 5.4.1 顺德政府的行为影响因素 |
| 5.4.2 各级政府行为关系:佛山市与顺德镇村的上下分离及对抗 |
| 5.4.3 顺德区政府的“中间者”受制上下型行为模式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改革全面深化的城市化内涵发展(2009年至今):顺德区政府“中间者”融合上下型行为模式 |
| 6.1 社会发展背景 |
| 6.1.1 国家社会背景 |
| 6.1.2 顺德全面深化的综合改革 |
| 6.2 城镇化特征:区域化协作与城市化内涵式发展 |
| 6.2.1 人口方面:流动人口市民化进程缓慢 |
| 6.2.2 经济方面: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入融合下新型产业发展 |
| 6.2.3 社会方面:社会发展规划与各项社会改革及建设 |
| 6.2.4 土地空间方面:三旧改造推进空间升级与三大片区的区域融合 |
| 6.3 城镇化过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 |
| 6.3.1 区划调整:省直管下的城市化行为自主权提升 |
| 6.3.2 全面深化改革促进城市化内涵式发展 |
| 6.3.3 资源经营:从空间生产到科技创新下的工业复兴 |
| 6.3.4 规划手段:区域化协作中寻求发展 |
| 6.3.5 顺德城镇化的地方政府行为机制 |
| 6.4 顺德政府的“中间者”行为模式 |
| 6.4.1 顺德政府的行为影响因素 |
| 6.4.2 各级政府行为关系:“省-区-镇”协同与区镇权力重构 |
| 6.4.3 顺德区政府“中间者”融合上下型行为模式 |
| 6.5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一、地方政府的“中间者”理论 |
| 二、顺德实证研究的主要结论 |
| 1.顺德城镇化发展的四个阶段 |
| 2.顺德地方政府的主要行为演变 |
| 3.各级地方政府的关系演变 |
| 4.顺德政府的“中间者”行为模式及其空间结果演变 |
| 三、创新点 |
| 四、研究不足与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2）沱牌舍得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政府职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 |
| (二)关键术语 |
| (三)国内外相关课题研究现状 |
| (四)选题的意义 |
| 第二章 政府职能转变与国企改革的理论阐释 |
| (一)政府职能转变基本理论 |
| (二)国企混改的历程与内容 |
| (三)政府职能转变与国企混改的关系 |
| 第三章 四川省射洪县沱牌舍得集团混改案例分析 |
| (一)沱牌舍得集团混改前的企业状况 |
| (二)沱牌舍得集团混改中的政府职能 |
| (三)沱牌舍得集团混改的特殊性及风险点 |
| (四)沱牌舍得集团混改中政府职能发挥存在的问题 |
| 第四章 地方国企混改中的政府职能履行状况与启示 |
| (一)TCL改制：增量奖股中的政府职能与主要经验 |
| (二)四维图新改制：股权转让中的政府职能与主要经验 |
| (三)云南白药改制：增资扩股中的政府职能与主要经验 |
| (四)沱牌舍得及地方其它国企混改主要经验启示 |
| 第五章 沱牌舍得集团混改中进一步优化政府职能的主要对策 |
| (一)决策职能——通过政策规划营造宽松有序的地方改革环境 |
| (二)组织职能——通过服务保障进一步深化简政放权 |
| (三)监督职能——通过监督管控健全全方位监督管理体系 |
| (四)协调职能——通过引导推动正确定位新时代的政府角色 |
| (五)控制职能——通过维稳控制构建和谐有序的县域经济发展环境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域的设问及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对象和范畴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研究的范畴 |
| 1.3 概念的界定 |
| 1.3.1 空间、场所与社会空间 |
| 1.3.2 公共空间、公共领域与集体空间 |
| 1.3.3 公有、共有与公共池塘资源 |
| 1.3.4 共同体与社区、社会与地方社会 |
| 1.3.5 权力 |
| 1.4 研究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 |
| 1.4.1 学术价值与理论价值 |
| 1.4.2 应用价值和实践价值 |
| 1.5 研究思路、方法 |
| 1.5.1 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 |
| 1.5.2 借鉴多学科理论研究地方社会 |
| 1.5.3 历时与共时、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
| 1.6 论文的框架 |
| 第二章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1 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回顾 |
| 2.1.1 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 |
| 2.1.2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与时空思想 |
| 2.1.3 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的场域 |
| 2.1.4 福柯的空间理论 |
| 2.1.5 小结 |
| 2.2 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的相关理论范式 |
| 2.2.1 施坚雅的市场关系模式 |
| 2.2.2 弗里德曼的宗族关系模式 |
| 2.2.3 黄宗智的内卷化经济模式 |
| 2.2.4 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模式 |
| 2.2.5 小结 |
| 2.3 国内外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综述 |
| 2.3.1 历史人类学视角 |
