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适应经济发展要求 加快我国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建设(2000年11月28日财政部会计司司长冯淑萍同志在内部控制制度研讨会上的讲话)（论文文献综述）
杨雄胜,陈丽花,孙东木,向利[1]（2019）在《新中国会计监督的历史贡献》文中研究说明会计监督,是新中国会计理论与实务的一种独创,成为1985年以来中国会计法制建设从顶层设计到具体运作机制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会计监督从基本制度层面与内部控制有机融合后,会计监督实践探索与内部控制制度建设,都获得了发展完善的新动力。在内部控制制度的机制性保障下,会计监督初心可在实践中得到更充分的体现,"社会文明进步——会计制度建设——人类经济行为——会计监督职能作用——人类经济行为持续改善——人类文明水平日益提高",在我国会计实践中形成了完整循环。内部控制也由于会计监督职能定位的直接规范,而赢得了"融物理型与生物型于一体"的新模式。中国内部控制融合于会计的会计监督成功而有效的实践探索,为世界会计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范式。
张涛,韩传模[2]（2019）在《新中国七十年会计大事记》文中指出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作为经济管理重要组成部分的会计工作,经过不断探索与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和进步:会计法制化建设逐步加强、企业会计准则体系有效实施并不断完善、注册会计师事业稳步发展、政府会计改革取得积极进展、管理会计体系建设初见成效、会计对外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深化、会计人才培养蓬勃发展。述往以为来者师,本文通过对建国七十年来的会计大事予以记录,旨在形成全面反映新中国会计发展的编年简史和辑录会计工作进程的文献总汇,为新时代的会计研究和实务工作提供更为详实、系统的历史素材,以期进一步发挥会计的基础性作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稳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张为国[3]（2017）在《我国会计泰斗杨纪琬先生对我会计专业生涯的深远影响》文中认为今年是我国会计界的泰斗杨纪琬先生一百周岁寿诞。数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及,杨老在世时经常称自己为会计迷。我是与杨老年龄差近40岁的后辈,但也将自己视为会计迷。自己成为会计迷的道路上,在专业上对自己影响最大的当然是我的硕士和博士生导师娄尔行教授和石成岳老师。除此而外,莫过于杨老。一、首次认识杨老1983年1月,我陪娄先生赴京参加全国高等院校本科会计教学改革研讨会。这次会议上,我第一次
高晓峰[4]（2017）在《中国学校体育政策变迁研究（1904-2014）》文中提出学校体育政策规定了学校体育的性质、任务、管理实施模式和运行机制。而学术上,对于百余年来学校体育政策缺乏系统性研究。本文通过对一个多世纪中国学校体育政策变迁的梳理,呈现了不同历史条件下,学校体育发展的历程和特征,为研究学校体育变迁的规律提供依据,为学校体育管理提供借鉴。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政策文本分析法、历史分析法与个案研究法,通过多源流理论对百余年来中国学校体育政策变迁的历程、内容、特征及动因进行研究,结论如下:一、百余年来我国学校体育组织管理机构设置逐步健全、管理逐渐规范。从近代清末的学部开始,发展到现代教育、体育和卫生等国家行政部门为主导,以相关学校体育事业单位、学校体育咨询与指导组织和学校体育社团等为辅的学校体育组织管理体系逐渐形成,构成了我国学校体育政策出台的坚实基础。二、清末随着各级学校和教育管理体系迅速建立的同时,学校体育课程和教学也仿照日本逐渐建立起来,学校体育政策体系初具雏形并强调建章立制,政策内容鲜明而单一,但没有相应的考核要求。战争溃败、“西学东渐”、近代国外政策成效的示范效应、陈腐教育等是促使学校体育政策变迁的动因。三、民国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学校体育发展道路,政策颁布机构开始协同工作,政策规范化程度日益提高,对有关机构、制度、人员和设施、标准等都有了相关的法规文件,呈现出了体系比较完备、内容层次比较清晰严谨、制定技术相对规范的特征,但政策中国化程度较弱,实际可行性存疑。对国民身体教育改革诉求、民主革命以及清末学校体育政策的积极尝试成为政策变迁重要动因。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学校体育政策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校体育工作全面学习苏联模式,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学校体育制度的基础。构建了较完备的学校体育政策体系,政策颁布机构协同工作常态化,政策形式多样,但法制化较弱,计划色彩浓厚,强调阶级路线和阶级斗争,出现学校体育发展数质难以兼顾等问题。苏联学校体育政策模式的引进、政策至上理念、对民国学校体育政策改造、计划体制与经验缺乏等成为此时期学校体育政策变迁动因。六、“文革”中后期中断五年的学校体育政策开始恢复,1978年伴随改革开放及市场经济的确认,学校体育工作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学校体育的法制体系逐步形成与完善。我国的学校体育法制体系包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专门法中有关学校体育的法律规定;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相关文件中有关学校体育具有法规性质的要求;政府相关行政部门有关学校体育的专门法规。形成了三个相互联系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校体育的法律法规的体系。学校体育政策数量大幅增加,涉及范围广泛拓展,政策质量日益提高,政策制定机制逐渐健全等鲜明特征。但政策强制性较弱,政策重叠过多,政策内容尚需优化。而学校体育自身发展迫切需要、政治体制改革深入、思想解放、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人才培养的需求成为新时期学校体育政策变迁动因。七、借用多源流理论解释不同历史时期学校体育政策变迁的动因,发现其表现出一定的特征:各个时期政治源流、政策源流和问题源流互动明显,政治流占主导地位;问题源流受客观因素影响显着;精英化决策模式主导政策源流;政治源流表现在政治力量构成不均衡。国家意志的执政理念,使政治源流贯穿于三条源流的始终,并影响着问题源流和政策源流的走向,体现了政治流为主导的,三源流高互动性。八、针对百余年来学校体育政策变迁的特征和动因分析,提出了“加强法制建设,健全颁布机制”、“调控政治源流,完善监督制度”、“丰富政策源流,优化政策条款”的学校体育政策发展的启示。
乔克[5]（2017）在《1976-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酝酿与探索》文中研究指明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被称为党史上徘徊中前进的两年。这两年是连接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的枢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工作重点转移、实行改革开放等重大决策的酝酿期。这两年的很多经济政策重新恢复了党在“文化大革命”前的若干正确措施,开启了 1978年以后经济改革的序幕。因此研究1976-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酝酿和探索能够打通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对研究改革开放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政治活动对经济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为应对毛泽东去世、粉碎“四人帮”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变化,中央高层权力发生重要变动,老一辈革命家得以大量复出,极“左”派被清除;面对意识形态危机,邓小平提出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等观点,极力推动改革,政治影响力得以凸显;华国锋固守旧的意识形态,无法整合各种政治力量,权威日渐丧失。