| 2.3.2 水利视角的地域社会学、地域社会史、历史地理的相关研究 |
| 2.3.3 小结 |
| 2.4 尺度与集体空间分析框架 |
| 2.4.1 尺度及相关的概念 |
| 2.4.2 尺度的相关理论 |
| 2.4.3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自然环境变迁、水利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3.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 |
| 3.1.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变迁 |
| 3.1.2 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发展简史 |
| 3.1.3 小结 |
| 3.2 顺德水利设施建设简史 |
| 3.2.1 宋朝及之前以局部挡水堤建设为主阶段 |
| 3.2.2 明朝、清朝的堤围闸窦系统的建设阶段 |
| 3.2.3 民国时期的堤围小范围并围建设阶段 |
| 3.2.4 建国后跨区大联围综合水利建设阶段 |
| 3.2.5 小结 |
| 3.3 顺德沙田垦殖与聚落格局的形成 |
| 3.3.1 珠江河道口门发育与沙洲沉积 |
| 3.3.2 顺德河涌淤积成沙的地域分布 |
| 3.3.3 顺德沙田的围垦 |
| 3.3.4 顺德乡村聚落分布格局的演化 |
| 3.4 沙洲的自然特征与聚落的空间组合类型 |
| 3.4.1 岛洲型聚落 |
| 3.4.2 沙洲型聚落 |
| 3.4.3 新沙洲型聚落 |
| 3.4.4 小结 |
| 3.5 水利集体空间的冲突、协作机制与聚落社区的融合 |
| 3.5.1 水利集体空间冲突与协作过程中的国家与地方社会 |
| 3.5.2 水利集体空间重构过程中的政府、士绅与宗族 |
| 3.5.3 小结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间信仰空间分布特征与乡村集体空间基础单元 |
| 4.1 民间信仰的概念 |
| 4.2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与四大水神信仰 |
| 4.2.1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 |
| 4.2.2 珠江三角洲四大水神信仰及其传播 |
| 4.3 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阶段 |
| 4.3.1 历代顺德民间信仰与儒释道的互动发展过程 |
| 4.3.2 明代“禁淫祀、毁淫祠”与民间信仰的正统化 |
| 4.4 顺德民间信仰空间地域分布特征 |
| 4.4.1 顺德民间信仰的基本情况 |
| 4.4.2 顺德民间信仰的空间分布 |
| 4.4.3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形成与时空演化 |
| 4.4.4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空间特征 |
| 4.4.5 移民带来的信仰与本地的融合——以康公信仰为例 |
| 4.4.6 小结 |
| 4.5 社公、土地公的信仰与乡村基础社会空间单元的形成 |
| 4.5.1 社公信仰的演化 |
| 4.5.2 关于社坛、社主、社公、土地公 |
| 4.5.3 顺德社的类型 |
| 4.5.4 以社公为单位形成的村域共同体——龙江沙田五社“菩萨巡街”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地域信仰共同体与集体空间的边界认同 |
| 5.1 村庙、乡主庙与乡村聚落空间的融合 |
| 5.1.1 宗族与乡庙,血缘组织的衍生与信仰地缘组织的组合——以桑麻村为例 |
| 5.1.2 一庙多神信仰与村落的融合——以乐从镇的乡村为中心 |
| 5.1.3 从迁民到聚落,从社公到乡庙——均安镇南沙的个案分析 |
| 5.2 祭祀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信仰空间的形成 |
| 5.2.1 以宗族为单位的祭祀圈——以林头村为例 |
| 5.2.2 以祭祀组为单位的祭祀圈——以麦朗医灵庙为例 |
| 5.2.3 以水利堤围为单位的祭祀圈——以众涌安乐围内天后巡游为例 |
| 5.2.4 以一条河上下游地域形成的祭祀圈——以东头、南坑的观音巡游为例 |
| 5.3 信仰活动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体 |
| 5.3.1 以个人参加为主的观音开库信仰圈 |
| 5.3.2 以村庄祭祀联盟形成的祭祀活动圈——以均安帝王巡游为例 |
| 5.3.3 以龙舟队为单位参加的龙船点睛信仰活动圈 |
| 5.4 民间信仰的隐喻与乡村聚落空间的权力支配关系 |
| 5.4.1 体现宗族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2 基于风水观念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3 基于社群认同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5 本章小结 |
| 5.5.1 民间信仰与村庄外部边界 |
| 5.5.2 民间信仰与村庄内部认同 |
| 第六章 墟市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6.1 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明清墟市空间格局 |
| 6.1.1 珠江三角洲贸易的发展 |
| 6.1.2 明清珠江三角洲区域市场体系 |
| 6.1.3 明清区域贸易网络及变化 |
| 6.1.4 明清顺德墟市空间格局 |
| 6.2 墟市活动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流动网络 |
| 6.2.1 墟市圈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 |
| 6.2.2 墟市圈与地域乡村聚落结构分析 |
| 6.2.3 墟市对乡村聚落空间形态的影响 |
| 6.3 明清顺德墟市的类型 |
| 6.3.1 城郭型墟市 |
| 6.3.2 乡村传统墟市 |
| 6.3.3 专业性墟市——以陈村、容奇和桂洲墟市为例 |
| 6.3.4 小结 |
| 6.4 顺德墟市的演化 |
| 6.4.1 桥梁建设、内河航运与墟市空间的变迁 |
| 6.4.2 墟市功能性质的演化与墟市空间的迁移 |
| 6.5 墟市的权力支配与资源积累机制 |
| 6.5.1 墟市的权力支配机制 |
| 6.5.1.1 明清乡村墟市发展的社会制度环境 |
| 6.5.1.2 顺德乡村墟市权力积累机制 |
| 6.5.2 墟市资源的积累与竞争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制度性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7.1 顺德区划沿革及立县边界考 |
| 7.1.1 顺德区划沿革 |
| 7.1.2 顺德立县区划边界考 |
| 7.2 明清乡都堡下的里(图)甲制与自然村庄地域空间的形成 |
| 7.2.1 明以前县下的乡 |
| 7.2.2 明清县以下的都堡 |
| 7.2.3 明清里(图)甲制的演化与自然村境域的关系 |
| 7.3 明清至民国,防卫体系、巡检司、保甲制与跨乡村聚落社会共同体的形成 |
| 7.3.1 清至民国顺德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3.2 明清两朝顺德的社会治安 |
| 7.3.3 明清的营制、巡检司与乡村防卫地域的形成 |
| 7.3.4 明中期以后、清至民国的保甲制、乡村自治与跨村的地域联盟 |
| 7.4 解放后的区划与村庄聚落空间的内部再划分 |
| 7.4.1 解放后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4.2 土地改革村庄空间的行政化和合作化时期村庄空间的经济化 |
| 7.4.3 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与村庄空间的再划分与经济再组织化 |
| 7.4.4 镇村时期,城镇化与村庄社会空间的经济体化 |
| 7.5 本章小结 |
| 7.5.1 明清图(里)甲制促进了自然乡村空间地域的形成和内部的社会组织性 |
| 7.5.2 明清保甲制及各种防卫体制与从乡村的乡约、公约相互作用促进了跨自然乡村地域空间的认同 |
| 7.5.3 晚清至民国,从法制上促进了乡村地域的自治 |
| 7.5.4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集体化空间的形成 |
| 第八章 工业化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转型 |
| 8.1 顺德农业经济商品化与工业化历史发展过程 |
| 8.2 明至清中晚期,桑基鱼塘的商品农业、原工业化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2.1 关于原工业化理论 |
| 8.2.2 明至清中晚期,水利建设过程中催生的商品化基塘农业及家庭手工业 |
| 8.2.3 明至清中晚期,基塘农业生产方式形成独特的集体与个体社会关系 |
| 8.2.4 明至清中期,顺德原工业化与乡村集体空间 |
| 8.3 清末至民国,顺德乡村近代工业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3.1 近代依托民族资本的缫丝业对顺德乡村空间的影响 |
| 8.3.2 以官僚资本带动的糖业发展对顺德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4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初期(1949-1983),顺德社队企业对集体工业空间的塑造 |
| 8.4.1 工业化 |
| 8.4.2 顺德社队企业的发展与农村集体工业空间的形成 |
| 8.4.3 顺德社队企业的集体空间形成的内生因素 |
| 8.5 1984年后,乡镇企业、工业园区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5.1 乡镇企业、农村体制改革与集体空间的“再集体化”和“资本化” |
| 8.5.2 顺德工业空间政策与集体空间的转型 |
| 8.6 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空间规划的工具化与集体空间资本化逻辑 |
| 8.6.1 国家政策的阶段性与工业化空间的表征 |
| 8.6.2 集体土地利用合约的创新与集体空间的资本化逻辑 |
| 8.7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作为地方社会行动的集体空间 |
| 9.1 1452-2010年,顺德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历史变化 |
| 9.1.1 顺德空间要素历史变化 |
| 9.1.2 不同历史时期空间公共品供给的社会机制与集体空间形成 |
| 9.1.3 从大时段历史看顺德空间的总体性及阶段特征 |
| 9.1.4 小结：顺德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的积累与集中 |
| 9.2 改革开放以来,顺德空间尺度管控的得失与集体空间管控建议 |
| 9.2.1 顺德城乡空间的演化与城市规划的工具化 |
| 9.2.2 现阶段顺德城乡空间尺度的特征 |
| 9.2.3 基于顺德城乡空间尺度规律对未来空间利用与管控的建议 |
| 9.3 理论总结与展望 |
| 9.3.1 理论总结 |
| 9.3.2 余论 |
| 附表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一、地方志 |
| 二、史书、古籍、史料 |
| 三、族谱、碑刻 |
| 四、中文专着、中译着作 |
| 五、中文论文、期刊、会议、报告 |
| 六、外文文献 |
| 七、其它资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4）乐山市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课题意义及目的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研究综述 |
| 1.3.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3 简要述评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2.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新集体经济与传统集体经济 |