面对落后的经济,中央实施一系列整顿举措,公开发表《论十大关系》澄清经济政策的取向;加快经济发展速度,重申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表现出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的趋向。思想的解放是经济改革的先导。真理标准大讨论前,经济思想领域即展开大讨论。经济理论界、政策研究者和领导层以批判“四人帮”的错误理论为契机,澄清“唯生产力论”的正确内涵,为发展生产力正名;重新确立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肯定物质刺激的合理性;理直气壮地促进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商品经济,为市场经济打开缝隙;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肯定价值规律的作用,为发挥市场作用提供可能;建立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方面。经济思想领域的解放,为经济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经济领域的整顿也酝酿经济改革的因素。企业管理走向重视经济效益和产品质量的道路。工业三十条系统总结前三十年企业整顿的经验,分配方式上,重新确立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恢复奖励和计件工资制度;企业组织形式上,重新启动按专业化协作原则改组企业。这种拨乱反正,不仅是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正确路线,更是一种自我扬弃,蕴含着经济改革的因素。地方的自发改革突破原有体制,四川尝试扩大企业自主权,安徽、四川等省农村包产到户不断深入,农村社队企业发展壮大,这一切都孕育着经济改革的力量。经济改革的措施,具有鲜明的探索性,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的历史脉络中都具有重要意义。开放也是改革。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表现为改革与开放的有机统一,以开放促进改革,以改革落实对外开放的成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开始打开国门,掀起对外学习考察的热潮。考察团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管理体制,日本等亚洲国家和地区快速实现现代化的路径,西欧和美国的发达现代化成果和科学技术水平兴趣浓厚。中国与西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强烈落差,刺激中国领导层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大胆借鉴国外先进经济管理方法,加快现代化建设速度的决心。对外经济体制的一些重大改革也开始酝酿实施,实行出口导向的对外贸易,筹划建立对外出口加工区,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打破外汇领域的禁区,学习先进的企业管理方法等一系列措施得以实行。中央高层关于经济改革的讨论逐渐达成共识,最终形成和决策于国务院务虚会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包括中央工作会议）。国务院务虚会总结建国以来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围绕如何加快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速度建言献策,提出了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吸取国外经济建设先进经验、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等意见。这些议题酝酿了改革开放的设想,会议的总结报告成为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改革开放奠定基础。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继续围绕经济改革议题讨论,还对真理标准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人事调整等展开讨论,酝酿形成正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最终十一届三中全面开启经济改革之路。
张衡[6]（2013）在《集体行动与秩序生成 ——高职学制政策变迁的政策网络分析》文中指出“去行政化”时代背景下,政府与高校关系调试成为重心。政策是两者互动的中介,对政策变迁进行研究,有助于明晰这种关系调试“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可以跳出规范研究,从事实研究层面为问题解决提供政策学的研究进路。研究政策变迁不在于揭示政策“变了什么”,更重要的是“为什么变”、“如何变”、“变的效果如何”、“将变向何方”等。换言之,本文虽在研究政策变迁,但更是“在政策变迁中”进行研究。研究对象是政策变迁（主线）,研究目的却在于发现政策变迁背后的推动力量,即秩序生成逻辑（隐线）。论文结合政策网络理论,以底层视角、行动立场、主位观点展示了高职相关群体的集体行动是如何推动政策变迁及秩序演化的。发现高职学制政策变迁呈现出“循环往复”特点,集体行动缘起于对现存政策的认同危机,涉及高职群体的身份认同、秩序生成逻辑（“设计”还是“演化”）,更是高职群体试图与普教群体、决策层“对话协商”,寻求“承认”的承认政治、抗争政治。同时,指出集体行动“所以可能”,是既有政策安排失序、剥夺感下的怨恨情绪感染、政治机会结构出现、资源动员能力提升,集体认同感/共同信念形成后的意义建构等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论文分析了网络治理的现实境遇。亮点是：政策工具运用趋于多元。非官方行动者参与意识、能力、效果显着提高,政策过程开放度加大,政策协同能力提升。问题是：相关网络主体治理能力欠缺,治理结构类型单一（多权威主导式）,内部权力不平衡,决策易为强势集团规制俘获,网络管理模式单一,规则制度缺失等影响着网络治理效果。政策变迁过程中的失灵现象,反映出对高职身份的认识误区——单一身份观（以“类型”否定“层次”,以静态否定动态）,更有以视觉美学看待理性秩序产生的“规制自负”。走出规制失灵困境,需反思政策背后的秩序生成逻辑,从计划秩序、自发秩序走向网络合作秩序,综合考虑知识理性、权力/利益、理念认知、历史遗绪等因素的影响,以“过程理性”纠正“目标理性”的偏失。
王磊磊[7]（2013）在《趋同背景下的中国企业会计制度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间企业会计制度的趋同最终体现为财务报告的趋同,本文中所提“企业会计制度”包含受国际趋同影响最大并与编制披露企业财务报告有直接关系的会计准则和会计核算制度,总体上与美国通用会计原则（GAAP）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相对应。会计理论界通常对会计制度的属性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即技术规范属性、经济后果属性和政治程序属性,后两种可以看作是会计制度的社会属性。三种属性相互依存并有机融合。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制度环境改变、知识进步和潜在利益是导致会计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因,并可以将其看作是一个多次不断博弈的过程。一旦出现新的变迁需求而现有会计制度未能涵盖,如果具有足够的潜在收益就可能产生新的博弈,进而努力达到博弈均衡状态。会计制度经过多次博弈不断得以完善。在会计制度国际趋同的大背景下,国家、国际组织和地区组织已成为会计制度变迁的主要博弈方。