| 2.2 集体经济与合作经济 |
| 2.3 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委员会 |
| 2.4 村级集体经济 |
| 2.5 交易费用理论 |
| 3.乐山市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概况 |
| 3.1 总体情况 |
| 3.2 主要发展模式 |
| 3.2.1 资源型 |
| 3.2.2 产业型 |
| 3.2.3 劳务型 |
| 3.2.4 混合型 |
| 4.乐山市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成功与失败案例分析 |
| 4.1 乐山市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成功案例 |
| 4.1.1 股份合作模式 |
| 4.1.2 自主经营模式 |
| 4.1.3 资源转包模式 |
| 4.1.4 “支部＋协会”模式 |
| 4.2 乐山市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失败案例 |
| 4.2.1 基础条件差,起步发展艰难 |
| 4.2.2 进取意识差,拓展发展艰难 |
| 5.成都市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先进经验 |
| 5.1 “成都做法”的良好经验 |
| 5.1.1 多管齐下、政府扶持 |
| 5.1.2 一村一品、一三共融 |
| 5.1.3 规模经营、市场运作 |
| 5.1.4 统一规划、打造景区 |
| 5.1.5 按股分红、注重奉献 |
| 5.2 “成都经验”的集体性问题剖析启示 |
| 5.2.1 土地经济发展难 |
| 5.2.2 企业引入结合难 |
| 5.2.3 管理模式选择难 |
| 6.主要问题及民意收集情况 |
| 6.1 主要问题 |
| 6.1.1 带头人担当意识不够 |
| 6.1.2 集体经济基础仍然薄弱 |
| 6.1.3 成熟的发展路径需探索 |
| 6.1.4 缺乏产业引导政策支撑 |
| 6.2 民意收集情况 |
| 6.2.1 支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情况收集 |
| 6.2.2 拟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路径收集 |
| 6.2.3 待拟政策及引导措施收集 |
| 7.乐山市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策略 |
| 7.1 摸清底数,分类试点推进 |
| 7.1.1 开展“三资”清理 |
| 7.1.2 依托优势拟定规划 |
| 7.1.3 总结研讨稳步扩大范围 |
| 7.2 方式灵活,探索有效路径 |
| 7.2.1 发展资源开发经济 |
| 7.2.2 发展农业产业链条经济 |
| 7.2.3 发展农业观光度假经济 |
| 7.2.4 发展劳务服务经济 |
| 7.3 政策激励,配套扶持措施 |
| 7.3.1 加大财政投入 |
| 7.3.2 加强政策扶持 |
| 7.3.3 加强结对帮扶 |
| 7.3.4 加强人才储备 |
| 7.3.5 加强组织领导 |
| 7.3.6 加强激励考核 |
| 7.4 规范营运,把握集体属性 |
| 7.4.1 强化村级民主管理 |
| 7.4.2 规范村级财务管理 |
| 7.4.3 强化持续发展管理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1.走访市县乡村干部、企业及当地农民的访谈问卷 |
| 2.2013 年-2016年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摸底调查表 |
| 3.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计划摸底调查表 |
| 作者简历 |
（5）地方分权层级对产权保护程度的影响 ——中国煤炭行业兼并重组的省际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本文的观点与研究方法 |
| 1.3 本文的框架 |
| 1.4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2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2.1 地区竞争理论 |
| 2.1.1 “用脚投票”机制 |
| 2.1.2 保护市场的财政联邦制 |
| 2.1.3 地区竞争两种机制的比较 |
| 2.2 致胜统治联盟的产权保护理论 |
| 2.2.1 “局内人”的产权保护策略 |
| 2.2.2 非正式的自适应制度 |
| 2.3 政府的组织特征——中国产权保护的实践经验 |
| 2.3.1 中性政府论 |
| 2.3.2 绩效合法性追求 |
| 2.3.3 压力型体制 |
| 2.3.4 辖区利益最大化理论 |
| 2.3.5 利用政府组织特征解释产权保护的局限 |
| 2.4 来自政治学、社会学的其他观点 |
| 3 “纵向制约机制”：理论模型与假说 |
| 3.1 地方分权的治理结构 |
| 3.2 “纵向制约机制”的含义 |
| 3.3 “纵向制约机制”的理论模型与假说 |
| 3.3.1 一个基准模型 |
| 3.3.2 对基准模型的修正 |
| 3.3.3 理论假说 |
| 3.4 经验材料的选择与检验方法 |
| 3.5 小结 |
| 4 中国煤炭行业兼并重组的省际差异 |
| 4.1 中国煤炭行业的兼并重组过程 |
| 4.2 民营煤矿私有产权保护的程度 |
| 4.2.1 私有产权保护程度的刻画维度 |
| 4.2.2 按改革结果评估的保护程度 |
| 4.2.3 按重组政策评估的保护程度 |
| 4.2.4 两种维度的综合：各省对民营煤矿私有产权保护程度之比较 |
| 4.3 各省份地方分权的层级 |
| 4.4 分权层级与产权保护程度关联性的统计分析 |
| 4.5 一项计量检验：分权层级与产权保护程度关联性的计量检验 |
| 4.6 小结 |
| 5 煤炭行业兼并重组对理论假说的检验 |
| 5.1 中央推进兼并重组改革的多目标 |
| 5.2 地方分权层级影响产权保护程度的原因 |
| 5.3 山西与贵州——两个典型的民营煤炭矿主抗争案例之比较 |
| 5.4 其他省份煤炭行业兼并重组的案例 |
| 5.5 小结 |
| 6 石油(天然气)、非煤非油(气)矿业资源整合中的分权层级与产权保护 |
| 6.1 治理结构的两种极端情形 |
| 6.2 中央集权的治理结构：石油(天然气)矿业的资源整合 |
| 6.2.1 石油(天然气)矿业资源整合的过程 |
| 6.2.2 石油(天然气)矿业资源整合的分权层级 |
| 6.2.3 民营石油(天然气)企业产权保护的程度 |
| 6.2.4 中央政府推进石油(天然气)矿业资源整合政策的多目标 |
| 6.2.5 陕北民营石油矿主的抗争案例 |
| 6.3 市(县)层面的治理结构：非煤非油(气)矿业的资源整合 |
| 6.3.1 非煤非油(气)矿业资源整合的过程 |
| 6.3.2 非煤非油(气)矿业资源整合的分权层级 |
| 6.3.3 民营非煤非油(气)企业产权保护的程度 |
| 6.3.4 非煤非油(气)矿业资源整合对假说的检验 |
| 6.4 小结 |
| 7 煤炭、石油(天然气)、非煤非油(气)矿业资源整合的比较 |
| 7.1 选择三大矿业进行比较的原因 |
| 7.2 三大矿业资源整合的治理结构与产权保护程度 |
| 7.2.1 三大矿业资源整合的治理结构 |
| 7.2.2 三大矿产行业资源整合中对私有产权的保护程度 |
| 7.3 假说检验：三大矿业资源整合的比较 |
| 7.4 小结 |
| 8 结论与讨论 |
| 8.1 结论 |
| 8.2 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的科研成果 |
（6）国有财产的中央与地方分权研究 ——以地方所有权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主要概念说明 |
| 二、选题缘起 |
| 三、研究现状 |
| 四、选题价值 |
| 五、基本内容 |
| 六、观点创新 |
| 第一章 我国国有财产主体的生成与检讨 |
| 第一节 我国国有财产主体的生成 |
| 一、前苏联国有财产主体的生成及修正 |
| 二、我国建国前国有财产主体的生成与评析 |
| 第二节 我国企业性国有财产主体的流变与检讨 |
| 一、企业性国有财产主体之流变 |
| 二、企业性国有财产主体之检讨 |
| 第三节 我国非企业性国有财产主体的流变与检讨 |
| 一、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分权的梳理与检讨 |
| 二、资源性国有财产主体的流变与检讨 |
| 三、行政事业性国有财产主体的流变与检讨 |
| 第四节 国有财产主体理论的评析与选择—以我国国有企业财产主体理论为样本 |
| 第二章 地方所有财产的法理证成 |
| 第一节 地方分权与地方利益保护 |
| 一、地方利益的多样化和独立性 |
| 二、地方分权、地方自治与地方利益 |
| 三、我国地方自治与地方利益之关系 |
| 第二节 地方责任的独立性 |
| 一、地方支出责任与地方责任的关系辨析 |
| 二、地方财政自主权与地方责任 |
| 三、地方债务的独立性 |
| 四、余论 |
| 第三节 原住民的利益保护与地方所有 |
| 一、原住民利益保护的法理基础 |
| 二、我国台湾地区原住民利益保护的理论与实践 |
| 三、我国原住民利益保护之反思 |
| 四、我国原住民利益保护的立法路径分析—以矿产资源所有权为视角 |
| 五、结论 |
| 第三章 地方所有财产的层级分析 |
| 第一节 行政区划与地方所有的关系 |
| 一、域外主要国家行政区划层级之梳理 |
| 二、域外主要国家地方所有层级之梳理 |
| 三、行政区划与地方所有的关联性 |
| 第二节 我国地方所有层级的构建路径 |
| 一、省级地方的设置与省级地方所有的变动 |
| 二、地级地方的存废与地级地方所有财产的分割 |
| 三、乡镇级地方层级的存废与乡镇级地方所有的变动 |
| 第四章 地方所有财产的类型分析 |
| 第一节 地方所有的企业性财产 |
| 一、地方所有企业属性之界定 |
| 二、地方所有的企业性财产变动与地方利益的保护 |
| 三、各级地方划分企业性国有财产的规则 |
| 四、地方所有企业性财产的理论与实践—以银行股份制改革为中心 |
| 第二节 地方所有的财政收入 |
| 一、财政收入分权与地方所有 |
| 二、地方所有财政收入划分之基础 |
| 三、各级地方财政收入的重新分权—以设立地方税种为中心 |
| 四、各级地方之间的非税收入分权 |
| 第三节 地方所有的资源性财产 |
| 一、地方所有土地 |
| 二、地方所有矿产资源 |
| 三、地方所有水资源 |
| 四、地方所有森林资源 |
| 第四节 地方所有的行政事业性财产 |
| 一、行政事业性国有财产范围之界定 |
| 二、行政事业性财产与土地、财政收入的关联性 |
| 三、各地方所有行政事业性财产之划分 |
| 四、地方所有行政事业性财产的理论与实践—以教育性财产为中心 |
| 第五章 地方所有财产的立法路径 |
| 第一节 地方所有财产的立法理念 |
| 一、各级地方所有权的平等性 |
| 二、地方利益的衡量性 |
| 第二节 地方所有财产的立法模式 |
| 一、国有财产的立法模式：梳理与评析 |
| 二、地方所有财产立法模式之梳理 |
| 三、我国地方所有财产的立法设计 |
| 主要参考文献 |
| 一、文章 |
| 二、着作 |
| 三、博士论文 |
| 四、外文文献 |
（7）大型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研究 ——基于股权控制力耗散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对象及选题意义 |
| 1.1.1 研究对象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方法、主要内容和研究框架 |
| 1.2.1 研究方法 |
| 1.2.2 主要内容 |
| 1.2.3 研究框架 |
| 1.3 研究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3.1 研究可能的创新 |
| 1.3.2 研究的不足 |
| 2. 基本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企业产权理论 |
| 2.1.1 产权基本理论 |
| 2.1.2 产权与企业 |
| 2.1.3 中国企业产权理论 |
| 2.2 国有产权的委托—代理理论 |
| 2.2.1 产权的委托—代理理论 |
| 2.2.2 国有产权的委托—代理理论 |
| 2.3 股权控制力耗散理论 |
| 2.3.1 耗散论与股权控制力概念 |
| 2.3.2 影响股权控制力的因素 |
| 2.3.3 不同股权的控制力分析 |