2007年以来,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针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出现的问题,抓紧对IFRS等进行了修订完善,会计制度国际趋同的目标已经发展到了新的阶段,而我国企业会计准则近年发展步伐则相对较为缓慢。有必要结合对我国和国际会计制度的演变过程、实际效果和经验启示,把握国际会计制度变迁的实质,进而对我国未来会计制度变迁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以期使财务会计更好地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需要。本文采用规范研究和案例对比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理论规范研究为基础,案例对比研究为支撑,建立了趋同背景下中国会计制度变迁的研究框架。首先对国际会计制度演变情况尤其是趋同情况进行了规范分析。在20世纪以来的会计发展史上,世界各国会计总体呈现出美国模式、欧洲大陆模式和共产主义模式共同存在的格局。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抗的减弱以及前苏联的解体,服务于计划经济的共产主义模式已经日渐势微。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国际化的迅速发展,各种会计模式相互借鉴融合,表现出欧洲大陆会计模式向美国会计模式靠拢、会计核算制度逐渐向会计准则转化的趋势。世界各国逐渐认同会计准则是较为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会计制度形式,加快转向和采用会计准则。但由于相互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从而使包含各国会计准则在内的会计制度国际协调显得非常必要。曾有许多国际性组织为会计制度的国际协调作出努力,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是其中取得最显着成绩的一个。2000年,证券委员会国际组织（IOSCO）通过了IASC的全部核心准则项目,批准跨国证券发行和上市的公司使用国际会计准则（IAS）。2001年,IASC改组为IASB,后者提出了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目标,并推动其制定的IFRS成为各国会计准则趋同的对象。笔者认为,会计制度国际趋同仍属会计协调阶段,是一个求同存异并双向互动的前进过程。2007年爆发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已转变为一场影响全球的金融危机,各国及相关国际组织纷纷采取积极措施,针对财务报告体系在金融危机环境下暴露出的缺陷和不足,要求加快会计制度国际趋同的步伐,IASB与FASB关于公允价值计量的要求已基本一致。与此同时,部分国家或地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对趋同IFRS勺态度转为不明确。不同国家和地区参与会计制度国际趋同具有不同的动机和利益考量。美国是世界上较早制定会计准则的国家,在20世纪长期处于确定会计管制规范领先的地位。它原本不认可IASC的IAS,然而安然、世界通信等财务丑闻事件极大地动摇了人们对美国GAAP的信心。美国意识到以往的做法损害了自身的利益,因此借IASC改组之机迈上了会计制度国际趋同之路,并通过人事安排的亲美化、机构设置的仿美化等方式掌握了国际会计制度的主导权。欧盟自20世纪70年代起就一直致力于会计协调工作,协调的主要形式是制定各种欧盟会计指令（EU Directives）,鉴于自身内部会计协调的复杂性,它较早就对与IASC开展合作抱有积极态度,并要求从2005年起所有在欧盟上市的公司按IFRS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欧盟坚持通过技术和立法双层认可机制,牢牢掌握了应用IFRS的最终决定权。欧盟提出“等效”（Equivalence）的理念,对已与IFRS趋同的其他国家会计准则开展等效认定,积极探索存在合理差异情况下国际趋同的新路径。澳大利亚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由政府主导,它积极参与了IASB各项工作,取得了较多的发言权,于2004年6月发布了与IFRS基本一致的澳大利亚会计准则（EIASB准则）,要求本国营利性主体从2005年起全面采用。澳大利亚也考虑了本国法律环境和国情特点,保留了部分特有的原澳大利亚会计准则,并自行解释IFRS的有关内容,以保证本国执行工作需要。国际会计制度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经济全球化要求有相应的国际会计制度来协调国际利益关系。但由于目前并不存在法定的权威性国际治理机构,因此国际会计制度不得不由某些强势主权国家或由强势主权国家所主导的多边机构来提供。这一方面导致国际会计制度供给不足,另一方面造成国际治理中权利与义务脱节。国际会计制度外部性的存在,意味着利益相关者可能因会计制度供求而产生冲突,会计信息供求过程中就会存在着强权逻辑（strong power logic）,导致国际会计制度具有明显的非公平性。以IFRS为代表的国际会计制度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博弈机制,是不同国家和地区进行不断博弈的结果。这些制度主要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主导下形成的,在内容和运作上暗含着对他们利益的倾斜。IASB为扩大自身影响,也需要得到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合作,在很多情况下不得不委曲求全。发展中国家受国家实力和制定主导权安排的限制,总体处于相对不利地位,被迫进行国际化且需要付出较高的变迁成本。同时,要看到现行国际会计制度包含着谈判制约机制,IASB为了争取IFRS在更大范围内被采纳,也将会对发展中国家会计情况和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我国最近三十年会计制度变迁的发生,在时间上正好配合了我国对外开放、经济体制改革和证券资本市场的建立。我国坚持以政府作为会计制度的供给主体,国家在会计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制度变迁推进的次序确定与时机权衡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一般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真正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应是1992年以“两则、两制”为特征的会计改革。此次改革的相关准备工作,实际上从改革开放初期就已经开始,改革之前的会计制度主要是与我国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中国会计制度变迁是在旧的会计制度因阻力较大还改不动的时候,先在其旁边或周围发展起新的会计制度,随着新的会计制度逐步发展壮大,导致会计制度体系的不断变化和环境的不断改善,达到逐步对旧的制度进行改革。它是在整个存量改不动的时侯,先通过增量改革来发展新体制,随着增量改革的积累,逐步改革整个会计的体制结构,为存量的最终制度变迁创造条件。我国会计制度变迁中路径依赖性非常强,出现了一系列过渡性制度安排,往往具有新旧两种制度安排的某些相互矛盾的特性。中国会计制度变迁的前进方向,总体反映了中国会计立足国情不断国际趋同的趋势。目前,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在会计确认原则、计量方法、信息披露和提高财务信息质量等方面,已经实现了与IFRS的趋同,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但也存在着忽视制度经济后果、变迁源发性不强、前进步伐相对缓慢等问题。中国会计制度变迁的国际化趋势已经不可逆转。会计制度已成为世界经济政治之间寻求平衡的调节器,构建中国会计制度变迁战略的基础是寻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中国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融入国际社会,这就决定了中国会计制度与国际会计制度不是对立的关系,其发展不是撇开国际会计制度另起炉灶,而是在参与、合作的过程中推动双方的共同改革和发展。