| 2.3.4 股权控制力耗散的节点差异 |
| 2.3.5 结论 |
| 3. 中国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实践 |
| 3.1 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背景 |
| 3.1.1 大型国企的基本情况 |
| 3.1.2 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原因 |
| 3.2 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进程 |
| 3.2.1 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历程 |
| 3.2.2 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现状 |
| 3.2.3 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存在的问题 |
| 4. 中国大型国企产权多化改革的目标 |
| 4.1 股权控制力与公司治理的关系 |
| 4.1.1 股权控制力与股权结构 |
| 4.1.2 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的关系 |
| 4.1.3 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定量研究 |
| 4.2 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目标 |
| 4.2.1 确定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目标的原则 |
| 4.2.2 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总体目标 |
| 4.2.3 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阶段性目标 |
| 4.2.4 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分类目标 |
| 5. 中国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方式 |
| 5.1 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总体方式 |
| 5.1.1 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方式的含义 |
| 5.1.2 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方式的主要类型 |
| 5.1.3 各种产权多元化方式评析 |
| 5.2 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分类方式 |
| 5.2.1 改制上市 |
| 5.2.2 引进战略投资者 |
| 5.2.3 相互持股 |
| 5.2.4 股权激励 |
| 5.2.5 管理层持股与MBO |
| 6. 中国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点 |
| 6.1 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重点的动态分析 |
| 6.1.1 国资管理新体制建立以前，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点 |
| 6.1.2 国资管理新体制建立以后，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点 |
| 6.2 今后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点 |
| 6.2.1 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宏观重点 |
| 6.2.2 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微观重点 |
| 6.3 大型国企集团公司的产权多元化改革 |
| 6.3.1 大型国企集团公司产权多元化改革的意义 |
| 6.3.2 大型国企集团公司产权多元化改革的内容 |
| 7. 中国大型国企产权多化改革的措施 |
| 7.1 转变观念，努力消除认识误区 |
| 7.1.1 关于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认识误区 |
| 7.1.2 转变观念，消除认识误区，推进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 |
| 7.2 深化国资管理体制改革，加快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 |
| 7.2.1 国资管理体制的基本情况 |
| 7.2.2 中国国资管理部门的角色定位与大型国企产权改革 |
| 7.2.3 消除国资管理部门的角色冲突，推进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 |
| 7.2.4 正确处理国资管理部门与其它有关部门的关系 |
| 7.3 鼓励非国（公）有经济参与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 |
| 7.3.1 加快发展和鼓励非国（公）有经济参与大型国企产权改革的意义 |
| 7.3.2 非国（公）有经济参与大型国企产权改革的制约因素 |
| 7.3.3 加快发展和鼓励非国（公）有经济参与大型国企产权改革的措施 |
| 7.4 其它配套措施 |
| 7.4.1 完善有关政策制度及法律法规，规范操作程序 |
| 7.4.2 消除大型国企的历史包袱和社会负担 |
| 7.4.3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筹措改制成本 |
| 7.4.4 完善产权交易市场，促进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8）国有企业改制的组织动因、环境约束与变革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问题 |
| 1.3 研究内容及全文结构 |
| 1.4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4.1 研究目的 |
| 1.4.2 研究意义 |
| 第二章 相关的理论综述 |
| 2.1 我国企业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 |
| 2.1.1 环境不确定性的来源和度量 |
| 2.1.2 我国转型经济的特点 |
| 2.1.3 我国企业的组织环境特征 |
| 2.2 国有企业的机制解释及其治理问题 |
| 2.2.1 国有企业的机制解释 |
| 2.2.2 国有企业的治理问题 |
| 2.3 组织变革及高层管理团队 |
| 2.3.1 组织变革 |
| 2.3.2 高层管理团队 |
| 2.3.3 高层管理团队与组织变革 |
| 第三章 国有企业改制的组织动因 |
| 3.1 国有机制的组织特征 |
| 3.1.1 国有企业的优势 |
| 3.1.2 国有企业的劣势 |
| 3.2 机制优势的比较分析 |
| 3.2.1 数据来源 |
| 3.2.2 变量衡量 |
| 3.2.3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3.2.4 借贷成本T检验 |
| 3.2.5 多元回归分析 |
| 3.3 机制劣势的比较分析 |
| 3.3.1 变量衡量 |
| 3.3.2 工资T检验 |
| 3.3.3 福利T检验 |
| 3.3.4 多元回归分析 |
| 3.3.5 生产率T检验 |
| 3.4 改制的组织动因总结 |
| 第四章 国有企业的改制进程及其环境约束 |
| 4.1 改制的政策与社会环境 |
| 4.1.1 改制的政策 |
| 4.1.2 社会环境 |
| 4.1.3 放权式改革 |
| 4.2 改制过程的利益相关者 |
| 4.3 世界银行研究报告的调查结果 |
| 4.3.1 国有企业改制进程 |
| 4.3.2 改制进程缓慢原因分析 |
| 4.4 四川省国有企业的全样本分析 |
| 4.4.1 数据和变量说明 |
| 4.4.2 改制与未改制企业的对比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改制企业变革策略的案例研究 |
| 5.1 研究方案与案例选择 |
| 5.1.1 研究方案 |
| 5.1.2 案例选择 |
| 5.2 案例企业的改制分析 |
| 5.2.1 改制过程的关系调整 |
| 5.2.2 案例企业的改制过程 |
| 5.2.3 改制企业的特征比较 |
| 5.3 变革策略的战略选择 |
| 5.3.1 获取支持 |
| 5.3.2 权力控制 |
| 5.3.3 政治行为 |
| 5.3.4 充分准备 |
| 5.4 国有企业改制模型 |
| 5.5 变革策略方面的建议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 |
| 6.1 本文的主要结论 |
| 6.2 本文的创新点 |
| 6.3 研究的局限 |
| 6.4 下一步研究方向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简历 |
| 作者攻读博士期间的学术成果 |
| 作者攻读博士期间参加的科研项目 |
（9）中国城市水务产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 研究内容和框架 |
| 1.5 可能的创新点 |
| 2. 理论基础及研究现状 |
| 2.1 学术界关于“水务”和“水务产业”的不同理解 |
| 2.2 理论研究基础 |
| 2.2.1 公共品理论 |
| 2.2.2 自然垄断理论 |
| 2.2.3 外部性理论 |
| 2.2.4 循环经济理论 |
| 2.2.5 产权理论 |
| 2.2.6 政府规制理论 |
| 2.3 国内外关于水务产业的相关研究进展 |
| 2.3.1 关于水务管理体制与政府规制的研究 |
| 2.3.2 关于水权与水价的研究 |
| 2.3.3 关于水务产业市场化与民营化的研究 |
| 2.3.4 关于水务企业所有权与绩效的实证研究 |
| 3. 城市水务产业内涵与发展基础 |
| 3.1 城市水务产业内涵的界定 |
| 3.2 城市水务产业的基本属性 |
| 3.2.1 耦合性 |
| 3.2.2 系统整体效应 |
| 3.2.3 层次性 |
| 3.2.4 动态性 |
| 3.3 城市水务产业的主要经济技术特征 |
| 3.3.1 区域垄断 |
| 3.3.2 “准”公共物品 |
| 3.3.3 外部性特征 |
| 3.3.4 资本密集与投资回报的长期性 |
| 3.4 城市水务产业的发展基础 |
| 3.4.1 市场需求 |
| 3.4.2 市场主体 |
| 3.4.3 价格机制 |
| 3.4.4 政策基础 |
| 3.4.5 技术基础 |
| 4. 城市水务产业的发展历程及发展模式探讨 |
| 4.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水务产业的发展历程 |
| 4.1.1 传统的政企不分阶段 |
| 4.1.2 政府控制水务企业经营阶段 |
| 4.1.3 产业化发展阶段 |
| 4.2 城市供水排水现状 |
| 4.3 城市水务产业的发展模式 |
| 4.3.1 城市供水排水纵向一体化发展模式 |
| 4.3.2 跨城市经营的大型水务集团发展模式 |
| 4.3.3 厂网分离发展模式 |
| 4.3.4 同城分区比较竞争模式 |
| 5. 城市水务产业的结构、行为与绩效分析 |
| 5.1 SCP分析范式的演进与评述 |
| 5.1.1 哈佛学派与SCP分析范式 |
| 5.1.2 芝加哥学派与SCP分析范式 |
| 5.1.3 对哈佛学派和芝加哥学派分析范式的评述 |
| 5.2 城市水务产业的市场结构分析 |
| 5.2.1 市场结构的基本类型及主要特征 |
| 5.2.2 市场结构的衡量指标 |
| 5.2.3 城市水务产业的市场结构 |
| 5.3 城市水务企业的主要市场行为分析 |
| 5.3.1 市场行为定义与类型 |
| 5.3.2 城市水务产业的市场行为主体 |
| 5.3.3 城市水务企业的主要市场行为 |
| 5.4 城市水务产业的绩效分析 |
| 5.4.1 市场绩效的含义 |
| 5.4.2 基于生产前沿的DMU绩效 |
| 5.4.3 评价城市水务企业绩效的DEA模型 |
| 5.4.4 城市水务企业DEA有效性评价：以城市供水企业为例 |
| 6. 国外水务产业的发展状况及经验借鉴 |
| 6.1 国外水务产业的发展状况 |
| 6.1.1 美国的水务产业发展 |