应保持国际趋同中的发展理性,立足现实努力化被动为主动,分类采取不同制度变迁策略,强化理论准备实现基础创新的基本原则,积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构建和完善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体系,明确准则制订基础导向模式,尝试在会计制度创新中引入市场机制,摆脱单纯的权力中心供给主导模式。努力推动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及程序更加民主化、科学化和完善化,建立一整套与国际惯例协调、具有不同规范层次的会计制度体系,全面提升我国会计信息质量,满足新形势下国内外财务信息使用者的需求。同时,我国要加强对自身会计理论和问题的研究,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协调,通过增进双向沟通与交流,重视地区间相互合作和影响,努力获得国际社会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特殊国情及会计理论和问题的关注,努力争取在IASB中拥有与我国经济地位相适应的话语权。
赵小平[8]（2012）在《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 ——以法治科技观为视角》文中研究表明论文选取“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为题,以科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科技观为线索,遵循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研究思路,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探索了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从萌芽到确立的艰难历程,并借助科技事件,进一步揭示了不同时期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状况。论文具体分六章展开分析：第一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发展渊源（1921-1949）。根据地时期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是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摇篮。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与法治观指引下,根据地科技科技法制促进了科技文化建设。萌芽于根据地时期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成立后得以初步确立并促进了科技事业的发展,但这种“阶级性”与“功利性”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日后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中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消极影响。第二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初步创建（1949-1957）。“阶级性”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成立后初步确立,在法治科技观影响下,科技法制建设从科研机构与社团、科技奖励、科技人员的培养与管理、国际科技合作等方面展开,科技文化在科技法制的框架内建设发展。中国科学院的组建、留学生归国潮、技术革新运动以及“156项”工程的实施等科技事件揭示出法治科技观指引下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共同促进了共和国科技事业向前发展。第三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曲折发展（1957-1966）。在强调“阶级性”的重人治、轻法治科技观影响下,科技法制建设从总体上经历了停滞、削弱及走下坡路的过程,科技界反右、科技大跃进以及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科技事件反映了“重人治、轻法治”科技观影响下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在曲折中发展。正是有了科学精神的回归与中共中央即时纠偏,才能取得成功合成牛胰岛素等标志性科技成就,从而迎来共和国第一个科技发展的黄金期。第四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畸形发展（1966-1976）。“人治+群治”科技观影响下,毛泽东《最高指示》被视为科研领域人们行为与判断是非的准则。科技法制建设几近空白,科技事业遭受严重摧残。对相对论的批判与蜗牛事件是文革时期批判资产阶级学说、批判洋奴哲学的典型,揭示出“人治+群治”科技观影响下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畸形发展,共和国同世界本来缩小的科技差距又拉大了。第五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恢复发展（1976-1993）。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不仅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也推动了科技领域“人治”观念向“法治”观念的革新。摒弃“阶级性”的法治化科技观在这一时期逐步确立,以《科技进步法》为龙头的科技法制体系到1993年已初步形成。伴随着科技法制的恢复发展,科研机构与社团相继恢复建立,科技人员与科学的地位获得了极大提高,共和国迎来了科技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期。陈梦猇事件、韩琨事件以及曹时中事件反映出法治化科技观引导下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恢复发展进程；南极科学考察站的建立,使共和国获得南极事务的决策权,标志着共和国的极地考察事业进入一个新阶段,预示着共和国的国际科技合作走向世界。第六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谐调发展（1993-）。自1993年《科技进步法》实施以来,第三代与第四代领导人高度重视新时期的科技法制建设。“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在1999年以宪法形式确立,共和国终于从人治走上了法治的轨道。从此,共和国科技法制建设进入以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为主要内容、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科技为奋斗目标的新阶段。伴随着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法治科技观的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法制体系在2010年基本形成,科技文化在建设健全的科技法制框架内谐调发展,共和国迎来科技发展的第三个黄金期。三桩科普文章官司反映了科技人员在自觉履行科技共同体的社会责任,揭示出中国科技界的社会分层状况与科学精神的部分缺失。“汉芯”事件的披露与处理显示出全社会尤其是科技共同体的科技法律意识在不断提高,促进了科研诚信法制建设,也反映出科技评价法律机制亟待改进；《科普法》中“伪科学”一词的存废之争事件,引起了全社会对科学精神的关注。这几起科技事件折射出“功利性”法治科技观的消极影响,启示我们应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和谐法治科技观。结论：萌芽于根据地时期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经历了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确立过程,以法治科技观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科技文化是科技法制建设的重要思想基础,而科技法制则是科技文化健康发展的制度保障。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的历程启示我们：必须坚决摒弃“阶级性”的法治科技观,逐步摒弃“功利性”的法治科技观,构建一种新型的和谐法治科技观。