| 6.1.2 英国的水务产业发展 |
| 6.1.3 法国的水务产业发展 |
| 6.1.4 荷兰的水务产业发展 |
| 6.2 国外水务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及启示 |
| 6.2.1 完善的法律体系是水务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 |
| 6.2.2 以政府为主导的城市水务综合管理体制 |
| 6.2.3 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投融资体制 |
| 6.2.4 以价值规律为基础的水价形成机制 |
| 6.2.5 广泛的公众参与机制 |
| 6.2.6 国外水务产业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
| 7. 城市水务产业发展评价模型与实证分析 |
| 7.1 构建城市水务产业发展评价模型的意义 |
| 7.1.1 理论意义 |
| 7.1.2 现实意义 |
| 7.2 评价模型指标体系的建立 |
| 7.2.1 评价城市水务产业发展的总体研究思路 |
| 7.2.2 指标体系设置原则 |
| 7.2.3 评价模型的指标体系构建 |
| 7.3 城市水务产业发展评价指数的计算 |
| 7.3.1 确定指标权重的理论与方法 |
| 7.3.2 指标值的无量纲化处理 |
| 7.3.3 城市水务产业发展评价指数计算 |
| 7.4 实证：四川省城市水务产业发展状况的模型评价 |
| 7.4.1 四川省地级市水务产业发展分类指数的计算与比较 |
| 7.4.2 四川省地级市水务产业发展综合指数的计算与比较 |
| 7.4.3 四川省地级市水务产业发展差异的原因分析 |
| 8. 城市水务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与改革探索 |
| 8.1 城市水务产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
| 8.1.1 城市水务管理体制不合理 |
| 8.1.2 水资源紧缺、水环境恶化及水资源配置不合理 |
| 8.1.3 国企垄断经营、产业总体分散、效率不高 |
| 8.1.4 定价机制不合理、价格偏低 |
| 8.1.5 城市水务产业存在市场失灵 |
| 8.1.6 缺乏推进水务改革和监管的法律法规及配套政策 |
| 8.2 城市水务产业的改革探索 |
| 8.2.1 投资体制 |
| 8.2.2 特许经营 |
| 8.2.3 价格改革 |
| 8.2.4 水务管理体制 |
| 9. 促进城市水务产业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 |
| 9.1 建立有利于城市水务产业发展的水务管理体制 |
| 9.2 坚持城市水污染治理与水资源优化配置并重 |
| 9.2.1 加强城市水污染治理、改善城市水环境 |
| 9.2.2 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水资源优化配置机制 |
| 9.3 加快推进城市水务产业的市场化进程 |
| 9.3.1 推进国有水务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优化产业所有制结构 |
| 9.3.2 合理选择水务产业的发展模式,促进市场结构优化 |
| 9.3.3 采取多种方式培育市场主体 |
| 9.4 完善价格形成机制和价格调整机制 |
| 9.4.1 水价制度设计的基本思路和原则 |
| 9.4.2 完善价格机制应着力解决的二个问题 |
| 9.4.3 探索科学民主的城市水务价格决策体制和决策程序 |
| 9.5 切实发挥城镇供水排水协会的桥梁作用 |
| 9.5.1 协助政府水务管理部门科学决策 |
| 9.5.2 发挥城镇供水排水协会的中介职能 |
| 9.5.3 依靠城镇供水排水协会促进城市水务企业加强自律 |
| 9.6 加强规制建设、引导和规范城市水务产业健康发展 |
| 9.6.1 完善水务行业的法律法规、加强经济司法 |
| 9.6.2 强化政府对城市水务产业的有效监管 |
| 9.6.3 定期进行城市水务产业发展状况评价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四、乐山市县属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措施和经验（论文参考文献）
- [1]顺德城镇化中地方政府的角色与行为研究[D]. 邓沁雯.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1)
- [2]沱牌舍得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政府职能研究[D]. 冉雅露. 西南政法大学, 2018(02)
- [3]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D]. 周新年. 华南理工大学, 2018(05)
- [4]乐山市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D]. 钟婷婷. 四川农业大学, 2017(01)
- [5]地方分权层级对产权保护程度的影响 ——中国煤炭行业兼并重组的省际比较[D]. 冯国强. 浙江大学, 2016(02)
- [6]国有财产的中央与地方分权研究 ——以地方所有权为视角[D]. 冯乐坤. 西南政法大学, 2015(03)
- [7]大型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研究 ——基于股权控制力耗散视角[D]. 蓝定香. 西南财经大学, 2009(01)
- [8]国有企业改制的组织动因、环境约束与变革策略研究[D]. 李懋. 电子科技大学, 2009(11)
- [9]中国城市水务产业发展研究[D]. 刘继平. 西南财经大学, 2008(04)
- [10]国有企业改制困境:基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视角[A]. 井润田,E.Patrick McDermot. 第三届（2008）中国管理学年会——公共管理分会场论文集, 2008
标签：产权制度改革论文;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论文; 城市经济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