强月新,熊燃[9]（2011）在《变革 扶持 普及 承担——2010年中国媒体发展盘点》文中研究指明2010年是我国"十一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国民经济取得了突破性发展,国内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传媒业发展稳中有进。在国家大力扶持下,传媒业逐渐摆脱金融危机的阴霾,开始全面回暖,稳重有进。随着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新媒体发展日益迅猛,传统媒体急须谋求一条变通之路,而新媒体在技术的日趋成熟下,盈利模式日渐明朗。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信息产业发展以及加强从业人员管理仍是媒介规制的主题。面对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突发事件,传统媒体应对更加从容、自信,而网络媒体的参与也越发积极。
刘常青[10]（2009）在《中国企业会计准则思想发展路径的考证（之一）——中国企业会计准则思想发展的背景》文中研究说明中国企业会计准则思想经过30年的发展,依次经过准备阶段,基本准则的建立、颁布和实施阶段,具体准则的建立、颁布和实施阶段以及新会计准则体系的全面建立、颁布和实施阶段。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依次经历会计人员自发参与探讨,中国会计学会以团体形式主动推动准则研究,财政部以官方身份主导并主动吸纳民间力量参与研究阶段,从而形成全国会计界共同参与研究和实施的局面,不仅为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研究提供了积极的环境,也为中国企业会计准则思想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动力。
二、适应经济发展要求 加快我国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建设(2000年11月28日财政部会计司司长冯淑萍同志在内部控制制度研讨会上的讲话)（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适应经济发展要求 加快我国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建设(2000年11月28日财政部会计司司长冯淑萍同志在内部控制制度研讨会上的讲话)（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会计监督的历史贡献（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背景 |
| 二、会计监督概念的实务挑战 |
| 三、“会计监督”以“企业与行政事业单位内部会计控制”为切入点 |
| 四、会计监督与内部控制的互动 |
| 五、“核算、监督会计观”与“服务内、外会计观” |
| 六、内部控制内涵的现实内容:基于中国制度与信息化双重背景的探索 |
（2）新中国七十年会计大事记（论文提纲范文）
| 1949年 |
| 1950年 |
| 1951年 |
| 1952年 |
| 1953年 |
| 1954年 |
| 1955年 |
| 1956年 |
| 1957年 |
| 1958年 |
| 1959年 |
| 1960年 |
| 1961年 |
| 1962年 |
| 1963年 |
| 1964年 |
| 1965年 |
| 1968年 |
| 1969年 |
| 1970年 |
| 1972年 |
| 1973年 |
| 1975年 |
| 1978年 |
| 1979年 |
| 1980年 |
| 1981年 |
| 1982年 |
| 1983年 |
| 1984年 |
| 1985年 |
| 1986年 |
| 1987年 |
| 1988年 |
| 1989年 |
| 1990年 |
| 1991年 |
| 1992年 |
| 1993年 |
| 1994年 |
| 1995年 |
| 1996年 |
| 1997年 |
| 1998年 |
| 1999年 |
| 2000年 |
| 2001年 |
| 2002年 |
| 2003年 |
| 2004年 |
| 2005年 |
| 2006年 |
| 2007年 |
| 2008年 |
| 2009年 |
| 2010年 |
| 2011年 |
| 2012年 |
| 2013年 |
| 2014年 |
| 2015年 |
| 2016年 |
| 2017年 |
| 2018年 |
| 2019年 |
（3）我国会计泰斗杨纪琬先生对我会计专业生涯的深远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一、首次认识杨老 |
| 二、在杨老帮助下融入北京的会计核心圈 |
| 三、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会计学会专题研究组的两次重要会议 |
| (一) 中国会计学会会计改革研究组第一次研讨会 |
| (二) 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基本理论和会计准则研究组第一次研讨会 |
| (三) 有关会计准则的内容和层次 |
| (四) 有关制定会计准则的步骤 |
| (五) 有关会计准则的制定者 |
| 四、第一次和杨老难得同住酒店一个房间 |
| 五、成为杨老博士生大弟子汪建熙的挚友 |
| 六、杨老引导我成功担负证监会首席会计师之职 |
| 七、查处琼民源案中杨老的高风亮节及此案的深远影响 |
| 八、杨老病重期间我与他难忘的交往 |
（4）中国学校体育政策变迁研究（1904-201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研究缘起 |
| 1.1.1 学校体育政策研究的史学缺失 |
| 1.1.2 学校体育政策研究的重要性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实践意义 |
| 1.4 文献综述 |
| 1.4.1 相关教育政策研究 |
| 1.4.2 相关体育政策研究 |
| 1.4.3 国外对我国学校体育政策的研究 |
| 1.4.4 对清末至民国时期的学校体育政策相关研究 |
| 1.4.5 对建国后学校体育政策的相关研究 |
| 1.4.6 有关教育政策分类研究对学校体育政策的分类的借鉴 |
| 1.4.7 小结及创新点 |
| 1.5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5.1 研究论域及时空跨度 |
| 1.5.2 概念界定和术语选择 |
| 1.5.3 方法及思路 |
| 1.5.4 关于本研究的历史分期 |
| 1.5.5 本研究所依据的分析框架和理论基础 |
| 2 末世初兴:清末学校体育政策的初露头角(1904-1911) |
| 2.1 清末学校体育政策环境 |
| 2.1.1 政策环境概述 |
| 2.1.2 颁布学校体育政策的国家行政管理机构和相关机构 |
| 2.2 政策文件 |
| 2.3 政策内容:新式教育中学校体育政策的初步提及 |
| 2.3.1 《钦定学堂章程》的出台与旋即废止 |
| 2.3.2 《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与实施 |
| 2.4 主要特征及问题 |
| 2.4.1 学校体育政策体系略有雏形 |
| 2.4.2 学校体育政策主题强调建章立制 |
| 2.4.3 清政府学校体育政策颁布机构的单一 |
| 2.4.4 政策内容鲜明而单一 |
| 2.4.5 问题一:学校体育政策数量变化无序 |
| 2.4.6 问题二:学校体育政策并未有效实施 |
| 3 共和风云:民国时期学校体育政策的相对进展(1912-1949) |
| 3.1 国民政府时期学校体育政策环境 |
| 3.1.1 政策环境概述 |
| 3.1.2 颁布学校体育政策的中央行政管理机构和相关机构 |
| 3.2 政策文件 |
| 3.3 政策内容 |
| 3.3.1 民国前期:临时政府及北洋政府阶段(1912-1927) |
| 3.3.2 民国后期:南京国民政府阶段(1928-1949) |
| 3.4 主要特征及问题 |
| 3.4.1 立法视角下政策制定初现民主化倾向 |
| 3.4.2 政策颁布机构协同工作的初现 |
| 3.4.3 学校体育政策制定技术较为规范 |
| 3.4.4 民国学校体育政策体系初步完备 |
| 3.4.5 学校体育政策内容层次较为清晰 |
| 3.4.6 问题一:学校体育政策中国化程度较弱 |
| 3.4.7 问题二:学校体育政策实际可行性存疑 |
| 4 计划深痕:建国初至改革开放前期学校体育政策的进退反复(1949-1978) |
| 4.1 政策基础:建国前共产党治理下的苏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学校体育政策 |
| 4.1.1 政策环境概述 |
| 4.1.2 政策内容及特点 |
| 4.2 建国初期政策环境 |
| 4.2.1 政策环境概述 |
| 4.2.2 颁布学校体育政策的中央行政管理机构和相关机构 |
| 4.3 政策文件 |
| 4.4 政策内容 |
| 4.4.1 建国初期学校体育政策的初步构建和探索(1949-1965) |
| 4.4.2 “文革”至改革开放前期学校体育政策的中断与复苏(1966-1978) |
| 4.5 主要特征及问题 |
| 4.5.1 形成了苏联模式的学校体育政策体系 |
| 4.5.2 政策颁布机构协同工作常态化,政策形式多样 |
| 4.5.3 法制化较弱,仅部分政策具备法规属性 |
| 4.5.4 计划色彩浓厚 |
| 4.5.5 问题一:强调阶级路线和阶级斗争 |
| 4.5.6 问题二:“大跃进”的政策使学校体育发展数质难以兼顾 |
| 5 法治宏篇:改革开放至新时期学校体育政策逐步振兴到历史辉煌(1979-2014) |
| 5.1 政策环境 |
| 5.1.1 政策环境概述 |
| 5.1.2 颁布学校体育政策的中央行政管理机构和相关机构 |
| 5.2 政策文件 |
| 5.3 政策内容 |
| 5.3.1 改革开放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期政策的恢复与转变(1979-1992) |
| 5.3.2 市场经济确立背景下学校体育政策发展的辉煌(1993-2014) |
| 5.4 主要特征及问题 |
| 5.4.1 学校体育政策数量大幅增加,法制化程度大幅提升 |
| 5.4.2 学校体育政策涉及范围广泛拓展 |
| 5.4.3 政策质量日益提高 |
| 5.4.4 学校体育政策制定机制逐渐健全 |
| 5.4.5 问题一:政策强制性较弱,部分政策尚需完善 |
| 5.4.6 问题二:部分政策重叠与过多,执行出现偏差 |
| 6 动因演变:基于多源流理论对百余年来学校体育政策变迁动因分析 |
| 6.1 多源流理论对政策变迁的解释逻辑 |
| 6.2 各阶段学校体育政策变迁动因的演变 |
| 6.2.1 清末学校体育政策变迁的动因(1902-1911) |
| 6.2.2 民国时期学校体育政策变迁的动因(1912-1949) |
| 6.2.3 建国初至改革开放前学校体育政策变迁的动因(1949-1978) |
| 6.2.4 改革开放至新时期学校体育政策变迁的动因(1979-2014) |
| 6.3 百余年来学校体育政策变迁动因的认识 |
| 6.3.1 百余年来学校体育政策变迁的问题源流:客观因素影响显着 |
| 6.3.2 百余年来学校体育政策变迁的政策源流:精英化决策模式占主导地位 |
| 6.3.3 百余年来学校体育政策变迁的政治源流:政治力量构成不均衡 |
| 6.3.4 三条源流的关系:互动明显,政治流主导 |
| 7 余论:历史变迁对当今学校体育政策发展的启示 |
| 7.1 加强法制建设,健全颁布机制 |
| 7.2 调控政治源流,完善监督制度 |
| 7.3 丰富政策源流,优化政策条款 |
| 8 结论与后续研究建议 |
| 8.1 结论 |
| 8.2 后续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民国期间全国性教育、体育会议决议案(1912-1949) |
| 附录 B:建国后学校体育政策文件(1949-2014)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5）1976-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酝酿与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起和意义 |
| 二、研究回顾 |
| 三、研究资料和思路 |
| 四、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一章 新旧交织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粉碎“四人帮”后的政治局面 |
| 一、组织人事工作的调整 |
| 二、政府机构的恢复和改革 |
| 三、思想意识的变化 |
| 四、邓小平的复出 |
| 第二节 经济改革的要求 |
| 一、“文化大革命”后的经济图景 |
| 二、《论十大关系》对改革的影响 |
| 三、加强经济的整顿和恢复 |
| 四、重申四个现代化,加快经济发展速度 |
| 第二章 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 |
| 第一节 澄清“唯生产力论”,发展生产力 |
| 一、“唯生产力论”问题的来源 |
| 二、中央澄清“唯生产力论” |
| 三、理论界的有力配合 |
| 第二节 重新确立按劳分配的原则 |
| 一、按劳分配大讨论 |
| 二、按劳分配的理论阐释 |
| 第三节 肯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
| 一、为商品生产正名 |
| 二、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
| 第四节 重视按经济规律办事,改革计划体制 |
| 一、探讨经济规律的含义 |
| 二、改革经济管理体制 |
| 第五节 提出加强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 |
| 第三章 经济改革的初步探索 |
| 第一节 调整经济管理办法 |
| 一、加强标准化工作 |
| 二、做好经济统计工作 |
| 三、调整财税管理体制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的初步改革 |
| 一、恢复奖励和计件工资制度 |
| 二、探索改善企业盈利的办法 |
| 三、加强企业质量管理 |
| 第三节 按专业化协作原则改组企业 |
| 一、重新启动专业化协作原则改组企业 |
| 二、行业和地方企业的改组 |
| 三、专业化协作改组的效果 |
| 第四节 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尝试 |
| 一、四川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背景 |
| 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开端 |
| 第五节 自发的农村改革 |
| 一、安徽、四川省委调整农村政策 |
| 二、农民自发包产到户 |
| 三、社队企业恢复发展 |
| 第四章 对外开放的起步 |
| 第一节 酝酿对外开放 |
| 一、肯定洋为中用 |
| 二、改善对外关系 |
| 三、从引进到开放 |
| 第二节 学习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
| 一、频繁考察和研究南斯拉夫 |
| 二、讨论南斯拉夫的经济改革 |
| 三、介绍罗马尼亚的改革 |
| 第三节 考察研究亚洲经济发展 |
| 一、考察日本经济情况 |
| 二、研究与借鉴日本现代化经验 |
| 三、考察港澳经济情况及建议 |
| 第四节 考察西欧美国现代化 |
| 一、考察西欧美国的概况 |
| 二、谷牧考察西欧五国 |
| 三、对西欧美国实现现代化的几点认识 |
| 第五节 改革对外经济体制 |
| 一、改革对外贸易方式 |
| 二、突破两个禁区 |
| 三、筹建深圳、珠海出口基地 |
| 四、引进全面质量管理 |
| 第五章 正式决策经济改革 |
| 第一节 国务院务虚会集中讨论改革 |
| 一、国务院务虚会的由来 |
| 二、务虚会集中讨论经济改革 |
| 第二节 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决策改革 |
| 一、中央工作会议酝酿工作重点转移 |
| 二、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讨论改革开放 |
| 三、邓小平在闭幕会上的讲话系统论述改革 |
| 四、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6）集体行动与秩序生成 ——高职学制政策变迁的政策网络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陈述与研究意义 |
| 二、文献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概念界定 |
| 五、研究内容 |
| 第一章 文本分析：高职教育学制政策变迁的历史 |
| 第一节 类型与层次：高职教育政策变迁的两大主题 |
| 第二节 高职教育“类型”政策的变迁 |
| 第三节 高职教育“层次”政策的变迁 |
| 小结 |
| 第二章 政策网络：高职教育政策变迁研究的新途径 |
| 第一节 政策研究的新维度 |
| 第二节 政策网络理论基础、价值及应用 |
| 第三节 高职教育政策变迁的政策网络分析途径 |
| 小结 |
| 第三章 高职教育政策网络特征分析 |
| 第一节 高职教育政策网络环境、网络类型结构与互动行为 |
| 第二节 决策层行动者的资源、立场、策略 |
| 第三节 资政层行动者的资源、立场、策略 |
| 第四节 影响层行动者的资源、立场、策略 |
| 小结 |
| 第四章 网络集体行动缘起及“类型”政策变迁集体行动 |
| 第一节 高职学制政策变迁中的网络集体行动缘起 |
| 第二节 高职“分流”政策变迁中的网络集体行动 |
| 小结 |
| 第五章 “层次”政策变迁中的网络集体行动(初步探索期) |
| 第一节 层次提升的网络倡导博弈 |
| 第二节 “本科院校办技术应用本科”与“高职院校试办长学制” |
| 小结 |
| 第六章 “层次”政策变迁中的网络集体行动(严格规制期) |
| 第一节 推行“两年制”中的政策网络互动 |
| 第二节 “颁布升格禁令”后的政策网络互动 |
| 小结 |
| 第七章 “层次”政策变迁中的网络集体行动(全面改革期) |
| 第一节 “分级制”试点中的政策网络互动 |
| 第二节 “转型”与“长学制”试点中的政策网络互动 |
| 小结 |
| 第八章 政策变迁中的集体行动与网络治理 |
| 第一节 动力机制：政策变迁中的网络集体行动“何以可能” |
| 第二节 政策变迁中网络治理的现实境遇与未来路向 |
| 小结 |
| 第九章 政策变迁背后的秩序生成逻辑 |
| 第一节 高校组织身份的认识误区 |
| 第二节 政策规制神话的破灭 |
| 第三节 秩序生成的逻辑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趋同背景下的中国企业会计制度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文献回顾 |
| 1.2.1 国外文献回顾 |
| 1.2.2 国内文献回顾 |
| 1.2.3 简要评价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理论基础 |
| 1.4 主要创新及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局限及尚待进一步研究的领域 |
| 2 会计制度变迁的基本理论 |
| 2.1 会计制度等术语的理论界定 |
| 2.1.1 会计制度 |
| 2.1.2 会计准则 |
| 2.1.3 会计规范 |
| 2.1.4 会计标准 |
| 2.2 会计制度的属性 |
| 2.2.1 会计制度的技术规范属性 |
| 2.2.2 会计制度的经济后果属性 |
| 2.2.3 会计制度的政治程序属性 |
| 2.3 会计制度变迁的含义及形式 |
| 2.3.1 会计制度变迁的含义 |
| 2.3.2 会计制度变迁的形式 |
| 2.4 会计制度变迁的经济学分析 |
| 2.4.1 会计制度变迁是制度环境改变的结果 |
| 2.4.2 会计制度变迁是知识进步和推动的结果 |
| 2.4.3 会计制度变迁是收益与成本对比的结果 |
| 2.5 本章小结 |
| 3 国际会计制度变迁及趋同分析 |
| 3.1 世界会计模式的划分 |
| 3.1.1 对会计模式的理解 |
| 3.1.2 缪勒教授的分类 |
| 3.1.3 诺比斯教授的分类 |
| 3.1.4 阿伦博士的分类 |
| 3.1.5 美国会计学会的分类 |
| 3.1.6 简要评价 |
| 3.2 各国会计模式的演化发展 |
| 3.2.1 会计模式由多种因素决定 |
| 3.2.2 全球会计模式的融合趋势 |
| 3.3 国际会计制度的发展与趋同 |
| 3.3.1 国际会计准则由协调转向趋同及分析 |
| 3.3.2 国际会计准则趋同仍属会计协调阶段 |
| 3.3.3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能够成为趋同目标的理由 |
| 3.3.4 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的主要形式 |
| 3.4 金融危机中的公允价值计量国际趋同及其影响 |
| 3.4.1 危机前各自开展工作并逐步加深交流 |
| 3.4.2 金融危机中的紧急应对并最终基本趋同 |
| 3.4.3 2008年危机后会计制度国际趋同的机遇与挑战 |
| 3.5 本章小结 |
| 4 国际会计制度变迁的经验与启示 |
| 4.1 美国会计制度变迁的经验 |
| 4.1.1 制度变迁背景 |
| 4.1.2 国际趋同进展 |
| 4.1.3 对IASC改组的影响 |
| 4.1.4 态度转变原因 |
| 4.1.5 趋同过程评价 |
| 4.2 欧盟会计制度变迁的经验 |
| 4.2.1 制度变迁背景 |
| 4.2.2 国际趋同进展 |
| 4.2.3 趋同过程评价 |
| 4.3 澳大利亚会计制度变迁的经验 |
| 4.3.1 制度变迁背景 |
| 4.3.2 国际趋同进展 |
| 4.3.3 趋同过程评价 |
| 4.4 国际会计制度变迁的启示 |
| 4.4.1 国际会计制度是国家和地区之间博弈的结果 |
| 4.4.2 国际会计制度隐含着对发达国家利益的倾斜 |
| 4.4.3 IASB为扩大自身收益和影响而不断委曲求全 |
| 4.4.4 发展中国家被迫国际趋同且需付出较高成本 |
| 4.5 本章小结 |
| 5 我国1992年以来会计制度变迁分析 |
| 5.1 我国会计制度的发展与变革 |
| 5.1.1 改革前会计制度的特点 |
| 5.1.2 1992年以来我国会计制度的发展 |
| 5.1.3 中国会计制度变迁的主要成就 |
| 5.2 我国会计制度变迁动因分析 |
| 5.2.1 会计制度变迁的深刻原因和必要性 |
| 5.2.2 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相对滞后性 |
| 5.3 我国会计制度变迁的主要特征 |
| 5.3.1 与经济改革总体上同步 |
| 5.3.2 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 |
| 5.3.3 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性 |
| 5.3.4 政府是制度变迁推动者 |
| 5.4 我国会计制度变迁的基本经验 |
| 5.4.1 目标理性与过程理性的基本统一 |
| 5.4.2 政府主导和市场参与的不断协调 |
| 5.4.3 国际趋同与立足国情的谨慎权衡 |
| 5.4.4 渐进改革和激进改革的有机结合 |
| 5.5 有关启示和值得重视的问题 |
| 5.5.1 我国会计制度变迁的启示 |
| 5.5.2 未来变迁值得关注的问题 |
| 5.6 本章小结 |
| 6 我国未来会计制度变迁的政策建议 |
| 6.1 坚持会计制度变迁中的国家利益目标 |
| 6.2 我国会计制度变迁的基本原则 |
| 6.2.1 保持国际趋同中的发展理性 |
| 6.2.2 立足现实努力化被动为主动 |
| 6.2.3 分类采取不同制度变迁策略 |
| 6.2.4 强化理论准备实现基础创新 |
| 6.3 我国未来会计制度变迁的政策建议 |
| 6.3.1 合理借鉴先进经验 |
| 6.3.2 系统加强实施机制 |
| 6.3.3 积极推进中外协调 |
| 6.4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8）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 ——以法治科技观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 科技法制 |
| (二) 科技文化 |
| (三) 法治科技观 |
| 三 研究现状与问题 |
| (一) 研究现状 |
| (二) 研究存在的问题 |
| 四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研究内容 |
| 五 研究重点难点、创新及不足之处 |
| (一) 研究重点难点 |
| (二) 研究创新之处 |
| (三) 研究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发展渊源(1921-1949) |
| 1.1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科技观与法治观 |
| 1.1.1 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 |
| 1.1.2 马克思主义的法治观 |
| 1.2 根据地科技法制建设 |
| 1.2.1 宪法性文件对科技的规定 |
| 1.2.2 优待科技人才的政策法令 |
| 1.2.3 奖励发明与技术改进的规章 |
| 1.2.4 发展农林牧业的规章 |
| 1.3 根据地科技法制促进了科技文化建设 |
| 1.3.1 吸引和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 |
| 1.3.2 组建科研机构和科学社团 |
| 1.3.3 边区的科技奖励活动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初步创建(1949-1957) |
| 2.1 法治科技观的初步确立 |
| 2.1.1 第一代领导人的有关论述 |
| 2.1.2 政策性文件的有关论述 |
| 2.1.3 科技共同体的关注 |
| 2.1.4 “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 |
| 2.2 科技法制的初创 |
| 2.2.1 《共同纲领》与《五四宪法》对科技的规定 |
| 2.2.2 科研机构与社团的规章 |
| 2.2.3 科技人员的法规规章 |
| 2.2.4 科技奖励的法规规章 |
| 2.2.5 特定科技领域的法规规章 |
| 2.2.6 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国际协定 |
| 2.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2.3.1 科技建制规章的彰显：中国科学院的组建 |
| 2.3.2 科技强国的召唤：留学生归国潮 |
| 2.3.3 科技奖励规章的凸显：技术革新运动 |
| 2.3.4 国际科技合作的先河：“156项工程”的实施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曲折发展(1957-1966) |
| 3.1 重人治、轻法治的科技观 |
| 3.1.1 第一代领导人的有关论述 |
| 3.1.2 未经法律程序的“科技宪法” |
| 3.2 科技法制的曲折发展 |
| 3.2.1 科研开发的法规规章与政策性文件 |
| 3.2.2 科技人员的法规规章与政策性文件 |
| 3.2.3 科技成果的法规规章 |
| 3.2.4 特定科技领域的法规规章 |
| 3.2.5 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国际协定 |
| 3.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3.3.1 阶级性科技观的初显：科技界的“反右”运动 |
| 3.3.2 科学精神的缺失：科技大跃进 |
| 3.3.3 科学精神的回归：人工合成牛胰岛素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畸形发展(1966-1976) |
| 4.1 “人治+群治”的科技观 |
| 4.1.1 《五·七指示》：开门办科研 |
| 4.1.2 《七·二一指示》：从工农中选拔科技人才 |
| 4.2 几近空白的科技法制建设 |
| 4.2.1 《七五宪法》取消了公民的科研自由权 |
| 4.2.2 《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 |
| 4.2.3 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国际协定 |
| 4.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4.3.1 批判资产阶级学说：对相对论的批判 |
| 4.3.2 批判洋奴哲学：蜗牛事件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恢复发展(1976-1993) |
| 5.1 科技观的法治化 |
| 5.1.1 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人的有关论述 |
| 5.1.2 科技共同体的关注 |
| 5.1.3 科技体制改革走上了法治化路径 |
| 5.2 科技法制体系的初步形成 |
| 5.2.1 科技基本法 |
| 5.2.2 科技研究开发法 |
| 5.2.3 科技成果法 |
| 5.2.4 特定科技领域的专门法 |
| 5.2.5 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法 |
| 5.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5.3.1 人治科技观的余毒：陈梦猇事件 |
| 5.3.2 法治化科技观的初步觉醒：韩琨事件 |
| 5.3.3 法治化科技观的再次觉醒：曹时中事件 |
| 5.3.4 南极事务决策权的取得：南极科学考察站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谐调发展(1993-) |
| 6.1 法治科技观的确立 |
| 6.1.1 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人的有关论述 |
| 6.1.2 政策性文件的有关论述 |
| 6.1.3 科技共同体的关注 |
| 6.2 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法制体系 |
| 6.2.1 科技基本法 |
| 6.2.2 科技研究开发法 |
| 6.2.3 科技成果法 |
| 6.2.4 特定科技领域的专门法 |
| 6.2.5 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法 |
| 6.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6.3.1 科技共同体的社会责任：科普文章官司 |
| 6.3.2 科研诚信的缺失：“汉芯”事件 |
| 6.3.3 科学精神的弘扬：《科普法》中“伪科学”一词的存废之争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四、适应经济发展要求 加快我国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建设(2000年11月28日财政部会计司司长冯淑萍同志在内部控制制度研讨会上的讲话)（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会计监督的历史贡献[J]. 杨雄胜,陈丽花,孙东木,向利. 会计研究, 2019(11)
- [2]新中国七十年会计大事记[J]. 张涛,韩传模. 财务与会计, 2019(15)
- [3]我国会计泰斗杨纪琬先生对我会计专业生涯的深远影响[J]. 张为国. 会计研究, 2017(10)
- [4]中国学校体育政策变迁研究（1904-2014）[D]. 高晓峰. 北京体育大学, 2017(11)
- [5]1976-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酝酿与探索[D]. 乔克.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6]集体行动与秩序生成 ——高职学制政策变迁的政策网络分析[D]. 张衡. 华东师范大学, 2013(05)
- [7]趋同背景下的中国企业会计制度变迁研究[D]. 王磊磊.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3(12)
- [8]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 ——以法治科技观为视角[D]. 赵小平. 山西大学, 2012(01)
- [9]变革 扶持 普及 承担——2010年中国媒体发展盘点[J]. 强月新,熊燃. 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 2011(00)
- [10]中国企业会计准则思想发展路径的考证（之一）——中国企业会计准则思想发展的背景[J]. 刘常青.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 2009(05)